作者：孫海波   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法概念論與裁判理論   法理論包括關于法律的概念與性質、規范與行動理由、價值與權威等內容，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般法理學的主題。自邊沁提出“審查性法理學”與“解釋性法理學”之二分以來，法律科學逐漸廓清了與倫理學、立法學、政治學之間的界限，這種貢獻尤其體現在奧斯丁的《法學的范圍》及其創建實證主義法學的努力之中，自此一般法理學得以確立并致力于以分析的方法探究世界各國成熟法律體系中所共有的法律概念和原則。哈特在批判奧斯丁“法律命令說”的基礎之上，通過把日常語言分析哲學的方法引入法理學中，他將法實證主義理論進一步向前推進，由此建構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社會規則”理論。事實上，我們可以將法理學進一步轉化為以下三個具體的研究范疇，即法概念論、法理論和裁判理論②。囿于篇幅和本文的主旨論題所限，本部分僅關注法概念論的思想及其與裁判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   (一)從“法概念”到“法理論”   關于“法律是什么”的問題一直是近代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以至于今天人們對此依然沒有一個定論。然而對我們而言，直面這一問題自然是無法逃避的。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一開始就棲居于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實踐之中，不論我們是否已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存在，事實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我們都在以某種方式實踐著某種法概念的理論。   〔1〕針對法概   念歷來就有多種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權且稱作“法律的概念觀”、“法律的觀念”或“法概念論”。易言之，它是論者所秉持的對于“法律是什么”這一問題的觀點或看法。不同的學派、甚至同一學派內的不同學者之間，都可能會持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對立的法概念觀③。與法概念論緊密相連，法理論將探討的內容進一步向前推進，不僅僅將關注點停留在法律的性質問題上，而且開始反思法理論的性質及建構方式，這便涉及到了方法論層面的問題。這一點仍然與疑難案件的理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并將關系著我們究竟在何種層面、以何種方法或視角來討論疑難案件及其裁判問題。作為法理論工作者或法理論家能否通過運用概念分析法來建構一種關于疑難案件的描述性法理論，抑或是在解釋主義范式下選擇規范主義的理論建構進路，這仍然是有意義的，事實上晚近德沃金對于哈特理論的批判也由原來的“法概念”轉向了“方法論”的層面。   英美法理學界關于法概念的探討十分豐富，尤其是近年來這種爭論似乎一直沒有停止過。可以說，從1967年德沃金專門撰文“規則模式”批判以哈特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法理論以來，這種關于法性質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   〔2〕14－46哈特的法理論主要是基于概念分析和描述性的方法，揭示出了法律不同于其它規則的一系列重要特征。他提出了兩項核心主張來闡釋法概念的基本特征:第一，法律具有如同社會規則一般的外在面向與內在面向，因而與以“單純制裁為威脅后果的命令”和“被迫的服從習慣”區別開來;第二，建構現代法律體系的關鍵要素，乃是通過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結合，確立一個統一法律體系的合法性判準，該判準就是承認規則。這種“社會規則理論”所引發的挑戰主要來自實證法學外部，德沃金當屬最強勁的批判者之一。德沃金指責哈特法理論所賴以為憑的“承認規則”根本無法識別出法律原則，而在他看來法律原則恰恰才是法理論的核心所在，或者是一個法律體系必不可少的要素。后來這種批判逐漸由法概念論轉向了方法論，致力于爭論疑難案件及法理論的建構方式。由此如何解決規則與原則、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難題，直接關系著疑難案件及其裁判方法的理論模式與內容。   (二)法概念論與裁判理論   由于不同的論者所秉持的法律概念觀不同，這必然使得他們的裁判理論也迥然各異。我們無法也沒必要去對所有的法學派別進行逐一檢討，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法實證主義理論、自然法理論及現實主義法學是需要特別關注的。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由于自然法理論堅持一種實質主義的法概念觀取向，認為在形式化的成文法之外還應當包括符合人類理性的自然法、道德原則等等，因而其法概念范圍要明顯廣于那種僅靠單一的譜系性判準所識別出的規則概念觀，而這種社會規則論恰恰就是法實證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張。但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自然法論者的實質主義價值取向又必然在追求一種“具有更高價值”的法，因此那些不符合人類理性、道德價值和政治原則的法在他們眼中根本不能被算作法，也就不能夠被作為法官裁判的依據。這樣一來，自然法論者通過一個“價值過濾的程序機制”人為地縮小了法律概念的范圍。正如陳景輝先生所說:“無論是自然法論者，還是法律實證主義者都認同‘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場，他們的區別僅在于法律的范圍不同而已。”   現實主義法學反其道而行之，它徹底顛覆和挑戰傳統的法理論，其內部又細分為“規則懷疑論”和“事實懷疑論”兩個派別，其基本主張在于不存在現成的法律規則供司法裁判所用，法官可以以未來為導向自由地發現和創造法律。