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镀鳂穭撟髦械乃囆g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睹缹W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經指導研究生學員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李希賢撰寫紅學畢業論文。筆者在“文研班”一期學員的回憶錄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導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的記錄。黃澤新、李希賢的畢業論文流傳下來。本文介紹了何其芳指導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紅學論文寫作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做法。何其芳指導文學研究生紅學畢業論文寫作，在新中國紅學建設史上具有首創性。

【關鍵詞】何其芳；指導意見；紅學畢業論文寫作

近期，筆者查閱到一件有關何其芳紅學實踐的新文獻資料———指導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學員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畢業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記錄①。由此順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紅學教育實踐活動和指導另外幾位學員紅學和涉及紅學的畢業論文的資料。從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合辦的“文研班”，前后共辦兩屆，外加一期進修班。辦學期間，正好趕上文藝界、文化界開展“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紅樓夢》規定為“必讀書目”之一，聘請吳組緗、俞平伯、李希凡、馮其庸等專家講“《紅樓夢》研究”專題課①，并親自講他的“‘紅學’研究成果”和《論紅樓夢》的研究心得及寫作經驗②。他還帶領學員走出課堂，廣泛接觸文藝實際，向社會學習，“還組織看過美術展覽，參觀過魯迅故居以及據說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瀟湘館’的幾叢竹子，幽靜的居室，以及賈母看戲的戲樓，還真有幾分近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論題“順利確定”與論文“鎖進抽屜”

首屆“文研班”因延長一年學制，要到1963年暑期畢業。學員此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撰寫畢業論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擔任論文導師。畢業論文選題方向可以依據所學內容自由選擇，一些同學選擇了《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選題。學員黃澤新回憶:文研班學習的最后一年，學校規定每人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選題是關于《紅樓夢》的，由何其芳先生負責輔導。另外，賀興安、劉建軍同學寫的也是關于《紅樓夢》的論文，李希賢同學寫的是典型問題的論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導。從草擬提綱到論文定稿，何先生輔導我們四次。頭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輔導，最后一次寫的是書面意見。④為什么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同學的畢業論文皆由何其芳任導師?道理很簡單，是因為何其芳在《紅樓夢》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創見，有成果，“共名說”是其顯著標志，課堂上又以“講紅課”為人稱道。筆者收集了何其芳輔導四位學員畢業論文的資料，結果是多寡不一。在黃澤新的回憶文章中，意外發現何其芳輔導他畢業論文談話的全部記錄，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紅學文獻，因此要費些筆墨在下一節專門敘述?，F在分別講述何其芳對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畢業論文的指導。指導賀興安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賀興安和李希賢劃為一個組，每次到何其芳家談畢業論文寫作，兩人總是相伴同行。李希賢回憶:何主任約定，賀興安和我間隔一周的周三下午兩點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談。我倆每次提前幾分鐘進入導師家。此時，白瓷壺沏的熱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廳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據我的記憶，興安坐在何主任的右側，我坐在導師的對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興安同學匯報后，他撰寫《紅樓夢》的論題順利地確定了。①李希賢只講了賀興安的紅學選題“順利確定”，沒有展開記述輔導了哪些論文寫作具體意見，令人遺憾。查賀興安回憶“文研班”學習生活的文章，他說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學習的榜樣。他在創作和研究兩大領域都貢獻卓著”。何其芳對賀興安還講過他寫作《論紅樓夢》花的時間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評理論文章最有文氣，最少教條，在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結合上，大陸學人難以與之匹敵。他的《論〈紅樓夢〉》是大陸那些年“紅學”熱浪中寫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講到寫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個月時間，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駁他、超越他，起碼在時間上得花八個月以上。②賀興安贊佩何其芳文章“學人難以與之匹敵”，因為其“最有文氣，最少教條”，“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這首選應該是《論紅樓夢》的韻味和亮色。賀興安沒有說此事的發生時間，但何其芳在用切身體驗鼓勵賀興安投入巨大精力寫好學術論文，使其超不過、駁不倒、站得穩、立得住的用心，卻十分明顯和殷切。指導劉建軍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劉建軍對論文導師何其芳也懷著一種崇敬心理。他對何其芳的總體印象是:“何其芳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在對我班同學的多次講話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但他循循善誘地要我們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重視第一手資料，從實證出發，切忌空頭理論。他的詩人氣質很重，講話感情色彩鮮明，有時激動得說不出話?！碧岬胶纹浞紝λ厴I論文的寫作輔導，他滿懷欽敬地說:我向他匯報論文提綱時，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蘇聯一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他認為這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有些無限擴大。也不太認同我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但他始終沒有要求我改變觀點，他的看法只供我參考。第二次談論文時，他同意我關于《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的說法，認為我的論述成立。此事當時對我震動很大，一位理論權威，與一位年輕學子平等商討，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令人敬仰。①劉建軍的論文選題是“《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這里他簡要記述了何其芳的兩次輔導情況:第一次是修改論文提綱，何其芳對引進的域外“藝術結構理論”持存疑鑒別態度，因其大而無當“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將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傳授給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紅學界已經有了“《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評論觀點，但何其芳歷來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兩個封建家庭”②，因此對劉建軍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不太認同”。但是，這兩個“不太同意”，只供劉建軍“參考”，并不要求論者(學生)“改變觀點”。第二次是肯定論文的“論述成立”。論點、論據通過論證過程才形成論述，形成論文。也許在兩次輔導之間，劉建軍在沒有“改變觀點”的情況下，部分接受了導師的意見，使論述趨向合理與完善，使何其芳轉而“同意”他的“說法”?！罢撌龀闪ⅰ币簿褪钦撐目傮w上合乎寫作要求，達到了畢業水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建軍在何其芳輔導過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指導李希賢典型問題畢業論文的寫作李希賢1959年夏季在湖北漢口參加“考研”筆試時，面對試卷中的一道“典型”試題，有過交白卷的尷尬。錄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時刻牢記自己這個“軟肋”和“跟頭”，特別“注重文藝學中的典型問題”。他也因此在臨近畢業選擇論文題目時，確定以研究“典型問題”為方向———這也與何其芳倡導“典型共名說”的影響有關。他自以為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但是，他的撰著畢業論文之路也還是不順暢，甚至一波三折，屢遭坎坷。他回憶幾次到何宅談論選題時說: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覅R報所作的準備時，何主任靜心地聽著。我又試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導師沒有笑，沒有責備，心平氣和地說:“寫專著，當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現在，只要你寫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痹诳蒲猩仙形吹翘萌胧业奈?，頓時心緒紊亂，“典型”在腦海中飛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開導我:可以選典型理論中的一兩個問題，也可以從典型創造類別中選題，還可以從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頭緒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談阿Q典型。論題定后，我環繞論題鉆研材料、準備提綱、撰寫初稿。當我倆(指與賀興安———引者注)上門聽取對初稿的意見時，何主任依然先對賀后對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談式地發表意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讀時只想瞌睡”。他透過鏡片，注視著我，見我滿臉緋紅，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睂ξ倚形闹械谋撞?，導師來了個一針見血!……臨到論文能否定稿通過時，我的心緒宛如面對法庭。他翻完《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文稿后，對此文只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這樣?！薄颐摽诙?“何主任，我的論文能不能在《文學研究》上發表?”他回答:“要發表?那還不容易，我簽個字就行?！蓖Ａ送?，接著說:你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時，謄正寄給我。他是《文學研究》雜志的主編，由他簽署意見，在刊物上發表他門生的論文，顯然“容易”辦到。他不這樣做，還指明要鎖過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當時我就懂得，他這樣說，他要我這樣做，實則是對我的指引、對我的鞭策、激勵和期盼。我理應如是為之。①何其芳指導畢業論文《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的寫作，針對學員研究和寫作上的薄弱環節，可謂處處把關，歩步緊逼:選題不準確，他糾正后連續指出三個“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并用“我讀時只想瞌睡”的話形容其沉悶不靈動;定稿雖然體現了作者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寫作水平，但還是令人不滿足，何其芳建議暫不發表，“鎖進抽屜”。怎樣才能把這篇論文修改好，何其芳給出的辦法是，“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說要“冷處理”，放一放，悟一悟，獲得新的認知，一改再改，反復打磨，使其躍進升華。這是通達研究甘苦之語，懂得寫作三昧之言。這體現了何其芳指導論文寫作的另一種風格:所謂“嚴師出高徒”!李希賢對此十分理解和服膺。嚴師的教誨幾乎影響了他后半生的教學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指導黃澤新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內容較多，下面設專節來介紹。

