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品交換世界的“價值”與現代人生活的“規訓”

對“現代世界如何誕生”的思考實質上是理解當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對這一問題瑪麗•伊萬絲側重于從“技術”層面給予回答，麥克法蘭則除了技術之外，看到了人們對“財產權的態度”以及“對利潤最大化、對積攢財富和花費財富的態度”是其中最為“核心之處”。但是，在現代世界建構過程中，人們怎么會成為“心甘情愿”的參與者？換句話說，人的存在方式、價值觀念如何能夠同步于這一建構？福柯的“規訓政治學”顯然有助于我們介入其中加以擴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規訓”來勾勒現代世界“支配人體的技術”的改變，即不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系，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更順從”，這是一種新型的“政治解剖學”。它的意圖在于“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這就是說，通過“技術”使得人們成為了“聽話”的人，“規訓”也就達到了自我實現而不是“強迫”的效果。福柯將這種思考歸功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在幾個地方強調了勞動分工問題與軍事戰術問題的相似性”，“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必須用紀律來滿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種機制，應能通過其各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但是，對于紀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紀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鋪展并未引起學術界太多的重視。實質上，“價值”概念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正是作為現代人生活的“規訓”（Discipline）之一種形式，馬克思由此開啟了“規訓”的政治哲學思考。

1.“價值”概念成為人的勞動乃至人的生存的“規訓”手段。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在價值的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價值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關系，“被設定為交換價值的產品，本質上已經不再被規定為簡單的產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質不同的質；它被看作是一種關系”。價值只有在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雙重揚棄時才呈現出來，一本書既可以用來讀（使用價值），也可以用來換一塊面包（交換價值），但是，讀和換是隔離的，不能合為一體。交換關系的完成需要“產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勞動即社會勞動時間的實現”。對此，我們不妨再以宮川彰舉的例子來說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種，收獲了具有使用價值的蔬菜，但是作為商品出場時，就存在了一個被市場、被“價值”評判的過程，如果不能滿足條件，這些蔬菜只能腐爛處理，“最終元兇就是價值關系”。這種“價值關系”成為了衡量人的勞動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勞動的獨特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每個私人勞動者自身的勞動是否有“價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須交由“市場”裁定，從而“價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種逼迫，而成為了一種自覺的勞動取向，實現了“規訓”人的勞動。進一步講，私人勞動與私人勞動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而也“規訓”了現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被展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人與人“分離”了。

2.價值概念的抽象性成為“人受抽象規訓”的存在論基礎。

我們知道，依據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從一種“外在的”通過技術化處理成為一種自覺自愿的內在的“抽象力量”。馬克思也正是通過“價值的四種形式”展現了現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價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這種超感性只能通過另外一種商品體表現出來，最終在貨幣那里完成了整個商品世界的抽象過程。抽象世界（貨幣）發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20碼麻布=1件上衣便是這種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換為10磅茶葉，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這是擴大的價值形式。第三步，則是對第二步的一種“顛倒”，各種不同質的商品體能夠展現為“同一商品體”，這一步至關重要。因為，這里對于“等同性”作了強調，馬克思批評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不可能在質上等同”，因為他“缺乏價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顯然，能夠將各種商品世界中出現的物（Sache）等同起來在第四步，即貨幣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貨幣）實現了。馬克思正是在價值形式的“歷史性”層面上告訴我們貨幣是怎么來的，實質上是告訴人們，現在完全被一種“抽象”統治（規訓）著。這就類似于一個人在衡量自身的價值、社會屬性的時候，往往以某種“身份符號”作為自己的標準一樣，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的表現本身就具有此種高度的抽象性，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受著資本、權利與形而上學抽象統治的基礎，沒有經濟生活，當然為商品經濟保駕護航的權利、形而上學的觀念也無從談起。

