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在安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安陽市農村沼氣建設緊緊圍繞“農業立市”這一戰略部署，以“農業社區”建設為載體，以滿足廣大農村對優質能源、優良環境及優質農產品的迫切需求為宗旨，抓重點、舉亮點、攻難點，強力推進生態家園富民沼氣工程建設，形成了多種以沼氣為紐帶的良性循環互動型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截至目前，安陽市累計發展沼氣用戶29.7萬戶，建設各類大中型沼氣工程902座，有40個村實現了整村供氣、全年用氣，年可消化處理養殖糞便和作物秸稈150多萬t，年直接經濟效益2.9億，受益農民突破120萬人。初步形成了從工程建設到管理服務、從技術培訓到示范推廣、從“三沼”綜合利用到無公害農產品生產等一批以沼氣為紐帶的產業鏈條,促進了農業社區經濟發展，實現了農民增收、環境治理、資源高效利用等一舉多贏的目標。   1以沼氣建設為紐帶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   一是有效解決廣大農村對優質能源、優良環境及優質農產品的需求問題，轉變了農民的思維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二是較好實現了農產品安全生產、資源環境良性循環及提高農業綜合經濟效益三者的協調發展；三是建立了適合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涵蓋多種高效種養及沼氣工程技術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不同層次、滿足不同需要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2主要模式類型及應用效果   2.1以“一池三改”為主的農業社區循環經濟模式   該模式以農戶為基本單元，通過建設沼氣池，同時配套進行改廁、改圈（改院）、改廚，使人畜糞便隨時直接自動進入沼氣池，進行厭氧發酵。產生的沼氣供農戶日常生活用能，沼渣、沼液用作農田肥料，培肥地力，生態環保，是一種無污染的良性循環經濟模式。自2004年以來，本市開始在全市范圍內實施生態家園富民沼氣工程建設，同時結合沼氣國債項目建設，重點推廣了以“一池三改”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該類模式的沼氣生態示范村400多個，受益農民22.5萬余人，年增收節支5000多萬元。很多農戶通過發展該模式實現了“二凈”（家居凈、庭院凈）、“三省”（省煤、省電、省力）、“三增“（增肥、增產、增效）、“兩減少”（疾病減少、投資減少）的生態家園建設目標。該循環模式集經濟、生態、社會效益于一體，有效解決了農戶的家庭用能，提升了農民生活質量，深受農民歡迎，是本市推廣范圍最大的一種農業循環經濟模式。典型案例：安陽縣呂村鎮東高奇務村，大力發展庭院農業循環經濟，高標準建設“一池三改”沼氣生態模式216處，僅庭院經濟一項，年直接經濟效益就達30多萬元。該模式以沼氣池為紐帶，聯動改廁、改院、改廚，人畜糞便自動流入沼氣池，產生的沼氣可以基本滿足農戶全年80%的生活用能;處理后的沼渣沼液通過半自動出料設備，可直接澆灌庭院內種植的經濟作物，品質優良，經濟環保。由于采用高效立體種植技術，沼氣用戶的庭院經常是綠意盎然，新鮮蔬菜水果不斷，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也很受市場青睞。“種二畝田，不如建一個生態小家園，一年四季吃鮮菜，剩余還能賣成錢”，是對東高奇務村農業社區庭院循環經濟的真實寫照。   2.2以無公害農產品產業基地建設為主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   該模式是通過植物生產、動物轉化、微生物還原，來實現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循環利用、農業的清潔生產以及農業經濟的高效益。其具體的運行模式是：豬糞（包括牛糞、雞糞等）或秸稈經過發酵后制成沼氣或加工成有機肥和有機無機復合肥，沼氣可以作為優質燃料解決農民的生活用能問題，沼渣沼液作為優質肥料則用來種植糧食、蔬菜、果樹等，是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有效模式。   典型案例：安陽縣白璧鎮呂村鎮綠康高效農業示范園，按照土地經營集約化、農業生產無害化、管理科學現代化的發展思路，以沼氣建設為紐帶，大力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形成了溫室-沼氣-有機肥-無公害蔬菜-市場良性循環產業鏈。示范園占地面積26.67hm2，建設高標準日光溫室148棟，建設40座共400m3的太陽能沼氣池，能向一個養老院提供生活用氣，向40棟日光溫室提供沼氣燈增溫、供CO2肥，利用沼液進行葉面施肥，對防治蚜蟲、紅蜘蛛、飛虱等害蟲的發生有很好效果。工程運行幾年來，每年可處理糞便污水20t，產生沼氣1.88萬m3，生產優質沼肥750t，再加上白璧鎮東街村大型沼氣工程提供的沼渣沼液，為該園區提供了大量優質有機肥，每年可減少相當一部分農藥、化肥的施用，有效提高了農產品質量。該園區生產的優質無公害蔬菜，除部分供應本地市場外，大部分銷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產品供不應求。每年僅“三沼”綜合利用一項，年增收節支20余萬元，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十分顯著。