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國家“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大連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以生物技術專業課程建設為抓手，以實踐教學為著眼點，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通過（1）增加實踐應用類課程學時；（2）設置貫穿上中下游的綜合性實踐課程；（3）拓展應用型實踐課程教學體系以及（4）增設本科生科研實訓實踐教學環節等措施制定多維化的實踐課程體系四個方面的改革與探索，為培養具有較強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職業技能可持續發展的高級生物技術應用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提高本科教學質量和學校創一流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雙一流；教學改革；實踐課程體系

黨的報告對今后一段時期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中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近年來，國家提出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戰略指導思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一部分。“雙一流”建設是因應時展訴求和教育強國建設需要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將指引當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設、內涵發展。那么，如何進行“雙一流”建設或者說“雙一流”建設應該以什么為抓手和突破口，這成為“雙一流”戰略具體實踐中亟待思考和破解的基礎性問題。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開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陳寶生部長在會議中作了題為“堅持以本為本，推進四個回歸，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的主旨發言。陳寶生指出，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本科不牢、地動山搖。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本質職能，本科教育是大學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戰略地位的教育、是綱舉目張的教育。陳寶生部長同時強調，要推進“四個回歸”，即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把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由此可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離不開一流教學特別是本科教學，一流的本科教學是一流大學的重要基礎和基本特征，是一流學科的根本保障。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落實四個回歸，是建設一流本科教學、提高教學質量，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迫切需要。因此，以本為本，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是新時代“雙一流”教育背景下高校改革發展的基本遵循[1]。下面我們以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建設發展為例，淺談基于雙一流建設背景下的課程體系建設所做出的改革與探索。

一、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現狀分析

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生物技術產業作為信息技術之后國家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推動新世紀引發新科技革命，體現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關系到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2]。2012年，國務院將生物技術產業確定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遼寧省也將生物技術產業作為重點支持的新興產業，對改造東北老工業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遼寧省內形成了以沈陽、大連、本溪為中心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基地，成為遼寧省支柱產業之一。大連金州新區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基地2011年營業收入達132億元、工業增加值6.2億元，出口創匯1.6億美元，結合地域優勢，大連生物與醫藥產業基地帶有明顯的海洋特色，海洋生物技術企業占入駐企業的49.1%，因此從大連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趨勢看迫切需要具有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特色的生物技術人才。鑒于生物技術產業在遼寧，尤其大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對改造東北老工業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連大學2009年設置了生物技術專業，自成立至今經過不斷優化課程體系，已經確定并形成了培養具有海洋生物與制藥特色的生物技術應用型人才課程體系。然而在現有教學過程中，在新時代教育背景下，在“雙一流”建設，落實四個回歸的教學改革訴求下，目前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的課程設置仍然存在諸多不足，盡管已經確定了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的特色，但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應用型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支撐度不夠，即

（1）專業方向課程中基礎理論課程學時偏多，實踐應用類課程學時偏少；

（2）實驗教學基礎實驗教學學時相對較多，綜合性和設計性大實驗相對較少；

摘要：生物醫藥技術作為當前國際上具有較大潛力的全新技術以及新興的產業，生物醫藥技術的創新工藝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現階段，大部分醫療企業都廣泛使用生物醫藥技術展開制藥工藝，取得顯著的制藥成就。但是，生物醫藥企業也存在一定的行業風險，像政策風險、經營管理風險等，都影響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展。并且，由于生物醫藥企業所具有的特殊性，其需謹慎選擇信貸營銷策略，以此完成企業的融資需求。基于此，本文將主要針對生物醫藥企業的信貸營銷策略進行分析研究，為大家提供部分應對風險以及信貸的策略。

關鍵詞：生物醫藥企業;信貸融資;營銷策略

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在顯著提高，越來越多的人群關注其身體健康以及日常養生。處于此種背景下，我國醫藥相關行業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功。由于我國生物醫藥技術在制藥行業所占據的比例比較高，該行業在生產相關藥物的時候，會將生物醫藥技術使用在實際制藥工藝中，從而提高藥物的最終質量以及效果，為人們的健康保駕護航。同時，生物醫藥企業具有弱周期、長周期、高壁壘、高收益等特點，銀行需加強對該行業的研究，進而在把握市場以及細分產業的基礎上進行信貸營銷。

一、生物醫藥行業當前發展情況

現階段，我國藥品制造行業中，生物醫藥技術所占比例較大［1］。并且，我國在近幾十年更是投入大量的資金對生物醫藥行業展開積極創新以及研發，像基因工程、酶和細胞固定化技術以及細胞工程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基因工程作為我國生物技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是對人類的基因展開一系列的研究。隨著我國生物技術的不斷研究進展，結合當前的醫療實際需求可以構建不同的基因分析內容，并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展開相關的移植或轉移，從而改變器官所具有的遺傳特性，并應用于諸多重大疾病的臨床治療中。這些生物基因全新技術被適用于醫藥行業制藥工藝中，可以研發出更多新型的藥物品種，從而更好的投入到當前疾病的治療中。當前，我國基因工程的使用區域比較小，但隨著我國相關人員的不斷研究，將生物醫藥技術廣泛使用于實踐活動中具有較好的作用［2］。我國細胞工程主要的研究內容是細胞生物學，并靈活使用當前的信息技術展開一系列的生物細微組織以及細胞的培養工作，并在這細胞以及生物學組織上展開一系列的實驗研究，并結合制藥工藝研究出更多的全新藥物，其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特別是在抗生素研制方面。我國制藥行業通過使用生物醫藥技術，可以減少我國制藥行業在生物醫藥時提取相關成分的缺陷，并減少了我國制藥環節中不必要成本的消耗。此外，隨著我國各種疫苗需求不斷增加，我國需要創新更多的生物技術，并完善相關的生物醫藥技術制藥工藝，從而研制出更多的臨床使用藥物［3］。眾所周知，微生物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轉化成酶或者相關的細胞，且這項臨床技術已經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大部分制藥工藝的相關環節都是間接或者直接使用這項技術，從而彌補我國制藥工藝中有關酶技術存在的不足，促使我國制藥技術可以不斷進步，且在生物醫藥技術中主要采用固定化細胞技術。因此，生物醫藥作為一個朝陽行業，其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