在現實主義者們看來，那些宣稱自己是在“依法裁判”的法官，不過是在說謊而已。上述各個學派的具體思想及代表人物的主張，并不是本部分討論的重點。   由于法概念或者法理論的最終生命力必須體現為在實踐中的運用:一方面，法官必須盡可能地在法概念或法理論中為自己的司法裁判尋求正當性的證明，另一方面，爭訟雙方當事人也必須最大限度地訴諸法律來證立自己在爭議案件(尤其是疑難案件)中的權利義務。因此，法概念論與裁判理論之間必然會發生關聯。那么它們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實際上在本文開篇就已經指出，法概念論與裁判理論之間并不是一個單線的決定論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波斯納在這一點上走的更遠，由于在法概念論上他持一種消極的態度，故而反過來主張“審判和法甚至都是不相聯的”。#p#分頁標題#e#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某個論者在法概念論上所秉持的立場，就直接得出其在裁判理論上的立場。兩個在法概念論上完全有別的論者，其針對某個特定的疑難案件可能會堅持相同的裁判理論，反之亦然①。這不足為奇，舉例來說，德沃金與哈特在法概念論上存在著明顯的異同，他們對“政治道德原則”是否屬于法律的一部分各執一詞，但在面對一個疑難案件時，二者均不否認一個道德原則可以而且應當適用于該案的裁判。   同樣地，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實證主義者和規則懷疑論者均主張法官可以通過司法立法的方式進行裁判，但在對“何謂法律”的問題上二者的立場迥然相異。因此，這說明了我們不可能通過單線的決定主義思路，來提煉一套法概念論和裁判理論相融貫一致的司法裁判理論，而必須深入法概念論的內部去發掘他們各自獨特的裁判論主張。這也同樣告訴我們，一種對所有疑難案件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裁判理論是不存在的，類型化的思考和努力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法哲學視野中眾說紛紜的疑難案件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已多多少少地觸及到了案件疑難的問題。他從詞源上探究“公正”與“公道”，認為從整體上來說二者均為一種善，但彼此之間又有不同，公道比公正的外延更廣且實質上更為優越一些。公道雖也屬于公正，但卻非法律上的公正，相反是對法律上公正的一種補充。他接著闡明了這一判斷的原因:“法律是一般的陳述，但有些事情不可能只靠一般陳述解決問題。……人的行為的內容是無法精確地說明的。所以，法律制訂一條規則，就會有一種例外。當法律的規定過于簡單而有缺陷和錯誤時，由例外來糾正這些缺陷和錯誤。公道的性質就是這樣，它是對法律由于其一般性而帶來的缺陷的糾正。”〔5〕161亞氏的這一論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律(成文法)之無可避免的模糊性、僵化性、不完整性等局限，由此便需要司法判決予以糾正或補充，在這種意義下疑難案件與簡單案件的區分就已初見端倪。   沿著亞氏的進路來看，凡是屬于法律公正范疇內的案件無疑屬于常規型的簡單案件，而在法律公正之外需憑公道來予以校正和完結的案件則屬于疑難案件，盡管這一區分并不是理論上所表述的那樣清晰。   實際上為后世所一直爭論的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法律續造理論等無一不是與這一主題相關的，而不同的地方僅在于論證方式、對象材料、理論語境方面的差異而已。幾千年來這一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無數人們也曾試圖去揭開這層神秘的“司法面紗”，但今天依然未能如愿。為比較清晰地洞見疑難案件在思想史上的爭論和探究這些爭論背后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部分選取幾次比較著名的學術論戰，其中包括形式主義與規則懷疑論之爭、哈特與富勒之爭、哈特與德沃金之爭以及德沃金與拉茲之爭，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司法的客觀性、疑難案件的界分與裁判方面。下文就將圍繞前述兩個方面，力圖梳理清楚爭論雙方各自支持什么、反對什么以及彼此是如何回應和反擊對方理論觀點的。   (一)法官裁判依賴規則嗎?   正如“法律是什么”這個被反復爭論的古老問題一樣，疑難案件也是當今法哲學上一個備受爭議的主題。在英語世界國家，自上個世紀中期開始法律形式主義與法律懷疑主義之間就拉開了論戰的帷幕，兩派各執一詞而不甘示弱①。前者具有這樣一種法治理想:“它堅持認為，法律推理應該僅僅依據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以及邏輯去決定一切為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假如法律能如此運作，那么無論誰做裁決，法律推理都會導向同樣的裁決。審判就不會因為人的個性差異而變化。”〔6〕3這是由一群法治完美主義者所秉持的純真司法理念，他們堅信法官只要忠實地遵守法律來進行邏輯推理，就總能輕易地獲致正確一致的司法判決。法官只是扮演著自動售貨機般的角色，無論何種案件投置于其中便可從另一端輸出判決結果，也難怪會有人譏諷其為“機械法學”(mechanicaljurisprudence，龐德語)。然而多少有些“殘酷”的司法現實給形式主義者當頭一棒，語言的模糊性、規則的不完整性、法律的可爭辯性等威脅司法確定性的因素確實存在著。假若我們依照形式主義的法律觀來推理，有時難以作出一個決定，有時又會推出復數的答案，有時還會得到一個合法但不合理的答案。到底哪地方出錯了呢?是否原來的那些想法真的過于“天真幼稚”而在現實司法實踐中行不通?換句話說，法律形式主義的那套裁判觀在簡單案件中暢行無阻，為什么到了稍有點疑難的案件中就不湊效了呢?除此之外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法治理想?正是在這種形式主義無法回應社會現實的背景之下，法律懷疑主義應運而生了。法律懷疑主義者主張一種“沒有法律”的法律概念觀(conception)，亦即“他否認，過去政治決定本身，為使用或不使用國家強制力，提供了任何證立。