目前，該園區正在籌建一座高標準大型秸稈沼氣集中供氣工程，該工程投入正常運行后，將按照集中處理秸稈糞便、統一供氣供肥供電供熱的模式，解決園區及農戶的生產生活用能和用肥需求，使之成為集多種高效生態農業技術為一體的、豫北地區規模較大、有很強示范帶動力的高效農業循環經濟示范基地。   2.3以污染治理、生物質資源高效利用為主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   該模式是指在養殖規模較大的畜禽養殖場及秸稈資源豐富地區，建設大中型沼氣工程，優化集成多種種植、養殖、沼氣生產等國內外先進技術，實行氣、熱、電、肥聯產，生產清潔能源沼氣，用于生活、生產，處理后排出的沼渣、沼液，可直接作為附近農田的優質有機肥，也可部分進入魚塘用作餌料，生產的農副產品或直接作飼料，或直接進入流通領域。各種資源在循環利用中實現增值增效，促進了農業社區發展。截至目前，本市建有大中型沼氣工程600多處。該模式把農村可再生能源、環境保護及無公害農產品產業基地建設高度結合起來，克服了實際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種養分離、環能分離造成的農業效益低、農民收入低、環境污染重、發酵原料不足等問題，實現了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較好地滿足了農民生活和農業生產中對優質能源、優良環境及優質農產品的需要，是促進農業社區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p#分頁標題#e#   典型案例一：安陽縣東街村大型秸稈沼氣集中供氣示范項目，總投資280萬元，主體發酵容積800m3，干式儲氣袋500m3，采用上推流秸稈中溫發酵工藝，德國利浦筒倉建筑技術，配套先進的智能化控制系統，產氣率高，管理方便，實現了沼氣工程全年運行和均衡供氣。該工程運行近一年，日產沼氣近千方，可滿足沼氣站日常做飯、照明、冬季取暖及附近800余戶居民全年的生活用能，此項農民節支增收30萬元，沼氣站收氣費收入43.2萬元；年消耗作物秸稈700t，年產沼渣沼液1400t，可解決本村46.67hm2土地的玉米秸稈處理問題及全村部分耕地的用肥問題，此項可免除農民秸稈還田費用2.45萬元，沼氣站出售沼肥收入1.4萬元。扣除工人工資、運行費用10萬元，年經濟效益67萬元，經濟、環境、社會效益十分明顯。為拉長沼氣產業鏈條，提高沼氣效益，該沼氣站計劃建設溫棚30座，在利用沼渣沼液生產固體無公害肥料、發展無公害蔬菜的同時，也可為社會解決部分就業崗位。該沼氣站力爭通過幾年努力，把沼氣產業發展成引領農業社區經濟發展的排頭兵。   典型案例二：柳林村按照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依托生豬和沼氣2個專業經濟合作社，大膽探索豬-沼-（電）-果（菜、魚、花卉）等以沼氣為紐帶的循環經濟模式，取得了很好效果。該模式將養殖場畜禽糞便、作物秸稈等廢棄物，通過大型沼氣工程為農戶、養殖場提供生活用能，沼氣發電為養殖場提供電能的同時，還利用發電余熱為養殖場、沼氣工程提供冬季所需的熱能，生產的沼液、沼渣為園區小雜果提供優質有機肥，同時林下散養家雞，實現園區內養殖、種植的良性循環。目前，園區已建成年出欄1萬頭的標準化養殖場1座，1200m3的大型沼氣工程1座，帶動供氣農戶350戶，1臺50kW沼氣發電機組即將投入使用，建立了1.33hm2小雜果采摘區和蔬菜種植區。隨著園區各種產業鏈條的逐步建立完善，生豬出欄能力將達到1萬頭，沼氣工程滿負荷運行后，年產沼氣28萬m3，生產沼液、沼渣有機肥1700m3，年生產無公害小雜果50t、蔬菜100t，年直接經濟效益可達1200萬元。   3結語   安陽市這些年的實踐探索表明，以沼氣為紐帶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在解決現代農業發展所面臨的環境污染、生態保護、資源消耗及農村能源短缺等問題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省、市各級領導的廣泛認可和廣大農民的普遍歡迎。按照安陽市“農業立市”的戰略部署，要把有限的自然資源利用好、保護好，要在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的同時，大力發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農業循環經濟，加大以沼氣為紐帶的高效農業循環經濟技術與模式的研究與應用，加快農業廢棄物、畜禽糞便綜合處理利用步伐，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形成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實現本市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我國農業循環經濟的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推進農業循環經濟的法治化發展，已逐漸成為化解我國農業生態問題的重要舉措。但就目前而言，法治化視角下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還面臨著農業循環經濟科學立法工作推進緩慢、農業循環經濟執法及監督工作有待加強、農業循環經濟守法激勵及宣傳工作亟待優化等諸多困境。對此，還需通過推進農業循環經濟科學立法工作、加強農業循環經濟執法及監督工作、優化農業循環經濟守法激勵及宣傳工作，推進農業循環經濟的法治化發展，進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助力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法治化；農業循環經濟；立法；執法；守法

