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族儀式音樂文化

杜蒙（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蒙古族地區儀式音樂文化研究主要從婚禮儀式、葬禮儀式娛樂活動、祭祀活動、宗教儀式活動等幾個方面有較為細致的論述，其中在婚禮儀式音樂方面有較為細致的描述。陳玉芝2008年《杜爾伯特地區文化研究》中描述，杜爾伯特生誕禮儀、成年禮儀、婚嫁禮儀、喪葬禮儀盒日常禮儀的寫作中對音樂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禮儀過程當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風》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龍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對以上幾個禮儀有所描寫，其中不僅對杜爾伯特縣蒙古族地區進行了描寫，對黑龍江省蒙古族整體均有闡述。洪英華主編2001年《黑龍江蒙古部落史》中對杜爾伯特蒙古族的儀式文化也有描寫。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論文《簡述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諾恩吉雅>的地方特點》中將杜爾伯特的《諾恩吉雅》和內蒙民歌《諾恩吉雅》進行比對，闡述了杜爾伯特《諾恩吉雅》內容的豐富性。邵萱2008年碩士畢業論文《杜爾伯特蒙古族民間音樂調查研究》當中對杜爾伯特的民間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將民歌的題材分為反映歷史人物民族由來、男女愛情、思念親人、民俗風俗習慣、作戰盡忠、革命事業、宗教信仰七個方面。徐國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極其研究》當中對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將杜蒙民歌統稱為——嫩科爾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藝

蒙古族曲藝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烏力格爾合勒訥”，是一種自清朝就已經出現在本地區的蒙古語說書形式，也有人稱為“蒙古書”；另一種是“好來寶”，杜蒙蒙古族地區的好來寶的形式和漢族的“蓮花落”、“數來寶”有些類似，多采用問答形式，說中帶唱，歌詞對稱。2015年金童在《杜爾伯特蒙古族說唱藝術——好來寶》中對傳統曲藝“好來寶”作了較為詳細的闡釋，介紹了杜蒙“好來寶”的來源、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陳玉芝在2010年《杜爾伯特蒙古地區文化研究》一書中針對說唱文藝進行了專門的描寫，將蒙古族說唱音樂分成七類，分別是“胡仁烏力格爾”、“亞不干烏力格爾”、“好來寶”、“紹格耶日阿”、“怯熱”、“玉熱勒•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樂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是英國文學期刊從產生到成型的時期，也是英國期刊文學從政治評論文學回歸現實生活文學的重要階段。本文將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期刊視為“早期文學期刊”，將該時期的期刊文學視為“早期期刊文學”。英國早期的期刊文學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遷、文學發展及期刊演進的珍貴史料。

一、英國早期文學期刊的類型

1．評論類刊物

18、19世紀，一批英國文學家為宣傳啟蒙思想，創辦了《閑談者》《旁觀者》《考察者》《批評評論》《愛丁堡評論》等刊物。這類期刊多以政治評論為主，為政治宣傳、思想爭鳴、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輿論陣地。評論類刊物多流行于英國上層社會，最初刊發其上的評論文往往依托英法諸國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張，抨擊政治對手的政見，進而影響社會大眾。例如，《批評評論》《每月評論》就是兩本針鋒相對的評論類刊物，二者立場、觀點鮮明，均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煽動性。進入19世紀后，評論類期刊更加規范，往往能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對時政、思潮展開述評，如《愛丁堡評論》通過對評論對象的選擇，評論內容已不如早期評論類刊物那么激進。當然，該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雖然其最初只是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想穿插其中，但后來也逐漸成為輝格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2．純文學雜志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社會生產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萊克伍德雜志》創辦后，純文學雜志開始興起，并迅速成為滿足中產階級文化娛樂需求的重要讀本。《布萊克伍德雜志》力推精英主義的詩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將精英文化廣泛傳播。隨后出現的《倫敦雜志》則從社會現狀出發，推出了眾多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也使得蘭姆、濟慈、亨特等文學大家廣為人知。《布萊克伍德雜志》《倫敦雜志》是19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由于兩本雜志存在文學理念上的差異，二者還開啟了激烈的論戰，其中，濟慈的詩歌成為爭論的焦點。《布萊克伍德雜志》編者團隊認為濟慈的詩歌粗俗、下流，在語句語法上存在諸多缺漏，敘事亦不完整，情節描寫混亂；《倫敦雜志》的主創們卻認為濟慈的詩歌細膩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內涵。

