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轉型背景下高師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作的職業思考

(一)是語文教師的素質基礎

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從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為一名合格的語文教師，必須具備大量的文學知識(包括古代文學知識)及寫作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畢業論文，側重培養的就是寫作中的邏輯思維與獨立思考能力及對所學專業知識的靈活運用。有質量地完成畢業論文，無疑是對本科生知識與技能的檢閱與訓練，并將惠及今后的教學。

(二)有益于語文教師的晉職論文寫作

作為未來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他們最實際的問題是，走上工作崗位后的職稱評聘，教學科研論文是其晉職必不可少的條件。可以說，完成一篇有質量的學士學位論文，將會為他們日后的職稱論文寫作打下良好的寫作基礎。

(三)與語文教師的教學內容關系密切

從專業知識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古詩詞的分量增加了;中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語文總分將大幅提高;隨著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出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也尤顯重要。這些都要求語文教師具備充分的古代文學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而古代文學畢業論文的寫作恰恰給畢業生提供了一次專業知識梳理與綜合運用的機會，這對畢業生今后教學知識的積累、教學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作者：朱啟臻 曾富生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大慶石油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在技術革命日趨顯著的社會環境下，社會迫切需要培養大批創造性、應用性、高層次的復合型人才，以滿足產業部門、應用部門和管理部門的需要。而現實情況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規模過小與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存在著巨大的矛盾[1]。導致這種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盡管目前高校培養的大量學生更多地走入應用性強的崗位，但培養模式依然沿襲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慣性，導致長期以來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不匹配。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教育部《關于做好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從2009年開始，擴大招收以應屆本科畢業生為主的全日制專業碩士學位范圍；認為開展全日制專業碩士學位研究生教育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積極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需要，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是進一步完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需要[2]。但是這一轉變的實現，除了社會的需求等外部環境外，還依賴于高等學校自身條件的建設，本文結合農業推廣碩士多年的培養實踐，對提高全日制農業推廣碩士培養質量的途徑進行探討，旨在為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據。

一、創新教學內容和方法

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教育面對的生源行業背景十分廣泛，但其培養方向很明確，主要是為農業與農村管理機構、農業企業、農業服務等崗位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技術和管理人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設置以來一直是以在職人員為主要生源，這些研究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職業實踐經驗豐富，而全日制的農業推廣碩士生源沒有這樣的優勢。在生源缺乏職業經驗而又要按職業需要來培養學生的前提下，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戰。把專業學位研究生作為應用型高級人才來培養，在教學內容上應與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學校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缺少優秀教材與案例，與學術型學位研究生教育沒有顯著差別，有的培養單位甚至直接使用普通研究生的教材或將其簡化后使用，或直接照搬國外案例或教材，這種做法難以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需要。特別是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極易出現學術化傾向，與學術型人才教育難以區分。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我們對其要有全新的認識，而且需要做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目前特別迫切的是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創新。就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的教學內容而言，我們認為必須強調綜合性。經過多年的實踐，人們普遍達成這樣的共識：農業推廣碩士的知識結構應涵蓋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傳播學和行為學等理論與方法。但是這種綜合性并不是把不同學科課程簡單拼湊起來就能體現，因為簡單地拼湊不可能產生綜合效果以形成培養特色。綜合性體現著創造性，多年來中國農業大學在形成綜合性課程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嘗試，如“農業推廣學”就是體現應用性的一門綜合性課程，它綜合了農業科學、信息傳播學、社會心理與行為學、組織學、教育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也形成了實踐性很強的操作方法，被評為農業推廣領域的國家精品課程。目前我們正在建設的“農業社會學”也是一門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綜合性課程。農業社會學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視角重新審視農業，綜合了現代農學、農民學、農業經濟學、制度學、組織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屬于自己學科特點的獨立的理論體系和分析問題的方法。特別是把農業和農村政策的制定作為該學科的落腳點和歸宿，使得這一學科具有了很強的實踐性。如果每個專業學位類型都能夠形成3~4門具有創新性且符合中國本土特色的綜合性課程，對推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內容的創新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關于農業推廣碩士教育的教學方法，我們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案例教學和參與式教學模式。特別是參與式教學方法對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十分有效。研究者概括了參與式教學的許多特點，諸如參與性、互動性、民主性、合作性、開放性、激勵性、發展性、反思性等[2]，但作為專業學位研究生參與式教學方法最基本的要點有三個：