農業循環經濟強調農業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旨在實現農業生產、經濟發展、生態保護以及資源利用的統一，故而著力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已是大勢所趨。但農業循環經濟的全面落實還需要依賴健全的法制保障體系，唯有推動農業循環經濟法治化發展，才能夠真正促進農業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一、推進農業循環經濟法治化發展的必要性

農業循環經濟是循環經濟與農業經濟的融合產物，其內涵體現為：其一，遵循生態規律，涉及清潔生產、循環利用等能夠保障農業生態環境與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生態型經濟；其二，遵循“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旨在實現低污染、低投入、高產出；其三，充分依托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其四，以農業產業組織為主要發展載體。發展農業循環經濟，能夠將農業生產引入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而維護生態平衡、促進農業經濟的協調發展。要全面推進農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健全法治保障體系是必然要求。其一，推進農業循環經濟法治化發展，能夠明確農業循環經濟的法律地位以及各市場主體的法律關系，使得農業循環經濟得到各市場主體的重視，也有助于引導各市場主體協調好彼此關系，保障農業循環經濟的穩定運作；其二，推進農業循環經濟法治化發展，能夠明確各市場主體的權利義務，為各市場主體提供明確的行為依據，保障農業循環經濟的有序運作；其三，推進農業循環經濟法治化發展，能夠發揮法律的評價與強制作用，對各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行評價，對于各市場主體違反法律的行為進行處罰，并對各市場主體遵守法律的行為予以肯定，從而為各市場主體提供標桿，規范各市場主體在農業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行為，促進其健康運作。

二、法治化視角下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困境

（一）農業循環經濟科學立法工作推進緩慢

作者：曲玉紅 靳清 單位：中國計量學院后勤服務公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無論是總的社會物質福利還是個人主觀上的福利都一樣處在危險之中；經濟的增長也就背離了它的真實意義。另一方面，技術的等級決定著經濟的等級，因而可以說，當今經濟世界的絕對支配力量不是文化、制度，也不是地理稟賦，更不是人的膚色，而是科學技術及其范式。

循環經濟作為廣義經濟問題的特例，有技術范式與經濟范式的豐富內涵。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指出：“人類一方面在創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毀滅已有的文明，生態環境惡化如不及時遏制，人類將生活在幸福的墳墓之中。”這被認為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次鳴響。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是樂觀的時代，她堅信進步。19世紀中葉，非技術的專家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都為人造環境日益發展壯大而陶醉。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就是新技術的表彰大會，功利主義哲學家們也認為“機器”幫助社會實現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新技術完全適合于新自由經濟。但是即便在技術就要成為迷信的時代里依然有人冷眼旁觀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反技術傾向還是印刷在反技術文學作品里，像《寂靜的春天》、法國波爾多大學教授杰克•埃洛爾的《技術》。埃洛爾認為，技術已經變得強大，以至于政治和經濟這樣的社會現象都是“屬于它”，而不是“被它影響”；現代人的心理狀態完全為技術的價值所支配，技術把人類從時間和空間的許多限制中解放出來，但是解放意味著什么呢？解放會朝著完全有益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嗎？

