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威     單位：廣東省計算中心

1建設的背景及意義

由于存在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醫療資源分布不均，醫療供需不平衡等情況，從醫療衛生信息化角度看，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是實現各級醫療機構間、城市與縣鄉、城市與農村間的區域協同醫療和信息共享。但由于各醫療機構信息系統各異，底層數據結構和網絡規劃狀況也不同，導致醫院內部和醫院間出現很多信息孤島，增加了區域協同醫療的難度。探索整合公共衛生服務資源的有效形式，逐步建立統一高效、資源整合、互聯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開、使用便捷、實時監管的醫藥衛生信息系統顯得尤為必要。基于信息共享與協同的衛生信息化建設工作，實現社區不同區域衛生信息在醫院、社區之間的共享以及基于協同的開展實施，讓我們對協同醫療信息化建設的共享模式逐漸的清晰化。

2平臺技術架構

衛生信息共享與協同平臺是為衛生信息化提供一個醫療信息數據為核心的開發和運行平臺，可以使用此平臺快速的定制、開發和部署衛生信息平臺項目，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電子醫療信息共享與管理需求。其包括以下方面：基于衛生信息共享與協同平臺主要包括數據中心數據層、業務服務層、數據交換層，硬件網絡基礎設施層四個層次，還包括貫穿四個層次的標準規范體系和安全保障體系兩大體系。數據中心層主要是實現基于衛生信息共享與協同平臺的數據存儲，需要解決數據存儲的結構、模型、內容、數據庫管理軟件的選型等。數據交換層和業務服務層主要實現基于衛生信息平臺的數據采集、交換與共享，數據交換層是直接與外部系統進行溝通的技術層，業務服務層是基于數據交換層根據數據結構設計各種業務服務組件來完成平臺數據的采集，存儲與共享。硬件網絡層是指支撐平臺的硬件設備和網絡平臺。標準規范體系是平臺中必須遵循和管理的數據標準，是平臺運行和應用的數據基礎。安全保障體系是從物理安全到應用安全保障整個平臺的正常運營。

3平臺詳細解決方案

3.1衛生信息數據中心

1內蒙古自治區牧民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現狀

1．1地理可及性方面

內蒙古位于中國北部邊疆，疆域遼闊狹長，和8個省及自治區接壤。調查顯示，由于牧區地廣人稀、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大多數鄉鎮衛生院的服務半徑達到幾十公里，有的個別牧戶甚至達到100多公里。許多牧民看病不方便，急危重癥無法及時得到救治，導致鄉鎮衛生院的服務可及性較差。

1．2經濟可及性方面

內蒙古自治區的牧區絕大多數處于經濟落后地區。多年來，地方政府的衛生投入不足，有的蘇木衛生院一年的收入僅僅能保證購置過冬用的煤炭。這樣的條件既無法提供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服務，也無法留住優秀的人才。醫改以來，中央和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對基層衛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了，房屋等基礎設施得到了改善，設備得到了增加，內蒙古自治區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這對于多數服務半徑達到幾十公里的蘇木衛生院卻遠遠不夠。蘇木衛生院無法依靠提供服務來增加收入，反而是提供的服務越多，越有可能倒貼各種費用，這種狀況在短時間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制度建設和投入力度，創新改革和發展的模式，逐步改善牧區看病難問題。

1．3服務可及性方面

牧區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低。衛生院和嘎查衛生室工作條件十分艱苦，衛生技術人員待遇低下，難以留住具有較高素質的衛生技術人員。部分地區財政困難，衛生經費較少，功能設施投入不足，診療手段差。而且，受氣候變化、生活方式等因素影響，牧區傳染病發病率較高，尤其是結核病、布病等控制難度較大的疾病近年來又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牧民對部分藥品的需求量急速上升。

