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樂教學理念的革新

文化藝術不斷發展的今天，聲樂教學也應該順應時展的潮流進行改革。為適應時展的要求，中等藝術學校聲樂教學有必要改變舊的教學理念，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探索新的教學理念。一方面，從我國博大的聲樂文化中攝取精髓。我國很早就展開了聲樂理論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頗豐，如唐代《樂府雜錄》中就有“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及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既可致遏云響谷之妙也”。我國聲樂理論中自古就有“氣為聲之本，氣乃音之帥”的說法。我們應當潛心研究并繼承和發展豐富多彩的民族聲樂文化，吸收其精華，才能推動我國聲樂教育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借鑒國外先進的聲樂教學理念。“對于聲樂訓練的本身，科學唱法和技巧是共性，是中外各種唱法共有的。在中國傳統民族唱法中有科學性，在外國聲樂中也有科學性。”因此，我們改進聲樂教學理念，僅僅繼承民族聲樂文化還不夠，更應吸取國外各種風格聲樂學派先進、科學的演唱方法和藝術表現手段，豐富和發展教學理念，這樣才能更好地發展我們的聲樂教學。

二、聲樂教學模式的改革

目前我國中等藝術學校聲樂教學課沿用“一對一”的小課教學模式，教師對每位聲樂專業的學生一周安排兩節小課。這種教學模式的優點是針對性強、因材施教，但是也有弊端，如費時費力、學生之間缺乏探討、束縛學生的視野等。時代在發展，我們面對的授課對象與過去不同，如果仍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勢必制約中等藝術學校聲樂教學的發展。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根據授課對象的年齡、學習程度等實際情況，對現有的教學模式進行必要的、適當的調整和改革。

1.對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應采取“一對二”的教學模式。

如今，中等藝術學校聲樂專業學生的入學年齡為14~16歲，比以往學生的入學年齡小很多。學生正處于變聲期，如果一節課之內對他們進行連續的聲樂訓練，他們的嗓子容易疲勞、沙啞，影響其發聲器官的健康發育。因此，我們對他們應采取“一對二”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在訓練當中不僅使學生的發聲器官得到休息，而且能使兩位學生互相觀摩，有利于他們對技巧的掌握。

2.對二年級的學生要采取“一對一”的教學模式。

本文作者：李榮有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現狀簡析

關于藝術學門類下相關一級學科的設置，最初國務院學位辦采取較為審慎的態度，提出最好設置3個一級學科的意見。應該說，從傳統的學術文化循序漸進發展的角度，此意見無疑有著深厚的學理意義和現實意義。然而，為了解決多種因素而形成的各種矛盾，經不同層面的多番研討和論爭，最終突破了這一限制，通過了藝術學科評議組提出的藝術學門類下設藝術學理論、音樂舞蹈學、戲劇影視藝術學、美術設計藝術學等四個一級學科的議案。之后，為了兼顧相關學科的需求和要求，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又將美術設計藝術學一分為二，成為美術學和設計學(可授藝術學、工學學位)，共計五個一級學科。一級學科確定后，我們亟待解決的是藝術學理論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藝術學作為學科門類、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的建設，屬于史無前例、無從參照的新事物，這就只有依靠藝術學理論界集體的智慧，一方面是“摸著石頭過河”，審時度勢，邁好關鍵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傳統學科發展完善的理論理念及其長期實踐的經驗，兼容并蓄、提煉升華，客觀科學、扎實有序地實現傳統與現代接軌這一時代賦予的重要歷史命題。在此用“史無前例”一詞，可能會遭到質疑，因為百年前西方國家就有了藝術學的學科概念，中國的藝術學也是得益于西方藝術學理論理念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新學科。但若進行系統地分析即可看到，處在不同地域和國度的中西方藝術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定義、對象、范圍及其精神實質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如貢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藝術這個名稱所指的事物會大不相同。”［3］

比如說西方人口中的“藝術”慣性指向于美術，中國的“藝術”則包含所有的藝術門類;西方的藝術學僅僅作為造型藝術的一般性理論，中國的藝術學則包含著多個藝術門類一級學科與二級學科的實體運作系統。故此“藝術學”與彼“藝術學”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當屬于世界學術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不僅要尊重二者之間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區域、不同民族長期積累而形成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起步之腳才能踏向實處。在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設置的醞釀過程中，如凌繼堯先生所強調，大約遵循了以下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傳統的原則，第二個是現實的原則。所謂傳統的原則，即根據傳統學科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學術名稱、研究對象、范疇、命題、概念、術語和問題域等設置相關二級學科。現實的原則，即擬設置的二級學科，一是能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能夠為國家和區域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服務，并且確有很多理論問題值得研究;二是在現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經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業績，我們應該給予它合法的地位，從而促進它更好地發展;三是這個學科涉及多種藝術門類，而不僅僅涉及某一種藝術門類。根據以上關系準則，提出了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下設藝術史論、藝術批評學兩個傳統意義的基礎理論二級學科，以及具有現實意義的“藝術創意和藝術管理”應用理論二級學科的主張。［4］目前統一的學科設置標準尚未出臺，不過據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設置的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中，已經涉及了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批評、藝術管理、藝術創意、藝術教育、數字媒體藝術、藝術與科學等多個相關二級學科。

