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館加大了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獨具特色的地方文獻的收集和保護，屯墾戍邊文化是兵團黨史文化的歷史源泉，讓歷史與現實相融合，進一步拓展創新兵團黨史文化，從而正確引導輿論導向，鑄造打擊“三股”勢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兵團人自制工具、以人拉犁，建立了大批團場城鎮，繁榮發展教科文衛事業，先后建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阿拉爾、圖木舒克、鐵門關6個軍墾新城。與此同時，兵團通過交流融合，吸納各民族優秀文化及西域文明優秀元素，進行消化吸收、改造繼承，孕育產生了集各民族、各地域優秀文化為一體，以時代追求為主旋律的兵團黨史文化。我館藏有千余冊，主要包括：兵團年鑒，兵團統計年鑒，各師、農牧團場、企事業單位的史志，有關兵團的政策匯編及政治、經濟、文化類書籍，如兵團人在改造山河的偉大實踐中，孕育了生機勃勃的黨史文化，催生了小說《軍隊的女兒》《多浪河邊》；介紹兵團輝煌事業的《王震回憶錄》；獲國家科一研成果獎的《新疆長治久安論》；歌頌支邊青年的《天山腳下的北京支青》。這些優秀作品影響和感染著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轉業軍人等紛紛走進兵團，兵團人以兵團的多元性文化為特色,有目的、有步驟地建立了各相關單位的兵團特色文獻藏書系統。這些資料具有特別的收藏價值，對繼承和發揚兵團優良的文化傳統起著重大的作用。50多年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始終以屯墾歷史、文化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利用兵團文化建設的優勢,開展社會文化方面的科學研究,形成一批以西域歷代屯墾史兵團屯墾社會文化藝術為方向的研究成果。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為標志，兵團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賦予兵團黨史文化新內涵和要求。兵團創作出一批以對口援疆等黨史題材為主的文化作品。如：歌舞劇《可愛的一朵玫瑰花》等。加快從“屯墾戍邊”向“建城戍邊”的轉變，兵團黨史部門編撰出版《兵團史料選輯•城鎮化專輯》，為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提高干部群眾屯墾戍邊的責任感、自豪感，兵團還陸續出版了《兵團讀本》《兵團精神禮贊》《屯墾戍邊理論熱點面對面——職工讀本》等黨史文化作品。以上這些都已成為我館今后資料收藏的主要方向。其次大力挖掘新疆民族地方文獻，為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服務。遼闊美麗的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園。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豐富的內涵,古絲綢之路的開通等使新疆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全疆2000多萬人口中,少數民族達1000萬以上,形成了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2001年我校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所,開始對古絲綢之路上厚重的西域文化的歷史進行探察。作為文獻信息收藏中心的圖書館,為科學研究提供文獻信息資源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根據西域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學學科發展需要,圖書館與西域文化研究所通力合作，通過圖書征訂、館際交流等各種手段,廣泛收集西域文化與絲路文化研究的古籍新書,共同組建了特色館藏西域特色文獻庫。近年來,民族學學科建設也得到學校的重視,2010年已正式被列為校內重點學科。地方民族文獻既能反映地方特色,又體現了時代特色和社會發展的歷程,所以它是我館建立特色文獻庫的又一個收集重點。由于塔里木大學本身民族學生就占到三分之一多,今后我們在收集、保存西域民族文獻時必須在西域民族界定方面準確把握,它主要涉及包括維吾爾、哈薩克、蒙古、錫伯、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禮儀、詩文戲曲等資料。

從目前狀況來看,我館現有文獻除通過各地史志辦收集整理相對完整的各地方志、各縣志、各團志以外,還有一些比較有特色的文獻,如西域文獻、各時期、各地方史料和考古方面的文獻。如維吾爾族詩人哈吉•玉素甫著有愛情敘事長詩《艾里甫與賽乃姆》。雪犁主編的《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總結中外學者研究絲綢之路歷史的成果，介紹“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地理、人文、科學。《走進新疆》是一部可以讓您了解、認識新疆全貌的書，該書堅持“厚今薄古”的寫作原則，著重介紹20世紀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新疆，其使用價值和史料價值極高。此外只有大力收集和整理有關新疆的專題和書目索引，才能夠加以充分利用，體現其重要價值。關于新疆研究的史學論文索引，《西域史地論文資料索引》收錄論述新疆歷史的論文篇目8000余條，分地方史、民族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歷史地理和歷史人物七大類。綜上所述，特色文獻資源建設是地方高校差異化發展的有效舉措，在特色文獻資源建設過程中，地方高校圖書館不僅要注重提升特色文獻資源的內涵品質，還要突出專、精、深的要求，并且立足本館特色館藏資源開發，開展與自身特色相適應的讀者服務工作。館藏特色文獻庫的建設模式為民族地區高校圖書館的發展開創了更加廣闊的前景,是落后民族地區高校立校強校的重要途徑。塔里木大學圖書館西域民族特色文獻和兵團文獻庫的建設工作目前尚處在剛剛起步階段,對于前期建設中出現的圖書采集過泛、盲目追求大而全等問題還需進一步探討,只有這樣才能從更廣的范圍、更深的角度較好地完成民族地方文獻搜集整理工作。

作者：張玲 單位：塔里木大學圖書館

中亞五國地處歐洲和亞洲之間，是連接歐亞兩大洲的橋梁，自古以來就與我國有很深的淵源。1目前中亞地區是我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向西陸路交通的第一站，其地緣位置極為重要。2013年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肇始。此后許多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的學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中亞國家。2中亞五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相繼獨立以來，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國家和社會制度，但目前還處于政治和社會轉型期，民族宗教問題較為復雜，有許多跨境民族，其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個國家與我國接壤，影響著我國新疆自治區和西部其他省份的安全與穩定。因此，中亞研究至關重要，對“一帶一路”建設和我國國家安全都具有極大的戰略和現實意義。學術期刊是“反映最新科研成果,促進學術交流”的平臺，3連接著“作者、讀者和評價機構”，4是學術研究體制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一個學科專業學術期刊是該學科學術成果的最集中的平臺，傳播和評價該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該學科的發展和方向，5這些專業學術期刊的發展狀況和變化是該學科的發展狀況和研究格局最直接的反映。中亞研究專業期刊是中亞研究成果發表和交流的平臺，本文研究中英文中亞研究學術期刊的出版和發展，分析各期刊出版的定位、內容特點和主要的研究議題，探討中亞研究學術期刊發展變化的原因，并通過中英文中亞研究學術期刊的比較提出對我國中亞研究期刊和專業學術期刊出版的有益啟示。