3．文學月報、周報、日報

“超循環”是圈行系統中的各部分以及整體，產生周期性的變化與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與社會之道、思維之道與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與研究對象之道，是世界萬物生發的格局與態勢。近代，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隨著地球環境污染的不斷加劇，西方人文學科領域生發了拯救人類精神生態，呼吁環境保護的生態批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生態批評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態批評產生。中國生態批評作為一門新生學科，其生長態勢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環之道。   一、“依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看似一體”   生態批評起源于歐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見端倪，九十年代興起。在中國發出的最初聲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的《文學的生態學批評》一文。真正傳入中國并引起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潮是在2002年，以王諾教授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標志。國內關于生態批評的綜述文章主要有：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以及其碩士畢業論文《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1999—2005》、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等，另外在魯樞元教授的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和劉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中也提到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以上學者在闡釋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和發展的時候，一般都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文學歸入生態批評的發展中來。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文章把生態批評興起的時間定為1987年，其根據是文藝學家鮑桑葵1987年主編的《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中的詞條“文藝生態學”；把生態批評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定為1994年，其根據是有關“生態美學”論文的發表。［1］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一文提到了生態批評在中國起步的標志———司空草1999年發表的文章《文學的生態學批評》，這一說法是正確的。但她在提及國內生態批評文章和專著的時候把曾永成教授的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文藝學》、姜澄清教授的專著《藝術生態論綱》和徐恒醇教授的專著《生態美學》列為生態批評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國內的生態美學會議看成了生態批評研討會，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批評看成了一體。［2］劉文良教授的《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一書中有關生態批評發展綜述的論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當代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崛起”，劉教授雖然沒有把生態文藝歸入生態批評，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態美學》、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等，都宣示著中國生態批評研究已經‘漸進佳境’。”［3］第三部分“生態批評理論研究的現狀”，提到“國內學術界先后召開了幾次有關生態批評的大型學術會議，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老莊生態智慧與詩藝》、《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小說因素與文藝生態》）等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術著作陸續推出。”［4］也沒有把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分開。然而，中國生態批評起步期為何會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看似一體”？原因就在于這時候的中國生態批評是“依生”于西方生態批評、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而成長的。   二、“競生”和“共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耦合并進”   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后，馬上引起了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兩個學科專家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生態批評都是在地球生態遭到破壞的情況下而產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態批評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彼此有著學科互補性，能夠耦合交融。生態批評屬于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應用研究維度，生態批評的發展能夠促進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又能反之為生態批評提供更好的哲學支點和理論規范。中國的生態批評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中國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所以生態批評傳入中國以后，其發展有兩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態批評從西方引入中國的那一批專家學者，這批學者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大都是從事比較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一般英語水平高，能直接閱讀歐美的最新學術成果，及時了解西方的學術潮流。比如王諾教授還曾去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王諾教授在哈佛大學一年訪問的學術成果。除王諾教授外，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還有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胡志紅教授、劉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傳入中國以前就從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文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劉文良等專家學者。   前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王諾、韋清琦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王諾教授任教于廈門大學中文系，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開始發表關于生態批評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發表《雷切爾•卡森的生態文學成就和生態哲學思想》、《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2005年發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2006年發表《北美印第安神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批評三人談》、《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西方生態思潮的核心問題》、《“我們絕對不可等待”》、《從生態視角重審西方文學》，2008年發表《論華海的生態詩》、《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生態批評讀本”述評》、《生態批評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發表《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梭羅簡單生活觀的當代意義》、《“生態的”還是“環境的”？———生態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2010年發表《從表現到介入：生態文學創始人卡森的啟示》、《生態批評的美學原則》，從王諾教授2002年到2010年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文章特點來看，主要有兩方面轉化：一是其生態批評逐漸把生態美學的審美性批評引進生態學、文化學批評；二是其生態批評不斷擴展批評空間，從起初的對生態文學、自然寫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評擴大到了對整個西方文學、中國傳統經典的批評。韋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師大外國語學院，也是在2002年開始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論文。2002年發表《用生命鑄造的生態經典———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的春天”》、《方興未艾的綠色文藝研究———生態批評》，2003年發表《全球化時代的“非典”及生態學反思》、《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枝奇葩》、《生態批評：完成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最后合圍》，2004年發表《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窗———訪勞倫斯•布伊爾》、《走向一種綠色經典：新時期文學的生態學研究》，2005年發表《生態意識的文學表述：葦岸論》，2006年發表《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三人談》，2009年發表《農婦•剪紙•狼———重讀賈平凹的“庫麥榮”》、《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2010年發表《走向一種人文仿生學———論當代中國自然寫作的一些特點》。和王諾教授不同，韋清琦教授較少的將中國的生態美學思想引入生態批評，韋教授對生態批評的研究一是努力將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引入國內，以促進中西生態批評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注重對生態批評的實踐應用維度。#p#分頁標題#e#   另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國內生態美學學科領域的大家之一，之前從歷史、邏輯、應用、比較、元學科等五個維度系統構建生態美學學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201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生態批評的規范》。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5］提倡中國風范的生態批評應當吸收中國生態美學的審美性因素，而構建一種文化、藝術、哲學等中和價值更為完備的新批評。魯樞元教授是國內生態文藝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發表過很多生態批評論文。