些許思慮

負責任地說，藝術學獨立為學科門類，既是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藝術學科確立自身價值的大好機遇，又是對中國藝術學人的智力、魄力與理智的嚴峻挑戰。因為學科建設是百年大計，起始階段尤為重要，最要緊的是要選準方向、定好目標，邁出關鍵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舉行的“2011藝術學學科發展的新向度暨對策研究高端國際論壇”主題發言中也再次強調:“作為民族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藝術學應該為民族的生態環境營造良好的氛圍，以體現中國社會、時代的文明水準，改變當下令人堪憂的人文藝術生態環境的現實情狀。”［1］8并諄諄告誡老師們“千萬不要去搶地盤”，不要“為了整合資源，把人家人文學院的、歷史學院的、哲學院的等其他學院的老師全部拉過來申報。本來就是獨立門戶了，要以我為主了，結果又反客為主，這不行”。“有的時候，本校校內的資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這得有個度，不要搞成了拼湊。”［1］14然而，由于歷史的、現實的、中國的、外國的等多種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已經出現了如仲呈祥等學者擔憂的一些搶地盤、拼資源等現象。比如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在現行的普通高校辦學水平評價機制中，擁有碩士點、博士點的數量是一項重要的評價指標，故各高校無不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自己學科點的數量，以致在學科設置過程中出現“化整為零”、東拼西湊現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檢討的是，藝術學理論本是旨在將藝術作為一個整體，從宏觀角度進行綜合研究，以此貫通各門類藝術的共性內容與本質特征，探索體現各門類藝術共同性發展規律的一門基礎學科和學問。這一學科的突出特征是綜合性。

