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的頒布是吹進我國音樂教育的一陣“春風”，把音樂課程定性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領域”，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忽視音樂課程文化內涵的狀況。《普通高中音樂課程標準》提出：“音樂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學習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國民族音樂，有助于學生了解和熱愛祖國的文化；學習豐富多彩的世界各民族音樂，拓展音樂文化視野，有益于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尊重。”我們可以看出其中體現(xiàn)出的對多元音樂文化的重視。的確，音樂藝術蘊涵著各種不同的文化，是傳遞、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隨著新課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在音樂鑒賞教學中滲透多元音樂文化教育已成為音樂教育工作者的共識。但遺憾的是，仍有一些音樂教師在教學中采用介紹講解音樂文化內容的灌輸式教學方法，這種機械而被動的學習方式忽視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也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如何在音樂教學中進行多元音樂文化的有效滲透，幫助學生獲得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是每一位音樂教師都需要思考的課題。我認為在音樂教學中滲透多元音樂文化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設計“學習準備”環(huán)節(jié)，讓學生感知不同的文化。

在音樂文化信息迅速傳播、通俗音樂鋪天蓋地的今天，一些學生對音樂課本中的音樂不感興趣是不可回避的事實，這成為順利實現(xiàn)多元音樂文化教育的阻礙，許多教師被這個問題困擾。

我認為，學生對課本音樂缺乏學習動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與音樂作品相關的文化知識作為理解音樂的基礎，他們會感到在欣賞音樂時難以理解而無法獲得心靈的共鳴。只有充滿興趣時，他們才會主動地參與學習，也更容易理解音樂文化。因此，音樂教師可以設計“學習準備”環(huán)節(jié)，讓學生在“學習準備”環(huán)節(jié)里通過收集相關文化資料了解音樂作品的背景知識，感知不同的文化，獲得學習經驗，這是學生進行發(fā)現(xiàn)學習的前提，為實現(xiàn)多元文化的有效滲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具體方法是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布置不同的任務，如分別收集相關歷史、地理常識；音樂相關民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服飾禮儀等社會知識，以及音樂相關民族的姊妹藝術知識；音樂作品的時代背景，作曲家生平、創(chuàng)作思想和貢獻等背景知識，等等。小組成員合作收集并在音樂課上予以展示，如以多媒體的形式給全班學生播放他們收集的材料。

這種方法與教師收集資料制成課件在課堂上講解的方法相比，能更有效地激發(fā)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使他們積極思考，主動參與課堂教學。這不但體現(xiàn)了美國教育家杜威“在做中學”的理念，而且符合教學的“準備性原則”（學生收集資料的準備幫助學生感知不同的文化，使他們在理解音樂文化時更順利）。采用分組協(xié)作探究法能讓學生在與同學合作完成設計任務時培養(yǎng)集體主義精神。

這樣，有了背景知識作為基礎，學生在音樂課堂學習中就更容易理解音樂相關文化，從而感受到音樂美，在音樂美的體驗中不知不覺地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從而達到開闊視野、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音樂文化的目的。

伴隨解放思想、開放發(fā)展的盛世國運，非洲音樂③研究在學術觀念更新、方法路向轉型和對外交流互動的背景下攀援跋涉、開掘前行。世紀之交，“尊重藝術，理解多元文化”明確寫入國家《音樂課程標準》總目標，作為多元音樂文化重要內容的《世界民族音樂》引起高度重視，課程建設、人才建設和理論研究成績顯著，尤其是最富典型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和神秘靈性的非洲音樂研究，彰顯出勃勃生機和后發(fā)優(yōu)勢。本文擬以時間、空間縱橫的雙重坐標，以民族音樂學、文化人類學、歷史批評學等多維視角，從學史觀照、質性檢視兩方面，對新中國六十余年非洲音樂研究給予追溯、反思，并就未來發(fā)展愿景給予瞻望，就教于方家。

學史觀照

新中國大陸學者對非洲音樂研究與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黨的文藝方針緊密關聯(lián)，受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發(fā)展態(tài)勢。約略說來，可分為初創(chuàng)（1950—1979）、恢復（1980—2000）和發(fā)展（2000—2010）三個時期。

