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郭杰忠 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校長、教授

哲學社會科學創新作為高度創造性的科學活動，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要使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得到有效發揮，概括出科學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必須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律、尊重學術規律。首先，尊重學術規律與堅持學術自由是統一的。學術自由是指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專家學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擔當。學術自由對于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專家學者而言是個前提條件，陳寅恪先生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理念，仍然是今天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路徑的追求。其次，尊重學術規律與堅持學術自治是統一的。哲學社會學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學術自主權和獨立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國家和政府統籌安排的課題任務和社會需要的前提下，從哲學社會科學自身的規律出發，結合自己的優勢和專長來具體決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時研究。

靠行政命令強行指派、橫加干涉或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緊跟“時政熱點”的話，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無從談起。既然是創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過，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學術自主，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擾去關注學術本身，去關心如何能夠揭示真理、發現規律。當然，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學術自主權，并不是說要鼓勵一味閉門造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享有學術研究相對獨立性，更重要的一層意義在于，使他們養成尊重真理、實事求是、不畏強權的獨立人格，“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也是知識分子良知和風骨的內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學術自主權和獨立性是統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環境下必須為學者內外兼修創造條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情，沒有始終如一的專注與鉆研精神就想侈言創新，無疑是癡人說夢。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經濟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學術上卻絕不可能，沒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沒有打破習見的理論勇氣和詳細周密的論證，創新成果幾乎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費數年甚至幾十年之功。

這是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路徑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須要緊跟時代、植根實踐。一個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實踐，并為其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才能獲得新生。離開了時代主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將是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必須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國、時代問題。當前我國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難點問題，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等，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去進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廣大人民改造世界、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源泉，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踐，理論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就不能對人民群眾產生感召力、對實踐發揮指導作用。”

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為哲學社會科學界提供了大有作為的廣闊舞臺。鮮活的實踐，有著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現象有待解讀，大量的問題需要回答，大量的實踐經驗需要提煉和概括。這些都是科學研究、理論創新、學術發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錯過的條件。因此，從國際國內的寬廣視野觀察和思考問題，不斷創造體現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的新的學術觀點;立足中國實際，借鑒世界各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益成果;繼承傳統研究方法，借鑒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積極開展跨學科研究，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大力推進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創新，不斷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創新能力等等，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推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必由之路。

這是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重要途徑。哲學社會科學創新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過程，概括出開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就是要通過開放、合作、動態管理的運行模式，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協同創新、綜合創新。一是要以需求為導向，緊密圍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需求，通過協同創新，重點研究和解決國家急需的戰略性、前瞻性問題以及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公益性問題;二要形成多元、開放、動態的組織運行模式。不限定范圍，不固化單位，面向高等學校、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地方政府以及國際創新力量等開放，形成多元、開放、動態的組織運行模式;三要深度融合。引導和支持不同研究主體與各類創新力量開展深度合作，探索創新要素有機融合的新機制，促進優質資源的充分共享，加快學科交叉融合，推動教育、科技、經濟、文化互動，實現科學研究和創新能力的同步提升;四要創新引領。

以機制體制改革引領協同創新，以協同創新引領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用中國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解讀中國實踐、中國道路，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馬克思主義學術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源遠流長的中國優秀學術傳統，放眼世界、有容乃大的學術胸懷，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在這個需要巨人而又不斷產生巨人的時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必將創造新的氣象、新的格局、新的前景。