按照傳統的一般性學理結構原則，人們常有“史、論、評不分家”的說法，因為三者之間有著割舍不斷的內在關聯。而在這個學科尚未擰成一股繩的初級階段，就簡單化地將其拆解開來，或者更多地將一些本來的三級學科(專業方向)強化為所謂的“特色性”二級學科來建設，極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筆者認為，在當今世界學界都以崇尚學理規范、學術規范等為基本標準的時代，在作為“百年大計”的藝術學學科建設的起跑線上，中國藝術學界需要清醒頭腦，謹慎從事，不能夠讓暫時的利益沖破了理智的防線，因為這個天平一旦傾斜，矛盾和困難不但不會消減，而且會紛至沓來。目前值得思慮的核心問題約有以下幾點:顧名思義，藝術學理論是一門綜合性藝術理論，也是學術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規律支配下，經我國許多代人共同努力而開創的一個新局面，二、三級學科的設置更應體現綜合性原則。然而，倘若我們在做法上繼續沿襲已經過時了的“科技文化為中心”模式進行切塊分割，則恰恰是違背了藝術學的基本理論理念和學科宗旨，形成了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走向。我們可以草草地算一筆賬，比如藝術學理論的二級學科可設置六到八個，音樂舞蹈學等一級學科則可設置十四五個，那么，同一所學校如若同時建設藝術學的五個一級學科，起碼要建50余個二級學科，按每一個二級學科設一個三級學科(專業方向)需3位教授計，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國普通高校傳統建制的音樂、美術及至新建的設計院(系)中，能達此指標者恐怕寥寥無幾，必然出現空巢現象，這就勢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資源等不應該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戰國策》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5］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據悉，在關于學科設置問題的醞釀過程中，藝術學差一點被取消了資格。除諸多客觀原因以外，本學科在十余年來的發展過程中，較多地關注表象上的繁榮，缺乏學科內聚力的夯實打造應是內因所在。中國是個文明的國度，自古就有“禮樂之邦”“禮儀之邦”等美譽，西周時期就制定了國之禮儀“五禮”，截至如今，許多傳統的倫理綱常，依然潛移默化地根植于人們的理念之中，成為約束個人的行為準則和保持社會群體間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碼。藝術學理論一、二、三級學科的設置，理應遵循一個基本的倫理關系準則，不能夠成為無“禮”取鬧，如若倫理關系錯位亦將貽害無窮。#p#分頁標題#e#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變化較大，隨著高等美術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學轉換，高校教師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長，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課題申報數飛速上漲，立項數不斷上升①，但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卻并不多見，反而在總量擴大的情況下，質的相對比率反而下降。這種情況在“十五”期間已經出現，國家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規模，對學術期刊進行學術評估，對核心期刊進行動態評估，加強對課題項目后期資助的審核及資助力度，出臺各種對優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獎勵措施，各家出版社對優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計劃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良的學術風氣依然存在，量與質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國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學科研究的整體態勢是個體性的研究增加而集體性的研究減少，專門領域內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個案研究比較多，邊緣性研究比較多，地域性美術研究亦逐漸增多，一些新興學科的概論性著作也逐漸增加。整體上說明了學科研究領域的面在不斷擴大，基礎研究也在不斷深入，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這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國家項目的推動及省(市)、部門各級項目的立項與資助力度不斷增強，大多數有研究前景的個人與集體項目都能獲得各種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成倍增加，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在總體上還是推動了學科研究的發展，因為其中的開題、評審、答辯等種種環節，在掌控論文的學術質量上還是發揮了作用，還有一些學生在認真地鉆研學問。   與美術史論的傳統學術研究相比，創作實踐方面的研究更為活躍。美術市場空前繁榮，展覽不斷，當代藝術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畫冊、期刊及各種出版物讓人目不暇接，對現狀的研究也隨之展開，美術批評理論也隨著批評實踐活動而有所發展，推動了各種創作理念;尤其是設計藝術理論研究，雖然還處于初創時期，亦初具規模，這與設計藝術教育的普及有關，與學科的基本教育規模與實踐性有關，其研究成果大多還體現在教材與基礎理論問題上。   現依據“十一五”期間美術與設計藝術學科研究的主要情況與基本特點，分述如下。   一、基礎理論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基礎理論比較薄弱。與“十五”期間相比，在研究范圍上無突破，在數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還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輔助教材為主，如“美術概論”一類，有鄧福星的《美術概論》(2009年版)、趙一丹的《美術概論》(2008年版)、陳美渝的《美術概論》(2007年版)及高國良的《影視美術概論》(2008年版)、肖清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7年版)、朱?主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6年版)，其特點是強調了個體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體編著的大一統模式，展開了多元論述。在門類美術的基本理論研究方面，近十年來還是局限在影視美術，未見其他門類美術的著述。   在博士論文方面，則有些專題性的理論研究，如王云亮的《話語的轉型:以宗白華的中國畫理論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討20世紀中國美術理論話語的現代問題。   在“十一五”國家課題立項中，基礎理論方面的選題比例也小，占美術類課題總量約17%，其中包括對西方藝術理論的研究，設計藝術理論、批評理論及各項專題理論研究，未見原理論研究，而且有些選題重復立項。   與美術基本理論研究現狀相比，設計藝術理論的研究成果略為突出，且作者隊伍也趨向年輕化，其成果形式還是以教材為主。如余強主編了一套設計藝術基礎理論叢書(2006年版)，以及邵宏編著的《設計學概論》(2009年修訂版)、胡守海的《設計概論》(2006年版)、張燾的《室內設計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編的《空間設計原理》(2007年版)、清華大學課題組編的《設計藝術的環境生態學》(2007年版，“十五”規劃題)、何燦群主編的《人體工學與藝術設計》(2007年版)、陸小彪等的《設計思維》(2006年版)等等。專題性研究則有桂宇輝的博士論文《包豪斯與中國設計藝術的關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學位論文《器以藏禮:中國設計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術史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史研究依然是重頭戲，成果數量不少，但值得稱道的卻不多。其間以教材為多，特別是中外美術通史寫作，雖然看似以個人撰著為主，體現研究主體的學術立場及其觀點，實際上還是取通用的體例及通常的史學觀，無甚建樹。五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美術史出版有13本，外國(西方)美術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屬于簡編。②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個人專著。應該說，這與“十一五”期間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大力展開有關，與設計藝術學科的興起與普及有關，與文化研究及新美術史學觀的興起也有關系。外國美術史寫作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陳平的《西方美術史學史》(2008年版)，特別是他又主編了一套“美術史里程碑”叢書，包括《羅馬藝術》、《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及《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   美術史的研究方法是這一時期倍受關注的問題。   圖像學、藝術形態學、藝術社會學及藝術心理學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意識形態研究、比較研究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斷地滲入中國美術史學界，挑戰傳統的歷史文獻學及風格樣式研究。   