1.問題導向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校《敦煌文獻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校勘,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校勘工作會有相當的幫助。梵文中心葛維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對中觀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報告》、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

一、大學物理實驗中階段性論文撰寫的必要性

（一）階段性總結

大學物理實驗中階段性論文撰寫正是一種階段性總結，它可以將那些很多在大學物理實驗中已經復現在課堂上的所學物理理論知識的原理與結果再一次進行總結和歸納，從而實現自我分析和思考的目的，這是一種深度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通過大學物理實驗，很多物理知識得到了最為直觀的展示和呈現，增加了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而進行及時的階段總結式的論文撰寫可以使得學生將實驗中的種種物理實驗現象進行紀錄和分析，加深其對有關物理知識的理解，給出一個相對來說是客觀和真實的總結。

（二）階段成果固定

大學物理實驗中階段性論文撰寫可以使得其階段性成果得到鞏固。大學物理實驗不應該只是按知識分類簡單串聯起來構成的一系列的實驗，而是一個有著確定的培養目標和培養計劃的能力培養過程，在此過程中，學生通過參與物理實驗來感知物理知識的應用并親身操作和體驗，此后，學生需要將自己在實驗中遇到的問題和得到解決的問題都得以記錄和反思。這就是一個階段成果固定的過程。在此階段，學生可以將物理知識在實踐中的反映以論文的形式總結并鞏固，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為學生今后的個性發展創造條件。

（三）階段性修正

大學物理實驗中階段性論文撰寫也是一種階段性修正。在物理實驗中，為了實驗結果的客觀和準確，往往會盡可能地排除外界的許多干擾或是影響因素，突出其中的主要因素，其目的是使得物理知識的獲取既要源于實踐又要高于實踐，可以說，它是一種發現物理學理論而又檢驗物理學理論的標準且具有唯一性。然而，在物理實驗中，學生會發現自身在學習中的一些問題，即是對于物理知識本身的理解或是對于實驗中各種結果的分析等，這些都可以在大學物理實驗中階段性論文撰寫中得到修正。

摘要：近幾年專業學位教育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培養體系日趨成熟。值得重視的是數學學科教學碩士學位論文寫作質量的提升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問題。文章從學生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導師隊伍建設等方面對論文寫作過程管理和評價體系進行了分析，對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教育碩士論文；寫作質量；保障體系構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國開始設置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距今已經有22年的歷史。而教育碩士培養質量主要體現在其學位論文的質量上。作為教育碩士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的寫作是教育碩士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其創新能力的過程[1]。2014年，為了保證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抽檢辦法》《關于加強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保證和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和《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辦法》等系列文件，將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作為一個重要的觀測指標，建立研究生畢業前質量反饋和畢業后質量跟蹤調查制度，加大對不合格學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就成為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數學教育碩士的學位論文有其自身的特點：（1）選題應來源于基礎教育發展、改革的實際問題，要有明確的數學職業背景和應用價值；（2）學位論文既有教育學科性質，又具備數學學科特點，對學生的文理綜合能力要求較高；（3）相對于理論創新而言，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對應用創新能力的要求更強。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既有內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內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學位論文主體的內容結構安排以及內容水平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學位論文的形式結構、排版格式、字數等[2]。而大多數數學教育碩士在本科期間主要學習的是純數學知識，理科綜合能力較強，對于數學教育中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論文寫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養不夠好，導致其學位論文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1）內容假大空，不能腳踏實地，大量摘抄往屆論文成果內容，沒有自己的邏輯框架，表達混亂；（2）論文地基不穩，沒有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與整理，論文內容缺少數據支撐，論證乏力；（3）態度不端正，不能嚴格按照學位論文寫作要求規范論文格式，各種圖標、數據等使用不規范；（4）缺乏創新，不能與中小學數學教育與管理實際相聯系，實用性及學術價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將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針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工作，探討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問題，以使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更具指導性和操作性，從而達到有效地提高學位論文質量的目的，為數學及其相關專業領域的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指導和質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文獻綜述

