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民族文化認同視角出發，運用文獻綜述法、邏輯分析法深入分析新時期我國城鎮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交往現狀，研究發現：當今中國社會的城鎮化，存在著戰略指向的轉變、評價標準的改變和設計制度的調整等問題。在國家深化改革下，傳統中華文化“文化勢能”已不復存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面臨冷戰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威脅、中國民族文化傳播面臨網絡、數字等技術發展的挑戰和中國文化面臨創新難的問題。我們要正確處理好中華文化中的一體和多元的關系、個性和共性之間的關系、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系。

【關鍵詞】新時期；城鎮化；民族文化；交往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民族問題自古以來就是關系國家治理、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社會和諧、民族繁榮的根本大事。隨著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新時期經濟的發展、城鎮化建設的深入、信息化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們維權意識的提升，使得民族主義在特定的情形下其動員和整合意識不斷增強，特別在一些特殊的群體里面，民族意識因為一些民族問題而得到進一步的推動和發展，一系列民族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一些地區更面臨著嚴峻的民族分裂問題。穩定才能發展，穩定才能進步。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社會動蕩中繼續前進發展，因此，在新時期我國城鎮化建設、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科學的、合理的處理好民族問題。作為具有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只有大家和睦團結，才能凝聚56個民族的民心，才能實現“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謀、勁往一處使”，中國才能大步向前和諧發展城鎮化建設。民族是一群具有共同社會特征的人們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類共同體，是人類各個利益的實際載體。[1]文化是人類共同傳承、繼承和發展的，每個民族有各自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能夠凝聚一個民族的人心，它是民族發展的血脈，是整個民族的根。因此民族文化具有身份識別、利益調適、民族凝聚、文化發展等社會功能。作為一個民族能夠凝聚在一起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一的民族文化，在城鎮化大發展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在民族之間發展好文化認同，是關系我們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民族文化認同的概念

民族關系是人們在交往聯系、社會生活中，具有特定內涵的社會關系，社會性、民族性構成了民族關系的主要特征。在社會共同體里面，民族關系是涉及各個民族之間的地位、待遇等問題。它代表著整個社會民族之間的各個群體之間的權利，甚至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也在其中。[2]民族關系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它涉及整個民族發展過程中各個民族之間的交往、聯系，是一種動態的關系，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民族權利、民族利益、民族發展等問題。如當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就是非常現實而棘手的民族問題。很多國家都由多個不同的民族構成，當然，不排除單一民族的國家。因此，民族關系是當今社會生活中一種常見的社會客觀現象。我國是一個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以漢族為主，但是其它少數民族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處理好民族問題，事關國家的穩定、人民的福祉、社會的安定、祖國的繁榮。同志明確指出“民族關系是多民族國家中至關重要的社會關系。正確處理民族問題，使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對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3]因此，民族關系涉及到民族內部個人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族成員對于自身民族內部、對其他民族的態度、觀念和認知，甚至對本民族的發展、內部社會的穩定和諧，都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而民族關系主要依靠民族文化認同來實現的。民族文化以情感、價值、規范、思維、目標為導向，深入民族生存的客觀實際，展現民族發展的血脈與傳承，同時還推動著民族這一特定的群體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關于文化認同有眾多的學者進行研究。《教育大辭典》認為：文化認同是指“兩種文化相互接觸和同化的過程。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人們對自己所屬的文化的認同；另一種指人們對外來文化的認同。”[4]楊知勇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逐漸產生一種自我意識———意識到他們屬于一個民族。這種自我意識源于行為模式的共同趨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通過時間的積淀凝聚成一種民族內部特殊的心理狀態，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5]梳理國內眾多學者的民族文化認同，大致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下位概念。諸如我國學者鄭曉云提出，民族認同的核心是民族，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共同體，是某個族體的認同依據。這個共同體文化的認同就是民族文化認同。[6]第二，民族文化認同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大部分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正是它們經歷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共同鑄造了當代中國這么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正如同郝亞明所指出的那樣：“強化各個民族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對于多民族中國的長治久安就有重要的意義。”[7]第三，民族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文化是民族和國家存在的根本，民族文化認同其發源、產生、形成和發展，不僅和民族自身有關，同時還和國家政治緊密相連。學者胡惠林提出：“民族國家文化安全的實現，最終是通過全體公民的集體努力和不同民族之間廣泛的文化認同達到的。”[8]因此，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成員對其文化的承認、認可、贊同，由此產生歸屬意識，進而獲得民族文化自覺的過程。[1]這里的民族文化認同不僅包括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還包括中華民族56個民族內部的文化認同。民族文化認同是和諧民族關系的基礎，只有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才能更加穩定、健康的發展。和諧的民族關系具有積極的正向功能，即民族關系能夠產生的積極效果。例如民族關系對民族內部成員個體具備激發認知和教育的功能，對民族自身有完善民族結構、調節民族關系和推動民族發展的功能，對民族社會的穩定發展有整合功能；矛盾的民族關系有消極的負功能，即指民族關系能夠產生的消極效果，例如民族關系對民族個體有封閉隔離的功能，對民族內部結構和民族關系有損毀的功能，對民族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破壞作用等等。