1980年，美國國會頒布了《綜合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這一法案賦予一系列“責任方”“嚴格的責任”，以令他們負擔清除環境中的有害廢物的成本，法院里關于“刺破公司有限責任的面紗”的案例不斷增多，這意味著股東應該對比他們投入更多的財務損失負責任。科爾內（JanosKornai）的“軟預算約束”不幸成為傳統計劃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都被感染的“病毒”，只不過表現出來的病癥不同而已：傳統的國有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經營，它們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轉嫁給他人，尤其是轉嫁給國家。因此，他們沒有責任感，也沒有效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則鼓勵了公司去進行經濟冒險甚至是不道德的冒險。而“看不見的手”范式對“軟預算約束”不能有效“殺毒”，因為這三項制度——有限責任制度、中央銀行制度、破產法——被“看不見的手”遺漏了。在這個隱藏著破洞的經濟范式里，技術可能被人類領入歧路。

“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這句中國漢代唯心主義哲學的“天人感應”成為了現實世界的“解說詞”，氣候問題、極端天氣、臭氧洞警示人類要保障共同的未來，要“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二為一”。實際上，技術范式與經濟范式是一條道上兩套車。經濟上苛求速度與消費，因而對這個星球“暴飲暴食”；技術的神通廣大也在大眾意識中形成一種新的“讖緯迷信”，以為技術帶來的問題技術可以解決。

事實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不徹底性隱約露出技術的“命門”，技術不一定就是“全能戰士”。二次工業革命以來，能源的消耗也包括其它資源消耗已經進入倒計時，而技術并沒有解決能源接力的下一棒。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些學者還認為：能源技術的基本約束條件不是資源問題，而是環境問題。現在的情況是二者都是問題。技術與經濟必須聯袂尋找一條“回路”。自工業革命后，人類選擇的范式路線也是直線的，其基本特征是從自然界中大量獲取資源，進行大量的生產和消費，然后大量向環境排放廢棄物，并已經超過自然界的自凈化能力，即“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線性開放式模式。這種單向線性開放模式也像蓋倫的學說一樣，必然讓位于具備“回路”的模式，這就是循環經濟。

作者：鄭季良 周菲 董潔 單位：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

企業間協同創新研究張旭梅等［7］提出了供應鏈企業基于產品生命周期協同創新的內涵和運作過程，針對企業間實現協同創新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實施策略；張哲［8］結合產業集群理論、協同學理論以及技術創新理論等，對產業集群內企業協同創新的動力系統、博弈過程、績效評價與協同度評價進行了綜合研究；張波［9］分析了影響我國中小企業創新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小企業協同創新的主要模式。從以上綜述可知，目前我國對企業內部的協同創新研究較多，屬于微觀層面；對于產業鏈企業間的協同創新即中觀層面的協同創新研究較少，而對于產業鏈循環經濟發展協同創新的研究更鮮見發表。隨著科技與經濟的深度結合，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已經由資源依賴轉向了自主創新，由單純的企業治理轉向了產業鏈的集聚發展。基于我國正在大力開展循環經濟建設以及制造業所存在的勞動效率低、產業鏈條長、協同創新弱的特點，本文對制造產業鏈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協同創新問題及其對策進行分析和思考，并以寶鋼集團為例進行案例分析。

制造產業鏈循環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協同創新問題

（1）創新意識協同問題。在產業鏈中，上下游企業間客觀上存在著創新意識的差異性或者不協同性，即不同企業對創新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參差不齊，影響到整個產業鏈協同創新的集成效應，勢必也影響到產業鏈循環經濟協同發展效應。

（2）技術協同創新問題。制造業產業鏈的循環經濟技術包括清潔生產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回收和再循環技術、環境監測技術、預防污染工藝技術、資源重復利用和替代技術、能源綜合利用技術等。技術協同創新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初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一般較弱，主要依靠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來實現企業的技術進步。由于技術壁壘，技術引進成本較高，技術模仿空間非常有限，導致企業技術創新程度和能力的不協同；二是產業鏈的關聯性對企業的循環經濟技術創新協同運行是客觀要求，單個企業循環經濟技術的突破難以有效改善整個產業鏈循環經濟的協同發展狀況，只有相關配套技術的協同創新才能充分發揮集成效應。

（3）創新協同投入問題。第一，經費協同投入。技術協同創新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技術研發經費的協同投入。但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金融扶持力度、風險投資、創新意識、機制建設等；第二，人力協同投入。創新協同投入的另一保障是人力資本的協同投入，如均衡的企業科技人員比重、高層次技術人才培養、專業人才體系構建等。