（一）初創(chuàng)時期（1950—1979）

新中國伊始，一窮二白的國家忙于重建，音樂界學者的主要精力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音樂文化建設上，1950至1959年的非洲音樂研究一片空白。1960年以后，隨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1960）、“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1961）、“中國亞非學會”（1962）等學術機構或民間社團逐步成立起來，中國大陸學者對非洲的關注逐漸增多，開始將目光投向遙遠的非洲音樂。但致使許多研究工作處于龜行或停歇狀態(tài)，學術活動陷于癱瘓，期間僅有瑩星《馬林巴》④一篇公開發(fā)表。30年的初創(chuàng)階段僅發(fā)表10篇介紹性文章，如瑩星《幾內亞的民間樂器》⑤、嚴永通《非洲的鼓》⑥等。中國與非洲國家有相似的歷史命運與奮斗目標，兩者聯(lián)系緊密，為數不多的文獻中，無法脫離政治的窠臼。非洲音樂研究范疇自然無法擺脫這樣的主題，其性質突出實用性，著重于對非洲音樂的信息收集，多限于淺層的介紹或新聞報道。中非音樂交流之所以摻雜了某些政治因素，形成階段性特點，有它特定的歷史動因。其一，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基礎薄弱，政治內外交困，政治、經濟建設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音樂難以完全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其二，中非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20世紀50至70年代非洲國家多處于解放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給非洲國家?guī)砹藛⑹荆瑢Ψ侵抟魳返年P注充滿著同情與團結非洲人民的目的。其三，對音樂藝術的摧殘更是達到了頂峰。以“階級斗爭為崗”的年代，許多研究無法擺脫“左”的思想束縛。這些因素決定了雙方的交流更多局限于政治經濟領域，有限的音樂交流則融入了政治目的。在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及地區(qū)的音樂交流中，國內一些藝術團體為彼此之間的溝通架起了橋梁，以表演亞非拉國家民族歌舞節(jié)目為首任的東方歌舞團，當仁不讓地擔當起中非音樂表演藝術交流的重任。該團于20世紀60至70年代曾出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敘利亞、埃塞俄比亞、幾內亞、烏干達等非洲國家。《人民日報》等國內重要報紙都以較大版面對其進行了報道。

（二）恢復時期（1980—199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穩(wěn)定的歷史發(fā)展時期，從而得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高等院校教學與科研得以恢復，非洲大陸逐漸引起國人關注，相繼成立了諸多非洲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組織，如中國非洲問題研究學會（1979）、“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1979）、中國非洲史研究會（1980）“、中國非洲史研究會”（1980）、“南非研究中心”（1995）“、非洲研究中心”（1998）、“南京大學非洲研究所”（1990）、上海師范大學非洲研究中心（1998）等。另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南開大學、外交學院、云南大學等院校的教師對非洲問題進行學術層面的研究。受非洲研究大環(huán)境之影響，音樂學者加大了對非洲音樂研究的縱深度，由概覽介紹逐漸朝著學術層次的轉型，相關文獻有論文30篇、譯著有2部、兼著2部和旁及著5部。代表性文論有陳自明《布隆迪的民間樂器》⑦、〔日〕瀨戶宏（王北成譯）《非洲傳統(tǒng)音樂的現(xiàn)狀》⑧、〔法〕羅康德（張東曉譯）《黑非洲的音樂語言》⑨、陳銘道《非洲音樂的節(jié)奏組織原則》⑩和《從民族音樂學看非洲樂器》???、陳銘道和皮全紅《非洲木琴研究與民族音樂學》???、張雷和陳自明《獨放異彩的黑色珍珠———記非洲傳統(tǒng)音樂》???、李昕《非洲的“拇指鋼琴”———姆比拉琴初探》???和《黑人傳統(tǒng)音樂中的鼓文化研究》???等。譯著分別是加納著名民族音樂學家恩凱蒂亞《非洲音樂》???，上音學者湯亞汀翻譯，這是國內迄今為止唯一出版的專門評介非洲音樂譯著。美國音樂史家艾琳•索森（E.Southen）《美國黑人音樂史》???系袁華清由法文版轉譯而來，該著的開篇中，敘述了美國黑人移民前所在非洲國度的音樂藝術特征。兼著有陳銘道《黑皮膚的感覺———美國黑人音樂文化》???、王耀華《世界民族音樂概論》???兩部世紀之交的成果，前著系作者在美攻讀博士學位的論文，其突出的特點一是運用文化價值相對主義的觀點，強調將音樂事象置放于賴以生存的自身（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去；二是使用大量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作者用較大的篇幅、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非洲黑人音樂在美國的發(fā)展歷程，分析和論證了美國黑人音樂中來自非洲的DNA（基因）。音樂學家田青認為該著是“音樂學領域里近年來出現(xiàn)的最好的書之一”???。總之，兩本兼著邁出了中國非洲音樂研究學術轉型最為堅實的步伐，具有啟后承前的模范作用。旁及著包括張榮生《非洲黑人藝術》???、寧騷《非洲黑人文化》???、〔法〕讓•洛德（張延風譯）《黑非洲藝術》???、劉鴻武《黑非洲文化研究》???、李保平《非洲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五部著譯文獻是國人全面了解和認識非洲文化藝術很好的教科書，也是中國民族音樂學者研究非洲音樂重要的文化參考讀本。該階段研究無論在內容、范圍及現(xiàn)代化問題方面都較前一階段有了質的提高。雙方的音樂交流趨于理性回歸，純音樂的對話開始增多。重要的是學者們開始以民族音樂學的視野來看待、研究非洲音樂，以更加客觀、公正的角度，從文化的視角剖析非洲音樂。#p#分頁標題#e#