主要有：2002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2004年發表的《精神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2005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野與尺度》、《現代都市：讓我們失去了什么———關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生態批評》，2007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域》，2009年發表的《生態批評中的“自然”含義》。魯教授生態批評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本書中，對生態批評研究的貢獻主要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這一范疇上。魯教授指出了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是以生物學知識系統為背景的知識空間，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學知識系統和物理學知識系統下的知識空間。古代文論的形態更多的體現為“精彩靈動的話語片段”［6］；現代社會的文學批評讓文學藝術創作服從機械的科學定律，其理論形態多表現為“冷漠堅硬的結構”［7］；當代社會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既自成系統又充滿活力的批評。”［8］魯教授認為生態批評的對象“不僅僅是環境文學、自然文學和公害文學，表現人類在社會中地球上生存狀態的整個文學系統都可以用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研究、批評。”［9］兩支主流在“競生”和“共生”中“耦合并進”。進而為下一步中國生態批評在“整生”中的超循環發展做好了鋪墊和準備。   三、“整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超循環”發展   “整生”視角下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的認同上；另一個是對生態批評原則、規范的探討上。   （一）空間、對象認同的超循環   生態批評剛傳入國內的時候，生態批評的批評對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環境文學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現當代文學及作家。前一類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詩人的詩歌、生態文學、環境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作家為對象，比如何悅玲2001年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的《共生與和諧：人類家園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詩并記〉生態美學解讀》是對古代文學中自然山水詩人的作品的解讀；張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賞》發表的《對一種生態倫理的詩意想象———賈平凹近作〈懷念狼〉解讀》是對生態文學的解讀；老樹2004年10月于《森林與人類》發表的《草原盡頭的狼風景———〈狼圖騰〉與生態文化》是對環境文學的解讀。以自然、生態、環境文學作家為批評對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說中的生態意識》。后一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如張艷梅2005年于《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現代抒情性鄉土小說的生態倫理敘事》；對外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發表的《從〈老人與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態意識》。隨著對生態批評認識的加深以及生態批評學科生命力的日益顯現，國內專家學者認識到了生態批評批評對象應該擴展至古今中外整個文學系統，顯示出對生態批評空間、對象認識的超循環。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批評的空間》中認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不應僅僅著眼于文學作品的題材，僅限于環境文學、自然寫作、公害文學的狹小范圍內。概而言之，迄今為止的文學所表現的無外乎人類在社會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狀態，都是可以運用一種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加以研究的。從中國古代的《詩經》，到古代希臘的神話；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從印度的泰戈爾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巴金、王蒙、張承志、莫言、王安憶、韓少功、張煒、阿來，無不可以運用生態學的批評尺度加以權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學藝術，還應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話語’。生態批評不僅僅是文學藝術的批評，也可以涉及整個人類文化的批評。”［10］王諾教授在論文《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也指出“生態批評的研究和評論對象是整個文學，絕不僅僅是生態文學，絕不僅僅是直接描寫自然景觀的作品，更不僅僅是‘自然書寫’。……從根本上說，古往今來絕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包含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思想文化因素，對它們進行生態批評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為如此，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和評論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代文學；傳統文學，特別是對人類文明和社會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經典作品，也是生態批評的重要對象。”［11］王諾教授2005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以及2008年發表的論文《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都是生態批評空間、對象擴展研究上的實踐。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一書中也指出“文學藝術批評的空間與質域，應由文本的審美批評、審美文化批評、藝術哲學批評構成。生態批評，則相應地由文本的生態審美批評、生態審美文化批評、生態藝術哲學批評構成，形成三位一體的質域。”［12］袁鼎生教授從生態學中提煉出生態藝術哲學、生態美學超循環理論和生態學術方法，將更有利于擴展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審視文本、社會、哲學、藝術中的生態關系。#p#分頁標題#e#   （二）原則、規范探討的超循環   2007年左右，國內生態批評研究的關注點開始轉向中國生態批評的原則與規范，展示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是劉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論探索》上發表的論文《試論生態批評的原則》。文章提出了生態批評的四條原則：一是“以文化批評為本，但不忽視批評的審美性原則”；二是“跨文明，跨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審視”；三是“‘深層’透析，尋求人類‘內部自然’的回歸”；四是“‘以人為本’為歸指，‘生態為本’為內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發表《本土精神：生態批評的創新之基》，認為中國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要立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凝練生態智慧，重視本土文學，拓展批評空間，彰顯自主思維。［14］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15］提出了“生態和諧標準”、“生態中和標準”和“生態大和標準”生態批評的三重標準，以及“藝術審美生態化”、“生態藝術審美化”和“生態藝術審美化”生態批評的三大規律。2006年王諾教授、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在《三峽大學學報》一致認為中國生態批評需要以一種東西聯合的精神進行研究，中國生態批評既要立足本體，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諾在《歐美生態批評》一書中結合西方生態思想和我國古代生態智慧，列舉了生態批評“生態美的自然性”、“生態審美的整體性”和“生態審美的交融性”三條原則。［17］魯樞元教授認為生態時代中國學術將走向一個新格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開始發揮獨立自主的作用，并成為構建當代世界生態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8］   基于此，魯教授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書中列舉了生態批評的九大尺度：（1）“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2）“人類……不應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為了那些已經顯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無度地掠奪、揮霍大自然。”（3）“生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詩學的、美學的問題。”（4）“不能忽視人的自然醒，人與自然的一體性。……”（5）“決不能把全球化單單看作全球經濟一體化，更不能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繼續破壞全球生態一體化。……”（6）“……詩意的生存，是一種低消耗的高層次生活，是人類有可能選擇的最優越、最可行的生產方式。”（7）“生態文藝批評憂患中不喪失信念，悲涼中不放棄抗爭，絕路上不停止尋覓，……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藝批評。……”（8）“生態批評……更是一種姿態、一種情感、一種體貼和良心、一種信仰和憧憬。……”（9）“……生態批評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義批評在內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文藝批評，因為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共存’。……”［19］可見，中國生態批評的當前探討都一致性的強調了生態批評的審美維度、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學術資源。這將是對西方生態批評單調的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以及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的一種超越，同時也是中國生態批評超循環發展的一種顯現。   四、結語   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遵循“超循環”的生發路線主要經過了上述“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階段。從“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視角統觀而看，生態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從起步時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看似一體”，到后來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耦合并進”，再到目前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超循環整生發展，顯示出其健康的生長態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生態批評一定能夠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體系完備、話語健全、具有中國風范的成熟學科。

