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孫子從美國來》人物形象解讀中西文化

(一)老楊頭的中國文化解讀

《孫子從美國來》的電影工作者費盡心思地制造感動元素來完成對你的催淚過程，老楊頭就是一位讓我們一直感動乃至有點悲涼氣息的人物。老楊頭的兒子楊棟梁幾年不回家對老楊頭不聞不問。現實中我們到底有多少時間給了老人，有多少關愛給了老人。我們的父母將自己的青春歲月都傾注在我們的身上而如今年老體衰，只能蜷居在農村，獨自品嘗孤獨的滋味。在某一年兒子突然帶一個洋寡婦回來這具有悲涼氣息甚至洋寡婦還帶來一個6歲大的孩子，與自己的兒子沒有血緣關系!老楊頭住在西北農村家庭不富裕這些對老楊頭而言不知道是喜還是悲。老爺子又惱又羞卻無可奈何地接手了這個燙手山芋，當前陪伴老楊頭可以走一段歲月的只能是布魯克斯。這其間老楊頭與布魯克斯發生了一系列事情:一天喜歡喝牛奶的布魯克斯到王站長家要了一碗剛剛擠出的奶，布魯克斯因調皮搗蛋把剛打來的牛奶打翻了段有辦法老楊頭再去要了一碗回來;還有布魯克斯偷吃核桃弄壞了門，老楊頭在追打布魯克斯的時候探壞了布魯克斯的蜘蛛俠布魯克斯悶悶不樂老楊頭委托王站長購買蜘蛛俠玩具河惜未果。他便特意熬夜為他精心雕刻了一個蜘蛛俠模樣的皮影作為道歉禮物。后來皮影戲終于再次開演，布魯克斯在老楊頭悲涼的唱腔聲中被母親強行帶離了中國。同時也帶走了老楊頭送給他的視若珍寶的成套皮影……我們反思現在，又有多少年輕人是真正為了讓老人們快樂一點，把自己的小孩讓老人家帶的?老楊頭還是一位愛好和平和傳統文化的代表。他崇拜孫悟空但對西方文化卻一無所知。例如對孫子說的蜘蛛俠他稱它為蜘蛛精。對布魯克斯問他的一句話“孫悟空真的能打贏蜘蛛俠嗎?”而他的回答是少他們為什么要打架呢?他們可以做好朋友啊!”體現了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思想。還有一天早上，布魯克斯要吃漢堡包老楊頭不知道什么是漢堡包，問了村里小賣部的人才知道原來是西方的一種食物。他去買了個肉夾模給布魯克斯，當時布魯克斯有點疑惑地吃下了它，老楊頭才悟道原來漢堡包就是我們西北這邊的肉夾模。老楊頭更是一位中國民間藝術皮影戲及皮影雕刻的傳承人。皮影戲是民間的一門古老藝術。皮影戲是一種以獸皮或紙板做成的人物剪影，在燈光照射下用隔亮布進行表演的藝術。表演時藝人們在白色幕布后面廠邊操縱戲曲人物廠邊用當地流行的曲調唱述故事，同時配以打擊樂器和弦樂肩濃厚的鄉土氣息。皮影不僅屬于傀儡藝術還是一種地道的工藝品。它是用牛、驢、馬、騾皮經過選料、雕刻、上色、縫綴、涂漆等幾道工序做成的。老楊頭作為傳承人自然不愿意荒廢這種技藝，他因一次踩壞了孫子的蜘蛛俠利用自己的精湛的雕刻技藝賠給布魯克斯一個蜘蛛俠模樣的皮影。鑒于“’舊寸期所遭受的一些傷心事，不愿意辦皮影戲和皮影雕刻藝術短訓班。最后在王站長的努力勸說下終于答應此項任務池體現了老楊頭傳承華縣皮影戲藝術的決心。