其間，較有影響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巫鴻的著作被介紹到大陸，如《禮儀中的美術》(2005年版)與《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屆高等藝術院校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中央美術學院召開，會議主要著眼于青年一代的美術史學者，而來自各藝術院校及科研機構的青年學者所提交的論文，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兩天會議不時掀起討論的熱點，如華南師范大學顏勇的論文《西學語境中的傳統畫論: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種現代詮釋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學吳雪杉的論文《清初“四僧”與歷史書寫———民國時期美術史的一個考察》，還有中央美術學院張鵬有關寺觀廟堂繪畫、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獨到之處。2008年4月第二屆年會在四川美術學院召開，其研討的主題是“美術的地緣性”，并設六個分論題，即(1)差異與融合;美術考古的視角;(2)地域性母題的圖像呈現;(3)美術及其理論中的地方觀念;(4)地緣性與風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價值限度;(6)地緣性理論的回顧和反思。顯然，年會的學術議題已轉向有關方法論的專題研究，“研究視角”比“學術立場”更受人關注。#p#分頁標題#e#   2009年10月第三屆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召開，主題是“邊界與范式”，曹意強與潘耀昌均關注到越界問題，即在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藝術研究”;而在“中國古代美術研究新視野”的專場討論中，鄭巖、張鵬等人所提交的論文依然注重圖像分析，注意討論具體的問題，由此及彼，由小見大。這樣的研究方法正被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所接受。   中國美術史專題研究的主要成果來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項目。如屬于“十五”國家重點項目之一的“中國道教美術史”(2003年立項)，其課題成果之一《論〈八十七神仙卷〉與〈朝元仙仗圖〉之原位》(李淞著)獲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2009年)，與其同時獲獎的還有李超的《中國早期油畫史》(2001年立項的國家年度課題)及裔萼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史》(2001年立項的文化部青年項目)。   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在“十一五”期間依然是一熱點③。已出版的專著有呂澎的《20世紀中國藝術史》(2006年版)、張曉凌主編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文獻集》第一輯(2007年版)、陳瑞林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榮春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原名為“中華民國美術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凱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的課題組(北京市教委共建項目)于2006年相繼在香港、上海組織召開學術研討會，會議邀請海內外學者就20世紀中國美術的現代轉型問題展開討論。張曉凌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史”課題組(“十五”國家重點)也相繼在北京、杭州組織召開編委會，其項目將在2010年下半年結題。鄭工的《民國時期美術思潮》(2001年文化部項目，原題為“20世紀中國美術大論辯”)已于2006年結題(將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方面，數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顧丞峰的《現代化與中國百年美術》(2007年版)、薛娟《中國近現代設計藝術史論》(2009年版)、馬琳的《周湘與上海早期美術教育》(2007年版)、華天雪的《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間，研究范圍擴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強了，其特點是以現代化理論為核心，注重社會文化的整體轉型，同時也在進一步整理資料，敞開學術視野，消除偏見。   中國書法史論研究在“十一五”期異軍突起。說“異軍”則是因為在20世紀書法漸次游離出了中國美術圈，而在21世紀，在學科整合的過程中開始有所溝通，學科建設迅速發展，“十一五”期間推出了一批成果。如叢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國書法史》叢書(2007年版)，歐陽中石主編的《中國書法藝術》(2007年版);專題研究成果可見之南方出版社的“書法研究博士文庫”(第1輯，2009年版)，王元軍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漢代書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   三、區域美術(含民族美術)研究   “十一五”期間區域美術研究比較活躍，正因為這一時期通史性的寫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而地域性的美術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關文化教育單位的重視，作為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項目進行扶持。區域美術研究的特點，一是文化中心區域，二是文化邊緣區域。如北京的地區性美術研究就有兩項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編的《20世紀北京繪畫史》(2007年版)與李福順主編的《北京美術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規劃項目)。前者聚集了國內頗有建樹的美術史論家，如李樹聲、薛永年、水天中、單國強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學者。二者體例不同，水平各異。相比“十五”期間出版的《上海美術志》(2004年版)和《20世紀上海美術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體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門文化局近年也資助一批有關澳門美術與設計方面的研究項目，已結題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華的《澳門繪畫史》、劉佳的《澳門設計藝術》。   由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一套《澳門史新編》(2008年版)，收錄了莫小也的《澳門早期美術史:遠古至1850年》與鄭工的《澳門美術史的分期與分類》。莫小也的研究課題“澳門美術史”(2003年立項的國家年度題)也基本完稿。   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李偉卿主編的《云南民族美術史》(2006年版)、張亞莎的《西藏美術史》(2006年版)、范曉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術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術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臺灣美術史》(2007年版)。還有一些民族美術史的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如彭林緒的《土家族工藝美術史》(2007年度)、張景明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藝術與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絲綢之路與西北民族美術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復的《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工藝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鐘浩的《中國朝鮮族百年美術發展歷程與特性研究》(2009年度)。   區域研究的性質應屬于文化研究，或者說是有關地方知識及在特定空間區域內文化關系的總體敘述，故在文化邊界、共時性關系、差異性論述等問題上容易形成關注的焦點。只是目前美術學界對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義認識還不明確，故在寫作時容易出現視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認識誤區，就是將區域美術研究作為局部范圍內的一般美術史寫作，即被縮小了空間范圍的通史性寫作。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都不一樣，要解決的問題更不相同。這一問題在2010年4月的“中國地域性美術史研究暨《北京美術史》學術研討會”上已被提出，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邊緣性的文化研究   邊緣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及設計藝術學處于學科的基本建設階段，新的邊緣類型學科出現不多，其隊伍基本是由民間美術、工藝美術及設計藝術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構成，理論基礎較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興起后，帶動了民間美術與民間工藝美術的文化研究熱潮，但真正理論上的帶動卻是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如喬曉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間美術研究文集》(2008年版)、吳志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新視野下的福建民間美術》(2008年版)、沈泓的《節慶狂歡:民間美術中的節俗文化》(2009年版)等。