本文作者：陳嘉明 單位：廈門大學哲學系、廈門大學知識論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知識是否由“真、信念和確證”這三個要素所構成，這不論對于西方還是東方都是一樣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習慣性聯想的產物，還是屬于先天性的、用以綜合感覺質料的范疇，這一類解釋的價值，其差別只是在于何種解釋更為合理、更能為人們所接受，而不在于它們究竟出于哪一國家的哲學，不在于它們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從“特色”的角度來發展中國哲學想法的人，容易引證的一個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題里，“民族的”意味著特殊的，“世界的”意味著普遍的。上述說法的含義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現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這樣的說法從特殊與普遍的聯系上來強調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義。不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說法，本來講的是有關民族藝術的問題，尤其是弘揚民族藝術的表現形式方面。同一種藝術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同樣是聲樂，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聲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們通過不同的發聲與演唱方法，來求得共同的悅耳的聲樂美感，體現的是共同的本質。不過，“民族的”就一定會是“世界的”這一命題在藝術領域本身就遭到了質疑。趙本山的“二人轉”很夠“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國表演卻不受歡迎。可見上述命題是否能夠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的。就某一藝術作品而言，如果沒有能夠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現形式，則也成不了“世界的”。進一步說，藝術表演追求的特殊性與哲學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藝術追求某種新鮮感，由此可以愉悅人們的感官，從而獲得人們的喜愛。但哲學學說的價值并不是通過取悅感官的方式來獲得的，從根本上說，它是通過其思想的意義來獲得接受。雖然哲學學說可以通過不同的論述方式來傳達，如莊子的散文詩般的敘事方式、康德的先驗論證方式、維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論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種哲學的價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們的表現方式，而是在于它們所闡述的思想內容。而這類思想內容的價值，如我們上面所論證的，取決于它們在解釋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關哲學研究的途徑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響的中國哲學家那里也出現過。這里我們舉馮友蘭、陳榮捷和牟宗三作為三種類型主張的代表。馮友蘭主張哲學的普遍性，陳榮捷持相反的觀點，而牟宗三則介于兩者之間，提出“具體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張特殊中有普遍。我們先來看馮友蘭這方面的具體主張。在他看來：“所謂中國哲學者，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所謂中國哲學家者，是中國某種學者，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家名之者也。”①顯然，馮友蘭認為哲學只有一種，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凡能夠稱之為哲學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也就是說，哲學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話說就是：“哲學中有普遍的公共底義理。”②這意味著哲學不分東西，思想不分國界。假如想以語言的不同來論證某一民族的哲學的特殊性，這在馮友蘭看來是不成理由的。因為，“某民族的語言，對于這些義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連民族性本身也不應當成為追求哲學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學家“受所謂民族性的拘囿”的話，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應當追求的目標。恰恰相反，“哲學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義理。如果有所謂民族性，哲學家于講哲學的時候，正要超過之”④。

由上可見，馮友蘭主張的是普遍性的哲學，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即使對于中國的哲學家而言，也不應當以追求所謂的“民族性”為目標，不應當以“民族語言”為口實來強調所謂的“特色”。與馮友蘭的上述主張相反，陳榮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學為“模型”的中國哲學。他明確提出不應該以西方哲學的模型來處理中國哲學，將中國哲學穿上西方的夾克和極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個極大的錯誤。⑤之所以應當如此，陳榮捷的考慮是，如果在中國哲學中發現的東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學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講中國哲學便完全沒有意義。因此，為了凸顯中國哲學的價值，以吸引西方學者的目光，陳榮捷便強調它與西方哲學的異趣之處。不過話說回來，將哲學視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著需要以西方哲學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認可相同的研究對象，并不見得中國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家的解釋就是相同的，譬如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關系）的解釋（西方近現代主流性的觀點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國從古代以來的主流性觀點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張，其論證也不盡相同。如中西哲學家都有主張性善的，但他們的論證則大相徑庭。其二，中國哲學家可努力開拓哲學的研究對象，這樣，即使與西方哲學家具有相同的哲學理念（比如認為，哲學是研究真善美的學問），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就像西方哲學本身曾經拓展的那樣（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到語言哲學轉向等。僅以語言哲學為例，也有邏輯語言和自然語言之分）。比起馮友蘭與陳榮捷，牟宗三則有另一番考慮，可稱得上是“第三條道路”。牟宗三也認為哲學具有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卻是出自中西哲學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學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體論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學各有其特殊性，這是由兩者各自的歷史語境所決定的。它表現為中西哲學是通過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發展而來的。由于這種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學各自受到限制，這就形成了它們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雖然中西兩種哲學的開端及其主要課題不同（中國哲學的主要課題是“生命”，而西方哲學的傳統則是“科學”），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關鍵是要從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從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學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雖是山東人，但他講“仁”卻是對著全人類講的；此外，仁既然是個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樣的，因此與之相關的普遍性也是多樣的，也有其獨特性。③這屬于黑格爾意義上的“具體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這種能夠“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對于上述牟宗三的論述，有兩點應當說明的是：其一，它是從哲學的歷史形成的角度（開端）來談中西哲學所具有的特殊性問題，而不是談論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著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論述中西哲學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為了說明這兩種哲學之間是可以溝通、可以交流的。對于本文的論題來說，第一點的說明尤其重要。#p#分頁標題#e#