【摘要】電影藝術由畫面、導演、演員、場景、美工、攝影、音樂等構成，尤為重要的是音樂和畫面。電影音樂受畫面制約，根據人物情緒的需要和劇情的發(fā)展而出現(xiàn)停頓、起伏，將電影音樂影像化。《英雄》上映于2002年，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zhí)導，譚盾為其配樂。本文以知網搜索到的18篇與之相關的文章為例，分析《英雄》的研究現(xiàn)狀及研究不足。

【關鍵詞】譚盾；英雄；研究現(xiàn)狀

一、敘事風格及影片情節(jié)

《英雄》采用整體敘事結構，用“戲中戲”的表現(xiàn)方式來呈現(xiàn)整個故事。“戰(zhàn)國后期，戰(zhàn)火紛擾、群雄并起。先后盛極一時的七雄中，唯有秦國雄霸一方。秦王為一統(tǒng)天下，發(fā)動了對趙國等諸侯六國的討伐戰(zhàn)爭。秦王的野心激起了各諸侯國俠士的強烈不滿，紛紛伺機刺殺秦王。趙國刺客長空、情侶刺客殘劍、飛雪三人最為秦王忌憚。秦王下令凡能緝拿刺客長空者，可近秦王20步；擊殺殘劍、飛雪者，可近秦王10步，封官加帛。3年前，情侶刺客殘劍、飛雪雙雙闖入秦宮，刺殺秦王，但在最后時刻，殘劍放棄了親手血刃秦王的機會；殘劍此舉，飛雪甚為不解。從此，兩人生怨。3年后，秦國俠士無名，實為趙國人，為報“國仇家恨”，也加入到刺秦行列。他潛入秦國，花了10年的功夫，練就了一身最為上乘的功夫“十步一殺”，即在10步之內，可擊殺任何目標。無名前來與長空、殘劍和飛雪商議刺秦事宜。同門師兄長空為能讓無名接近秦王，在漏頂棋館，佯敗在無名劍下。無名求助殘劍、飛雪，遭到殘劍的斷然拒絕。殘劍的態(tài)度更引來了飛雪的不滿。殘劍力勸無名放棄刺秦，這使無名大為不解。在無名赴秦的路上，殘劍以兩字相贈無名：天下。并解釋說，這是他多年悟出來的道理，秦王不可殺。積怨已深的飛雪再也不能理解殘劍的勸阻行為。殘劍為證明對飛雪的感情以及對社稷蒼生的期待，幽怨地死在飛雪的劍下。飛雪深為愧疚，最后雙雙戕身戈壁大漠。秦王召見無名。無名講述刺殺三刺客的經過，取得了十步于秦王的最高規(guī)格。無名抓住機會，飛身刺向秦王。在這千鈞一發(fā)的時刻，無名最終放棄了。無名以社稷蒼生為由，要求秦王一統(tǒng)七國，結束經年戰(zhàn)爭和歷史恩怨。最終無名死于秦兵矢如飛蝗的箭雨之中。整個故事以無名上殿刺殺秦王的過程展開，通過無名與秦王的對話展開無名與長空、殘劍、飛雪的故事，故事結束，無名刺秦。可以看出故事的主線是無名刺秦，故事的副線有2條，分別是無名擊殺長空，及無名擊殺殘劍、飛雪。”[1]

二、研究現(xiàn)狀及文獻綜述

在知網搜索關鍵詞“譚盾英雄”，現(xiàn)已搜集到的相關文獻有18篇，其中碩士論文4篇。從總體上看，這些研究電影音樂《英雄》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對內容的梳理，本綜述將這些文章大致分為五類：研究音樂發(fā)展技術手段的文章有2篇，探討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特色的文章有7篇，分析武俠電影本體的文章有2篇，探析配器技法的文章有5篇，新聞報道的文章有2篇。

（一）研究音樂發(fā)展技術手段

作者：武慧 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

回首1980年,當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國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賽中“零”的記錄———獲得第四屆西貝柳斯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五名時,人們在驚喜之余,還以為這是個別、偶然的現(xiàn)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國優(yōu)秀小提琴選手陸續(xù)幾十次贏得了各種國際比賽大獎,讓世界樂壇刮目相看:王曉東在1983年和1985年兩次獲得英國梅紐因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第一名,呂思清和黃濱分別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桂冠等等[1](第202-206頁)。如今,當我們再聽到中國選手“國際比賽獲獎”時,高興之余,已不會再感到特別意外和驚奇了。誠然,我們不能自吹自擂,夸贊中國的小提琴藝術有多么輝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蓬勃興旺的整體社會環(huán)境,使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躍、開放的國際交流和學琴熱潮造就了小提琴藝術在中國的騰飛,涌現(xiàn)出薛偉、錢舟、陳曦等多位中國小提琴演奏家。