還有一些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絕大部分都屬于調查報告④，其立項在美術及設計藝術類中每年的比例數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2008年有四項，2009年有六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分別為當年美術及設計藝術類總立項數(含文化部項目)的19%、10%、17%(不含工藝史研究)，但重點題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為50%，而2009年則為100%。#p#分頁標題#e#   ⑤隨著2007年當代藝術市場的火爆，藝術市場學也為人們所關注。有些學者開始研究藝術市場的運作規律，涉及種種與藝術品交易有關的經濟現象，思考其中的理論問題，并涉及當代藝術的存在意義及其評價體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面對藝術的公共性，面對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藝術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藝術社會學的內容必須置換，重新書寫，其研究方式也不是傳統的歷史學所能勝任的。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正處于開始階段，研究成果多是調研報告，以及建立在宏觀基礎上的分析判斷。中國藝術市場的不規范，許多統計數字不可靠，資料來源也很復雜，給深入而客觀的研究帶來很大困難。有些學位論文涉及到藝術市場機制、藝術市場語境下的當代藝術發展問題，關于中國藝術市場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由趙力主持，并主編了一套《藝術財富》叢書，如《藝術財富》(一)(2006年版)、《藝術財富:全球藝術市場新格局》(2007年版)、《藝術財富: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市場》(2008年版)、《藝術財富:金融危機下的藝術市場》(2009年版);同時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還陸續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研究報告。自2009年起，國家文化部藝術市場研究中心也連續了2008年與2009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研究報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區雍和園管理委員會、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主辦了“2010藝術經濟論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藝術市場與藝術收藏”，其議題有宏觀經濟背景與目前藝術市場、中國經濟發展和藝術市場復蘇、亞洲當代藝術市場是否能夠走出危機以及亞洲藝術市場的前景。   五、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   美術創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歷來是美術學研究最為薄弱的環節。大多數著述都停留在基礎性技法理論教材的編撰，也有結合自身的藝術創作實踐總結一些經驗，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試圖建構一個系統的創作理論框架，實現自己的藝術主張。   與原理論研究不同，創作理論的研究正在于實踐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術性的成分比重較大，或者說，其解決的主要就是技術理論問題。特別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斷出現的當代社會，藝術的創新性不斷為人所重視，而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卻有所不足。研究比較活躍的應屬設計藝術學科，如新媒體藝術、圖形創意研究、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設計中運用等，論文數量較多，也有一定的見地，而那些傳統的繪畫與雕塑領域，創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間立項的一些國家課題，有望在這一方面取得發展。如2007年度的“中國畫寫意傳統中的世界性研究”(國家重點)、“中西繪畫圖式與時空觀念比較”(國家一般);2008年度的“書法創作理論研究”(文化部項目);2009年度的“當代中國水墨語言體系研究”(國家一般)、“中國北派山水畫的自然形態與筆墨形態研究”(國家一般)、“基于工作過程的服裝設計理論與方法論研究”(國家一般)、“數字傳媒設計中中國元素的融入及其應用研究”(國家一般)等。   六、問題及反思   問題一: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選題規劃上最突出的問題是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設計藝術學的項目規劃與立項，也在擠壓美術學的項目資源。在國家學科分類目錄上，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都是二級學科;同樣，在國家學科分類及代碼表上，美術與工藝美術、書法也是并置的。   因為多項學科均囊括在“美術學”內，造成每年“美術學”類的項目申報數居高不下，從而引起項目資源配置上的問題，導致“美術學”類的申報項目被大量削減，影響了學科的健康發展。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一些新興學科的研究出現不少學術泡沫，與規劃項目扶持不當也有關系。我們往往看到社會的需求，卻沒有注意到項目承擔者的實際學術水平與科研能力。   問題二:學術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獨到的見解，這一點在集體編撰的項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終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集體的智慧，否定研究課題的集體行為，否認學科帶頭人的積極意義，而在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科研立項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與“課題性”研究的關系。所謂“體系化”建設，即指那些學科的系統性理論建構;而“課題性”研究，則是針對某一具體項目的深入研究。從目前的學科發展情況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這些“通史”或“通論”，而更需要在某一課題上深入發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寬研究領域。如果沒有基礎性的“課題”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論”只能停留在編撰的水平，不斷重復地拼湊組合，在所謂的“框架結構”上做文章。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不需要學科的體系化建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論”上，而應該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論派別，從基礎理論開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構成“百家爭鳴”的大局，促進學術繁榮。   現階段我們更需要獨辟蹊徑式的研究，從而加強某一選題的研究力度，以點帶面，拓寬研究的領域。   特別在傳統的中國美術史學領域，鼓勵那些最適合個體性研究的選題系列，形成幾項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成果。如中國的宗教美術就是一個極有學術發展前景的研究領域，尚且不論四大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術，論敦煌學的影響及其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國各地的佛、道美術作品，數量也極其龐大。中國古代美術遺品中，半數以上應與佛、道有關。這是其它國家和地區難以具備的文化遺產與學術資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樣，古代美術遺址及遺跡的保護與研究也迫在眉睫。過去，我們已經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圖錄與圖冊，相關的文獻資料也陸續加以整理，但深入細致的高品質論文卻難得一見，相關的研究選題也很少。#p#分頁標題#e#   另外，繼續鼓勵少數民族美術研究，以邊緣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單一性的主體敘述，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新格局。同時，由少數民族美術及邊遠地區的美術研究拓展至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美術研究，提升區域美術研究的學術水平，既看到歷史文化在不同區域間的交流與互動，也揭示美術在地區性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義。   問題三:美術基礎理論研究貧弱。基礎理論需要較長時間的學術準備，尤其需要由創作理論沉積一段時間后再行引發新的突破。目前，藝術創作空前活躍，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度也大，但卻匱乏新的理論思考及相關藝術實驗的研究報告。   我們不能說美術創作中沒有學術問題。過去美術家總期待著理論家幫他們解決理論問題，而理論家往往又幫不了這個忙，因為那些理論問題都與創作實踐密不可分。與其他的人文學者一樣，美術創作者總為范式問題所困擾，而突破范式的束縛則被認為是天才的創造力的體現。但范式的成形及傳播需要知識的幫助，一個成系統的新知識才能支撐藝術的新范式。當代藝術鼓勵創新，也為新的藝術理論出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這種理論又會支持新的藝術批評，促進藝術創作的實踐，溝通藝術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審美聯系。

