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音樂是人類在自然之美的觸發之下的感慨，也是內心情感推動下的表白。音樂能喚醒人的內心，滋潤心靈的情感，滋養內在的智慧。作為人類實踐中如此重要的一個部分，音樂及其教育一直存在于人類生活之中。從古至今，無數人為音樂的發展作出重大探索和貢獻，讓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然而，不同的時代特征會賦予音樂以不同的內涵甚至特色。時至今日，在科學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的時代，在音樂以如此多樣化形式深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年代，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由此變得更加突出。盡管今天我們已經將音樂教育的時間和階段提前，但這不代表我們的音樂教育是有史來最佳。很多時候，音樂教育僅僅被視為一種技術教育或業余愛好的培育，沒有與其他課程尤其是主要的文化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在當今高校的音樂教育中，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普通高校的音樂課程設置不僅有不合理之處，而且有時候有違音樂教育之本質。為探索這些問題，由馮蘭芳所著的《普通高校音樂教育》（2018年1月版）一書，結合自身幾十年音樂教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認真反思了普通高校音樂教育的現況，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和實踐的現實角度系統論述了音樂教育的本質和方法，為當前的高校音樂教育課程設置等具體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和寶貴的建議。具體言之，該書具有以下三大亮點。

一、合理兼顧理論的高度與實踐的廣度

該書實際上是作者對其多年來對音樂的一種哲學理解，同時也是對其多年音樂教育經驗的科學總結。鑒于音樂是一門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表述的藝術學科，它不像自然科學門類那樣具有明顯的步驟和章程可循，故該書以論文集的形式成書，充分迎合了音樂的這一特征。這些看似沒有太大關聯的論文之間透露了作者對音樂的哲學理解，如《對音樂欣賞教學的一點看法》《音樂思想的四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現代音樂與大學生》等論文，作者深入剖析了音樂教學和鑒賞背后的哲學基礎，理清了音樂教育與人的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高度剖析音樂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內涵和意蘊。此外，該書還包括系列關涉到音樂教學實踐的論文，如《藝術實踐的目的、價值及研究的方法》《實踐與理論探索》等文章，不僅針對音樂教育的實踐步驟和方法，而且就其實踐目的以及與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盡的探索，充分反映出該書是一本理論高度和實踐廣度兼并、同時恰當銜接理論與實踐的專業性著作。

二、深入思考高校音樂教育課程的設置問題

在音樂教育過程中，課程設置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猶如指南針對于航海，稍有偏差，便可將整個航行帶入歧途。故此，該書的第二大亮點在于作者深入反思了當前高校音樂乃至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問題。首先，作者分析了當前藝術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那就是機構不健全，師資不充足。這一問題直接導致課程設置不健全的現象，使得一些對于音樂或藝術教育極為關鍵的課程無法得到開設的保障。此外，作者專門針對普通高校音樂課程設置的目標和內容進行探討。該書認為普通高校一定要認清自身的定位，將自身與專業性音樂院校區別開來，以提高學生的審美意識和精神境界為目標來設置課程，其教學內容也應以引導和培育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為指向。最后，該書還對音樂教學評估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探索，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對策和方案。如關于師資不足的問題，作者特別提出教師跨校兼課和學生跨校選課的教學模式，強調在教學評估中應注重“思路是否開闊”、“內容是否創新”“知識面是否廣博”等標準，從而確保普通高校音樂教育更專、更新、更廣。

三、廣泛吸納經典案例闡釋音樂教育的實際效應

除了高端的理論論述之外，該書也引入了大量的經典實際教學案例，并以之為基礎來闡述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果。在《雄風來天地真情出肺腑———訪“亞洲雄風”詞作者張藜》一文中，作者以《亞洲雄風》的歌詞創作為契機，結合張藜的創作經歷，闡述音樂創作和個人的人生經驗及其對人生的哲學領會之間的關系，同時對音樂創造的時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強調音樂乃至其他藝術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大地情緣關系。同樣，在《“追夢紅樓”蕩氣回腸———記首師大的演出盛況》一文中，作者集中從音樂表演的現場闡發音樂對人的情感和理性所能帶來的沖擊和激發。總之，借助這些具體的案例，作者旨在于以實際的案例和經驗為出發點，具體實在地闡發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從而科學論證音樂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地位和基礎性意義。綜上所述，該書在深入挖掘音樂教育的理論深度的同時，極為恰當地切合到實際的教學實踐之中，尤其是對普通高校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問題所進行的探索，以及對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的闡發，反映了該書具有較高的造詣和旨趣，具有較為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人文通識教育課教法調研

大學通識課教育的建設到今天已走過了十多個年頭，在這十多年中，國人對通識課教育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諸多研究。查詢中國期刊網、博士論文數據庫以及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有關大學通識教育課的文章和碩士、博士論文共達600多篇，這說明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課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重視，并多有研究和討論。綜觀這些論文，主要涉及五個方面:(1)介紹國外經驗或對比國內外做法;(2)對通識教育課的歷史、現狀的概述和總結或對未來的展望;(3)通識教育課的課程設計和評價研究;(4)某門通識教育課程的個案研究;(5)某校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實踐經驗介紹和總結。