（4）制度建設協同問題。制度建設協同即是建設配套、完善的制度體系。我國雖然已頒布了《循環經濟促進法》，但配套制度建設仍不完善，需要從以下3個方面來加以解決：第一，完善合作機制。以產學研相結合為例，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3個主體之間尚缺乏有效的協調管理制度和機制，管理機構、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政策等都不盡完善，導致相互間難以溝通和協同，最終出現難以實現集成效應。因此，完善合作機制至關重要。第二，健全創新激勵機制。我國制造業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大量的民營企業、私有企業，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激勵機制是有差異的，需要建立配套、健全的機制來實現對協同創新的激勵。第三，落實科技創新政策。目前，盡管我國初步形成了人才激勵、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保護等科技創新政策法規體系，但是科技創新政策的落實仍然不夠到位，金融機構和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撐保障作用不夠有力，影響了產業鏈循環經濟發展進程。因此，首要的問題保證科技創新政策的落實。

摘要：本文基于新型城市化視角，依據中歐實踐的國際比較與實證，研究彈性社區發展的一般規律，重點探討彈性社區硬和軟系統集成要素的研究、基于“五大資本”模型的彈性社區及新型城鎮化案例研究，探討彈性社區研究的諸多維度。

關鍵詞：多維可恢復彈性社區；硬和軟系統集成；研究邏輯思路

0引言

彈性社區（ResilientCommunity），又稱“有恢復力的社區”、“抗逆社區”、“有復原力的社區”，是近年新型城市化進程中，國外致力于研究的一種基于多維環境要素可恢復的優化防災社區模式，也是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重要導向。近年哥本哈根成為國際公認的第一個氣候彈性社區典范。

1彈性社區硬和軟系統集成要素的研究

基于可持續性系統方法所產生的“五大資本”模型，特別是“循環經濟”和“自然步驟”框架（Robertetal.2002），其中這“五大資本”確定了五個相應強調的“硬”（物理和生態資本）和“軟”（人力，社會和經濟資本）的資本（如圖1）。一是“硬”系統（Petersetal.2007）；二是“軟”系統，商業模式（EllenMacArthur基金會，2013;Banaite和Tamo觢iuniene，2016;Urbinati等2017）和更多的社會資本考慮（Kirchherr，2017）的形式不斷增加。應該包含經濟資本、經濟、社會和人力資本與物質和生態資本并列的循環經濟新概念。本研究導入循環經濟的概念應用，更廣泛的構建環境可能涉及的從要素、規范、設計和采購/承包到設計解構（Brown，2016）等的每個階段，改變我們當前的工作流程，這需要不斷增加循環中的商業模式（Cheshire，2016;Osterwalder，2010）、協作和伙伴關系。