二、生物醫藥行業面臨風險

（一）政策方面。我國醫藥行業與人們的生活健康特征存在著密切聯系，且該行業所具有的特殊性質，促使政府相關部門對其的敏感程度比較高。并且，行業內的政策、標準、監督管理風險等，都對生物醫藥企業的結構、運行模式、競爭格局等產生較大的影響，加劇生物醫藥市場內的優勝劣汰［4］。

【摘要】結合崗位實際和教學實際，以提高學生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為目的，校企共同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滿足企業后備技能人才需要和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是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勢，更是高職院校進行教學改革的目標。本文以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化工生物技術專業為例，探討“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思路和實踐，實現校企深度融合育人，以培養符合區域化工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關鍵詞】現代學徒制；化工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黨的報告、《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等指出，職業教育要以促進就業和適應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著力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高職化工生物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是面向日化產品、食品、醫藥品等行業企業，培養能勝任生產管理、質量管理、技術開發等第一線崗位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然而，化工生物技術是一門專業知識和技術技能要求較高的專業，其所涉及的領域和崗位也相當廣泛，不同的企業背景，其生產方式、崗位類型以及對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術技能和素質要求等方面不盡相同。按照學校的傳統模式，其人才培養與企業的實際需求存在脫節，導致畢業生難以適應新型制造業迅猛發展對人才的需求。現代學徒制作為產教深度融合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可以更好整合學校與企業的教育資源，根據企業生產和崗位實際的需求培養學生，實行訂單式培養，有效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提高學生在就業崗位中的適用度。因此，在化工生物技術專業實施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對地方行業企業發展和提高學生高效就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1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的內涵及特征

現代學徒制是以校企合作為基礎，在政府的引導下，學校和企業對學徒進行雙元培養，以“師傅帶徒弟”為主要培養模式，在為合作企業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一種具象化的人才培養模式[1]。現代學徒制是將傳統的學徒培訓和現代學校教育思想結合的一種新型校企合作職業教育模式，其最鮮明特征是：（1）學徒具有學生和學徒的雙重身份：既是學校在籍學生，同時是企業在崗員工。學徒接受企業和職業院校的雙重管理，并享有二者相應的權利。學徒在職業院校和企業工學交替，達到畢業要求。（2）學校和企業對學徒進行雙元培養，學徒在職業院校和企業進行交替學習和培訓，強調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主體地位，保證企業對學生的崗位技能教學，讓學生真正融合到企業生產中去，真正實現產教融合。（3）現代學徒制是基于真實工作過程的情境化學習，學徒在真實的工作崗位中獲得知識水平、專業技能、綜合素養以及崗位適應性的提高[1,2]。

2化工生物技術專業實施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的必要性

《廣東省職業教育“擴容、提質、強服務”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年）》提出：實施“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行動計劃，推進職業教育“校企精準對接、精準育人”。根據廣東的地方經濟需求，我校化工生物技術主要對接我省食品、日化產品、醫藥品等行業企業，隨著我省產業的不斷轉型升級，這些行業企業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是求賢若渴。化工生物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應契合廣東地區產業經濟的發展趨勢和需求，讓人才培養更有前瞻性和針對性。因此，為滿足“校企精準對接、精準育人”的需求，同時促使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于區域產業的轉型升級，化工生物技術專業構建基于現代學徒制的人才培養模式有著重要意義。首先，與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相比，實施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更能培養出精準對接企業相應崗位的技術技能人才。不同企業往往具有其相應的產業背景、生產方式和崗位需求，其對從業者的工作能力和素質要求不盡相同。因此，這些企業直接從應屆生中招收適合相應崗位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比較困難。而在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中，學生在校期間即可以企業準員工的身份接受企業的在崗培訓，使學生在真實生產環境中完成專業技能的學習，畢業之后能盡快融入到企業相應崗位中，使高職教育人才的培養更精準地對接了企業的需求，為企業培養急需的與其崗位相適應的高技能崗位人才，也為企業減少了人才培養的周期和成本[3]。其次，實施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更有利于學生知識、技能和素質的培養。與傳統的職業教育相比，現代學徒制把理論和實踐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在學校完成基礎理論和技能的學習，在企業則由“師傅”對學生進行崗位技能的培訓，在工作的過程中完成專業知識技能的學習，如此更有利于學生學習到行業最先進的專業知識技能，而且在企業的耳濡目染中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動態和產業趨勢。同時，學生在企業崗位工作過程中能更好地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和紀律，培養愛崗敬業的素質。因此，現代學徒制可以更好解決學生的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的培養。