二、“論文中主要觀點應當是自己發現的”

黃澤新的論題是《〈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何其芳先生“當時正值盛年，充滿熱情與活力”。他“親自為同學輔導論文”?！八闹v話如同他的詩文，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閃爍著真知灼見，每次講話都給我們很多啟迪?！薄拔疫@里所記的，除了第一次有幾點共同性的指導意見外，其余全是對我的研究論文的指導意見?！雹冱S澤新與劉建軍為一組。何其芳第一次輔導談話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講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導意見”:我先說說寫研究論文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要寫提綱。寫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綱，寫長篇論文，尤其是論述復雜問題的長篇論文，一定要寫提綱。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結構完整而周密，說理性很強。我們恐怕很難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綱在寫作實踐中還要反復修改，盡量使論文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第二，把思想變成文章，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還可以使思想更準確、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認真考慮。論文的文字要講究。不要用隨便拾來的語言，要用經過思考的語言。要培養對語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講究的語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講究的語言，要善于區分。寫得太輕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勞動來完成這篇論文。第三，寫成初稿后，要認真地仔細地反復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動手抄，才經得起考驗。自己不耐煩抄，還有發表的價值嗎?隨后，何其芳就《紅樓夢》的研究課題，談了幾點意見:研究《紅樓夢》，首先要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為什么《紅樓夢》在那個時代產生?包括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傳統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會背景是文藝作品的根。不論你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賈府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坐吃山空”。我覺得這個看法，講得不夠太深。應當從時代背景的諸多因素中探討賈府衰敗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閱讀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資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從材料中來。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是自己發現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復看，反復研究。這一次，先談到這里吧!下一次你們談談個人論文的提綱，我再說說具體意見。首次談話，是說給黃澤新與劉建軍兩個人的。就紅學畢業論文的總體要求，何其芳強調三點:“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這恰恰是最基礎、最要害的法則。依據指導老師的要求，黃澤新開始考慮“論文的提綱”。他最初的論文題目是《論〈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后來改為《〈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的思路是:魯迅先生說過“自有《紅樓夢》出現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畢業論文的主旨就是具體闡述這個“打破”，這就有必要從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為此，他著重地研究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與《紅樓夢》作具體的比較，找出《紅樓夢》究竟繼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寫出一份兩千多字的提綱。第二次輔導談話的時間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聽取了黃澤新的立意構想后，翻看了兩遍提綱，然后說:思路可以，條理也比較清晰。不過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關于人物的階級性與典型性的問題，有人主張階級性是人物的本質，甚至認為一個階級只有一個典型。可是為什么某個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夠抽出來用在其他階級人們的身上?一種解釋是借用，另一種解釋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諱癩子，不能說這是從統治階級來的;排斥異端則可能是從統治階級來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忌諱，各有什么特點?考慮問題盡可能從實際出發。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學、辯證。劉姥姥流行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進大觀園，因無知而鬧了許多笑話;二是幫閑。過去，我們叫吳稚輝為劉姥姥，就是譏諷他是個幫閑。流行的這兩點對劉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劉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對于賈寶玉，流行的看法是愛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東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誤導，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還需要強調一下，評價形象的意義也好，評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好，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搞具體的東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斷。不要先有了論點，然后再在作品找有關的現象證明。現象是復雜的，不同的論點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作例證。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研究論文要寫得準確、鮮明、突出。要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藝術上的特點，找出它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我們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拿心理描寫來說，托爾斯泰寫人物心理很細致，著重過程，但故事進行太慢，比較沉悶?！都t樓夢》的心理描寫也很細，但和生活一樣，并不慢，這就是發展創造，充分顯示了我國古典小說心理描寫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這次輔導也是黃澤新、劉建軍小組兩人同時聽講。但是，這里只記錄下何其芳對黃澤新論文提綱修改充實“進一步思考”的意見。這些意見最為可貴的是強調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的;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樣，畢業論文才能有創見，有高度，有價值。接受第二次輔導以后，黃澤新動手草擬初稿。一個半月以后，他將稿子交給何其芳審讀。6月2日，導師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點到家去，談談對初稿的意見。第三次輔導談話于6月3日9點準時開始。何其芳拿出論文初稿放在茶幾上，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看了，大體上可以，不過，還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對問題分析得比較細致，但是理論概括不夠。文章談的是人物塑造問題，對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應該有所強調。另外，《紅樓夢》“打破傳統寫法”的意義和價值，也需要進行充分的理論闡述。2.文章著重講了《紅樓夢》對傳統藝術表現方法的突破與超越，繼承講得不夠。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金瓶梅》藝術特點的概括不夠完全恰當。當然，藝術分析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難的，越是困難越需要認真、細心，盡量使我們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實際。3.環境描寫，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人物的居住場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例如《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寺院里，崔鶯鶯、張生與紅娘的性格與環境有什么關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第三次談話，核心問題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個問題:“理論概括不夠”“繼承講得不夠”“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同時，也輔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黃澤新用近兩周時間將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輔導何其芳變更了面談方式，而是采取書面筆談的辦法，把他的意見寫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頁上，于6月22日將稿子讓人送還給黃澤新。何其芳用紅鉛筆在稿子上寫的意見如下:6.文字還不夠準確、講究，有些名詞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動細節”“表現傳統”;3.講《紅樓夢》以前小說在寫人物上的區別和特色還是要講得更恰當一些、更符合事實一些，《三國》《水滸》也并非完全沒有細節描寫，《水滸》就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過一件事寫一兩個人物。繼承方面似講得不夠;1.有對塑造人物問題的概括性的理論性的論述，可是只有細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與理論的高度;4.心理描寫一節似舉例過多;5.環境描寫一節中寫風一例似與塑造人物無關;2.結束語未能把前面三節總結起來。①何其芳為何把所寫意見的序號標為“6、3、1、4、5、2”呢?黃澤新推測:何先生隨看隨記，沒標序號，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據內容編列了序號。除上面所寫的具體意見以外，何其芳還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標點符號，共修改了十四處。這六條修改意見，還是為了使前幾次的輔導內容得到貫徹，四腳落地。第四次書面輔導，表面看，意見零零碎碎，對論文修修補補;細品味，一則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費苦心，二則說明論文基本完成，小動微調就可以定稿。黃澤新“文研班”紅學畢業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是新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的首篇紅學畢業論文。這也表明，何其芳的紅學實踐活動中，又有一項開創性的業績。更令人慶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輔導這篇論文的全部意見被黃澤新原汁原味地記載、保存并公布出來，其中包含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如何評論《紅樓夢》、如何撰寫紅學論文等豐富思想和經驗。黃澤新當年親聆教誨，對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風化雨，幾十年后回憶及此仍感慨萬千，他寫道:“通過輔導論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熱心、耐心與細心，感受到了他對培養學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從不輕易地說一句贊美你的話，然而卻處處感受到他對你的關心、呵護和激勵。我崇敬先生的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誨之恩?！雹?/p>