藝術自誕生之日起,就有一些知識領域對它進行研究。但是,專門研究藝術的科學———藝術學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產生。而藝術學在我國取得獨立的學科地位則是近幾年的事。90年代中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藝術學一級學科中增列了作為二級學科的藝術學(與美術學、音樂學、舞蹈學、戲劇學、電影電視學、藝術設計學等并列)。在此前后,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相繼建立了藝術學系。由于學科初創,我國的藝術學研究面臨著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藝術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怎樣形成的?它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怎樣從事自己的研究?只有弄清這些問題,我們的藝術研究才能具有堅實的基礎,保持純正的品位,并從自發走向自覺。   我們欣喜地看到,如今依然困擾著藝術學研究者、或者在實際操作上令人含混不清的這些問題,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由我國著名的老一輩美學家、現年94歲高齡的馬采先生作了確切而明晰的回答。我國最早關注藝術學獨立運動的學者是宗白華。1925年他從德國留學回國,任教于東南大學(旋即更名為中央大學),1926~1928年他作過藝術學系列講座,并寫有兩份相當完備的藝術學講稿。不過,這些講稿在他生前未能發表,90年代才收進《宗白華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馬采于40年代初期寫了6篇藝術學散論,其中帶有綱領性的第1篇于1941年發表于《新建設》第2卷第9期。這6篇論文都收入馬采的《藝術學與藝術史文集》,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這6篇論文迄今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強烈的現實意義,它們表明馬采不愧為我國藝術學研究的先驅者。   一門學科的產生和形成的原因、過程直接制約著它在相關學科中的定位、它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論及藝術學的產生,人們都會提到德國學者德蘇瓦爾于1906年出版的名著《美學與一般藝術學》。這本著作中譯本收入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中,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譯本和它所依據的英譯本都很不妥當地把書名譯成《美學與藝術理論》。殊不知對于德蘇瓦爾來說,“美學與一般藝術學”不僅是一個書名,而且是他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下,他開展了藝術學對美學的獨立運動。在他的這部著作出版的同一年,他創辦了與他的著作同名的刊物《美學與一般藝術學雜志》,該刊現更名為《美學與一般藝術學年刊》。作為國際上權威的美學刊物,它反映了德國20世紀美學發展的歷程。1913年,他又在柏林主持召開了題為“美學與一般藝術學”的第一屆國際美學會議。翌年,出版了《美學與一般藝術學會議報告》。德蘇瓦爾認為,傳統美學研究兩組問題:審美價值和藝術活動。由于這兩者的區別,現有必要把藝術活動單獨歸入藝術學的門下。盡管對德蘇瓦爾的觀點有不同意見,盡管美學仍然繼續研究藝術活動,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藝術學是作為美學的一部分從美學中獨立出來的,而最初主張藝術學獨立并從事藝術學研究的,正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一批美學家。馬采藝術學散論之一的標題《從美學到一般藝術學》就表明他洞察國際上這股學術潮流的發展,并極力主張藝術學從美學中獨立出來:“過去以為美學的研究領域,包括一切美的對象,并不限于藝術,即凡是能夠給予我們美的感受的自然物以至人類的行為,無一不在研究之列。”“因此,就是美學者自己,也不得不提出限制研究對象范圍的要求,主張以藝術為研究對象的藝術學,應該獲得獨立。”(馬采《藝術學與藝術史文集》,第1頁。下文凡引述該書的,只注頁碼)。在這方面,馬采的觀點和宗白華的觀點相吻合。宗白華在20年到:“藝術學本為美學之一,不過,其方法和內容,美學有時不能代表之,故近年乃有藝術學獨立之運動,代表之者為德之MaxDessoir(馬克斯•德蘇瓦爾———引者注),著有專書,名Aesthetikandallgemeinekunstinseeschaft(《美學與一般藝術學》———引者注),頗為著名。”(《宗白華全集》第1卷,第511頁)。   一門學科只有確定自己專門的研究對象,它才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才不會被其他學科所代替。顧名思義,藝術學就是研究藝術的科學。那么,凡是對藝術的研究,是不是都可以稱作為藝術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理解德蘇瓦爾的一般藝術學的概念。   一般藝術學是相對于特殊藝術學而言的。“特殊藝術學就是研究關于藝術個別的本質、創作、欣賞、美的效果、起源、發展、作用和種類的原理和事實的科學”(第8頁)。它們是音樂學、戲劇學、詩學、美術學等,其中有些已具悠久的歷史。關于一般藝術學的對象,馬采作了一個相當精到的說明:“一般藝術學就是研究那些關于藝術一般的本質、創作、鑒賞、美的效果、起源、發展、創作和種類的原理和事實的科學。特殊藝術學的知識,即各種藝術史和各種藝術學所提供的資料,雖然不斷被參考被利用,但一般藝術學的研究決不是對戲劇、音樂等特殊現象的直接的探討,也不是對宋代繪畫或顧愷之等某一時代某一作家的具體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藝術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為對象作理論的考察”(第9頁)。我們現在所說的藝術學就是這里的一般藝術學。顯然,遠非對藝術的一切研究都可以稱作藝術學,只有對整個藝術現象的綜合研究才配的上藝術學這個名稱。馬采具體研究了藝術、藝術家、藝術活動(創作與觀照)、藝術美的類型、藝術源流(發生與發展)等問題,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例如,他提出“創作與鑒賞正是藝術理論不可分割的兩面。沒有不被創作的藝術,也沒有不被鑒賞的藝術。鑒賞便是創作,創作便是鑒賞”的見解(第695頁),曾得到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等人的贊賞。   藝術學和美學既有區別,又有密切的聯系。除藝術學外,美學對藝術最為關注。美學和藝術學都研究藝術,那么,它們的區別在哪里呢?區別在于它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馬采緩引了格羅塞在《藝術學研究》中的有關論述:“藝術學為了最后認識藝術的特質,必須采取和舊的藝術哲學完全不同的方法。”“藝術的真正科學的認識,只是從對藝術的實際感情產生出來。因此不論是創作者或鑒賞者,只有能夠認識藝術的人,才能真正感受藝術”(第17頁)。藝術學研究既要反對“集滿堆龐雜的資料”,又要反對“設計其冒險的空中樓閣”(第7頁)。馬采強調指出“還有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這在當時是美學,同時也是藝術學———之所以能永葆其不朽的青春,而布瓦洛之所以不堪萊辛之一擊,就是因為前者是以藝術的事實為基礎的歸納的理論,而后者卻只不過是演繹的空中樓閣而已”(第18頁)。這些使我們想起德蘇瓦爾的觀點,他在《美學與一般藝術學》中既不滿意哲學美學“自上而下的”方法,又不滿意心理學美學“自下而上的”方法。他主張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所謂“自外向內的美學”,“即以相同的分量去藝術地感覺和科學地思考”(德蘇瓦爾《美學與藝術理論》第6頁),從分析具體藝術出發,走向藝術哲學的高度。例如,被日本竹內敏雄主編的《美學事典》稱為“藝術學之祖”的德國藝術學家費德勒在分析同時代藝術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形式理論。他把自己的理論看作為一種實踐美學,他的理論首先面向藝術家,對20世紀初期西方的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產生很大影響。我們認為,美學研究各種審美價值(包括藝術)的普通規律,藝術學研究作為審美價值的藝術價值的特殊規律。這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美學從哲學的高度來研究藝術,其研究帶有哲學意味,美學研究比較思辨、抽象。#p#分頁標題#e#   而藝術學研究藝術時,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種程度上涉及美學范圍,具有不自覺的美學性質,藝術學研究比較實證、具體,它比美學更加關注藝術實踐。馬采為藝術學作了準確的定位:藝術學是“聯系美學和其他特殊藝術學的一門科學”(第2頁),“藝術學到了藝術哲學,便最后進入到本來的美學的領域了。藝術哲學在藝術學中是最接近美學的,即受美學影響最深的科學”(第18頁)。   半個多世紀以前,馬采就對藝術學的獨立堅信不移:“目下正在發展過程中的這門新興科學,難免不受一些眼光短淺、思想保守的人的非議和反對。但只就方法論方面說,這門科學獨立的必要性卻是毫無疑義的。”(第1頁)在大力倡導人文素質教育的今天,在兄弟院校已經建立了藝術學的教學和研究機構的逼人形勢下,在藝術學研究中曾著先鞭的中山大學是否有新的舉措和動作,我們且拭目以待。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摘要：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是藝術設計專業的專業基礎理論課，對提升學生的專業文化素養、設計實踐能力具有指導作用，但因該課程教學內容的龐雜性、知識覆蓋的廣泛性、學科交叉的綜合性，以致在教學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基于現階段藝術院校設計史論課程的教學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結合安徽藝術學院設計史論課程教學實踐，該文作者從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考核四個方面進行思考和探索，以尋求最合適的教學方案。