他在下述美德中，找到強制所必要的證立，即法官所作成的強制決定，以及當他們作成該決定時，這個強制決定本身(所具有)的正義、效率或其他某個當代美德。”〔7〕160該派內部觀點雖不盡一致，但最有名的莫過于霍姆斯大法官那一廣為人所熟知的論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一直在于經驗。時代的迫切需要、流行的道德理論和政治理論、公共政策的直覺，甚至法官與其同事們所共享的偏見，無論是公然地還是下意識地，在決定人們所服從的規則方面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三段論推理’。”   顯然，這種思想今天在美國的法學院及司法實務界占據了主導的地位②。這樣一種“沒有規則的游戲”同樣面臨著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正如美國學者伯頓所指出的:“在現實世界中，一些人自由一些人被束縛，一些人生一些人死。一場游戲這樣做而沒有理由或出于錯誤的理由，就不是一種我們應該在一個信奉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中進行的游戲。”〔6〕4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馳的司法理想的背后，實質上是對于“簡單案件”與“疑難案件”之區分及裁判客觀性的分歧，這種爭論今天依然引領著西方法哲學思潮的主流，尤其是在法實證主義傳統悠久的英美法理學中生生不息，正如一位美國學者和一位英國學者在他們合著的一本法理學著作中所說:“美國和英國的法律體系盡管在表面上存在著種種相似性，實則有著深刻的差異———英國法律體系是高度‘形式的’，而美國法律體系是高度‘實質的’。”〔9〕1形式主義之所以在英國色彩更加濃厚，與其根深蒂固的實證法學傳統是分不開的;而美國法則由于深受啟蒙運動和自然法學說的影響，進而導向了對實質推理及實踐理性的追求。#p#分頁標題#e#   (二)法律是由社會事實決定的嗎?   當然對于疑難案件主題加以研究的并不局限于法律形式主義與規則懷疑論兩種思潮，自然法學派、歷史法學派、社會法學派、實證法學派等都曾或多或少地論及過這一問題，只是關注多少和影響大小的問題。自然法學派區分了“法”與“立法”，前者不僅包括后者，而且還包括理性、公正、道德等一切形而上的價值理念。他們主張法官應以公正的良心去斷案，在現有成文法不敷需要或與法律的良善淵源相沖突之時，可以訴諸道德、正義以及更高的自然法。新自然法學家富勒曾將法律視作“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并將司法裁判視作一個形式與目的綜合互動的過程。   也就是說法官不僅僅應依據“法律是什么”來裁判，更重要的是要以“法律應當是什么”來裁判，換句話說司法裁判必須要符合“法治原則”①。一如富勒所言，“除非我們的法官將忠于法律的義務與制定應然法的責任前后協調起來，否則他永遠不可能找到一個解決其兩難境地的滿意辦法，這一點難道也還不明白嗎?”〔10〕168因此可以認為，富勒是反對哈特關于簡單案件與疑難案件之二分理論的。他認為哈特的疑難案件理論主要奠基于以下三個假定，而所有這些假定均不成立。具體而言:1.對一條法律規則的解釋就是對其中概念文字的語義解釋;2.對法律規則中概念文字的解釋取決于這些語詞在日常語言中的用法;3.法律規則中的概念文字的意義不受其所作用的特定法律領域的影響。〔11〕61－72其實，除此之外二者之間最為核心的一個爭議還在于他們對法概念的界定不同，或者說他們秉持著不同的法律概念觀。由此難免會增加不必要的誤解和降低學術爭論的意義，如哈特所擔心的:“我也為一種擔憂所折磨，那就是我們在法理學上的出發點與興奮點是如此不同，因此作者(指富勒教授)與我也許注定了不能相互理解彼此間的作品。”〔12〕357哈特將法律視為一套靜態的社會規則體系，它是由社會權威或社會事實所決定的。而富勒則把法律看成是人們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它是一項目的、事業、過程和活動。顯然二者對法律概念的界定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也由此引發了他們對待疑難案件的界分及裁判理論的不同態度和爭議。哈特的全部法理論在于，“一個國內法律體制，是那些具有‘開放結構’規則的創造物，在其根本處有一個終極性的法律規則，也就是說，該規則提供一套標準，這些標準是該體制的衍生性規則得以評價的最后憑藉”。   如此一來，承認規則挑起了建構整個法實證主義理論大廈的基石，雖然它致力于提升和增進法律的確定性，然而現實中卻又不可避免地會制造不確定性②。正如他在《法律的概念》一書再版后記中所說:“不計任何代價犧牲其他價值來排除所有的不確定性，并不是我對承認規則所設想的目標”，“我在本書中曾明白地表示，或者至少我希望明白地表示，承認規則本身以及其所鑒別出來之特定法律規則，可以有可爭辯之不確定的‘陰影地帶’”。   法律規則與語言的此種不確定性必然會促使疑難案件的出現，這是法律和立法所不能及的，只有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和法律解釋方法的運用，疑難案件方可得以解決。富勒的進路則在于將目的視為法律最為核心的要素，無論是法理論的建構，還是法律解釋和法律裁判均要忠于這一理想③。由此在富勒那里，法律并非一種社會事實所決定的規則，而是作為一種多維度、多要素、動態的系統存在，連立法者與公民之間營造出的有效互動也被視作法律本身的一項要素。〔14〕223至此不難看出，哈特與富勒之間所爭論的疑難案件由于各自法律概念觀的不同而導致了彼此的誤解。以至于道德爭議的案件在富勒那里都很有可能被當作疑難案件來處理，比如富勒所提出的告密者案件的難題，在哈特那里則根本就不是一個法律難題。   (三)法律是一種闡釋性概念嗎?   在上一輪哈特與富勒的論戰中，哈特教授顯然已經占了上風，他的社會規則論和疑難案件裁判論也已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盡管如此，他仍然未能避開德沃金這個強勁的理論敵手，德沃金重舉自然法學說的大旗與哈特展開了新一輪的論辯與較量。如此之舉，一方面是為富勒進行辯護，另一方面則是捍衛新自然法學說的基本立場。以至于有學者說:“在過去四十年里，英美法哲學幾近完全沉浸于(或許有人可能說是困擾于)被稱之為‘哈特與德沃金之爭’中。