本來，任何意義上的科學學說，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則就談不上是“科學”。哲學自然也不會例外。特別是從思考的性質上，與其他學科相比，哲學尤其是從“普遍”的角度來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給出的解釋，哲學的知識是出自概念的知識，它只在普遍中考慮特殊；反之，數學則是從特殊中考慮普遍。⑤我們還可把康德的這一解釋延伸開去，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等）也是從可觀察的特殊現象中，來歸納、概括出普遍性的規律的。哲學之所以與數學、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向相反，這是由它的非經驗的性質決定的。哲學的思考起于科學止步之處。譬如，科學研究事物之間具體的因果現象，并使用因果概念來把握這類現象。但對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學本身并不探究。哲學對于這類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學使用的概念為前提的，因此這類概念就不表現為通過歸納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現為既有的、“驗前的”（apriori，或譯“先天的”）的存在。這樣，當哲學著手對這類概念進行研究時，它們就已經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現。哲學思考所進行的，乃是對這類概念的性質、語義、功能等進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為具有一種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對兩個在時間上表現為先后相續的感覺現象加以綜合，并將它們規定為假言判斷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應的綜合判斷。對于諸如“善”之類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學并不通過歸納來說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為一個既有的范疇來加以分析，以此來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質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爾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論述了哲學的普遍性問題。他指出：“哲學以思想、普遍者為內容。”①

“哲學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學既以思想、普遍者為內容，那么要尋求特殊性以作為哲學的思考與發展方向的做法，就顯得是悖理的。說中國哲學的思考應當與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國哲學應當開辟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應當跟著西方哲學亦步亦趨，這是正確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國哲學應當可以追求所謂的“特色”，這在學理上則是說不通的。在本人看來，如果不從普遍性的角度上著眼，而僅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對于發展中國哲學是不利的。它可能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限制哲學家的視野，使得他們對哲學問題的考慮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尋求所謂自己的“特色”，往往是“傳統”的新包裝的代名詞。一講到中國哲學，就局限于傳統的舊框架，如“內圣外王”、“天人合一”、“仁義禮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內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學的使命理解為從“本心仁體”這一內圣開出民主與科學這一“新外王”。但實際上，在牟宗三思考這一使命的年代，對于思想界與理論本身而言，民主與科學已不是能否開出的問題，而是對民主理論本身、民主制度建設的經驗本身（如，如何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等），對科學的價值、科學對環境、社會的影響進行反思、檢討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停留于談論由內圣開出新外王的問題，顯然是落后于時代的。因此，不能去開拓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問題與領域，就會妨礙中國哲學的發展。新儒家的一個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們停留于特殊，執守于儒學的心性論，把它作為“道統”來奉行，作為判斷某種學說是“正宗”還是“別出”的標準，繼而以正統自居。換言之，“道統”成了中國哲學的“特色”，似乎離開了這一“特色”中國哲學就無路可走。