1問題提出   現代生物技術,指的是以基因工程為核心的轉基因技術,即通過基因工程將一種或幾種外源基因或基因片段轉移至某特定的生物體中,以部分或完全地改變其自身的遺傳特性。運用該技術可使選定的個體基因從一種生物轉移至另一種生物,并且還可在不相關的物種之間轉變。有時我們也稱之為“重組脫氧核糖核酸技術”或“遺傳工程”。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無疑是人類技術史上一次偉大的創新活動,其在醫藥和農業領域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然而,新技術的出現及其商業化生產,并非一帆風順。也許因為治病救人的原因,生物技術在醫藥領域中的商業化開發,并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從而促使了生物醫藥這一朝陽產業的蒸蒸日上。與此相反的是,現代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運用,卻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爭論。爭論最初只涉及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方面,后來又蔓延至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等方面。農業轉基因技術與其他新技術具有不一樣的特點,就是其技術及產品直接關系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環境,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事實。以至于有人說,現代農業生物技術是一場普羅米修斯取火式的技術創新活動,或稱之為泰坦尼克號的首次航行,意味著風險和收益的并存,由此為這項技術創新活動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陰霾。   傳統技術決定論的觀點認為,技術形成的內在邏輯是線性的、單向的,技術的使用者只是被動地接受該技術。并且固執地認為,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進而忽視了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的潛在負面影響。比如由于技術本身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運用,導致技術失靈(technologyfailure)或技術失控(runawaytechnology),進而引發技術災難。歷史上這樣的事件不勝枚舉,美國與石棉相關的疾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的核電廠泄漏、印度的毒氣泄漏以及農藥DDT的使用等等,皆因為技術的不確定性而引發了人間悲劇。另一方面,社會對技術形成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新技術如果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其進一步發展將會嚴重受挫,甚至出現技術停滯的現象。近年來,技術的社會形成(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思潮的興起及其觀點的提出,無疑是對技術決定論觀點的又一次批判。技術的社會形成觀著眼于分析與技術發展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s)的特點以及他們之間的各種關系,進而分析他們對技術發展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強調技術從設計到進入市場被人們所采用的整個過程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中產生,并受特定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體制所制約。同時強調技術的復雜性、可選擇性、技術創新路徑的多樣性,注重技術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總而言之,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統一,過分地強調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技術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的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就為我們提供了現實的研究題材,同時也向人類展示了技術和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   2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及原因分析   2•1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   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總是得到人們的擁護,并以各種形式促使其更快發展,而不利的一面則遭到強烈反對,甚至通過毀壞大田試驗的行動以示抗議。由于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各利益相關者的異質性及其立場的不同,加上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試圖判斷生物技術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也正是這種判斷上的復雜性,導致了爭議的日趨激烈,最終也不能達成一致。支持者認為,現代農業生物技術至少有如下優點:(1)可以改善農作物的抗逆性,比如抗蟲害、耐除草性、抗寒、抗旱等特性。由于減少了農藥和化肥的使用,因而對人畜健康及環境改善是有利的。同時,也降低了生產成本,節約了勞動力,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因此,生產者(農民)可以從中大大收益;(2)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可以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人口的饑餓問題,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來說,尤為重要。糧食供給的增加,降低了糧食的價格,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有利的;(3)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可以提高農產品和食品的營養品質,增強產品的理想特性或消費者想要的新特性,比如增加食品中維生素A的含量、解決營養不良問題、生產能減少心臟病發作可能性的玉米、延長成熟期可以讓水果的口味更好、生產功能性食品等等。持反對意見者則針鋒相對地認為,現代生物技術至少有以下不利之處:(1)由于種子公司對知識產權的壟斷,任意提高種子的價格,以至于農民未必能從中收益,反而形成對其農藥和種子的依賴,不得不接受他們的剝削。尤其是終極種子(terminatorseeds)的研制成功,更是剝奪了農民留種的權力。因此,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只會加劇農民的貧困。至于說能否解決窮人的饑餓問題,還要看窮人是否有支付能力,產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獲得所需的糧食;(2)異型雜交可能威脅到食品安全(供給安全)。將不同基因轉移到傳統作物或相關野生物種(稱為“異型雜交”),以及將傳統種子與利用轉基因作物培植的種子產生的作物混合,可能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生產,進而影響食品供給安全;(3)轉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潛在的健康風險。反對者擔心轉基因食品可能會產生過敏反應,除非可以證明轉入基因的蛋白質產物不會引起過敏,否則,不贊成從普遍引起過敏的食品轉移基因。   此外,轉基因農產品及食品可能含有毒素,進入人體內將導致抗藥性和降低人體免疫能力。轉基因食品還可能導致有益營養成分的喪失、插入的基因未必能穩定地表達,進而威脅到食品的營養安全等等;(4)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可能具有潛在的環境風險。有人擔心由于大量種植轉基因作物可能產生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和基因污染,進而破壞生物的多樣性,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防治成本。此外,抗蟲轉基因作物還可能殺死非目標生物(比如有益昆蟲和真菌),破壞生態平衡,最終導致不可逆的環境風險;(5)對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選擇權的剝奪。隨著農業生物技術及其產品的不斷商業化,生物技術研究的私有化和生物技術公司兼并浪潮的到來,生物技術將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私人企業手中。有人擔心,隨著農民對生物技術公司依賴的逐步加強,常規種質資源及其生存環境的破壞,農民將喪失其傳統的種植優勢,比如進行有機農業生產等,進而約束了農民自由選擇生產的權利。農民自由選擇生產權力的剝奪,最終將導致市場上只剩下轉基因農產品和食品,那么消費者選擇非轉基因產品的自由權也將被懸空;(6)道德和倫理方面的擔憂。除了對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的擔憂之外,有人還對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所引發的道德和倫理問題給予了特別地關注。他們認為,把別的物種身上的基因轉到作物和食品身上是非自然和不合倫理的。尤其是把動物,甚至人類基因轉入食品生產中,更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另外,發達國家憑借其生物技術本身的優勢,掠奪發展中國家大量種植資源,無異于“生物盜竊”。通過對“盜竊”來的種植資源的壟斷,或賦予生命形式以知識產權,進而向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索取高價,這顯然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等等。當然,人們的擔憂可能遠不只這些。#p#分頁標題#e#   2•2原因分析   由于技術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農業轉基因技術的潛在影響尚無法完全得到證實。其有利之處也只局限于一些短期的可觀察到的局部事實,加上相關利益者的多元化和社會公眾的異質性,使得這場爭論日趨激烈,更加撲朔迷離。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商業化生產都很謹慎。究其具體原因,大致有如下幾方面:(1)技術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由于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不過30多年的歷史(基因工程開始于1973年),其商業化生產也不過最近10年的事,加上技術本身有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科學家也無法證實,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是否具有長期的、累積性的健康和環境負面影響。這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是任何一項新技術所普遍具有的特征;(2)由于農業轉基因技術直接涉及與人們生命息息相關的食品和環境安全問題,因而引起了人們極大關注。