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闡述對教育科研素養進行概述，然后分析了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教育科研素養的現狀，最后提出了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教育科研素養的培養策略，包括通過專業理論知識夯實科研素養基礎；通過科研方法課程優化助推科研意識形成；通過參加見習、實習活動促進科研能力提高；通過畢業論文訓練促使科研素養提升。

關鍵詞：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教育科研素養

當前，中小幼學校對教育科研愈加重視，反思和研究能力也逐漸成為評判教師專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1]。因此，高師院校不得不將師范生教育科研素養的培養納入重要議題。學前教育（師范）專業大學生作為未來幼兒園教師補給的重要來源，其教育科研素養的養成不能從走上工作崗位才開始，而應該“關口”環節前移，在大學期間教師就應為其創造條件，開拓路徑，形成培養鍛煉體系，使其具備反思、批判、創新等基本能力，為畢業后順利走上幼教工作崗位，開展保教工作、開展教育研究、綜合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但客觀地講，現階段很多高校在大學生科研素養培養方面沒有建立科學的體系，不同學科教師對大學生科研素養的理解不同，筆者結合自身在高師院校從事學前教育專業教學科研工作的實際，在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科研素養的養成策略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教育科研素養概述

素養一詞內涵豐富、理解多元，從字面常被理解為道德層面的素質或修養，與素質同義，從廣義上講包括道德品質、外表形象、知識水平和能力等方面。在知識經濟的今天，素養的含意大為擴展，它包括思想政治素養、文化素養、業務素養、身心素養等各個方面[2]。具體到個體身上，是指由訓練和實踐而獲得的技巧或能力，科研素養指在不斷探究人文、社會、自然等領域中的真理，進行理智化創造活動的過程中獲得的科學研究技巧或能力。對幼兒教師來說，教育科研素養是指幼兒教師在進行教育科學研究時在思想道德、教育觀念、理論知識、科研能力等方面應達到的基本要求。對學前教育專業師范生來說，則是指他們在正式成為幼兒教師之前、大學期間經過學習實踐而形成的未來從事教育科學研究所應當具備的科研理論、科研道德和科研能力上的基本要求。素養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純粹靠天賦遺傳或后天習得，它是先天和后天綜合形成的結果。在先天遺傳的基礎上，加之后天的訓練和實踐，日積月累、久久為功，才會水到渠成。師范生教育科研素養的修煉與養成也必須遵照這個內在規律，重視得越早，對教師的專業成長越有益處。教育科研素養是高級的、復雜的，具有源于教育實踐而又有所超越和升華的綜合特質。一般來說，教育科研素養的基本要素包含以下三種。一是教育科研理論素養，主要指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獲得的有關學前教育、學前心理方面的基本理論知識與方法，以及教育科研方法及技巧等。二是教育科研道德。這是科研道德下位概念，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科領域的科學研究，均要遵守基本的科研倫理，教育科研也不例外，它包括研究者的科研意識、科研規范、科研道德、判斷的理性思維等。三是教育科研能力。它主要包括發現問題、收集利用文獻資料、開發處理圖文作品、進行科研規劃、組織和操作，以及成果表述等能力。

二、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教育科研素養的現狀

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在校期間接受了比較系統的專業理論學習和訓練，在教育科研素養的養成方面有了一定的收獲。比如，具有初步的科研意識，對學前教育領域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也會在畢業前經歷專題培訓或專項科研訓練，但是客觀地講，他們身上仍然存在很多薄弱環節。

一、“反詩意化”問題

根據對詩意化的理解，筆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維、唯科學主義；脫離生活情趣，按事先預設好的路徑、“范式”、框架進行邏輯演繹；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刻板地貫徹某種理念，灌輸某種知識，或者掌握某種技能，而缺乏輕松、愉快的環境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刻意把認識對象與我自體分離開來進行觀察、測量、研究的活動都認為是“反詩意化”的。就幼兒教育而言，“反詩意化”的活動讓幼兒產生“累”“疲倦”“逆反”“厭惡”“淡漠”“被迫”等多種不良情緒；通常這些活動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幼兒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以及各種針對幼兒設計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兒園教育方面主要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學活動、研究活動、幼兒保育等各個層面。