上海市自2005年開始逐步推行社區衛生服務綜合改革試點，通過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醫保總額預付制度，建立績效考評制度，實現“提高質量、規范功能、降低費用及加強管理”的目標[1]。在新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又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本文通過對2008—2010年上海市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資源配置和服務狀況分析，以期了解社區衛生服務的運行狀況，為進一步促進社區衛生服務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1研究內容與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課題組通過浦東新區衛生統計資料的查閱、浦東新區醫療機構管理中心有關數據的收集，對該區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衛生資源（包括人員、床位、固定資產及設備金額等）和醫療衛生服務量（門急診量、出院者占用床日數及公共衛生服務量）以及醫療衛生服務效率（人均服務量、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積的服務量及每萬元設備金額的服務量）進行了分析。

2研究結果

2.1衛生資源配置狀況2010年浦東新區44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在崗人員為149人，比2008年增加了11.69%；平均編制床位數和平均實際開放床位數分別為81.77張和59.73張，基本與2008年持平；平均房屋建筑面積為6613.93m2，比2005年增加了7.53%；固定資產及設備金額分別達到2172.36萬元和831.38萬元，比2008年增長了14.59%和12.70%（表1）。數據還顯示，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衛生資源配置差異較大。

2.2醫療衛生服務量2010年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門急診量為33.96萬人次，實際占用總床日數為2.50萬床日，公共衛生服務量為11.93萬人次，比2008年分別增加31.50%、10.68%和72.49%（表2）。在2010年公共衛生服務中，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納入計算機管理的建檔人數為1.18萬人，平均提供健康教育的人次數為5.19萬人次；平均提供0~6歲兒童國家免疫規劃接種和0~36個月兒童保健的人次數分別為4.31萬人次和6134.43人次；平均產前檢查和產后訪視的人次數分別為2637.77人次和1315.43人次；平均為5007.89名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保健服務；平均規范管理5547.09名慢性病病人，其中管理高血壓、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病人分別為3033.11人、1063.36人和1173.05人（表3）。與2008年相比，2010年原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公共衛生服務增長明顯；其中，平均0~6歲兒童國家免疫規劃接種人次數增長36.30%，平均產前檢查和產后訪視人次數分別增長52.60%和21.94%，高血壓、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管理人數分別增長了1.74%、80.26%和236.67%。

2.3醫療衛生服務效率按照在崗人員、建筑面積和設備金額分別計算，44所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療衛生服務效率，門急診增長了15.79%~19.05%，住院服務增長了-4.64%~2.13%，總體醫療服務增長了13.06%~15.73%，公共衛生服務增長了47.14%~82.34%（表4）。

社區衛生服務的發展試圖以政府直接供給的形式滿足公眾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但公益性的提高是否會犧牲醫療衛生服務效率一直是各種醫改政策爭論的焦點之一。而效率的改進則是以對醫療衛生服務提供的可計量和可考核程度為前提，如果不能對服務提供者團隊成員的工作數量和質量進行有效的甄別和考核，就無法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因此，作為全國較早的新醫改試點地區，上海市長寧區一直試圖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系統進行完善，特別是引入全科服務團隊模式之后應如何細化之以提高團隊成員的激勵水平是制度創新的關鍵點。新的制度必須有新的服務模式與之相適應，服務模式也決定了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的方向。家庭醫生制服務模式是社區衛生全科團隊服務模式的深化和發展。2011年4月，上海市首個“家庭醫生工作室”在周家橋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周家橋衛生中心”）成立。通過工作室這一服務載體的實踐探索，家庭醫生制服務模式顯然重塑和優化了社區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系統。本文將對“家庭醫生工作室”這一新興服務模式的制度含義及其影響進行分析。

一、研究的背景與意義

2005年起，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引領的新一輪社區衛生服務改革，抓住了衛生體制改革中“公益性問題”這一癥結，并圍繞著社區衛生公益性實施了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為國家新醫改找到了重要突破口。2006年，國務院召開社區衛生工作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意見》，明確了發展社區衛生服務的總體方向、基本原則和執行框架。2010年下半年開始，上海、北京、武漢等城市在社區衛生服務發展中，先后提出“家庭醫生”服務的概念。2011年國發〔2011〕23號文《國務院關于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從全科醫生制度頂層設計上描繪了全科醫生制度的藍圖。2005年底，作為上海市首批實施社區衛生服務綜合改革試點的長寧區，率先創新推廣全科服務團隊模式，并推行家庭簽約制服務，但當時的服務基礎、人才隊伍、政策環境尚不能完全支持簽約制服務；上海徐匯、閔行、青浦、金山等區也從2007年起開始從不同角度探索“責任制醫生”的健康管理模式；2008年，長寧區周家橋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率先在區內試點居委責任制醫生健康管理模式探索；2009年，家庭健康責任制工作納入區衛生局重點工作，并制定《長寧區家庭健康責任制工作實施方案》，在全區試點探索；2010年8月10日，在“城市與健康國際論壇”上，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首次提出上海將全面推行建立家庭醫生制度；2011年，上海配合國家新醫改方案，試點推進五項重點工作，試點家庭醫生制就是其中一項，全市有10個區縣參與試點工作。