二、新時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民族文化交往的問題

從2012年開始，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2.57%。[9]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深化，中國城鎮化建設將進一步提升。201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明確要求提升國家城鎮化質量，并且和區域經濟發展、國家產業布局等密切聯系，與國家的資源、土地和環境的可承受能力相互依托，堅持把生態文明的理念全面的、多方位的融入到整個國家的城鎮化建設中，走出適合自己的一條具備中國特色的集約、智能、綠色、環保、低碳型的城鎮化道路。城鎮化建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曙光，也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由于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因此在民族文化認同上，大家應該認識到它是關系城鎮化建設、國家穩定、民族融合的關鍵核心問題。通過分析研究，發現新型城鎮化發展理念為我們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要求：第一，戰略指向的改變。過去有數量導向城鎮化模式轉向今后的質量導向模式。不再強調過去的數量建設，而是提倡質量建設。由過去的城市為主模式轉變為以人為主的城鎮化建設。第二，評價標準的改變。過去一味的以人口和城鎮數量的增加為主，從而忽視了居民的生活機構、社會意識、城鎮文化等人文發展。新型的評價標準重視整個城鎮建設的格局、產業結構的調整、人口結構的協調、城鎮居民生活條件的提高、城鎮空間結構的調整等。主要是以強化公共服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為主。第三，設計制度的調整。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明確強調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眾多方面，能夠給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帶來深刻的變化。[10]當前，我國建設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過去的社會矛盾“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面對新的矛盾，面對新的機遇，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在民族文化交往中，民族文化認同顯得尤為重要。面對城鎮化大發展的今天，我國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文化勢能”已經不存在。眾所周知，千年中華文化曾經在浩瀚的歷史星空中閃爍出耀眼的光芒，四大古文化只有中華文化得以延續流傳。然而，面對19世紀西方的堅船利炮、20世紀西方的科技進步，根植于農耕文明下的中華文化已經在20世紀“五四”運動中，發生了“創造性轉換”。[11]這種“創造性轉換”使得我們本土的傳統文化被西方文化強勢擠壓，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美國文化。作為西方文化標桿的美國盡管是一個“沒有童年的國家”，并沒有形成源自其“本土文化”的傳統，而是一個移民所帶來的不同民族文化基因加上其對土著文化的壓制后形成的。從文化歷史發展來講，它是一個年輕人，充滿了活力和能量，但是缺少了文化深度和內涵。然而中華文化隨著清末民族國家的沒落，盡管有著很高的含金量和深度的中華文化，仍抵擋不住以西方美國文化為主的文化侵略。其次，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面臨冷戰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威脅。民族主義表現為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以及該民族國家人民的文化認同問題。它強調“歷史”概念以及文化個性，側重于“集體理性”。特別是隨著前蘇聯的解體、美蘇冷戰的結束，地區不穩定因素的增加，新舊國家秩序的激烈動蕩，各種形式的民族分裂勢力紛紛抬頭，甚至和國內外一些宗教極端勢力結合起來，對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我國就存在著最為典型的“藏獨”“東突”等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分裂勢力，它們所宣揚的內容和我們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相違背，嚴重威脅到我們各民族的利益和全體國家利益，同時也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安全乃至整個國家文化安全的嚴重威脅。再次，中國民族文化傳播面臨網絡、數字等技術發展的挑戰。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需要通過相關的渠道來進行。當前，信息化、網絡化的社會已經對全球化進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通過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就能使得異地文化的交流更加的直接和便捷。網絡技術起源自美國，自從計算機發明的那天開始，網絡就開始成為改變社會生活和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網絡的發展使得西方的全球化模式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開來，特別是美式文化中帶有的意識形態和色彩。在文化擴張中，英語的使用率是最高。全世界80%的電子信息都是使用英語儲存的，互聯網80%以上的內容也是用英語來表達的。[11]網絡成為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它能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能夠形成一個國家安全的“無形的疆域”。“由于網絡空間只是一個概念，一個構想世界和設計活動室的概念框架，在這個概念框架內語言障礙將消除，因此，誰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語言的優勢和信息優勢，誰就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和實現它的利益。”[8]因此，可以說，誰擁有網絡控制權就能控制一切，而誰失去網絡控制權就可能失去國家安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等，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意義上的侵略和擴張。最后，中國文化面臨創新難的問題。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力所處的比較優勢或劣勢的波動和變化取決于文化創新力和傳播力。文化創新力是文化力發展的中心環節核心要素，一個民族文化創新力的發展情況最終決定著該民族文化力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的融合經歷了“文明的同化”和“民族的融合”。中原文化不可否認地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但是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和積極影響。從外來物品，諸如樂器、音樂、服飾、家具、果菜、文學、醫學、藝術等，甚至宗教的輸入諸如魏晉南北朝和遼金時代的佛教，金元時期的全真教，元代的喇嘛教，甚至唐代以后的襖教、景教、摩尼教、回教等，無不依賴少數民族的推動而流行。中國佛教的產生、按摩等醫術、建筑、佛雕、佛繪等都和佛教有著密切而深遠的關系。清末以來，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我國的文化創新能力大打折扣。盡管1949年建國以后，特別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文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期。但是，自那個時期，我國的學術前沿就是學習和傳播西方的學術話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藝思潮，被稱為創新的部分，幾乎全是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種種形式、手法的襲用，從意識流、朦朧詩到泛性論表現和敘述主體的介入，無不如此。”[12]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泛濫使用，表現出中國文化界的一種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這種僵化的思想弱化了中國文化原創能力，使得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發展失去了其應有的動力。[13]面對以上中國民族文化交流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對民族文化交流進行反思。