一方面,近年來歐洲瘋牛病、口蹄疫、二惡英、食品污染等事件的頻頻曝光,公眾對此心有余悸,從而加劇了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環境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對環境安全的要求也會相應地提高,尤其是一些人口密度較高的富裕國家。這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3)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化和異質性。從爭論的主體來看,包括生物技術研究機構、公司(包括生物技術公司、食品加工企業和零售商)、消費者、生產者(農民)、非政府組織(比如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及各個國家政府部門等。一方面,由于各個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不同,比如生物技術的研究機構(不同國家有所不同)、公司和生產者可能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消費者則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則可能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各利益相關者本身具有異質性,比如消費者的人口特征、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公眾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企業的冒險精神,政府對經濟、貿易和食品生產的重視程度等;(4)判斷標準和方法上的不一致。標準涉及經濟、倫理、道德等方面,而且各個國家之間會有很大差異。采用的判斷方法也不一致。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要證明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對健康和環境有害,還是證明其無害呢?是證實還是證偽呢?由于至今尚未出現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對人類有害的正式報道,所以很難做出其有害的判斷。同時,要證明其無害,則更加困難。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判斷方法的不一致還表現在所運用的分析工具上,比如經濟學家善于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運用計量的方法,通過成本效益的比較,得出其有利還是不利的判斷。這就容易忽視對技術所導致的社會影響方面的分析;(5)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信息內容和來源的不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各利益主體所擁有的信息量會有很大差異,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行為和決策。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內容對人們行為和態度的改變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樣是轉基因食品,提供積極和消極的信息,公眾的反應會明顯不一樣。此外,不同的信息來源,比如綠色和平組織、生物技術公司和第三方的信息,都可能對公眾的態度變化產生影響。當然,可能還有其它的一些原因,這里不做進一步的分析。正是基于這樣一些原因,使得爭論不可避免。   3國際社會的反應   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爭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考慮到農業轉基因技術可能的潛在負面影響,以及社會的強烈反應,一些國際性組織及各個國家都紛紛采取行動,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措施。具體而言:   (1)從國際上來看,經濟與合作組織(OECD)、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開發署(UND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國際生命科學學會(ILSI)都積極地參與生物技術的安全性管理,致力于國際生物安全的協調工作。并制定和提出了相應的風險管理法規、規則和辦法,以規避可能的健康和環境風險。比如,FAO和WHO提出了風險管理的整個過程應該包括風險評估、風險溝通和風險管理方面的內容(見圖1)。其中,風險評估包括了風險的識別和確定風險的特點等方面;風險管理則是對風險評估過程的管理;風險溝通是對整個風險管理過程實行的雙向交流。歐盟委員會曾建議風險評估由專家來完成,這是一個科學的過程,風險管理和風險溝通則是一個決策過程。但科學的風險評估往往忽視了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風險。因此,風險評估雖然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但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影響已經滲透到了社會各領域,而專家和社會公眾對風險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很難對其安全性進行科學的評估。在此基礎上,Barling等人(1999)對其進行了修改(見圖2),其主要特點便是強調了與公眾的交流,進而強調信息公開和透明度的重要性。從而把風險管理與公眾的擔憂聯系起來。當這一方法被用于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管理時,更能得到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修改后的風險分析方法即考慮了科學的風險分析方法,又對社會影響進行了分析;既重視了技術的風險管理,又重視了社會影響方面的管理。從而使得管理過程更容易被公眾所信任和接受,這將有助于改善民主決策的質量。   (2)從不同國家來看,許多國家都制定了詳細而嚴格的生物安全管理方面法規和政策,以規范生物技術的研究、開發、田間試驗、環境釋放、商業化生產的整個過程。并對涉及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產權、標簽政策等方面的問題給予了關注。以中國為例,自1993年以來,中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以加強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安全性管理,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和自由選擇權。由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同,政府在生物技術的管理上可能會有差異,加上影響農業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商業化的因素比較復雜,導致當前的一些政策、法規和管理措施上的不完善,比如在轉基因農產品的貿易方面,標簽政策的內容和有效性方面,國家之間的協調和溝通方面等。由于公眾的普遍擔憂,許多國家在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商業化過程中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遲遲未能批準轉基因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甚至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進行了限制。尤其是當涉及倫理方面時,顯得更為謹慎,以至于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批準轉基因動物的商業化生產。但是,隨著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生物技術安全性和潛在社會經濟影響的不斷重視,技術評估的科學化和人性化,以及技術預見能力的增強。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商業化步伐也開始加快,一些過去持謹慎態度,甚至極力反對的國家,也開始轉變態度。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各方普遍參與討論,對于識別、減少,甚至規避新技術的潛在風險起到了積極作用。總而言之,農業轉基因技術要進一步發展,不能只局限于技術本身,還需充分考慮和估計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以及如何避免或消除其中的不利因素。#p#分頁標題#e#   4結論與啟示   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生產的過程中,引發了人們對新技術的眾多思考,并導致了一場有關技術與社會關系的討論。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已不再局限于技術本身。技術也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我們從這場爭論中也可以發現,技術并不是潘多拉的盒子,但也不是阿拉丁的神燈,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減少或避免技術的負面影響,使得技術向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過程中,技術的辯論;社會各方的廣泛參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融;科學家和人文學家、外行和專家的積極交流和溝通,無疑是很重要的。通過技術的雙向交流和民主決策,充分估計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增加技術的可預見性,才能防患于未然,同時也有利于技術自身的健康發展。技術的評估也不能僅僅局限于技術本身的安全性方面,還要充分考慮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歐洲國家非常重視現代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如奧地利、丹麥、意大利、瑞典和芬蘭等國家就認為,生物安全法規中必需認真考慮社會經濟影響。挪威的《基因技術法》中規定,在決定是否批準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前,必須認真評價該活動是否對社區的可持續發展有利。UNEP的《國際生物安全技術準則》中專門提到了評估生物技術社會經濟影響的重要性。應該說,之所以強調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絕不是對技術的否定,而是技術更加成熟的表現。這一點對于我國發展高新技術來說,是有借鑒意義的。我國一向鼓勵技術的發明和創新,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精辟論斷,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目標的制定,再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都表明技術的發展應該造福于社會。因此,政府在進行管理決策時,應該充分考慮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及各利益相關者的反應,增強技術的可預見性,并積極發揮媒體的作用,使得現代農業生物技術朝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