2008年5月，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召開的國際敘事學會議上，設置了一個特別工作坊，中心議題為“敘事理論教學:素材、情景、要素、媒介和接面”(TeachingNarrativeTheory:Materials，Situations，Elements，Media＆Interfaces)。這是國際敘事學研究協會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年會上專門以“工作坊”的形式就敘事理論教學論題展開研討，幾乎吸引了參加本次年會的所有代表，反響甚大。該工作坊的討論基礎是即將交付MLA出版的《敘事理論教學》(TeachingNarrativeTheory)一書，編者是當今西方敘事學界的三位重量級學者戴維•赫爾曼、詹姆斯•費倫和布萊恩•麥克黑爾。在充分吸納和消化參會代表的意見與建議后，該書于2010年底正式出版，再度引起了西方敘事學界的高度關注。   為什么會在敘事學發軔將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敘事理論的教學問題被提上議程呢?“敘事轉向”以及敘事學自身的“后經典轉向”是其主導原因。按照編者們的話來說:“日益增長的跨學科、跨文類、跨媒介的敘事興趣以及研究故事的多元方法，產生了一個聚焦于在高等院校講授敘事和敘事理論的綜合性資源的需求”(2)。①眾所周知，進入新世紀之后，敘事學研究持續升溫，牢固樹立了其在文學領域的顯要地位。各種關于敘事學的研究機構和協會相繼成立，發表敘事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期刊和叢書逐年增多，專門從事敘事學研究的學者隊伍也在不斷壯大。在學術繁榮現象的背后，學者們未雨綢繆，思考著如何進一步普及推廣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培養敘事學研究的后備人才，并為此付諸實踐，做出了許多難能可貴的努力。西方學界一方面出版了包括《敘事學詞典》(1987/2003)、《敘事學手冊》(2008)、《敘事理論百科全書》(2005/2008)等在內的工具書，試圖消除術語概念帶來的困難，另一方面積極地將敘事理論引入大學講堂，吸引青年學子。如何讓學生更好地學習敘事理論?敘事學教材無疑是一個重要參照。近年來，西方學界問世了一系列頗有建設性的敘事學教材，如H．波特•阿博特的《劍橋敘事導論》(2002/2008)、戴維•赫爾曼的《劍橋敘事指南》、里克•奧特曼的《敘事理論》(2008)、安斯加爾•紐寧和比吉特•諾依曼的《敘事虛構作品研究導論》(2008)、莫妮卡•弗魯德尼克的《敘事學導論》(2009)、沃爾夫•施密特的《敘事學引論》(2010)等。   但怎樣讓教師們更有效地講授敘事理論?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得到較好的回答。在這種背景下，“現代語言協會”(MLA)委托赫爾曼、費倫、麥克黑爾擔任主編，邀請20位來自不同領域的杰出學者圍繞敘事理論教學撰寫論文，其最終成果便是《敘事理論教學》一書?？v覽全書，不難發現，該書大致具有如下四個鮮明特點。   第一，內容豐富、視野開闊。除“導論”外，《敘事理論教學》主要包括四大部分內容，涉及包括文學在內的多個學科領域的敘事教學。第一部分“情境”(situations)共由八篇文章組成，分別涉及本科生的文學課程、研究生的文學理論課程、研究生的敘事理論課程。更重要的是，這一部分還涉及了學者們如何在非文學專業的課堂上講授敘事理論，即如何實現敘事理論的“課程跨越”(acrossthecurriculum)，如“修辭與寫作”、“創造性寫作”、“民俗學和人種學”、“歷史與歷史學”、“圖像－文本研究”等。第二部分“要素”(elements)共由五篇文章組成，主要涉及敘事理論家如何在課堂上講授敘事學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要素，如情節、故事、敘事進程、時間、空間、故事世界、聲音、視角、人物與人物刻畫等。第三部分“文類與媒介”(genresandmedia)共由四篇文章組成，主要涉及相關學者如何把敘事理論引入通俗文類、電影、視覺文化和數字媒介課堂的教學。最后一部分為“接面”(interfaces)主要涉及學者們如何在課堂上將敘事理論和性別、種族、倫理、意識形態等融為一體。   第二，目標明晰、重點突出。在過去十多年間，敘事學與話語分析、性別研究、視覺文化研究、認知科學、哲學、社會學、醫學、人工智能等多種學科展開對話，其結果一方面使得敘事學進入這些相鄰學科領域，擴大了敘事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豐富了敘事學自身的理論和分析框架，為敘事學的發展增添了活力。與此種對話情形不同，“敘事理論及其命題、概念等如何在課堂上發揮作用”的研究就顯得有所欠缺(4)。由是觀之，《敘事理論教學》一書主要面向講授敘事理論的教師，其焦點在于“敘事學領域的核心概念如何可以影響多種學科情景和不同層面的教學實踐”。更具體地說，編者們希望該書可以“幫助所有領域、所有層面的教師反思敘事理論的教學，更多地了解他人的教學實踐”(5)。實際上，在“導論”中，編者們向從事敘事理論教學的教師提出三個核心教學目標，即轉化(translation)、合法化(justific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所謂“轉化”的第一個方面指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無論處于何種層次上的學生都要掌握對術語概念的基本理解，如“零聚焦”(zerofocalization)、“人物敘述情景”(figuralnarrativesituation)、“指示轉換”(deicticshift)、“行動者”(actant)、“外敘事層次上的同質敘述”(extradiegetic－homodiegeticnarration)、“元敘事”(metalepsis)，以及“情節編織”(emplotment)等。其次，學生要掌握在闡釋實踐中運用這些或其它術語概念的能力。“轉化”的第二個方面，即涉及在實踐中運用一些新術語和新概念。正如在其它學科和教學領域中一樣，“轉化”與“合法化”是教學實踐中兩個相互交織的方面。成功的轉化要求教師不僅向學生展示敘事理論思想的存在，而且更要展示敘事理論思想所帶來的闡釋價值與分析價值。在研究生層次上，這一挑戰走出了轉化核心術語和概念、展示其闡釋力量的范疇。同時，教師還面臨著另外一重任務，即讓高水平的學生把敘事理論中的思想整合進他們日漸增多的闡釋方法、職業發展的策略、以及他們自己作為教師的教學實踐中。尤其是在研究生課堂上，教師的責任在于向學生展示敘事理論的理念如何可以成為他們日常所接受的專業學術訓練的一部分(6－7)。#p#分頁標題#e#   第三，學術層次高、質量上乘?！稊⑹吕碚摻虒W》瞄準學術質量的高層次，無論是編者還是每個章節的作者都是各自領域的權威人物。該書的三位編者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敘事研究所”(ProjectNarrative)的核心成員赫爾曼、費倫、麥克黑爾。該研究機構于2006年成立，其主要任務之一就在于“提升學科研究的現狀，促進敘事研究領域的教學”。正如編者們所解釋的那樣，“研究所試圖開發一系列的創新課程，包括跨學科的本科生輔修專業和研究生專業領域課程。這些行動計劃讓編者們在更大范圍內思考這個領域教學的核心論題:需要教什么，以及在聚焦于敘事和敘事理論的不同課堂上怎么教的問題”(5)。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敘事理論教學》也是他們從事敘事理論研究和教學探索的必然結果。   《敘事理論教學》的首席主編赫爾曼是后經典敘事學的首倡者，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杰出人文教授，敘事研究所創始所長，兼任《故事世界:敘事理論學刊》雜志主編和《敘事前沿》叢書主編;費倫是修辭敘事學的代表人物，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校級杰出教授，敘事研究所第二任所長，國際敘事研究協會會刊《敘事》雜志主編、《敘事理論與闡釋》叢書首席主編;麥克黑爾是國際知名的后現代敘事理論專家，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杰出人文教授、《今日詩學》雜志的前主編。他們都是當今敘事學界聲名顯赫的人物，并擁有長期編輯學術期刊，從事敘事學研究與教學的豐富經驗。《敘事理論教學》一書由他們三位擔綱主編，既保證該書的權威性，也保證了約稿的高層次。編者們邀請了20位知名學者就各自最擅長的領域撰寫論文，如由布萊恩•理查森撰寫“故事、情節與敘事進程”一章;由蘇珊尼•基恩撰寫“本科生文學課堂”一章;由瑪麗蓮•郝什撰寫“視覺文化”一章;由羅賓•沃霍爾撰寫“性別”一章，等等。章節作者精雕細琢、數易其稿，主編從質量上的嚴格把關，保障了《敘事理論教學》高超的學術水準。MLA“教學選項”(OptionsforTeaching)系列叢書選中該書，就是對其質量的一個充分肯定。   第四，使用便利、實用性強。正如編者們在“導論”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本書的對象是敘事理論有著不同興趣的教師”(12)，因此不同的教師可以有選擇性地閱讀使用不同的章節。譬如，講授文學的教師可以閱讀第一部分的前三篇文章以及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內容;講授比較媒介研究的教師可以閱讀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內容，對于跨學科授課的教師可以閱讀第一部分。此外，在每個章節的后面，不僅附有較為詳盡的參考文獻，而且還有一定數量的相關建議書目，以便感興趣的教師進一步閱讀參考。書后還附有長達二十頁的“術語匯編”，收錄包含了“人物”、“話語”、“聚焦”、“隱含作者”、“意識形態”、“敘事性”等在內的150個敘事學術語，為讀者提供了查閱的便利。   《敘事理論教學》每個章節的作者都是從教多年，擁有豐富的課堂教學經驗的學者型教師。他們充分依托自己在課堂上的實際經驗，毫不吝惜地展呈了課堂設計、教學內容、教學素材、教學步驟、學生反饋以及相應的教學效果等，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譬如，在“聲音;或作者、敘述者和讀者”這一章節，費倫闡述了講授“聲音”的幾個關鍵問題，如誰說?誰聽?說話的方式中隱含了什么價值?在費倫看來，講授“聲音”意味著檢驗“形式、意識形態、政治和倫理之間的相互關系”(137)。在更大層面上來說，費倫在講授這個概念時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與學生共同探討這些相互關系的本質和效果;其二、讓學生了解敘事理論是一個動態的、演進的、對敘事藝術家做出反應的活動。費倫所采用的素材是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以及弗蘭克•奧康納的《我的俄狄浦斯情結》。最開始，費倫讓學生閱讀這樣的文本，從而讓他們對“聲音”有一定的直觀感受。接著，費倫開始引入巴赫金的語言雜多理論，讓學生了解聲音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費倫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不時引入隱含作者、不可靠敘述、視角等概念辨析敘事文本中的聲音及其內涵。更重要的是，費倫還從自己的教學方式中獲得教益，并不斷對其做出反思改進，實現教學與研究之間的良性循環。他說:“我發現講授聲音使我意識到我努力編排敘事、理論、學生和我之間的多重聲音的倫理。我從經驗中的得知，當我能夠確定地用‘是我’來偶爾回答‘誰在課堂上說?’但一直可以用它來回答‘誰在課堂上聽?’問題的時，我就把聲音教得更好”(149)。   在“導論”的結尾，編者們衷心希望“本書可以給每一個對許多不同形式的敘事教學感興趣的人有所幫助，也希望本書能夠激發人們對這個發展迅速的研究領域產生更多興趣。對于老練的教師以及那些還沒有把敘事概念引入課堂的人，我們有幸從教學大師們那里汲取的經驗應該可以為敘事理論教學提供一些非常豐富的選擇”(13)。這也是筆者的希望。有理由堅信:敘事學事業一定會因該書而得到持久的發展動力。