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反映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有許多專著或者文章對其進行了研究。劉良華教授[3]對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如怎樣選題、怎樣做“文獻研究”、怎樣寫“開題報告”、怎樣做“歷史研究”、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做“實驗研究”、怎樣做“理論研究”等。張定強教授[4]通過對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寫作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王林全教授[5]針對數學教育碩士論文寫作的保障機制，對如何指導數學教育碩士專業論文寫作及答辯進行了分析與思考。盧鍔教授對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學科教學·數學）研究生教育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學位論文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看法。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是當今社會的需要，是數學教師自身再學習、再發展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高全民數學素質的需要[6]。數學教育碩士的培養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便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程：從選定研究領域，到認真查閱文獻、收集相關資料撰寫開題報告，再到利用各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實際的研究，得出研究結果，最終形成完整的論文，這是大多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之路。由此可見，要想形成數學教育碩士論文的保障體系，就要從論文寫作的每個環節入手，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

三、構建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建議

1．語類分析與學術論文引言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語類(genre，亦譯為“體裁”)曾經一直屬于文學研究的范疇，但自從Bakhtin(1986:60-102)將語類概念引入非文學領域以來，語類的研究范圍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目前已被用來指所有的語篇類型。同一語類的語篇在研究目的、語篇結構、文體風格和目的讀者方面都呈現出類似的模式(Swales1990:58)。與應用語篇分析的其它三個層面(語域分析、語法修辭分析和交互分析模式)仍停留在對語言進行表層描寫相比，語類分析層面則超越了對語篇語言特征的簡單描述，力求解釋語篇建構的理據，探討語篇結構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和心理認知因素，從而揭示實現交際目的特殊方式和語篇建構的規范性。因此，語類分析具有了解釋性的特點，將語言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方法緊密結合在一起(Bhatia1993:5-22)。當然，文體的分類是必要的，也是相對的。也就是說，各種文體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王曉軍2008:32)。學術論文是受專業學科語篇社團所制約的專業語類，論文作者既需向讀者客觀地傳達研究結果，又需表明自己的立場，與讀者取得情感上的認同(高霞2015:30)。對于學術工作者而言，閱讀學術論文有助于了解相關領域內的研究歷史和最新的研究動態，而相對快捷有效的信息獲取方式就是閱讀引言。論文引言(Re-searchArticleIntroductions，簡稱RAIs)位于論文正文的開頭，起著引領讀者了解論文后續部分的詳盡信息并提供解讀視角的作用(Weissbery＆Burker1990:20)，相當于全文脈絡的“路線圖”，已被確認為一個至關重要的集聚說服/推廣力的論文組成部分(Loi2010:267-279;Swales2004:226;Samraj2008:55-67)，具有闡明研究目的、綜述當前的研究現狀和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解決方案以及相關的評估標準等功能。但引言也被認為是一篇論文最難寫的部分，作者必須采用規范的撰寫方法和組織形式來闡述論文的主題，同時必須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大量研究信息，反映本研究目前在該領域的研究水平。有關引言語類的研究影響最大的是Swales(1990:137-166)采用其語步—步驟(move-step)分析法建立并逐步完善的CARS(CreateaResearchSpace:創建研究空間)的語篇研究模式(PrototypicalModel)，該模型是Swales在其代表作GenreAnalysis(《語類分析》)一書中首次提出的。CARS模型從三個語步、11個步驟(每個語步包含數個步驟，每個語步都是通過具體的步驟而實現)解析了學術論文前言部分的交際過程，即語步1:確立研究領域;語步2:確立合適的研究地位;語步3:占據研究地位，這是Swales基于其建立的110篇學術論文引言語料庫的研究成果。CARS模型中的三個語步通過不同的功能劃分，環環緊扣，構成了相互銜接、相互承啟、相互支持的一個整體，借助于言簡意賅的語言和清楚嚴密的修辭結構達成了作者勸說和推廣自己學術成果的目的。Swales尤其強調論文引言的推廣作用，指出:論文引言推崇研究的原創性，論文競爭趨于激烈，而引言對學術的推廣性和助推作用更加凸顯”。此后圍繞該分析模式的引言研究層出不窮，國內外眾多學者們通過自己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實踐或驗證CARS模型的真實性。Ahmad(2012)對60篇伊斯蘭論文引言的修辭結構特點進行了分析，發現其中嚴格遵循CARS模型的引言數量很少;Samraj(2008:55-67)在美國對三個學科(biology，philosophy和linguistics)的碩士論文引言進行了對比性話語分析。根據研究實踐，Swales(2004:232)后來又將CARS模型中的第三語步調整為“呈現當前的研究”，并將三個語步中的步驟進行了從內容到順序的調整，改進后的CARS模型在引言必備的幾個步驟之下，增加了一些必須的和可選的實現各步驟的具體小步，更加完善了學術論文引言的語類結構分析模式。近年來國內有關引言的語類研究也呈上升趨勢，研究內容涉及廣泛，主要兩個方面:1)從不同的學科進行研究，譬如，徐有志等(2007:47-51)依據Swales提出的CARS“三語步”語篇分析模式，對我國北方六所大學英語專業碩士學位論文引言部分的寫作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蔣婷、徐娟(2013:203-208)采用語料庫方法，選取30篇中外法律權威學術論文，探討了語類分析的框架，對英漢法律類學術論文引言的語類特征進行了描述性對比分析，并探討差異背后的社會文化原因等。2)從不同的視角對引言語類的研究。譬如，何建敏、于建平(2006:104-108)基于系統功能語法有關經驗功能的理論，借助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英語學術論文引言部分實現經驗功能的途徑，通過對實際語篇的量化分析，歸納、總結和描述了學術論文引言部分的語域特征。與國外相比，國內有關學術論文引言的語類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重理論輕實踐，實證性研究比例偏低，且樣本量偏小。有些研究只注重理論評述，缺乏實際步驟分析，應用研究力度不夠深入。近幾年國內實證性研究雖有上升趨勢，但非實證性研究仍居壟斷地位。其次，對論文引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學科或領域的(中英)語際對比，缺少進行語內對比研究或者跨學科的實證對比研究。迄今為止，從語類分析的視角，把引言作為一個獨立的語類，用大樣本的實證性語料庫方法綜合研究引言語類特征的研究依然為數甚少。因此，有關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論文引言的對比研究，由可比的或等價的語料構成的較大型可比語料庫的創建并在此基礎上開展對引言語類的相關研究顯得尤為必要。

