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校勘工作會有相當的幫助。梵文中心葛維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對中觀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報告》、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

音樂是人類在自然之美的觸發之下的感慨，也是內心情感推動下的表白。音樂能喚醒人的內心，滋潤心靈的情感，滋養內在的智慧。作為人類實踐中如此重要的一個部分，音樂及其教育一直存在于人類生活之中。從古至今，無數人為音樂的發展作出重大探索和貢獻，讓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然而，不同的時代特征會賦予音樂以不同的內涵甚至特色。時至今日，在科學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的時代，在音樂以如此多樣化形式深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年代，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由此變得更加突出。盡管今天我們已經將音樂教育的時間和階段提前，但這不代表我們的音樂教育是有史來最佳。很多時候，音樂教育僅僅被視為一種技術教育或業余愛好的培育，沒有與其他課程尤其是主要的文化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在當今高校的音樂教育中，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普通高校的音樂課程設置不僅有不合理之處，而且有時候有違音樂教育之本質。為探索這些問題，由馮蘭芳所著的《普通高校音樂教育》（2018年1月版）一書，結合自身幾十年音樂教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認真反思了普通高校音樂教育的現況，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和實踐的現實角度系統論述了音樂教育的本質和方法，為當前的高校音樂教育課程設置等具體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和寶貴的建議。具體言之，該書具有以下三大亮點。

一、合理兼顧理論的高度與實踐的廣度

該書實際上是作者對其多年來對音樂的一種哲學理解，同時也是對其多年音樂教育經驗的科學總結。鑒于音樂是一門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表述的藝術學科，它不像自然科學門類那樣具有明顯的步驟和章程可循，故該書以論文集的形式成書，充分迎合了音樂的這一特征。這些看似沒有太大關聯的論文之間透露了作者對音樂的哲學理解，如《對音樂欣賞教學的一點看法》《音樂思想的四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現代音樂與大學生》等論文，作者深入剖析了音樂教學和鑒賞背后的哲學基礎，理清了音樂教育與人的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高度剖析音樂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內涵和意蘊。此外，該書還包括系列關涉到音樂教學實踐的論文，如《藝術實踐的目的、價值及研究的方法》《實踐與理論探索》等文章，不僅針對音樂教育的實踐步驟和方法，而且就其實踐目的以及與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盡的探索，充分反映出該書是一本理論高度和實踐廣度兼并、同時恰當銜接理論與實踐的專業性著作。

二、深入思考高校音樂教育課程的設置問題

在音樂教育過程中，課程設置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猶如指南針對于航海，稍有偏差，便可將整個航行帶入歧途。故此，該書的第二大亮點在于作者深入反思了當前高校音樂乃至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問題。首先，作者分析了當前藝術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那就是機構不健全，師資不充足。這一問題直接導致課程設置不健全的現象，使得一些對于音樂或藝術教育極為關鍵的課程無法得到開設的保障。此外，作者專門針對普通高校音樂課程設置的目標和內容進行探討。該書認為普通高校一定要認清自身的定位，將自身與專業性音樂院校區別開來，以提高學生的審美意識和精神境界為目標來設置課程，其教學內容也應以引導和培育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為指向。最后，該書還對音樂教學評估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探索，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對策和方案。如關于師資不足的問題，作者特別提出教師跨校兼課和學生跨校選課的教學模式，強調在教學評估中應注重“思路是否開闊”、“內容是否創新”“知識面是否廣博”等標準，從而確保普通高校音樂教育更專、更新、更廣。

三、廣泛吸納經典案例闡釋音樂教育的實際效應

除了高端的理論論述之外，該書也引入了大量的經典實際教學案例，并以之為基礎來闡述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果。在《雄風來天地真情出肺腑———訪“亞洲雄風”詞作者張藜》一文中，作者以《亞洲雄風》的歌詞創作為契機，結合張藜的創作經歷，闡述音樂創作和個人的人生經驗及其對人生的哲學領會之間的關系，同時對音樂創造的時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強調音樂乃至其他藝術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大地情緣關系。同樣，在《“追夢紅樓”蕩氣回腸———記首師大的演出盛況》一文中，作者集中從音樂表演的現場闡發音樂對人的情感和理性所能帶來的沖擊和激發。總之，借助這些具體的案例，作者旨在于以實際的案例和經驗為出發點，具體實在地闡發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從而科學論證音樂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地位和基礎性意義。綜上所述，該書在深入挖掘音樂教育的理論深度的同時，極為恰當地切合到實際的教學實踐之中，尤其是對普通高校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問題所進行的探索，以及對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的闡發，反映了該書具有較高的造詣和旨趣，具有較為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摘要：采用文獻計量學分析法，對我國以來關于鄉村振興的研究論文，從發文數量、發文作者、發文機構、載文期刊、學科分布和研究主題等方面進行詳盡的分析，揭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用詳實的數據展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發展狀況和總體概覽，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參考。