1生物安全是在生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同時產生的。由于在生物技術研發、生產或應用過程中頻繁使用的各類基因、細菌、病毒、抗生素、催化劑等物質向環境釋放，以及轉基因生物的轉移，往往會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構成潛在安全風險，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生物安全。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大力推動和扶持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目前擁有以張江生物醫藥基地為核心的生物醫藥科技園3個，以中科院生命科學研究院和高校為龍頭的研發機構30多家，具一定規模的生物技術公司約250多家，已經成為國內外重要的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基地。與此同時，上海市生物安全極其管理問題也逐步凸現。本文從生物安全問題的產生出發，以上海市為分析對象，探討了生物安全管理的發展、現狀、不足以及對策建議。   2生物安全管理現狀   2.1發展概況   由于生物安全風險具有長期性、滯后性、不確定性等特點，人們對生物安全的認識和管理有一個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起，生物技術的安全性引起了某些國家的關注，1976年，美國制定了《重組DNA分子實驗準則》。此后，相繼有20多個國家頒布了此類法規或準則[’，“]。生物安全問題引起國際上的廣泛注意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3]。198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組成了非正式關于生物技術安全的特設組織。1986年和1992年又連續了有關重組DNA安全問題和生物技術安全問題的文件[n]。1992年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了兩個綱領性文件《21世紀議程》和《生物多樣性公約》，此后國際上開始對生物安全立法工作予以特別重視，并在此推動下，1995年12月通過了《國際生物技術安全準則》，2000年1月通過了《卡特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該議定書是目前國際最權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框架151，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該協議〔〕}。   我國生物科技發展較快，但是生物安全管理卻相對滯后。1990年制定的《基因工程產品質量控制標準》是我國第一個有關生物安全的標準和辦法。1993年國家科委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1996年農業部頒發了《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該辦法增加了對新生物制品審批、新藥審批、動植物檢疫方法方面的生物安全管理。2000年，我國政府將生物安全列為健康和環境保護的新領域。同年5月，頒布了《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并在8月8日簽署了《生物安全議定書》。到目前，中國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生物實驗室安全管理等方面出臺的法規標準已經超過了10個。   2.2上海市生物安全管理現狀   近年來，上海的生物技術發展迅速，生物技術企業和研究機構數量龐大、分布密集，產業規模和科研水平也不斷提升。上海市生物安全管理也已經起步，出臺了一些相關的管理辦法，但總體上，上海生物安全管理還處于起步階段，相應的配套管理措施還不夠。   從上海目前生物安全管理法規標準體系來看，除了國際和國家通用的法規政策以外，上海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了生物安全的法規。2001年，上海市環保局實施了《上海市環境保護微生物菌劑應用的環境安全性管理(暫行)辦法》，并在2004年6月由上海市政府正式了《上海市微生物菌劑使用環境安全管理辦法》，這是國內生物環境安全領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規。該《辦法》引人了微生物菌劑環境安全許可、開放環境微生物菌劑的領域應用備案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同時明確了微生物菌劑提供單位和使用單位的環境安全管理措施和相應的法律責任，強化了微生物菌劑環境保護應用的源頭控制和全過程監管，規定了微生物菌劑要進人上海市，須通過人體安全關、生態安全關、小動物實驗關。但該辦法只適用于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微生物菌種及其制劑使用的環境安全管理，轉基因微生物菌劑則不屬其管轄范圍。另外，上海市環保局正在積極制定《上海環境保護生物技術安全管理暫行辦法》和《上海市重點行業(生物制藥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   從上海生物廢棄物處理設施來看，上海市生物技術企業和研究機構的廢棄物，均未建立專門化或專業化的處理公共設施，只是將此類廢棄物歸屬于危險廢棄物，其評估咨詢系統、分類貯存系統、收集系統和處理處置系統相應地納入到上海市危險廢棄物的相關系統中。通過調查，目前上海具有資質、達到一定規模的畜禽動物焚燒處置單位只有1家，并且其每年處理規模，還明顯無法與上海生物技術產業產生的廢棄生物量規模配套。   從上海生物安全管理具體執行情況來看，上海生物安全管理對象主要包括生物技術企業及研究機構兩個部分。目前，上海的生物技術企業主要是應用基因工程、細胞工程、發酵工程和酶工程等技術手段的生物制藥企業，產品包括治療藥物、診斷試劑等。其廢棄物主要為生產性廢水、廢氣、廢渣，發酵工程制藥的產生量最大。上海市絕大多數生物技術企業，均選擇將生物廢水與其它種類廢水混合后集中處理，采用的工藝多為物化+好氧生物處理或厭氧+好氧生物處理。而上海研究機構的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盡管上海生命科學研究實驗室在《實驗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I9489一2004)之前，參照我國衛生行業標準《微生物生物醫學實驗室生物安全通用準則》(ws233一2002)并結合自身科研領域的生物安全問題，對實驗室生物安全進行了分級并制定了相關規定，但是在廢棄物管理上，上海的各類生命科學研究機構產生的廢水和廢物仍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分類收集、儲運、處理處置系統。