一、中文中亞研究學術期刊

我國與中亞研究相關的學術期刊創辦較晚，第一份期刊創辦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術的復興時期，此后另外一些與中亞研究相關的期刊陸續創辦。雖然最早創辦的是中亞史研究專業期刊，但是總體來說中亞研究專業期刊以政治學中的區域國別研究期刊為主，整體數量較少。另外，學術集刊作為“與期刊互補的一種學術出版方式”，目前已經納入了我國的學術評價體制，6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研發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從2005年就開始收錄學術集刊，因此本文將集刊與期刊同等對待，納入本文的研究范圍。中國的中亞研究刊物分為兩類，一類是專業的中亞研究期刊，另一類是包含中亞研究方向的區域國別研究期刊。《中亞學刊》是我國第一個專業的中亞研究刊物，是由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創辦的“不定期學術雜志”，7198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第1輯，第2輯增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為聯合主辦單位，此后一共不定期出版了6輯，發表了78篇論文。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于1979年，作為成員加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國際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為發揮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靠近中亞地區的地理優勢，該協會于1990年在烏魯木齊市設立秘書處，由新疆社會科學院代管業務，8《中亞學刊》是其會刊。該刊主編馬雍是西域史專家，曾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的編委，陳高華和余太山亦是精研西域史、古代民族史和中國古代中外關系史的歷史學者?！吨衼唽W刊》所關注的古代中亞和西域之地理范圍涵蓋現在中亞五國的領土，9-109故該刊認定的中亞范圍要大于如今的中亞五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的大中亞地區，該刊所刊發的文章以西域、中亞古代史為主，同時包含古代中外關系史，多數論文偏重考據，涉及文化、語言、考古、藝術、交通、軍事和政治等領域，季羨林、榮新江和劉迎勝等著名學者都在該刊發表過文章。自第六輯出版后，《中亞學刊》再未繼續出版。1999年余太山教授又主編了另一個“不定期、連續性的學術刊物”《歐亞學刊》，到2018年底已經出版了18輯，每期會刊載若干研究中亞史的論文?！吨衼喲芯俊肥橇硪槐局衼喲芯繉I刊物，由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主辦，該所所長楊恕教授擔任創刊主編。該學術集刊創刊于2014年，創刊時計劃每年出版兩期。2014年底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輯，從第三輯開始改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目前共出版了六輯，每輯刊登10篇左右的論文。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是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的下設機構，是以“國際政治學科為支撐”的智庫，10因此該刊所發表的論文主要關注中亞五國政治和國際關系問題研究，兼及民族、歷史與宗教問題和與中亞緊密相關的阿富汗等國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吨衼喲芯俊泛汀吨衼唽W刊》都沒有加入中國知網（CNKI）等期刊數據庫，亦未被CSSCI收錄，發表的單篇論文不易被檢索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刊載文章的傳播和期刊的影響力。還有兩種以翻譯和整理外國學術資料為主的中亞研究專業學術期刊，它們都以內刊或增刊的形式出版。由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主辦的《中亞研究》是一種持續時間較長的內刊。該刊的前身是1981年創刊的《蘇聯中亞研究資料》，1983年改為《中亞研究資料》，1985年出版過一期增刊，名為《中亞民族歷史譯叢》，1986年改名為《中亞研究》，以季刊的形式一直出版到1998?？?。從1981年創刊到?？摽渤霭?0期，發表了近1000篇文章，包括論文、譯文和資料等，總字數約700萬字，內容極為豐富，涉及中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問題。11改名為《中亞研究》后的12年間，出版了40余期，共245篇，1990年前以譯文為主，1991年主編潘志平研究員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對刊物進行了改革，開始以發表原創學術論文為主，“同時兼顧國外資料的披露和信息交流”。12但因為該刊是內部發行，未被數據庫收錄，目前已很難找到。1983年創刊的《中亞史叢刊》，由當時貴陽師范學院歷史系的項英杰教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翰笙教授題寫了刊名，第1期以內部交流刊物的形式出版，第2期到第7期改為《貴州師范大學學報增刊》，從創刊到1988年終刊，刊發的文獻約250余萬字?！吨衼喪穮部分饕峭鈬衼喲芯恐鞯闹凶g文，第一期刊登了蘇聯學者帕·波·伊萬諾夫的著作《中亞史綱》，還刊登了《馬克思、恩格斯論關于中亞的論述》、《日本中亞史研究動態》等文章。在出版的7期中，《中亞史叢刊》刊載了譯自英文的中亞史研究著作6部，譯自俄文的兩部，譯自日文的1部，還有13篇論文譯自《不列顛大百科全書》和日文學術期刊《史學雜志》。13這份期刊亦未被期刊數據庫收錄，目前已較難查找。另外，有兩種包含中亞研究方向的區域國別研究期刊如今仍然在出版?！抖砹_斯東歐中亞研究》創刊于1981年，由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主辦，創刊時名為《蘇聯東歐問題》，為雙月刊，1981年出版了3期，以后每年出版6期，一直延續到現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中亞各國相繼獨立，《蘇聯東歐問題》1992年第2期改為《東歐中亞研究》，繼續保持雙月刊，主要刊載研究蘇聯、俄羅斯和東歐中亞政治經濟方面的文章，主要關注現實問題。1996年，《東歐中亞研究》被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研發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第二版）收錄，1998年被CSSCI收錄。2002年10月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東歐中亞研究》2003年第1期改名為《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3年第1期又改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一直延續到現在。該刊的內容主要以政治、經濟和國際關系為主，但俄羅斯政治研究的論文占大多數，比如2017年刊登中亞研究相關文章僅9篇，2018年有7篇，平均每期不到兩篇。該刊目前是CSSCI擴展版（2019-2020）來源期刊，屬于政治學類?！督袢諙|歐中亞》創刊于1983年，原名《今日蘇聯東歐》，由華東師范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在1981年聯合成立的蘇聯東歐研究所主辦，14為雙月刊。1992年改為《今日前蘇聯東歐》，1995年第1期又改為《今日東歐中亞》，主要刊載俄羅斯、東歐和中亞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評述性文章。該刊的獨特之處是每期會有“研究資料索引”欄目，列出國內期刊關于東歐中亞問題研究的最新文章目錄，供研究者參考。2000年該刊改為季刊，同年被CSSCI收錄。2001年第1期改為《俄羅斯研究》，2007年改為雙月刊，一直延續至今。雖然刊名中已沒有中亞，但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發展，該刊從2014年開始設置中亞研究專欄，每年會刊載一些中亞研究或與中亞相關的論文，2017年刊登了6篇，2018年6篇，平均每期一篇。這比改名前的狀況有所好轉，在改名前的1999年到2000年，該刊只刊發了兩篇與中亞研究相關的文章。《俄羅斯研究》目前由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辦，是中文核心期刊，也是CSSCI政治學類的來源期刊（2019-2020）。最后，還有涉及中亞研究的經濟學學術期刊《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原名《東歐中亞市場研究》，1996年由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創辦，2003年第1期改名為《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14年第1期又改為《歐亞經濟》。目前仍會刊發與中亞國家經濟發展相關的文章，平均每期有一篇。還有中亞科技經濟信息中心和新疆科技情報研究所主辦的《中亞信息》雜志，主要刊登中亞各國經濟貿易相關的商業信息，偶爾刊發研究型學術論文。這兩個期刊已被中國知網等數據庫收錄，但沒有被CSSCI等帶有評價性的引文索引收錄，所以影響力較小。總之，我國中亞研究專業學術刊物較少，其中大多數創辦于“我國現行期刊體制形成”的1980年代，15當時隨著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學術生產力的提升，催生了專業學術期刊的產生和發展。16中亞研究專業學術期刊在創刊初期多以內刊的形式出版，以中亞歷史研究和中亞各國情況和資料的介紹為主，中亞歷史研究具有極強的學科導向，主要由老一輩學者完成。在蘇聯解體前，我國學者對中亞的政策性研究，“實際上是在對蘇聯整體研究的前提下，針對其中中亞部分的研究”，在中亞國家獨立后，才轉變為對中亞國家自身“內生性”問題的研究。17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我國中亞研究專業學術期刊和包含中亞研究方向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絕大多數是政治學中的區域國別研究期刊，刊發的論文以中亞五國國別政治和國際關系等現實問題為主，在問題導向的基礎上，越來越具有學科導向。曾以歷史文化研究為主的刊物都在不久之后停刊。好幾種學術期刊（集刊）在創刊后由于稿源不足等原因改名或?？?，這也能反應我國中亞研究的學術成果產出量較低的現狀。