這些文章中還未見有一篇是研究通識教育課的教法的。可見，通識教育課的教法問題目前關注的人還比較少。誠然，每門課都應有符合本課實際的具體的教學方法，不必每門課程都統一用一種教法，這是不符合教學規律的。然而，通過對某校的人文通識課進行調研，對該校人文通識課的教學方法的特點或規律進行總結分析時，它們是否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情況下。本文即是通過實證調研的方式探討人文通識教育課的教法，以期獲得啟迪。

本文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年度第二學期全校人文通識教育課的調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實踐教學中，人文通識課有幾種教法;(2)這些教法各自的特點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這些教法其缺點是什么，怎樣改進?為使調研全面、深入，本課題成立了6人調查組，其中5人是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2010級在校本科生，他們有些選修了人文通識課程，作為學生的他們在進行聽課和在調查咨詢時，其視角更為合理、感受更為真實，其調研結果更符合客觀實際。

調研組員們分工負責，分別在大學城校區和五山校區進行調研，采取聽課和詢問選課學生的調研方式。調研成員每人負責聽某一類課程，如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外文化、歷史或哲學、藝術、繪畫、音樂、影視、考古、收藏、集郵等，平均每人要聽十多門課和咨詢選課的學生，調研內容包括教學內容、目的、方法、教學效果、學生反應等。

二、人文通識教育課兩種教法的分析

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學年度第二學期(2013年2月～7月)共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106門220個班;本調研組調研了其中的69個班共42門人文通識教育課，其中，中外文學或文化課17門，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17門，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8門。根據調研，發現人文通識課大致有兩種教法:(1)以教師在課堂展示的ppt為主要線索的口頭講述法;(2)以ppt為講述線索，輔以音頻或視頻，然后以此進行分析的綜合法，這類教法的課堂，學生注意力較為集中，在有視頻片段瀏覽的課堂里，師生互動較多。文學文化類課程以及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主要采取以ppt為講述線索的講課方式;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課堂在ppt之外往往輔以音頻或視頻材料進行講授。