1．政府層面的“強大的外力”推進

近十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幼兒教育的發展，頒發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來10年幼兒教育發展的宏偉目標和幼兒教育標準化建設的諸多措施。例如，《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但是，從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僅僅停留在入園難、入學率等方面，還是外圍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平衡幼兒教育的發展。政府總是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政府是執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論、信仰、觀念進行實體化建構———貫徹落實。把所謂“頂層設計”向下落實到實踐；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據說、信仰、經驗等等綜合實體擴展至幼兒園微觀環境、幼兒個體、教師個體的自由教育情境時，原有的生態和結果必將遭到破壞。

2．家庭層面的功利需求

現在家長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極其重視幼兒教育，普遍把幼兒教育拔高，把幼兒教育理解為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比如唱歌、演講、跳舞、繪畫、下棋、講故事、認識漢字、認識英語單詞、認識數字并會計算、會彈鋼琴、讀古書經典、習武等等五花八門的內容。林林總總的內容也在各種培訓班、民辦幼兒園中大行其道，成了他們招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幼兒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成了家長相互攀比的資本和衡量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潛在標準。此種功利邏輯本質上是忽視幼兒生命成長的存在，忽略幼兒生命和生活體驗的存在，是違背自由生長邏輯的。

3．幼兒園研究與教學的“泛技術性”崇拜

【摘要】既有研究綜述是對研究主題的分析梳理，有助于為后續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鑒參考。通過對學界關于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既有研究樣本文獻的科學計量分析發現：當前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績，但也凸顯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是現有研究基礎依然偏弱,缺乏相關專門研究人員的深度介入，系統開展多學科綜合交叉不夠。

【關鍵詞】可視化；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研究綜述

可視化一般又被稱為信息可視化，其本質就是將研究文獻所包含的內在信息經過轉化從而達到直觀、可視化的效果。從具體的操作技術層面而言，就是利用計算機自帶的圖像處理功能，將隱含在海量文獻中的龐大復雜的數據信息通過篩選轉換，變為直觀可視的動態圖像。通過將信息可視化之后，可以比較清楚地知道相關專業領域中的研究現狀、進展及動態，獲得比較詳實的前沿信息。[1]同時，由于可視化分析的結果多以“圖＋表”的形式呈現，直觀、簡單的操作步驟以及功能強大的模塊，在客觀、直觀之余，能更具表現力地分析研究進展。漢語言文學專業是中文學科的主要專業之一，基本上在各大高校都普遍開設，其人才培養定位是培養具有漢語言文學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在新聞文藝出版部門、科研機構和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文學評論、漢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傳方面的實際工作的漢語言文學專門人才。通過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可視化分析，可以以他者的視角呈現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優化路徑，對于中文類專業乃至傳統的人文社科專業的創新人才培養都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作用。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數據是文本研究的基礎，選擇合適有效的研究數據是可視化分析的立論前提。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是衡量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研究情況的重要標準和現實參照，這其中既包括公開出版的學術論著，也包括已經刊發的期刊論文等，而學術期刊論文更因其周期短、內容新、更新快、獲取易和專業性強等諸多特點，在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促進學術研究交流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選用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期刊學術論文為主體進行分析，有助于在整體上了解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研究狀況，并據此預測未來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發展方向和改革趨勢。作為我國目前文獻來源最全、覆蓋面最廣的中文數據資料庫，中國知網涵蓋學術文獻、外文文獻、學位論文、報紙、會議、年鑒、工具書等各類資源，是專業研究的權威文獻數據來源。因此，文章選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數據來源文獻庫，截止2018年6月16日，筆者設定“漢語言”并“人才培養”為檢索主題或題名條件，共檢索精準匹配學術文獻377篇。據此，筆者隨后運用多種文獻計量工具，以數量統計等定量分析方法為基礎，通過定性分析研究性規律為意旨，就文獻資料的檢索、搜集、鑒別、整理、分析，形成事實科學認識。文章通過對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的既有研究現狀進行深度挖掘和可視化分析，試圖直觀探討不同研究范疇間的內在聯系，進而科學有效地預測未來研究趨勢和突破點，為深化基于協同創新視野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體系優化研究提供可靠的數據資料和理論支撐。