二、英文中亞研究學術期刊

英文學術界的中亞研究有較為悠久的學術傳統，學術期刊亦創辦較早，二十世紀初就創辦了第一份中亞研究專業學術期刊，此后各個時期都有學術期刊創辦。大部分英文的中亞研究期刊為典型的區域研究（areastudies）綜合性期刊，因為區域研究“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集合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和方法，通常由各學科領域的學者合作完成，18所以這些期刊所刊載的文章范圍也較為廣泛,主要涉及政治、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學科。另外也有一些綜合性區域研究期刊包含了中亞研究方向，也在本文的論述范圍。英語學術界最早的兩種中亞研究專業期刊都產生在英國?！痘始抑衼唽W會學刊》（JournaloftheRoyalCentralAsianSociety）是英文學術界的第一份中亞研究專業學術期刊，由位于倫敦的中亞學會（CentralAsianSociety）在1914年創辦。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沙俄對統治中亞地區的政策進行了調整，在政治上實行高壓統治，經濟上加緊了物資掠奪，19英國的中亞研究學會在這一年創辦學刊更有特殊的意義。中亞學會創辦于1901年，學會的章程中寫到，鑒于當時倫敦還沒有一個完全以“中亞問題”（包括政治、地理商業和科學各方面）為主題的學會和研究機構，因此發起者希望成立一個學會為曾到中亞旅行或對“中亞問題”感興趣的人提供一個聚會場所。所謂“中亞問題”是指幾乎整個19世紀，英國（英屬印度）和俄國在中亞地區持續的政治和外交沖突，因此，中亞學會許多創始成員和核心成員都參與了英國和俄國在中亞的“大博弈”（greatgame）。20該刊原名《中亞學會學刊》（JournaloftheCentralAsianSociety），前身是中亞學會發表海外會員對所在國時事新聞報道和評論的報紙及發表來學會演講學者演講稿的不定期公報（Proceedings），1931隨學會改名為《皇家中亞學會學刊》，一直延續到1969年。在此期間，每年出版三期，共出版了56期，主要發表研究中亞和整個亞洲的論文、研究綜述和書評，比較特別之處是每期都會刊發一些極為簡短的書評（shorternotices）。也會發表長篇的書評，原書的作者會做出回應，產生了幾次極為激烈的學術爭論。該刊出版后影響力逐漸擴大，獲得許多學者和政要的好評，除會員之外訂閱機構遍布全世界，1922年有11家機構訂閱該刊，1948年增加到89家，1958年達336家（其中美國120家，中國31家，蘇聯17家，日本7家），1964年更是增至454家（其中美國135家，伊朗35家，印度23家，巴基斯坦25家，中國14家）。21但隨著學會研究范圍的擴大，1970年該刊改名為《亞洲事務》（AsianAffairs），不再是中亞研究專業期刊?！痘始抑衼唽W會學刊》創刊初期，主要發表一些中亞及周邊地區的自然、地理、農業和社會考察研究的文章和學術動態，此后逐漸轉向關注政治、社會等現實問題?！吨衼喸u論》（CentralAsianReview）,創刊于1953年，由位于倫敦的中亞研究中心（CentralAsianResearchCentre）出版，該中心由著名的中亞史學者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創辦,并與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蘇聯事務團隊(SovietAffairsStudyGroup)保持合作關系?！吨衼喸u論》的全名是《中亞評論：蘇聯中亞和哈薩克斯坦發展動向季刊》（CentralAsianReview:AQuarterlyReviewofCurrentDevelopmentsinSovietCentralAsiaandKazakhstan），主要刊登蘇聯出版物文摘的翻譯，以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在當時由于地理和語言的原因，中亞研究一直被忽略，該刊的出版意義重大，“突破了知識障礙，填補了空白”。22從1953年到1968年，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擔任該刊主編，他是十九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英國最重要的兩個中亞研究專家之一，出版過《現代蘇聯中亞史》（TheModernHistoryofSovietCentralAsia）、《蘇聯中亞的民族》（ThePeoplesofSovietCentralAsia）和《蘇聯穆斯林亞洲的種族問題》（RacialProblemsinSovietMuslimAsia）等著作。他曾在英國海外軍隊和情報機構任職多年，1961年到1965還擔任過《皇家中亞學會學刊》的編委會主席，倫敦的中亞研究中心由他在1953年創辦，并任主任。231968年杰弗里·惠勒不再擔任中亞研究中心主任和《中亞評論》主編，該刊在第二年與該中心出版的另一個國際研究期刊《平衡》（Mizan）合并，已不再以中亞研究為主，后在1971年?？?。非西方國家的大學也有中亞研究期刊出版。《中亞》（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學（UniversityofPeshawar）的俄羅斯、中國和中亞區域研究中心[AreaStudyCentre(Russia,China&CentralAsia)]主辦，創刊于1979年，每年出版兩期，目前已經出版了83期。該刊編委由來自巴基斯坦、美國、中國、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學者組成，24刊發的文章主要關注當今中亞五國及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關系等問題，因為巴基斯坦與中亞地區接壤，所以不少文章關注巴基斯坦與中亞國家的關系，每期十篇左右，篇幅通常在10頁上下。雖然該刊未被國際期刊數據庫收錄，但文章已經開放獲取（openaccess），可以在該刊官方網站下載2007年至今的所有文章。美國的第一份中亞研究專業期刊《中亞觀察》（CentralAsianSurvey）創刊于1982年，每年出版四期，目前是位于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央歐亞研究學會（CESS,CentralEurasianStudiesSociety）的出版物，不過現任主編和副主編都是英國學者，書評編輯是美國學者。編委中有8位美國學者，5位英國學者，同時有來自丹麥、加拿大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學者各1位?！吨衼喲芯俊肥且环荻鄬W科期刊，涵蓋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和經濟多個方面，是北美洲第一份中亞研究期刊，創刊時針對中亞研究分散在各個學科的狀況，該刊申明旨在“連接不同學科的中亞研究”，針對的閱讀對象不僅是專家學者，還包括學生、政策制定者和對中亞感興趣的非專業人士，25的同時還刊發書評，還會不定期設置?？?，比如2019年第3期（Vol.38,Issue3）就是“傳統化在中亞的實踐”（PracticesofTraditionalizationinCentralAsia）專刊?！吨衼営^察》主要關注中亞五國和南北高加索地區，同時關注中國新疆、蒙古和阿富汗等地區和國家及它們與中亞國家間的關系。該刊曾是全世界中亞和高加索研究領域唯一的一種同行評審（peer-review）的綜合性期刊，2019年開始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錄。還有一些中亞研究的期刊創刊時間比較短或已經停刊?！吨衼喲芯繉W刊》（The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1996年創刊，由印度的克什米爾大學（UniversityofKashmir）中亞研究中心主辦，目前為年刊，已出版24期。26該刊每期刊發五篇左右論文，同時刊發書評和研究評注（researchnotes），期刊主要關注中亞五國，旁及周邊國家，主要關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議題。1996年，位于美國的高等中亞研究協會（AACAR,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entralAsianResearch）27亦創辦了名為《中亞研究學刊》（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學術刊物。該刊原計劃每年出版兩期，由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中亞研究專家魯埃爾·漢克斯（ReuelHanks）擔任編輯，但是出版了7期后于2002年停刊?！吨衼喪聞铡罚–entralAsianAffairs）創刊于2014年，是由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歐洲、俄羅斯和歐亞研究所主辦的同行評審期刊，每年出版四期，目前已出版17期，每期發表五篇以上的論文和一兩篇書評。主要關注以中亞五國為中心的大中亞地區當代的政治、經濟事務。《中亞學刊》（Journalof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真納大學（Quaid-i-AzamUniversity）的中亞文明研究中心創辦，在1978年出版第一期，1997年?？?，一共出版了20期。《當代中亞》（ContemporaryCentralAsia）創刊于1997年，由位于德里的中亞研究中心（CentreforCentralAsianStudies）創辦和出版，每年出版一期。從2004年開始由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下設的俄羅斯與中亞研究中心（CRCAS,CentreforRussianandCentralAsianStudies）主辦，每三年出版一期，現已出版了18期，該中心每月亦出版研究通訊一期。28這些期刊除了印度出版的《中亞研究學刊》被數據庫EBSCO和ProQuest索引外，都沒有被國際英文期刊數據庫收錄，亦未被SSCI或A&HCI收錄，所以影響力很有限。另外有一些多語種中亞研究期刊，會刊發英語的中亞研究文章?！吨衼唽W刊》（CentralAsiaticJournal），創刊于1955年，由德國的哈拉索維茨（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主要關注中亞前現代時期的語言、歷史、考古和宗教等問題，近年也會刊登一些近現代中亞文化研究的文章，29每年出版兩期，目前已經出版了61期，仍在繼續出版，目前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A&HCI）收錄。該刊是多語種期刊，除了刊登英文和德文論文，還有中文、法文等語種的論文?！吨衼喲芯繃H學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由韓國的亞洲文化和發展研究所（IACD,InstituteofAsianCulture&Development）主辦，1996年創刊，每年出版一期，目前已經出版21期，刊發英語、俄語和土耳其語等多語種論文，主要關注當代中亞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及中亞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問題。該刊大多數文章可以在官方網站下載。30最后，一些綜合性區域研究期刊涵蓋了中亞研究方向。美國中央歐亞研究學會主辦的《中央歐亞研究評論》（TheCentralEurasianStudiesReview），2002年到2009年共出版了8期，發表了不少中亞研究論文，目前已停刊，但論文都可以在該學會的網站直接下載。31《區域：俄羅斯、東歐和中亞區域研究》（Region:RegionalStudiesofRussia,EasternEurope,andCentralAsia），創刊于2012年，由韓國外國語大學（Hankuk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俄羅斯研究所主辦,每年出版兩期，會刊登少量中亞研究文章?！稏|歐和中亞研究學刊》（JournalofEasternEuropeanandCentralAsianResearch）創辦于2014年，是開放獲取期刊，每年出版兩期，現已出版六期，由位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的韋伯斯特大學（WebsterUniversity）主辦，主要關注中亞商業和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基礎性研究。32另外，劍橋大學蒙古與內亞研究中心主辦的學術期刊《內亞》（InnerAsia）每年出版兩期，每期會刊登不少中亞研究的論文和書評。33英文中亞研究的學術期刊較多，早期創辦的期刊有東方學（OrientalStudies）的背景，目前以中亞區域研究的專業期刊為主。西方的區域研究是針對某個區域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是以某個區域的問題為導向，不是以學科為導向的，34所以具有綜合性和應用性，主要關注現實問題，很多期刊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亞國家獨立后創刊，絕大多數對中亞歷史（特別是古代史）關注較少，《中亞學刊》（CentralAsiaticJournal）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對中亞歷史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歷史類的期刊上。這些期刊主要由英國和美國的大學和學術團體主辦，巴基斯坦、印度和韓國也有相關的期刊，但影響力較小。英文學術期刊的數量和刊發文章的豐富性反映出了英文學術界中亞研究的產量較大，同時主要關注現當代的中亞問題，很多文章是政策導向，具有較強實用性。