關鍵詞：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教學思考;藝術類院校

一、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教學現狀

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是設計學科的公共課程，在綜合型院校和藝術類院校均有開設。其課程名稱由于不同院校辦學特色、辦學理念、人才培養目標及專業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有設計史、設計概論、設計美學、設計心理學、中外工藝美術史等名稱[1]。筆者基于自身的教學經驗與同行的交流經驗，發現部分學生對藝術設計史論課程的學習興趣不濃、積極性不高，缺乏學習主動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1.學生的文化基礎薄弱，難以理解并掌握課程知識，進而產生畏懼心理，喪失學習信心和學習興趣

目前，國內藝術設計專業的生源大致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學生來自各大美院附中或美術學校。這類學生接受過長期正規的美術技能訓練，具有扎實的美術功底，但文化課成績相對薄弱。第二類學生來自普通高中。在這類學生中，一部分學生從小就對美術感興趣，將美術作為一種興趣愛好，定期參加美術培訓機構的培訓，進入高中后，因文化課成績不夠優秀，鑒于自身的美術基礎，參加專業的高考美術培訓機構集訓，進而考取理想的院校。一部分學生對美術興趣淡薄，沒有參加過美術專業技能培訓，但因文化課成績不夠理想，考取理想中的本科院校有一定的難度，為了升學選擇以美術生的身份參加高考。這類學生在高中階段甚至高中后期階段才參加專業的高考美術培訓機構，經過長期或短期的美術培訓或集訓考取相應的院校，在大環境下接受藝術氛圍熏陶，對藝術設計有了一定的認識和理解。藝術設計史論課程作為一門知識內容豐富、龐雜，涉及面廣的交叉性、綜合性學科，不僅需要學生具有一定的綜合文化素養和知識儲備，而且要求學生具備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思辨能力。部分藝術設計類學生的文化基礎相對薄弱，思想較為活躍，邏輯思維能力不足，難以理解與掌握復雜、系統的藝術史論知識，久而久之容易對美術學習產生畏難心理，喪失學習藝術史論知識的信心和興趣。

2.課程課時設置少，導致輕視態度，進而影響教學效果

摘要：營造良好的來華留學環境，增強“一帶一路”等各國國際學生教育與國家戰略的融合度，增強核心競爭力，增強藝術類國際學生的學術能力和實踐水平，擴大藝術視域，加快藝術學國際學生培養的提質增效，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化內涵式的發展水平。

