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協整模型，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額、研發投入和投資額變化率對國內產業演化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提升了第二、第三產業的產值”;研發投入具有滯后效應，但影響顯著。大部分的OFDI研究集中在投資成效、區位選擇和出口效應。本文將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研究OFDI對國內三大產業演化的影響。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協整模型;產業演化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受到關注。對于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解決貿易逆差和化解貿易摩擦的有效途徑，對于母國來說是加快產業演化和提升經濟效益的主要方式。產業演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從當期的投資額度、長期研發投入和投資節奏的角度來整體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產業演化的過程和規律。當期的投資額可以反映資金流向的產業和地域，研發投入可以反映長期產業結構的演化過程，投資節奏能平滑一些特殊年份的沖擊更加客觀反映產業演化的變化規律。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母國產業結構演化還無法量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產業演化也不清楚。比較多的研究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田巍、余淼杰，2012)、(李逢春，2012)就省級層面的數據發現投資變化率和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帶動效應(蔣冠宏、蔣殿春，2014)、對外直接投資對制造業的提升(賈妮莎、申晨，2016)。本文的主要貢獻:第一是建立數理模型通過內在機制解釋OFDI對母國產業演化的影響;第二是采用近10年的數據通過協整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在投資額、研發投入和投資節奏的視角下，量化產業結構的演化效果，為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國外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Melitz(2003)，他在論文中提到對于不同生產效率的企業有不同的選擇，生產效率低的企業一般在國內銷售產品，生產效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企業選擇出口產品，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既可以出口也可以在國內銷售，可見獲取技術和市場的OFDI一般都是本國生產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選擇的方式。另外有代表性的是鄧寧(2007)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他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技術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以上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但對于國內產業演化的相關研究還有不足。第一是單一采用各個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這個做法不能充分體現技術和生產效率的變化情況;第二是產業升級也代表著一個國家產業產值貢獻率的變化;第三是OFDI的時間長度和變化速率都是產業演化影響不可忽略的因素。綜上所述，本文將在模型中重新選擇變量來衡量產業演化升級的標準。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選取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現成的模型是沒有的。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模型只有通過現實情況來改造，這樣才能得到滿足要求的模型。本文使用CES生產函數推導模型。(1)Y表示產業產出;y為人均產出;A為技術函數;K為資本存量;L為勞動力總量;δ1和δ2為比例參數;ρ為替代率，取值范圍－1＜ρ＜!，m為規模參數。c和ω為K和L的價格。從以往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研發投入和投資頻率會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有影響，以此將這兩個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可以推導得到:(2)模型中的變量分別依次解釋為:被解釋變量lnyi，t代表i產業在t年的人均產出;解釋變量lnofdii，t代表i產業在t年對外投資的數額;以及三個調節變量lnchi，t代表i產業t年的投資節奏(以數據選取的第一年為基年)，該變量主要反映對外投資數額的變化情況;lnrdi，t代表i產業在t年所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其中作為模型中最重要的被解釋變量y本文做了如下修正:鑒于目前沒有統一的測量產業結構變化的指標，如果單一采用各產業產值在GDP中的占比來衡量不太適合，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有生產效率的變化和就業人數的變化。數據選取了我國從2004年到2016年連續13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數據主要來自商務部和統計局的《中國對外投資公報》《中國統計年鑒》和《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Li代表i產業可以吸引到的就業人數，Di為i產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3)各產業之間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就我國而言，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其他產業的較低，為了避免這類差異同時提高產業結構變化的靈敏度，在這里進行開方處理。