三、結語與啟示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學術研究的支持，因此中亞研究極為重要。我國的中亞研究還存在很多不足，專業學術期刊缺乏就是表現之一。與英文學術界相比，我國中亞研究的專業期刊較少，專業性不強，較有影響力的是政治學類綜合性區域國別研究期刊，作者和編委皆為我國學者，關注焦點在中亞五國的政治、民族和國際關系問題。英文的中亞研究專業期刊較多，影響力較大的是中亞專業研究期刊，作者和編委遍布世界各地，論文研究關注的范圍較廣，涉及以中亞五國為中心的廣大周邊地區，關注的議題也較為多樣，不限于政治和國際關系等問題。不過對當代中亞問題的關注是共同點，目前中英文中亞研究期刊所刊載的文章都是以現實問題和政策導向的研究為主。在中亞研究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早期中國學者對中亞地區歷史的研究是具有強烈的學科導向的基礎研究，以后對中亞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在問題導向的基礎上也越來越具有政治學的學科導向，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和國際關系是中亞研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有現實需要，同時還因為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是政治學學科下國際政治的一個分支（國內大多數中亞研究機構都附屬于政治學學科），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學科導向，中青年中亞研究學者主要受政治學的學術訓練，而隨著老一輩學者故去，中亞歷史等基礎學科的研究人才變得極為缺乏。這就形成了如今中國中亞研究期刊以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為主的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他學科對中亞的研究。區域研究和學科研究之間的本身就存在“普遍化”和“特殊性”的張力，35區域研究注重對某個特定的國家或區域進行研究或深度描述，而學科的研究希望發現真理或一般性的結論。如何彌補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于學者研究的自我取向，也需要學科設置方向和學術期刊定位來解決。雖然英文學術界區域研究的產生有冷戰的特殊背景，是為了解決當時美國對非西方國家歷史和政治認識不足的問題，36因此英文中亞區域研究期刊發表的文章多以問題導向為主，不過越來的越多的區域研究學者更為認同自己的學科身份。37總之，我國中亞研究的專業期刊較為缺乏，目前僅有國際政治類的集刊《中亞研究》一種。在學術期刊中，綜合性期刊有其自身的優勢，但綜合性期刊主要與“本機構、本地區優勢學科的作者保持著密切的聯系”，38而專業期刊的學術聯系范圍更廣，“傳播目標更準確，傳播頻率（互引）更高”，39可以提供更豐富、更專業的發表平臺，也更利于不同學術機構學者的交流。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中亞研究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智力支持”，對“一帶一路”建設、我國的國家安全保障和軟實力（softpower）之提升都極為重要。40所以我國應該大力發展中亞區域研究，不僅限于政治、經濟問題，更應該研究歷史、文化等基礎問題，相應的也應該創辦更多的中亞研究的專業期刊（不限于中文期刊，還應創辦英文和多語種學術期刊），為中亞研究學者提供專業和充足的學術發表和交流平臺，也把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傳播和推廣。

摘要：佛教作為漢代時傳入中國的外來宗教，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逐漸中國化，而作為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的服飾成為佛教中國化的一種符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文化遺產群就是北魏時期佛教與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完美融合。本文通過石窟佛像與服飾的搭配分類及舉例，對佛教服飾的內涵和意義這兩個方面進行研究。

關鍵詞：傳統文化；北魏；云岡石窟；佛教服飾

學術界和佛學界一致認為，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至此佛教在中國開始了自己的中國化進程。東漢至魏晉，佛教經典的翻譯為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提供了土壤，佛教開始初步流傳；到三國時，佛教依托玄學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西晉時期，因為社會動蕩，貴族士人乃至平民紛紛期望從佛教中找到精神依托，佛教在南北方都開始盛行；東晉及之后南北朝時期，由于統治者的大力推進和人民的需要，佛教在社會中已經深入人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譯經與文學活動相滲透，佛教藝術如佛像繪畫、佛寺建筑、石窟藝術、佛教音樂等都逐漸盛行。特別是石窟藝術成為佛教中國化的一個標志。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岡石窟、河南龍門石窟等，這些都是璀璨的佛教藝術瑰寶，也是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本文選擇云岡石窟中的佛教服飾進行研究，舉例對其中的分類和特點進行說明。目前，關于云岡石窟的研究，多數都是關于考古學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而純粹的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對比較少。但實際上，云岡石窟是傳統文化多維度的集合點，不僅有佛教文化，而且還有傳統服飾文化、傳統音樂、舞蹈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因此，本文以云岡石窟佛教服飾為切入點，進行分析和研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當時，帝王非常重視佛教，佛像藝術就是官方組織修建的，云岡石窟作為四大石窟之一，其佛像風格是佛教與服飾的完美融合。

一、石窟佛像與服飾的搭配分類及舉例

（一）早期—印度服飾化（以袒肩式和通肩式為主）

佛教盛行與服飾搭配方面有密切關系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這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另一方面也說明佛教與當時中國社會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時，服飾文化的顯著特征是外族風格與本土風格結合。佛教作為外來的宗教，為漢族服飾帶來了許多色彩上的變化。比如佛教一些常用的圖案，如蓮花紋、忍冬紋等，都被用于云岡石窟的佛像服飾設計中，這體現了宗教與文化的融合、社會與生活的和諧統一。以云岡石窟中的佛像服飾舉例，不同風格佛像的服飾特點各異，基本無一重復，這使得云岡石窟的佛像服飾文化產生了很高的研究價值。袒肩式細分為袒右肩式、偏袒右肩式、斜披絡腋式，其特征是袒露右肩或者右臂，穿著形式為一整塊布料纏裹，袈裟左側由左肩斜披下垂，右側斜搭右肩一角，袒露右臂，這也是當時印度流行的服飾（參見慧遠：《沙門袒服論》），而“通肩式”是將寬敞輕薄的長衣貼在身上，領口由右肩下滑至上胸回轉，上披左肩，衣紋成舒緩流暢的弧線形。這種披裹全身、衣緣飄垂的寬大外袍是印度北部犍陀羅地區在貴霜王朝時期（1~4世紀）受古希臘影響而形成的服飾。比如，云岡石窟的早期洞窟佛像上這樣的服飾很多。曇曜五窟即早期的云岡石窟佛像建造代表。當時最高統治者將佛教作為統治手段，因此，這五窟的建造反映了同時代佛像設計的最高水準。在早期的佛像造型服飾上，多以雄渾、偉岸的印度造像作為特點，因為當時北魏與西域的佛教文化進行了碰撞與交融，鮮卑族積極漢化，當然也接受從印度傳來的佛教（圖二）。

（二）過渡期—服飾胡化

摘要：旅游業已經成為拉動甘肅景泰地區經濟蓬勃發展的新動力，但由于景泰地處內陸，規模小、知名度低，制約著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本文對該區域內小微旅游企業的現狀進行了實地調研與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對策，以期助力景泰小微旅游企業健康發展。

關鍵詞：景泰；小微旅游企業；數據

甘肅景泰地區旅游資源豐富，近年來通過不斷地開發與建設，景區基礎建設逐漸完善，旅游行業呈現欣欣向榮的態勢，為甘肅景泰小微旅游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和機遇，但仍存在很多問題，本文就此展開實證調研。

1甘肅景泰縣小微旅游企業概況

1.1景泰縣旅游資源

景泰縣地處甘肅中部，騰格里沙漠邊緣，歷史悠久，遺跡眾多，是絲綢之路北線上的交通重鎮，更是黃河文化和絲路文化的交匯地。當地具有豐富的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黃河石林國家地質公園集黃河、石林、綠洲、民俗等于一體，山水相依；敦煌影視城是我國西北最大、最完整的影視拍攝基地，蘊含著濃郁的西域風情，重現了唐宋時期西部重鎮敦煌的雄姿；壽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沙漠綠島”具有獨特的森林生態；建于北魏的五佛寺石窟有著渾厚的人文景觀資源；“中華之最”---景泰川電力提灌工程是一項跨省份、跨流域、大流量、多梯級的工程，是水利建設史上的一面旗幟等。