引言

高校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傳播和交流的主要平臺，長期以來對我國教育、科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據統計，中國現有科技期刊5000多種，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協系統主辦，中國科技期刊已呈現“三分天下”之勢，高校學術期刊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學術期刊中堅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來發展迅猛，整體質量逐步提高，對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國民經濟建設，提高國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國高校期刊能在國際學術期刊中擁有話語權的則是鳳毛麟角，能被國外重要檢索系統收錄的更是屈指可數，離真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種狀況與作為教育大國和科技大國的我國是不匹配的，沒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高校學術期刊呈現出發展與繁榮景象。21世紀以來，網絡、計算機等技術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傳播技術，同時也加強了國內高校期刊與國外優秀期刊的聯系。我國期刊要想在國際期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國內高校期刊的影響力，因此有實力的高校以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作為重要目標并為之努力，創辦英文科技期刊成為與世界接軌的快車道[3]。據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統計，20172018年度其共收錄的來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種，中文期刊1028種。目前，許多有實力的高校已經創辦了中、英文雙版期刊，在論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國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國際優秀期刊及作者、讀者的關注，增加被國際知名檢索系統檢索的成功率。但在求變中也出現一些問題，英文期刊刊登的論文大部分只是將中文論文翻譯過去，并沒有真正形成學術交流的互動。隨著我國科技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期刊國際化不僅是搭建中國與外國平等學術交流的平臺，也是適應國際現代期刊出版業的發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實力的必然選擇。因此，探索提高我國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路徑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意義

1.1展示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情況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科技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7.5%。科學技術已成為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目前，我國高校有2000多所，創辦期刊有2500多種，但高校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國際上迫切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而我國也需要更加開放和擁抱世界。然而，我國學者對世界上發生的重大問題發表的見解往往不被國際所關注，更談不上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訴求也難以被認同甚至被曲解。此時，只有通過交流平臺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溝通，才能讓中國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等多個部門為落實中央書記處關于“打造具有國際專業水平的學術期刊等高質量水平交流平臺”的指示，共同組織和實施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對科技期刊進行了力度很大的專項支持。國家投入技術和資金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介，已經不單純是傳播文化，更是推動經濟的更快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求。為了順應這一需要，較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國學者優秀的研究成果，以國外讀者能夠讀懂的文字表達方式傳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臺，正是世界了解中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一個窗口，擔負著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2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需求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優秀期刊率先將信息技術運用到編輯出版中，通過大眾媒體、建立網站或者與成熟的平臺合作，及時將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讓世界各國互相了解，分享科技與經濟成果。例如，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會將所屬期刊的內容共享到社交網站上，有些期刊通過開通博客或自媒體將期刊內容發表到博客上，吸引讀者，宣傳期刊。中國知網創辦的“OKMS機構知識管理及協同創新平臺”形成了全媒體、沉淀知識資產的知識倉庫，成為集研究、學習、創新、共享于一體的，面向具體問題的多媒體、多模式、多終端的群體實時協同研究、研討和創作平臺，實現了機構內外各種知識資源的一站式發現和獲取[5]。當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認識到信息及數字化技術發展對提升期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學技術，提升自身實力，追趕優秀，以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的需求。