3.價值概念維度中的“剩余價值”揭示了現代世界“規訓”的根本秘密。

1宇野理論的形成及其影響

宇野弘藏，1897年生于日本岡山縣倉敷市，1921年畢業于東京大學。1922－1924年留學德國，開始接觸并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回國后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并先后執教于東北大學、東京大學和法政大學。1977年逝世。宇野的一生是研究《資本論》的一生。他留下的關于《資本論》的研究論文及著作就多達一百多篇。后人將其自己獨特的《資本論》觀稱之為“宇野理論”。宇野理論也同時吸引了諸多優秀的學者，在日本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宇野學派”。二戰后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正是在宇野為首的宇野學派的推動下實現的。

2宇野理論解析

為了徹底解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律，宇野以《資本論》為依托，構建了由原理論、階段論、現狀分析論所組成的經濟學體系，被人稱之為“三階段論”。而經濟學原理論是宇野理論的核心，是解開宇野《資本論》觀的鑰匙。1950－1952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上下兩冊（1964年改版）是宇野以全新的視角對整個《資本論》體系進行再整理和編撰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宇野的《經濟學原理》源自于《資本論》，但絕不是對《資本論》的照抄照搬。宇野在汲取了《資本論》精華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理論上的純化、整理。與《資本論》相比，《經濟學原理》的內容更加簡練精辟，全書共由三篇構成，即流通論、生產論、分配論。在流通論中，宇野充分吸收了《資本論》中價值形式論（《資本論》第一章第三節）的精華，并以此為主線展開。宇野認為，簡單價值形式“一件上衣＝20碼麻布”只不過是上衣所有者向麻布所有者發出的一個交換請求而已。這時交換成立的主導權已經掌握在麻布所有者手中，只要他同意拿出20碼麻布，立即就可以與上衣相交換。也就是說，此時的麻布已經具備了與其他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已經成為了貨幣的萌芽。隨著上衣所有者的交換愿望的擴大，上衣的價值也隨之用諸多的商品表現出來了，價值形式由簡單向復雜過渡。最終，在眾多的價值表現中，必然會出現一個或幾個特殊商品，這些商品是大多數人都需要的，也就是說，它（它們）成為了許多商品價值表現的材料，具有與諸多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這個特殊的商品最終固定在貴金屬黃金上，貨幣形式就出現了。由于受到使用價值的制約，商品之間的交換是很難實現的。而貨幣與商品相比則具有強大的優勢，它可以與任何普通的商品相交換。正因為此，貨幣可以承擔價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職能。而資本首先追求的是價值增值，無論是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還是銀行資本，雖然它們的形式不同，但最終它們都表現為一個追求的價值增值的運動體。這樣，宇野就以價值形式論為主線，在拋開價值實體———勞動的前提下，對處于流通形態上的商品、貨幣、資本的特性進行了重新梳理，論證了商品向貨幣、貨幣向資本轉化的必然性。但這并不是說，他因此否定了勞動價值說。在《經濟學原理》第二篇生產論中宇野對勞動價值進行徹底而完全的論證。在生產論中，宇野把勞動力的商品化放在了理論的核心位置。勞動力一旦成為了商品，那也就意味著“用商品來生產商品”的開始，生產過程本身從根源上就商品化了，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有別于其他社會商品生產的本質特征。