長寧區周家橋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作為上海市最早試點家庭醫生制服務的社區衛生機構之一，早在2008年下半年，在全科服務團隊模式基礎上，開始實施全科醫生居委責任制工作模式試點，并于2009年6月在中心全面試點。目前，中心家庭醫生18名，分別承擔19個居委會的家庭醫生制服務。2011年4月，成立全市首個家庭醫生工作室——“陳華工作室”。在上海尤其是長寧區，家庭醫生制服務模式已經成為未來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內涵深化的方向和共識，國家對全科醫生制度的設計更進一步明確了發展目標。正當家庭醫生制服務模式的探索熱火朝天地進行時，周家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率先提出了“家庭醫生工作室”的概念，并迅速得到了政府、輿論的響應，業內的關注以及居民的認同。那么，家庭醫生工作室的成立究竟是一種必然還是一種偶然，是一種可行的操作模式還是一種暫時性的炒作手段？回答上述問題需要在社區衛生服務發展歷程及家庭醫生工作室成立的背景上進行分析。

二、家庭醫生制服務的實踐需要服務載體來適應

家庭醫生工作室是社區衛生發展和全科理念深入實踐的產物。社區衛生服務在國內起步較晚，大體經歷了以功能轉型為主的框架建設期、以公益性改革為主的體制機制改革期、以家庭醫生制度建設為主的內涵發展期等三個時期，而在三個不同時期，衛生服務的載體也隨之發生變化。在框架建設期期，地段醫院、部分二級醫院及企業醫院等逐步轉型成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并逐漸成立了“三科一室”的工作模式，即醫療康復科、預防保健科、后勤保障科及辦公室。然而，這僅僅是功能定位的調整，這些醫療機構的主要服務載體并未發生變化，仍然是內科、外科等專科。

（一）在體制機制改革期，社區衛生逐漸引入全科理念，提出“六位一體”的服務理念然而在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的全科醫生，只能通過組建全科服務團隊，即由若干經過短期全科崗位培訓后的專科醫生和若干名公共衛生人員、社區護士組成全科服務團隊，通過知識的整合及專業的互補來達到服務的整合，解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原來的專科醫生轉為全科醫生后，而客觀上卻沒有真正涵義上的全科醫生的矛盾。全科服務團隊通過社區衛生服務站、全科診室等載體，為社區居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隨著社區衛生改革的不斷深化，規范化培養的全科醫生不斷充實到社區衛生服務的隊伍中，社區衛生服務人群的不斷擴大，社區衛生服務的內容不斷拓展，社區居民的健康需求水平不斷提高，全科服務團隊“醫”“防”分家、專業化分工的弊端開始逐步顯現，“六位”難以真正“一體”。“防”“治”分工也局限了全科團隊服務效率與服務效果的發揮，全科醫生往往除了家庭病床、出診等醫療服務外，較少參與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工作，例如，管理慢性病患者的是社區的預防保健人員，給慢性病患者診療開藥的是社區全科醫生，即浪費了人力資源，又降低了服務效率。這也促使了社區衛生服務發展逐步進入內涵發展期。據此，周家橋衛生中心率先試點實施全科醫生居委責任制管理，明確一個家庭醫生負責1個居委，2500～3500服務人口，從而促進全科醫生下沉社區，探索居委責任制醫生（家庭醫生雛形）工作模式，家庭醫生承擔責任居委所在的慢性病患者、離休干部、早期歸僑、獨居老人、殘疾人等重點管理對象的基本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服務，并參與居委健康自我管理小組活動，落實防治結合的一體化管理。隨著居委責任制醫生工作的不斷深化和家庭醫生制服務概念的提出，居委責任制的全科醫生開始逐步向職業化的全科醫生過渡。家庭醫生制服務的特點是以建立契約式服務關系為基礎，以健康為核心，以需求為導向，以就近服務為原則，為居民提供防治結合又具個性化的衛生服務。而健康不僅包括生理健康，而且包括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健康；居民的需求導向則是希望家庭醫生能提供有價值的衛生服務，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契約式服務關系的延續；有價值的衛生服務也必然是因人而異、具有個性化的衛生服務。家庭醫生制服務的就近原則也局限了社區衛生服務站作用的發揮。這種新的服務特點必然催生一種新的服務載體與其相適應。“家庭醫生工作室”的提出，既具有創新性，又為家庭醫生制服務尋找到了人性化、個性化的服務載體。#p#分頁標題#e#