關鍵詞：國際學生；藝術學；人才培養

國際學生學歷教育歷來是“留學中國”極其重要部分。當前中國已明確了來華留學教育提質增效的工作重心，并于2015年3月正式啟動來華留學質量認證工作，從辦學指導思想、辦學條件、教育培養、管理服務、辦學成效等方面對高校的來華留學教育進行質量評估。這是一個以評促建、以評促改推動高校來華留學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的舉措。隨即國際學生教學培養模式的研究成果顯著,但由于各門類學科的差異性，特別是國家將藝術學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充分體現了我國對藝術學科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加快了藝術學科教育規范化和系統化的進程。現國家公布的藝術學下設五個一級學科，33種專業。這大大吸引了來自各國學生的學習興趣，但隨著申請來中國學習的國際學生數量、國別的增多，使得原有傳統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與國際學生的學業背景存在差距，其原因主要是國際學生其各自的文化背景與其接受的教育體制，特別是在藝術教育、培養模式上與中國不同。在來華留學發展以質量為先的方針下，既使中外學生在平等一致的教學資源下，以相同的教學管理和考試考核制度，又能考慮到國際學生的風俗習慣、語言和文化等存在的差異，以合理、公平、審慎為原則，探索國際學生藝術教育的培養，建立有效的教學輔導體系，向國際學生提供學業幫扶。助推國際學生不僅了解中國國情文化，融入學校和社會，把中國故事、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融入整個培養過程中。因此研究國際學生藝術學科的教育培養，首先從我國藝術類國際學生的培養現狀分析，有以下主要三個問題：

一、國際學生的專業漢語能力薄弱

來華學生在入讀專業前都通過了教育部以及中國各高校對其漢語水平能力的測試，進入專業學習后，與中國同學同堂聽課、考試，漸漸出現了不適。這主要是國際學生的漢語普遍是在申請中國專業學習前經過一至兩年的強化漢語學習，雖掌握了一定的漢語基本交流能力、閱讀和簡單寫作，但與母語是漢語的中國同學比較，在寫作和學術性的閱讀方面存在著很大差距。另外學習藝術類各專業，雖然實踐課程相對通過肢體動作可接受，但也存在著許多專業性互動，且至少有40%的理論課程，第一年課程對國際學生而言，往往就出現了對課程學習的困難。

二、高層次國際學生的培養模式單一

現今藝術類來華高層次學生越來越多，特別是來自“一帶一路”及非洲國家，他們大多是從學校到學校，而現有的教學模式一是缺少專業方面的社會實踐的參與，二是缺乏社會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條件，三是高層次國際學生漢語能力的局限。因此既不能很好在學術層面上提升更高，且畢業后很難滿足其國家對藝術人才應用的需求。

摘要：

少數民族刺繡藝術歷史悠久，其中蘊含的文化元素對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價值。近年來，學者對于民間手工藝研究不斷重視，對刺繡藝術也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發現，刺繡藝術包含的各種內容被不斷挖掘。文章總結了目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

少數民族；刺繡；研究綜述；文化；圖案

中國獨特的刺繡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21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民間刺繡的研究與介紹成果頗豐，特別是對漢族四大名繡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隨著民族文化不斷得到重視，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也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在少數民族刺繡所蘊含的各種元素中，圖案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各民族的歷史、審美以及對生活的期許，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跡中。刺繡圖案作為一個載體，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對于刺繡圖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圖片、圖集、專著、碩博論文等。內容涉及圖案、紋樣、文化內涵、圖騰崇拜、文化淵源、傳承保護、比較研究、刺繡技法、刺繡產業化發展。除了漢語研究成果外，還有不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相關研究。筆者通過在知網上查詢，發現截至2016年6月，學術界對于刺繡只有一篇研究綜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獻總結，所以有必要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總結。

一、各少數民族刺繡圖案的整體研究

我國各少數民族刺繡都有系統而成熟的審美創作體系，在對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圖案進行研究時，對于刺繡進行綜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針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專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著的中國工藝美術叢書《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胡蓉、周衛主編的《東北民族民間美術總集•刺繡卷》（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鐘茂蘭、范欣、范樸編著的《羌族服飾與羌族刺繡》（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這些專著或從宏觀角度對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整體特點作出總結，或針對特定的少數民族刺繡文化所體現出的審美價值及其他特質進行分析。其中，《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對多個少數民族的刺繡藝術特點進行了分析，以綜合視角解讀了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以綜合視角研究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學術論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陳默溪的《黔東南苗族戳紗繡》（《貴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楊文斌的《黔東南苗族刺繡藝術》（《蘇州絲綢工學院學報》1993年第00期），韓恒威的《東北地區錫伯族的剪紙與刺繡》（《滿族研究》1995年第3期），呂霞的《土族刺繡藝術》（《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熱娜•買買提的《維吾爾族的刺繡藝術》（《美術觀察》2011年第3期），楊曉輝的《貴州少數民族民間蠟染與刺繡》（《美術》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維吾爾族傳統刺繡工藝研究》采用實地調查法、文獻法、歷史研究等方法，并結合一些相關研究資料，對新疆維吾爾族刺繡藝術的技法、淵源、美學價值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