1.2景泰縣小微旅游企業

一   周欣平主編的影印本《清末時新小說集》于2011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收錄了1895年英國來華傳教士傅蘭雅先生發起的時新小說有獎征文的應征小說150部。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拒和與變法主張，一時間要求革新圖強的維新運動席卷全國。時任中國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首席翻譯傅蘭雅受到鼓舞，開始大力抨擊危害中國社會、妨礙社會進步的“三弊”———鴉片、時文、纏足。他認為抨擊“三弊”最有力武器當是小說，于是出資公開舉辦有獎征文的新小說競賽?！肚笾鴷r新小說啟》的廣告中寫到:“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息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1］   傅蘭雅痛恨抽鴉片和纏足的陋習，更認為時文是浪費時間、思想和精力，所以他在征文啟里開宗明義地設定了除弊興國是時新小說創作的主題。并且對時新小說創作提出了具體要求:“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傅蘭雅深信，一部好的小說能裨益世道，感化人心，具有移風易俗、啟發民智、改良社會、振興國力的功效。也可以承擔起喚起民眾，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周欣平在《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言》中說:在《求著時新小說啟》中，傅蘭雅首次使用了“時新小說”這個術語，他要求征文小說的時為“近今”，事為“易有”，詞語要淺明趣雅，立意勿稀奇古怪。言下之意就是說小說應寫實，描寫普通社會生活，敘事要戲劇化，而不是一味地長篇議論。傅蘭雅舉辦的這次時新小說有獎征文比賽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說的問世。它們擺脫了舊小說的模式，從而引導了晚清時期新小說創作取向。由于選取了新的社會題材，不少的作品除了對當時的社會弊害進行揭露和譴責外，還積極地設想改革方法，以促進國家的興盛富強，達到具體教化社會的目標。在這一點上，它們實際上是主張改良社會風氣的社會小說。由于它們激發了晚清小說變革的端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譴責小說發展的先聲，而且它們產生的時間比梁啟超一九0二年發起的新小說運動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早了八年。其實，傅蘭雅當時并無意推動一次文學運動，但是他卻無心插柳，使他的這次改良社會的訴求促成了中國現代小說的萌芽，這可能是傅氏始料未及的。［2］9－10周欣平先生在序言中不僅對傅蘭雅倡導的時新小說給予了很高評價，而且是對時新小說在晚清社會及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做了一次總結。周先生所謂的“端緒”和“先聲”，提出了本次時新小說的文學史意義，他把這些小說看作是主張改良社會風氣的社會小說，這對我們重新認識晚清新小說史具有一定的啟示性。這次征文共收到稿件162份，有155人討論了鴉片、纏足和八股文，篇幅有的長至數卷，有的短短幾頁，其中不乏頗具水準的小說和詩文。有些作品文字精美，還附有插圖。傅蘭雅在原定7個獲獎名額外，又增加了13個?？梢哉f這是開啟新小說創作之風，推動小說革新，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大賽。   二   傅蘭雅選定的獲獎作品20部，現存僅有15部，有5部已經佚失?！肚迥r新小說集》全14冊，收錄作品148篇，按照“獲獎小說”、“未獲獎小說”和“議論文章”分為三部分:前5冊收錄獲獎的15篇小說;第6至第10冊收錄未獲獎的小說41篇;第11至14冊收錄議論文章及詩歌等92篇。這些小說的主題是抨擊“三弊”，所以多數作者比較注重內容的針對性，開宗明義，直指“三弊”，具有很強的批判性，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如以下幾篇獲獎文章:《五更鐘》，金陵李鐘生撰，署名冷眼熱腸人，共10卷，20回。第1回“入印度初得木棉子，躋五臺山預識罌粟花”，敘述了鴉片的來歷，直接指出了國人所做無益有害之事三件:“一是男人作八股;一是女人裹小腳;一是不拘男女吃鴉片煙。”第2回“黃侍郎奏本禁烏煙，林總督遭讒到西域”，敘述并稱贊了林則徐禁煙的功績，抨擊八股文的無用害人。小說的主人公希世珍的父親希獻廷精通八股文，參加科舉考試12年，于道光23年中了一等，得一知縣。但是他卻對著公案不知如何處置，無能斷案，最后流落他鄉。希獻廷的朋友岳鐘奇，反對八股，講求實學。在兩人不同經歷、不同命運的對比中，對八股文進行了諷刺和譴責。第6回批評了女人纏足之事。在水災中，因希夫人是小腳，逃難時行動多有不便，由此來抨擊纏足對女人的殘害。這篇小說故事情節完整，也較為生動，雖然形式上仍為章回體，但在當時不失為一篇比較成熟的小說。在獲獎作品中排名第3。《捫虱而談》，古潤青蓮后人編次，上下兩卷，共10回。書前有例言8則，言明本篇創作的主旨與意圖:“是書專言鴉片時文纏足之弊;是編本為醒世而作。”小說特點正如作者自己所說:“語句不嫌瑣屑，以顯為宜。辭意不尚新奇，以淺為要;能于嬉笑怒罵之中隱寓轉移風化之意，按時事以立言，庶幾婦孺皆知雅俗共賞，不難家喻戶曉。”此篇在批判“三弊”的同時，指出了學習西學的必要。   《時新小說》，青州府臨淄縣教末胡晉修撰著，10回。敘述的是青州府臨淄縣一人叫石成玉，有一子叫南岡，本來聰明伶俐，風流倜儻，但因吸食鴉片而潦倒，四處流浪。由此展開情節，歷數了鴉片的來歷、纏足對女性的摧殘;科考時文的繁瑣;借英國傳教士之口對八股文進行了批駁。至于創作的意圖和特點，作者在《序言》就已明確:作品力求“詞句淺明，意思趣雅，不但學士文人喜為看閱，即婦女幼子亦愛聽聞。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則心為感動，力為革弊，庶幾使氣習一變，煥然一新耳。”作者的初衷很好，但“意思雅趣”尚有欠缺。小說的結尾對基督教進行了宣傳?！稌r新小說》插圖本，楊味西撰，4卷，30回。前10回批纏足，說的是蘇州城里有個李意誠員外，有兩個女兒。大小姐藍英13歲，自從纏足之后身子就得了病，肌肉瘦削，顏色黃黑，常常服藥，病體又不見好，夜晚腳痛不斷呻吟，最后不治身亡。而李夫人在賊兵入侵的動亂中，終因腳小逃難不便，不得已自縊而死。作品上附有各樣纏足的圖片。李員外思想比較先進，他反對纏足，但是夫人不聽他勸告，后來由他的舊交陳善人來倡導放足。二小姐的丈夫因吸鴉片而耗盡家產，四處借債，最后成為乞丐，也是陳善人提出戒煙之法。陳善人怒斥八股文的誤國無用，撰文勸戒考試時文，指出要以經濟之才治天下，而不能以八股文才治天下。