作者：劉暢 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劉勰與齊梁文壇主流究竟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目前學界仍有異議，今后還會爭論下去。①筆者以為，爭論雙方都能夠拿出自圓其說的確鑿證據，說明《文心雕龍》本身就包含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豐富原質，具有極大的理論彈性，所以，導致“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點，是一種方法；窺其全貌，也不失為一種角度。《序志篇》云：“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唯務折衷，即調和對立雙方，取其中正，持論周洽，無所偏頗。這可視為劉勰分析問題的一種原則性方法，《文心雕龍》通篇幾乎都留下了這種思維痕跡。近來，不斷有學者從“唯務折衷”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心雕龍》。②這些意見，筆者基本同意。這樣，確實能使一些爭執不休的問題得到圓滿解釋：例如劉勰思想屬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他與文壇主流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他對“文貴形似”的時流風尚贊同還是反對……從資料分類還原梳理的層次看，這一問題似乎已解決。但是，深入探討劉勰這一思想的成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筆者注意到，已有學者試圖從齊梁時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確實，齊梁之際寬松的文化氛圍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溫床，但在時代氛圍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樣可以影響其他人，況且多元的時代也可產生偏激的見解，如裴子野的《雕蟲論》。由此入手，只能解釋問題的普遍性，卻未能解釋為何偏偏是劉勰產生了“唯務折衷”思想這一特殊性。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詳，而詳人所略，擬從劉勰與時流的距離關系探討“唯務折衷”思想的成因。時流者，一代之時尚名流也。《宋書•蔡廓傳》云“：廓年位并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本文認為，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微妙狀態。實際上，《梁書•劉勰傳》已透露出了這種信息。即者，入其環內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離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重。”結合二者，就是不即不離。不即不離者，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態把握準確，分析透徹，就找到了解釋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一劉勰與時流的距離之一，是他骨子血脈里遺存的濃厚北人意識。齊梁之際，南風勁吹。不僅政壇南人秉政，文壇也是南人的一統天下。作為南渡北人的后裔，劉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矯正時弊的意圖。《序志》中，他對前人文論最不滿的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而他用來“尋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尋根”“、索源”、“述誥”云云，并非書面上簡單的引經據典，而是有深層的文化心理內涵。從家世淵源看，劉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劉勰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東莒縣），屬齊魯舊邦。莒，周時為莒國，春秋屬齊。后又入楚，楚滅魯后，遷魯君于此。《論語•子路》所云“子路為莒父宰”，即此。《宋書•州郡志》“：南東莞太守領縣三：東莞，莒，姑幕。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晉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舉族遷徒、聚居的特點，易地而不移俗。《宋書•州郡志》載：“南瑯邪太守，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余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按南東莞一郡領戶不過千余，而瑯邪郡一次性過江就有千余戶，幾與之相埒。可見其整族遷徒之人多勢眾。東莞郡的遷徒也有千戶規模。事見《晉書•徐邈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間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東莞領縣有三，東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屬一郡，姑幕亂則莒必無寧日。以姑幕移民的數量推之，劉勰祖上一族由莒南遷的規模也不會太小。勰祖靈真。據梁書本傳，靈真為宋司空劉秀之之弟，而秀之則為劉宋開國元勛劉穆之之從兄子。《宋書》劉穆之本傳云其“東莞莒人，世居京口”。這種北人整族整郡南遷的直接結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許多北方的社會習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帶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處于這種特殊的南遷文化氛圍中，劉勰祖上也不會例外。楊明照曾分析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猶重，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于學術，必有啟厲者。”（《梁書劉勰傳箋注》）不無道理。

這種聚族遷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僅保留了北方風俗，而且遺傳了北方的思想意識。中華文明，崛起北土；齊魯舊邦，斯文尤盛。作為有著齊魯文化背景的南遷北人后裔，其血脈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識和自負感是非常濃厚的。如顏之推祖籍山東瑯邪，永嘉南遷至之推之世已歷四代，可他《觀我生賦》還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東運，我祖于是南翔。去瑯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邑，樹杞梓于水鄉。”無獨有偶，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痕跡：“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傳播齊魯文化的榮幸和自負之意溢于言表，可見其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觀念。正如汪春泓所說，假如劉勰的籍貫潛意識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應稱“迎”仲尼而南“來”，而不應稱“隨”仲尼而南“行”，這一“隨”一“行”，明顯透露出劉勰身為孔子鄉人的驕傲。①《序志》又說：“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夢里夢外，以與至圣孔子同鄉為榮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諸篇中，劉勰一再盛贊孔子對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原道》云“：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鑄《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享，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宗經》云：“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p#分頁標題#e#

作為圣人同鄉和齊魯移民后代，在心態感覺上，劉勰對南方主流社會不無俯視之態，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和距離感，尤其當他處于想進入又難以進入這種主流文化圈的邊緣狀態之時，這種距離感就尤為強烈，對圈內風氣看得就更清楚，言辭也趨于激烈———“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鬼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搫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這種距離感使他本能地從北方圣賢的著述中去尋找思想武器，其見解超出圈內人士，超出南方時流，乃有一種邏輯上的必然———“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可以這樣說，當他以齊魯文化后繼者自任，有意識地借助北方儒家經典矯正時弊之日，就是他無意識地超越了自己所處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圍之時。他在《序志》中明確提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這種思想，與齊梁之際儒學衰微，文壇求新變、貴形似的整體風氣是大異其趣的。按《文心雕龍》成于齊末，已成定論。②另有成于梁說，也在天監初年。③與日漸繁榮的文壇相比，此期儒術的情況很不妙。據《南史•儒林傳序》，天監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龍》付梓之時，南方儒學，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莫肯養眾，后生鼓勵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郁也久矣!”劉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規范文體，提倡《原道》、《征圣》、《宗經》，其社會背景正是這種局面。這對以齊魯文化傳人自居的劉勰來說，獨立蒼茫，一覽眾山，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和責任感。何況他之著書立說，本來就有弘揚圣賢經典之意，所謂“敷贊圣旨，莫若著經”是也，只是因為“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可見，在他心目中，論文與著經有著同等地位。