經過幾代中國音樂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優(yōu)秀的中國小提琴教育家對西方小提琴藝術已經有了相當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學的技術訓練方法,被國際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贊“超過歐洲所有的學校,包括歷史最悠久的巴黎音樂學院”[2]。在學習、借鑒西方優(yōu)秀音樂文化成果的同時,中國自己的小提琴藝術已經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在東方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發(fā)芽,并逐漸顯示出可貴的特色。中國小提琴藝術由中、西兩大音樂支柱所支撐,涵蓋了小提琴的教學、表演、創(chuàng)作、制作及理論研究等各個方面。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種音樂關系,屬于內含多種學科的復合性研究領域。近年來,隨著中國整體音樂水準的提高,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也達到了最活躍的時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論述某一問題的專著、文集,如錢仁平撰寫的《中國小提琴音樂》、洛秦主編的《小提琴藝術全覽》等著作,也有在各種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還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藝術方面的課題作為畢業(yè)論文的選題[1](第191頁)。與專著和學位論文相比,音樂期刊上的文章不僅具備一定的學術性,還具有時效性、廣泛性特點。其中,《音樂研究》《中國音樂學》《中央音樂學院學報》《中國音樂》(《中國音樂學院學報》)《人民音樂》《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這七種核心音樂期刊上刊載的論文更有專業(yè)性、權威性和代表性,對于考察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的發(fā)展狀況具有典型意義。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種核心音樂期刊上發(fā)表的有關小提琴的論文為藍本,通過對這些文章的數量、內容、研究趨勢以及作者構成等方面的統(tǒng)計,嘗試分析與總結三十年來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的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題。

1978—2008年核心音樂期刊小提琴論文概況及進展

據統(tǒng)計,1978—2008年在七種核心音樂期刊上發(fā)表的有關小提琴的文章共計358篇(包括部分短訊和信息)。其中,《音樂研究》刊載18篇,《中國音樂學》9篇,《中央音樂學院學報》75篇,《中國音樂》18篇,《人民音樂》148篇,《音樂藝術》59篇,《黃鐘》31篇。關于音樂家演奏會、藝術成就、紀念及研討會等內容的論文共140篇。其中約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論文)是關于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文章多角度探討了馬思聰在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發(fā)展中對小提琴演奏、音樂教育和音樂創(chuàng)作等方面的巨大貢獻,由此可見馬思聰在我國小提琴藝術史上所占有的獨特地位。有關其他中國小提琴家,如劉育熙、胡坤、呂思清等人的文章為46篇。在介紹外國音樂家的50篇文章中,對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關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為題。另外還有關于奧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來訪演出、講學、回憶和懷念等內容。

研究小提琴教學和演奏理論的論文共78篇。在探討教學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紹了被譽為“冠軍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學方法,將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學法從理論上進行了較系統(tǒng)、簡明的總結。其他教學文章還談到基本功訓練、中外專家的講學、選擇教材和教學法等內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論文,討論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勢、動作、音準、發(fā)音和技術訓練等具體問題上。分析小提琴音樂作品的論文共有62篇。研究中國樂曲的為40篇,其中又以對馬思聰的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為主,占17篇。另外,還有6篇論文對備受贊譽的中國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創(chuàng)作技法和中西結合風格進行了探討,對杜鳴心、王強、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也有專文介紹。在僅有的研究外國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譯文,又有從主題因素、和聲調性、曲式結構等創(chuàng)作角度對作品進行音樂學分析的論文。