【摘要】以開設本科信息安全專業的16所高校為樣本，采用文本分析和多元統計的方法，從學分要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和實踐教學環節比較研究了高校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的設置。研究發現高校在學分要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和實踐教學環節開設上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可為信息安全專業學生和高校充實和完善其課程提供借鑒。

【關鍵詞】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設置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個人生活、企業和政府工作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信息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成為個人、企業和政府均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面對社會對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部分高校也設置了信息安全專業。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究，如信息安全模型設計（左高等，2016；林顯寧，2017）[1-2]、區塊鏈的信息安全技術研究（丁慶洋等，2018；丁偉等，2018）[3-4]、信息安全評估方法（付淳川等，2017；高志方等，2017）等[5-6]。二是信息安全行為的研究，如信息安全管理投入意愿研究（朱光等，2018）[7]、信息安全違規行為研究（甄杰等，2018；房琦等，2016）[8-9]、個人信息安全行為研究（張曉娟、李貞貞，2018）[10]等。三是信息安全專業某門課程建設的研究，如信息安全實驗課程的探索（孟魁等，2014；董飛、聶秀山，2015；吳淮等，2018）[11-13]、網絡信息安全課程教學改革研究（吉星、王秉政，2010）[14]。四是信息安全專業的課程體系研究，張煥國等（2004）在探討了設立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必要性后，介紹了武漢大學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辦學思路和課程體系[15]；張愛新等（2009）針對信息安全的專業特點及人才培養特點，提出了分層次、立體化的課程體系理念，介紹了上海交通大學信息安全本科專業課程體系設置[16]。綜觀現有研究，尚缺乏對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設置的系統比較研究。本文運用網絡調查法和統計方法，比較研究國內高校信息安全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及差異，以期為信息安全專業學生和高校充實和完善其課程提供借鑒。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通過訪問陽光高招網站獲得開設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985、211高校，確定了調查高校；訪問被調查高校開設信息安全學院主頁，在其主頁下的本科培養欄目獲取信息安全本科專業“培養方案”或“課程設置”；剔除無數據的985、211高校，共獲得了16所樣本高校數據，具體高校及所在學院見表1。從表1看信息安全本科專業主要設置在計算機、信息和網絡類學院。

二、信息安全專業學分要求比較

從樣本高校信息安全專業總學分看，總學分要求在145-193學分之間，總學分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財經大學，總學分要求最高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必修課程學分由公共必修、學科基礎必修和專業必修學分構成，樣本高校必修學分要求在89-137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湖南大學，要求最高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從公共必修要求學分看，公共必修學分要求在28-69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要求最高的是西北工業大學；從學科基礎必修要求學分看，要求在27-58.5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財經大學，要求最高的是福州大學；從專業必修要求學分看，要求在5-41學分之間，專業必修要求最低的是華南理工大學，僅為5學分，要求最高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為41學分。從個性選修課程學分看，要求在28-69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福州大學，為14學分，要求最高的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46學分，說明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更注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從實踐教學環節學分看，要求在8-54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僅為8學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國礦業大學，54學分。