本文作者：盧俊松 單位：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十年經濟建設時期是指1956年至1966年期間，這個時期的哲學出現了涉及關于哲學基本問題、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內外因、兩點論等方面的爭論，主要特點是普及與批判。譬如《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平凡的真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著作向大眾普及了當代哲學思想觀點，相當程度上推動了當代哲學的發展。就批判而言，主要是對形而上學以及唯心主義的大批判，但這種一概否認的批判使得當代哲學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譬如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西方哲學等不加分析進行否定和批判，逐漸造就了左傾思想的膨脹，后引發了。時期的哲學這個階段的當代哲學主要是指1966年-1976期間的哲學發展，這個階段的哲學是歷史上慘不忍睹的哲學史，給哲學工作者帶來了極大的不良影響與心理陰影，嚴重的阻礙了當代哲學前進的步伐。特別是中對哲學刊物、哲學學術活動等的禁止，對形而上學觀點、唯心主義的推崇，造就了當時存在的精神萬能、造神運動等觀點的猖狂，使得當代哲學出現了倒退的情形。改革開放時期的哲學改革開放觀念的提出與發展促進了當代哲學的迅速發展，哲學理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是空前的，是哲學發展時期最鼎盛的時刻。在內容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方位發展；在形式上實現了當代哲學的個性化與多樣化研究，突破了傳統的研究體制；在本質上實現了質的突破，真正的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回顧當代哲學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當代哲學經過漫長的發展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必須總結并吸取其中的教訓，以使當代哲學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以下理論的發展關系到當代哲學的生命、關系到當代哲學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1978年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撥亂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沖破了左傾思想的束縛，確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迎來了理論上的交鋒。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形成了以下三種不同的思想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物質本體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所在。第二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實踐本體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第三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本文論哲學的總結，而不是以一種本文論代替另一種本位論，是屬于無本體論。從這三種觀點爭論的焦點可以看出哲學是出于不斷發展中的，因而本體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變化的，并逐漸向實踐過渡，實踐唯物主義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特征的最好體現。思想哲學理論當代哲學的發展與進步離不開思想哲學的作用。在建國初期，通過大會講話、文章等提出了許多見解、觀點、概念，在哲學領域凸顯其成績，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哲學界的關注和探討，逐步的確立了哲學思想的主導地位，影響了當代哲學的發展。譬如兩個對子問題就是關于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初步見解，揭示了哲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思想概括了整個哲學的認識論，成為了當代哲學中的精髓。

構建面向世界的哲學理論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速度的不斷加快，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全球化的趨勢也不斷的加快。在這種趨勢下，當代哲學要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就必須充分的關注全球化問題。特別是在世界關注非常密切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建設、民主政治問題、精神文化建設、循環經濟、知識經濟等領域得以突破與發展，以謀求全世界文化的共同進步與繁榮，構建面向世界的當代哲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的構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長期的堅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實現哲學研究模式的轉變，以開放性的狀態來迎接未來的挑戰。對此，當代哲學應該在堅持開放性狀態的前提下，立足本國國情的實際，不斷的學習和吸收西方進步的哲學思想，以將當代哲學與世界哲學的發展相接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全球化”。堅持并擴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在當代哲學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在當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我國面臨著錯綜復雜的發展環境，各種矛盾凸顯，對當代哲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對此當代哲學必須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的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新形勢、新挑戰的需求來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研究，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

發展與創新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所在，因而堅持并擴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就必須實現當代哲學的發展與創新，摒棄那些與時展相悖的思想觀點，擺脫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觀念的束縛，避免出現歷史“”這樣的歷史悲劇，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和諧統一發展，在實踐中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實現當代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個性化發展是當今時展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是事物發展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基礎，當代哲學的發展也需要實現個性化。對此，什么才是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深思，就字面理解而言是指哲學與其他文化的差異化，其實不然，這種個性化還體現在哲學思想以其個性化的方式給出自身生活問題的一種思想見解的價值。在這種意義上而言，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就是給人們的生活提供一種價值理念和思想出路。

對此實現當代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就是要構建有中國特色和風格的當代哲學，就必須突破傳統哲學的研究模式和體制，將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轉化與馬克思主要哲學的中國化聯系起來，并借鑒西方的哲學模式，展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深度研究，展開三種理論資源的深度對話，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三大資源對話中的引導作用，將中國當代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建立在這樣一個深度對話的機制中，擺脫西方模式對中國當代哲學的束縛，在發展中力圖保持中國哲學中原有的思想和精神主旨創造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當代哲學，并實現三種哲學思想的和諧發展。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摘要：從培養慣例來看，大三大四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通常以專業選修課為主。但在實踐中專業選修課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客觀原因在于，高年級學生的時間有限，必須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設計信息更加密集，轉化效率更高的課程。專業選修課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門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視和優化。