2基于“五大資本”模型的彈性社區及新型城鎮化案例研究

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然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歷來是一個兩難選擇問題，特別是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發展需求旺盛的農村地區而言，更是如此。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國內外政界、學界關注的熱點，農村環境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也日益活躍起來。目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理論研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大多針對城市、區域或工業，而專門針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的相對較少。本文通過綜述國內外該方面的研究現狀，進一步梳理相關理論問題，為推進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的實踐奠定基礎。   一、國外研究進展   就農村經濟和環境的協同研究而言，國外首先從關注農村環境保護問題開始，繼而深入到注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   1．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研究   從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來看，在全球范圍內，農業面源污染正在成為水體污染的主要原因，對其控制不但逐步成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為現代農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發達國家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過源頭控制，對農田面源、畜禽場面源進行分類控制。其核心特征為在扎實的試驗研究基礎上，發展環境友好的農業生產技術替代原有技術，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護區制定限定性農業生產技術標準。通過技術層面與政策層面的結合，在全流域范圍內廣泛推行農田最佳養分管理，限制水源保護區農田作物類型、輪作類型、施肥量、施肥時期、肥料品種和施肥方式，實行全流域氮、磷總量控制，削減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1］［2］。國際上，在農村環境問題及其可持續發展對策的綜合研究上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研究方面關注面比較廣泛，在對農業和農村環境問題現狀研究的基礎上，關注農業荒廢產生的環境問題和政策反映。有學者從具體的技術解決措施和農村環保方案展開研究，也有從農業環境政策出發，提出農村環境管理模式轉變問題而進行研究的［3］［4］。   2．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進展   關于農村經濟與環境二者之間的協同研究，國外起步早，基礎理論成熟，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研究:   (1)傳統農業改造視角。以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為代表，他認為傳統農業是一種生產方式長期沒有發生變化，基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要得到較快增長，不能靠現有資源配置，而要為農民提供新的更有生產性的高收益生產要素，這就需要改造傳統農業，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建立利于農業轉型的制度，增加現代農業要素投資和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傳統農業改造成為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部門。   (2)可持續發展視角。雷切爾•卡遜(Rachel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指控了農業化學化的弊端［6］;《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了“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確指出將可持續農業和農村發展有機結合，提出了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SARD)的概念;《21世紀議程》把農業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和優先領域。從可持續發展來看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其重點是強調一種發展理念和導向。   (3)生態經濟視角。以羅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爾曼•戴利(HermanDaly)為代表的西方生態經濟學主流學派，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平臺上研究了該問題［7］［8］。就農業和農村地區發展而言，國外首先提出了“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生態農業這個概念首先由美國土壤學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國農業學家M．Worthington將生態農業明確定義為“生態上能自我維持，低輸入，經濟上有生命力，在環境、倫理和審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農業”。同時，由于化肥、農藥等的過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農業，并對環境產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誕生了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的理論最初是由美國學者羅德爾(Rodale)提出的，他從土壤生物學的肥力概念出發，論證了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害處和有機肥在培養地力上的優越性能。   (4)循環經濟視角。循環經濟(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珀斯和特納(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環經濟的概念。結合農業和農村地區，循環經濟主要涉及到循環農業。世界各國都曾經在這方面做過積極探索，并產生了一系列循環農業的發展模式，如日本愛東町地區循環農業模式、日本菱鎮的循環農業、德國的“綠色能源”農業、美國的精準農業以及英國的“永久農業”等［10］。   (5)平衡發展視角。主要以羅森斯坦•羅坦(Resenstein－Rodan)、羅格納•納克斯(RagnarNurkse)等人為代表，主張在區域間或區域內部均衡部署生產力，實現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與打破低水平惡性循環的平衡增長理論，實質是強調在一個強大的外力推動下，使區域內部各產業間能夠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種局面，讓國民經濟各部門都獲得經濟增長，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總之，從平衡視角來看，農村地域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是要實現農村地域內部生產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   二、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對農村經濟和環境二者協同關系也是首先從關注農村環境保護問題開始的，然后才逐漸過渡到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的研究領域，近期主要是關于新農村建設中的協同問題。   1．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研究   國內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內容比較寬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有的學者把農村環境問題和“三農”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認為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11］;②也有的學者從農村能源利用和農村能源結構角度，研究我國農村環境的現狀、問題及對策;③研究農村環境管理制度的改革與發展;④研究農村生態系統管理的科學技術支持;⑤研究優化農村環境管理的環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態補償機制;⑦研究國外農村環境保護經驗借鑒等。近幾年，結合新農村建設的一些文獻不斷涌現:探討新農村建設與農業、農村環境保護關系，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也不斷拓展，如新農村量化評價、探討生態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關系、農村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等［12］。#p#分頁標題#e#   2．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農村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研究起步較晚，尚處于探索階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   (1)生態經濟視角。石山(1986)在國內較早論述新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問題，根據對黃土高原種草種樹的實踐調研和經驗總結，指出要用生態經濟思想、生態農業思想的理論來指導新農村建設［13］;馬藝芳(2004)通過對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態農業與農業生態旅游的結合是新農村經濟增長的亮點［14］;樂其順、雷海章(2007)對廣西恭城縣立足生態農業建設新農村的做法和經驗作了具體分析［15］;馮剛(2008)在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上，根據新農村的具體類型，設計出工業型新農村、特色型新農村、畜牧養殖型新農村、休閑型新農村、商貿流通型新農村和旅游型新農村建設等六種與生態農業建設相協調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協調模式發展和實施的經濟、環境、社會、資源和法律對策［16］。從國內生態經濟的研究視角看，目前還停留在發展生態產業層面。   (2)循環經濟視角。發展循環經濟是新農村建設中經濟和環境協同的重要途徑和紐帶。邱爽(2007)認為，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新農村的具體實踐，其目的就是通過改變農業增長方式，提高農業生產綜合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態、和諧的新農村［17］;方杰等(2009)從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角度，重點探討了基于農業循環經濟的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基本路徑［18］;高慧榮(2009)認為，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現象較為嚴重，只有用循環經濟的理論和相應的技術進行指導，才能保證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19］。陳詩波(2009)依據協同理論對循環農業各參與主體進行了重新界定，并針對農業循環經濟活動中農戶、涉農企業、政府、農村中介組織各自的職能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府引導、農戶參與、企業主導、中介組織助力”“四位一體”的角色定位，并認為這是建立我國循環農業長效發展機制的關鍵所在［20］。   (3)生態文明視角。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是農村生態文明的具體體現，也是未來新農村建設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從本質上看，農村建設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標應該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良好統一［21］;黃振中(2006)對生態文明進行了全面闡釋，并認為良好生態是幸福指數的標志，生態是農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徑，生態文明將加速改變農村面貌［22］;胡浩民、馬步廣(2009)提出，應該把生態文明作為建設新農村的新路徑，在生態文明的視角下，從職責異構和生態農業等方面層層遞進地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23］;宋祎、胡木春(2009)從海南省域視角出發，對以生態文明理念引領新農村發展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優化生態環境、構筑和諧新農村進行了有益探索［24］;劉雪艷、孟祥德(2011)指出，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和諧新農村的必然選擇，也是能否實現全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25］。   (4)人居環境視角。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許景偉、胡丁猛等(2010)通過對山東農村綠化現狀的調查和分析，歸納總結出了經濟林木用于人居環境綠化的諸多優勢，指出經濟林木是農村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26］;周鑫(2011)根據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廟耳崗村和長陽鎮保合莊村的實際，從農村居民的角度出發設計了問卷調查并實地考察了農村居民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在此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歸納影響村民滿意度評價的主要因子［27］;周侃、藺雪芹、申玉銘等(2011)通過對北京市首批市級新農村規劃建設試點村的問卷調查，結合多元統計分析，探討新農村建設以來京郊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要素特征、影響因素和發展水平［28］，從人居環境的視角研究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三、研究述評和展望   國內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一般意義上的農村經濟與環境關系研究不斷深入。國內學術界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從最初意識到農村發展與環保協調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識地引入循環經濟、生態文明、生態產業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漸走向深入，實踐也不斷創新。   (2)一些新穎的研究視角不斷涌現。近幾年，探討農村建設與農業、農村環保關系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對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可持續農業、循環農業研究的重視，對新農村量化評價、探討生態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關系、農村循環經濟與清潔生產、農業生態工程的實踐和研究，對農村區域可持續發展理論及其指標體系構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進展。   (3)區域和行業層面上的經濟與環境系統的協調研究取得積極進展。在經濟與環境的協調度研究上，當前主要是通過衡量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相關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態足跡分析、物質流分析、指標體系評價等，研究區域主要為森林、流域、干旱區等單類型區和單個城市［29］，針對農村區域，特別是結合新農村建設的經濟與環境系統的協調度研究頗顯不足。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從不同視角開展了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并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的系統研究和綜合研究比較薄弱。因此，運用系統學、環境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知識，深入分析經濟與環境子系統之間協同的要素和關鍵技術因素，進行協調度的定量分析，并設計提出因地制宜的協同模式，就成為當前及未來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