【摘要】

本文闡述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政府職能定位的關系，分析了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非均等化的直接原因，提出了強化政府職能，推進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對策。要以績效為導向，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優化政府的衛生職能。

【關鍵詞】

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政府責任

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改革目標，而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是新醫改的重要目標，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是在公平原則基礎上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地區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狀況卻不容樂觀，需要進一步總結與提高。

一、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政府職能定位的關系分析

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實現過程包括三個緊密聯系卻又彼此不同的階段：第一是投入階段；第二是產出階段；第三是基本效果階段。政府在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過程中的作用重點體現在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投入階段，政府通過政府支出結構優化，將社會資源向基本醫療衛生領域傾斜，提高財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發展的比例，優化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內容與質量。但是，政府在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過程中的產出階段與結果階段也非常重要。如果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和績效評價機制，那么政府很難對參與主體不規范或者違法的行為予以糾正，也無法在投入階段對財政資金進行必要的調整，阻礙了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實現。

摘要：經過40年經濟高速的發展，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醫療衛生服務是廣大居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環節，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群眾對醫療服務有更高要求的背景之下，對現有的醫療衛生服務公共管理情況進行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就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服務提出對策。茶文化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蘊含豐富的思想價值，對我國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意識形態等形成均起到了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基于茶文化視角將新形勢下廣大人民群眾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醫療服務現狀相結合，多角度的進行分析，試圖提供較為可能的改革內容，旨在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公共管理水平提升貢獻微薄之力。

關鍵詞：茶文化；新形勢；衛生服務公共管理；改革

客觀來看，醫療衛生服務它是構成社會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區別于一般的社會服務項目，醫療衛生服務兼具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兩種屬性，換句話說醫療衛生服務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兩重特性。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醫療衛生服務系統的改革不是從近期才開始的，早在1985年已經醫療衛生服務趨向市場化和多元化的改革已經初見端倪。具體到我國來看，最初我國醫療衛生服務經歷了由計劃經濟時代單一化的由政府提供醫療服務的模式轉變到逐步擴大市場化、民營化醫療的服務范圍，不同醫療機構之間也從最初的分工協作轉變為開展競爭，這些年來改革的腳步從未停止。站在供給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國醫療服務基本上形成了市場化、競爭化的商業服務模式；站在需求的立場上看，醫療衛生服務慢慢具有更多的私人消費屬性。現有的成果表明，現階段我國的整體醫療水平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醫療改革初見成效，然而由于區域間的經濟水平等客觀差異造成了現階段我國的醫療衛生服務發展不平衡，還存在著很大的上升空間。在這種背景之下，多角度的分析目前我國醫療衛生服務的現狀，研究行之有效的提升策略，是現階段的一個重要內容，下文就此展開論述。

1茶文化在醫療衛生服務改革中的作用分析

茶文化體現了我國勞動人民的智慧與茶事風俗習慣。作為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茶文化有著重大的文化價值、德育價值及歷史價值，其在醫療衛生服務改革中的應用會引領醫療衛生服務改革理念的發展，改善醫療衛生服務現狀。具體來說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茶文化以茶德茶品為中心，倡導無私奉獻，主張義重于利，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而且，提倡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注重修生養德，這利于保持人的心態平衡，解決人的精神困惑。所以將茶文化引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中有利于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促進大家團結合作。茶文化具有知識性、教育性，其應用于醫療衛生服務改革中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品質與文化素質，引導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改變不正當的行為習慣，更好促進醫療衛生服務改革的進行。