三、數據整理與計量分析結果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理論界已有一些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加以探討，但是，由于觀點、方法與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的認識。特別是，現有相關文獻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對象上大多只包括發達國家，或是單獨某個發展中國家，較少涉及轉型國家這一特殊類別國家群體。而根據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本文擬以在西方轉型國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且轉型期較為一致的波蘭等東歐四國為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以期能為我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文獻回顧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基本從市場不完全的角度出發，其基本假設為：在市場接近完全競爭條件下，FDI不可能發生，這些不完全可能來自于商品與要素市場以及政府法規，特別是關稅與貿易障礙等，以至于資源與生產產品無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產品周期理論通過將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3個階段，說明了動態的比較利益，以及隨著廠商考慮成本因素時轉移生產地點，FDI在其中成為一個相當自然的過程；Knickerbocker（1973）觀察到寡占廠商在一地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時，其他的競爭者也會跟進，因此提出“跟隨領導者（followingleader）”理論，他假設這些跟隨者之所以會隨著領導公司進入東道國設廠，主要是不想讓領導廠商取得諸如規模經濟等競爭優勢，并將外商直接投資按照服務何種市場分成3類：供給當地市場、資源取得與以出口為目的的投資；Dunning（1993）的折中理論（eclectictheory）結合了國際貿易與國外生產觀點，包含了各種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必須在所有權、區位與內部化3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其中，區位因素強調的是東道國自身在投資環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歸納出4類區位影響因素，包括市場因素、貿易障礙、生產成本與投資環境等。一國投資環境如果能滿足外國投資者所需條件，在所有權與內部化優勢均存在的條件下，跨國公司便會到該國投資生產。以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的探討，已從最初古典的比較利益之機會成本問題，延伸到廠商對其他廠商競爭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別是Dunning的折中理論將過去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加以整合，在實際分析上更具彈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從廠商、特定產業，也可以從東道國的角度去討論。在實證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討東亞與東南亞7國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時，基于獨占者對于利潤最大化的外國資金延伸性需求，發展出包含相對價格與其他稟賦變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區位、市場規模、政治風險等變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環境對外商投資的影響；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論檢驗49個低開放度國家在1970年~1995年間各種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效果，并認為政策與制度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影響；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國等6個發達國家稅率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除了企業稅如預期般具有顯著影響外，所得稅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場不完全架構，利用1980年～199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工資水平、開放度與匯率波動均對我國FDI流入具有顯著影響。從以上文獻可知，關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還存在許多分歧，同時，現有相關文獻較少涉及轉型國家。

分析框架

1.理論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論（e鄄clectictheory）。其中，區位優勢作為折中理論的重要一環，指東道國擁有一些該國區位環境上的因素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因素用來解釋跨國公司在具有所有權與內化優勢下，在外國生產的動機。Dunning把驅動跨國公司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要素歸結為4個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資源、服務國外市場、重新建構生產行為或改善整體效率與競爭力以及獲取與現有資產互補或競爭的資產以降低風險。比較其他相關理論，折中理論相當具有彈性，它不僅可用在個體的研究，如個別廠商、產業或國家，也可在總體的研究上進行。對東道國而言，區位優勢是內生的，東道國并不會被動地等待跨國公司來投資，它能改變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外資流入。就一國顯示出的FDI數據而言，一個已進入一東道國從事FDI的跨國公司，勢必已將所有權優勢與區位優勢內部化，也即在考慮兩優勢后，決定在海外生產。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不同的區位因素（優勢或是劣勢），對于不同性質的跨國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盡管如此，對于東道國而言，營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期來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東道國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對區位優勢的影響上，這從Dunning歸納出的4類區位影響因素也可看出。另外，東道國如能通過若干政治經濟改革措施以改變并獲取區位優勢，使得廠商經過內部化過程后投資于該國，則東道國就擁有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因此，本文假設在給定跨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決定內化，并在一國投資設廠，要視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而定；本研究對象以個別國家為單，并不考慮流入這些國家的FDI國別與性質。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研究在變量的選擇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區位因素作為依據，同時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的影響，將其區位因素主要分為3類，分別為成本相關因素、投資環境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成本相關因素主要是說明那些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重要生產成本要素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現象對于投資區位的選擇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如果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以勞動密集與出口導向為主，并且在海外設廠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對稱的投入成本，兩地之間不均衡現象則更為明顯。東道國的關鍵成本要素包括實際工資率、匯率、土地與財產權、當地投入成本、稅率、交通成本以及資本使用成本等；投資環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開放程度、投資與貿易體制自由化及政治風險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包括所有權政策、稅率與補貼、價格控制等，貿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貿易商品關稅限制的降低；東道國在考慮總體經濟因素時，應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場規模與潛在市場規模兩個變量。基于實際資料數據的缺乏，以及技術上的困難，實際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論變量。本文僅選擇可衡量變量，并對某些難以量化的變量進行變量替代。在成本相關因素上，本研究納入兩變量，包括實際工資率與匯率；投資環境改善變量采用人力資本與政府效能；總體經濟變量采用經濟規模、經濟增長與開放度；此外，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還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變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變量。2.模型設計根據上述變量說明，同時考慮到時滯效應，本研究將計量模型設計如下：（略）其中，i為國家，FDI為外商直接投資，gd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GW為實際經濟增長率，HC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為市場匯率（本國貨幣/美元），WAGE為實際工資率，OPEN為開放程度，GE為政府收支余額占GDP比重，D97為亞洲金融風暴（虛擬變量）。#p#分頁標題#e#