小說情節比較簡單，方言較多。但立意清晰，有明顯接受了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朱正初所撰《新趣小說》，共8回。講的是孝廉聚友游山，來到道觀寺借宿，夢見老人覺世為病者醫病，施藥。借老人之口道出了中國得病已數十年矣，其病為鴉片、時文、纏足。孝廉決心寫書以治國病。從第2回始，孝廉開始著書，批鴉片、時文、纏足。這部小說語言比較優美華麗，在獲獎小說中排在第12名。#p#分頁標題#e#   未獲獎小說在《時新小說集》中占了很大比重，上海朱知非著《時新小說》，共8回。書名雖為小說，但是議論頗多。書的最后一段總結式議論:“真正是害，如纏足、吸鴉片、作時文。以為害者，究竟何事?纏足害生理之不全;鴉片害百事身之荒廢;時文巧言之鮮仁。日復一日，不能救正，其害愈推愈廣，而不可救藥。”福建莆田人宋永泉著的《啟蒙誌要》共兩卷，12章。每章題目為《論……》，但是以故事情節推進論述。作者虛構了一個叫輔治子的人物，為深受三害之苦的人們給出整治良策。作者描繪了被“三弊”所害的“無學村”，指出種種頑疾在于沒有學校來教男女讀書，所以他倡導捐建書院，集“古今萬國圣賢之經書，令舉鄉男女自幼學習期間。”在第5章“論虛學誤天下”中，提出“讀書必須讀天文地理之書，以使吾眼界高廣;讀算學格致之書以使吾之心靈活潑。則讀書如火輪機器，助我運動與天地間，萬物皆藏于胸內，雖吾制造。且讀書須于學農、藝學、商學、醫學，從眼前要用之業，擇一而學，則吾為天地間有用之讀書人可以自立以立人。”在第6章“論女教益于國家”中，倡導女子同男子一樣讀書，受教育。第9章“論魔毒迷性命”指出鴉片之害，倡導禁煙運動，眾人一起除此之弊。并建議建立戒煙局，將吸煙者聚到戒煙局強制戒煙。作者還虛構了一個沒有任何陋習的“樂道山”，這里的人品德極好，女子如同男子一樣勞動和讀書，無纏足之陋習，是一個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國。全篇雖然充滿了虛幻的想象，但是對科學的認同與提倡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小說的形式基本是章回體，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對當時文人的文化精神與創作的影響;但是它們已經擺脫了傳統章回小說的懲惡勸善的主題，與傳統小說具有本質的區別，而且與后來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譴責小說)創作內容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另外還有些名為小說，實則或箴言，或歌訣，或五言、四言詩。比如高陽生所撰《鴉片小說、八股小說、纏足小說》，其中“鴉片小說”:“論此鴉片，害人不淺。起初客調，讬言消遣。日久盤桓，如味不免?；蛞蛴胁?，藉以開展……”;“八股小說”:“八股其源頭，起自王安石?？梢娺@個人，古怪又偏僻。由是論文章，科場有程式……”;“纏腳小說”:“天地生人兩腳，行動舉止安詳。何以婦人女子，獨為縛束不逞。禍始由于妲己，商紂即以國亡。厥后潘妃蓮步，東昏亦被色荒?？梢娎p腳無益，何必爭此短長……”全篇都是這種順口溜式。署名閑散老人華云的《論足歌、鴉片歌、論詩歌》即是四言歌訣:“人生體質，秉天而成。初無知識，神賜魂靈。造主喜愛，萬物備成。……男失真道，女愛奇形。腳要真小，敗壞體能。”陳恒新的《無題》，先是三論:“戒世食洋煙之十惡也，禁世效纏腳之十箴也;勸世學時文之十損也。”然后是歌訣，有“戒食洋煙歌”、“禁放纏腳歌”和“勸學時文歌”。   為什么這些作者不寫小說而采用這樣的文學樣式?廣東韶州的周夢胥在他的《時新小說》序言中說:“竊思小說之最足動人者莫若里巷歌謠。”［3］周氏提交的《時新小說》就是一部勸世歌。全篇分為三部分，其分別取名為“戒洋煙，警世人也”;“改時文，醒世人也”;“禁纏足，戒世人也。”由此可見，在有些人文學觀念中，認為里巷歌謠比小說更容易打動人心。   三   第三部分“議論文章”中的作品有些篇名也冠以“時新小說”，但卻完全是議論文了。這些作品批判的鋒芒直指“三弊”，也具有很強的戰斗性，可以看出當時文人學者對改良圖治的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   傅蘭雅先生仔細閱讀了所有稿件后，在1896年3月18日《萬國公報》和《申報》上刊登了《時新小說出案》和獲獎人名單。《時新小說出案》說:“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說，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為主，立案演說，穿插成編。仿諸章回小說，前后貫連，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顯明;述事須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批閱，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煙弊太重，說文弊則輕;或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詞意淫污，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殊違勸人為善之體例，何可以經婦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以感人，然非小說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論，調譜文藝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試論。”［2］10－11這是傅蘭雅先生對本次征文的總體評價，也是本次評獎的標準。傅氏之所以倡導小說創作，是力圖提高小說的文學地位，使其擔負起政治責任，這與后來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的本意相契合。傅蘭雅要求本次小說創作要婦孺皆能讀懂，強調了它的通俗性和政治功能，但他也注重小說的藝術品位，更強調“趣雅”，對小說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無疑，這是有別于傳統的一次小說革新。   從時間上看，傅蘭雅的“時新小說”比梁啟超提倡的“新小說”早了7年，比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早了8年，可以說這一次時新小說大賽拉開了晚清新小說創作的序幕，為后來的“新小說”起了積極的引領和促進作用。可謂“新小說”之先聲。今天這些作品的問世，為近代小說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這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幸事。