其中廢水和固廢基本上是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合并收集，并分別輸運到城市污水處理廠和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處理處置，試驗動物尸體一般自行尋找出路進行焚燒。而產生的廢氣絕大多數直接排放到大氣環境中，沒有相應凈化設施。   3存在的問題   3.1對現狀及存在的風險認識不足   目前，除了環保局監控的若干大型生物制藥企業外，上海相關管理部門對其他生物技術企業，使用的各類制劑，產生廢棄物的種類、數量和去向，以及這些廢棄物可能對上海城市環境和生態安全帶來的哪些威脅、危害程度等，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科學的評估。開展生命科學研究的各個高校、中科院系統等科研機構，因其研究內容的多樣性、復雜性和變動性，管理部門對它們在試驗中產生的廢棄物種類、數量、去向、危害等情況更是缺乏應有的了解。#p#分頁標題#e#   同時，管理部門以及研究人員對生物安全的認識不足，且不夠系統，對生物技術發展與應用可能帶來的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人類健康風險性和危害性還只有感性的、片面的、甚至錯誤的認識。受目前現有的科技發展水平限制，人們對生物安全領域還存在一些未知的或認識不清的領域，一些生物科技應用成果的安全性，國際上仍存在較大爭論，比如一些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影響。   3.2管理法規標準體系制定不全，管理措施執行不力   由于國內還缺乏一部綜合性生物安全立法，上海建立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體系還缺乏一個宏觀的依據和指導。管理制度體系的內容也制定不全。目前，盡管上海在基因工程、農業轉基因、實驗室生物安全等方面已經有了基本的管理法規標準可以遵循，但是依然沒有將生物廢棄物明確作為污染源進行環保管理和監督，沒有具體針對性的污染控制措施，更不要說提高到生物安全和社會安全的高度進行重點管理。至今，已頒布的各個不同的標準與生物安全管理相關的法規之間缺乏必要的銜接和統一，無法形成一套完整、系統的生物安全管理體系。   從管理法規微觀層面看，首先，對不同種類的生物廢棄物缺乏相應的回收管理制度(模式)，其次，一些已經出臺的管理制度內容制定還不夠完善，如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雖然有登記制度和進出口的審批制度等，但是缺乏對其研究、實驗、保管、運輸、進口、出口、應用、推廣、廢棄等全過程的監管制度與標   由于生物安全管理體系不完善，職能部門的監督力度不足，再加上相關人員對現代生物安全的危害性、嚴重性等認識淺薄，缺乏環境風險意識，導致生物技術企業和研究實驗室相關人員對生物安全管理措施執行不力。主要表現在:操作過程中普遍存在試劑瓶、培養基等生物廢棄物隨處丟棄、實驗廢水經處理直接進人下水道，大量存在生物安全隱患的誘變劑、環境激素等成分隨實驗廢棄物混入生活垃圾或生活污水系統;企業生物廢棄物排放管理散漫，部分廢水、廢氣處理設施停運或未按要求運行。   3.3處理設施、技術手段不到位，處理處置能力不足   首先，上海總體上還缺乏技術可靠的生物廢棄物處理公共設施，尤其是畜禽動物焚燒能力還遠遠未達到上海生物科學研究與生產產生的量;其次，上海許多生物技術企業污水、廢棄物等處理設施存在設備技術落后、應變能力差、處理設施運行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問題。上海目前相當一部分早期生物技術企業由于受到當時水平的限制，設計標準偏低，技術手段落后，加上后期技術轉型、生產規模擴大等原因，從而造成處理設施運行不良，出水超標。而搞研究的生物實驗室大都沒有相應的針對性的廢棄物處理設施或技術，而且其中回收、儲存和運輸等環節技術更為薄弱。   3.4管理監督機構設置不明、程序不統一   目前，生物安全管理存在各個部門分散立法，分頭管理的問題。管理涉及環保、衛生、農業和進出口檢疫等部門，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監管機構，各個分管機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溝通和銜接。由于政出多「〕，各個部門的規定在管理程序上又不統一，使得被管理人在接受管理時無所適從，出現重復登記、審批現象，降低辦事效率和效果。   4管理對策與建議   4.1加強教育與培訓I6]，提高認識，樹立正確生物安全觀加強現代生命科學技術和相關生物安全知識的宣傳與教育，建立相關人員的上崗培訓考核制度，幫助樹立正確的環境意識和生物安全觀，重視和防范生命科學發展帶來的環境風險，建立生物安全風險防范意識。   4.2盡快開展全市范圍內的生物廢棄物調查和生物安全現狀評價通過開展上海生物廢棄物調查，摸清上海市生物科技研究和產業的發展及其廢棄物排放、收集、處理管理現狀，分析和評估對上海城市環境和生態安全已有和潛在的威脅與風險，為全面啟動上海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依據。   4.3完善生物安全法規制度，制定上海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對上海現行的有關生物廢棄物排放的法規與技術標準進行調研分析，找到不足和缺陷，完善相應的管理法規與技術標準，包括完善實驗室內部管理制度、建立生物安全風險評價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最終形成完善的上海生物安全管理體系。   4.4研究開發高效實用的生物廢棄物無害化處理技術針對目前上海生物技術企業廢物處理設施技術落后、運行效果不佳的現狀，通過深人研究凈化原理，探討處理工藝參數、應用條件、結構形式、運行方法和控制系統等，積極研究開發生物廢棄物的廢水處理和固體廢物處置的無害化處理處置技術。   4.5建立生物廢棄物公共集中處理設施與制度針對目前上海生命科學研究實驗室數量多、分布相對集中、廢棄物的性質復雜、排放管理混亂、處理處置設施缺乏的現狀，成立的生物廢棄物公共集中處理設施，并建立相應的生物廢棄物收集、排放、運輸、處理機構和制度，對生命科學實驗室排放廢棄物進行統一集中處理。   4.6成立統一的生物安全管理和監督機構打破分散管理現狀，理清各個管理機構職能，理順關系，成立統一的上海生物廢棄物管理監督專職機構，對上海生物安全管理的各項工作進行控制和協調，從而加強對生物安全管理控制，提高管理效率。