2．研究思路與框架

研究采用了Swales(1990:141，2004:232)的關于引言語類分析的CARS語步模型。在分析具體的語篇時，研究人員通常以語步和步驟作為語篇分析的出發點。語步這一概念可被表述為由一組表現同一意旨取向的語言特征組成的，表達一定交際功能的語篇片斷。在語類分析中，每一語步都從語篇功能和語境出發，通過語篇中的語言線索來辨認和確定。如果一組句子傳達同一類交際信息，那么他們就被認定為同一語步(Swales1990:58)。Swales＆Feak(2010:167-180)認為，語步是一組完成特殊任務的文字，是一個功能性而不是語法概念。語步的長度不同，可以是一個短語或句子，也可以是一個段落。一個語步可以由一個或多個步驟組成。步驟也是一個語義單位，由句子的一部分、一個句子或多個句子來表達。

2．1引言語類的修辭結構

Swales(2004:232)的CARS原型模式由三大語步組成，這三個語步又各自包含一個或多個步驟。CARS模型體現了人們可以在不破壞語類基本結構或者語類原型(prototype)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即作者可以在這三個語步的框架下根據交際目的和交際對象的不同來選擇不同步驟的組合而傳遞個人意圖。在這個模式中，語篇按照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語步構成，每一語步由幾個可供選擇的步驟來實現。

2．1．1Swales的CARS引言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