1．引言   佛典漢譯始于東漢，終于宋朝，歷時一千多年，期間佛教高僧研習佛典，講經布道，翻譯佛典近六千卷，闡述的翻譯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輝。這些是中華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一脈相承的明清實學翻譯和近代西學翻譯具有直接的影響，是嚴復“信達雅”翻譯思想誕生的土壤，是我國翻譯學的根基和傳統。所謂“典籍”，“主要指經過歷史的淘汰選擇，被人們所公認的、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的著作。”(魏曉紅、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蓋經、律、論“三藏”。翻譯學成為獨立學科伊始，我們一方面要吸納西方譯學精華，做到洋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繼承我國傳統譯論“勘稱典范的學術成就”，做到古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國翻譯學才能健康發展，我國才能從翻譯大國質變為翻譯強國。本論文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從學術范式視角研究佛典漢譯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時譯作“規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個學術共同體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爾勒把學術范式引入到語言學研究中，縮小了范式的內涵和外延，用來指語言學史上堪稱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傳統語言觀念的理論體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時的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借用庫恩的范式理論，解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近代史學革命上的中心意義(余英時1984:19-21，77-91)。自此，學術范式在我國學術界逐漸得到推廣。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學術范式引入到翻譯研究中，采用庫恩關于范式的經典定義，認為“在范式的上述四個要素中，精神信念關乎譯學思想與學術品位，研究傳統關乎譯學知識的探索過程及其‘層累疊加’，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則直接涉及譯學研究的學術層面，四者藕合，才可構成譯學研究的學術范式并借以形成譯學研究的學術面貌，因此絕對不可偏廢。”(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論文沿襲庫恩關于范式的經典定義，擬構建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   3．文章學   “文章”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是頗具考究的詞匯，錦繡文章是中華文化智慧的結晶，是我國文人墨客才華的精髓，《千家詩》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之說。“文章”一詞最早出現在先秦文獻中，其本義是色彩之間的錯雜搭配。后來在《論語•公治長》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開始表現為文字作品之義，兩漢時期這一概念已經比較成熟，如:“漢之得人，以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義招選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班固1962:58)“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稱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國古代文章的范圍很廣，清人章學誠感嘆“六經皆史”，后人對曰“四庫皆文”，因為《四庫》經、史、子、集無一不是文章。“中國的文章，歷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舉凡哲學、政治、歷史、宗教、藝術、民事、風俗，以及個人抒懷述志，無不借文章以傳布和存留。”(毛慶耆2002:113)這句話說明文章在我國走過的歲月之長，涵蓋的范圍之廣。文章學是指研究文章的學問，通俗地說，文章學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漢譯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古代文章學、史學、佛學和中華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國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范疇，衡量譯文與評價文章都采用文質標準。嚴復說:“(信、達、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嚴復1981:11)這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經典話語，文章正軌就是譯事楷模，“信、達、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譯標準，佛典漢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章學譯學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譯傳統使然。   4．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構建   4．1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成因   佛典漢譯歷時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譯方式進行，無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后來的譯場合作，合作翻譯是根本，佛典漢譯形成了合作翻譯傳統。一是因為佛典漢譯初期沒有原本，外國僧人根據記憶口誦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國，當時也無佛典寫本?！斗謩e功德論》云:“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梁啟超分析其原因:“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困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觀念，認書寫為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梁啟超1984:53-54)竹帛攜帶不便和宗教禁寫是造成印度佛典沒有寫本，佛典漢譯沒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時才有寫本?這個問題學界尚未解決，據梁氏研究，“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梁啟超1984:54)說明至少在5世紀初法顯西游之時，印度等國尚無佛典寫本。二是因為佛典漢譯初期譯者多為單語者，梵漢兩種語言不能兼通，外國僧人負責口誦佛典，本土漢人負責潤飾加工，形成譯文，佛典漢譯由外國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譯完成。釋贊寧對佛典漢譯做過概述:“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后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內豎對文王之問，揚雄的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釋贊寧1987:52-53)是說佛典漢譯初期梵僧未諳漢語，漢僧不通梵文，加上沒有原本，只能進行合作翻譯。先由梵僧口誦佛經，進行傳言，初步譯成漢語;再由華僧筆受潤飾，加工成文，這是簡單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漢譯中后期，梵僧習得漢語，漢人學習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漢皆通，“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玩。”(釋道宣1984:48)但是即使個人翻譯水平達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從印度帶回，佛典漢譯還是沿襲了合作翻譯傳統，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漢語表達分步進行，梵僧和漢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過由初期的私人合作發展為頗具規模的譯場合作。以唐朝玄奘組織的譯場為例，翻譯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譯主:執筆人，胸懷全局，貫徹始終;二、證文:朗誦原文佛經，斟酌原文是否有錯;三、筆受:根據梵音錄本譯出毛稿;四、度語:音譯暫無對等信息的事物，據母本正音;五、綴文:按漢語字法、句法進行整理;六、證義:譯出初稿與原文對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遺漏;七、參詳:再回證原文是否有紕漏、錯誤;八、利洗:去蕪冗、重復，梳整譯文;九、潤文:修辭、潤飾;十、梵唄:由于佛經是要供人誦讀的，所以再據母語(梵文)的誦經方式誦讀漢譯經文，看是否有不適合誦讀之句;十一、監閱:最后有欽命大臣監閱(終審)。”(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嚴謹，第二、六、七條強調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條重視譯文表達，譯場翻譯的重心仍是加工譯文，形成文章。事實上，無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中后期的譯場合作，合作翻譯一直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梵僧負責原文理解，漢人負責譯文表達，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的分步進行使佛典漢譯選擇了合作翻譯方式，而合作翻譯傳統的形成又進一步細化了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的分工。對于漢人來說，如何根據佛典原文意思用漢語表達成文才是關注的重心和焦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p#分頁標題#e#   4．2“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   我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文章，視其為治國、傳世之大業，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言:“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郭紹虞2001:159)我國文章學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載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內在準則，因道設器、道因器顯，道決定了文章的體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質，造成了文章學上的“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文與道的關系和“文以載道”的實施都以人為紐帶，通過作者實現，文與道的關系隱含了人與道、人與文的關系。“在中國文化中，‘道———人———文’是三個緊密相連的三環，其中，人是核心與根本，以人立極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顯著特色，中國文化的重文意識的根本是重人意識，因此中國文章的功能實施，是靠對人影響完成的，以文觀人是中國文章品鑒論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鑒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關命題。”(楊廣敏2001:39)關系到人，就會牽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辭立其城”，是說寫文章要講心里話，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這是我國古代對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樣，佛典漢譯對譯者人品也有要求，釋彥琮在《辯證論》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備”:“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釋彥琮1991:118)“八備”是彥琮對譯者提出的八項條件，其中“四備”針對譯者人品。具體是:一備要求譯者誠心愛護佛法，志愿救世幫人，即使歷時長久，也絕不懈怠;二備要求譯者牢守佛教戒條，具備良好的操行;五備要求譯者寬容平和，謙虛待人，不可固執己見;六備要求譯者鉆研佛學，淡泊名利，不事炫耀。這四項對譯者人品的要求與另外四項對譯者學業上的要求結合起來，就是完整的“八備”，彥琮認為譯者的人品與學業同等重要，一個譯者必須同時具備這八項條件，才有可能是個翻譯人才，所謂“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釋彥琮首次把譯者人品與翻譯好壞聯系起來，這是我國，也是世界翻譯史上最早談論譯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載道”既是文章學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國傳統譯學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漢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   4．3“文質之爭”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表征   我國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范疇，文、質原是我國古代評判文章好壞的一對概念，移用到佛典漢譯中，指譯文語言風格的文麗和質樸。“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始終存在‘質樸’和‘文麗’兩派。”(任繼愈1981:174)“文質之爭”是貫穿我國佛典漢譯思想的一條主線(趙巍、馬艷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謙的《法句經序》，終于7世紀玄奘的“新譯”，歷時四百多年。“文質之爭”之前，我國最早的佛典漢譯家安世高和支讖屬于“質”派人物，其譯本給人總體印象是“辭質多胡音”，音譯較多，譯文樸拙，不加潤飾，不合漢語習慣。質派有所不足的局面為文派的產生提供了契機，支謙和康僧會是三國時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漢語，主張對譯文加工潤飾，所譯佛典簡略文麗。支謙《法句經序》拉開了佛典漢譯“文質之爭”的帷幕，文質自此成為譯者爭論的焦點。文派譯風在三國和西晉時期占據重要地位，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過于追求譯文的文采美巧，有時不免脫離佛典原意，造成“理滯于文”，遭至后人詬病。之后佛典漢譯又偏向質派，竺法護、趙政等都是質派代表。竺法護譯經力求詳盡，存真偏質，“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釋慧皎1994:24)對比竺法護的譯本和安世高、支讖的譯本，很容易發現:雖然同屬質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質”胡音較多，不合漢語語法習慣，只能算是“樸拙”;而竺法護的譯文質量明顯提高，“質”的內涵有所提升，譯文流暢，符合漢語習慣，質派翻譯由樸拙走向質樸，克服了譯文結構僵硬、義理晦澀等不足之處。趙政也認為:“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釋道安1995:382)趙政批評譯者嫌棄梵文語言質樸，趨于時尚追求譯文文麗的思想，主張譯文應像原文一樣保持質樸的語言，因為質樸是經文本身的特點，何必改之?佛學大師釋道安則主張文質兼備，提倡“合本”，融合文、質兩派的優點進行翻譯。道安認為梵文佛典語言質樸，而當時的讀者喜好文麗，佛典漢譯“文質之爭”變成是照顧原文，保持質樸;還是照顧讀者，使之文麗的爭論。質派認為“經之巧質，有自來矣”，認為譯文應該保持質樸的語言風格。但文派鳩摩羅什卻認為:“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釋僧祐1995:534)原來梵文也非常重視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麗和質樸之分，那些繁瑣的偈頌是梵文體裁的一種形式。鳩摩羅什認為“改梵為秦”不應“失其藻蔚”，主張譯文應向原文一樣注重文飾，翻譯不僅要準確傳達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現原文的文采和風韻。此時的文派與三國時期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在強調譯文流暢、具有文采的基礎上，文派開始重視準確傳達原文意思。鳩摩羅什的譯文不僅語言精美，而且內容準確，其翻譯的《法華經》被譽為具有“天然西域之語趣”。但是如同支謙一樣，羅什譯本依然存在“刪削原文”的缺點，后人對其也有“理滯于文”的評價。關于譯文是否需要文飾，語言風格是文麗還是質樸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文、質兩派在爭論中前行，在磨合中發展，文質矛盾得到調和，翻譯質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質兩派的優勢，克服不足之處?“文質之爭”的出路在哪?東晉高僧慧遠主張文質“厥中”，提倡文質兼備的思想，認為“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釋慧遠1995:391)是說文麗和質樸屬于不同文體，質樸的原文若用文麗去譯，懷疑的人就很多;文麗的原文若用質樸去譯，感興趣的人則很少，因此譯者應該遵循原文文體，做到以文應文，以質應質，文質厥中。釋僧祐也說:“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釋僧祐1995:14-15)認為文過和質甚都是翻譯的弊端，同樣有損經文文體，主張譯文“質文允正”。這一說法其實是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譯領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時，人們開始從翻譯思想上解決文質矛盾，尋求“文質之爭”的出路。不過，具體到翻譯實踐，直到玄奘“新譯”才從根本上解決文質問題。“這是因為玄奘譯文融合了文質兩派的優點，真正做到了‘案本而傳’，‘以質應質，以文應文’，不但傳達了原文意義，而且能夠再現原文風格，譯文語言流暢，適合誦讀，遠遠超出前人所譯，其翻譯被世人尊稱為‘新譯’”。(汪東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譯”是“文質之爭”的圓滿結果，從此“文質彬彬”、“文質相半”成為衡量佛典漢譯譯文好壞的重要標準。#p#分頁標題#e#   5．結語   佛典漢譯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古代文章學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成因;“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文質之爭”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表征。幾方面藕合，共同構建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這一飽含中華智慧的譯學范式必將為世界翻譯學提供新類型，補充新動力，我國翻譯研究者應該抓住契機，深入研究我國翻譯傳統，吸取養分精華，借中國翻譯之“道”走世界翻譯之“路”，為世界翻譯學的發展做出中國這一文化古國和翻譯大國應有的貢獻。