二、既有研究可視化分析

（一）研究時間分布情況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見，在多媒體、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可這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

一、課題的提出

幼兒的探索行為孕育著創造的萌芽，為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通過探索行為去掌握周圍事物的大小、形狀、顏色、軟硬、冷熱、活動性等各種性質，獲得了新的個體經驗和技能。同時，也毫不含糊地說，探索是幼兒學習科學乃至其他知識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通過探索性行為，幼兒將獲得體、智、德、美、勞的全面發展。2001年9月，教育部頒布實施了《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其中便對幼兒的探索行為進行了指導，其指出，科學教育的目標之一就是“能運用各種感官，動手動腦，探索問題”，同時也指出指導要點就是“要盡量創造條件讓幼兒實際參加探索活動……”。然而，由于這個指導綱要處于試行階段，對于幼兒教師在實際的教育工作中應該怎樣創造條件，對于幼兒不同的探索性行為教師應該怎樣去分辨并進行指導就沒有詳細的說明。在本課題的研究中，筆者將深入探討幼兒在科學教育中所表現出來的探索性行為的影響因素、表現方式以及教師怎樣指導，進一步充實《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不論是從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將為幼兒園新一輪的課程改革提供點滴經驗和建議。

二、研究綜述

(一)國外有關研究

目前在國外幼兒探索性行為研究中，早期的心理學家將行為主義學派思想應用于研究中，因此他們的研究便主要側重于引發機體探索性行為的動機，而達爾文學派則認為：探索性行為更多的是由生物體本身的適應所引起的；美國生態學理論中也提到：兒童探索是學習生存的生物適應行為，是種系基因的傾向性引導嬰兒很早就冒險離開父母親，去獲得生存所需要的知識。吉布森(Gibson.E.J.,1988)研究中主要趨向于分析嬰兒的探索性行為與知覺之間的關系問題，其研究認為：新生兒具有先天的內在探索外界的好奇心，其可通過各種方法或者途徑去探索周圍環境并主動積極的獲取信息資源。可知度(affordance)成了嬰兒探索性行為的動力，并提出促進嬰兒探索性行為發展的原因就在于“全方位的觀察”。可以看出吉布森強調兒童通過知覺的主動探索獲得知識。農尼利和萊蒙德(Nunnally.J.C.Lemond.J.C.,1973)提出了孩子對陌生刺激的探索過程:剛開始時進行全方位的探索—視覺研究—對物體的身體操作和控制—以游戲為主要形式的娛樂性探索性行為出現(當陌生刺激變得熟悉時)—尋找更多的能引發探索性行為的刺激。無論幼兒在何時碰到陌生的刺激都會重復這個過程。

(二)國內有關研究

國內對幼兒探索性行為的系統研究尚不多見，非常零散，更多注重的是實際性操作。目前，上海市六所二期課程改革的實驗基地幼兒園，如芷江中路幼兒園等開展了幼兒園“探索型主題活動”—幼兒園圍繞著一個主題，進行自主觀察，探索周圍現象和事物，教師適時、適度予以支持和引導的一種系列活動；上海市青浦區晨星幼兒園開展的《區域活動材料提供與幼兒探索性行為—提供材料，增強小班幼兒區域活動中探索性行為的研究》，實驗得出最大程度地激發幼兒探索性行為的材料具有以下特點:形似性、隱秘性、寬廣選擇的可能性、有操作障礙、新奇性、有物理變化；南京師范大學“田野課程”提出了“培養自主，鼓勵探索”，主張幼兒是在進入、深入現場和情景中探索知識，建構知識的。

第一篇：中職傳統文化教育

1、中職院校傳統文化教育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傳統文化的缺少會使學生學習功利化，閱讀片面化，民族精神淡化，分辨能力差，社會責任感不強，傳統文化中的百折不撓、勇于擔當的精神沒有很好的被學生學習和領悟，很多同學在面對生活、學習和情感上的一些困難和挫折時心理脆弱，不能很好的調節和面對，這樣就很容易出現一些心理問題，這些問題極大的困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從用人單位反饋的情況看，畢業生的專業技能水平較高，但是社會適應能力不夠，合作精神不強，人文素質不高。長此以往不僅中職學生綜合素質普遍下降，也會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不斷喪失，最終失去了自己和民族的個性。