關鍵詞：專業選修課；沉浸式教學；課程融合；畢業論文

從國內大學培養方案的慣例來看，一二年級主要以公共課、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為主，注重基本專業知識的體系性建構；三四年級則開始向專業選修課傾斜，注重建立在學生興趣基礎上的差異化培養。以西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為例，三年級安排了《文化哲學》《法哲學》等一系列部門哲學專業選修課，以及《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就業指導》等工具性選修課。但實踐中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選修課到課率低，學生積極性差。結果導致高年級的專業選修課和工具選修課在老師和學生眼中處境尷尬。學生為了掙學分勉強出勤，老師由于缺乏嚴肅的聆聽者而意興闌珊，兩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大四現象”。［1－2］為此，我們在三年級下期的《法哲學》專業選修課中以畢業論文設計為模擬對象，嘗試了沉浸式的選修課多課程融合的教學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關的做法值得借鑒與審視。

一、高年級選修課處境尷尬的主因

從理論上講，“專業主干必修課”＋“專業部門選修課”的專業課程設置是尊重專業學科規律，尊重學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選擇。專業必修課提供各個專業基本的知識體系，專業選修課則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方向。但在教學實踐當中專業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遠遠不如理論上那么美好。據調研報告顯示，八成左右的學生具有明確的選修意愿［3］，不過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難以獲得多數學生的認同［4］。排除選修課體系設置不科學，比如內容重復、先難后易；教師積極性不強，比如備課成本和產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級學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們認為造成專業選修課“失格”的客觀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高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就業、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多方面的任務，專業選修課程雖然數量不多，但相對高年級學生對時間的分配和權重而言，仍然顯得過于繁重。在眾多任務當中，能夠分配給專業選修課的有效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學生全身心投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學習，這是不現實的。第二，由于專業選修課本身屬性，難以同主干課一樣具有較高的信息有效率。簡單地講，相比于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的開設范圍有限，并且各個專業選修課傳遞的信息范圍較窄，往往并不適應于本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或者說對不同學生的有效性差異較大。對于相當部分學生來講，專業選修課有效信息產出率低下，是一種不經濟的無奈之選。

二、課程有機融合的解決思路

專業選修課相對于專業主干課程具有補充性、靈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學和就業壓力，高年級本科生學習目的和動機明顯向實用方向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務于各類考試的課程上。所以高年級專業選修課通常被當成“休閑課”“水課”，教學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專業選修課的理論價值和它的實際境遇天差地別，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多層面的，消解這個問題辦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但毫無疑問，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專業選修課的突破創新。雖然高年級選修課課程數量較多，但單個課程的覆蓋面和信息量相對主干課程極其有限。如何在“專業主干課＋專業選修課”的框架下有效改變這一局面呢？我們認為課程的有機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專業選修課的課程融合能夠做到一方面減少學生的必要課時，一方面又能夠保留幾門被融合課程的核心內容，強化信息供給的效率，那么問題就能同時得到解決。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課程設計的層面上提高專業選修課的信息供給效率。就此問題，先對相關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國外著名學府的選修課設計大多具有課程功能多元化，課程內容專題化，注重學科交叉的特點。［5］專業選修課設計向更加符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所需要的“問題導向”傾斜，表現為課程的“部門化”和“領域化”。這在國內也并非新鮮，原因在于專業選修課的部門化符合當下主動學習的理論。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本身不是外界知識信息刺激心靈從而產生理解。理解的機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統攝和涵蓋。當代學習和認知理論中的重要一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習得知識的關鍵在于新知識在原有知識結構基礎上的建構和生長。與這種學習觀相契合的方法則強調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動學習，而非知識傳輸的被動學習［6］。按照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教學所提供的無非是知識生長的平臺。相比以客觀知識體系為平臺，以對問題理解和闡釋為平臺，顯然同主體的聯系更為緊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理解和解釋的主觀性所在。所以，專題化、問題化的課程總體上更能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然而，僅僅在課程內容上具有“問題意識”，還不足以保證每個人都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教學實踐也表明，部門化的選修課程也的確不能保證良好的教學效果，當然，這同學生、教師、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關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觀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問題的關鍵在于，適合主動學習的學習對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實的主動學習和有效的主動學習。為此，我們的課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學實踐往前推進一步，以一種沉浸式的，或者說“角色扮演”的教學方法，通過師生之間共同實踐的方式，利用教師對相關問題的主動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經驗，為學生提供參考。簡單講，教師除了傳達必要的體系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傳達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驗。相比于一般的經驗交流，沉浸式體驗教學所傳達的經驗是在相似背景、相似處境、相似語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結合國外選修課的成功經驗以及當代教育理論，啟發我們設計一種沉浸式的課程融合模式。具體講這種模式包含三個步驟，第一，設計部門化、領域化、問題化的教學內容；第二，由教師賦予學生一種特殊的身份或任務；第三；教師引導、伴隨學生完成身份或任務要求的相關體驗。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能用一門選修課的課時涵蓋多門選修課的重要信息，并通過“問題化”和“體驗式”的課程設計，有效地實現多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的。