(二)布魯克斯的中西文化解讀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現代化的美國小男孩兒，喜歡漢堡包，也喜歡西方人眼中的英雄人物—蜘蛛俠。布魯克斯從小接受西方現代文明對于古老中國乃至見到爺爺都感到好奇啟然不理解爺爺的陜西腔話語肖爺爺問王站長“狗”與“太陽”的英語怎么說，目的是希望與孫子溝通。布魯克斯在老楊頭的熏陶下喜歡上華縣的皮影戲和皮影雕刻。老楊頭在布魯克斯將要返回美國的時候，還特意為他精心雕刻了一個蜘蛛俠模樣的皮影。布魯克斯還問過爺爺春節是什么，爺爺沒有長篇大論地告訴他春節的由來，反而說春節就是大團圓要一家人坐下來吃團圓飯。這句回答看似具有哲理意義但是理解起來不難，布魯克斯從西方圣誕節、感恩節的氛圍很快地理解了爺爺的話語最后布魯克斯說要和爺爺吃團圓飯。半年后布魯克斯與重修于好的父母一起回來和爺爺過年。此外布魯克斯還體現了美國紳士好戰的一面當布魯克斯問爺爺歲孫悟空真的能打贏蜘蛛俠嗎?”爺爺的回答是少他們為什么要打架呢?他們可以做好朋友啊!”看似簡單的兩句對話道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內涵孫悟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蜘蛛俠代表西方文化;做好朋友體現了當下中國對外的和平共處的原則擴‘打，’體現了西方社會當前紳士好戰的一面。

二、《孫子從美國來》影片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

當前國際社會交流頻繁，作為中西方世界代表的中國與美國在國際舞臺上時刻都存在競爭與合作。該影片也反映了這么一層關系。這一節從飲食、藝術、家族觀念、道德層面探討關于中西方世界中的文化交流碰撞。

摘要：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對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異有深刻獨到的見解，無疑是對西方文化了解最透徹的啟蒙思想家。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嚴復曾對兩種文化進行了全面對比，從政治、教育以及思維方式上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種種弊端，以歷史觀的高度，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內在原因做出深刻省思。

關鍵詞：

嚴復；中西文化差異；深層次省思

中國自近代以來，凡是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都意識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比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都有非常深刻的見解。但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嚴復對中西文化的理解顯得更為獨特。1877年福州船政學堂赴英留學的名額出現空缺，當時正在水師服役的嚴復獲得留學英國的機會，通過考核進入格林尼次皇家海軍學院深造。翌年，嚴復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留學期間，嚴復并不滿足于近代科學理論的學習，時常深入到英國法庭現場聆聽訴訟，深入考察英國的政治制度、教育理念、社會風俗等，從而為日后執言論界牛耳打下了堅實基礎。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嚴復將早年的考察心得與胸中淤積已久的“格格欲吐”之言化為一系列文章。于是有《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一系列文章刊布于《國聞報》之上，從政治制度、教育理念、思維方式等方面系統論述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并深刻指出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深層次原因所在。

一、政治制度的差異

嚴復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反差。這種反差集中體現在中西兩種政治制度下截然相反君民關系之上。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君主和人民的關系是極端的不平等，呈現為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嚴復認為“中國帝王，做君而外，兼以作師。……兵刑二者，不足以盡之也。卒之君上之責任無窮，而民之能事，無由以發達。使后而仁，其視民也猶兒子耳；使后而暴，其過民也由奴虜矣。為兒子奴虜異，而其于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則同。”[2]928-929也就是說，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君主處于權利鏈的頂端，擁有無上的權威。而人民在君主面前毫無權利，只有應盡的義務。如果君主比較賢明，人民的生活會好些；如果君主昏庸無道，人民只能過著奴隸一般的生活。在這種畸形的君民關系當中，君主控制了國家的方方面面的權力，而人民的才智無法得以施展與發揮。這也是造成中國民智、民德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然而，西方政治體制之下呈現出來的卻是另一種面貌，對此嚴復深有體會地指出：“若夫歐美諸邦，雖治制不同，實皆有一國之民，為不祧之內主。故其為政也，智慧雖淺，要必以一國為量，而動作計及百年。雖伯理由于公推，議院有其聚散，而精神之貫徹始終則一而已。”[2]1000總體上看，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雖不盡相同或為君主立憲制、或為民主共和制，但共同特點卻是，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相當的權力，為國家“不祧之內主”。無論總統選舉或議院聚散，都要服從人民的意愿。在嚴復看來，西方社會的政治制度是人民集體智慧的產物。而返觀中國傳統政治，國家的事務完全聽憑君主的決斷。嚴復由衷地感嘆，中國“安得不治世少而亂世多乎！”