2、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德育功能

中國傳統文化是由中華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創造出來的，是中國各種文化的總稱。中國傳統文化主要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同時還包括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哲學、藝術、文化等多種表現形式，這些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靈魂。以崇尚道德為基本特征的儒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構成。因此，傳統文化對于國人的影響也更多體現在道德領域。應該在道德教育領域向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益的營養，因為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了主要地位，它提倡積極入世的精神，它把人格修養看作是經世治國的精神基礎和先決條件，鼓舞著一代代中國人自強不息、舍生取義。這些觀點對生活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人而言，對于如何防止人性的異化、扭曲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傳統文化是學校德育的重要載體，具有較強的德育功能。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作為中國當代的中職院校學生，應該在了解人類人文精神共性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去了解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增強自身的民族歸屬感，體現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對于中職院校學生來講，只有深刻地了解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夠獲得心靈的歸屬，找到“心靈的家園”。

3、中職院校如何加強傳統文化教育

3.1重視傳統文化的課程設置。

第一篇：大學語文課程問題及對策研究

摘要：

大學語文是學前教育專業課程體系中的一門公共基礎課程，以培養人文素質及各種語文應用能力為目的。目前普遍存在認識不足、定位不準、目標模糊、特色不鮮明、教法單一、實踐性不強、師資薄弱、隊伍不穩等問題。需要提高認識、突出特色、革新教材和教學模式、加強應用能力訓練、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從而充分發揮這門課程在提升學生文化素養、提高與職業相關的語文應用能力方面的作用，讓學生既“成人”又“成才”。

關鍵詞:

學前教育專業；大學語文；人文性；工具性

大學語文是一門融工具性、基礎性、人文性、審美性于一體的課程，是學前教育專業以培養學生人文素質及語文應用能力為目的的公共基礎課程。根據學前教育專業“德、智、體、美全面和諧發展，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標與“綜合培養，學有所長”的培養模式，在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培養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學生知識和能力的獲得，還要注重學生健康審美情趣和良好品德的養成，讓學生既“成人”又“成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這門課程自20世紀80年代重新開設以來，一直不被重視。近年包括《光明日報》等媒體也在呼吁大學語文不能被“邊緣化”[1]。但在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培養過程中，大學語文被邊緣化的現象依然嚴重，由于認識不到位、定位不準等原因，大學語文因給其他課程讓路而縮減課時、師資力量薄弱、教學模式陳舊等狀況仍大量存在。