作者：杜明明 單位：北京商貿學校

中國的太極既是一種武術運動，更是一種代表中國特有哲學表象的文化符號。當今，太極文化蘊含著巨大的開發潛力和無限廣闊的商業價值，同時太極文化也將為中國提升自身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發揮重要作用。

1太極哲理

太極一詞最初見于《周易•系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所代表的是中國古人對宇宙萬物本源的認識。它反映的是宇宙從無極的最初混沌狀態而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又最終歸為無極的發展變化過程。因此太極精神的核心即是中華文化內涵中發展變化與和諧統一的理念精髓。太極的符號，最初為“一”，意即天地萬物，皆源出于此。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釋說“惟初太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老子在《道德經》中談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正是太極的最初意義。太極就是宇宙萬物的本源狀態，它表征的是世界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即道。宋代大儒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指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周敦頤用“太極動而生陰陽”形象、準確而生動地抽象概括了事物運動及對立統一的永恒規律。莊子用“易以道陰陽”這句話高度概括了宇宙現象存在變化的最高道理，即對立與統一。例如動靜、剛柔、男女、天地、日月、黑白、晝夜、寒暑等都因出于同一本源“太極”。朱熹、王夫之等人則進一步將太極理論推向巔峰，明確其道的含義。朱熹認為“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在朱熹看來，太極與無極是即對立又統一的無形無器之態。正所謂無極為太極，太極乃無極。宇宙的本源和常態即是對立與統一、變化與運動之恒態。太極構成了朱熹理學的核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則更加明確的指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

2太極文化

太極哲學反映的是中國先哲對宇宙自然核心問題的終極思考。這一理論以其獨有的科學性、系統性和指導性對中華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以至于中國的儒、道、佛、法、醫、術、兵、天文、歷法等諸家學派皆從太極學說中汲取營養。從太極拳到周易五行，太極文化和其哲學思想早已大道無形，成為中華文明的精髓，并生根繁枝。歷代思想家，如孔子、老莊、朱熹、王夫之等都以對太極思想的探討作為其哲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孔子五十歲時學習《易經》，不由得發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感嘆。中醫理論中更是借鑒了辯證統一的太極原理。公元1739年，乾隆皇帝詔令太醫院右院判吳謙主持編纂醫學叢書《醫宗金鑒》。書中明確闡述了“無極太虛氣中理，太極太虛理中氣。乘氣動靜生陰陽，陰陽之分為天地。未有宇宙氣生形，已有宇宙形寓氣。從形究氣曰陰陽，即氣觀理曰太極”。于是太極對立、統一和運動的思想被運用到中醫理論實踐中強調氣理的重要性。

20世紀60至70年代，武術家李小龍（BruceeLee，1940-1973）先生以太極學說中對抗思想為基礎，融匯東西方武術哲學，創立截拳道（JeetKuneDo）。李小龍先生將自己的武術思想核心高度概括為“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李小龍先生始終主張大道至簡、無形無式、順其自然的武術指導原則。他認為實戰中應強調“務實”“、無形式”，憑本能的感觸去應戰。李小龍在教學時，經常喜歡以水作為比喻。他的名言“Bewater,myfriend”(中文譯：朋友，如水一般吧)，將上善若水的太極形態作為武學造詣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見，李小龍的武術哲學與中國的太極思想同根同源。李小龍先生是當代中華太極學說發展的集大成者之一。國外學者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太極理論也頗為稱贊。在中華文明傳統輻射圈范圍內的東亞地區，如同中國本土，太極思想早已在那里被普遍接受。例如，韓國以“太極虎”自稱，國旗亦為太極圖。其含義取太極陰陽之意，及乾、坤、坎、離四卦，寓意天地水火、父母男女，象征民族融合與發展。歐美學者也早就對太極學說推崇有加。根據研究考證，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由于受到太極八卦圖的啟發而發明了計算機原理二進制定理。萊布尼茨認為陰爻和陽爻正是其二進制中的0和1。為此他還撰文《二進制算術的解說》，并在論文中附加太極圖。由是而觀之，太極理論對近代以來的世界科學研究和文化發展產生了意義非凡的影響。

