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的發展，國際地位逐步提升，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國家的跨文化交流變得日益頻繁，對跨文交際人才的培養也是越來越重視。2017年版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新課標)中指出要培養具有中國情懷、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文化知識作為英語教學內容的六要素之一，是英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廣大的高中英語教師來說，明確文化教學過程是十分必要的，既有助于做好文化知識教學的計劃和安排，也能更好地指導學生對文化知識的學習。

關鍵詞:中外文化;文化教學;新課標;文化教學過程

不學習其文化背景知識，就永遠不能精通一門語言。怎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文化知識教學，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文化知識，是教師在進行文化知識教學之前應該考慮的問題。新課標中指出文化知識應該包含中國文化知識和外國文化知識兩個部分。文化知識的教學過程就是引導學生對比中外文化的異同，吸取中外文化的優秀精華，內化成個人的優秀品德，最終形成良好的文明行為。簡言之，文化教學的過程是一個使學生將學到的中外優秀文化知識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過程，主要包含如下幾個步驟:

一、文化教學的準備階段

在文化教學的準備階段，首先教師應該熟悉高中英語教材，研讀高中英語課程標準，明確文化知識教學的內容、目標，結合文化知識的結構特點和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的特點，思考運用哪些方法和技巧來幫助學生對文化知識的理解。對于文化知識教學內容的分析和解讀。首先，在新課標中將文化知識教學內容分為必修課程類別、選擇性必修課程類別、和選修課程類別。根據課標的指導精神，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分層次地學習三種要求下的文化知識。重點學習必修部分文化知;也要重視選擇性必修部分內容的學習;對于選修課程類別的內容，學生可自行安排學習。其次，外國文化知識涉及面非常廣泛，對比漢語文化知識的形成和來源，可以說是歷史悠久，從摸不到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具體到各種實物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高中課本所包含的素材內容是有限的，所涉及到的英語國家文化知識也只是滄海之一粟，為了使學生了解更多英語國家文化知識，教師要善于依托英語課本，挖掘和補充教材中的文化知識，逐步增加學生的文化知識輸入量。