劉勰生當南北分裂之時，主要活動在以建康（今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這些都明顯限制了他對北朝或北方文學本質特征的觀察與認識。但文學是一種通過書寫符號傳播、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藝術形式。劉勰一生雖缺乏在北方生活的親身體驗，但并不缺乏間接了解、認識北方文學審美特質的精神渠道，這種渠道就是建安文學或“建安風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次提到建安風骨，字里行間充溢著欣賞、贊美之意。如《時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不僅描繪出其文學活動的生動圖畫，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氣”這一精神上的本質特征。又《明詩》篇“：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留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容，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妙；驅辭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風骨》篇中，還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了建安文人的整體美學追求，其云：“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可見他對建安文學的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建安文學都帶有明顯的北方文化審美特征。劉勰抓住了建安文學“多氣”、“任氣”、“重氣”這一特點，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學的核心審美特征。從多種角度觀察，建安風骨具有鮮明的北方藝術審美屬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學之花。簡略言之，其北方屬性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為地域性文學集團，主要活動在中原一帶，這決定了其慷慨悲涼帶有鮮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為文武兼備型文學集團，尚武為其精神內核，不僅曹操一生戎馬，曹丕亦“長于戎旅之間……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軍，長乎亂”，其《白馬篇》中驍勇的幽并游俠兒就是他內心精神的寫照，這與單一崇文的南方文學集團很不一樣，很符合劉勰“文武之術，左右惟宜”的觀點；三為征服意識強烈，北方古為華夏政權中心所在，所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勝南是中國歷史軍政格局演變的規律之一，從地利上看，曹魏集團已處于征服者的地位，這就決定其詩多有憂患意識和剛猛之氣。鐘惺論曹氏父子，稱其“高古之骨，蒼涼之氣”（《古詩選》）；譚元春評曹操云“此老詩歌中有霸氣”（《古詩歸》）；《世說新語•豪爽》記：“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均指其剛健力度而言。從三曹、七子的籍貫、活動范圍和其作品反映的內容三方面來看，建安文學具有濃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種“鐵馬秋風冀北”式的陽剛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產物。從籍貫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脈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剛性血氣；從身份看，他們是統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為基地，懷有進而掃蕩天下的雄心霸氣；從活動范圍看，其灑筆酣歌、耳濡目染的環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條件限制在北方；從其接觸的景物看，是視野開闊、線條勁直的北方山川，不僅體積巨大，氣魄雄偉，而且人文歷史積蓄深厚，古代圣賢、帝王的精神貫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業的博大情思；從其吟詠的對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處動蕩、戰亂的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局勢變化不定，人的壽命變短，于是生命意識特別敏感、強烈，形成其獨有的一種憂患意識和悲涼風格。這與處在溫暖環境中、重感官享樂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異其趣的。慷慨悲涼的人生感悟，建功立業的濃烈情思，哀憐民生多艱的人世詠嘆，構成“建安風骨”重剛健、尚骨力的審美特征。#p#分頁標題#e#

摘要：思辨能力培養是我國高校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也是高校英語專業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章以Bloom&Anderson的類級模型理論為標桿，通過改革《美國社會與文化》課的測評形式、測評內容和測評標準，以期為英專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探索切實有效的途徑和方法。

關鍵詞：思辨能力培養；測評體系；《美國社會與文化》

自黃源深先生指出我國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缺席癥以來，國內外語教育界的專家學者對思辨能力培養展開深入研究，就如何培養英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指出改革方向，提出理論框架，并對閱讀、寫作、口語等英語技能課進行實踐。但就如何創新《美國社會與文化》等專業知識課程測評體系以提升學生思辨能力的研究，鮮有成果問世。本文將對此做初步的嘗試和探索。