一、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文化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有關加強傳統文化教育的呼聲日臻濃厚，、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文化建設的重要，有關加強文化建設的政策，如2011年《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2年《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等也相繼出臺。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積淀等條件下形成的一種亞文化，是一定區域內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諸要素的綜合，并與地域范圍內的環境因素相結合，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可見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地方文化的傳承是分不開的。近年來，很多地方也意識到不搞地方文化建設，發展就會遭遇瓶頸。廣元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廣元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加強地方文化建設，打造“女皇文化”、“三國文化”、“蜀國文化”等文化品牌。

二、加強校園文化建設被明確提及

高校作為教育系列的高層，是學生與社會的重要銜接口，是培養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推動優秀文化的繼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011年4月24日《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他明確提出，文化傳承創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職能。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為高校加強文化建設提出了明確的依據。2000年初，已有學者認為未來校園文化將出現“在美美與共、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地位，未來高校校園文化將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更具中國特色。”的一大趨勢。

三、高校校園文化建設融入地方文化已成為共識

伴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力度加大和高校教育的普及化，很多地方高校普遍認識到，要辦出特色，增強內涵，必須充分挖掘看得見、摸得著、聽得到的“地方性”內涵，除了在辦學體制、專業設置上融入地方，還需要在思想觀念、價值追求、精神氣質、工作作風諸方面與地方對接。而后者體現在校園文化方面。所謂校園文化是指“以社會先進文化為主導，以師生文化活動為主體，以校園精神為底蘊，由校園人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共同創造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學校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共同價值觀、精神、行為準則，以及在其規章制度、行為方式、物質設施中的外在表現。”不少地方高校在辦學區位、資源、內涵等方面的劣勢，制約了學校的發展，師生的精神面貌不佳，進取心不足。近年來，地方高校在加大硬件設施與專業建設的同時，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對校園文化建設的力度不夠，或者很重視，但特色不鮮明，效果不好。地方高校普遍認識到，要想增強內涵、辦出特色，必須充分挖掘“地方性”內涵，顯然，將地方文化融入到校園文化的建設中，學校的特色發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寬。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發揮國民教育在文化傳承創新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加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內容，加強優秀傳統文化教學研究基地建設。”這說明了國家大力倡導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要傳承創新優秀傳統文化。

四、廣元地方文學資源及開發利用情況

摘要：思政教育對心理健康教育的價值引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三全育人”政策要求高校將思想價值引領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和各環節，針對留學生心理亞健康狀況日益凸顯等問題，高校教師必須對教學模式、教學內容等教學要素進行創新，不斷促進課程思政與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與相向而行。

關鍵詞：心理健康；思政教育；課程思政；教學模式

一、思政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創新的必要性

（一）留學生心理健康問題亟待重視

隨著中國國力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來華留學生規模持續增長。據教育部統計，早在2016年中國便已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生留學目的國，以至2018年在中國高等院校學習的留學生總數突破49萬人。來華留學生數量的增長伴隨著留學生教育質量問題的凸顯以及社會新聞和輿論對留學生群體的關注，跨文化適應困難、語言障礙、學業壓力、人際關系等成為引發在華留學生抑郁、焦慮、孤獨等心理狀況的主要成因。近期一項關于留學生群體的心理狀況研究表明：出于遵守留學國和就讀學校的政策和要求，學生因無法跨境、返校而產生心理影響；離家求學越遠，受到的心理影響越大；留學生對家人的健康和安危產生擔憂；研學交流、畢業典禮等活動的推遲引發情緒低迷；由傳統課堂向線上課堂的教學模式轉變給學生帶來學習障礙，尤其對于偏遠地區網絡設備條件較差的學生來說，無法參加線上課堂會給他們帶來心理壓力；以及其他原因引發焦慮情緒等。

（二）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亟待革新

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作為面向高校本科生開設的公共必修課，是高校進行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課程主渠道。任課教師作為一門課程教學的施動者，從施動者的能動性而言，應最大限度地從教師個人、教學內容和教學實踐方面發揮課程育人的作用。部分研究表明，情緒管理、人際關系、壓力應對應作為教學主要內容，作為相較于被動地吸收知識的大學生更青睞教師采用情景模擬法、案例分析法、輕松教學氛圍創設、角色扮演法等實踐性強和學生參與度高的教學方法。有關高校網絡課堂學生在線學習活動和學業任務的研究發現，學習者、教育者、同伴和家庭是影響大學生在線學習投入的重要因素，即學生個體的自主動機、積極情緒、自主學習能力及信息素養等越高，個體在線學習投入度越高；教師的教學臨場感、師生互動和對學生積極支持的程度越高，學生在線學習中認知、情感與行為的投入度越高；學校為學生提供的在線上課平臺、網絡學習資源及學習支持服務的高效、便捷，同伴間的良好互動和協作，以及家庭成員的良好溝通、支持等，都會對大學生的在線學習投入產生積極影響。