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程

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無疑是一種引進型的形式。在謀求富強的功利意識的指導下難免出現許多偏差，從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來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強勢的態度對中國文化進行排擠，最終的傳統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篩選的地步，而這一切都是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進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滲入到了當時社會形態的各個領域，包括西方體育與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體育直接的接觸、紛爭與融合。在這段時期武術出現了兩種形態表現：一種是以孫氏武學體系為代表的民間武術的自身整合與發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強勢壓迫下，傳統文化以頑強的生命力展現自己精華一面的結果，是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另一種便是以中央國術館的國術體系為代表的近代武術的轉型，它是本土體育與西方體育交流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體育形態，可以說是武術的現代化轉型，它是具有西方體育形式的本土體育。兩種武術形態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價值及指導意義。

2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拳與道合

清末民初，外強凌入，叛亂四起，內憂外患的動蕩社會為武術的興起與傳播提供了土壤，民間秘密組織的發展，村社民團的成立，對武術發展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西方火器的傳入，漸漸弱化了武術在軍事戰場的實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變”標志了在熱兵器時代武術徹底的從戰爭被淘汰。此時盛行于民間的武術，擺脫了縱向秘密發展的束縛，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發展，各門各派開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許多優秀的拳師“各家拳法兼而習之”形成了自己的武術體系，而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孫祿堂的孫氏武學體系。孫祿堂先生自幼習武，天賦異稟，在深得太極、形意、八卦三拳的奧妙之后，深參諸子思想，繼承前人的武學研究下，合三家為一家，曰：內家拳。結合自己一生的武術實踐創立了武、道結合的武學體系，孫氏武學體系以《周易》《丹經》為理論依據，參以儒、釋、道三家學說對武術進行了系統的闡述，把武術與傳統哲學中的道相結合：萬勢起于“無極”而終于“一”，提出了武學的“三層道理”“，三層功夫”“，三層練法”。其中最高層次的“煉神還虛”，“洗髓”，“化勁”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復還先天”，養一身之正氣，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氣”。通過意識和形體的練習，以完善人的品格，達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這種術與儒家修身哲學的融合確實能從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學》自序中孫祿堂先生說到“然富強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義在精神，若無精神則弱矣。人民弱，國何強？欲圖國強，須使人民勿論何界，以體操之不可缺之一科。”這一段話中民強則國強的觀點，來源于19世紀初的“國民主義”的思潮，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許多的先進份子已經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即國民是一個國家的有機構成分子，國民的強弱承載著國家的強弱。而以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來增強國民精神又是當時“國學”“、國粹”在武術中的展現。庚子事變以后，頑固守舊派徹底瓦解，一度出現了“無人敢談中學”的情景“，全盤西化”的論調猛然興起，正如起初頑固派們提及的“變夏為夷”的憂慮一樣，許多懷揣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感到了中國文化生存的危機，他們在西方思維的影響下，不再是像頑固派那樣固守傳統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認為中西文化均有優劣，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們反對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對人民進行的奴隸教育的“偽儒”知識，而先秦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學都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特別是一戰后西方各國出現的經濟危機，讓更多信奉西學的人都冷靜了下來，正如梁啟超所說，他們為了資源和利益野蠻的進行爭奪，絲毫沒有文明可言。嚴復也尖銳地批評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而此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重情義、重和諧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質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國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倫哲學推向了高潮。孫祿堂先生飽讀各家之經典，深得諸家之思想，而最終把術與道合的道歸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傳統修身文化頑強展現自己的外在表現，也是熱衷與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為求傳統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近代武術的轉型