一、知識性課程的測評體系改革對思辨能力培養的重要性

思辨能力是指運用恰當的評價標準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最終做出有理據的判斷的能力。思辨能力具有建設性和創新性。因此，發展思辨能力，有利于培養學生客觀科學的思維習慣和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提升創新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要借助教學改革才能實現。高校英語專業知識課程的擴大，成為加強學生思辨能力培養的重要舉措。思辨能力與文化知識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思辨能力的提升需要深厚的文化知識積淀和良好的人文素質，為思辨提供思想內容和思維空間；文化知識類課程的學習，無論是課程內容還是課程學習方法，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思辨能力。《美國社會與文化》課是文化知識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測評方式改革成為培養和提升思辨能力的重要環節與有效途徑。測評是評價學生知識和能力掌握與運用程度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教學效果、促進教師提升教學質量的重要路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著“指揮棒”的作用。因此，將思辨能力培養納入測評體系，有助于學生自覺提高思辨能力的意識。現有評估體系中，測評方式多樣化欠缺，測評內容的主觀性和思辨性不夠突出甚至被忽略，思辨能力測評標準缺失或模糊，形成性評估的權重遠低于終結性評估。鑒于此，英語專業測評體系改革成為當務之急。

二、以思辨能力培養為導向的測評體系設計

對思辨能力的理論研究，有“德爾斐報告”提出的雙維結構模型、理查德·保羅和琳達·埃爾德提出的三元模型、本杰明·布魯姆和洛林·安德森提出的類級模型以及林崇德先生建立的思維三棱結構模型和文秋芳提出的層級模型。其中，布魯姆和安德森的類級模型理論將思辨能力由低至高分為六個層級，即識記、理解、運用、分析、評價和創造。前兩種屬于低層級的思維能力，后者則屬于較高層級的思辨能力，創造能力是思辨的最高層級。鑒于六種能力有層級之分，具有緊密的相關性，表現出顯著的過程性和動態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思辨與創新間的關系，故本文將以此模型為理論標桿。據此，我們在《美國社會與文化》課的測評體系設計中力求豐富測評形式，加強評測內容的思辨性，充實測評體系結構；不僅注重學生識記和理解能力的提升，而且強化更高層級的運用、分析、評價和創造等能力的訓練。具體而言，該課程測評體系由形成性評估和終結性評估兩部分組成。前者包括小組調研項目和項目學術小論文；后者的終結性評估為研究性學術論文。小組項目要求學生分組自選題目進行課外調研準備，期中時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口頭匯報，此后小組成員獨立撰寫、提交研究課題的學術小論文，即包括確定選題、準備展示內容、問答和討論及撰寫論文四個環節。學期伊始，每組學生從教師下發的選題目錄中自主確定選題方向，在查閱近期美國主流媒體相關話題的新聞報道和充分占有文獻的基礎上最終確定研究題目。此后，學生須建構發言大綱，內容包括概括文獻內容、補充背景知識，并提出個人觀點和見解。為此，學生要搜集更多的信息，對其加以整理、分析、歸納、總結，在此基礎上構建思路清晰、邏輯嚴密的框架結構，并做出個人評價。口頭陳述結束后，學生向展示者提問，展示者進行答辯。這種互動加深展示者和聽眾對問題的理解深度、廣度。口頭展示后的論文撰寫需要每個學生獨立完成。他們可就選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并利用已掌握的資料進行分析、佐證，從而證明觀點。這種形成性評價方式使學生既拓展了知識面和文化視野，又提高了英語語言能力，并在各環節充分運用各種認知能力。學生間的互動有助于學生多視角、多方位地思考問題，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此產生的變化是，學生已跨越語言層面進入對信息的理解、運用、分析和評價的高層級思辨階段。這無疑培養和提高了他們的思辨能力。該課程的終結性評估采用學術性論文寫作的方式。定題環節中，學生須對信息進行深刻理解、分析和比較，形成獨到的見解，確立正確且有深度和力度的中心論點。布局論證階段，學生要對論文的基本框架、觀點闡述順序、中心論點與分論點及分論點之間的邏輯關系做到心中有數。為保證論證充分，學生還須通過比較、分析數據，最終選取相關、典型和有說服力的論據。此外，論文的評判標準明確要求，除語言準確、符合英語表達規范且自然流暢外，還需要觀點鮮明，論證有力，內容充實，有明確的獨立觀察和思考內容，體現出很強的批判和研究能力。其核心在于引導學生有意識地啟動思維能力，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由此，學生在認知維度上的思辨能力得到發展，既涉及較低層級的思維能力訓練，又強化較高層次思維技能的培養。

摘要：為探究目前學術期刊的封面營銷模式，筆者就國內的影響力較大的學術期刊做了簡單的調研分析，針對10種國內主流的科技類學術期刊做了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采用采用封面重點文章的封面設計形式比較符合學術期刊的定位。而通過封面設計營銷品牌，不僅可以創造與眾不同的視覺亮點，吸引目標讀者，還能夠吸引優質稿源和擴大讀者群有著重要作用，對科學發展史也有特殊的記錄意義。因此封面論文應當作為我國學術期刊封面設計的主要發展方向，在充分展示各學術期刊特色、學術內涵、領域定位與審美感染力的同時，同時可以促進期刊品牌營銷，提升期刊傳播力和影響力，也為鮮活記載傳承我國科學發展史作出貢獻。