在有關小提琴比賽的34篇文章(包括簡訊)中,記錄歷屆全國青少年小提琴比賽和中國作品演奏比賽的文章為15篇,另外19篇是對國際比賽及獲得國際比賽大獎的中國音樂家的介紹與采訪。關于小提琴藝術史、小提琴學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對中國小提琴藝術的影響、中國樂派如何形成等內容。此外,還有10篇文章主要介紹小提琴基本常識;6篇文章專門研究提琴制作;書評、聲學問題等其他內容為10篇。與改革開放前僅有《音樂研究》和《人民音樂》上刊載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統(tǒng)計的358篇文章,不僅是數量上的增加,更有質量上的突破,體現(xiàn)在對小提琴藝術研究范圍和深度的極大拓展:學術視野的不斷拓寬,使小提琴藝術理論的研究目光從基本演奏知識和有限幾首小提琴樂曲的普及性介紹,擴大到表演教學、作品分析、國際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個方面。關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運弓等一般問題和介紹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樂會及演奏經驗外,出現(xiàn)了《演奏好中國小提琴曲所需的補充技術訓練》[3]《小提琴中國作品的演奏與初步研究》[4]等文,對演奏西洋樂器與中國風格的實踐結合進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學方面,從左右手訓練、發(fā)音音色等常見普遍性問題的探討,到多位具體小提琴教育家,如馬思聰、張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國大師教學方法的記述和總結(參見[5][6][7]),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較為詳實、可行的經驗。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xù)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xiàn)整體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作為文化產業(yè)的重要構成，開展并深化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加快我國文化產業(yè)發(fā)展、滿足讀者需求及進一步提升出版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目前這方面研究還不深入，②本文嘗試從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形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內容的供給側改革及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給側改革四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

學術期刊供給側改革不僅要進行微觀層面的改革，還要從組成結構、編輯人員專業(yè)構成等方面進行宏觀層面的改革，只有實現(xiàn)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約的不合理因素，才能達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組成結構改革

1．增加專業(yè)性期刊數量，限制綜合性期刊數量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整體格局是以綜合性期刊為主。綜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幾個學科，學科邊界模糊，影響了讀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與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設，繼而影響期刊自身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專業(yè)性學術期刊因其專注某一學科，期刊定位更為準確、整體結構更為合理、欄目設置更為細化、選題更為前沿新穎，從而對特定學科學術水平的推進更為有力，更能彰顯學術期刊的價值和使命。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說，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加大對專業(yè)性期刊的審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積極出臺相關政策督促和指導現(xiàn)有綜合類學術期刊向專業(yè)性學術期刊轉變。比如，高校綜合性學報，要從為學校辦刊向為學科辦刊轉變，即依托本校優(yōu)勢學科影響力積極向專業(yè)性期刊轉變。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學科影響力于2018年更名為《安全與管理學報》，成為安全、管理及交叉學科突破性理論進展和創(chuàng)新成果的發(fā)表陣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學術期刊數量

摘要：我國倡導創(chuàng)建文明城市的推展,主要以實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黨的精神為主旨，針對整治市容、強化交通秩序、無障礙設施建設管護、環(huán)境衛(wèi)生治理、國民禮儀素質教育等相關工作和活動增進人民參與的意愿和行動。現(xiàn)有的研究顯示,創(chuàng)建過程中面臨的難點及挑戰(zhàn)，必須藉由提出長效機制的策略來解決。本文將以音樂教育結合國家核心政策的視野，論述音樂教育對于倡樹文、明新風的影響性及應用前瞻性。本研究的結構共含四個章節(jié)，第一章陳述我國音樂教育與文明倡議相關性；第二章從傳播倡導、心理衛(wèi)生、美學思想等三個層面，探討音樂教育于創(chuàng)樹新風之相關應用；第三章闡述基于國家經濟發(fā)展政策視野下的音樂教育目標，提出教育策略；第四章總結論文，期待未來能增強藝術教育相關的產業(yè)，用以輔助國家政策發(fā)展架構，積極培育耳濡目染的創(chuàng)文環(huán)境，厚實文化底蘊與推廣政策，提升國民素質與文明習慣。