雖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與磨合時期充滿了坎坷，一度出現文化復古和全盤西化的極端現象，但文化的交流還是產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創造出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兼顧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卻更適合時代的發展，這個過程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轉型階段，而以武術為主的傳統體育也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走向轉型，其結果便是運用西方體育來構建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中國體育”。近代武術出現了三次次序性的轉型嘗試，第一次嘗試是1911年左右，馬良創立的中華新武術，它的主要貢獻是把門派眾多，拳術繁雜的傳統武術簡化為拳腳術、棍術、劍術等幾個科目，又把摔跤納入新武術，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體操，在當時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學校教育系統中開展。其次是具有民間性質的武術組織———精武會。其宗旨是“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它對武術的傳播以套路演練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樂和西方體育及音樂等多元化文化形態。最后便是興盛一時的中國國術館的國術體系。1928年3月中央國術館在南京成立，由東北軍高級將領張之江發起并擔任館長，以“發揚武術國粹，增進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訓練師資，統一教學，研究改進，務求普及，以達明恥教戰，強種救國之使命”為宗旨，成功總結并推行了包括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的成功經驗，對民間武術進行整理改良，編排成統一教材，出版武術書籍及刊物，極大地促進了武術的習練與傳播。在西方競技體育的標桿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長兵等最初的競賽武術，并在1928年與1933年舉行了兩次國術考試，編排和實踐了最早的武術競賽規則，開設教授般、師范班、練習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學博通、文武兼修“為教學原則，教授了一大批技術全面的武術人才，其中大多都成為了近現代武術發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國柏林奧運會，中國武術代表團以精湛的武藝震撼了西方世界，從而把武術推向了世界。中央國術館國術體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滲透到體育范圍中的杰出成果，與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相比，它是武術現代化轉型相當成功的案例。馬廉禎教授對國術體系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它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具有現代體育特征的民族體育體系”。雖然國術體系在民國開展的聲勢浩大，確實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民族危機讓每個稍有民族意識的人都感到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富國強兵，保家衛國是指導國術開展的重要原因，而這是完全與西方的體育相違背的。國術體系雖以體育的標準來改造，卻不是以體育的形式來開展。

4對兩種武術形態的評價

【摘要】

中國熱播電視劇《甄傳》是當代中國流行文化與古典文藝的完美結合，亦是一部在思想上與西方女性主義有部分契合點的影視作品。但是美版《甄傳》在美國上映遇冷，這一現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基于中西文化差異，探究造成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以促進更加有效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同時提升中國電視劇跨文化傳播的能力。

【關鍵詞】

《甄傳》；中西文化差異；跨文化傳播

1《甄傳》叩開西方大門的前提

當今時代，多部中國電視劇只著眼于狹隘的文化領域，難以適應日益增長的廣大觀眾的需要。而不同于以往的“清廷宮斗”，《甄傳》導演鄭曉龍則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講述。因此，很多學者通過該劇追溯后宮爭斗的根源，進行“宮斗劇”文化視點方面的反思，并得出文化啟示。在中國有名的論文網站上，以甄傳一詞搜索記錄共有5179條，可見這部電視劇在中國的成功，也可見其對學術界的影響。該劇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服飾、職官、稱謂、禮俗、哲學、詩詞韻文、戲曲、音樂、繪畫、文史人物等內容，很好地代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美。當一部電視劇進行跨文化背景傳播時，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會成為影響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從接受的文化消費來看，當電視劇傳播的內容和表達的情感能夠與觀眾的文化背景形成共鳴時，觀眾才會有興趣去看[1]。同中國傳統的女性形象相比，在西方觀眾眼中，甄的形象加入了更加顯著的女性主義色彩。女性主義一詞（Feminism）一詞來源于十九世紀法國，主要指婦女的解放運動。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女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被認為是“第二性”。女性主義者的任務是批判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第二性的處境，向男女不平等的關系挑戰，鼓勵女性尋求解決和改善的辦法[2]。西方人眼中的甄具有鮮明的獨立性，努力追尋自我的價值，最終證明了女性可以向男性一樣獲得成功，甚至有些方面會強于男性，以女性身份獲得了社會認可，展現了濃厚的女性主義特色，用自身的行動，重申了“性別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變的”[3]。