實證結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轉型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東歐轉型國家為樣本②，樣本區間為1997年～2011年，對于四國的樣本數據，盡可能保證數據來源的一致性，除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有關機構外，還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與各國政府相關網站上的資料。表1顯示了回歸估計結果。實證結果如上表所示，調整后的R2為0.932，F值達到1%的顯著水平，Durbinh值顯示出無自相關的結果。此外，本研究嘗試利用Carree的近似無偏估計法估計動態pandeldata中滯后一期的FDI系數，結果發現，在進行估計過程中，許多數值并未呈現收斂狀態，并且出現負向的數值而無法進一步計算，同時，在能計算的范圍下，事實上所觀察到的計算結果并未產生與原數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本研究并不對原始結果做進一步的修改與推估。根據以上對東歐四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的實證估計，結果發現，9個變量中，僅有匯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開放程度呈現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預期地具有正面影響。匯率方面，東歐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因此，如果東道國匯率貶值，意味著投資者可投資相同金額便可獲取更多的本地資產或雇傭更多的勞工，尤其各國在轉型過程中施行大小規模不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舊有國有企業在本國匯率貶值時，外國投資者可以較便宜地購入，因而，匯率對于東歐轉型國家具有正面的效果。開放程度的影響方向是負向的，恰好驗證了本研究關于開放程度對FDI的另一個可能影響方向，即開放程度降低反而會吸引FDI進入，不過其效果并不很顯著。另外，東歐國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變化的原因，如東歐國家在1990年前后就開始施行開放政策，允許FDI進入。東歐國家的匯率FDI流入有正面的顯著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對于匯率制度就進行了相當大程度的開放，此四國在現金轉換上大抵是相當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設定上，匯率是以自然對數后的數值進行的，其數值相較于FDI而言，并沒有明顯的波動，因此未能顯著呈現。最后，盡管許多文獻指出，低廉的工資與較具效率的行政組織是發展中國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并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這些國家逐漸發展的同時，人力素質也隨之提升，工資因此增加，從而可能產生抵消作用，尤其這些工資基本上為東道國各部門工資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實呈現。總之，從實證結果可知，東歐四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吸引外國投資進入這些國家，因而對于匯率的波動影響資產價值特別重視，外國投資也能利用開放程度的下降，轉而直接進入東歐國家生產來搶占市場。然而，由于這些轉型國家雖然已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就經濟發展而言，它們尚處于初期階段，許多非經濟因素仍干擾著各國，若干的影響因素或許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

摘要：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實力的重要體現，又是決定其在國際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常態對裝備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著深遠影響。本文通過調研上海69家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相關資料，主要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行業、主體以及目標國家等四個方面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新常態下上海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自身發展特點，針對這一發展現狀特點，對未來如何發展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上海

一、研究背景

我國經濟自2003—2007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速度減慢，2014—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平均為6.8%，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入中高速。國家主席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首次提出“新常態”，并在同年11月9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進一步對新常態進行了系統論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我國將較長時間處于“新常態”的經濟狀態，它對三大產業的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其中也包含第二產業中的裝備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生產資料的行業，為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簡單生產和擴大生產提供技術裝備。它的綜合實力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份額。上海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之一，裝備制造業發展水平位于全國前列，已形成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從生產規模、技術創新、產業集聚到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都具有優勢。2007年上海裝備制造業產值為12554.41億元，占上海工業總產值的54.33%。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經濟陷入低谷，國內外市場規模萎縮，導致上海裝備制造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效益急劇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產值跌至最低，只有8915.61億元，比2007年下降29%。隨著中央制定的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擴大國內市場需求以及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戰略方針的逐步實施以及世界經濟的慢慢復蘇，我國裝備制造業開始逐漸走出低谷，經濟效益平穩回升。上海也出臺了裝備制造業升級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助推上海裝備制造業的復蘇。2017年，上海市工業總產值達到36094.36億元，其中裝備制造業產值為20392.03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56.5%。根據上海市商務委員會所提供的數據，2016年，上海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達251.29億美元，較2015年大幅增長51.7%。而2017年在上海關于裝備制造業發展政策的引導和整個世界環境的共同影響下，上海企業對外投資金額有所降低，備案和核準中方投資額127.07億美元。2018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和上海相關政策的鼓勵及完善，上海對外投資規模實現了較大增幅，中方備案投資金額168.7億美元，比2017年增長57.03%，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近13%，繼續處于領跑地位。上海裝備制造企業也逐步開始對國外目標市場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其中，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自2014—2017年年底，通過并購或綠地新建共投資58.88億元（按投資當年貨幣平均匯率折算），投資目標國家（地區）涉及美國、南非、馬來西亞、俄羅斯、中國香港、土耳其、韓國、印度、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二、上海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