11中國廣州第二屆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暨傳統音樂教育高端論壇”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廣州大學召開。會議由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主辦，來自海內外的63所院校、音樂類核心刊物編輯部及研究機構的130多位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60余篇，論題涉及音樂教育哲學、傳統音樂教育和其他研究論域。音樂教育哲學問題是當今國際音樂教育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問題。繼2009年11月在廣州大學舉辦的首屆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之后，我國音樂教育哲學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本次會議除了延續關于音樂教育哲學的討論，還提出了“傳統音樂教育”這一近年我國音樂教育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論題；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既是進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的基礎，也是探索傳統音樂文化當代傳承的路徑。將音樂教育哲學與傳統音樂教育結合進行探討，是大會主辦者探索本土音樂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嘗試。兩天的會議議程包括：專家主旨發言、圓桌會議、博士論壇、研究生論壇四項內容。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   一、當今世界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趨勢   在全球化為背景的多元社會環境下，中國的音樂教育者應該怎樣看待音樂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義？美國密歇根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任瑪麗•麥卡錫（MarieMc－Carthy）教授為與會者介紹了國外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趨勢，在其主旨報告《變遷世界中的音樂教育哲學：新視野與未來發展的方向》中麥卡錫回顧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審美音樂教育哲學與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歷程，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音樂教育哲學成為音樂教育的宣傳、政策的主要知識來源。音樂教育哲學的研究基礎已經得到擴展，一些學者開始從多元學科來尋找理論的支持，這些理論包括了心理學、女性主義、音樂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樂的研究。針對這種新的研究趨勢，麥卡錫提出當今音樂教育哲學要研究的五個問題：（1）音樂教育者怎樣理解音樂的意義？（2）“認知”音樂意味著什么？（3）今天學校中的音樂教育是如何被重視、被宣傳、被倡導的？它們的基礎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學校音樂教育中的音樂到底是“誰”的音樂？（5）從倫理的角度來思考，到底什么樣的音樂教育才是“好的”音樂教育？以此提醒當代音樂教育者將他們聽賞和看待音樂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慮音樂存在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復雜性。麥卡錫所介紹的國外音樂教育哲學的新趨勢對于發展中的中國音樂教育無疑具有啟示的意義。   二、音樂教育哲學的理論研究與探索   音樂教育哲學作為本研討會的主旨議題之一，是本次會議討論的重點。參會代表們從音樂教育哲學的內涵和外延，對基于中國音樂教育實際情況的音樂教育哲學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園地Education哲學是人類對世界理論化、系統化認識的總結，是特定社會和歷史中的產物。西方的音樂教育哲學與中國傳統的“樂教”哲學的關系何在？中國傳統“樂教”哲學對于今天的音樂教育有何啟示意義？如何在音樂教育實踐中貫通中西？這些問題正是探索本土音樂教育模式的關鍵，也是本次會議的目的所在。管建華《音樂文化哲學與音樂教育哲學思想》一文以社會文化哲學、民族文化哲學、歷史文化哲學為基礎來探討音樂文化哲學與音樂教育哲學的關系；該文嘗試匯通中西哲學，提出建立中國文化哲學為基礎的中國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周凱模《中土“樂教”哲學與民間音樂傳承》提出中國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論的樂教哲學體制，在近代引進西方教育分科體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體制斷裂，中土優秀的樂教思想被忘卻。而在民間“樂教”思想中，卻依然堅守著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學精髓，是對古代優秀樂教思想的延續，因此對于中國民間樂教傳統的豐富資源的調查研究任重道遠。代百生《音樂美育：中國音樂教育思想的發展主線》中認為以“美育”為發展主線的中國音樂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國古典哲學“審美”與“美育”觀念的吸收，也體現了中國儒家禮樂思想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提出正確認識音樂美育的內涵，將有助于建立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哲學理論。   在該論題中，“審美”和“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與中國音樂教育實踐的關系尤其受關注。覃江梅《當代音樂教育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鄧蘭《實踐還是審美———“二元對立”批判范式下中國音樂教育的困惑》、王州《論“以音樂審美為核心”的音樂課程基本理念》、劉倩男《“審美”與“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對我國音樂教育的現實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國音樂教育實踐為現實背景，對當代音樂教育哲學研究中“審美”和“實踐”兩種范式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討論。   此外，從哲學層面進行理論研究的還有張業茂《“音樂教育”的語形、語義與語用———對“音樂教育”的語言分析》、朱玉江《從交往理論看音樂教育實踐哲學》、韓忠嶺《兩種哲學視閾下音樂教育的哲學訴求》、柳良《對美國當代音樂教育哲學觀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從課標修訂管窺我國基礎音樂教育的哲學觀》等文，這些探討對中國音樂教育理論研究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參考作用。   三、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與問題   代表們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分別從學校音樂教育和民間音樂傳承兩個層面展開，討論了學校音樂教育中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以及傳統音樂民間活態傳承的方式等問題。   