中國現代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馮友蘭，一生著作頗豐，其學術研究主要是圍繞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對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哲學史很多領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被學界稱為新一代儒學大家。一直以來，廣大科研工作者對馮友蘭有關理論思想的探討、挖掘的腳步從未停息，經過潛心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成果，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更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了馮友蘭理論思想。然而，學者對馮友蘭研究領域的相關學術成果的年代產出分布情況如何？研究成果的傳播媒介有何特征？基于此，本文以情報學理論為指導，選擇文獻計量學的方法與理論，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作為數據來源，以馮友蘭研究領域科研人員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從論文年代總體分布和期刊來源進行分析與總結，通過定量研究找到其內部發展的規律，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客觀的反映馮學研究事業科學的發展態勢，以期對國內廣大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智力參考。

1.數據的獲取

選取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作為數據源，樣本時間截止到2019年，選擇“題名”檢索字段，輸入檢索式“題名=馮友蘭”，數據期刊類型來源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確定檢索。將獲取到的題錄數據全部下載并導入到NoteExpress軟件中，利用軟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復數據以及非學術性論文，最終確定用于統計分析的數據789條。根據研究需要，對論文年代產出、核心區域期刊等計量指標進行統計，并得到初步結果。

2.論文年代產出情況

科學交流的規律研究一直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熱點，隨著復雜網絡研究的興起，對于科學交流規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學術論文的發表被公認為是科學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現形式，其論文產出數量是評價某一主題研究和發展的狀況的重要指標。一段時間內，任何學科的繁榮程度和發展態勢主要受外因（社會的需要和認可）、內因（學科自身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水平）這兩方面因素所決定。通過對CNKI收錄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年代產出分析發現，有關馮友蘭研究的學術期刊論文較早的文獻是1981年復旦大學的文獻《論公孫龍的違反辯證法——與馮友蘭先生論“白馬非馬”》，從辯證法的角度與當時馮友蘭教授探討“白馬非馬”的哲學相關問題。截止到2019年，國內對馮友蘭研究的相關成果的產出情況，每年的發表的論文雖也在增長，但相對比較穩定（趨勢線y=1.2259x－0.7619，R2=0.6132），總體呈現“震蕩式”的增長模式，見圖1所示。此外，789篇學術期刊論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馮友蘭不同主題研究的學術地位在國內得到了穩固和提升，學術研究創新成果的社會意義和學術影響受到了國內學術界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3.期刊來源特征分布

3.1整體論文期刊的種類和數量。通過對CNKI收錄相關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來源期刊數據統計結果顯示，789篇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種學術期刊。其中，被目前國內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錄的共計122種，約占全部期刊種數的35.09%。122種核心期刊總的載文量為386篇，約占全部論文總數的48.92%。由此可見，從計量角度上國內廣大科技工作者在對以馮友蘭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中的學術成果期刊分布表現出整體研究質量較高，且高質量學術期刊成果的數量幾乎占據“半壁江山”的局面。

摘要：馬克思的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是馬克思根據兩位哲學家思想觀點的差別對比，綜合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精神來宣揚人的自由意識、個性的全面發展和現代意義上的唯物主義的堅持。其涉及范圍很廣，選擇其中一點，從原子運動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切入，圍繞個人發展偶然性與歷史發展必然性這個維度，來解讀個人在社會進程中的進步成長與全面發展。