宇野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經濟法則，即價值規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就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只有在生產過程中，商品價值的大小是由生產它所投入的勞動量來決定的這一規律才能得以全面的印證。換句話說，勞動價值說只有在生產論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論證。因為勞動力商品與普通商品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勞動力商品可以不斷重復的使用。要使資本主義再生產得以持續進行，資本家就必須支付給工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費用———工資。作為生活資料的商品價值的大小一定是由生產它所消耗的勞動的量來決定的，如果生活資料的價值高于其投入的勞動的量，也就意味著工人得到的工資是不足以購買到使勞動力得以再生產的生活資料的，那么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無法維持；相反，如果生活資料的價值低于其投入的勞動的量的話，那么工人即便不勞動也能有足夠的生活資料，同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也不能維持。這樣，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投入的勞動的量來決定這一法則就成為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必然規律，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前提。資本家通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或者增加勞動強度的方法來獲取剩余價值。在宇野看來，資本的生產過程既是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又是商品價值的增值過程，而且資本的生產過程包含在了資本的流通過程中。他說：“由資本的投入而進行的商品生產，既是價值形成和增值的過程，也是資本發展的特殊形式。資本的生產過程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雙重生產，與此相對應，作為生產物的商品必須進入到流通領域，因此生產過程是通過流通過程的必要補充。因為資本本來就是以商品、貨幣為基礎才產生的，它本身也不過是流通的一個形態而已，所以它的生產也就成為了W（商品）—G（貨幣）和W′（增值了的商品）—G′（增值了的貨幣）這一流通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了”。也就是說，生產過程并不是游離于流通過程而獨立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生產過程中形成更大的價值增值，才能在流通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生產是流通的起點，是剩余價值產生的源泉。并且，因為經濟生活中的消費是重復不斷的，因此資本的生產過程也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是通過連續的再生產過程得以實現的。這樣，宇野就以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為媒介，通過對價值規律的論證揭示了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及剩余價值的秘密，從而揭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關系的神秘面紗。

那么，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剩余價值是如何進行分配的呢？宇野《經濟學原理》的第三篇分配論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宇野指出，產業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往往會在不同產業之間進行資本移動，以達到利潤率的平均化。他說：“資本以利潤率為基準選擇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使用價值。雖然資本對生產怎樣的使用價值漠不關心，但這種生產是社會性的，形成了社會總供給”。地租、利息是對社會總剩余價值分配的一個補充。宇野認為《資本論》第三卷中利潤、利息、地租的論述在順序上是不妥當的，合理的順序應該是利潤、地租、利息。因為土地是生產手段的一種，是作為不變資本的一部分被資本家所利用的。換句話說，它是直接參與生產的。但利息則是游離于生產過程以外的，不過是對閑置資金的再利用而已。因此，利息理論應該放在與生產過程直接相關聯的利潤理論和地租理論之后予以闡述。《經濟學原理》的出版標志著宇野理論的誕生。在原理論的基礎上，宇野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16世紀到17世紀的重商主義、18世紀的自由主義和19世紀末開始的帝國主義。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發展形式和典型國家，它們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對處于不同“階段”的主要國家的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政策進行深入的研究，可以為現實的資本主義分析提供足夠的歷史依據。這就是宇野理論中的“階段論”。階段論顯然無法解決世界上諸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于是宇野提出了現狀分析論，并把它做為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

3宇野理論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摘要：

政治經濟學課程是經管類學生的專業基礎課，也是整個經濟學的入門課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別是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多有被邊緣化的現象。從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入手，筆者發現對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教學內容脫離實際，教學方法單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幾點，筆者提出了高校應提高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優化教材內容，更新知識結構，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調整考核方式等對策。

關鍵詞：

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參與式教學法；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我國高校的經管類專業的教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經管類專業都把它作為大一新生入學后的經濟學入門課程，但就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著政治經濟學課程被邊緣化的現象。提出，要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黨政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而作為政治經濟學學習的大本營，高等教育更應該走在學好、教好政治經濟學的前列。本文將以筆者所在的民辦本科院校為例，探討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試圖從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討如何提高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效果的方法。