本文對裝備制造業的相關數據統計，主要包括工業部門中的八個二級分類：主要依據裝備制造業中有代表性的上市企業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根據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統計，截止2017年年底，上海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共69家，比2014年增加24家。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一）近三年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基本平穩

摘要：近年來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企業在進行投資時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本文主要從金融支持的角度談如何幫助農業“走出去”。

關鍵詞：境外直接投資；農業“走出去”；金融支持

1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1.1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情況

我國是農產品進口大國，相對有限的自然資源決定了我國農業需要“走出去”。在國家政策上，2017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等四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在鼓勵開展的境外投資項目中，明確指出“著力擴大農業對外合作，開展農林牧漁等領域互利共贏的投資合作。”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積極支持農業走出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糧商和農業企業集團。”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走出國門，進行農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中國對外投資報告》，2016年，我國農、林、牧、漁業境外投資金額為32.9億元，占比1.7%；歷史存量投資金額為148.9億美元，占比1.1%。農業境外投資占整個境外投資的比例偏低。開展農業境外投資的企業當中，民營企業占絕大多數，但民營企業的平均投資金額較小，且大部分為中小型企業。亞洲和歐洲是主要境外投資目的地。

1.2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

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管理主要由發展改革部門、商務主管部門、外匯管理部門等三個部門負責。發展改革部門和商務主管部門是進行境外投資外匯登記的前置部門。發展改革部門主要負責境外投資項目的備案和核準，商務主管部門主要負責境外投資企業設立的備案和核準。除涉及敏感國家和敏感行業需要進行核準外，其余絕大部分境外投資只需進行備案即可。在外匯管理方面，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不斷簡政放權。從2015年6月1日起，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無需到外匯管理部門進行行政審批，目前除金融機構進行境外直接投資需行業主管部門出具相應的批準文件或者無異議函外，其余企業可憑發改部門的備案通知書或者核準文件、商務部門的企業境外投資證書等材料直接去外匯指定銀行進行外匯登記，外匯指定銀行在進行合規性等審查后為企業完成外匯登記和資金匯兌。外匯管理部門則把工作重點放在對業務登記和資金匯兌等環節的事后核查。境外直接投資業務管理部門的簡政放權，極大促進了境外直接投資的便利化，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提要:近年來，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老撾政府出臺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其中最吸引投資者的是經濟特區法令，因為它使外資企業對老撾的投資程序更加簡化，外商投資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為老撾外資管理制度的不斷修正與調整，促進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老撾經濟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促進GDP增長、帶動外貿出口、生產技術水平提升、就業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對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現狀分析，從積極的視角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老撾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老撾；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影響

多年來，老撾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不斷加強，對外經貿關系不斷擴大的同時，吸引外資的環境也逐漸改善，并且頒布和不斷調整了外資法，這體現出了老撾政府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姿態來吸引外商投資者。2012年，老撾正式成為WTO成員國，這為老撾參與國際分工以及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自從老撾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吸引外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一躍成為東南亞地區新興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也成為全球最快的國家之一。