二、文化教學的實施階段

(一)感知中外文化

在中國的近代化歷程中，中國文學與世界文明的接觸已不可避免。而20世紀，則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頻繁接觸的世紀，與中國對現代化的訴求相適應，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學習與借鑒，也更加自覺和日趨理性。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特別是研究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就必須對中國文學與外來因素的密切關系給予關注。1993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棟霖兩位教授主編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2009年9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棟霖教授主編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兩部書以文學的現代化、本土化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考察視角與軸線，使之貫穿全書的論述，仔細梳理和研究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外來文化影響下，如何對外來文化吸納、排斥、從而進行變異與自我創造，實現文學現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并以比較文學的特有立場與寬廣視域描述與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中外文學關系史面貌，從而實現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與創新，也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實質性的貢獻。如果說《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的話，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則又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兩部書共同完成了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外文學關系的系統梳理和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由上、下兩卷組成，共計139萬言，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翔實、有獨創性地論述中國當代文學與外來影響關系的文學史著作。除了承繼朱棟霖教授一以貫之的“人的發現”這一文學史主題線索之外，其特色還在于:(1)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和理論重新詮釋了1949—2000年間的中國文學面貌，顯示了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學史關系研究中，比較文學方法與理論的自覺運用及其所獲得的成效;(2)論著研究中外文學關系時重點關注中國當代作家在外來影響中如何進行主體的自我創造，以及如何建構本土文學的問題，并對中國文學對本土文化和外來影響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做了細致的梳理和理論分析。這對于21世紀的中國文學如何處理中外文學關系，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系中如何得以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自覺運用   《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的文學史敘述以文學思潮的變更為各歷史階段的基本框架，同時也將對重要創作情況(作家作品)的分析結合其中。先后介紹和論述了西方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學、意識流藝術、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女性主義、敘述學、荒誕派等外國文藝思潮及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也分編分別介紹和論述了勞倫斯、福克納、卡夫卡、昆德拉、布萊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并從國別文學的角度評述了俄蘇文學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的國別文學史關系;還從跨學科領域分編評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儒家文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跨學科的文學史關系。這些都顯示了比較文學視角和方法在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的自覺運用，從而開掘了對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進行新的闡釋的可能途徑。影響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論著對荒誕意識的介紹為例，論著首先簡要梳理了荒誕意識在國外作為一種思潮的興起，并描述了荒誕意識作為一種文學表述的創作概況，雖然論述簡潔，但卻能列舉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質，使讀者對荒誕意識產生較強的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論著在對中西社會荒誕現象及其本質的揭示中，通過對諶容《減去十歲》、張潔《他有什么病》、格非《棗樹下的故事》等小說作品，將荒誕意識在中國新時期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加以分析，從而確證了中國社會荒誕現象的存在。論著還指出，“荒誕意識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小說中頻繁出現，除了受到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之外，還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密切的關系”［1］176。論著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論述。又比如論著在論述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時，仔細區別了王蒙意識流小說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小說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從非理性角度認識人、從自然狀態中書寫人的層面”［1］312;“王蒙的意識流小說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意識流小說，但他確實揉進了西方意識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時代特色、中國氣派的。他筆下流瀉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歷經十年浩劫之后處于轉機之中的中國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藝術的革新”［1］311。由此可見，論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簡單講述影響的事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對中國文學自身特點的考察上，使讀者能夠感知到當代文學創作并不只是一個簡單“拿來”的問題。平行研究也是論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學科的文學文化關系研究中，論著關注了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狀況，這是論著作者視野開闊的又一表現。《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為專編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加以介紹，既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多元化面貌的如實反映，也是對以往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的補充。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是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文學和宗教的內在關系來說，兩者都屬意識領域的精神現象，但二者對于意識的言說和表達方式又不盡一致。論著指出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作者有兩種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歸納出中國基督教文學所包含的兩種基本類型，即基督徒作家創作的純正的基督教文學和非基督徒作家創作的非純正的基督教文學。論著指出:“如果說，前者是以文學語言承載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話，那么后者則是以文學語言認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難能可貴的是，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面貌進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書寫形態、傳播途徑等，并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在圣經文學、靈修文學、救贖文學等主題領域的創作進行評述，最后落腳于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人學內質。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梳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建構中具有獨特的貢獻。#p#分頁標題#e#   應該說，《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正是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出發，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新的文學史觀、文學價值觀。在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國作家所受的外國文學影響，其實并非難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內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該論著并不是將中國當代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做材料的堆積，而是在比較文學視野和方法的指導下，不僅理清了中國當代作家所受外來影響的脈絡，而且從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著重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對中外文學的繼承、借鑒與“創造性轉化”過程，深刻剖析了中國當代文學在外來影響下的變異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這就從根本上闡明了中外文學溝通的歷史原因，為比較文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顯示了作者把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置身于廣闊的世界文化背景中來加以審視和探討的開闊的學術視野。   