一、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困境

1.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

國際科技期刊屢次曝光震驚學術界的學術不端論文撤稿事件，引發國人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極大關注;但相較于引人矚目的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國內期刊的撤稿顯得悄無聲息。比如郭佳楠剽竊論文在CNKI消失，刊載刊物連撤稿聲明都欠奉。張培福等統計發現，《近代中醫》期刊“一稿多刊”的作者占全部樣本作者的73.1%，重復刊發的文章數占樣本作者發文總數的10.4%。某作者2015年2月15日和20日分別在《江蘇理工學院學報》《中州大學學報》發表了題名同為《數字化出版視域下傳統科技期刊的發展思考》的文章，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事實表明，國內科研出版環境并非天朗氣清，也存在大量剽竊、抄襲、偽造篡改、自我抄襲、重復發表的稿件。107篇學術不端論文撤稿后，中國科協約見SpringerNature出版集團大中華區總裁指出:期刊與編輯對學術不端撤稿事件負有責任。科技期刊編輯作為學術論文出版最終的把關者，既肩負著科研成果出版的重任，又肩負著維護科研誠信的使命，是阻止學術不端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工作舉足輕重。很多科技期刊編輯在工作實踐中摸索、思考、總結了大量高價值防范學術不端的技巧和方法，然而，沒有刻意的培養和訓練，再有價值的技巧和方法也僅限于文獻。筆者工作之初，由于沒能及時樹立學術不端防范意識，又缺乏工作經驗，對返回審稿意見迅速、評價正面的審稿專家充滿感激，不曾意識到其間可能存在學術不端;因此，本文中，筆者闡述培養和加強期刊編輯防范學術不端行為意識和能力的必要性及策略的一些淺見，以期對與筆者一樣的新編輯順利成長為更好的學術守門人有所幫助。

1收益巨大，學術不端行為難以根除

學術論文作為科研成果的載體之一，是許多國家科研規劃機構、高校和科研單位都認可的、可以明確界定科研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的要素之一。發表足夠的學術論文能使作者進入“充裕的科研經費、大筆的獎金、迅速地晉升、各種頭銜及名譽的獲得和更充裕的科研經費、更大筆的獎金、更迅速地晉升、更多的頭銜和名譽的獲得”的良性循環，發表學術論文已成職業剛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依靠抄襲、剽竊、篡改數據無異于“空手套白狼”，利潤何止300%，必然誘導學術不端行為發生;因此，我國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等部門對撤稿事件的徹查和雷霆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學術不端。但國內期刊界應有悲觀而冷靜的認識:只要學術論文依舊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剛性條件，的巨大利益回報就不會結束，就不應心存學術不端能徹底消除的幻想。阻止學術不端行為將是一場持久戰，每位期刊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增強防范的意識和能力。

2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并非萬能

調研結果顯示，很多科技期刊利用中國知網的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來防范投稿者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該系統強大的識別重復字段的功能確實極大地提高了期刊編輯排除抄襲論文的效率，但同時也有人指出這項技術目前對圖表和重義篡改還無能為力。吳昔昔等指出，很多低重復率的文章源于作者有意識“修飾”“加工”和“改裝”，或者剽竊他人觀點、套用他人設計思路等。趙秋民、陸宜新發現，只要作者改換抄襲剽竊內容和觀點的描述次序、句式等，即可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中“隱形”。筆者曾利用學術不端檢測技術定量測試一段篡改的文字，在沒有原文作為“觸媒”的條件下，即便是簡單的字序更改都能避過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的檢測［23］。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技術逐步成了一柄“雙刃劍”，在正直的人手中是幫助凈化科研出版環境的工具，在別有用心的人手中是規避期刊學術不端防范工作的利器。很多作者利用付費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提前檢測論文，根據結果精確修改來規避期刊的學術不端檢測;所以，期刊編輯在防范抄襲行為上過度依賴該系統而降低對稿件內容的警惕不可取，必須時刻保有防范意識，才能當好學術傳播的守門人。