自從德沃金最初于1967年在‘第一種規則模式’一文中對哈特的法實證主義理論所作的影響深遠的批判以來，不計其數的著作和論文紛紛問世，它們要么是反對德沃金并以之為哈特辯護，要么是擁護德沃金來反對哈特的辯護者。”〔15〕1－56二者長達幾十年的論戰所涉及的主題是廣泛的，而與本文直接相關的，乃是他們對待疑難案件的不同態度及其提出的法理論。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樣，實證主義者偏愛在疑難案件與簡單案件之間劃出界限。具體說來，凡是被一般規則明確覆蓋到且徑直使用邏輯推理即可得出正確結論的案件就是簡單案件;與之相反，那些案件事實落在規則的陰影區域或邊緣地帶，無法通過既有的法律規則來提供現成的答案，這就是法實證主義者眼中的疑難案件。哈特既反對“決定論”的形式主義，也反對“非決定論”的規則懷疑主義，而試圖以“開放結構”的提出在二者之間走了一條中間道路。這種開放性結構意味著，“存在著某些行為領域，這些領域如何規范必須由法院或官員去發展，也就是讓法院或官員依據具體情況，在相競逐的利益間取得均衡”。   也就是說疑難案件在哈特那里，實質上就是沒有被規則所覆蓋到的案件，這十分類似于我們今天所稱的“法律漏洞”，他在《法律的概念》一書后記中再次明確了這一點，他說:“這種所謂的‘疑難案件’(hardcases)之所以‘疑難’，不只因為在這種案件中理性且資訊充足法律人之間對于法律上正確的答案為何可能意見不一，而且因為在這樣的案件中法律基本上就是不完整的。”〔13〕233由此主張在規則落入開放性結構之邊緣地帶的疑難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就是要填補漏洞，亦即發揮創造規則的自由裁量權，或者說是一種有限的立法功能。#p#分頁標題#e#   早年德沃金接替哈特出任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講職，在方法論上追隨哈特的腳步并為分析法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不久之后他回過頭來卻把批判的標靶瞄向了哈特以及整個法實證主義理論，并揚言要拔掉這顆語義學之刺(thesemanticsting)，并代之以建構性的法律闡釋理論。   德沃金對哈特的描述性法理學展開了多面向的批判，核心之一便是極力反對哈特關于疑難案件與簡單案件的劃分及裁判理論。德沃金認為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即使沒有明確的規則可用來處理手邊的案件，某一方仍然可以享有勝訴權。即使在疑難案件中，發現各方的權利究竟是什么而不是溯及既往地創設新的權利仍然是法官的責任”。〔17〕118也就是說在德沃金看來，今日高度發達的法律體制中“就算不被‘規則’涵蓋到的案件，也一定還是被抽象、概括性的‘法律的原則’所規范到”。   哈特的謬誤在于其系譜性的法律判準，亦即承認規則，無法識別法律規則以外的原則、政策等要素，而這恰恰是德沃金整全法理論的全部必備要素。因此，德沃金指出，事實上法官既非事實上的立法者，同時亦非的立法者。當他們超出既有的政治決定之外時便是立法者，這個為人們所熟悉的假定是極具誤導性的。這實質上是在批評哈特的“強式的自由裁量權”，亦即法官的司法造法權，他反對那種流行的法官造法觀點的第一個原因在于，立法者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而法官并非如此，因此其不得染指立法權威，只能做好分內裁判之事。此外法官充當立法者還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這種通過司法立法進而將其回溯性地運用到面前疑難案件的做法違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則，二是法官們一旦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時卻總是在撒謊———“我們并沒有制定法律，而僅僅宣布法律是什么”。〔19〕168   此處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哈特與德沃金理論視野中的疑難案件有沒有重合之處?還是他們各自在自說自話?一如前述，哈特法理論中的疑難案件只有一種簡單的類型，那就是無法被既有法律規則所覆蓋到的案件，暫且稱其為“法律缺失型”的案件。而相比之下，德沃金眼中的疑難案件則是十分復雜的，而且他本人對待疑難案件的態度在過去幾十年中也發生了變化。在早先時期，他實際是接受或至少是默認哈特關于簡單案件與疑難案件之分的。只是到了后期他才轉變觀念，開始主張這種劃分根本上是一個假問題，他的建構性闡釋理論可以應對一切案件，而對案件進行簡單和疑難的二分實屬多此一舉。從疑難案件的類別歸屬來看，早期他所謂的疑難案件實際上就是“沒有被清晰的法律規則加以明確規范到的案件”。〔20〕33－71   這類案件可以被歸納為“規則缺失型”的疑難案件，它并不等同于落于哈特開放性結構之邊緣地帶的(法律缺失型)案件，亦即不是由于法律漏洞所生發的疑難案件。因為在德沃金看來現今英美法是一種高度發達和完整的法律體系，就算不被現有規則覆蓋到的案件也必定會被法律原則覆蓋到，因此對于任何案件而言都存在著唯一正確的答案，只要法官能夠學會他的整全法闡釋理論，便可通過法律原則來裁決一切案件，一言以蔽之，他是根本不承認有法律漏洞存在的①。晚年他放棄了對這類疑難案件的處理策略，而將關注點集中在了另一類疑難案件上，這類案件雖然有現成的法律規則加以調整，但法官若徑直判決有時可能會得出一個荒謬的判決，具體表現為合法與合理兩種理想之間的沖突。相比之下，這類疑難案件處理起來更加棘手，不妨回憶一下Palmer案，法官是否會支持一個謀殺者關于遺產繼承的主張呢②?在該案中法官們對“紐約州遺囑法所規定的到底是什么”出現了爭議，這顯然是德沃金后期所重點關注的那類疑難案件，亦即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相沖突的疑難案件，暫且稱其為“理由沖突型”的疑難案件，我們比較熟悉的四川“瀘州二奶案”就是此類意義上的疑難案件③。在德沃金看來對這類案件的裁判需要特定的方法和技術，于是他預設了一位名為Hercules的法官(實則為德沃金自己的化身)，他接受整全法理論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耐性，并通過一套建構性的闡釋法理論應對眼前的一切案件，無論是簡單案件還是疑難案件，都無需像哈特主張的那樣，法官在疑難案件中法外造法，去行使一種強式意義的自由裁量權，以最大限度地維護現行英美法體系的穩定和完善。