一、學前教育專業大學語文課程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深入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此次印發的是調整后的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關兒童文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發展，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動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國內外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一些經驗，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學科設置問題做一番探討。   首先，從國內外設置兒童文學學科的狀況和發展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是關系到民族閱讀能力提升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   在我國國家標準GB/T13745—19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中國兒童文學”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在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中，“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下的二級學科。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也都會有若干兒童文學研究的項目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例如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分別是“中國兒歌的審美藝術與現代演進”、“現當代美國少年小說類型研究”、“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西方兒童文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等。   在美國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中，兒童與青少年文學(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編號為23．1405)是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學科門類下，文學(Literature)一級學科中，與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美國文學［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學［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國及其他英語文學［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級學科。它的宗旨在于“關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學術研究，以促進教師、圖書館員、出版者、圖書經營者和寫作者的專業工作，也包括對某個時代、某種體裁的文學研究，作家論，文學批評，以及對各種文學文本、對書籍裝幀設計者、對兒童電影的研究”。同時，還在圖書館科學(LibraryScience)門類，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級學科 下專門設置了兒童與青少年文學服務(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編號為25．0102)的二級學科。這一國家行為，足以彰顯美國對兒童文學發展、對兒童閱讀的高度重視，也顯示出了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在我國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童文學學科的存在。因此，長期以來，在實際兒童文學研究生培養中較為通行的辦法是掛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之下進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都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師范大學自主設置兒童文學二級學科、下設兒童文學研究和科幻文學研究兩個方向外，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蘭州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下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浙江師范大學還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招收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就是在現行學科制度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方衛平認為，“這一安排既為兒童文學學科在主流學術制度設計中爭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在事實上也維系了當代兒童文學學科在各項學術指標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最基本的學術體面”，但是“從兒童文學研究的內部知識構成和學科組合上看，它同樣包括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等分支領域”［1］。因此在總體定位上，筆者認為，包含兒童文學研究與兒童閱讀推廣研究等內容的兒童文學學科，應該成為“中國語言文學”(0501)或“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1205)等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   這樣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雖然不能排除兒童閱讀成人書籍和成人喜愛兒童文學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在藝術上沒有相通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現代兒童文學的預設讀者首先是兒童。在學科設置中沒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實際也就是對人生旅程中十幾年的閱讀生命的漠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IP)中，要在文學(Literature)、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兩個一級學科之下設置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二級學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美國從國家總體戰略的層面對兒童閱讀的重視程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提出的戰略目標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體系”這樣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為職業發展需要參加成人教育和培訓，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功利性目的。而學習和閱讀作為一種享受審美愉悅的過程，一種人生的姿態，當然也是一個國民素質培養、造就和提高的過程。《綱要》指出“加強美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養合格、健全的國民素質中的重要作用。   而閱讀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時美育、閱讀也是與“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等命題息息相關的。兒童閱讀能力的提升對兒童的成長，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所面臨的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從這個方面講，從與世界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兒童閱讀整體上還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屆21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鄭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在世界的景象中，屬于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學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開始了，進行著，而更多的地方，還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舊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捧在手里的，是經得起撫摸、珍惜的，書頁中飄出的味道是純正的真快樂、真智慧、真詩意的，仍舊很稀少，很零零落落。這照樣還是貧窮。所以，請注意，我們要認識‘貧窮’這個詞，我們要很真實地看著它，要繼續行動。要熱情持續，行走持續，大聲疾呼持續，大聲朗讀持續，娓娓講述持續”。事實上，閱讀習慣的養成，更多的依賴于童年時期的閱讀習慣和體驗，也仰仗于兒童文學學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閱讀而已，其實它是一門學科，應當從學科的角度認識它的作用，給兒童文學以學科的地位，對于兒童閱讀的推廣具有深遠的意義。［2］#p#分頁標題#e#   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探討兒童文學學科設置問題，有些杞人憂天，好像現有的狀況，對兒童文學的發展來講，產生的也許并不都是負面影響，就像韋勒克所說的比較文學學科中“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完全可以彌補缺少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3］。但是，從中國教育事業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學科設置和目錄常常是各個學科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對國家發展全局在教育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頂層設計”。我們在看到兒童文學學科現有的發展水平的時候，還是需要想一想，這是在兒童文學學科多么被忽視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全局來看，兒童文學學科在極少數高校取得的長足發展的同時，在絕大多數高校中，對這個第2期齊童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研究11預設讀者的年齡跨度達十幾年、對培養一生的閱讀習慣和人生姿態十分重要的學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視。這不能不說是學科設置中的一個缺憾。《綱要》指出:“加強教育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促進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實際上，兒童文學學科發展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和提升國民素質的“頂層設計”。有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名目，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學術土壤中得到良性發展，也能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環境。因此，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來，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實際發展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已形成若干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在現行的學科體制中，因勢而為，在不同高校已經取得了不同情況的長足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的學科知識系統，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出現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當代兒童文學思潮、圖畫書研究等領域眾多的研究成果。