3學術不端行為日益隱蔽

出版物數字化和網絡化以及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使用之后，原文復制粘貼的學術不端文章基本能被期刊拒之門外，但技術的更新使得造假伎倆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難以識別。比如:機構和作者利用期刊網絡采編系統漏洞操縱期刊同行評審，通過虛假郵箱頂替專家為自己的論文審稿，提供有利的評審意見;利用翻譯平臺(Google翻譯、Baidu翻譯等)將復制的中文翻譯成英文，再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略做修改以規避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的檢測;利用釋義工具查找一個詞的解釋或同義詞對原詞進行替換，造成不重復但重義的抄襲;將他人論文中的文字描述繪制成圖片和表格瞞天過海。識別這些學術不端行為不僅需要期刊編輯警覺的防范意識，還需要期刊編輯過硬的識別能力。隨著國家對學術不端行為責任人懲罰力度的加大，以及防范學術不端行為手段的更新，學術不端還會更加隱蔽和復雜。期刊編輯必須從一開始就樹立防范意識，掌握識別技巧，以應對日益艱巨的防范工作。

作者：李榮 張明聰 單位：空軍空降兵學院

休閑文化興起的經濟訴求

生產與消費是一對相依相隨的矛盾，共同構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離開誰都不可能完成經濟發展的任務。在生產力不夠發達時，生產占主體，生產什么就消費什么，消費并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賣方市場往往處于支配地位，只要有足夠的市場份額和科學化管理，利潤就會滾滾而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增強，兩者的關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由傳統的生產—消費模式轉向消費—生產的模式。在消費—生產的新模式中，產品非常豐富，消費選擇表現很充分，人們想消費什么，社會就會生產什么。因此，消費處于經濟發展的中心，生產活動必須依據消費需求來進行安排。買方處于支配地位，經濟發展的目標、經濟的變量關系、現代化指標體系、生產方式的變革、企業的經濟行為都將緊緊圍繞著客戶消費需求為中心進行新的企業設計，以滿足于個人和家庭的經濟行為。

消費中心形成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人們消費結構的變遷，人們從偏重物質消費慢慢向偏重精神消費轉變。有人常說傳統的“吃飯”，后來變成了“吃健康”，再后來發展成“吃文化”。“吃飯”意味著“吃”的主要目的是滿足溫飽“；吃健康”則說明“吃”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而且要“吃”出健康；而“吃文化”則偏重于精神需求“，吃”的境界一下子提高了許多。這個關于“吃”的變遷，形象地說明了消費結構的演變過程。這種變遷雖然不能說全部是現實，但卻是一種大趨勢，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體會到這種發展趨勢。中央電視臺《生活》欄目和國家統計局聯合開展的“城市居民五年生活質量變化調查”表明，進入21世紀后，中國城市居民最向往的生活已從“經濟富裕”轉變為“身心幸福”，將更偏重“身體健康”，“心情舒暢”作為首選。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的需求，通過消費—生產模式，直接轉化成了經濟質量的進步。消費結構的變遷，其實也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變遷。消費需求的變化趨勢就演變為經濟的發展趨勢。人們把這種發展趨勢稱為休閑經濟。

休閑文化興起的理論訴求

從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的哲學家就開始關注和研究休閑問題，并且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普遍認識到休閑不僅事關個人的幸福和發展，而且事關到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僅關系到人的解放問題，而且關系到生產力的解放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自由時間不僅是個人發展的重要條件，而且也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過渡到“自由王國”的根本條件，拉法格《悠閑的權利》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居于統治地位的勞動意識形態，為勞苦大眾的悠閑權利辯護。羅素《悠閑頌》則指出“運用閑暇的能力是檢驗人類文明的最后手段”。凡勃倫在《有閑階段論》系統地提出了休閑對于經濟的影響，被認為是休閑學誕生的標志。至20世紀中葉，里斯曼《孤獨的人群》和伯格《閑暇社會學》將休閑引入到了社會學范疇。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從游戲的角度闡述了游戲的文化本質及對現代文明的意義，認為人只有在游戲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創造力。葛拉齊亞在《關于時間、工作與休閑》一書指出，休閑是一種難得的使人崇高與成功的理想狀態，人應該在休閑中實現工作的目的。查理斯•布萊特比爾出版了《休閑的挑戰》和《以休閑為中心的教育》兩本書，書中對休閑之于人類價值、情感以及知識結構等方面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現代教育應以休閑為中心的理念。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休閑研究進入世界范圍，1970年聯合國通過了著名的《休閑憲章》，并且從1988年開始，世界休閑代表大會定期舉行。