一、政治學學科宏觀培養目標

政治學是一門十分重要的社會科學，也是高校普遍開設的一門重要學科。例如，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成本和收益分析，培養的是理性的“經濟人”，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組織及其運行，培養的是具有集體意識和公共道德，能夠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人”。醫學關注的是“生理人”，心理學關注的是“心理人”，倫理學關注的是“道德人”，諸如此類，每一學科都與人的某一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緊密相連，同理，每個人也是“政治人”。①大到政權更迭、總統選舉、議會組閣，小到村民自治、社區選舉，生活處處皆政治。國家的組織及其管理、權力的運行及其規范、權利的設立及其保障、公平正義的法則及其維護、公民的道德及其素養，細細想來，那一項能擺脫政治的“有形之手”?正如亞當•斯密所言:“最能推進公益精神的當首推政治研究———對國民政府的各個系統以及他們利弊的研究，對自己國家的憲法、國家對外國的地位、利益、國家的貿易、防務，國家面臨的不利因素，國家有可能遇到的危險，以及如何消除不利因素，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這樣一些方面的研究。因此，如果有關政治的研究論文是公正、合理和適用的話，那它在所有的研究作品中就是最富有實用價值的”。

(一)培養人的內在品質與公共價值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而社會性的重要表現就是人要參與公共領域的生活。可以說，政治學創造和證實著對生活意義的闡釋，通過參與政治，個人可以完善自身并推進公共的善，政治學乃是一種教育活動，是發現、闡述和表達意義的場所，對于參與者而言，政治過程比政治結果更重要。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德懷特沃爾多所言:政治學不應當僅僅看成一種專業、一個學科，而言作為一項事業，“所假定的前提是，政治學是一種事業。在這種事業中，我們通過時間、經驗和研究，獲得了更多的關于政治的知識。”

(二)塑造公共理性，培養公民品質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思想巨擘高舉理性主義的大旗，以嚴密的邏輯和審慎的反思能力，探討了治國理政中的規律性，他們從自然律(na-turelaw即自然法或自然理性)到社會律(Logos邏各斯)進行了全面探索，認為人類社會受最高的理性———自然法的制約，只有按照自然法則的指導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馬克斯•韋伯就指出，大學課程培養的目標就在于“必須讓學生不斷認識自己的角色和承擔的政治理智的責任和義務，讓他們自己懂得他們的追求和目標之間的本質，而且培養他們都能通過自如地駕馭責任來把握自己的人生問題。”可以說，政治學強調的公共理性是多元化、現代化社會的公民必備的品質，是高素質人才的顯性標志。

(四)造就公共之善，培養政治品行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在人對物質世界進行過度掠奪的同時，人的物質欲望卻無法得到滿足，人在追逐物質利益的同時，精神世界卻更加空虛和萎靡，所以，人在滿足自身物質需要的同時，也導致了其自身的異化。因此，自從20世紀初期以來，人類對行為的反思逐漸增多。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呼聲更加強烈。生態文明的理論和概念也就應運而生。生態文明，是當今人類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理性反思的產物，因為“對自然的內在復雜性的過低估計和對人類的認識和控制能力的過高估計，使得傳統工業文明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過程，變成了對文明的根基——自然——的掠奪和破壞的過程，變成了對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自己家園的毀滅過程。因此，人類必須告別傳統的工業文明，構建新的生態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塑造人、影響人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承擔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對生態文明觀的培養。生態文明建設首先要完成是觀念的轉變。觀念的形成既是實踐獲的理論抽象，更是教育的結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首先要塑造生態文明觀。生態文明觀包括，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和子孫后代唯一的家園；人類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部分，不能獨立于復雜的生態網絡之外；人與自然的關系制約著人與人的關系，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是調整人與社會的關系；人類以文化的方式存在，所有先進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地球的自然是有限的，即使是科學技術也不具備無限改造自然的能力；環境的權利和義務必須統一，對環境的開發必須承擔對環境的修復相平衡；自由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從，受自然法則的約束。總之，人類要認識到人是自然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思想政治教育要通過教育實踐活動在受教育者中宣傳和傳播生態文明觀，傳播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傳播環境危機意識等，通過宣傳活動逐漸形成人們的生態文明觀，從而自覺養成生態文明的行為，自覺維護生態平衡，自覺維護生態文明。只有在全體國民都樹立了生態文明理念的基礎上才能夠形成維護生態文明的合力。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對文明消費行為的引導。文明消費是指能夠合理利用自然的賦予、有節制地使用自然提供的物質以滿足人的正常需要的消費行為。不文明的消費是指過度消費、炫耀式消費和符號性消費，等等。當前，在消費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以過度性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消費異化，也就是說，消費不以滿足人的合理需要為目的，而是以滿足人的畸形消費心理、錯誤的消費取向為目的。在異化了的消費行為中，自然資源被過度開發，自然資源被過度浪費，人的勞動也被過度消耗。據統計，中國人用來購買奢侈品的數量和花費的資金已經超過日本，排名全球第一，成為全球奢侈品需求大國。奢侈品消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的消費文化。其他的過度消費行為包括過度包裝、嚴重產能過剩、餐飲浪費等行為。這些消費行為既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人們消費心理不成熟、社會文明程度滯后的表現。過度消費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是對資源的無情掠奪，是對人類自身生存環境的巨大破壞，因此，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引導人們養成文明消費的習慣。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過世界觀、人生觀的教育使人們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和幸福觀，引領社會文明消費、合理消費。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對生態文明理論的研究和挖掘。生態文明建設是對現實環境的回應，更需要理論的支撐，需要理論體系的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是要在思想上和觀念上處理和理解自然和人類的關系，從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角度來制訂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這都需要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之上。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深入研究和探索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較早地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和資源問題。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馬克思在這里指出了人與自然的不同，也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生存就要通過人類的勞動與自然實現物質的交換，從而保證人的繁衍和生存。但是，人對自然的無限制的開發和對自然的掠奪造成了自然界的危機以及現代人類的生存危機。恩格斯也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了人類無視自然界的規律盲目開發和掠奪所帶來的后果。他說：“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人與自然對立狀態的途徑歸根結底取決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重新塑造。只有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完全的變革，破除了資本的強制和壟斷之后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共生。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也形成了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比如，提出的節約能源、改善環境的思想；鄧小平提出的轉變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思想；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以及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美麗家園”的思想，這些都為生態文明建設及生態文明教育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支撐。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也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文明的思想。儒家文化的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萬物一體”的思想、“仁”的思想等都蘊含著豐富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過深入思考和挖掘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生態文明的思想、中國共產黨人的生態文明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和理論依據。

二、生態文明建設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與轉變

綜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承擔著新的社會責任，因此，為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進行調整和創新。

摘要: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的倫理體系中歷來備受推崇。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幾千年來作為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誠實守信原則受到了嚴峻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中關于誠信道德的內容博大精深，在當代大學生的誠信教育過程中，充分發揮其價值和功用，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誠信教育