作者：趙葉珠 陳志偉 李月華 單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廈門演藝職業學院

女性學(women’sstudies)作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性解放運動,是婦女運動在學術上的集中體現,并在美國高校最先出現,迄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美國女性學的誕生與機制化過程既是美國婦女運動在學術界的滲透和延續,也是學術界對女性主義的吸納、繼承與發展。美國女性學學科機制化過程經歷了三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發展階段,即以機構建設推動人才培養、以人才培養推動課程建設和以“機構設置—人才培養—課程建設”的互動推動學科發展。本論文將探討這一過程發生的路徑、特點及其對中國女性學學科發展的啟示。

一、以機構建設推動人才培養

美國女性學研究機構的設置主要有院校和國家兩個層面。在人才培養方面以院校層面的組織和機構為主,國家層面的組織則對女性學研究起著重要的協調和信息溝通的作用,兩者都為女性學科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高校女性學系所、女性學中心的建立

1960年,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院長由瑪麗•邦廷擔任,這是戰后拉德克利夫學院的第一位女院長?，旣?bull;邦廷曾任魯特格斯大學道格拉斯學院院長,是一位科學家。她常常譴責不尊重女性、忽視女性成就的社會現象和行為。為此,她到任后不久便在學院里成立了美國第一個由女學者組成的女性研究中心———邦廷研究所[1]。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1970年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學院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女性學系(Women’sStudiesProgram———女性學項目)。該系首次開設了獨立的女性學專業,設置了獨立的女性學課程,擁有獨立的一套教學班子、專門的課程設置和運行經費,并建立了由19人組成的女性研究委員會來管理這一項目。女性學系的建立標志女性學作為實體進入高校教學體系,高校開始將女性學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來進行教學和研究。隨后,美國高校如康奈爾大學、馬里蘭大學、杜克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紛紛建立起女性學研究機構。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在美國以高校為基礎的女性學(包括社會性別學)機構至少有400所左右[2]。多數以女性學項目,或女性研究中心或女性學中心(Women’sStudiesCenter),或性別研究中心命名;有些高校則成立女性學系(Women’sStud-iesDepartment)。1995年,美國高校以女性學系(department)冠名的大約有20個,許多女性學項目隨后轉為系。因為“在大部分大學,資源(特別是教師名額)、獎勵和報酬都是按‘系’劃分的,提供資金的機構只知道‘系’和‘系’所擁有的決策權,‘系’是學科最合理的建制”[3]。高校女性學項目和女性學系是以教學為主的機構,主要負責女性學課程設置,并進行學位教育。此外,許多高校還建立了女性學研究機構,主要提供教學以外的服務和活動,如開展與女性相關的性別、社會、文化課題研究,并組織相關會議和講座等學術性工作。如斯坦福大學培養女性學專業人才的項目叫“女性主義研究項目”,也建有女性與性別研究機構,名為“米歇爾R•克雷蒙性別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研究機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機分校也設有女性學項目和女性研究中心;亞利桑那大學除了建立女性學系外,還建有西南女性研究所等等。表1為美國若干著名大學的女性研究機構設置的基本情況,這些機構均成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機構均由少量核心成員與數十名相關學科的人員構成,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層次的教育教學服務。

第一篇:英美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一、論文的來源，目的，意義，國內外概況和預測

2001年11月10日深夜,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無論按什么標準來撰寫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將會被列入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中國加入世界組織必將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梢哉f，中國加入世貿對中國絕大部分行業的發展是有利的，但有機遇同樣就會有挑戰，尤其是對中國農業的發展。目前，中國農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加入WTO，農業面臨一個新的國際環境，新階段新環境將把中國農業推向市場競爭的巔峰。論文百事通中國農業的市場競爭會由國內競爭轉向國內國際雙重競爭，農業資源也會由國內配置轉向國內國際雙重配置。中國入世，綠色壁壘逐步取代了關稅和配額，成為我國農產品出口面臨的最大障礙。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農業如何應對將會是一個亟待做出抉擇的問題。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WTO規則和機制來保護和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鑒于此，我選擇了中國加入WTO后的外貿研究這個論文課題，希望通過自己論文寫作的過程，來加深對WTO的了解。

二、有關論文課題調查和研究情況，預計論文達到的目的，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段提高，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得到了人們普遍的關注。經濟、科技、社會、人口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已經得到各國的公認。消費觀轉向對提高生活質量的要求，人們不僅要提高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生活質量，當然包括環境質量。然而，為了保護環境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包含貿易手段，所以環境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國際貿易。發達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紛紛筑起綠色壁壘。我國農業遭到了嚴重的打擊，損失極大。如何面對綠色壁壘?怎樣發展我國的農業?這是我國現在發展階段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第二篇:英美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一、選題的意義和研究現狀

［摘要］“一帶一路”建設為加強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強大的動力，中國的設計教育發展與國際交流，搭建起中國藝術與設計走出去的傳播橋梁。對比研究了國內外室內設計專業在課堂教學和其模型材料工作室的發展，開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使學生在理解教師跨專業背景和創作思路的基礎上，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到作品創作中，讓學生受益匪淺。這種先進的教學模式值得中國高校嘗試和引進。

［關鍵詞］“一帶一路”；環境設計；創造性思維；教學創新模式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其中“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非常廣泛。“一帶一路”建設為加強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強大的動力，教育交流合作成果豐碩，同時“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也要靠人文交流特別是教育合作作為重要依托，建設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的“一帶一路”，教育交流合作大有可為。中國正與沿線各國一道共同構建多元化教育合作機制，全力打造“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中國的設計教育發展與國際交流，搭建起中國藝術與設計走出去的傳播橋梁。環境設計作為全球共通的文化語言，視覺沖擊力可以跨越語言的障礙，讓世界更容易讀懂中國文化精髓。本課題的研究內容包括：中外環境設計課程設置比較分析以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結構設計與景觀規劃學院（簡稱MSU）建筑與室內設計專業和國內某設計學院的環境設計專業為例，在學習氛圍、本科教育、單元體系、研究生院、團隊合作等方面進行比較與研究。（1）在課程設置上進行對比分析。（2）中外環境設計教學形態比較分析：研究西方理論教學、工作室教學、獨立研究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東方低年級基礎理論教學，高年級專業工作室教學的形式的借鑒與創新。（3）中外創造性教學的對比：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進行創造性的工作和研究，記錄感受在課堂中根據有趣的課題分組討論，結合豐富的教學形式進行闡述與教學方法的研究。美國的藝術學院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模仿歐洲的教學模式。這些學院在建校之初基本借鑒了歐洲的學院式教學模式和藝術風格，因此，其發展經歷了借鑒歐洲古典美術學院的教學模式、德國包豪斯學院的現代藝術教學模式、當代藝術教學模式的過程。雖然美國的藝術學院建立比較晚，但在現代藝術教學方面比歐洲更加完善。180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建立第一所藝術學院———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1877年，建立羅德島設計學院等。1904年，紐約實用美術學校開設了第一門環境設計課程，主要教授室內設計陳設和家具設計。這一時期，美國室內設計的代表人物艾爾莎（ElsiedeWolte，1865—1950）出版了第一本有關室內設計的著作，她也被稱為美國室內設計的先驅。1931年，美國著名建筑設計師賴特提出了“建筑—家具—室內”一體化的概念。1950年，“景觀化的室內空間”理念由德國傳入美國，從此室內設計不僅僅是室內空間的裝飾美化，還涉及環境行為學、環境心理學、材料學等多學科交叉的領域。1960年，室內設計成為一項從專業教育、資格考試到營業執照的行業系統。20世紀90年代，美國有關保障殘疾人的法律頒布，設計開始為殘疾人服務，無障礙設計也成為教學內容，并建立了經營條例和施工規范。2000年以后，美國更注重對安全、輕型材料以及綠色環保可再生材料的選擇和運用，在建筑與環境設計上集中研究綠色設計、可持續設計以及針對老年人居住環境的關懷設計。中國的環境設計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央美術學院的工藝美術系（現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開設的室內裝飾系，開創了最早的中國室內設計高等教育的先河。20世紀60年代，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培養出第一代環境設計、室內裝飾界的專家如張綺曼、楊建寧、柳冠中等。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廣大綜合類大學開始開設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隨著專業的不斷發展，環境設計專業開始細分成景觀設計、城市規劃設計、室內設計等不同的方向，并結合多媒體、數字化教學在跨學科領域有了更加多元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一、中美環境設計課程設置比較分析