[摘要]基于高校圖書館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和優勢，結合高校圖書館的工作實踐，分析和探討高校圖書館弘揚傳統文化的幾種主要模式：傳統文化空間建設、傳統文化體驗、新媒體平臺宣傳、文創產品推廣，并提出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若干保障措施。

[關鍵詞]中華傳統文化;高校圖書館;工作模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傳統文化，表達了他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黨的報告5次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鮮明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優秀的傳統文化蘊含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蘊含崇高的理想信念，蘊含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可有效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強化大學生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認同感，推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特別是推進建設文化強國的進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高校圖書館非常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弘揚工作，發表了一定數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和探討推動了高校傳統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王小影提出，圖書館加強為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服務的建議[1]；劉仲林提出，應開通“中華文化大學博客”，建設中華文化大學網站，普及和創新中華文化[2]；肖希明認為，要重視開展各種讀者文化活動[3]；王晴提出，應開辦文化講壇，利用網絡互動平臺，推廣文化共享[4]；張浩提出要打造立體文化服務體驗[5]；賀森林認為，圖書館要營造傳統文化閱讀氛圍、組織開展社會活動[6]；崔和軍提出要設立傳統文化專區[7]。但這些研究成果比較關注傳統文化教育具體活動，關于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工作模式的探討較少。筆者結合高校圖書館傳統文化教育的相關實踐成果，探討多種可供業界同行參考和借鑒的工作模式，思考圖書館應融合多種傳統文化教育傳播模式，以期更好地發揮高校圖書館的教育職能。

1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推進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1.1傳承文化是高等教育的精神內核

高等教育承擔著傳承和發展科學文化知識、訓練理性和邏輯的思維方法、培養科學創新能力的使命，以滿足社會進步和科學文化知識發展的要求[8]。高等教育的實質是文化的價值判斷與選擇、傳承與創新的過程，文化的傳承、整理、應用和創新，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式，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都必須貫徹對文化知識的揚棄繼承，傳承文化是高等教育不斷發展進步的精神內核。