二、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國當代文學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是貫穿《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著名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說過:“每一個國家的文學，主要是自己的民族傳統，這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外來思潮，不管什么創作方法，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象征主義也好，古典主義也好，要在這個國家里生長，必須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須結合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欣賞習慣、美學興趣等等，慢慢地和原來的傳統融合，一部分被拋棄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風格才能建立起來。”［2］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文學界正在逐漸擺脫借鑒、模仿乃至照搬外來文學的陰影。實現中華民族傳統的創造性發展，積極參與世界文化建設，應是新世紀中國文學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就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著頗為清醒的辯證思考，論著認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論著從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內外兩重原因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并進而對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創造性轉化”機制給予了相當的重視。該論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學的交流、碰撞、沖突、對抗而激蕩的文化潮流，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生存的文化環境。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置于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時處理三個問題:如何鑒別地、有機地承受、吸納外來文化、文學的影響;如何合理地繼承中華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學傳統;如何在主體文化格局中實現自身文化、文學機制的‘創造性轉化’。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民族化的三層內涵。”［3］97“中國文化、文學的現代化，不僅受到外來文化、文學的強烈激蕩與影響，而且其根本動因在于其自身。中國近、現代的社會現實對其文化機制提出了變革要求，迫使這一文化機制內部產生強烈變革的要求與動向”。“但是這一解釋只說明了中國文化、文學現代化的外力影響與本土的社會現實動因。應該看到，中國文化、文學的現代化還承傳了一部分本土傳統文化精神。”［3］70朱棟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對以往中國現代文學“西來”說、“舶來品”說等簡單觀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國傳統文化參與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獨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場，《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在關注中國新時期文學時，也注意到了中國新時期文學與傳統文化的潛在關系。僅以該論著中的“儒家文化與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這一編為例，該編對新時期文學創作中吸納新潮而又堅守本土文化，在現代人學觀念中接納儒家人學思想的文化立場給與了關注。論著指出:“依據人的發現、人的發展的基本理念，我們對儒家文化的態度，首先肯定其有精華，其次認為儒家文化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經過創造性的轉化，這種創造性的轉化實際上也正是以現代人學觀念為基礎對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個體的人作為儒學現代應用的基礎，勢必會引起對儒學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現代人學基礎上汲取儒學精華，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的理論問題，也需要實踐的檢驗。”［4］532   論著在論述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文化立場上，既看到了其對儒家傳統文化的重視，又發現了創作對西方現代人學觀念的關注，同時還注意到了創作中滲透著對中外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自覺意識。就20世紀80年代的創作而言，論著認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內核與中國傳統士的精神有著密切的聯系。”［4］533論著選擇了宗璞80年代的小說《南渡記》、《東藏記》等為分析對象，指出小說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國第一代具有啟蒙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群像。這些知識分子既有傳統的儒家傳統作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華，“從而使他們對人的理解比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大大地擴展了，開始從儒家對群體性的追求轉變為對個體的重視，這是從傳統到現代的人學觀念的一個大的發展”。“現代知識分子人的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了他們內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們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傳統的延續，又具有了現代的質素。”［4］542論著還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后，充分個人化、個性體驗化的寫作，文化態度的分化，對時局的不同觀照角度，都對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揚提出了質疑。在多元化的時代，作家如何以個體的方式實現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實現士的精神的現代轉化，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4］539可見，論著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對中外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論述，不僅視野廣闊，而且也有頗為獨到的見解，它不僅涉及到了中外文學更為深層的文化層面，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進行了極富意義的探討，這正是“創造性轉化”的意義所在，也是民族文學發展的合理途徑。而貫穿全著的“創造性轉化”，正是作者所要著力體現的重點。   總之，《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在對中國20世紀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自覺運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和視野，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了多角度的觀察，而在這其中，尤其重視中國當代文學對中外文化、文學資源的“創造性轉化”，這種轉化，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民族化追求，順應了全球化的歷史發展潮流。論著通過對這種追求的論述，探索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自身邏輯，并將促進中國文學在全球化時代更加積極、自覺地建構自己的民族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該論著不僅在理論上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開闊了視野，實現了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與創新。更為重要的是，論著對中國文學追求獨立品格的探討，啟示并預見了21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和前進方向，這無論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研究，還是對于21世紀中國文學的創作實踐來講，都勢必會產生重要的影響。《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是一部匠心獨具、視野開闊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系統論著。#p#分頁標題#e#   當然，《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這樣一部系統論著也難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論著主要以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為研究的立足點，但對同時期中國文學在外國的傳播，則有所忽略，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已經流播國外，產生了相當影響。如馮驥才的作品在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傳，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學還被編入教材;劉心武、王蒙、諶容、余華、王朔、張潔、殘雪、王安憶等人的小說在日本也頗受關注等等，論著對上述情況尚無涉及。其次，論著以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為主要研究內容，它實際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學比較史”，而更像是“中國文學的外來影響與接受史”。論著重點關注了外來影響對中國文學的生發以及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這種理論建構既是對論著內在邏輯的約束，也為后來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我們可以以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為研究立足點繼續向前探索，也可以對同時期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進行觀照;還可以在繼續深入研究中國大陸文學的同時，對港、澳、臺文學做系統的研究;我們既能從作家直接接受影響的角度，也可以從作家間接接受影響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對其創作的影響等等方面，尋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也只能說是一部開創之作，而并非一部終結之作。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已成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學英語教師在教學中遇到的文化安全問題也日益凸顯。其主要表現為教師缺少辨別中外文化差別的意識、缺失甄別外國文化優劣的能力、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重視講授外國文化、輕視中國文化、偏愛打包介紹外國文化。相應的對策是：中學英語教師應加強中華傳統文化、主流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修養與培訓，在教學中堅持多元文化理念，甄別教材中中外文化差別，課堂教學中兼顧中外文化介紹，轉變“僵硬灌輸教學方式”為“生動啟發教學方式”。