學校作為專門、系統的教育機構，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基地，學校音樂教育中的傳統音樂教育是傳承傳統文化，培養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當下學校中的傳統音樂教育處于何種地位？如何推進傳統音樂在當代音樂教育中的實踐？本次會議的代表們分別就不同層次學校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教育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樊祖蔭《音樂藝術院校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及思考》提出了當前音樂院校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為重視與衰減并存。提出今后應重點加強本科階段的傳統音樂學習，同時各院校應展開與傳統音樂教育相關的學術活動，營造濃郁的傳統音樂教育氛圍，進一步激發學生對傳統音樂的感情與學習興趣，把傳統音樂教育從技能、音樂理論的學習提升到文化的層面。謝嘉幸《傳統音樂教育———從理論思考到實踐探索》以自己親身的實踐與研究“教學生唱自己家鄉的歌”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為基礎的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樂多樣化的保護與開發，又有助于傳統音樂文化的理論研究轉化為學校教學資源，同時有助于溝通多種類型的音樂教育。陳雅先《校園文化生態與嶺南傳統音樂的高校傳承》提出營造良好的高校校園文化生態對于嶺南傳統音樂在高校傳承的重要性在于：調節、維持高校音樂活動主體的群際關系，促進校園嶺南傳統音樂活動正常開展，并提出營造校園文化生態的具體途徑。劉瑾《對我國學校音樂教育中民族性與國際性關系的梳理與思考》認為學校音樂教育中的民族性與國際性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支撐、互為依存的關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個性與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交往，才能生成國際性。#p#分頁標題#e#   另一方面，教育作為傳承的手段，是延續地方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的載體。如何推進傳統音樂的活態傳承？并在音樂教育中延續民族精神？圍繞民間音樂傳承主體在地方文化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以及民間音樂傳承的方式對于當代音樂教育的啟示，代表們各抒己見。   馬達《民間學術團體在嶺南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的作用及意義———以廣東省大埔縣廣東漢樂研究會為例》論述了大埔縣廣東漢樂研究會在當地廣東漢樂保護與傳承中的作用及意義，并以實地田野工作考察資料的論證，指出在當今市場經濟時期發揮民間學術團體的作用是保護和傳承嶺南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黃琳娜《利用兒歌民謠教學傳承納西族語言文化》論述了面對納西族語言和傳統東巴文化面臨消亡危機，自1999年以來，兩位作者在家鄉古城麗江創辦東巴文化傳習所的經歷，他們用自己的租屋建蓋傳習所校舍，利用納西族傳統兒歌、民謠在小學里進行傳承民族語言文化的教學，傳承優秀東巴文化，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張天彤《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模式研究———以少數民族民間傳統音樂傳承為例》根據其多年來的田野工作實踐，總結出5種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渠道、兩種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方式、4種民間音樂傳承人。   此類的文章還有袁靜靜《文化轉型下潮州大鑼鼓的變遷與發展———潮州大鑼鼓的田野考察與分析》、曾璐瑩《大埔廣東漢樂的活態存在與傳承中的文化自覺》、焦皓華《廣東漢樂聲音景觀評價與大埔漢樂文化區域的形成》、鄒雪姣《景觀生態學視野下的潮州大鑼鼓聲音景觀研究》等。   四、從不同視角關注中國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現狀   除以上論題，參會代表還從不同視角對中國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現狀與問題給予關注。如李巖《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現象研究》中，從近代史研究的視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諸方家如康有為、梁啟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與此相關的音樂言行，提出這些人物的所謂“落后言行”對于我們認識歷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國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鑼鼓的發展與變遷》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以潮州市民間樂團為個案，敘述了潮州大鑼鼓在建國初期的發展與變遷。仲立斌《廣州粵劇傳承與現狀調查———以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視角》通過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視角，對生長在廣州這一特殊社會文化語境城市中的傳統樂種粵劇進行了考察。柳進軍《在田野與樂譜間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視角，講述了其對云南少數民族音樂的改編與創作的心路歷程。   此次會議對于音樂教育哲學和傳統音樂教育問題的探討，有益于我國音樂教育研究的健康發展。在音樂教育哲學研究方面，能夠客觀地關照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發展的歷史和當今音樂教育的現狀，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樂教育哲學流派，同時對建立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哲學理論進行了思考。在傳統音樂教育研究方面，對從社會渠道的傳承到學校渠道的傳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通過大量的田野工作，歸納總結出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方法，同時從理論層面對傳統音樂教育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進行了思考和論證。   本次研討會意義深遠，相信本次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將會促進我國音樂教育哲學和傳統音樂教育及其相關研究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摘要〕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其特征為多元性、過程性、語境性。本文首先闡述實踐音樂教育的來源基礎及基本觀點，進而從其三個特征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教育哲學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幾點質疑，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才能更好發展。