1.2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可以推進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數字化出版①產業已經成為傳統出版業必然要經歷的飛躍。   一年一度的兩岸出版高峰論壇，是兩岸出版業界加強溝通、攜手共進的重要平臺，2010年該論壇以“數字出版與兩岸合作”為主題，掀起兩岸數字合作探討的浪潮。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表示，兩岸出版界在推進華文出版的數字化方面肩負著共同的使命，應攜手合作，共創華文數字出版的美好未來。他建議加強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他歡迎臺灣出版企業到內地去落戶發展，與內地業者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產業集群，兩岸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不斷拓展中華文明成果的數字化呈現方式，提升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影響力；同研發華文數字出版的核心技術。在重大數字出版項目的研發方面，充分利用兩岸科研力量的各自優勢，聯合攻關，相互借鑒；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既懂技術、管理，又懂出版的復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構建”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再次提出，面對數字出版發展的大趨勢，兩岸業界要在出版內容、產業鏈贏利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標準4個方面加強合作。[2]論壇上，內地和臺灣出版業界人士共同描繪了推動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與發展的藍圖，積極尋求推動華文數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對策。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數字出版是文化產業的生力軍。在數字出版的廣闊市場前景下，應注重出版產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讓數字出版與服務社會相統一，保持獨立的價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兩岸各自推動數字出版的時代背景下，本文以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機制與前景分析為視角，藉此探討兩岸數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基礎   所謂數字出版，是出版業與高新技術相結合產生的新興出版業態，其主要特征為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網絡化。數字化的圖書產品具有存儲海量、搜索方便、傳輸快捷、成本低廉、互動性強、環保低碳的特點，比傳統紙業出版擁有顯而易見的優勢。縱觀數字出版的產業鏈，可以分為3個板塊，第一是內容制作環節，比如作家、出版社、新聞媒體；第二是交易服務環節，比如傳輸、資料庫的交換和結算服務，主要指資訊服務商家；第三是閱讀器的生產環節，比如手機、IPAD等。   隨著網絡和無限移動使用者的增加，民眾的閱讀習慣逐步向數字化轉移，這是數字出版市場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大眾出版領域，發達國家電子閱讀數的人數不斷增加。相關業者亦引用研調機構數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進1,100萬名北美地區的消費者，希望能擁有至少1臺電子書閱讀器。[4]由于網絡的影響，不少圖書的線上版的需求量超過了紙質版，比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甚至高調宣布，因在線版需求大大超過紙質版，在編的第三版《牛津英語詞典》將不再以“磚頭”面目示人，只出電子版；而荷蘭威科集團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已經占到其34億歐元營業收入的52%。[5]可以說，世界發達國家的數字出版蓬勃發展，而且已經成熟。   內地的數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內地第一份網絡期刊《神舟學人》的誕生，以及2000年第一個由傳統出版商開發的電子圖書產品“掌上書房”。而由清華同方集團建設的“中國期刊網”從1999年開始運作，至今已經成為集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碩博士論文、專利標準、海外文獻資源等于一體的大型網路出版平臺，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同時，不少通訊業者也相繼推出數字出版公共平臺，民眾可以運用數字產品得到資訊信息，數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貼近民眾。很多專業從事數字出版的數字傳媒公司也不斷出現，2008年上海國家數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內地數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國數字出版年會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2010年中國數字出版年會年度報告》顯示，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799.4億元，比2008年增長50.6%；手機出版的收入超過網絡游戲。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線廣告市場規模數據顯示，盡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線廣告市場規模仍以2%的增長率增至552億美元，預計2010年將增至61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2011年~2014年將以超過11%的速度持續增長。[6]十一五期間，數字出版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0%，2010年總產出超過千億元，占新聞出版業總產出的比例超過8%，成為新聞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線閱讀、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開始普及，國民各類數字媒介閱讀率達到32.8%，為數字出版產品的傳播與消費創造了條件。[7]   再看臺灣地區，全球四大主要電子紙技術供應商中已有兩家為臺灣廠家掌控，為臺灣的數字出版技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同時，臺灣的電子加工制作業一直以來都很強，因此臺灣在自主研發電子書閱讀器上有很強的優勢。近年來，不少出版相關產業比如軟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紛紛轉身關注數字出版。臺灣政府在2002年將數位出版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新聞局將2004年定為“數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過了為期5年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旗艦計劃》，并予以新臺幣1.77億元補助，到年底時更追加至38.85億元新臺幣。   由此看來，內地和臺灣的數字出版經過幾年的發展，技術不斷創新，政策不斷完善，商業模式也日益成熟，數字化閱讀方式廣泛普及，華文數字出版業已經具備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和基礎，正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二、兩岸數字出版合作走向國際的互補優勢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各有長處，現在的電子書大部分還是以實體書為基礎，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來或許可以實現獨立出版。電子書潛在購買人群存在年齡低、學歷高、以互聯網為主要購買渠道、完全電子化付費等特點。在數字出版方面，臺灣具有較好的技術優勢，而內地則擁有巨大的市場優勢，兩岸合作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也沒有誰依賴誰的問題，而是優勢互補，增加產業的主動性與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間必然廣闊。#p#分頁標題#e#   2010年，內地數字出版的總體規模和營業收入都達到1千億元。內地的出版集團與出版社，產業規模遠遠大于臺灣，這也是因為內地經濟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導致的結果。