一、傳統文化中的誠信思想

我國古代不同時期文獻中對“誠”和“信”有著深刻而詳實的解讀，“誠”“信”二字連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在《論語》中有“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1］4“信近于義，言可復也”。［1］7在《荀子•不茍》中有“誠信生神，夸誕生惑”之說，意思是說誠實守信可以產生神奇的社會效果，相反，虛妄夸誕則產生社會惑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誠，信也，從言從聲”，“信，誠也，從人從言”。宋明時期的程頤、程顥說:“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為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2］可見，誠信不僅是交友之道、夫婦之道、治國之道，也用于生活的其他領域，其被賦予了普遍的指導意義。在封建社會，儒家對“誠信”推崇備至。以“信”為例，一部《論語》，“信”字出現了38次，孔子將“忠”和“信”看作是最主要的道德規范，孟子則將“信”作為“五倫”之一，到了漢代，“信”被列入“三綱五常”之中。雖然“誠”與“信”相互關聯，但二者又存在著區別:“誠”是指“內誠于心”，“信”則偏重于“外信于人”;“誠”是對道德主體的單向要求，“信”是對社會群體提出的多邊要求。由此可見，在我國古代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傳統文化中關于誠信道德的內容博大精深，誠信在我國傳統社會中發揮過積極有效的作用。可以說，誠信是天地間的一種必然法則，是做人的基本準則，是基本的交友之道，是經濟活動的基本行為規范，是保證社會穩定發展的為政之道。

二、當代大學生的誠信危機及其原因

[摘要]

近些年以來，理論界爭論經濟法與民法的聲音越來越大。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法，而經濟法又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二者構成了一種互補的法律體系，這種理論更易被學者們接受。將兩者所處的體系地位與關系整理清楚，有利于完善經濟法的基礎理論。在此對經濟法與民法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分析，分別從民法相關研究、民法與經濟法的差異性、民法與經濟法的分界點、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四個部分進行闡述。

[關鍵詞]

經濟法；民法；獨立部門；聯系

一、民法相關研究

（一）民法概述

民法起源于古羅馬產物，后來漸漸出現在商品交換中。民法功能類型各不相同，很大一部分與民法典對國家與社會的想象迥異，其價值體系與民法典亦多有抵牾。我國未來民法典與特別民法關系的構建必須考慮到以下問題：民法典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被賦予了極高的法治期望。事實上，民法是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的總稱，重點是對財產關系的調整。我國沒有民法典，從而也沒有補充型特別民法。在消費者保護領域沒有關于消費者特權的一般性規定，我國民法發展道路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則是西方經歷的是解除管制—管制—再管制的過程，我國還未完成這一過程。當前，我國部分企業中存在公法與私法雜糅現象。要解決這一現狀，必須將其歸類，民法歸民法、行政法歸行政法。為實現技術中立，我國可以通過強化用益物權、淡化所有權來對債權內容進行切割與組合。按財產法邏輯建構的家庭法是實現民法典技術中立的最大挑戰，家庭法是文化的堅固堡壘，也是改變道德觀念與社會文化的主要利器。現代民法對傳統民法基本原則的限制正是體現了民法的個體利益本位之本質。民法還是以維護個體利益為中心任務的，只不過為了兼顧其他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而做出某些限制而已。

摘要:閱讀是一種心靈與心靈互相碰撞和交流的過程，閱讀對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升有著積極的意義。現當代文學作品貼近時代，易于閱讀，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文內涵。人文素養的提升是大學教育的應有之義，以人文概念和人文素養內涵為綱，以現當代文學作品閱讀為內容，從家國情感、人的存在、人的意義、人的自由、人類的共同意識等各個維度，剖析了現當代文學作品中體現出的人文要素，以此來提升大學生人文素養和培養其人文精神。

關鍵詞:現當代文學作品;人文要素;閱讀

閱讀優秀作品是一種心靈與心靈互相碰撞和交流的過程，是一種以自己的心靈為觸角去探索另一個或為熟悉或為陌生的心靈世界。加拿大學者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閱讀史》刊載一幅圖片:1940年10月22日在德軍轟炸倫敦荷蘭屋圖書館后，仍有人無視危險，撿起散落在地的圖書閱讀［1］，可見越是在艱難時刻，越需要閱讀作為精神支撐。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就是一部閱讀史，是通過對書籍的生產和閱讀來獲取知識、傳播知識、創造財富的歷史。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無論是精讀或博覽的閱讀方法，還是韋編三絕的苦讀或信馬由韁隨性的閱讀，體現出來的并不僅是一種閱讀的行為，更多的是人文素養積淀和提升的過程。曾國藩說過，人之心性，由于天生很難改變，唯讀書可以促其改變，蘇東坡說“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同理，閱讀可以看作是提升當代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有效手段。

1人文素養及現當代文學作品的人文稟質

《辭海》對“人文”解釋為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集中體現在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和愛護人。現代社會中對“人文”詮釋為:人的文明處事，是一種高尚道德，是一種唯美的境界［2］。而“人文素養”即“人文科學的研究能力、知識水平，和人文科學體現出來的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人的內在品質”［3］。葛兆光先生認為人文素養這一概念有如下含義:自覺地守護和踐履家國情懷，關注人的命運，關注人的價值、尊嚴，關注人的自由、人的權利，具有理想主義傾向，具有終極關切和宗教情懷，具有超功利的價值取向、樂于用審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具有叩問心靈、反身而誠的自我反思的意識和能力等多個方面［4］。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評論“文藝復興運動”時指出:“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5］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認為:在“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過程中［6］，對富有人文素養、德才兼備優秀人才需求尤其迫切。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達里奧•福說:“劇院、文學、藝術表達不代表它自己的時代是沒有意義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和知識分子認知世界的主觀反映。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從始于1917年的文學革命到當代的百年歲月，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切近、最劇烈、最宏大的時代轉型期，在百年間完成了敘述角度、抒情方式、結構組成等藝術手法的現代轉型，不僅形式上脫離了文言文，而且在思想內容上也迅速完善和成熟。現當代文學作品藝術化地反映了重大歷史變革和社會轉型期社會面貌及民眾的心路歷程和精神狀態，體現了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世界文學史中的獨特存在。文學是用文字實現情感深處的共鳴和共振，從而滿足人類的情感需求的天性和本能，這也是文學之所以不朽的內在原因，所以高爾基說“文學即人學”［7］。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認為新文學具有“抒情”和“寫世”的職能，提出“人的文學”，密切了文學與人生的關系。人文性是現當代文學內在特征之一，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現代文學作品便承擔起了改造國民靈魂的重大社會責任。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文中把現代文學看作“新一國之民”，“改造國民之品質”不可缺少的“要件”;周作人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一文提出新文學“具神思，能感興，有美致”的價值;魯迅在《墳•摩羅詩力說》中認為新文學:“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而“涵養人之神思”“啟人生之?機”，則簡明概括了現代文學的“職與用”。從諸多評論中可看出現當代文學具有的人文基因。