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現狀

（一）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為了擺脫不發達的經濟現狀，提升老撾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老撾政府開始從商業環境、法律法規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著手，為吸引外資創造更好的條件。自從老撾新外資法實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外國投資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穩固，外資準入要求也更加寬松，使得老撾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快速增長。當前，老撾已經建設有12個經濟特區，共計覆蓋面積達1.96萬公頃以上，成為老撾吸引外商投資重點區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撾經濟特區吸引投資額共計16億美元左右，共計包含國內外投資企業539家，其中外國投資企業474家。由此可見，外商投資占大部分比例。（圖1）從圖1可以看出，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從2001年開始不斷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別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沒有縮減，但2011年以后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數額起伏不定，然而整體仍保持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數量也不斷增多。（圖2）從圖2可以看出，老撾自2009年開始吸引外資企業的數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與2001年的61家外資企業數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體而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規模呈現出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二）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自從20世紀90年代老撾頒布外資法以后，在老撾投資的企業共計來自世界40多個國家。據統計，從2001年開始截至2018年，老撾吸引外資總額累計為318.6億美元，但是這其中的大部分投資額來自于東亞周邊國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共計830個，泰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746個，越南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421個。截至2016年，這三個國家是老撾吸引外資的前三大來源地。其中，中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38.7%；泰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16.8%；越南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9.6%。除東南亞周邊國家以外，還有來自日韓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其中，2016年韓國企業對老撾的投資額排名第四位，法國和日本分別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別占老撾外資比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資在老撾的投資產業結構。隨著老撾吸引外資數量的不斷增多，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老撾投資的行業也表現出了逐漸多樣化。例如，以老撾吸引外資的12個經濟特區為例，吸引外資的產業結構已經涉及到政府投資、開發商投資以及零售商投資，其中建筑行業的開發商投資額較大，零售商投資份額其次。2018年，開發商投資額高達12.7億美元，零售商投資額也高達3.49億美元。從具體行業結構分布來看，商業占外資比例的28%；工業占外資比例的32%；服務業占外資比例的40%，農業等其他產業幾乎為零。

摘要：結合現狀分析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均衡各產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加強省內各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均衡對各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等對策。

關鍵詞：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問題；對策分析

一、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2012至2016年，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與上年相比，增長率分別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從2012年至2016年持續增長且增速較穩定，即江蘇省經濟呈上升趨勢發展且增速較為穩定。在江蘇省經濟發展持續增長的背景下，2012年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57.60億美元，增長11.29%。2013年金額為332.59億美元，減少6.99%。2014年為281.74億美元，減少15.29%。2015年為242.75億美元，減少13.84%；2016年金額為245.43億美元，增長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減少情況為111.17億美元，總體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間持續出現負增長。2016年，雖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現較為特殊的情況，（如表2）即隨著江蘇省經濟增長，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反而呈下降趨勢。

二、存在的問題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

2012年至2016年，江蘇省三大產業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表現不一，且都不是特別理想。其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呈負增長趨勢。盡管第三產業有所增加，但增長幅度較小，這直接反映了江蘇省不同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的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嚴重減少，而同時第三產業卻有所增長，這種情況與正常三大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同步增長的合理結構存在嚴重偏差。

摘要：本文共選取了“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黑山共和國數據缺失，刪除處理）當作研究對象，以2010—2018年為時間跨度，來探討設立境外合作區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影響。本文應用了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設立境外合作區對我國投資相應國家的直接投資是否能夠起到提升作用。本文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據，分析境外合作區設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所得結果如下：從全樣本來看，境外合作區對直接投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關鍵詞：境外合作區；對外直接投資；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

在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國政府締結了雙邊和多邊投資協定，以促進本國的經濟和貿易發展。然而，由于國際投資協定數量眾多且冗余，它們在應對不斷上升的制造成本和復雜多變的國際投資環境方面的有效性并不顯著。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致力于海外競爭，2005年，我國商務部首次出臺了外商投資合作和建立海外經貿合作區的具體措施。同時，中國還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和引導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自己的經貿合作區。次年，商務部開始實施相關措施，建立海外經貿合作區。建立海外經貿合作區可以更好地維護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為中國企業群體出國搭建一個安全、穩定、有效的投資平臺。中國商務部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精神，深入學習貫徹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按照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和“政府主導、企業決策、市場運作”的原則，積極引導中國企業開展海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從上述會議和相關文件來看，海外經貿合作區對中國經濟、貿易和地緣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變量介紹及數據來源

（一）模型假定

構成模型是多期DID模型。設定如下：Yit=β0+β1×did+β2×Xit+βi+βt+εit式中的Yit是被解釋變量。did是境外合作區地區虛擬變量over和成立年度虛擬變量time的交乘項，對于建立境外合作區變量over取1，反之取0；國家設立境外合作區后年度虛擬變量time，鑒于境外合作區的建立效應存在滯后性，所以年度虛擬變量在設立后下一年度取值為1，在此以前取值為0。變量X代表的是控制變量。系數βi代表國家個體效應。系數βt代表年度效應。εit代表的是隨機干擾項。PSM完成后進行DID分析過程中，對年度效應進行控制。

（二）數據來源

摘要：電子商務是互聯網產物，隨著越來越多的電商選擇走出國門，跨境電商便隨之而生。選取2011－2016年與中國有國際貿易往來的103個國家，研究跨境電商和華商網絡對OFDI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跨境電商對OFDI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華商網絡對OFDI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華商網絡跨境電商與OFDI之間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關鍵詞：跨境電商；華商網絡；OFDI