中國休閑學術研究起步相當晚，1994年于光遠院士才開始組織專家學者開始從事休閑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和著作，拉開了中國休閑學術研究的序幕。影響比較大的有于光遠著的《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作者在書中深刻地論述了休閑與社會進步的關系，認為休閑是生產力發展的目標和動力之一，閑暇時間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和一種尺度。陳魯直著的《民閑論》，從“閑”和“勞”的基本關系入手，緊緊圍繞“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深刻地闡述了休閑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作者直接考察馬克思主義原著，得出了不少新觀點。作者認為在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人們應該勇敢地休閑，真心地感悟生活的美好，自覺地減少物欲，提升自己的境界，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馬惠娣、張景安主編的《中國公眾休閑狀況調查》，該書凝聚數十位學者近三年的調查成果，比較全面地展示了整個國家目前的休閑狀況。通過分析，作者認為應加強“以閑暇時間形態存在的社會資源”的開發，應該加強國民的休閑生活教育，建立起科學、健康、文明的休閑生活方式。馬惠娣著的《走向人文關懷的休閑經濟》，該書從人文學科的角度觀察未來經濟的發展趨勢，認為休閑經濟將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文化資本將和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一起，共同構建經濟，休閑經濟將更加明顯的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劉海春著的《生命與休閑教育》，該書從生命本體論的角度，對休閑教育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察。四、休閑文化興起的文化訴求就世界范圍來說，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文化思潮是消費主義文化。人們消費所追求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消費主義文化的關鍵是消費失去了理性成分，消費主體失去了作為主體的主體地位，看似擁有豐富的消費選擇權，其實是失去自由的被選擇。在這里把自由時間等同于無度的消費，似乎人在消費中完成了自我實現。人們欲望的無限膨脹和對消費的無節制追求，休閑被扭曲為對感官的滿足，背離了人的真正本性。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

【摘要】本文回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通向現實的方法論萌芽與實踐指向中的思辨苦惱，解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達現實的方法論革命與強化其實踐指向的蛻變歷程，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面向現實的實踐指向及方法論的確立，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面向現實中指導實踐、擴展方法，從而指出了它通達實現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達現實；方法論

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艱辛的理論探索和革命實踐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在馬克思提出科學社會主義之前，空想社會主義者早已存在”,“由于沒有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沒有找到實現理想的有效途徑，因而也就難以真正對社會發展發生作用。”[1]摘除幾千年形而上學的有色眼鏡，撥開虛假意識形態的迷霧，用極其冷靜、犀利、客觀、批判的眼睛看穿現實世界中真實發生的一切，就像是柏拉圖所描繪的走出洞穴的人那樣，需要一個艱難的歷程。而作為洞穴中的人想要真正地理解哲人所描繪的陽光下真實而又美好的一切，雖不必像第一個走出洞穴的人那樣有極高的天賦和極好的機遇，但仍需在前人的指導與啟發下，有意識地、頑強地親自經歷走出洞穴的歷程。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對傳統哲學的變革，對虛假意識形態無情地批判，走出一條通達于現實的路程。“馬克思創建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2]深刻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領會貫穿其中的實踐觀和方法論，完整地回溯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達現實的發展路徑是必不可少的。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通向現實的方法論萌芽與實踐指向中的思辨苦惱