［1］   從學科知識體系建設來看，“兒童文學是具有自己獨立學科體系的，它包括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文體學、中國兒童文學、外國兒童文學、民間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學等”［4］。而學科知識的積累、學科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學術建設在視野、話題、方法、知識生產、學科推進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學位論文中也有體現，如《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1999年)、《“訓誡”到“交談”———中國新時期童話創作發展論》(2003年)、《兒童文學的童年想象》(2004年)、《兒童的發現與中國現代文學》(2004年)、《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的兒童視野》(2004年)、《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系》(2004年)、《植物與兒童文學研究》(2005年)、《中西童話的本體論比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與兒童主體的生成》(2005年)、《中國發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2006年)、《輕逸之美———對兒童文學藝術品質的一種思考》(2006年)、《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2006年)、《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研究》(2006年)、《荊棘路上的光榮———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2006年)、《成長之性———中國當代成長主題小說的文化闡釋》(2006年)、《論中國當代兒童電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視野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以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為個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與兒童文學》(2007年)、《女性創作與童話模式》(2007年)、《馬克•吐溫青少年題材小說的多主題透視》(2007年)、《格林童話的產生及其版本演變研究》(2008年)、《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2008年)、《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來影響———以安徒生童話為個案》(2008年)、《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2008年)、《中韓現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國的圖畫書》(2009年)、《當代兒童文學的十年———1966—1976年兒童文學史研究》(2009年)、《類型視野中的兒童幻想電影研究》(2009年)、《偽滿時期的蒙古族兒童文學研究———以偽滿洲國蒙古文機關報為中心》(2009年)、《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2010年)、《中國現當代幻想文學研究》(2010年)、《另一種現代性訴求———兒童文學中的圖像敘事》(2011年)、《日本兒童文學中的傳統妖怪》(2011年)、《論安徒生童話里的“東方形象”》(2011年)等。這里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個年份授予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博士論文，而沒有列舉出所有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積累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近年來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教育等各個研究方向上的廣泛而深入的掘進，已使得兒童文學研究呈現出日漸豐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趨勢與面貌。   第三，社會對兒童文學學科有很大規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這些年，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飛速發展，其碼洋在整個出版業中所占的比率越來越高，成為出版業中增速最快的業務。“中國少兒出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環比高速發展后，2010年繼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領漲’中國出版業”［5］。行業的高速發展，也對兒童文學專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兒童文學專業“畢業生大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還有用人單位已經向明年畢業的兒童文學研究生‘訂貨’了”，因為“全社會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長的相關用人單位，學校、少兒出版社、報刊雜志、影視傳媒動漫等，都急需懂得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兒童心理的專業人才”［6］。另外，《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將“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列入了語文課程的學段目標之中，并在“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中列出了“童話，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葉圣陶《稻草人》、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謠、兒童詩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爾納的系列科幻小說”等等。［7］#p#分頁標題#e#   這對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師資培養中，重視兒童文學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兒童文學和那些預設讀者并非兒童的文學是血脈相通的。兒童閱讀習慣和興趣的培養，對整個語文教學都有著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認為現在沒有把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作品來教是一個突出問題，其根源與兒童時期缺少人文性的閱讀有關。［2］   第四，經過6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開始于1979年。   方衛平指出:“1979年，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在中國當代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中首次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強在東北師范大學以學位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第一位以兒童文學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先后招收并培養了多名兒童文學博士研究生，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高端人才的培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2008年開始，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又創新地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培養兒童文學研究生。這些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也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壯大、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課程體系建設方面，2009年9月“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取得顯著成果的集體和個人，在總體上代表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   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進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顯示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積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依據《關于做好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工作的通知》(學位辦〔2011〕12號)，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學科作為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自主設置交叉學科，在教育部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信息平臺”進行了公示。根據該論證方案，我們看到該校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將進一步細化為中國兒童文學、比較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三個方面。這也是二級學科設置自主權交給高校的新形勢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2011年工作要點》指出，2011年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工作包括“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編寫一級學科簡介，編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目錄》”。但是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教研廳〔2010〕1號)，今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的二級學科目錄將不再是體現國家權力的指令性目錄，而是根據各個高校設置的二級學科進行統計匯編而成，是指導各個高校設置二級學科的參考性目錄。［8］   這既意味著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自主設置的兒童文學二級學科有可能進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但同時也表明今后我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主要還是依靠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高校的自主意識，依靠社會對于兒童文學學科的自覺、主動意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由于發展歷史等原因，在我國主要還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當中，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但兒童文學學科卻成為了這些學校的特色學科。《綱要》指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兒童文學學科的現狀其實正符合這樣的辦學要求。因此，當前，兒童文學學科既可以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9］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所面臨的重要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