下面就以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結構設計與景觀規劃學院（簡稱MSU）建筑與室內設計專業和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簡稱NUA）的環境設計專業為例，在課程設置上進行對比分析。第一學年：MSU為設計基礎、建筑圖像藝術表現、環境行為學、繪畫基礎、室內設計導論。NUA為設計基礎一、設計基礎二、設計基礎三、中國美術史、外國美術史。第二學年：MSU為視覺表現Ⅰ&Ⅱ、室內建筑Ⅰ&Ⅱ、設計史Ⅰ&Ⅱ、室內裝飾材料與家具、色彩理論、設計概論。NUA為室內設計導論、環境設計表現、環藝模型、建筑設計一、室內空間設計一、家具設計。第三學年：MSU為室內建筑、建筑室內設計、作品展示與表現、設計深化。NUA為人體工程學、建筑設計二、展示空間設計、材料構造與創作、室內空間設計二。第四學年：MSU為室內建筑Ⅳ、環境營造與文化、畢業論文、深度設計。NUA為實驗性設計、主題性設計、畢業設計專題。由以上比較可以看出：（1）美國的大學課程設置前后聯系較緊密，圍繞同一個專業或主題層層深入；中國大學的課程設置相對獨立，每一門課程都有自己獨立的主題，前后沒有必然的聯系。（2）美國的大學更重視思維與邏輯性的訓練，課程以鍛煉學生獨立研究和思考為主旨，中國的大學更注重基礎技法和基礎理論的學習。（3）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在課程設置上，美國的大學層層深入，在課程的深度上處于層層遞進的關系；中國的大學在課程的廣泛度、種類上比較多，同一學年大多數處于同一難度的并列課程。（5）美國的室內設計專業一般為5年，而中國的學制一般為4年。