關鍵詞

英語教學；文化安全；對策

人類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各類文化信息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快速傳播。國家間軟實力競爭不斷加劇，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滲透與反滲透、擴張與反擴張日趨激烈。相應地，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討論大學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安全問題[1][2]。中學英語教學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涉及許多文化安全問題。這些問題與中學英語教學的主體———中學英語教師有密切關系。但是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多見，本文討論中學英語教師在教學中面臨的文化安全問題，并提出建設性意見。

一、中學英語教學中文化安全的內涵

許多人對文化安全下過定義。“文化安全主要指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等各個組成部分健康發展，文化主權不受外來因素的威脅，文化自覺不被壓抑，文化特性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獨特性、獨立性、完整性并不斷傳承和發展的狀態。文化安全以文化為主體，以安全為本體，關乎國家的存在性、安好性、穩定性、完整性和發展性。”[3]實際上，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國家穩定及發展。文化安全是國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內容，也是民族團結、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基礎。文化安全與外語教育密不可分。“外語教育是國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語教育政策的恰當與否不僅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科技發展，而且關系到國家的安全、文化傳統的傳承以及下一代整體素質的提高。”[4]中學英語教育是國家外語教育的基礎，所以，中學英語教育對維護、提高國家文化安全具有奠基作用。文化安全存在于各種文化現象的激烈碰撞中，并通過各種文化現象表現出來。而中學英語教育能否有助于文化安全，很大程度取決于中學英語教學的主體———中學英語教師。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教師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引導學生準確把握外國文化，傳承傳統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攏，有意識抵制外國文化對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沖擊，對外國文化進行揚棄吸收，促進中學生形成自覺維護民族文化、提升國家利益的價值觀。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們價值思維和價值選擇方式尚未定型，不同類別的文化附帶的價值觀幾乎同時對他們產生影響，使他們在建構價值觀時產生矛盾、對立與沖突，同時，也自然會對我國政府倡導的核心價值觀的踐行、主流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傳承產生弱化影響，甚至產生完全負面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如果不用正確的、主流的價值觀去引導他們，錯誤的、非主流的價值觀就會占主導；如果中學英語教師在教學中都不關注文化安全問題，那么可能會使相當多的中學生文化價值觀發生錯亂或缺失。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中外文學》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作者：金偉 傅贏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普遍沒有歸宿感，他們普遍認為，與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比，自己的中文素養不足，與外語專業的學生比，自己的外語能力又差距很大。學生看不到自己的專業優勢，所以有些學生后悔自己當初沒有選擇漢語言文學或外語專業。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對外漢語專業的培養目標不明確，導致課程設置無遵循，專業特色不突出。對外漢語專業成為了“四不像”的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弱。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接觸到留學生的機會很少，能走進對外漢語課堂見習、實習的機會就少之又少。很多人是讀完了四年大學，卻一個外國人都沒教過。這時，如果真的有對外漢語教學的工作機會，他們也會心生忐忑，不敢“應戰”。這些問題有專業建設問題，有“教”的問題，也有“學”的問題。但筆者覺得首先是如何確立培養目標的問題。培養目標定位準確，專業建設就有了明確、醒目的“靶子”，有的放矢，教學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如果“靶子”模糊不清，何談命中率呢?