〔關鍵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中國音樂教育；指引；存疑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是對現存的審美哲學的質疑與反思。我國的音樂教育大多借鑒歐洲音樂教學體系，教育思想本質上也等同于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自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的音樂教育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多學者通過翻譯外文、撰寫論文介紹其哲學思想內容，重要文獻有：《"Praxis"，音樂教育哲學的另一種闡述方式———鮑曼博士上海音樂學院講學紀實》（管建華，2007），《埃里奧特音樂教育思想后現代轉向的文化分析》（管建華，2007），《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戴維•埃里奧特［美］，2009），《鮑曼（Wayne•D•Bow－man）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新實用主義哲學趨向簡析》（管建華，2009）。上述文獻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以埃里奧特、鮑曼為代表的關于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前言學術動態，對中國音樂教育者提供了另一種教育思想。本文通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相關文獻的參考，結合中國音樂教育現狀，從其三個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與審美音樂教育哲學作簡要比較論述，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應采用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的思路。

一、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來源基礎及其基本觀點

實踐哲學并非今日新創哲學，其奠基者為古希臘時期哲人亞里士多德。亞氏對“實踐”解釋有二，一是作為生產勞動的實踐活動，二是作為道德行為的實踐活動。①前者包括倫理學、道德學及各種規范人類行為和關于人類行為的學科。后者是將實踐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問題進行研究。亞氏第一次將“實踐”從日常生活中加以提升，并用來反思人類行為，使之成為一個哲學范疇。西方近代哲學興起后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踐哲學逐步走向式微。直到20世紀西方哲學陷入了普遍性危機，許多哲學家重新開始用實踐哲學的視角批判、解構現論哲學。影響日增，現已成為西方哲學主流思潮。實踐哲學的復興是對現論哲學中的缺陷與不足而提出的。在西方后現代哲學思潮及人文學科研究的影響下，在音樂教育領域中針對現代審美音樂教育中的單一性、封閉性、普遍性的觀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提出了多元化、開放性、差異性的觀點。可以說，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對審美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反思下構建形成的。自20世紀80年代起始，以埃里奧特為代表的音樂教育家開始反思審美音樂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隨后埃里奧特（David•J•Elliot）在前期思考的基礎上出版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音樂問題種種：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1995）。該書從實踐哲學的視角對審美音樂教育思想進行了系統地批判。同時期還有特里•蓋茨（Terry•J•Gates）、托馬斯•里基爾斯基（Thomas•A•Regelski）、韋恩•鮑曼（Wayne•D•Bow－man）等人，其中鮑曼的中文譯著《變化世界中的音樂教育》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其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基礎并對比審美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相關內容作了較為獨到的解析，也從不同視角對思辨性審美主義音樂教育的弊端進行了批判性地反思和探索性的研究，為21世紀的音樂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向，對推動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基本觀點大致如下：（一）多元性。實踐哲學主張多元化形態的音樂教育觀念，它認為世界不同國家、地域、種族都有其特定的音樂形態，在本質上沒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別。這些多樣化的音樂形態筑建了人類多樣的音樂文化。從這一角度來說，音樂的本質是多元化的。故而在音樂教育中拋棄某種音樂“中心論”的教學觀念，為學生建立平等的、包容的音樂觀，正確地理解不同國家、地域、種族之間音樂的差異性。如果“堅持把一種文化和音樂實踐當作為其他音樂和文化同樣具有的表現方式的做法就是否定其他文化，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②（二）過程性。強調音樂教育中實踐活動對音樂經驗成長與促進作用。音樂不是由“作品”實存物組成的，它是一種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是由人的表演性實踐行為解釋和闡述的結果。“音樂是行動而不只是音符，音樂重在過程而不是結果。”③“忽視表演的教育將導致音樂教育的失敗。”④（三）語境性。注重音樂教育中非音樂性因素的聯系與理解。對音樂的理解既要包含音樂本體的認識，同時也要囊括非音樂性（社會、道德、倫理、文化、歷史等）語境的關聯。只有通過語境的分析、研究能加深我們對音樂的認知，從而達到對某一音樂事像的全面理解。綜上所述，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從實踐語境性和過程性中來解讀音樂的本質和價值。