2現當代文學作品蘊含的人文素養

就文學閱讀層面而言，現當代文學作品大多以典范的現代文寫作，具有很好的傳播優勢。現當代文學閱讀不只是語文知識和文學常識的了解與記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浸潤其中的更是人文素養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傳播與弘揚。

第一篇

1、教師教學中，要有意引導學生提取文章精華，學為己用

通過語文課堂上對一篇篇經典的文章進行解讀鑒賞，分析其思想情感、藝術手法等，讓學生在學習中也受到思想教育，學會分析鑒賞文學作品，積累寫作素材，借鑒寫作手法，例如在教學中，教師要引導學生作文寫作引經據典，屈原的含冤受屈卻還要以身殉國的愛國情懷；李白的豪放不羈、自身詩風的浪漫主義風格；杜甫的憂國憂民，寫史詩中的名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英年早逝的王勃的《滕王閣序》中的經典句子等等，教師都要帶領學生仔細品讀感悟，加深理解從而運用到自己的寫作中去，與此同時也可以讓學生自己準備摘抄本，積累寫作素材。此外，一些作家名篇，教師可以對其藝術手法進行實際運用演練，幫助學生掌握技巧。

2、課外閱讀中引導學生有意識地積累寫作經驗

讓他們學會正確地選擇讀物，運用讀到的素材，雖然新課程改革理念是要求學生課外自讀名著，而且書中附錄也列出了推薦書目，但是據調查發現很多高中生都是無法保證課外閱讀時間，而且因為升學的壓力，大部分教師和家長都不贊同過多的課外閱讀，而且同學們即使有課外讀物也大多局限于青春的作品和一些文摘讀物，雖然這些讀物短小精悍，貼近學生的世界，但是大部分學生都是純娛樂性質的淺閱讀，收獲不大；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多讀名著，讀經典，這些先哲們的作品蘊含著無盡的寶藏，可以給學生思想啟迪和文學的熏陶，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們開展閱讀小組活動，共同分享讀后感，介紹古圣先賢或者一些典故；還可以舉辦閱讀知識競猜，通過名著知識競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閱讀經典。

3、從思維鍛煉中尋找寫作的源頭活水，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品質

學生寫作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和其思維深度有關，首先要關注學生思維的獨立性和深刻性，引導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發現問題，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其次要注重思維的廣闊性，全面的看待問題、辯證的分析方法以及發散性思維都是很重要的能力；再者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靈活性，敢于創新，學會多邊多角度的看待問題，那么寫作的靈感便會源源不斷的涌出：

從期刊出版量與學術論文產出量而言，地方科技期刊處于我國科技期刊的主體地位。但是，地方科技期刊也存在規模小、實力弱、辦刊分散等特點，尤其是期刊缺乏辦刊特色，在新媒體的擠壓下，生存能力日趨脆弱。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既面臨新的挑戰，同時也迎來了新的轉型發展機遇。只有深層次剖析地方科技期刊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地方產業發展中涌現出的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調整期刊方向、優化期刊內容，以實現期刊的特色化發展，才能提高期刊辦刊質量和影響力，拓展期刊的生存空間。

1同頻共振：新經濟背景下的地方科技期刊發展定位

期刊的發展定位是基于辦刊理念的期刊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取向，科技期刊的發展定位根據各自不同的情況各有側重，但是按照科技進步大勢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研究與選擇目標市場及其相應的讀者群，是期刊發展的基礎。期刊的運營要圍繞發展定位，保持相對的穩定，并逐步凝練辦刊特色，因此，“科技期刊的定位輕易不應作較大的改變，每一次較大的變動都有可能使其所擁有的讀者群流失”[1]。新經濟是20世紀90年代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出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近年來，新一輪技術浪潮使得新經濟的內容不斷豐富，互聯網+、智能制造、生物技術、云計算與大數據等技術的加速發展，推動產業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但是，“新經濟在推動產業化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負面效應，給產業帶來了不透明性、隨機性和高度的不確定性”，需要科技進步來消解存在的負面效應。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不僅需要把握機遇，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間，而且要明確辦刊宗旨，圍繞服務區域新經濟的發展，明確發展定位。地方科技期刊要結合行業科技創新與新經濟發展趨勢，以服務地方產業發展為目標，重點圍繞解決新經濟的不透明性、隨機性和不確定性，推進區域產業的轉型升級，要在實現與地方新經濟產業的同頻共振中，確立服務對象與辦刊目標，形成刊物的區位優勢。首要，精準定位服務對象。讀者和作者是期刊的服務對象，地方科技期刊的服務對象是從事行業科技創新與地方產業發展的科研人員，因此，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要結合新經濟發展趨勢，分析研究區域科研隊伍狀況，有針對性地明晰期刊的服務對象，重點是圍繞新經濟背景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對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精準定位相應的讀者群體，精心服務好相應的作者群體。其次，清晰設定辦刊目標。不同類型的科技期刊發展定位不同，其辦刊宗旨、選用稿方法、審稿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引領學術研究的方向。綜合類科技期刊（包括高校學報），包括高校學報，反映諸多學科領域內的科研成果，內容全面但是深度不夠，欄目較多而缺乏特色。地方科技期刊大多屬綜合類科技期刊，其辦刊目標要按照地方產業發展需要以及新經濟發展走向合理取舍，其目標定位應該是區域科技信息匯聚中心與技術創新交流平臺。再者，逐步積聚區位優勢。在出版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科技期刊出版的格局在發生變化，各類期刊都在競爭中努力探尋自己的準確定位和發展路徑。在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面前，地方科技期刊要生存與發展必需依托地方、面向區域，逐步積聚區位優勢。由此，在確立發展定位時，科技期刊要深入研究把握區位的學科優勢與產業優勢，要利用地方科技期刊的地方性特點，加強與地方高校、政府以及企業界的合作，在服務區域新經濟發展中，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