二、中美環境設計教學形態比較分析

（一）密歇根州立大學：理論教學、工作室教學、獨立研究相結合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尤其是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是與整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眼花繚亂的轉型一脈相承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和建設的“泥濘的坦途”中，董學文先生是一位頗具特色、頗不尋常的學者。他充滿著獨特的理論個性，其理論其思想寂寞而精彩，與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時代脈搏共振，卻又始終存在觀察的距離和批判的張力。他用心血與生命去書寫他的這個時代，他又用他的赤誠、單純、質樸和熱烈的信仰，執著得近乎偏執地去守護那個美好的“麥田”，那份越是遠離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學術生命中，在他的理論耕耘中，始終“表現出一種了不起的理論勇氣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帶著清醒的學派意識和學科建設意識，以一種始終如一的理論定力和鮮明的理論指向，實踐著對理想形態的文學理論的追求”[1]。   一、“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與思想解放   學界在回望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歷史變遷時，常常會強調文學“主體性”問題以及文學“審美”問題等對于突破之前“文藝—政治”理論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義。這固然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理論突破卻并不是由此開始的，甚至可以說，這些理論的出現本身就是前期文學理論變革的一個繼承或者變種。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結束之后，人們面對社會和人的內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問題成為當時時代的最大課題。更進一步說，如何認識“”中人性的泯滅與集體的瘋狂，認識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認識人的多樣性需要和欲望的正當性等問題，也逐漸被學界所關注。   但是“，”的理論遺產顯然已經沒有話語力量來闡述這些復雜問題，而當時的社會現實也并沒有一種寬松的環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討論。因此，學界主要從“回歸馬克思”、“重讀馬克思”，通過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的思想精髓來達到對現實歷史的批判，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溫故知新中去比較和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與失誤，而不是從外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批判，因而出現新一輪“馬克思熱”。通過這種新的解讀，來解放被窒息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闡釋效力，而西方的“主體性”理論、“審美”理論，顯然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   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和現實要求中，董學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學人，走上了理論的舞臺。他們在與時代的互動下，開啟了關于中國新時代文學理論和美學的反思與建構。以“重讀馬克思”的方式來反對僵化的文論格局，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理論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的理論選擇。這種選擇是針對之前現實社會與文化中存在著的某種“離開”馬克思（這里指離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精神與方法）的現象而提出，它試圖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時期伊始，文學創作與理論相互發現、相互應和。文學打著“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重新起步，以《傷痕》、《班主任》為開端的“傷痕文學”，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開始恢復。與文學創作并行的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從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謬論，轉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一文學觀念x，恢復現實主義真實性文學觀，使文學自身特征和規律得到重視。在這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文藝的“形象思維”問題，便不只是兩個簡單的理論命題，而是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論抓手，承擔的是文藝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這里的思想資源自然是來自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新解讀與闡釋，雖然這一過程并不長，但其中蘊含著老中青學者在那樣一個歷史破冰過程的所有艱辛與激動。   作為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董學文先生，敏銳地感受到時代大潮的涌動，早在1978年他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深入闡發來考察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發表了論文《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現實》（《解放軍報》，1978），隨后又相繼發表了《恩格斯怎樣看待文藝的真實性》（《中國社會科學》，1981）、《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文學知識》，1981）等重要論文，并不斷從多個角度，諸如悲劇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形象思維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等方面，繼續深挖經典作家的這些重要思想，陸續發表《也談形象思維》（《北京大學學報》，1979）、《談談馬克思恩格斯的悲劇觀》（《光明日報》，1979）、《論悲劇沖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學學報》，1981）、《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問題》（《美學向導》，1982）等一系列文章，為長期僵化的“左”的文論話語注入了新鮮的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成分。   “撥亂反正”總歸要回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   因之“，重讀馬克思”和“回到馬克思”當然不能單單是回到書本，也不能是簡單地復述馬克思的原話，而是要有當代性，要背負時代一切優秀的思想成果，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視界歷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讀馬克思”，是要找尋更切實的理論起點、入口和方法，糾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誤，以新的科學和實踐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境界；“回到馬克思”，則是要像馬克思那樣超越“材料的堆積”階段，循著科學的方向，提出“自己的問題”和表述這一問題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創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論。這是所謂“回到”和“重讀”馬克思的本義所在。因此，正是遵循這種發展邏輯，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很快就打開了一片新的理論天地。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說，他被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學者之一。#p#分頁標題#e#   在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深入細讀過程中，董先生獲得了許多新的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創意味的觀念、范疇和命題。這突出體現在他的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形態、方法的描述中，體現在他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社會政治經濟為邏輯起點的研究范式的變革中，體現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討并在國內形成重要影響的“藝術生產論”、“馬克思考察藝術規律的方法論”、“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關系”等具體范疇和命題中。這些文章，后來于1983年結集成《馬克思與美學問題》一書。這是中國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論命題并沒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生根發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闡釋到今日也并沒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學文先生的理論探索隨著中國社會新的歷史發展而不斷前行，卻又始終擁有自己的“問題式”。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追求創新和突破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焦慮，追求新變和拓展成了時代的一個文化癥候。諸如，學界常說的所謂“文學觀念年”、“文藝方法論年”等，似乎一年一個主題，各種思潮和方法，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但對我國學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無論是科學的還是人文的，無論是來自發達資本主義的還是來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擁而至，令人目不暇給。董學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這一焦慮并且同樣在這樣的時代中努力參與翻譯、傳播、消化、吸收、創造的文化生產過程，他先后翻譯和編寫了多部西方美學、文論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x。仔細考察他所編譯的西方著作就會發現，他這里不是“饑不擇食”地隨意展開，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論建構的宗旨，這也就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為實現新的理論建構做準備。因此，在這一譯介國外理論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終比較集中于世界各國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的理解和建設上，無論其是來自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還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其是科學主義的還是人文主義的，有了一個基本的主旨和紅線，所有的思想的營養都是可以也是應該加以吸收的。   而這一主旨和邏輯紅線，恰恰是那樣一個“嗜新成癥”的時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來”的態度。   二、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建構   “回歸馬克思”也好，譯介國外的理論也罷，其本身都是在積蓄力量，本身還不構成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董學文先生的目的，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是為了闡釋不斷變化的文藝現實和時代提出的理論命題。也就是說，隨著時代的進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科學地尋求和選擇自身發展的生長點和突破口，這是根本的東西。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建構“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開始成為理論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這個風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學文先生。   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積極地對“當代形態”文藝理論建構本身進行呼吁和理論探求的學者之一；其二，他通過切實的學術研究大大地推進了這一進程的真正展開。進行符合中國當代現實文藝與社會需要的新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建設，這是董先生文藝思想發展的自然邏輯，也是這個時代向廣大文藝理論學者提出的時代命題。董先生是其中認真從理論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諸理論實踐的人。1987年，他較早提出要“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形態”[2]，希望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要從“經典形態”走向“當代形態”。隨后，這一命題在學術界引發廣泛的討論和爭鳴，時至今日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理論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董先生不斷地在豐富和深化自己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思考y。隨后這些思考被進一步地系統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論著作《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該書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進行歷史反思和“當代形態”的具體建設。在這部書中，他初步探討了“當代形態的宏觀設定”、“當代形態的理論依據”，以及包括“主旨論”、“生產論”、“直覺論”、“文本論”等在內的七個“當代形態的微觀展現”。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本著作的作者，把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高度”[3]。這部書，成為第一部直接探討這一具有時代挑戰性命題的重要著述，成為此后很多關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理論著述的重要思想資源。當然，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它關于“當代形態”文藝學的理論思考方面，至于“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的基本的體系框架、邏輯起點與方法論選擇、基本命題及其表達、核心概念與范疇等重要問題，在這里還沒有全面地展開。   “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把它落實在真正的理論實踐中又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董學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時隔十年，他從文學理論的暢想與豐富積累中進行了切實的理論實踐，并在實踐中日益明確自己的理想的文學理論形態，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藝學當代形態論》。這部著作，基于我國百年文藝理論發展的現實，深入揭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展成就、性質特征、價值與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嚴峻挑戰和現實難題，細密梳理、深入辨析了當今世界各種文藝和社會思潮及其影響，清晰闡釋了“當代形態”文藝學產生的邏輯和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明確提出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綜合”的時代，認為這個“綜合”也是一種創造，是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梢哉f，這個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綜合創新”的實驗與結晶。#p#分頁標題#e#   該書主要從以下幾條線索“綜合”各種思想資源，實現了新的理論的創生：一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構“當代形態”文藝學為明確目標，實現對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學和文藝學資源，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四是全面的文藝思潮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藝發展的歷史過程，尋找建構的思想資源以及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借鑒；五是展開對文藝學學科本身的理論反思，為創立科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在此前提下，作者通過對文藝本體論、審美的能動反映與主體建構、文學的價值生成與價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藝學基本問題的系統論述和對未來文學理論的發展、21世紀文學走向的展望，具體化了關于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藍圖，終于使得學界的理論暢想變為一次實實在在的理論實踐。