2競爭不足的單一化醫療服務的弊端

多年的實踐經驗證明，市場競爭不足的單一化醫療服務呈現出許多弊端，這種單一化體現在供給和市場模式兩個方面，下文從這兩個方面就單一化的弊端展開敘述。一般來說，目前世界上存在兩種形式的由政府提供的單一化的衛生醫療模式，一種是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將醫療衛生服務納入政府組織結構，由國家出資投入，由政府統一規劃，實行免費醫療。另一種是像瑞典等福利國家，由政府直接管理公立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由國家財政支付公民的醫療費用。這種由政府提供的醫療衛生服務導致了諸多問題。首先，直接導致公立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缺乏對人民群眾需要的傾聽，只是一味的實行等級制管理。在這種單一化的供給模式下，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是政府的一部分，這樣的醫療服務機構運行起來完全依靠指令，而非患者的需求。因而進一步導致醫療機構的運行依賴于政府的決策，醫療機構不具備自主經營權，另外，從醫療機構的內部看其自身也是依賴于等級管理的，進一步導致對社會需求的響應能力差。就此，醫療機構的社會服務屬性難以發揮，公眾對醫療服務私人化、個性化的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給與需求的不平衡。其次，缺乏競爭的單一性醫療衛生服務模式使得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缺乏激勵刺激，這就導致了系統本身難以獲得活力。長期以來醫療衛生服務被視作一種公益性的服務，缺乏生產的屬性。醫療衛生服務系統作為政府的一部分，醫療服務機構的日常運營受到政府的管理，政府的財政預算決定了對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投入，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沒有自主權。醫療衛生服務機構里面的從業者是在編人員，其薪資待遇與編制相關。這種局面導致了，醫療機構自身日益進取，不斷創新的內生動力不足，長此以往缺乏競爭的活力。在次，這種局面也導致了，醫療服務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和低效率。缺乏市場這個無形手的調節之下，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難以反映人民群眾對于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造成了醫療衛生服務的不足。

摘要：隨著新醫改的深入，我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卓有成效，但仍面臨主體供給機構服務能力待釋放、供給結構不合理、兒科醫學人才總量不足以及兒童基本藥物制度缺失等問題。基于此，本文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發展路徑：加快推進基層醫療機構兒科建設，加強兒科醫學隊伍建設，制定兒童基本藥物制度以及加強與學術組織的合作。

關鍵詞：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新醫改以來，在政府和社會對兒童健康的關注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績斐然。2009—2015年，我國嬰兒死亡率從13.8‰下降到8.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從17.2‰下降到10.7‰，7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身體發育水平進一步提高。但同時，二孩政策的落地使兒科醫師短缺問題日益嚴峻。根據《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平均每千名兒童僅有0.52位兒科醫生[1]，而國際配置標準為每千名兒童擁有1名兒科醫師[2]。這為我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敲響了警鐘，有待進一步改革。