2《甄傳》在美遇冷之“殤”

摘要：

所謂生死觀，是指人們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度。在對待生死問題上，中西方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試著從中西方對待生死的態度入手，分析中西方生死觀上的異同；具體表現在對生與死的認識和生的態度上的一致性，而在對待死亡和關注的重心上表現出不同的一面。

關鍵詞：

中西文化；生死觀；態度

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哈姆萊特》里，丹麥王子哈姆萊特問出了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生還是死。自誕生之日起，人類就不得不面對死亡的來臨，如何對待生與死，或許是人類自誕生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困惑。它不僅是一種自然現象，更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現象和社會文化現象，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如何處理、看待生死問題，決定了我們一生的追求和走向，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許多中外思想家、哲學家對生死問題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看法。春秋時期，當孔子的弟子問到仁義與生命相沖突該如何處理時，孔子毫不猶豫地答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認為仁義比生命更重要。孟子在其《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里寫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明確表達，在生命和仁義的取舍上，要毫不猶豫地取義。司馬遷則認為，人出生之日就決定了死的遲早來臨，每個人都會面對，不同之處在于，死得是否有價值，生命是否有重量。古希臘名噪一時的哲學家伊壁鳩魯表示：賢明之人，面對生死，都是以平常心對待，不惡生怕死；他們關注的是生命的質量而不是長度。1而柏拉圖則認為，哲學是對死亡的預演和練習。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思想家，雖處于不同的時空維度，卻都對生死問題加以關注，得出不少相似的觀點。他們用一生來詮釋生的意義，在生中悟出了死的必然，并坦然面對，賦予了生死觀本體論意義。

一、中西文化生死觀的同

中西雖處于不同經緯，有著不同的文化習俗，但在面對生死觀這一人類永恒話題面前，卻有著不少相似。他們都意識到，生之偶然、死之必然，都看重生，喜生悲死。

一、翻譯是文化的傳媒，起著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橋梁作用”

面對不同文化差異，面對事實上存在的矛盾，翻譯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不同的文化，是偏向一方，以犧牲一方的利益為代價？還是以不偏不依的態度，努力促進溝通與交流？翻譯活動，就其具體操作而言，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活動，而就其實質而言，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翻譯活動從一開始出現起，便與各民族之間的各種形式的交流往來結合在一起，沒有交流，就沒有翻譯的必要，沒有翻譯，異語、異質文化之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中西文化差異較大，涉及的范圍也很大，不能一一論及。本文就人們熟悉的動物龍狗的翻譯淺談中西文化的差異。