關鍵詞：學術期刊；封面設計；品牌營銷；影響力提升

0引言

封面是學術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期刊展示其特色、價值判斷、審美情趣以及學術內涵的重要載體。封面的視覺心理作用于受眾的閱讀感受，通過這種視覺沖擊、由于文字的視覺信息感受和視覺說服力進而對期刊的品牌營銷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許多國內外學術期刊除了注重內容質量，保障學術水平之外，對于期刊封面設計也極為重視，借助封面的藝術表現力彰顯期刊的內容特色與學術內涵。

1國內術期刊的封面調研

為了突出期刊品牌特性，許多學術期刊在封面的個性化方面做足了工作。許多國內外期刊已逐步擺脫了過去固有的、單調而刻板的封面設計，而呈現出多元化和個性化的風格特征。這些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封面為期刊品牌營銷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為探究目前學術期刊的封面營銷模式，筆者就國內的影響力較大的學術期刊做了簡單的調研分析，針對10種國內主流的科技類學術期刊做了比較分析，見表1。以上調研結果顯示，對于以傳統固定色彩或背景為封面的營銷方式，固有封面的延續性比較好，給受眾以嚴肅和嚴謹的印象植入，但受眾從視覺感受的角度來看，信息量、震撼力和傳播力都要顯得更為薄弱一些。而諸如《自動化學報》這種以目錄的形式作為封面主要內容傳遞當期信息的期刊，在學術期刊界也不乏少數，這種封面的優勢就是一目了然當期的所有主要文章信息，對于讀者來說，信息量足夠大。但缺點在于缺乏視覺沖擊力，封面導讀信息通常不宜過多，否則會影響封面美學表達。因此，內容營銷的目的是達到了，但視覺沖擊和直觀感受并不良好，受眾的注意力和吸引力并不容易獲取，因此營銷效果未必能達到預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機械工程學報》的期刊封面為例，為了凸顯期刊的學科定位和當期的主題特點，封面設計多以封面文章的內容以及專題的內容為背景進行創意設計，封面元素借用作者課題組提供的圖片元素進行延展設計，這種營銷模式對于對于進一步提升文章的傳播力以及期刊的科學宣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設計師充分考慮到封面主題的學術性與美學的雙重需求，這種營銷方式可以有效吸引讀者的關注，并進行深入閱讀和傳播。

2封面設計對期刊品牌營銷的促進作用

摘要:

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不僅有著研究生普遍的文化特征，還有著自己較為獨特的一面，這就使得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亞文化有著其實際情況。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亞文化現對于主流文化有著邊緣性、抵抗性、風格化特征，這就給校園文化建設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地方大學校園文化建設要充分發揮研究生群體亞文化的積極因素，合理疏導、化解其消極因素。

關鍵詞:

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亞文化;校園文化建設

1引言

何謂地方大學?地方大學的內涵外延是什么?到目前為止，學界仍是各抒己見、各不相同。本文中地方大學主要指由第三級政府出資舉辦、接受省政府和第三級政府雙重領導的公立地方本科院校。20世紀80年代，地方經濟發展、社會進進步拉動人才需求，地方大學在這樣的形式下誕生。30年來，地方大學迅速發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相對而言，地方大學辦學基礎較為薄弱，校園基礎設施相對不足和師資隊伍建設相對滯后。在全國高等教育大系統中，在辦學定位上，多以本科教育為主，著力為地方培養有一定創新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但是，隨著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地方大學獲得了全方位的發展，甚至在某些學科出現了較為突出和領先的優勢。經過時間的積淀和自身不懈地努力，地方大學蓬勃發展，有實力發展研究生教育，反之，也有通過發展研究生教育進一步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進一步增強整體辦學實力的訴求。地方大學中有極大一部分開始把觸角伸入到研究生教育，并把它作為學校的戰略新任務。“在學校的正式等級結構以外，學校還存在著由身份、性別和種族、家庭文化背景、個人興趣愛好等因素聚合的各種群體。有的群體存在著顯著的外界標志，邊界明顯，如社團。也有的不靠形式上的東西去區分群體邊界，而是靠文化價值觀念、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追求的目標、行為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聚合成為團體。還有的是因為特定的身份如種族、性別等自然影響而形成的群體。”高校作為我國一個特定的非營利組織，其內部也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存在。“從組織理論的角度看，高校內部存在著反映高校師生員工共同的價值、信念、追求、行為規范等精神因素構成的高校主導文化。從實踐層面看，校訓、學生校園文化建設便是這一主導文化的反映。同時，在高校校園文化內部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亞文化。”研究生作為校園中一個獨立的群體，具有這個群體獨特的特征，其文化屬于校園文化的亞文化。“廣義上講是研究生和導師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綜合。狹義上講，研究生文化是以研究生為主體，在校園這個空間中所逐漸形成的體現研究生特征的文化形態，對校園其他亞文化尤其是本專科生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的不斷壯大，形成了較為典型的學校亞文化。在地方大學主流文化中，這種亞文化處于怎樣的狀態，與主流文化有著怎樣的關系呢?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2地方大學研究生群體亞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