對外漢語專業培養目標舉例及分析

下面就幾個不同院校對外漢語專業的培養目標加以分析。A校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有扎實的普通語言學和漢語言文字學基礎理論知識，掌握對外漢語教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具備一定的文學文化素養，能勝任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并具有進一步發展前途的專門人才。解讀:雖未在文字上明確標注國內或國外的對外漢語教師，但應是全包含的，同時還有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培養目標中還包含為對外漢語或相關學科研究生層次教育輸送人才。B校培養目標:本著知識、能力、素質并重的教育教學原則，培養學生扎實的雙語、雙文化基礎，能夠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教學的能力;能夠用母語和英語進行通暢交流，以及將中華文化向世界傳播的能力;具有國際視野和全球意識，以及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能力及跨文化思考的能力;具有對新問題進行綜合和表達的能力，能夠在復雜的信息環境下，對外來文化和變化中的世界了解和判斷的能力。具備進一步深造為高層次漢語國際教育的專門人才的潛能，能在國內外學校、機關、公司、企業從事對外漢語教學，以及文秘、翻譯、中外文化交流等相關工作的專業人才。解讀:把為對外漢語或相關學科研究生層次教育輸送人才放在第一位，國內外學校及相關單位從事對外漢語教學放在第二位，還包含文秘、翻譯、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人員。C校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有漢語言文學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具備良好的文化素養、較廣泛的社會與人文學科基礎知識與理論，特別是跨文化理論與交流能力，熟練掌握英語，能夠在學校及其他教學培訓機構從事對外漢語教學、跨文化交流以及繼續進行專業深造的人才〔2〕。解讀:同樣也是三個指向———國內或國外的對外漢語教師，中外文化交流和為對外漢語或相關學科研究生層次教育輸送人才。D校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的學生將具有扎實的漢語理論水平，扎實的外語基礎(雙語人才，至少精通一門以上外語)，豐富的中國文學知識和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充分了解中國的國情(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具備對外漢語教學(包括語音教學、詞匯教學、語法教學等)、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對外漢語教材編寫、漢語水平測量與評估等等方面的知識和實踐經驗。他們將成為專門人才，就業于國內外各級學校、文化交流傳播機構、涉外管理部門、涉外企事業單位，既可以從事教育、文化傳播與交流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從事外事、國際貿易等涉外政治經濟領域方面的工作。解讀:除國內外對外漢語教師、中外文化交流之外，增加了外事和外貿工作。E校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培養懂俄語并掌握一定石化專業知識的對外漢語專業人才。培養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較全面了解，具備漢俄雙語會話和寫作、俄漢互譯、跨文化交際等一定外事活動和涉外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行政部門、各類學校、新聞出版、文化市場、石油化工等領域從事中外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等相關工作以及對外漢語教學工作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解讀:最鮮明的特色是俄語。與其他學校外語定位于英語不同，該校立足漢俄雙語，這是其他院校所不具備的優勢，可以向俄羅斯及俄語國家輸送漢語教師。但把在行政部門、經濟部門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方在第一位，有舍本逐末之嫌。概括起來上述五校的培養目標定位于:1、國內各級各類學校及語言培訓機構的對外漢語教師;2、海外的漢語教師;3、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4、文秘、翻譯、管理、經貿等崗位工作人員。那么，這些目標在實際中是不是可實現的呢?

(一)國內各級各類學校及語言培訓機構的對外漢語教師。這里的學校是指全日制學校。在國內全日制學校中，對外漢語教師需求主要來自各高校的留學生院(或稱國際漢語學院、國際教育學院)，也有一些面向外國人開設的國際中、小學，但需求量極少。眾所周知，當全國只有四所院校開設對外漢語專業時，他們可以走進各高校的對外漢語課堂。而現實情況下，就算北語、北大的本科畢業生也很難進入到高校做教師。因此，可以得出，就業于國內各級各類學校只是一句空話。至于社會上的語言培訓機構，它們的留學生生源少得可憐，能夠系統地開展漢語教學的機構是鳳毛麟角。與國內語言培訓機構轟轟烈烈的外語培訓相比，漢語培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二)海外的漢語教師。海外確實是一個無限廣大的市場。“漢語熱”也主要體現在國外。根據漢辦的數字，現在海外有4000萬人學習漢語，漢語教師的需求量在200～400萬。據筆者在國外做公派教師的經歷，國外確實需要合格的漢語教師。而且依西方人學習語言的習慣，他們更喜歡漢語為母語的教師，而不是本土教師。所以這一定位是正確的。雖然現在有很多畢業生，想出國教漢語，卻苦于出國無門。這只是渠道不暢通而已，在未來，海外就業一定是對外漢語專業的主流就業方向。