同時，內地出版的內容比較豐富，2008年，內地共出版圖書275668種，與上年相比圖書品種增長11.03%，內地共出版電子出版物9668種、15770.64萬張，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1.74%，數量增長了16.10%。[8]2009年內地共出版圖書301719種，電子出版物發展態勢較好，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0.76%，數量增長了45.30%。[9]2010年全國出版圖書328387種，圖書品種增長8.84%,電子出版物品種與數量也穩步增長。[10]再加上人口數量，內地將會是數字出版最具潛力的受眾市場。   而在數字出版技術上，臺灣的步伐比內地要早，發展也快。近年來，臺灣電子閱讀器產量不斷擴大，電子閱讀市場比較大。同時，電子閱讀器的用途范圍涵蓋休閑娛樂、工作閱讀以及學習課程閱讀。2008年7月，由臺灣52家出版業者與電信業者、通訊服務業者、圖書館共同籌建的臺灣數字出版聯盟正式成立，這標志著臺灣數字出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臺灣元太收購擁有“電子墨水技術”（電泳式電子紙）專利的E-Ink，該種電子紙易讀性強、低功耗，強光可看，通過這次收購，元太成功成為電子書行業上游技術的主導者。同時，臺灣的友達與臺達電均在電子紙領域投入，實力強悍。在閱讀器生產領域，臺灣明基等生產廠商與內地有很多技術合作。   如果兩岸出版產業界合作，充分將經濟規模與市場潛力這塊蛋糕做大，讓兩岸出版產業與技術上的優勢相互補充，并輔以臺灣對歐美市場的了解，以及臺灣過去較為優質的內容編排、發行與作者因素，共同搶占國際市場，將是在數字出版上重振華文的盛事。   三、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兩岸數字出版，對第一序位的板塊內容關注是最重要的，豐富電子出版物的內容資源，必然要鼓勵傳統出版單位發揮自身優勢，開展出版物的數字加工制作，形成傳統出版單位與電子書出版單位以及著作權人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促進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在內容資源上的協作共享。筆者認為，以下是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一）繁簡字標準化互換以及專業名詞互換。如何將那些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繁體字與現在內地民眾所使用的簡體字相互轉化融合，是兩岸數字出版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規則，比如繁簡體字轉化固定所使用的軟件與程序，比如當繁體字變成簡體字或者當簡體字變成繁體字時，相關的版權及其他權益要明確界定等，這樣才能讓兩岸數字出版的內容傳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夠為兩岸民眾所接受。應該說，盡管繁簡有區別，但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因此這一障礙的消除并不困難。   （二）合作培養兩岸數字出版人才。內地缺乏數字出版人才是事實，因此未來兩岸攜手對專業人才的共同培養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內地的出版教育專業雖然被統一稱為“編輯出版學”，但各高校的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卻各有側重；出版專業雖然都設有實習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論教學。從出版編輯專業與其他專業的融合度來說，內地的編輯出版專業與新聞傳播等專業的密切度顯然不夠，出版專業涉及的各環節其實并未被緊密結合。反觀臺灣的出版類專業教育，早已將編輯出版、新聞、大眾傳播、傳播管理與信息管理、廣播電視與視覺傳播、出版與印刷傳播、傳播科技、圖書信息、廣告等密切關聯，甚至中文系也開始普遍設置與編輯、采訪、創作相關的課程，這種“跨科系”、“整合性”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式，為臺灣新聞傳播與出版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兩岸數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養不能單靠市場調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門的介入，內地的教育部門要對高校涉及出版類的相關專業進行調整并完善，將數字技術和相關內容落實于教育中，并且讓兩岸的出版教育專業與行業界的師生、從業人員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機會。   （三）規范數字版權貿易和保護。數字出版的誕生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權人的權利，數字出版才能真正繁榮。數字出版中的著作權保護和傳統的出版業并無不同，但現實的狀況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內容的電子版權都沒有厘清，畢竟從前書稿在出版之時并不會連帶電子版權一起授權。中文在線公司董事長童之磊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數字出版需要尋求新的運營模式，而保護版權是數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為維護著作權不受侵害，兩岸相關部門應該賦予電子出版品法定權利，鼓勵自由出版與銷售，授權紙版書版權的同時考慮電子書的版權，并盡可能在關稅減少設限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兩岸在版權合作時必須積極考慮數字版權的合作。   著作權是數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兩岸法律、版權立法及執行存在差異，同時數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數字出版合作中，還有兩部法律也值得關注。一是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出版業者，往往因商務營銷等掌握讀者的相關個人資訊，而數字出版與電腦技術等高科技緊密相連，利用數字的技術很容易造成用戶資料泄露。雖然內地也有隱私權保護，但是目前還沒有單獨的一本隱私權保護法，對具體的隱私權的保護語焉不詳，在實際操作中具有盲點。反觀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個人隱私保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因此，在兩岸數字出版合作中，可參照這部法律，就讀者個人資訊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費心思，防止遭惡意或者無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臺灣的《公平交易法》，出版業者之間為了競爭所進行的聯合行為可能導致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者出版業者可能為之進行的搭售行為等都可能觸及該法律。兩岸數字出版合作應以此法為準繩，積極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共同繁榮出版市場。   這些年，兩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躍。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2008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報告顯示，2008年的版權貿易中，臺灣地區位居內地版權輸出、引進品種數的首位。[12]2009年內地圖書版權輸出第一位的依然是臺灣地區。[9]2012年2月15日的國臺辦新聞會上，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在兩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出版交流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在圖書貿易、版權貿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們也會繼續推動加強兩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民眾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13]#p#分頁標題#e#   華文是海峽兩岸民眾的共同財富，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核心技術，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和出版產業集群，以及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人才，必然將是未來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方向與內容。