青年的馬克思受青年黑格爾學派，尤其是受黑格爾哲學的思辨唯心思維方式以及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比較大。通過揭示伊壁鳩魯“做偏斜運動”的原子論對德謨克利特的機械決定論的糾正，來論證自我意識所蘊含的個性獨立、意志自由決定著世界的運動發展。“哲學的實踐本身是理論的。正是批判根據本質來衡量個別的存在,根據觀念來衡量特殊的現實。”[3]認為在自我意識哲學的啟發和對每個人不合理觀念的批判下，就能使世界哲學化，從而改變現實社會中宗教和封建專制。雖然此時的青年的馬克思對現實不合理的改造，更多的是寄托于思辨理性的在人們頭腦中的批判力量，但在《博士論文》中，已經包含著對脫離社會現實的“自我意識”哲學的隱晦質疑。①批判伊壁鳩魯的抽象的“個別性”，不贊成脫離現實地尋求心靈的寧靜和自我意識的自由，強調人同周圍環境的交互作用中爭取“定在中的自由”；②反對鮑威爾把自我意識絕對化，并將自由精神同現實世界完全割裂開來，馬克思指出，“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于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4]③分析了哲學與世界的辯證關系，“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5]認為哲學內在缺陷的揚棄以及世界的合理化需要在相互作用中實現。在《萊茵報》時期，現實的物質利益的斗爭漩渦無情地沖擊著馬克思對黑格爾式哲學的信仰。在林木盜竊案和地產分析問題的論戰中，國家理性和自然法在現實的私人利益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受物質利益支配的有“缺陷”的國家，同當時馬克思所認為的代表普遍理性的唯心國家觀，產生了激烈的沖突。這一苦惱的疑問使馬克思意識到單純的理論批判難以解決現實的問題。隨后《萊茵報》被查封，自由報刊對理性呼喚的失敗和現實斗爭的無情，加深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信仰危機，促使其更加關注現實社會的客觀關系。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達現實的方法論革命與強化其實踐指向的蛻變歷程

在《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從現實的世俗基礎中挖掘宗教異化的根源，“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義，通過自己完成了的實踐，必然要變成猶太人的肉體的利己主義，天國的需要必然要變成塵世的需要，主觀主義必然要變成自私自利。”[6]由此可見，從內在的思維路徑來講，馬克思關注的重點不再是思辨哲學本身，而是一直被思辨哲學排除在外的現實的物質利益和生產生活。換言之，馬克思要以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所需、利益所求，來批判形而上學的抽象吶喊、虛假意識。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7]馬克思進一步洞悉到批判的力量、理論的實現離不開現實的需要和一定的物質基礎。之后，馬克思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同時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進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從發現“真正的人”出發的異化史觀來揚棄私有財產，即把具有超歷史的、形而上學性質的勞動規定為人的本質，從這一價值懸設出發，批判私有制下的現實的、具體的勞動。另一方面強調“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尋求對歷史的實證化理解，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8]雖然此時仍主要處于異化史觀為核心范疇的人本主義范式，馬克思在對政治經濟學批判性研究中，已試圖挖掘遮蔽與在虛假意識形態下的殘酷現實。在《神圣家族》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聯手，通過對法國唯物主義的研究，使他們的思想認識程度上更進一步的深入現實，走進科學。文中從“利己主義的人”出發，批判鮑威爾將歷史解釋為“無限的自我意識”通過克服自己當下作為存在著、發生著的不完美事物的形式，在不斷的純思想的批判運動中創造歷史。馬克思認為，自閉于現實世界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只能在表面上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但并沒有“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9]而那些脫離了現實的利益的思想，“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0]歷史運動的真正動力源于現實的物質生產。通過全面研究18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演進歷程，馬克思認為當時的唯物主義理論同其唯物主義實踐相適應，但由于法國唯物主義把人的本質理解為肉體感受性，因而無法理解現實的人的歷史活動。