摘要：微生物與生化藥學是藥學領域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在高校研究生培養的經驗較少。本文針對微生物與生化藥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現狀進行闡述，并結合該校實際情況，對該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提出創新對策，以保障該專業研究生的培養質量。

關鍵詞：微生物與生化藥學；培養現狀；創新對策

1微生物與生化藥學研究生培養現狀

1.1學科發展不成熟，研究生培養成本高

微生物與生化藥學聯合了生物技術和藥學科學，主要從基因、細胞、酶等生物工程技術來實現藥物的研發，學科內容涉及不同學科的知識，知識面廣、交叉性強、內容多且更新速度快。在藥物的開發研究中常需要更精密的儀器設備去實現，試劑耗材相比較藥學其他二級學科專業較為昂貴，這意味著研究生人才的培養需要耗費更高的成本。大多數高校和研究所實驗條件及科研經費受限，不能滿足在該學科在教學的理論及操作上全面實施，學科發展也較為緩慢。此外，部分院校在理論課設置上缺乏專家老師對微生物與生化藥學專業課程的指導，在教學形式是多基于藥理學和分子生物學做出教學課程上更改，教學內容較陳舊，難以學習到最新的專業動態[5]。

1.2學科研究生培養經驗較少

目前在我國開設的藥學相關二級學科中,藥物化學、藥物分析、藥理學等專業開設時間長，培養體系較為成熟，各個院校及科研機構都有著豐富的人才培養模式及培養策略[5]。微生物與生化藥學專業是在藥學及生物技術專業基礎上發展而來，較為獨立于藥學中的其他二級學科研究生人才的培養。由于培養成本高，少數能完全提供實驗條件及設備的實驗室多為國內重點高校及研究所。其他類型學校中，以廣西中醫藥大學為例，開設該專業的二級學院有基礎醫學院和藥學院，其開設時間短，學校設備難以完成精密實驗的開展。因此，無論從藥學的其他二級學科角度看，還是從教學資源看，可借鑒的經驗較少。

摘要：

生物技術專業作為高等農林院校的基礎專業，近年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從而折射出許多急待改革的問題。為此，基于浙江農林大學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情況問卷調查以及與該專業本科生的座談交流和對部分高等農林院校的實地調研，并結合浙江農林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相關教師的教學實踐經驗，對高等農林院校生物技術專業的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總結，對教學改革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高等農林院校應通過明確有別于其他科類院校的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積極推進分類模塊化人才培養模式、精簡優化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嘗試課堂討論式教學法、采取多種形式相結合的課程考核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學評價體系等措施的實施，實現“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因材施教”的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

關鍵詞：

高等農林院校；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課程教學；教學評價

近年來，以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生物技術發展迅猛。伴隨著生命科學的新突破，現代生物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工業、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能源等領域，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了滿足生物技術產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國內外的生物技術高等教育也迅速發展起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先后有337所高等院校開設了生物技術本科專業。經過20余年的不斷改革和優化，我國生物技術本科專業的辦學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招生人數和畢業生人數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目前我國的生物高新技術產業正處于起步發展階段，與國際水平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這導致生物技術本科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率較低，特別是農林類高等院校該專業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不容樂觀。2010年，生物技術專業甚至被教育部列入10大“紅牌”本科專業。由此可見，從整體上看，我國生物技術高等教育仍面臨著諸多挑戰。為此，筆者在浙江農林大學開展了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情況問卷調查，與生物技術專業本科生進行了座談交流，還到部分高等農林院校進行了實地調研，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浙江農林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相關教師的教學實踐經驗，對高等農林院校生物技術專業的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總結，對教學改革進行了深入思考。