二、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對中國音樂教育的指引

源自西方的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及相關譯著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音樂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諸多學者紛紛撰文立著，或闡述其主要哲學思想，或結合中國音樂教育實際加以探索。總之，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引起了中國音樂教育持續廣泛的關注，中國作為中國音樂教育的教學結構之一同樣也在契合這股哲學思潮。下面簡要談談其對中國音樂教育之指引。

———《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的頒布是吹進我國音樂教育的一陣“春風”，把音樂課程定性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領域”，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忽視音樂課程文化內涵的狀況。《普通高中音樂課程標準》提出：“音樂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學習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國民族音樂，有助于學生了解和熱愛祖國的文化；學習豐富多彩的世界各民族音樂，拓展音樂文化視野，有益于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尊重。”我們可以看出其中體現出的對多元音樂文化的重視。的確，音樂藝術蘊涵著各種不同的文化，是傳遞、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隨著新課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在音樂鑒賞教學中滲透多元音樂文化教育已成為音樂教育工作者的共識。但遺憾的是，仍有一些音樂教師在教學中采用介紹講解音樂文化內容的灌輸式教學方法，這種機械而被動的學習方式忽視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也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如何在音樂教學中進行多元音樂文化的有效滲透，幫助學生獲得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是每一位音樂教師都需要思考的課題。我認為在音樂教學中滲透多元音樂文化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設計“學習準備”環節，讓學生感知不同的文化。

在音樂文化信息迅速傳播、通俗音樂鋪天蓋地的今天，一些學生對音樂課本中的音樂不感興趣是不可回避的事實，這成為順利實現多元音樂文化教育的阻礙，許多教師被這個問題困擾。

我認為，學生對課本音樂缺乏學習動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與音樂作品相關的文化知識作為理解音樂的基礎，他們會感到在欣賞音樂時難以理解而無法獲得心靈的共鳴。只有充滿興趣時，他們才會主動地參與學習，也更容易理解音樂文化。因此，音樂教師可以設計“學習準備”環節，讓學生在“學習準備”環節里通過收集相關文化資料了解音樂作品的背景知識，感知不同的文化，獲得學習經驗，這是學生進行發現學習的前提，為實現多元文化的有效滲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具體方法是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布置不同的任務，如分別收集相關歷史、地理常識；音樂相關民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服飾禮儀等社會知識，以及音樂相關民族的姊妹藝術知識；音樂作品的時代背景，作曲家生平、創作思想和貢獻等背景知識，等等。小組成員合作收集并在音樂課上予以展示，如以多媒體的形式給全班學生播放他們收集的材料。

這種方法與教師收集資料制成課件在課堂上講解的方法相比，能更有效地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使他們積極思考，主動參與課堂教學。這不但體現了美國教育家杜威“在做中學”的理念，而且符合教學的“準備性原則”（學生收集資料的準備幫助學生感知不同的文化，使他們在理解音樂文化時更順利）。采用分組協作探究法能讓學生在與同學合作完成設計任務時培養集體主義精神。

這樣，有了背景知識作為基礎，學生在音樂課堂學習中就更容易理解音樂相關文化，從而感受到音樂美，在音樂美的體驗中不知不覺地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從而達到開闊視野、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音樂文化的目的。