二、龍（dragon）

漢語和英語中都有“龍”的字眼。但在漢語中，龍（Chi-nesedragon）多用于好的意思，如龍飛鳳舞（氣勢雄壯奔放），龍鳳成祥（吉祥如意），龍騰虎躍（威武雄壯，意氣昂揚），等等。在中國，有關龍的文化可謂淵源流長。在中國古代傳說中，龍是一種會飛、會走、會游泳、可隱可現、能興云降雨的神奇動物，常被引申為“珍異”、“高貴”、“吉祥”的象征。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皇帝就是“龍”的化身，謂之“真龍天子”，其后代就是“龍子龍孫”。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漢語也沉淀出了龍王或龍公（神話中統領水域掌管興云降雨的龍神）。龍顏、龍慶、龍宮（豪華住宅）、龍袍及至龍頭（關鍵人或事）等許多與“龍”有關的吉祥話或敬語；甚至有許多帶“龍”字的地名、物品名（食物、藥品）等，如：龍亭（河南開封）、龍華寺（上海龍華）、龍興寺（安徽鳳陽）、龍虎山（江西貴溪）、龍門石窟（河南洛陽）、龍江瑪瑙（黑龍江省）、龍虎會（廣東名菜）、龍井（優質名茶）、龍骨水車（古代水工具）。在人們的生活中，有耍龍燈和賽龍舟等喜慶活動，還有傳統的端午節（Dragon-boatFestival）等等；龍還是中國特有的十二生肖之一，人有龍屬，歲有龍年。這些均來自于古代漢民族對龍的信仰和崇拜。現在作為炎黃子孫的漢民族常自稱為“龍的傳人”。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體現已眾所公認。在英語中，“龍”（dragon）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令人憎恨的象征。因為在西方神話傳說中，龍（dragon）是一只巨大的蜥蜴，長著翅膀和長長的蛇尾，身上有鱗，能從嘴中噴火。《圣經》里多次提到的魔鬼撒旦（Satan）是一個與上帝作對的誘惑者、考驗者和反叛者的形象，它就被稱為greatdragon或olddragon。因此在西方人的心目中dragon（龍）總是代表邪惡、恐怖。如果描寫一個尊貴、善良、忠誠絕不用dragon。因為：Ifyoucallawomanadragon，youmeanthatsheisfierceandunpleasant（.如果你把她叫作龍，那么你的意思是指她兇狠，讓人討厭。）

三、狗（dog）

漢語和英語“狗”的含義大不一樣。在中國，由于狗的聽覺、嗅覺都很靈敏，主要被當作看家護院的家畜豢養，因此就被用來比喻供使役、助人作惡的人，如：狗腿子（幫兇，走狗）；狗崽子（遭唾棄之人的子女）；狗血噴頭（罵得淋漓盡致，非常厲害）；狗急跳墻（走頭無路時不擇手段）；狗頭軍師（為壞人出謀劃策的人）；雞鳴狗盜（卑下而不足道的技能或本領）；雞犬不留（殺戮殘酷）；雞犬不寧（騷擾十分厲害）；狼心狗肺（貪婪、狠毒）等等。在英語中dog這個詞有時含有貶義，用來指層次不高的人或物，如；Thiscountryisgoingtothedogs（.這個國家糟糕得快完了。）然而，在西方，人們通常將狗作為寵物來養。狗被稱為人類最好的朋友，是人忠誠的伴侶動物。因此西方人從不吃狗肉，對其他民族食狗肉的行為感到不解與反感。正是基于這種文化底蘊，英語語言中這個詞或與之有關的各種說法多含褒義，或是含中性意義，如；topdog（最重要的人物），luckydog（幸運兒）；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Heworkedlikeadog.（他干得十分賣勁）；Itrainscatsanddogs.（天降傾盆大雨）。另外，dog有時用來指人（意為guy或fellow），如dirtydog（壞蛋）；handsomedog（美男子）。還可以表示一種親切得關系，如：Youluckydog（.你這個家伙真走運）；Whatalazydogheis（.他這個家伙真懶）……這些話不僅沒有任何侮辱、貶低他人的含義，相反聽起來讓人有種親昵的感覺。

當今世界變化越來越快，時尚的變遷、科學的日新月異，哪怕是日常生活中極其細小的變化，都與人們的生活經驗、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等有許多密不可分的關系。熟悉人們的生活環境、了解本國與他國的文化背景知識對填補中西國家的文化差異、順利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會大有益處。

摘要：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特質，更是一個人的氣質。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深，中西方交流越來越頻繁。中西文化存在多方面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產生重要影響。文章從中西文化差異、地域環境差異、歷史發展差異和語言差異等方面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之處，避免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分歧。