關鍵詞：音樂教育創(chuàng)建文明策略研究

自古以來，音樂教育被中西方史學家認為是文明思想的泉源。《史記·樂書》記載：“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顯示出音樂是追求道德文明衍生出的體裁，中國又有金石之聲及周公制禮作樂等古文明史料，可從鐘、磬等代表性樂器，察覺出精準的音律計算，已運用先進的科學度量衡法則與精巧的制作工藝技術。另外，中國音樂文化中，宮廷禮制和社會禮法的象征意義，呈現(xiàn)出儒家雅樂以“仁、義、禮、智”和道德自覺做為音樂的核心思想。以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及柏拉圖等人提出的西方思想體系理論認為，音樂是宇宙天體運行規(guī)律下衍生出的系統(tǒng)化頻率，蘊藏數學和天文學的根本奧秘。綜觀中西方的學術論著可見，音樂是文明的先聲，是音樂文化的呈現(xiàn)，能夠反映出一個城市在文明整體綜合水平上的發(fā)展?jié)撡|。目前，國內在建立城市發(fā)展時,已制定許多獎懲規(guī)范與評鑒制度，但是每個新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大多需要歷經各種優(yōu)化改革，管理制度有限，短期內施政效果難以立竿見影，繁瑣的改革程序使國民投入創(chuàng)文活動的積極性受到影響。因此，為達到長期落實創(chuàng)造文明進步的效果,更需要建立能夠對國民素質造成潛移默化功能的教育體系,而音樂教育體系在人格教育當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我國的音樂教育重視技能訓練和基礎理論知識的培養(yǎng)，近年來在國際樂壇上孕育出許多表演型及研究型專業(yè)人才，相比之下，音樂教育對國民普羅大眾的教化性和影響性易受忽視，值得多數音樂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音樂教育的本質和理想。從中國哲學及歷史宏觀的格局來看，音樂不論在孔子儒家、荀子法家的理念主張中，皆有不可或缺的教化意義。中國古代有虞舜太平和諧的韶樂,倡導安泰祥和的禮儀風尚,也有武王伐紂述功正名的武樂,用以鼓舞士氣、振奮人心。由此可見,音樂藝術對于人民的教化及疏導必須自然而然地融合法制,音樂基礎理論知識和創(chuàng)作功能，能夠輔助應用于推廣實踐文化發(fā)展,使藝術生活與文明精神相輔相成。觀察我國現(xiàn)如今的音樂活動,已有許多將歌曲創(chuàng)作、音樂展演內容配合國家政策倡導的實例,例如愛國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衛(wèi)教歌曲《洗手歌》、防疫勵志歌曲《你有多美》等,其中的歌詞陳列出與社會發(fā)展息息相關的應對舉措及民生改善議題。除此之外,另有軍歌比賽、奧運及市運慶祝演出、文旅宣傳紀念音樂會、城市主題歌曲征集等活動，將音樂與城市文明形象以及鍛練身體心智的精神融合,豐富了音樂演出的形制和特色。從這些實例當中,可以了解音樂產生的過程,除了社會功能,也兼具審美需求,不同情境的歌詞內容運用的音樂素材和韻律節(jié)奏也有所差異,結合多元音樂并將其實踐于文化推展,使音樂活動和創(chuàng)文精神相得益彰，是音樂教育長效的實踐目標與理想。

一、音樂教育于創(chuàng)樹新風之相關應用

音樂教育與城市發(fā)展有什么相通之處？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fā)展，人們更加關注對精神生活的追求。除了學校的音樂教育外，音樂節(jié)和大師班開始盛行，這種學習與演出相結合的形式，為音樂文化的傳承滋養(yǎng)了良好的環(huán)境，同時也促進了音樂教育與城市文化的和諧發(fā)展，帶動了音樂文化產業(yè)的繁榮。這種教育與文化產業(yè)有機互動的發(fā)展模式，將會實現(xiàn)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就音樂教育對創(chuàng)建文明城市的主要推動力,分別在下述幾項層面中發(fā)揮作用：

(一)音樂傳播倡導。音樂結合政策標語口號,不僅能將制式化的文字敘述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表達給群眾,也由于音樂的表現(xiàn)及風格更貼近生活,結合大眾網絡平臺宣傳優(yōu)勢后,能夠形成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傳播載體,更容易朗朗上口。將音樂輔佐搭配口號宣傳,優(yōu)化教條式的文宣系統(tǒng),有助于建立創(chuàng)文環(huán)境中的整合營銷傳播策略和管理。

(二)心理衛(wèi)生輔導。中國古籍紀載,五聲調式“宮、商、角、征、羽”的音律特性可與五行五臟相對應,具有“五音療疾的概念”,將音樂與人之間的密切性敘述至相當深厚的程度。音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抒發(fā)情感、撫慰心靈,同時提供給人們一種健康的管道宣泄情緒。現(xiàn)有的研究顯示,音樂及藝術治療已在臨床實驗中證明對心理疾病患者產生效應與作用,而具有娛樂性的音樂種類也有助于放松并減輕生活壓力,促進人類身心健康。音樂能夠激發(fā)大腦想象力,活化思維,讓精神生活更充實美好。學習樂器的過程也必須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模式和紀律訓練,因此,將音樂教育引進創(chuàng)建文明的實踐方式中,更能夠培養(yǎng)國民內省自律的好習慣。

【摘要】學校不僅是國家民族文化傳承的最佳途徑，還肩負著傳承傳統(tǒng)音樂的角色。本文采用文獻資料法等，對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傳承與發(fā)展展開研究。研究認為，高師音樂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不僅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繼承者，更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未來的傳播者，做為未來的主力軍，他們能有效推動傳統(tǒng)音樂在學校與全社會中的傳承作用，因此，研究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傳承與發(fā)展，具有切實可行的發(fā)展意義。