羅伯特•舒曼是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藝術家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不僅在音樂創作而且在音樂評論領域都有著杰出而獨特的貢獻。舒曼于1834年至1844年間創辦了《新音樂報》，并親任主編，發表了一系列生動潑辣、尖銳犀利的音樂評論、音樂雜談，并于1854年將自己的文章匯編成《論音樂與音樂家》出版，給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文化遺產，在十九世紀歐洲進步藝術思想斗爭史上成績卓著，獨樹一幟，影響深遠。下面，筆者將從舒曼音樂評論的動因、風格和價值等三個層面進行探析，以期進一步增進對舒曼音樂評論的認識，豐富對舒曼音樂評論的研究。   一、舒曼音樂評論之動因   從舒曼生活的時代背景考察，筆者認為，舒曼音樂評論的直接動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封建勢力的黑暗統治。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是舒曼進行音樂評論的主要時段，其時德國正處在反動的封建復辟年代，統治德國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政治上推行反動的“梅特涅制度”，殘酷鎮壓民主運動的浪潮，極力壓制進步思想的發展，同時卻又肆意放縱享樂思想的流行，以迷醉普通百姓的正義和良知。   （2）文化領域的庸俗風氣。伴隨著政治上的黑暗和思想上的禁錮，當時的德國文化領域滋長著一種因循守舊、平庸低俗的風氣。表現在音樂創作上，往往只追求徒有其表的形式，而排擠了能夠真正體現音樂價值的音樂內容和內在思想；表現在音樂評論上，則往往是附和庸俗時弊，一味迎合上層統治階級的需要，對于社會上流行的無甚價值的音樂文化百般吹捧，而對于一些進步的浪漫主義音樂家的作品卻是橫加指責。   （3）進步藝術的日益崛起。在封建勢力黑暗統治和文化領域庸俗泛濫的同時，代表著進步力量的資產階級則在日益覺醒、抗爭，代表著進步藝術的浪漫主義也在日益崛起、成長。音樂領域最適于寄托藝術家的浪漫主義理想，因此，音樂家們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包括德國在內的當時歐洲文藝家們開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音樂藝術，對音樂藝術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熱情，社會上重視音樂創作、談論音樂風格蔚然成風，各式各樣的音樂沙龍層出不窮。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舒曼和同時代的許多藝術家一樣，除了進行積極的音樂創作之外，便是選擇用文字來闡釋自己的藝術理想和主張，藉以反對封建勢力的黑暗統治，挑戰藝術領域的庸俗風氣，為當時的德國音樂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二、舒曼音樂評論之風格   舒曼曾說：“最好的評論是本身能像原作一樣給人啟迪，給人留下印象的評論”。[1]   因此，舒曼的音樂評論不拘泥于傳統的固有模式，而是采用別開生面的文體，如有的采用書信體寫成，有的采用對話的形式，有的采用戲劇手法，有的是信手拈來的日記隨筆，有的則是小小的一個按語。   特別是舒曼從自身的二重性格特征出發，虛構了“只存在于它的創始人腦海中的組織——即‘大衛同盟’”，[2]通過其臆想中的盟員尤其是其中兩名主要盟員弗洛列斯坦和埃塞比烏斯風格迥異的言論來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地闡述他的藝術思想,使他的音樂評論形式別具一格、獨具魅力。然而，舒曼音樂評論的風格不光體現在其表達的形式方面，更主要的還體現在其表達的思想方面，舒曼音樂評論蘊含的思想才是其真正的風格所在，筆者以為，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1）捍衛傳統。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德國，由于受到音樂界庸俗傾向的影響，優秀的古典音樂傳統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弘揚。針對這一現象，舒曼在音樂評論中采取活潑的形式對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等人的作品進行了有說服力的挖掘和引導，進行了深度的剖析和形象的推介，循循善誘地引導人們進一步認識古典德國和奧利地著名作曲家的思想和他們作品的價值，重新確立優秀古典傳統在音樂界的地位。   （2）針砭時弊。舒曼針對當時腐朽政治的統治和藝術良知的缺失，以及音樂界只重形式、不重內容，追求技巧、忽視內涵的庸俗傾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如舒曼強調音樂是感情的表現，把感情表現提高到音樂藝術的首要位置，認為一部有價值的音樂作品必須是高尚的感情內容同獨創的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同時，他又認為音樂藝術除了表達思想感情外，還應該深入地反映外在的物質世界和社會生活，把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和社會生活作為音樂表現的重要內容。再如，舒曼認為，音樂藝術不應該千篇一律和粗制濫造，不應該一味追求技巧，只重外表不重內容，而是應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3）推優薦新。舒曼深知，要同音樂界的庸夫俗子作堅決的斗爭，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要培養選樹音樂界的新人，用音樂新人的藝術理念和創作風格影響和帶動新的樂風的形成。因此，舒曼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同時代浪漫主義作曲家的作品，并認真發掘和熱心傳播他們中的優秀創作，在當時的音樂界甚至對后來的年輕作曲家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舒曼的第—篇音樂評論文章就是1831年所寫的向世界介紹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肖邦的文章，舒曼的最后一篇音樂評論文章則是1853年所寫的介紹當時年僅20歲還鮮為人知的勃拉姆斯的文章，這期間他還對柏遼茲、李斯特等人的作品進行了評論和推廣。這些人最后都在音樂創作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浪漫主義音樂中的“駿馬”，這與舒曼在其間所發揮的“伯樂”作用是分不開的。   三、舒曼音樂評論之價值   舒曼的音樂評論作為真實的歷史存在，其理論價值和歷史貢獻不可抹殺：   （1）創新了音樂評論的形式。19世紀上半葉，在舒曼之前，歐洲音樂評論領域只有學院派或理論家的聲音，他們習慣于以哲學原理評判音樂創作。雜志發表文章以出版者喜好為準，這就妨礙了評論自由。舒曼與這一現象格格不入，天才地創造了戲劇性的評論方式，通過書信、對話、日記、按語等形式發表音樂評論，闡釋音樂見解。#p#分頁標題#e#   從而，使原本規規矩矩、僵化刻板的音樂評論變成了詩意的交流或是一幕幕戲劇，將讀者引入虛幻的與藝術的親密接觸之中，引導讀者共同體會音樂、思考音樂。可以說，在當時許多評論家都走溫和路線，寫一些投觀眾所好的文章，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舒曼的音樂評論不愧為一股清新的春風，為當時的德國音樂帶來了一線曙光。   （2）提高了音樂評論的實效。舒曼是一位高尚藝術理想的捍衛者，與當時陳腐浮華的“庸夫俗子們”勢不兩立。因此，他大膽地鞭撻阻礙新藝術發展的陳腐論調，同保守陣營的墨守陳規和鄙陋庸俗展開了不懈的斗爭，對音樂界的空談、獻媚、偽學術等情況進行了尖銳批評，讓一些人無地自容。有說服力地向人們闡述許多古典作品的真正意義，極力啟迪人們認識貝多芬、舒伯特作品的價值；熱心地贊美那些音樂新人，為他們做周到的介紹，幫助這些音樂新人盡快獲得社會認可，因而舒曼的音樂評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此外，由于舒曼音樂評論的讀者群中，既有專業音樂從業者，也有廣大業余音樂愛好者，他別具一格的評論方式，以敏感、細膩、對音樂富于想象的感悟力，結合深厚的哲學、美學、藝術理論修養，將理性分析融入感性體悟，使他的音樂評論適應了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被各個層面的讀者所接受，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有利于更好地推介他的美學觀，進而讓讀者接受其美學觀。   （3）促進了浪漫主義音樂的發展。舒曼曾說過：“評論家應該有力而審慎地參加新思潮的新活動，而不應當閑情逸致地對那些古老風流事件的遺跡進行研究。這種明顯的向后倒退，或者學究式的堅持固陋舊弊，或追憶著青春之戀的夢幻，都是毫無用處的，也是毫無益處的。時代在前進，人必須與時代同步前進。”[3]舒曼正是這樣，以空前未有的勇氣、不可抑制的熱忱和旺盛的精力從事音樂評論工作，在自己熱情洋溢的論文里，維護一切進步的、面向未來的東西。這些論文啟發了不少作曲家的靈感，在廣大的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的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響，影響和促進了當時樂壇的浪漫主義運動，因此也使得舒曼成為了當時德國音樂藝術中進步方向的領袖。可以說，舒曼的音樂評論代表了19世紀浪漫派音樂家的特征，19世紀下半葉歐洲音樂評論得以繁榮離不開舒曼的作用。不僅如此，舒曼的音樂評論甚至一直影響至今，正如于潤洋先生所說：“一個半世紀以來，社會向前發展了，人們對音樂藝術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舒曼對音樂藝術本質的理解中的合理內核，他對音樂的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要求，他對音樂生活音樂創作中庸俗傾向的批判，這一切對于我們今天開展音樂美學的研究和評論仍然是具有現實的珍貴價值的”。[4]   綜上所述，舒曼音樂評論受著當時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舒曼正是運用音樂評論這一藝術形式，以其獨特的風格，與當時政治上的黑暗勢力和音樂界的庸夫俗子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有說服力地引導人們認識古典作曲家的藝術思想及其作品的真正價值，熱忱推薦有真才實學的音樂家及其優秀作品。從而，促進了浪漫主義音樂的進一步發展，將浪漫主義音樂帶入了一個新的高峰。同時，也因此成就了舒曼在音樂評論史上的價值，鑄就了舒曼在音樂評論史上的地位。