正如有評論者所言，該著作“在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4]。   當我們今天重新回顧該著作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傾向，它不但是董學文先生文藝理論的一個未來發展維度，也是中國新世紀文學理論學科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就是該著作的清醒的科學意識和對科學形態文藝學的追求?；蛘哒f，這其中所呈現出的“當代形態”與“科學形態”之間的內在邏輯，這一點確乎明顯地有別于“過去形態”的中國文藝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極富科學精神和理論反思意識，譬如對于“當代形態”和“中國特色”關系的辨析，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概念作為“當代形態文藝學”邏輯起點的理論闡釋，對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原理基礎上以“綜合創新”作為方法論的判斷，都是在歷史與邏輯的結合處產生的思想風暴的產物。作者不是在一種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論思考、系統的邏輯安排，更是有著異常清醒的反思意識，力圖使所建構起來的“當代形態文藝學”能夠達到科學的高度，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作為文藝科學的本來面目。這也直接開啟了董學文先生在新世紀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科學性的反思和科學學派文學理論建設的努力。   三、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科學學派的建構   “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是一項沒有止境的宏偉事業。它沒有完成時，一切都處于正在進行時。   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設迎來了又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新時期以后的二十幾年時間，西方近兩個世紀的各種哲學與文藝思想一股腦地被引入中國；本土的古典文藝理論以及現代文藝理論傳統，也獲得深入研究與拓展，這些都為新世紀文藝理論的“綜合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與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進一步催生了我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迫切心態。更為重要的是，一批與新時期文學理論一同成長，作為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建設者和參與者的學者更加成熟，進入學術研究的高峰期。我覺得，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是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可以與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黃金時期。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新的階段，取得了更為豐碩的成果。   新世紀伊始，國內學界關于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開始初露端倪。董學文先生別開生面的《文學原理》教材的問世，進一步引發國內廣泛的討論。討論的內容，除了傳統的關于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文學本質、文學價值等問題外，還包括文學理論教材書寫與教材結構、文學理論的方法與文學知識的關系、文學理論的學科特點和性質、文學理論的學科定位、文學理論與文學現實的關系、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等等。《文學原理》一書，是作者基于對當前文學現實和理論現狀的問題意識和推進性研究態度，針對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新的闡釋，是一部呈現出理論“當代性”的著作。著者貫穿于全書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就是“接著說”，即不拘于陳說，不把研究變成他人理論的大拼盤，而是帶著問題意識，質疑、清除那些陳詞濫調，分析研究創作與理論現實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實現對難題的深入開掘，講求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對真問題的發見與闡釋，乃是理論的創造與生長點。該《文學原理》對許多文學基本問題，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討，抽絲剝繭式逐層追問“為什么”、“怎么樣”，著重分析這些基本觀點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中的闡釋效力，實現宏觀與微觀互動式研究，從而使一些糾纏不清的理論難題獲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終認為，理論研究需要個性和風格，有“屬我”的創造，方能有生命力。這部《原理》處處透射出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光輝，它以開放的心態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藝思想，在理解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話語的表述。這種表述不止于簡單轉述界說，而是針對新現實新問題的創造性運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機的轉化和科學的提升。這種融合之后的創新，根本上改變了學界研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為他人話語“跑馬場”、“觀點加例子”、缺乏主體性的弊病。我曾經講過“：可以說，這是一部站在現代學術前沿，密切結合文學現實，創造性吸收前人理論成果，具有‘自己說’與‘說自己’特色、原創性很強的‘綜合創新’之著，是我國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5]十一年過去了，現在反觀這部書，它確乎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的代表作，同時它所引發的關于文學理論學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隨后取得了豐富的果實，開拓出一個新的文學理論的生長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文學理論遭遇到的時代難題與現實挑戰來看，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急劇轉型，尤其是各種視覺圖像藝術的迅速普及和無所不在，以及互聯網等新興傳媒的迅速擴張，極大地沖擊并深刻地型塑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整個文化領域尤其是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 #p#分頁標題#e#   文學的未來命運如何？文學研究還有必要嗎？文學研究如果還能存在下去，那應探討些什么問題？文學或文學理論是否需要“擴容”、“越界”？“擴”些什么？“越”向哪里？學界關于這一討論十分熱烈。但是從總體上看，或者過于糾纏于大時代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強調文學理論應該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戰略轉移”為目標，提出各種各樣的“轉向論”。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來為文學理論的困境解圍?？墒?，誠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所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淪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的空疏淺薄。精神一旦為這些空疏淺薄的意見所占據，理性便不能追尋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沒有活動的余地。”[6]從這樣的哲學或理論的精神實質來看，文學理論學科在新世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固然可以從文學的邊緣化中找到根據，但是，學科內部知識的斷裂和整合應當還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時代的現實與審美文化語境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理論反思，對文學理論學科性質、功能、對象、研究方法和發展規律作本體性考察，研究解決“文學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何為”，如何看待這門學科的性質等根本問題，就成了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健康發展的前提性難題。   董學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銳地感受到這一時代問題，世紀之交前后就已經開始對這些問題做具有“元理論”性質的系統思考，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對文學理論遭遇的現實挑戰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學哲學意義上的關于文學理論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這也是董先生關于“當代形態文藝理論”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必然會有的邏輯發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學科開創意義的《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所謂的“文學理論學”，也就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理論”“，它不是企圖對文學作品做出另一種解釋，而是要促使我們對文學理論話語模式的規則和運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學理論學”這一概念表明，它是對文學理論的一種反思性認識，是以思想本身作為反思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從哲學上講，就是一種“元理論”，即以理論為研究對象，研究理論的性質、特征、形成與發展規律。這里，作為具有“元理論”性質的“文學理論學”，是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對文學理論學科危機的一種科學的探究與內在性反思。   《文學理論學導論》所討論的內容，是新穎獨特而富有理論穿透力的。譬如，對“科學”概念的新解以及對文學理論科學性的闡釋，對“文學理論”命名以及學科位置的解答，對“文學理論主體”范疇的引入以及文學理論的價值主觀性與知識客觀性關系的辯證分析，以及在文學理論的“生成動力”、“理論引力”和“亞理論”等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理論的生成與轉化”內在機制的深入討論，都是別開生面，高屋建瓴，遠不是熱鬧的就事論事，或者茫然失措、四處“轉向”的研究所能比擬的。   從而，學界評價該書是“移動思維，別有洞天”?？梢赃@樣說“，在文學理論研究面臨轉型，理論資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論生態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導論》的問世是理論研究思維方式的轉型。它形成的是一種關于解釋的解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理論探索的勇氣和有氣魄的真正的理論超越性。在‘文學理論學’這一新學科內，文學理論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都可以找到較為徹底的解決途徑”[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響下，一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理論“科學學派”，在最近十年逐漸形成了。“科學學派”的形成，反過來又將以更大的力量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良性發展x。   從思考的結果處看“，文學理論學”學科是董先生關于文學理論的“元理論”性質的反思，呈現的是一種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但實際上，董先生并非只是進行形而上的玄虛的思考，他始終將自己的思考不斷地與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相呼應，在二者的互動中把握理論實質。同時，他還努力將這種“元理論”性質的思考真正轉化為一種面對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和中國復雜文學理論現實的一種闡釋、反思與判斷能力，一種在“破”與“立”的辯證張力中實現對理想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新的建構力量。   換言之，他以構建起的“文學理論學”去檢查、辨析、判斷、審思中西方各種文學理論的歷史發展變化，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歷史財富。譬如，他據此形成了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的新思路新理解，從根本上改變常見的哲學、美學、社會學、思想史等無所不包的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模式，強調應該寫出“文學理論”的歷史，應該突出其理論性質，挖掘其中對當代文學理論建設有價值的“細胞核”y。在《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中，他也嘗試以這種“元理論”的思想成果去解讀和評判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等具體的外國文學理論主張及其得失。再如，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始終強調其立場、觀點、方法的三位統一，強調其作為思想和行動指南的意義，強調以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對歷史和現實材料z。   既然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的建設為其理論研究之鵠，董學文先生格外強調對于百年現代中國所形成的文學理論傳統和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現實實踐的經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貫穿其中的理論判斷力同樣源自他的“文學理論學”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紀初中國現代大學誕生以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轉型和現代文學理論的發生、成長、變化的歷史語境中，深化自己關于文學基本問題和文學理論自身存在的本體性反思，尤其是從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課程與教材建設的歷史圖景中，在邏輯與歷史的融合視野下，把握文學理論學科的性質、特點以及演化規律。同時，他以“文學理論學”的思考來反觀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教材對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構的真正意義{。此后，他集中力量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和價值傾向進行分析、研究和評判。在我看來，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學文先生對于“文學理論學”研究的具體運用和相關思考的進一步深化。#p#分頁標題#e#   這里，董先生對于在當前學界影響較大的一些理論主張和傾向做了重點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反思與批評，進而深入討論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審美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文學與審美的關系，以及“文學作為可以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審美意識形式”問題|；其二是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反思與批評x，牽涉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對“本體”、“實踐”的理解問題，也有關于海德格爾存在論的評價問題；既有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有將馬克思的“實踐論”與海德格爾“存在論”兩種理論嫁接形成的“實踐存在論”作為美學范式是否可能的問題；既有對中國當代美學演化路徑的分析問題，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判斷問題?？傮w來看，這些論爭對中國美學、文藝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這些論爭對于爭論雙方來說，都在不斷地打開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更加深入和精準。并且，這些爭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界常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非科學態度，把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拉到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來，在科學性的維度上思考各種理論和思想的價值、意義和局限性。這也是我們超越這些爭論本身所能看到的學科發展的方法論意義。   文學理論不是不可衡量的純粹主觀的東西，不是私產，它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回聲。因而，它具有相對客觀性的衡量標準，而且只有在“理論家共同體”中，各種理論與思想的真理性也才會得到敞亮，否則，所有的思考都只不過是一些瑣碎的意見而已。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希望在學術上真正實行“百家爭鳴”，這是美學和文藝學健康發展的必需的理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