(三)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這也是一個很虛的目標，沒有明確的任務指向，也對外漢語專業也不構成邏輯性很強的對應關系。

一、現階段培養學生跨文化能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1）課程體系不完善

由于商務英語的發展歷史較短，在課程設置上不夠豐富，還需要繼續調整和完善。在現階段的商務英語課程中，課程包括了語言知識課程和商務理論課程，但往往缺少文化介紹課程，缺少了相關文化介紹，學生們就無法從本質上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而且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對于文化知識的介紹只是一帶而過，沒有當做教學重點，更不用提文化知識與交際能力結合起來進行教學。學生們的精力主要花費在記憶大量的商務詞匯上，教師也容易受學生們的影響將教學重點放在專業知識的介紹上，而忽視了課文中出現的文化現象，只將其當做課文背景做簡單介紹，這樣一來學生就無從鍛煉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宣佳元，2011）

（2）教師缺少教學手段和課外活動

商務活動主要依靠大量的實踐來積累經驗，而現階段的課堂教學主要依靠教師在課堂上教授商務知識，學生們被動地接受知識，適當地討論以消化知識。學生們沒有過多的機會接受實際生活中的商務活動，對于商務活動的認識只能是通過書本來獲得，缺乏對商務活動的切身感受，導致學生分析實際商務問題的能力較差。

二、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方案

（1）完善課程設置

［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不斷深入，加快了我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國際化發展進程，對高等院校的英語專業教學發展帶來了很大沖擊，為了增強中國文化傳播的深度與廣度，提升學生中國傳統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結合當前英語專業學生中國傳統文化英語學習的現狀，認真分析其促成的原因，繼而提出系列改進策略，使學生雙語文化的表達能力得到培養及提升，以滿足新時展的全新要求。

［關鍵詞］

英語專業；中國傳統文化；英語表達；策略

人類語言是一切文化傳承與發揚的載體，針對語言的學習不僅是抽象符號的掌握，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下的社會交際。因此，在語言教學實踐中，文化教學的重要地位不斷凸顯，引起了相關工作人員的高度重視與深入研究，在語言學習內容中文化學習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針對英語專業學生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隨著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為教育的重要目標得到了明確，同時在英語專業教育中，對學生實施文化教學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在具體實踐中，依舊存在種種不足之處。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文化的失衡，主要體現在文化教學即為目標性的語文化教學的錯誤定位，導致學生對母語文化無法運用英語進行熟練表達。當今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國際之間的交往活動逐漸頻繁，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成為世界各國交往的重要途徑。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與壯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不斷攀升，中外文化之間的交流水平得到極大提高。成功的交際活動不僅需要對對方文化盡力去容忍、理解，同時也需要讓對方對我們自己的文化特征給予更多了解，實現中國優秀文化更為廣泛的傳播與發揚。在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英語學習人員的作用尤為重要。不僅需要他們對相關國家的傳統文化進行了解，同時也需要具備較強的中國傳統文化英語表達的能力，準確熟練的英語表達能力和深厚豐富的文化素養是決定國際文化交流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針對英語專業的學生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意義重大。