2適應調整：新經濟背景下科技期刊的特色凝練

地方科技期刊量大面廣，且大多屬綜合性期刊，學術期刊的專業化適用于高校學報，但是對于其他類型的地方科技期刊并不適合，因此，在期刊的轉型發展中必須走特色化的辦刊之路。地方科技期刊是面向地方的科技信息平臺，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層面，不可能局限在特定的學科領域，特色化是地方科技期刊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在新經濟發展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要在明確發展定位的前提下，通過適應性調整，凝練辦刊特色。科技期刊的特色是多方面的，可以體現在期刊的編輯意識、欄目的整體策劃、專欄的布局設計、內容的學科優勢、作者的行文風格等多個方面。特色是科技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只有不斷增強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地方科技期刊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在新經濟背景下，凝練辦刊的特色，首先要圍繞服務區域新經濟的發展，明確發展定位，在此基礎上從期刊的欄目設計、內容組織、傳播形式等方面入手，進行調整，以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從而辦出期刊的特色和魅力。一是對接地方產業鏈與創新鏈架構欄目。通常而言，綜合類科技期刊的欄目大多是以學科進行分類，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個學科交叉滲透的深度與廣度迅速加深，許多研究成果很難進行適當的歸類，特別是新經濟背景下，許多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再囿于傳統學科范疇。許多地方科技期刊缺乏對欄目的科學設計，存在欄目長期不變、欄目與內文不符、欄目過于隨意等問題[3]，科技期刊欄目整體架構缺乏特色，很難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期刊特色是科技期刊的核心競爭力，欄目特色是期刊特色的重要體現。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要圍繞地方產業鏈與創新鏈有針對性地調整現有欄目，通過以欄目特色凝練期刊特色，提升期刊的競爭力。在打造期刊欄目特色時，需要注意的是，地方科技期刊的欄目特色并非特色欄目，特色欄目并不能代表欄目特色：欄目特色是指期刊欄目在調適過程中形成的整體特色，主要是指切合新經濟背景下的欄目類別以及相應的地方產業鏈與創新鏈的特色，而特色欄目是期刊眾多欄目中篩選出來的具有特色的專題欄目。二是圍繞解決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共性關鍵技術問題組織優質稿源。“內容為王”是期刊發展的硬道理，優質稿源是提升地方科技期刊影響力和凝練期刊特色的關鍵，只有高水平、有特色的內容才能吸引讀者的興趣，才有可能最終將科技轉換為生產力。統計報告表明，科技期刊的約稿比例普遍較低，稿源以自由投稿為主，且高水平稿源缺乏，究其原因在于“在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下，高水平的論文大量流向國外期刊，而過分依賴于作者自由投稿的國內期刊，稿源質量與國際知名期刊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立足優勢、揚長避短，才能彰顯特色。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要圍繞特色欄目，開發、挖掘和利用自身的獨特優勢，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放在圍繞解決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共性關鍵技術問題，組織優質稿源。要依據地方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升級的需求，加強與行業企業、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聯絡，組織約稿，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技術資源，在期刊內容上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使科技期刊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并在區域內擁有市場競爭力。三是按照地方科技期刊的讀者群體實際采取個性化的表現形式。科技期刊的表現形式也是彰顯期刊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期刊的特色不僅取決于欄目內容的特色，還取決于期刊的表現風格。科技期刊的表現形式包括外在與內在兩個方面：外在表現形式是以版式為中心的期刊直觀呈現狀態；內在表現形式是以內容為核心的文章組織方式。期刊的版式包括版面、版心、刊眉、字體、標題、插圖等諸多要素的具體安排方式，是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重要因素。期刊版式的設計除了做到規范有度和風格一致外，要能夠彰顯個性與特色，“個性正是區分不同期刊的關鍵點，唯有找準定位，在刊物的版式設計風格中展現鮮明特色，才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地方科技期刊要面向產業界讀者群的需求，適時調整期刊的版式，增強閱讀的愉悅性，擴大期刊的影響面。期刊的內容組織要契合期刊的類型與特點，地方科技期刊要實現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同頻共振，就要在內容選擇與組織形式上適應區域新經濟發展的趨勢，滿足讀者不同的閱讀需求。研究表明，以專題形式組織文章內容，避免科技期刊內容的同質化，提升期刊的特色與優勢，可以“提高辦刊的主動性和活躍性，增強期刊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這種專題分類可以體現地方科技期刊應用型研究的特點，發揮服務地方新經濟發展的自身優勢。

3支撐引領：新經濟背景下科技期刊的價值取向

在新經濟背景下，支撐引領地方新經濟的發展應當是科技期刊發展的最終價值取向。地方科技期刊是區域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的重要展示平臺，在新經濟發展中處于基礎性、戰略性地位，在消解制約區域科技創新的體制障礙、架構科研成果轉化通道和優化科技創新政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科技期刊主要在3個方面體現出其支撐引領區域新經濟發展和行業企業科技創新的作用。一是區域性的科技創新。地方科技期刊一般依托于省級科協或者地方高校，是展示區域學術機構或團體科研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支撐引領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方面具有較強的屬地優勢，也具有更為實際的影響力，在構建區域性學術交流平臺、推進區域性學術建設方面不可或缺”，因此，區域的科技創新需要地方科技期刊提供支撐。二是區域傳統產業升級以及新經濟產業的發展。在新經濟背景下，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升級，尤其是制造業要逐步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地方科技期刊要在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中發揮技術支撐作用。與此同時，新經濟的發展存在不可確定性，需要地方科技期刊根據本地具體實際，有針對地提供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或者前瞻性的技術信息，以引領區域新經濟產業發展的方向。三是培養區域內支撐引領行業科技創新的專業人才。在新經濟背景下，地方經濟社會的創新發展需要具有前沿技術與創新思維的各類科技人才，以主導區域內的科技創新。我國的科技人員除了少部分從事國家高精尖端的研究外，大多數從事區域性應用技術研究與推廣，他們的科研成果大多數發表于地方科技期刊，也正是通過地方科技期刊，地方科技人員獲取了區域科技成果信息，并由此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提高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