作者：楊素剛 單位：中共百色市委黨校

一、引言

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這種組合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的數量型擴張向質量型發展的理念升華。大多學者都贊同經濟增長方式的的轉變是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不可持續性向可持續性轉變；由出口拉動向內需拉動轉變；由結構失衡型向結構均衡型轉變等。不管如何轉變，都應該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目標定位在生態文明的戰略高度，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生態的承載以及經濟社會的協調。2010年以來，國家嚴格行業準入管理制度，鐵腕淘汰18個工業行業的落后產能。產業政策趨向節能、清潔生產以及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廣西主要優勢產業大多屬于國家限制產能產業，產業、產品和能源結構不合理，制約工業節能降耗。2010年規模以上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由2.235噸標準煤降到2.123噸標準煤，下降5%；年能耗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416家重點耗能企業要節約能源123萬噸標準煤；列入國家“千家企業節能行動”的14戶企業要節約能源24.6萬噸標準煤；全區要淘汰落后電力產能36萬千瓦、煉鐵產能200萬噸、水泥產能446.4萬噸、造紙產能11.23萬噸。要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這些問題，根本途徑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轉變，必須從黨政領導干部、金融與企業家轉變開始，戰略取向應遵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內涵，著力從思維戰略上突破向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文明取向。

二、廣西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存在問題

（一）產業結構比例失衡廣西現有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協調、結構檔次低、產業素質低、產業增值能力差，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的持續發展。從產業的構成上看，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增加值在GDP中僅占有37.4%；新興產業比重過小，2008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完成工業產值258.4億元，占總產值的4.3%。