一、博證解讀彌補內容的輕淺

信息化時代，博客、微博、微信、視頻網站等形形色色的自媒體平臺，將碎片化的信息，推到世人眼前。目前的大學生多為95后，是在網絡時代中成長的第一代，信息來源非常廣泛，他們擁有龐雜的信息碎片，而且儲存量正在與“秒”俱增。大學語文，以母語為語言，文學為內容，大學生已歷經小、初、高十二年的語文教育，如單一介紹專人、專書的基本信息，間或穿插逸聞軼事，定然與同學已有的信息儲備重復。如此，學生聽大學語文課程（單就內容）的動力與興趣將與“秒”俱減。筆者經過教學觀摩，認為就內容而言，需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一方面，可從內容廣度上專注于“人無我有”。如辭賦類作品，初高中一般涉獵《離騷》、《橘頌》，如不刻意搜索某篇文章，網絡上對古文的介紹亦多淺嘗輒止。大學語文可講《天問》、《登徒子好色賦》等。《登徒子好色賦》極盡夸張之能事，對比東家之子與登徒子妻，將古語淺譯后，令人捧腹。不過這樣求廣的挖掘，未必一定收效良好，如上述的《天問》佶屈聱牙，在教學中若不能深入淺出，會令學生望而生厭。內容的廣度畢竟有“盡頭”，更多時候，可在內容深度上追求“人有我優”。同樣一個故事，普通人講和相聲演員講，效果迥異。同樣的題材，大學語文老師站在文化高點，用博證的方式解讀，收效不同。比如講授《顏氏家訓•兄弟篇》，可結合儒家倫理中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倫來講，告訴學生五倫之中最脆弱的一環非君臣非朋友非夫婦而是兄弟。結合文學史上著名的兄弟鬩墻事件———周氏兄弟，介紹二人不和經過。聯系魯迅先生逝世次日，在北大授課的周作人給學生講《顏氏家訓•兄弟篇》，依據周作人學生的日記，回溯當日情景。經此解讀，學生通過頗具現場感的周氏兄弟，加深了對《顏氏家訓•兄弟篇》的理解，而這些知識與收獲，也不同于學生已習得的碎片化信息。再如講授錢謙益時，可加入貳臣文化討論。“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是當年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為所撰挽聯，亦是所有貳臣文化人的真實寫照。民國時期才子黃浚著有《花隨人圣庵摭憶》，文筆極佳，被南京大學著名教授程千帆鐘愛（為其晚年把玩在手的兩本書之一），聯系其不亞于諜戰片的通日寇事件，不單是有趣的解讀，更能增進學生對文藝理論“文品不等于人品”的理解。學生主動回憶文學史上著名的貳臣文學，也是一種貫古通今的融會。

二、中外比較拓寬思辨的維度

《論語》云：“德不孤，必有鄰。”基于相似的生命歷程生老病死及其他普適情感，人們的思考與情感體驗也是“情與貌，略相似”（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故中外文學不論主題抑或寫作手法均有相通，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錢鐘書《七綴集》）。辯證角度看，世界尚無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種族、時代、環境等因素，中外文學的不同也是顯然的。大學語文以中外文學為授課內容，在學生已習得基本的中外經典基礎上，從中外比較處建瓴，可拓寬學生的思辨，凸顯大學語文獨特價值。如講授余秋雨散文時，必然涉及余秋雨其人其文的紛爭，著名者有余杰《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在介紹爭論經過后，請學生思考余秋雨是否需要懺悔，結合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無懺悔文學”請學生主動思考，中國有無懺悔文學，如果沒有，為何缺失？補充說明西方文化中，最具懺悔意識的俄羅斯民族，其宗教為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的著名特征之一就是懺悔，并以列夫•托爾斯泰《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為佐證。中國文化以樂感為特質，從孔夫子始即以樂感文化為主導，以顧城“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來尋找光明”等為佐證。經此番思辨，學生可感知中華民族特性，對外國文化也有進一步認識，讓學生重審已知內容，遂有洞天之慨，而辨析本身也迥異于網絡碎片化信息。再如，講授《趙氏孤兒》片段時，除卻讓大家體味其中蘊涵的宗宋之思，還可以參讀伏爾泰《中國孤兒》，比較二者的似與不似。相似處在故事情節的建構，不似之處在于對生命的珍重。《趙氏孤兒》中任何人，為了襁褓中的趙氏孤兒，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中國孤兒》中則有了不同，程嬰夫人發話“：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換回趙氏孤兒的生命？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獨特的價值。”聯系著名戲劇《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被稱為延宕的王子，而延宕的背后，是對生命的珍重。還可引發大家對死刑的思考，到底是否應該有死刑，我們是否真的具備處決他人寶貴生命的權利，借助中外文學的比較，學生親身參與討論，思辨力得到提升。

三、以精神引領為最終導向

大學語文面對的授課對象，是已具備基本文學知識與文化史識的青年人，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更不如授之以欲。在知識唾手可得的網絡時代，一個人的精力與專注度畢竟有限，“魚”無法滿足受眾（盡管客觀上教師有此意愿），教授學生以方法，促之以學習的愿力，是為教學應努力的終極方向。

1.教授學生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