作者：周為民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多種音樂關系，它是一個含有多種學科內容的復合性研究領域。然而，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一直嚴重滯后于演奏與教學的實踐發展，從鋼琴藝術在中國的緣起直至“”結束，鋼琴藝術理論的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在這半個多世紀里，雖然也曾出版了一些外國鋼琴藝術理論的翻譯文獻，而由中國人撰寫的鋼琴藝術理論專著卻為數甚少，直至新時期之初才開始出現了一些關于鋼琴演奏與教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在此以后，隨著社會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軌，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才真正開展起來，并且不斷地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些專業音樂刊物的創辦，為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學術交流的信息平臺，從而使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逐漸走向了繁榮。本文擬對新時期以來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中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思考，現闡述如下。

一、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獻

我國對于鋼琴教學理論的研究一直著眼不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鋼琴教學理論研究基本上是處于一種空白狀態，直至新時期之初，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時期曾出現了幾篇關于鋼琴教學方面的學術論文，盡管這些鋼琴教學論文在研究程度上還很有限，還沒有從深層次上闡述鋼琴教學活動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但是，這畢竟在我國已經開始拉開了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序幕。隨著新時期以來鋼琴教育事業的不斷繁榮，使鋼琴教學理論研究逐漸走向了迅速發展時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國關于鋼琴教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文獻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一）關于鋼琴教學基本理論的學術文獻。該時期鋼琴教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文獻主要有：廖乃雄的《試論鋼琴教學的幾個基本環節》（《音樂論叢》1979年第2期）、應詩真的《鋼琴教學法》（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年出版）、吳鐵映、孫明珠的《簡明鋼琴教學法》（華樂出版社1997年出版）、代白生的《鋼琴教學法》（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司徒壁春、陳朗秋的《鋼琴教學法》（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樊禾心的《鋼琴教學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這些文獻中成熟可信的觀點和清晰嚴謹的文風，給中國鋼琴教育界帶來了許多啟發，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學術研究視野，使我們不僅著眼于鋼琴教學中的細節思考，而且還可以站在心理學、生理學等跨學科的高度來探究鋼琴教學理論的深層意義。新時期以來最早一篇關于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文章應該是廖乃雄的《試論鋼琴教學的幾個基本環節》，該文首次系統地闡述了鋼琴教學規律的相關問題，[1]這對于長期缺乏理論研究的鋼琴教育界來說，確實是一篇很有意義的學術論文。該文作者在文章中論及了教師與學生的師生關系問題，指出了在鋼琴教學中教師主觀施教和學生被動去學的各種弊病，他認為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不利于發展學生的鋼琴藝術水平。作者強調在現代鋼琴教學中應該以教師為主導，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教學理念與現代教育思潮相吻合，由此證明了作者所具有的先進教學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重點論述了如何培養學生的音樂理解力、演奏欲望、演奏技能，以及如何實施教材安排、教學進度、有效練琴等教學環節，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鋼琴教學中的各類問題，作者在文章中的諸多理論觀點給了當時鋼琴教育界許多啟發，這也正是該文對于中國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貢獻。

在廖乃雄的這篇論文影響下，使中國鋼琴教育界迅速興起了教學理論研究的高潮，一些鋼琴教育工作者紛紛對自己的教學感想進行了總結與思考，并且撰寫和發表了許多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據卞萌在《中國鋼琴文化之形成與發展》一書中的資料統計：自1979年至1990年期間，在全國各類學術刊物上共發表鋼琴教學理論文章83篇，這些論文主要是對各層次鋼琴教學中的技巧訓練、彈奏方法、作品詮釋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與探討，每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論題具體而實用，這些論文對于長期缺乏理論研究的鋼琴教育界來說，確實是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值得提到的是，還有幾篇論文運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探討鋼琴演奏的心理學問題，這種研究方法也正順應了國際鋼琴教學研究從生理學到心理學的觀念轉變，因此，這種鋼琴教學理論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視角。此外，中國文化部曾在1991年主辦了首屆全國鋼琴主科教學研討會，在此會議上共宣講了29篇關于鋼琴教學的研究論文，此次會議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為鋼琴教學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期還有一些鋼琴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教學方面的科研課題，撰寫了許多有關鋼琴教學研究的學術專著，這些論著對于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有著深遠意義。新時期以來第一部系統研究鋼琴教學理論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是應詩真的《鋼琴教學法》，該書主要論述了鋼琴教學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2]這部著作的主要內容包括了鋼琴教師的職業素養、鋼琴樂器的歷史沿革、鋼琴初級階段的教學要點、鋼琴演奏的技術形態、多聲部音樂的演奏訓練、鋼琴踏板的使用方法、鋼琴作品的演奏風格、鋼琴教學大綱的制定與實施、鋼琴備課的樂譜研究、鋼琴演奏的心理訓練等專題。該書作者運用了教育學、心理學和美學等跨學科的理論觀點來探討鋼琴教學中的具體問題，科學地闡述了鋼琴教育領域中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從而使鋼琴教學體系更加科學與完善。

應詩真對于鋼琴教學方法的諸多研究與探討，為我國鋼琴教學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此以后，無論是對師范院校的鋼琴教學法研究，還是對音樂院校的鋼琴教學法研究，在主體理論框架上都基本沿用了這種學術體系。例如：吳鐵映、孫明珠的《簡明鋼琴教學法》、代白生的《鋼琴教學法》、司徒壁春、陳朗秋的《鋼琴教學法》等，這些專著都是新時期以來關于師范院校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文獻。這些理論文獻不僅從鋼琴教學法的理論界定、鋼琴教師的職業素養、鋼琴教學的基本知識等原則方法問題進行了論述，而且還從音樂表現力的培養、裝飾音的彈奏方式、復調音樂的演奏方法、鋼琴演奏的技術訓練、鋼琴踏板的使用原則、鋼琴演奏的視奏方法、鋼琴演奏的記憶方法、鋼琴演奏的練習方法、鋼琴演奏的心理調控、鋼琴教材的選擇搭配等具體操作問題進行了闡述，這些理論文獻都是作者在長期的鋼琴教學實踐中，歸納總結了一整套鋼琴教學的方法規律，這些文獻對于師范院校鋼琴教學具有較強的實用價值。[3][4][5]此外，還有文獻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樊禾心的《鋼琴教學論》是作者運用了教育學、心理學、運動醫學、音樂聲學等跨學科的理論知識，從多層次、多視角、全方位地揭示了鋼琴教學的相關規律，[6]使鋼琴教學研究從以往主要是對教學經驗總結的操作層面提高到方法認識論的思維層面，因此，該書應該是我國第一部從教學論的角度研究鋼琴教學理論的學術著作，這部專著對于音樂院校鋼琴教育學科的理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