關鍵詞：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自然哲學；偶然性；必然性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以下用博士論文代稱）是馬克思的博士畢業論文，也是馬克思表達青年時期思想理論的重要著作，同時包含著馬克思人生中許多思想的啟蒙點，在論文中有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可以單獨加以論述與研究，它對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原子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馬克思的偶然性觀點的發展源于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之間的分歧。德謨克利特在古希臘哲學中的原子論等同于阿納克薩戈拉種子說的延伸。阿那克薩戈拉把世界萬物的出現與滅絕歸結為種子的聚散與分離，相當于每一事物的新生與消亡都源自于種子的碰撞，認為自然萬物是由多種多樣的種子所構成的，以此彰顯了世界萬物的多樣性；種子的性質也決定了自然萬物的性質。德謨克利特將虛空空間添加到原子運動的空間，認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變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離，沒有偶然發生的東西，一切事物的來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終也都是必然，這一點與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很相似，相信命定論，而德謨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與真理割裂開來，導致德謨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謂的真知，是個實實在在的唯物主義者。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則是種子說的另一種意義上的解釋，強調原子在形狀位置上的差別從而才有了自身內部的運動；伊壁鳩魯繼承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但做了一些改變，認為原子非線性運動而是偏斜運動，他所謂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線運動，而是在下落過程中呈現為各種結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現，而且他認為德謨克利特所說的支配統治世界和人類的必然性的東西并不存在，主張反對宗教、迷信帶給人們的束縛，是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在認識論上也是個教條主義者、獨斷論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實的，相信感覺的存在，認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報道者”。把兩位哲學家關于原子論的觀點做了對比之后，回歸到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中來，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古希臘時期，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被看作是當時自然哲學的最高成果，認為原子是沿直線運動的，但馬克思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方式，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觀點；馬克思更傾向于伊壁鳩魯提出的原子偏斜運動，認為萬事萬物產生于各原子之間無規則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觀點，超越了“因果關系”的枷鎖，代表了對絕對必然性的挑戰，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有著打破命運束縛、高揚追求自由的進步思想。雖然德謨克利特是哲學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這一概念的哲學家，但是對于他本人而言放棄了對偶然性的研究，則更注重必然性的觀點，將生活中的一切都歸結為必然性；是必然性統治著這個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馬克思博士論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個體的隨機性、倡導人的個性自由；與之相對應的必然性則被看作一種限制、規范，具有濃厚的機械論色彩；隨著人文科學的發展，必然性與偶然性被看作一對相互聯系的基本范疇而存在。而馬克思結合辯證法思想不僅看到了德謨克利特原子論的缺點，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解釋，從追求個人自由的意義上理解原子運動與必然性、偶然性之間的聯系。縱觀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偶然性與必然性總是被作為一對相應的范疇聯系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關的具體論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也可以找到相關例證。從原始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變遷、歷史洪流對于個人來說是無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歷史階段的政權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變革的偶然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馬克思所倡導的是在必然性的規定下，人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動必然性往積極方面發展。在整個人類進程中，赫斯曾說“馬克思作為人類思想的寶庫”，至今仍為受用，可以說是作為了積極的偶然性出現，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機和國家革命中發揮作用，甚至把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說過：“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同時也會有像天災、人害的這種消極偶然性的出現，在無法避免的同時也并非全無用處，可以讓世人吸取教訓并加以警醒，馬克思認為必然性與偶然性都是客觀存在的，無數偶然性構成了必然性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場當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績，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視必然性，否則就會陷入英雄史觀，陷入唯心主義歷史觀。而且馬克思所講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絕不是單指個體性格人物的成長發展，而是要求全人類中每一個個體的全面自由發展，他需要全人類的充分和自由發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識的自由。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鳩魯，也是因為伊壁鳩魯重視人的“主體性”和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視人本身的發展，用人的自我意識這個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雖然當時并沒有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差別做出明確的區分，但對于當時受黑格爾唯心思想影響的馬克思來說，有一個啟蒙點思想的發現是很寶貴的。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