關鍵詞：鄉村振興；文獻計量學；鄉村發展；文獻分析

2017年黨的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農業農村的發展擺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位置進行決策部署，以達到2020—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差距、邁向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需要充分認識這一戰略的重大意義，而且需要準確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內涵、目標任務及實施路徑，這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效率[1]。研究鄉村振興問題，可以向上追溯到鄉村發展、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有關文獻[2]。自黨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出現了對鄉村振興的多方面的詮釋，關于鄉村振興的文獻日益豐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見仁見智，形成了一系列的豐碩成果。為了了解我國學者關于鄉村振興研究的全貌，追蹤相關領域研究的總體發展情況及動向，幫助相關學者把握研究的發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獻計量法對“鄉村振興”相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如每年的發文數量、主要發文期刊、高頻關鍵詞、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機構及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現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整體現狀和發展脈絡、研究基礎、當前研究的熱點和發展趨勢，摸清該領域的活躍作者群、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機構及其影響力情況、最具影響力論文的研究內容和方向，以期為從事鄉村振興領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決策參考，也為探索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一定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基礎。

1文獻來源與選擇

本文通過中國知網（CNKI）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獲取研究數據。具體檢索方法是：選擇主題字段，以“鄉村振興”作為檢索詞，選擇來源期刊類型為SCI來源期刊、EI來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來源期刊，以保證論文質量的可靠性。共檢索到2827條檢索結果。排除會議信息、相關報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論文后，共得2795條檢索結果。檢索時間為2019年12月30日。

2統計與分析

2.1論文年代分布。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關文獻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發文數量迅速增長，分別達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論文屬于2020年優先出版。這一變化表明此戰略目標一經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熱潮，吹響了我國鄉村振興發展的新號令。

摘要：

少數民族刺繡藝術歷史悠久，其中蘊含的文化元素對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價值。近年來，學者對于民間手工藝研究不斷重視，對刺繡藝術也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發現，刺繡藝術包含的各種內容被不斷挖掘。文章總結了目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

少數民族；刺繡；研究綜述；文化；圖案

中國獨特的刺繡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21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民間刺繡的研究與介紹成果頗豐，特別是對漢族四大名繡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隨著民族文化不斷得到重視，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也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在少數民族刺繡所蘊含的各種元素中，圖案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各民族的歷史、審美以及對生活的期許，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跡中。刺繡圖案作為一個載體，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對于刺繡圖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圖片、圖集、專著、碩博論文等。內容涉及圖案、紋樣、文化內涵、圖騰崇拜、文化淵源、傳承保護、比較研究、刺繡技法、刺繡產業化發展。除了漢語研究成果外，還有不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相關研究。筆者通過在知網上查詢，發現截至2016年6月，學術界對于刺繡只有一篇研究綜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獻總結，所以有必要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總結。

一、各少數民族刺繡圖案的整體研究

我國各少數民族刺繡都有系統而成熟的審美創作體系，在對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圖案進行研究時，對于刺繡進行綜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針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專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著的中國工藝美術叢書《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胡蓉、周衛主編的《東北民族民間美術總集•刺繡卷》（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鐘茂蘭、范欣、范樸編著的《羌族服飾與羌族刺繡》（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這些專著或從宏觀角度對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整體特點作出總結，或針對特定的少數民族刺繡文化所體現出的審美價值及其他特質進行分析。其中，《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對多個少數民族的刺繡藝術特點進行了分析，以綜合視角解讀了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以綜合視角研究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學術論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陳默溪的《黔東南苗族戳紗繡》（《貴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楊文斌的《黔東南苗族刺繡藝術》（《蘇州絲綢工學院學報》1993年第00期），韓恒威的《東北地區錫伯族的剪紙與刺繡》（《滿族研究》1995年第3期），呂霞的《土族刺繡藝術》（《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熱娜•買買提的《維吾爾族的刺繡藝術》（《美術觀察》2011年第3期），楊曉輝的《貴州少數民族民間蠟染與刺繡》（《美術》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維吾爾族傳統刺繡工藝研究》采用實地調查法、文獻法、歷史研究等方法，并結合一些相關研究資料，對新疆維吾爾族刺繡藝術的技法、淵源、美學價值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描述。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寂靜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