一、高校生物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

（一）其他科類院校生物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

摘要:生物制藥是藥學專業的核心專業課，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為適應我國生物制藥產業的飛速發展，培養具有扎實理論基礎和創新能力的應用型藥學人才，生物制藥課程的教學改革和實踐探索具有重要意義。文章主要從優化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改革教學手段和豐富實踐課程方面探討如何在教學過程中提升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以期為全面提升生物制藥專業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生物制藥;教學改革;創新能力

生物制藥產業是21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建設行業和新興支柱產業，成為我國醫藥產業發展的戰略重點［1］。隨著生物制藥產業的飛速發展，以重組蛋白質藥物、治療性抗體藥物、新型疫苗、基因治療和細胞治療為代表的生物技術藥物成為新藥研發的熱點。近年來，生物技術藥物在制藥產業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和年銷售額呈逐年增長趨勢。2006年，全球生物技術藥物銷售額為790億美元，市場占比僅為14%;至2013年，全球生物技術藥物銷售額增至1650億美元，市場占比提高至22%;預計2020年，生物技術藥物銷售額將突破2910億美元，市場占比將超過25%［2］。為全面提升藥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綜合素質和實踐能力，皖南醫學院藥學院自2006年開始在藥學本科和制藥工程專業開設生物制藥課程。教學實踐過程中，通過充分利用活性生物大分子研究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和新藥篩選與評價中心的平臺優勢，圍繞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強化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以提升學生創新能力為核心，在本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進行了一系列教學改革與實踐探索，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1優化教學內容，立足學科前沿

課堂教學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課堂教學必須根據藥學專業培養計劃和教學大綱的要求精選教學基本內容，適度拓寬研究進展，建立科學的三大模塊課程教學體系，即理論教學、實驗教學和實踐教學［3］。理論教學內容中，重點突出基因工程、細胞工程、發酵工程和酶工程的理論性與應用性。以闡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為核心，結合自身科研工作，重點講解生物技術藥物研發的關鍵技術和理論，注重授課內容的基礎性、前沿性和趣味性，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微生物轉化技術是現代酶工程和生物催化的核心技術之一，是清潔生物加工方式的核心組成部分。在本章講解中，通過簡要講解微生物轉化的概念和反應類型，以甾體藥物微生物轉化為例，重點講解了兩相發酵的特點、羥化反應、脫氫反應和邊鏈降解反應等相關理論和關鍵技術，使抽象的理性知識轉化為感性知識，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對基本理論的理解。同時，適當引入本學科的前沿知識，把以微生物轉化技術為核心的組合生物合成最新成果引入教學實踐中，以專題講座結合問題討論式教學法概述世界首個基因工程化學新藥－必特霉素的創制歷程、利用重組酶法制備紫杉醇抗腫瘤藥物等專題，使學生及時了解生物制藥的前沿知識及微生物轉化理論的實際應用，顯著提高了學習的趣味性和前瞻性。在實驗和實踐教學過程中，突出理論與實驗并重，強調基本理論與基本技能的培養，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增加實驗內容的綜合性和實用性。充分依托活性生物大分子研究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和新藥篩選與評價中心的設備資源和科研平臺，結合自己的科研課題，相繼開展β－catenin基因分子克隆、DNA電泳、質粒轉化和蛋白質純化等實驗內容。通過一個連貫的實驗課程設置，使學生系統掌握基因工程制藥的基本過程和基本技術，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綜合實驗技能并加深了對理論知識的深入理解。

2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

良好的教學方法對提高教學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教學方法使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灌輸，死記硬背，忽略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學習興趣。開展啟發與討論式教學，使學生作為主體參與課堂教學中來，通過精講巧問和教學互動，鼓勵學生提出和發現新問題，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對提升學生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4，5］。以天然產物為基礎獲得新化合物一直是新藥開發領域的研究熱點，化學合成作為增加化合物結構多樣性的主要手段在該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在授課過程中，通過課堂討論的形式，讓學生積極討論有哪些基于天然產物來源的藥物應用于臨床實踐，是否可以運用生物技術制藥的基本知識去定向改造天然產物結構以增加其結構多樣性。通過激烈的討論，一方面使學生更好地回顧了藥理學的基本知識和活躍了課堂氣氛，另一方面我們通過上述討論引入了組合生物合成的基本概念，即運用基因工程和微生物工程方法改造生物合成基因簇，利用重組微生物菌株發酵獲得新型“非天然的天然產物”，利用生物技術的原理實現化合物結構更大的多樣性。這種啟發式與討論式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加深了學生對基因工程、微生物轉化技術及組合生物合成技術的理解和實際應用，很好地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和科學創新的能力。自主創新永遠是生物制藥企業發展的核心要素，我們也適當引入一些國內外生物制藥企業新藥研發的案例進行課堂討論。如基因泰克公司開發的赫賽汀(曲妥珠單抗)是第一個用于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它的出現引發了全球抗體藥物研發的熱潮。自1998年在美國上市后，年銷售額突均破60億美元，是全球最熱銷的醫藥品種之一。基因泰克公司也一躍成為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藥企業，目前以總市值500億美元被羅氏公司收購;2015年6月，我國自主研發的全球首個Sa-bin株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在昆明上市，該疫苗的上市填補了我國在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生產領域的空白，實現了我國疫苗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邁進。結合上述案例，我們從項目立項、實驗室研究、臨床前研究、臨床研究、成果轉化等各環節展開深入討論，使學生更好地掌握了創新藥物研究與生產的基本流程，使教學內容與產業實際緊密連接，提升了應用型創新人才培養的質量。教學活動由教與學兩方面構成，只有將講授和討論相結合，才可以很好地實現教和學的有機結合，學生才會對所學的知識理解深刻;學生只有完全消化基本原理，時刻保持一顆求知欲去不斷地自覺學習，才會更進一步提升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