（二）產業結構的資源能耗偏高、效率偏低在廣西重點的工業產業中，石化、電力、有色金屬、冶金、機械、建材、造紙與木材加工等，特別是有色金屬、冶金、機械、建材、造紙、電力、石化等傳統產業仍占較大比例，資源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產出效率偏低，經濟發展相對粗放乏力的特點仍較突出。1、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發展滯后。2008年廣西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4%，低于全國40.1%平均水平，遠低于2001年67.9%的世界平均水平，還低于低收入國家48.5%的平均水平，與中等收入國家54.2%的平均水平、美國的75.3%，印度的51.2%相比，差距明顯。2、傳統工業比重大。工業結構中，有色、冶金、重化工業比重大。產業布局和結構存在著過分依賴資源、資本和環境的投入，而自主創新技術不足等問題。由于產業技術水平低，造成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浪費，對環境和生態構成較大破壞。2009年，廣西重工業增長20.1%，輕工業增長13.9%。2009年，廣西單位GDP能耗1.057噸標準煤∕萬元（下同），全國單位GDP能耗1.077噸標準煤∕萬元，而北京、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分別為0.606、0.684、0.741、0.727和0.761，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廣西單位GDP能耗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高于東部地區，因此，在客觀上要求走低碳經濟之路。

三、低碳經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取向

一、公路工程資源與建設現狀與問題

1.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2007年高速公路新建20295公里、改擴建1759公里，主體工程永久用地共15.267萬公頃，新增占用耕地共6.967萬公頃，不可否認的一個問題是國內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將會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勢必會加劇我國耕地資源銳減的現象。另一方面工程建設便道、建設材料混合場、公路原材料堆放場等一些臨時用地同樣會使該處土地表層植被遭到破壞、土壤肥力下降、土地生產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公路運行周期內會逐漸影響周邊地方的土地功能產生變化，比如會造成該地農業生產用地逐漸轉變為具有商業性質的服務型用地，嚴重影響我國耕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與糧食安全。

2.不可再生瀝青材料的大量消耗。國內目前大部分公路路面使用材料是瀝青，據實際工程資料顯示每公里公路鋪設將會消耗多達23噸的瀝青材料。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石油資源匱乏，人居石油存儲占有量僅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主要依靠對外進口，國內石油進口量占消耗總量百分比從1993年的6.3%增加到現在的59%，不可再生的石油資源的大量消耗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破壞生態環境。公路施工過程中會導致不同程度環境污染問題，不科學、不加治理與保護的公路建設與施工會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比如公路建設中為滿足施工要求大面積進行土石方挖掘就會造成當地綠色植被破壞、水土資源流失、河道阻塞和地形變化等問題；除此之外還會阻斷生態系統的連續性，破壞當地生態系統中不同生物物種之間食物鏈的流通，破壞生物和諧的生存環境。

4.損害人類健康。公路施工過程中瀝青等施工材料的高溫混合攪拌、運輸鋪設等操作將會使其中含有的苯等有毒有害物質大量的揮發與擴散，會對施工技術人員產生一定的健康損害；施工建設材料運輸與公路運行過程中掉落物、滴落的油料等有毒有害物質都將會造成環境污染，對人們的身體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二、循環經濟理念在公路工程中的運用與案例分析

1.公路邊坡防護技術的實際運用（以福建省道206德化城關至赤水路段邊坡防護工程為例分析）。公路邊坡生態防護技術是一門綜合性較高的新興公路防護技術，它將公路建設、巖土質量監測、生物科學等多項技術融合起來，對公路路基周邊的動植物種類與綠化帶進行科學的研究與培養，使植被能夠在路基周邊自生自長構成高效、穩定的生態系統，能夠對公路養護在較長時間內發揮作用。省道206德化城關至赤水路段的邊坡防護工程就是實際運用邊坡生態防護技術。該工程2004年7月開工，工程周期為7個月，工程養護周期為2年，現階段該地植被生長狀況良好，公路邊坡防護取得的效果非常明顯并且能夠與周圍生態環境有機結合，受到當地人民的普遍贊揚。通過公路邊坡生態防護技術在實際工程中的運用可以看到邊坡生態防護技術具體施工雖然操作復雜、要求高，施工技術綜合性強、后期維護成本較大，但是該項技術取得防護效果非常好。同時，施工周期較短施工成本較低，對于維護公路周邊生態環境穩定效果明顯，實現不可再生資源的高效化利用又能實現生態資源的循環利用，將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降到最低，是現代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在公路建設工程中的具體應用，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