關鍵字：跨文化；中西；文化差異

跨文化交際（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者使用同一種語言進行口語交流的過程，這種交流存在著語種和歷史文化的差異。文化是一個相對廣義的概念。簡單地說，文化是人類的精神活動及其產物。隨著交通、通信以及科技的不斷進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就需要對交流對象的文化背景有更加充分的了解。

一、中西文化差異

（一）思維模式差異。文化背景直接影響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思維模式不僅直接影響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且直接決定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形成。2014年，李洪儒和謝萌提出了“人通過語言解釋世界和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致使中西方在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國的思維模式具有整體、意向、歸納以及求同等特點，而西方思維模式則具有邏輯、實證以及求異等特點。中國習慣于矛盾中尋求統一的辯證思維，西方更擅長邏輯推理和理性思維模式。中西方思維模式的主要差異體現在理性邏輯和直覺悟性。理性邏輯即通過邏輯推理的方式認識事物，這種方式更理性，體現出相當的確定性和邏輯性等特點。直覺悟性即通過形象思維的方式認識事物，這種方式更感性，體現出相當的直覺性和想象性等特點。中國的思維模式及歷史文化導致口語表達時語義比較模糊；而西方的表達在眾多學者的倡導下更突出理性邏輯意識。

（二）價值觀差異。價值觀是在感官基礎上對事物做出的認知和判斷，是人們辨別是非、認識事物的一種思維，是對待現象及價值關系的觀點。社會價值標準影響人的語言，文化背景影響社會價值，社會價值也直接影響跨文化交際。1988年，Samovar提出“在西方，自己是至高無上的，個人利己主義才是正確的價值觀，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觀”。賈玉新指出，中國奉行安逸快樂、知足常樂的價值觀。因此，中西跨文化交際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的交流。中國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強調個人融入集體，交流時也通常讓對方感到舒服，更加的謙遜。西方的價值取向是個人主義，個人利益高于國家和集體利益，強調以我為主，交流時也經常維護自己利益。因此，在跨文化交際時，西方人覺得中國人不直接，表達含糊，不明白中國人的真實想法；中國人則會因為西方人過于直接的表達而感到尷尬或不舒服。

（三）習俗差異。習俗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中西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風土習俗。以朋友交流為例，中國一般表現得比較親近和熟絡，大方的交流家庭狀況、個人和生活近況，而西方通常不會涉及類似的個人隱私問題。因此，在跨文化交際時容易產生誤會，西方人會覺得個人隱私被冒犯。從交流進程來看，西方會以一個普及的話題開頭，但隨即轉入正題，整個交流過程也都圍繞主題展開闡述。中國則以一個較長的過度開頭，進入主題后偏向于利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委婉表達觀點，讓交流者自己理解話語含義。習俗也同樣包括民間習俗，中國的民間習俗多種多樣，例如送朋友蟾蜍物件寓意為招財進寶，在西方不明寓意的情況下容易理解錯誤，致使跨文化交際失敗。

摘要：

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有著重要的影響，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是跨文化的交流,只有了解中西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其語言內涵,將其語言信息原汁原味傳達給人們。

關鍵詞：

文化差異；語言表達；翻譯；影響

人們在相互交流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懂得語言的字面意思，但由于缺乏對對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很難了解文化所賦予的語言內涵，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探討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一、地理環境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中西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語言文化受到地理文化的影響，從而導致人們對于同一事物有著不同的理解，翻譯的時候要引起高度的重視。英國是有名的島國，所以其文化淵源就離不開船和水。例如：torestonone’soars(暫時歇一歇),allatsea(不知所措),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奮力圖存)。中國是一個內陸國家，其文化淵源自然就與陸地相關。例如：當形容一個人花錢大手大腳，不知節儉時，人們常說“揮金如土”，而英語則為“spendmoneylikewater(花錢如流水)”。另外，中國以農業大國文明，通常用牛來耕地，漢語表達多用牛，例如“牛飲”。而英語表達為“drinklikeafish”，與海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