一、樹立正確的義利觀

“義”是孔子君子觀的內在要求:君子重義輕利。孔子提倡人們樹立“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規定了以道德價值為中心,以道德為衡量其它一切價值的基本宗旨,推崇貴義賤利,不能見利思義。先義后利,以義制利,是傳統義利觀的基本內容和合理內核,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以義為人的根本特點和價值取向,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精髓,它不僅形成了“生以載義”“、義以立生”的人生觀,而且已升華為中華民族“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崇高道德境界。這種道德精神,是鼓舞志士仁人為民族大業義無反顧獻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華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輝寫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的‘義’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行為，是指人們處理個人和他人利益、個人和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時應遵循的正確的道德行為和道德實踐。社會主義的‘利’是一個多層次多因素的有機系統，它不僅體現著主體同物質對象的一定關系，而且體現著主體分配和享受這些物質對象時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包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合法正當的個人利益”。當代大學生應端正自己的義利觀,在孔子君子觀的引導下,做一個不以利益為中心的新型君子,在“義”“、利”面前，既要鼓勵大家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去獲得正當的個人利益，也要鼓勵和褒獎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的言行，反對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應當堅持義利兼顧和道義優先的原則，堅持義利并重，使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互統一，堅持先義后利，形成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要學會控制義與利,不要單純以金錢為中心,沉湎于物質享受,在追求正當利益的同時,兼顧義。該取之利,一定要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行之義,一定要行；君子尚義,量力而行；尊重正當利益,踐行可行之義；義利兼顧,才會利人利己,做一個有正確義利觀的君子。

二、以“禮”規范，表里如一

“禮”是孔子君子觀的外在形式。當代大學生在時代賦予的特色下,要充實“禮”的外延,要以禮立身,將孔子古時之“禮”和當代之“禮”做出區分,賦予新意。在當代,作為道德修養和文明象征的禮貌、禮節、禮讓,是中華民族傳統好禮美德的體現“。禮”根源于人的恭敬辭讓之心,出于對長上的恭敬和對兄弟朋友的辭讓之情。所以,禮包含著謙和。謙是謙虛、謙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謙也是傳統美德之一,表現在在榮譽、利益面前的謙讓、不爭,以及人際關系中的互相尊重。而和則表現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氣,人際關系中的和睦,價值取向上的和諧。禮、謙、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美好情操,謙和好禮亦成為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在當代,大學生仍要堅持:學習“禮”,繼承“禮”,發揚“禮”“。禮”既然是社會已存在的一系列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既然是君子立身的本錢；既然是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變遷的。那么,當代大學生則更應該認識到:當今社會同樣是無禮不以成自身,無禮不以成君子,無禮不以行天下。對千年“禮”之糟粕拋棄,對千年“禮”之精華發揚。郭沫若說“:禮,大言之,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風美俗。”在市場經濟空前繁榮的今天,我們對于其中那些維護王權、封建專制、等級制度的禮儀糟粕,要棄之如敝履。對于其中的禮儀精華要兼收并蓄,從當代的含義中詮釋“禮”并以此來規范我們的言行舉止,待人接物,提高當代大學生的禮儀素質,懂禮、知禮、用禮，做到表里如一，使我們“禮儀之邦”的稱號更為貼切,更為豐滿，成為當代社會的謙謙君子。

三、重視道德教育,博學好問

孔子重視德育教育,他堅持德育首位，修身為本。培養了一大批仁人君子。在當代社會，人的素質主要有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勞動技能素質、身心素質、審美素質等。而在人的各種素質中,思想道德素質是大學生成才不可或缺的素質。思想道德素質，首推德育教育。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培養目標就是培養和塑造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四有新人的培養離不開良好的道德教育，道德對個人而言是自我修養和自我實現,對國家而言就是和諧與秩序。當代大學生應懷抱理想抱負,重視道德教育,博學好問，內外兼修,以適應社會對自己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民良好的道德素養,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國民,才能創造出最優秀的文化,才能夠發展最先進的生產力,以此來繁榮經濟,個人也才能得到最好的、最全面的發展。

四、注重誠信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