【關鍵詞】傳統(tǒng)音樂；傳承與發(fā)展；高師音樂

傳統(tǒng)音樂以其自身豐富多彩的姿態(tài)，一直在我國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凝聚成的情感、態(tài)度與價值觀。然而，在當前世界多元文化的不斷滲透下，傳統(tǒng)音樂并不太受國人喜愛，甚至處在被邊緣化境地。因此根據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教育中的現(xiàn)狀，總結其在高師教育中的傳承價值具有切實意義。本文在借鑒學者江水蓮《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傳承》一文的基礎上，對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傳承與發(fā)展進行了重新梳理與研究，以期能為今后的傳統(tǒng)音樂傳承與教育提供借鑒。

一、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傳承現(xiàn)狀

高師音樂教育在初創(chuàng)時期就以西方音樂體系為主，雖然我國的專家學者一直在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師音樂教育體系的研究，但從現(xiàn)狀來看，傳統(tǒng)音樂教育教學并不樂觀。其中主要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音樂在高校中的傳承不足，一些學生對外國作品的分析頭頭是道，然而一講到中國傳統(tǒng)音樂則漏洞百出；一些聲樂專業(yè)的學生演唱水平雖然很高，可以演唱歌劇詠嘆調，但是不會演唱京劇片段；主修鋼琴的學生雖然演奏水平極高，但是不會民歌伴奏。在中小學教堂，律動是常用的教學手段，而在傳統(tǒng)民族音樂教學時，很多學生設計的律動與傳統(tǒng)民族音樂風韻明顯不符，不會從民族舞中找出有針對性的動作。種種跡象表明，目前許多中小學音樂教師還難以勝任傳統(tǒng)音樂教學，這就使得高師音樂教育培養(yǎng)優(yōu)秀中小學教師任重而道遠。眾所周知，高校教育是我國教育階段的最高級，有許多優(yōu)秀人才都在這里成長，高校音樂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是我國傳統(tǒng)音樂的繼承者。因此，在高校建立傳統(tǒng)音樂傳承機制，可以對我國傳統(tǒng)音樂的傳承與發(fā)展產生積極作用。

二、中國傳統(tǒng)音樂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的發(fā)展對策

在現(xiàn)代高師音樂教育中，必須安排充足的傳統(tǒng)音樂課程，教師應該引導學生認識到傳統(tǒng)音樂的重要性，學校要加強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課外實踐，促進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

［摘要］從教學、科研、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相統(tǒng)一的角度，以鳳陽民歌為例，探討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闡述地方民歌在高校聲樂教研中所展示的歷史性、藝術性和現(xiàn)實性要素意義，強化其對學生聲腔音調訓練、情感技巧把握和學術論文撰寫的重要影響，對聲樂教學改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具有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高校聲樂教學;地方民歌;鳳陽民歌

社會高速發(fā)展帶來的需求變化和音樂教育的改革和發(fā)展對高校音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挑戰(zhàn)。高校聲樂教學作為高校音樂教育的一支重要生力軍，是高校音樂教育的主干課程和重點學科。目前繼續(xù)延續(xù)國內專業(yè)音樂學院的教育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地方音樂人才的需要，并且將會在地方高校聲樂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方向上出現(xiàn)問題。要想做出改變，不僅要在教學模式上做出改變，還要突出地方特色，建立地方特色課程，將地方音樂引入聲樂課程，在聲樂人才培養(yǎng)模式和教學內容革新等方面做出改變。鳳陽民歌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全國有很高的知名度。筆者是地方高校的聲樂教師，也是鳳陽民歌市級傳承人。在聲樂教學中，選擇了鳳陽民歌的優(yōu)秀曲目整理后引入高校的聲樂課堂，在聲樂教學、學術研究、社會實踐等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對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并成為聲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深刻思考。現(xiàn)對“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從歷史性、藝術性、現(xiàn)實性三個方面做如下闡述。