一、我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

1.主體供給機構服務能力待釋放

（1）綜合性公立醫院兒科發展萎縮。由于兒童用藥量少、輔助檢查少、收費項目少，兒科科室的醫療收入明顯低于其他科室，兒科日益淪落為醫院的邊緣科室，有的醫院甚至已經取消兒科科室。即使部分一、二級綜合性公立醫院按規定設立兒科,通常面臨著資金和人力匱乏問題，兒科科室規模小、診療水平有限，導致病源少，反而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2）兒童專科醫院發展受限。“兒童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兒科也需要二級專科細化發展。目前，我國兒童專科醫院的分科設置已逐步細化，基本與國際接軌，但大部分設有兒科的綜合醫院往往只是設置單一兒科科室，沒有建立兒科二級專科。然而目前我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主要由設有兒科的綜合醫院承擔，兒童專科醫院只是起到補充作用。2016年，我國共有兒童醫院117家，占醫院總數的0.4%，承擔門急診量為5551萬人次，占設有兒科的醫院門急診量的19.2%[1]。兒童醫院數量和資源有限，導致患兒過多集中到提供綜合性兒科服務的綜合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有學者認為，與以成人為主的綜合性醫院和其它專科醫院相比，兒童專科醫院的設備配置和空間環境要求相對復雜，且支出多，運營成本高出其它醫院約三成，而業務收入一般只有其它醫院的1/3[3]。另外，2016年我國兒童醫院獲得財政補助347972萬元，占兒童醫院總收入的10%，占我國醫院財政補助的1.6%[1]。在運營成本較高和財政補助有限的情況下，雖然兒童專科醫院支撐自身的生存不成問題，但不足以推動兒童專科醫院謀求發展。（3）基層機構職能有待深化拓展。我國兒童健康管理服務主要由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承擔，并以當地疾病預防控制、婦幼保健等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為指導單位。2017年2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第三版）》，詳細列明0～6歲兒童健康管理內容涵蓋新生兒家庭訪視、新生兒滿月健康管理、學齡前兒童健康管理和健康問題處理。其中，身長、體重、頭圍的測量和基本項目的體格檢查貫穿兒童健康管理的全過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環境的變化，兒童疾病譜也悄然發生變化，以呼吸道疾病為主的疾病譜越來越寬，預防保健工作顯得至關重要。而當前兒童衛生健康服務的要求仍停留在較低層次，且缺乏對體格測量和檢查結果準確性、客觀性的有效保證，兒童疾病篩查效率和質量與時代要求不相適應，容易造成醫療資源浪費，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兒童衛生保健需求。另外，流動性兒童健康管理、兒童心理行為等應納入兒童健康管理服務內容范疇，對此，政府關注不夠，政策缺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兒童健康管理服務能力拓展受阻。

2.供給結構不合理

摘要：

浙江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績效管理制度已經全面實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建議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務人員績效工資的總體水平；引進第三方考核機制，完善績效考評體系；建立完善醫療分級就診制度，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按照執業能力和水平進行分級管理；引進醫療保險機制，用保險機構的監督促進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公共服務職能最大化。

關鍵詞：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管理；建議

鄉鎮衛生院作為提供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的主體，能否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對于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至關重要。所以在鄉鎮衛生院建立和完善績效管理機制，能有效激勵基層衛技人員提高服務能力和效率，從而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運行效率，為基層居民提供優質醫療衛生服務。目前推行的績效管理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公平和效益這一矛盾的關鍵問題，仍需進一步調整措施加以完善。

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績效管理制度的歷史沿革

從新中國誕生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主要依靠國家和集體經濟的支持而維持運行。改革開放后，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也逐漸“斷奶”，轉而依靠業務收入來維持發展，通過診療、檢查、開藥等方式獲取收入，扣除運營成本后，進行員工工資和獎金的發放，這一扭曲的補償機制，導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逐漸失去了其公益性。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通過加大公共衛生經費補貼來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收入，從而減少亂開藥、亂檢查的不合理醫療現象，但由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在收支分配上的絕對自主權，使得其對利益的訴求無休無止，公共衛生經費的投入并沒有使其趨利意圖有所改觀，導致醫療費用不斷上漲，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為此，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機構改革和制度探索。200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一2011年）》相繼出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作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環節，成為了“新醫改”的重點對象。“新醫改”的目的是以公益性為基礎，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改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工作者的趨利行為，從而維護基層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為切斷醫生與藥品的利益聯系，國家陸續出臺了“收支兩條線”、“基本藥物制度”、“藥物零差價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在此基礎上又推出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績效工資改革”政策，旨在扭轉“以藥補醫”帶來的扭曲激勵機制，將醫務人員收入與服務數量、質量、效果以及居民滿意度等標準掛鉤，實現新的激勵導向。這一政策在保障基層醫務人員總體收入不降低的基礎上，以績效考核為主要手段，逐步形成合理的績效工資水平、完善的分配激勵機制和健全的分配宏觀調控機制，從而調動基層醫務人員積極性，促進基層衛生事業發展，提高其公益服務水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