［摘要］伴隨著“文化自信”的提出，弘揚和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當下社會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作為具有中國歷史文化色彩的農耕文化，其傳承和保護必須從原有的學者式研究中走出來，在通識教育的視域下走進大學本科教學，培養大學生對農耕文化研究的興趣，從而達到對該文化的自覺傳承與保護。

［關鍵詞］通識教育；農耕文化；傳承保護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農耕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積淀和發展，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毫無疑問，農耕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構建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精神文化資源。但是，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工業文明的興起，農耕文化的一些表現形態常常被貼上“落后”“愚昧”的標簽，同時由于市場經濟中對利益的重視，很多優秀的農耕文化形式面臨著后繼無人，逐漸走向衰亡的尷尬局面。在通識教育的大背景下，作為文化傳播和研究的重要載體和組織機構的高等院校，尤其是農林院校，必須改變原有的農耕文化傳承研究的學者模式，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廣大青年學子可以認知和學習的人文素養知識，培養大學生保護和傳承農耕文化的意識。

1農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況

1.1農耕文化具有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

隨著農業文明社會的形成，農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國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相關政權的更迭，還是中國傳統的道家、儒家的哲學思想，無不體現著農業和農耕的社會影響力和內在的文化基因。從農耕文化的特征研究來看，彭金山教授總結出農耕文化的“應時、取宜、守則、和諧”哲學意蘊，這也進一步體現出了農耕文化在生產、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質。從規定性研究來看，張永麗教授對農耕文化的界定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農耕文化，則是指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即小農意識，包括價值觀念、道德意識、思維方式等。廣義的傳統農耕文化是建立在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文化形態，是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典章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風俗、習慣等意識形態的總和。從農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農耕文化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漢民族的中原農業文明研究，還將視野放寬至青藏高原的農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東北的狩獵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蠶文化與茶文化等,這可以說是將農耕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豐富和充實的體現，同時也說明農耕文化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筆者認為，農耕文化應是一種以農業生產為重要載體的系列活動，包含了相關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道德關系、文化教育等內容的意識形態性文化。

1.2農耕文化研究的成果豐富

摘要：當前大學生道德教育中逐漸融合了文化自信教育，但力度不夠，存在文化資源開發不足、教育形式單一、文化自信認識不足、社會消極影響等問題。推動文化自信與大學生道德教育的融合，應當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哲學觀，結合大學生群體教育特點，在已有的大學生校園文化基礎上，深化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認知和認同，實現文化自信與道德教育的知行合一。

關鍵詞：文化自信；道德教育；大學生教育；校園文化

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之后的第四個自信，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文化自信是指一個民族、國家或政黨對自身文化具有極高的認同感，如從內心的尊敬、愛護、學習傳承等。因此，文化自信的一般來源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或指導民族國家重建和復興的科學理論。大學生作為一個青年知識群體，是社會建設和發展的后續儲備力量，其道德文化水平直接影響著民族社會的發展和繁榮。大學生道德教育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特別是文化自信概念提出以后，全國高校普遍開展了關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各類活動，如“孝”文化繼承、地方特色文化傳承、紅色文化繼承等主題活動。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在現有社會背景下，就業壓力的增大、功利主義的盛興、西方社會思潮的沖擊，極易對大學生不成熟的心理產生影響，對中華民族文化和文化自信存在某種認識誤區，而學校卻沒有引起真正的重視。為此，通過對當前大學生道德教育中文化自信教育的現狀分析，結合文化自信的相關概念，對文化自信融入大學生道德教育的途徑和方式進行創新嘗試，試圖提出新的融合方式，推動大學生文化自信道德教育的健康發展。

一、文化自信的內涵

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回應，是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另一個途徑，本質上是為了豐富和滿足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堅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通過豐富精神世界，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當前對于文化自信的含義和特征有一些共性的認識。有人認為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進行認知、反思、認同、批判、比較等一系列活動的過程，從而對自身文化價值、生命力的肯定和高度認可，因此，文化自信具有包容性和主體性等特征［1］；也有人認為文化自信是指一個國家、民族或政權組織對自身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和認可，積極傳承和發揚自身優秀文化傳統，積極維護自身文化在地區內的主流地位。因此，可以說文化自信就是對自身文化內涵和價值的充分肯定［2］。本文認為文化自信是一個地區的文化主體（可以是民族或國家、政權）對自身文化的肯定和認同，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生命力的肯定和認可，并在積極繼承和反思的過程中，不斷兼收并蓄、結合時代創新的精神，發展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因此，文化自信應當具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主體性，這是一個文化創造和繼承的主體所具有的文化自豪感。每一種文化都有主體，文化主體對創造和繼承這一優秀民族文化具有濃厚的主體自豪感，并與其他文化主體進行辯論，維護自身文化的尊嚴和榮譽。二是包容性，文化自信最大的特點在于“自信”二字，真正的文化大國，是自信的，勇于直面其他文化思潮的挑戰，因為真正的優秀文化會在文化的交鋒和交流過程中，兼收并蓄，海納百川。三是發展性，文化自信不是抱殘守缺，不是守著千年的榮譽，沉湎于過去，而是能積極地進行文化創新和發展，傳統的優秀文化只是文化發展的肥沃土壤，只有與時代結合才能迸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社會中的矛盾因經濟發展的放緩逐漸顯露，因此，提出文化自信有利于社會矛盾在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下進行協商解決。可以說，文化自信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包括：一是作為調節社會矛盾的潤滑劑，通過文化自信的提出，共同打造民族優秀文化繼承和發展的社會大氛圍，通過文化認同緩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和建立。二是作為精神支持，有利于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三是作為精神動力，是我國民族復興和中國夢實現的不竭動力。

二、大學生文化自信道德教育的現狀

隨著文化自信的提出，全國各高校都積極開展了關于大學生文化自信的道德教育，通過積極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開展豐富多樣的主題文化活動，大學生文化自信道德教育呈現了新的面貌。但當前大學生文化自信道德教育發展融合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對文化自信教育重要性認識不足、文化自信道德教育還存在著資源開發不足、教育形式單一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