一、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的歷史性要素

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課堂，是歷史機遇、歷史傳承、歷史聯(lián)系的綜合體現(xiàn)。從聲樂教學模式的轉變看，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是歷史機遇。十七屆六中全會把建設文化強國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把打造、增強中華音樂文化的國際競爭力，復興和弘揚中華民族音樂文化作為中國人長期不懈的奮斗目標。地方高校的聲樂教育，從一開始就沿用了著名音樂學院的教學模式，以培養(yǎng)“高、精、尖”歌唱演員為教學目標，以藝術歌曲、詠嘆調、“青歌賽”創(chuàng)作歌曲、經典民歌作為主要教學內容，確實培養(yǎng)出了一批聲樂演唱能力較高的學生，頻頻在全國的聲樂比賽中獲獎，并在畢業(yè)后進入知名度高的歌舞團、歌劇院工作。但是這類學生比較少，相當多的學生畢業(yè)后從事中小學教師和基層文化工作。這就迫使地方高校聲樂教學的培養(yǎng)方向發(fā)生改變。“2000年《音樂周報》關于美聲、民族、通俗三種唱法分類科學性的討論，引發(fā)對中國聲樂教育的全面反思以及未來民族聲樂教學道路的探索。”［1］國家教育部適時頒布了《全國普通高校音樂專業(yè)必修課程指導綱要》，其中聲樂課程內容有四個部分:聲樂基礎理論與知識、聲樂藝術審美與表現(xiàn)、聲樂基本技能與方法、中小學音樂教學實踐。聲樂課程教學內容選編的原則也有四條，其中第3、4條強調:“重視選擇富有民族特色、地區(qū)特色的教學內容與鄉(xiāng)土教材。”“面向基礎教育，聯(lián)系中小學教育教學實際，精選在音樂教學和社會音樂活動中應用價值高的聲樂作品作為教學曲目。”［2］高校教學需要富有地方特色的聲樂曲目，鳳陽民歌符合“應用價值較高”的要點，所以鳳陽民歌的一些優(yōu)秀曲目被選入聲樂專業(yè)課程教材，把握住了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這一歷史機遇。從聲樂教學選用的曲目看，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是歷史傳承。中國是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國，56個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各個地區(qū)各個民族的民歌猶如天上的星星，數不勝數。從古代《易經》的卦辭、卜辭，到第一部樂歌總集周代的《詩經》，元代和明代民歌與戲曲、曲藝相互吸收和影響，直至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民歌都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精神寄托。“民歌是人民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反映，它是音樂最初的萌芽。一切音樂作品(包括民間音樂的其他類別如器樂、曲藝、戲曲等)都離不開它。”［3］高校聲樂教材中有《沂蒙山小調》(山東)、《蘭花花》(陜西)、《小白菜》(河北)、《繡荷包》(山西)、《槐花幾時開》(四川)、《牧歌》(內蒙古)、《孟姜女》(江蘇)等這些由音樂工作者從各地優(yōu)秀民歌中挑選出來的民歌精品，還有《人說山西好風光》(喬羽詞、張棣昌曲)、《吐魯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詞、施光南曲)、《美麗的草原我的家》(火華詞、阿拉騰奧勒曲)、《青藏高原》(張千一詞曲)等音樂家吸取各個民族民歌音樂特色創(chuàng)作的聲樂作品。沿著這些前輩走過的足跡，采集整理地方民歌，使之成為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為進一步發(fā)展地方高校的特色聲樂課程，筆者編寫了有地方特色的鳳陽民歌聲樂教材。入選高校聲樂教材的民歌，是從現(xiàn)存的鳳陽民歌中精選出來的。鳳陽民歌有多少首呢?目前收錄鳳陽民歌數量最多的是筆者主編的《鳳陽花鼓全書•詞曲卷》一書，共收錄鳳陽民歌小調214首。選入教材的是其中的精華，如《鳳陽歌》《鮮花調》《孟姜女》《十把小扇》《鳳陽花鼓》《王三姐趕集》等，這些小調都是從中國歷史文化深處走來的知名曲目，有的幾十年歷史，有的數百年歷史。如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品牌的《鮮花調》，又名《茉莉花》，最早出現(xiàn)在清代錢德蒼增刪修訂的《綴白裘》中，該書第六集卷一《花鼓》的第三曲為《花鼓曲》，又名《鮮花調》［4］。我們在高校聲樂教學課堂上教唱這些曲目，既是對歷史文化的延續(xù)，又是對音樂藝術的傳承。從一首民歌的不同變體中可以看到民歌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具有的歷史聯(lián)系。在教學《鳳陽歌》的過程中，我查找與其相近的曲調及運用其曲調的藝術種類，發(fā)現(xiàn)除西藏、新疆等少數省份外，絕大多數省份都有《鳳陽歌》或其變體存在。《鳳陽歌》流傳各地后，融入當地的方言特色和藝術形式，有的甚至更改了曲名。但《鳳陽歌》的神韻未變，如河南的陽調、蘇南的春調、徐州琴書的四句腔、榆林小曲的叮當調等。真正是《鳳陽歌》唱遍神州大地，“說鳳陽”聞名五湖四海。從中探索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相互聯(lián)系交融的基本途徑和基本規(guī)律，對學生把握音樂藝術的流變發(fā)展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通過學習一個地區(qū)的民間歌曲，了解這些流傳全國的“同宗民歌”的特點，把握一首民歌在不同藝術種類中的表現(xiàn)，可以橫向考察音樂藝術發(fā)展流變的基本規(guī)律。

二、地方民歌豐富高校聲樂教學的藝術性要素

鳳陽民歌是國家級非遺，其藝術魅力可想而知。我們在聲樂教學實踐中與其親密接觸，對把握聲樂藝術要素，對提升聲樂藝術水平，起到積極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