1引言

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在迅速增長。根據《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簡稱OFDI）流量創下近2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在全球占比達到13．5％。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克服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各種政策以及制度設計也為企業走出去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其中種族網絡在OF－DI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海外移民規模也很龐大。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近一千萬，如此龐大的移民規模，形成了巨大的海外華人人才庫，對中國的OFDI以及全球范圍內的貿易和投資都發揮重大作用，華商網絡的發展也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對華商網絡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開始興起，電子商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商品交易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電子商務也選擇走向國際，隨之產生的就是跨境電商。跨境電商因其可以降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對傳統的國際貿易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同時跨境電商也促進企業實現規模效應，擴大了國際貿易規模。跨境電商促進貿易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那么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跨級電商對OFDI的作用機制：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跨境電商使得產品擁有更低廉的價格，并且與傳統的國際運輸相比，跨境電商的出現也促進了第三方運輸平臺的發展，國際運輸的時間更短、運輸成本也更低，這些因素使得產品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成本大大降低。第二，跨境電商擁有更加廣泛的信息分享平臺，能夠顯著降低了國際投資過程中的信息成本。跨境電商也擁有更加寬廣的分銷渠道，降低了信息的不對稱現象。跨境電商第三方交易品臺的出現，使得小企業和個人有機會進入國際市場，未來可能國際投資不再只是大企業或是華商網絡的特權。但是，跨境電商的交易過程中也存在著大量的風險，例如，平臺交易使得消費者并沒有親眼見到商品，再加上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評價標準的差異，使得消費者收到不滿意的商品，并且國際交易的退貨渠道相對于國內的退貨服務復雜得多，消費者的權益受到很大的侵害；跨境電商的出現時間較短，不管是單一國家或是國際關于跨境電子商務的法律都不完善，使得跨境電商的交易過程風險更大。而華商網絡則可以克服跨境電商的缺陷。由華商網絡促成的交易或投資很多時候并不需要依附第三方交易平臺，華人之間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分享渠道，使得他們在網絡社群內就可以交易。而且華商網絡之間具有充分的信任，解決了跨境電商的信任危機，減少了跨境電商的交易風險。遍布世界各地的華商網絡熟知各國的貿易環境和貿易規則，能夠幫助跨境電商選擇最好的貨源和最優的發貨地點，充分的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還可以提高商家的信譽。華商網絡還可以幫助跨境電商搜集當地消費者的偏好、市場信息，這可以幫助跨境電商選擇最優市場。反過來，跨境電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大量的移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加入到國際貿易的行列里，使得華商網絡規模進一步擴大。華商網絡對于中國OFDI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華商網絡對于OFDI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電商作為一種貿易模式，其本身對于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作用機制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傳統理論認為，貿易最終會導致對外投資，那么跨境電商作為一種對國際貿易有促進作用的貿易模式對于華商網絡會有怎樣的影響？在國際投資的過程中跨境電商會起到怎樣的作用？跨境電商會不會同樣能夠促進中國OFDI？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與OFDI的關系中發揮著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6年與中國有OFDI往來的10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

2文獻綜述與假設

2．1跨境電商對OFDI的影響

跨境電商是近年來新興的貿易模式，其對傳統的國際貿易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跨境電子商務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成為中國外貿的重要增長點（來有為和王開前，2014）。跨境電商主要通過網上交易，一鍵式下單，大大降低了不同語系之間的溝通障礙，同樣也減少了文化摩擦和信息搜集有關的貿易費用；而且跨境電子商務可以通過采用重新分配運輸成本的定價策略來降低成本壁壘，并且可以縮短快遞運輸的時間（胡以一，2018）。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中國的跨境電商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對中國國際貿易體系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傳統貿易方式單一，支付方式也多為現金交易，多有不便。而網上交易支付方式多樣化，且近些年來中國的跨境物流也實現了飛速發展，國際貿易的物流模式也在發生著高速的變化和發展；另一方面，跨境電子商務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為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思路，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產業鏈的轉型升級（陽群，2016），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對外投資是在貿易發展成熟之后才產生的，外貿易有利于OFDI（高揚，2017）。跨境電商對國際貿易有正向促進作用且其本身是國際貿易形式的一種，所以本文認為跨境電商對OFDI有正向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跨境電商對OFDI有正向促進作用，即跨境電商規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國OFDI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