摘要：中國民族文化近年來備受矚目,文化的自覺讓人看到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希望，中華民族元素這一寶庫被各國設計師發掘，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喚醒了情懷，驚艷了世界。如果服裝的設計能夠吸收陜西皮影中的造型元素,設計出個性又有藝術魅力的服飾，再借助服裝傳播途徑,就能讓大眾都感受到我國民族藝術的地域文化,同時服裝產業的發展還能得到發展。本文從服裝與皮影造型特點出發,分析皮影的造型元素在服裝設計中的應用。提取了皮影戲中不同的人物作為服裝的設計元素，通過系列服裝這樣一個載體進行研究和分析。論文共分三個章節：第一章是對陜西皮影的詳細概述分別從人物造型，色彩等方面進行概述。第二章則具體圍繞著作服裝的款式、面料、色彩、工藝以及制作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與解決方法等方面進行了說明。第三章主要闡述了作品中的設計元素及其與市場需求的結合。

關鍵詞：皮影；色彩；服裝；廓形

前言

古代的“絲綢之路”將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傳入了西域，可以說它是聯系東西方文化的國道，整個絲綢文化融匯了中西，博取眾長的風格特點，它更是一種中國文化不可獲取的藝術文化素材。同時也為我們這些身處現代的人們帶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動力和精神財富。中國的服飾猶如中國文化，它主要源自于各個民族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然而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其復雜又特殊的文化體系，使我國各個民族服飾之間既相互輝映，又頗具特色。因此當代設計中，特別是服裝設計中融入了大多古代服飾文化元素，既擴充了當代服飾文化的的創作思維，又使當代服飾融合了民族元素及其著裝理念。一些民間藝術也因此被廣為流傳，民間藝術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如何把它們巧妙的運用到我么現代服飾中，展現我們民族的特色成為了現代設計師以及藝術工作者的課題。而對于人類非物質文化的保護也從未停止過。皮影是民間古老的傳統藝術，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是民間藝術的其中一類，皮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保留至今，富有獨特的地域特色，藝術魅力與深厚的文化底蘊，陜西華縣的皮影造型優美，工藝精湛，它自身展現出的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還有他獨特的地域特色，為我們的現代服飾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參考價值。

1皮影的歷史與文化內涵

1.1皮影的歷史

中國的皮影歷史悠久，晉代小說家干寶在《搜神記》中記載皮影大約處于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為了紀念其早逝的李夫人，命人為其招魂，將夫人的剪影放在燭火映照的帷帳前，仿佛可以看到李夫人的身影，由此對皮影的形成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第二種出自現代京劇家齊如山的《故都百戲圖考》，則認為皮影發源于唐代的西安，因西安建都數百年，各種技藝由陜西興起者甚多，則影戲始于此亦在意中。但也有學者認為皮影始于宋代，宋人筆記中，記載皮影戲的內容頗多，可見皮影戲當時已經相當普遍了。皮影戲究竟源于何時，由于缺乏文獻及事物佐證，尚無定論。影戲在中國一直很盛行，而且隨著歷代人口的遷徙、戰爭、文化交流及宗教活動而流布于全國，并逐漸在各地形成了許多風格各異的流派。

1茶葉之路   中國是最早發現和利用茶樹的國家，被譽為茶的祖國（圖1）。據《詩經》、《爾雅》等歷史文獻記載，早在3000年以前中國人就開始栽種茶樹，飲用茶葉。至遲在漢代，中國茶樹的栽種和茶葉的飲用開始外傳。世界各地的種茶、飲茶風尚都源于中國，中國茶和盛茶的瓷器（china）成為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稱謂。1824年，英國出于世界對茶葉的需求和茶葉貿易的需要，派人四處尋找茶葉的種植地，駐印度英軍勃魯士少校（R•BRUCE）在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北部發現了野生茶樹，并利用中國的種植技術，逐漸開始對其擴大種植和利用。目前，全球約有50多個國家種植茶樹，其茶樹樹種均來自中國。這些國家主要分布在北緯45°以南，南緯34°以北的廣袤區域。但飲茶習俗卻遍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中國茶葉外傳，一是因為茶的提神醒腦和醫療保健功能；二是茶葉是高寒地區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以肉食為主的民族，維生素的主要來源；三是茶與佛教融合，形成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時尚“茶道”。茶葉在什么時候，從何地方開始向外傳播，目前尚無定論。但我們可以從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中得知，中國茶葉最遲從漢代開始，經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文化通過以下通道外傳。   2茶葉之路傳播途徑   向東傳播：由海路到日本、朝鮮半島等國。日本人飲茶始于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在當時的日本首都，一條、正親町、豬熊和大宮的萬一町等地，都設有官管的茶園，專門種植茶葉供朝廷使用。9世紀，日本全面仿效唐王朝，飲茶隨“唐風”一起在宮廷和高級僧侶中風靡。并在日本興起了第一個茶文化高峰“弘仁榮風”。12世紀，日本僧侶榮西又從中國佛教圣地五臺山帶回了優良茶籽和宋代“末式沖茶法”，并寫成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極力鼓吹茶的藥用和養生價值，并將該書獻給當時鐮倉幕府二代將軍源實朝。寺院也將茶作為藥救助貧苦百姓。形成了日本茶文化的第二個高峰。其后，日本文化與中國茶文化不斷融合，至15世紀下半葉，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形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茶葉傳入朝鮮半島大約在新羅統一時期（668年~935年），唐文宗太和后期新羅大使大廉在返回朝鮮時，將茶樹籽種于華巖寺。“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埋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于此盛焉。”（朝鮮《三國本紀》卷十《新羅本紀》）   向南傳播：從四川、云南經西藏，延伸到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抵達西亞、西非，形成著名的“茶馬古道”。時間至遲在西漢以前，盛于明清。“茶馬古道”原是邊地相互溝通土產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長期行走而自然形成，后因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而大興。茶馬古道所經過的周邊地區，特別是青藏高原屬高寒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當地生活的藏民，需要攝入含熱量高的脂肪，以抵抗高山嚴寒，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但卻沒有什么蔬菜，過多的脂肪在人體內不易分解，必須依賴茶葉分解脂肪，防止燥熱。在長期的生活中，藏民創造了喝酥油茶的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而在漢族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而藏、川、滇則盛產良馬。于是，具有互補性的茶馬互換“茶馬互市”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南來北往，川流不息，形成一條中外著名的“茶馬古道”。   向西傳播：沿續古代的絲綢之路到波斯等國。絲綢之路是由張騫在西漢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西域后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貿易通道。應該說明的是，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之路就早已存在。其起始的時間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還需要指明的是，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是漢唐時期，其標志性的現象，是大批阿拉伯商人專程來中國購買絲綢、瓷器、茶葉等，經新疆，遠銷至波斯等國家。   向北傳播：從湖北經河南、陜西、山西、河北、內蒙、蒙古直至俄羅斯的大通道。時間至遲在明代（圖2）。在茶葉外傳的四條通道中，向東到日本、韓國的茶主要以佛教為媒介傳入，還談不上以茶為貿易，也不是專門的茶葉貿易通道。向南到不丹、尼泊爾、印度的茶，是唐宋時期官方以茶換取戰馬開辟的“茶馬古道”。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的統治者是北方少數民族，他們并不缺少戰馬，這條“茶馬古道”就改為民間商業通道，主要從事少數民族的邊境貿易，是一條從事多種土特產品（包括茶葉）經營的古道。向西隨絲綢之路外運的茶，是中西貿易中的重要貨物之一，但這條通道主要的是運送絲綢和瓷器，茶葉只是副產品。在這條路上曾有過茶馬互換的專用場所，那只是封建王朝因戰事需要而開設的臨時場地，還談不上是專門的茶葉貿易通道。只有向北外運的茶，是專門為茶葉貿易而開通的通道。這條通道要經過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的區域，又沒有現存的通道可借用，必須開辟專門的通道。這條路因茶葉貿易而開辟，又因茶貿易而興盛，最后因茶貿易衰敗而廢棄，可以說是一條嚴格意義上的茶葉貿易大通道。   1689年，滿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建立了兩大帝國間直接的貿易和政治層面的接觸，從理論上說“茶葉之路”作為中俄間的貿易通道正式形成。1824年，通過恰克圖進行的茶葉貿易達到了頂峰。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府鑒于中俄茶葉貿易引起的巨大貿易逆差，大量白銀流向中國。為此，出臺各種措施，限制和打壓茶葉貿易。1929年，中蒙之間最大的茶葉貿易公司大盛魁商號的關閉，從理論上標志著茶葉貿易的衰亡和茶葉之路的廢止。   3茶葉之路建筑遺產的啟迪   茶葉之路由南至北長達萬里，縱貫大半個中國，作為文化線路，涵蓋的文化遺產資源不可勝數。在茶路遺產中，以建筑為主要形式的物質文化遺產中，部分被國家各級政府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圖3）、名村，使這些遺產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更多的建筑遺存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甚至沒有列入重點保護名錄。如赤壁許多小橋、石板路以及北方小關隘、騾馬店等（圖4~7），都因為單體建筑價值還夠不上保護的標準，沒能得到有效的保護。相信隨著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開展，這些文化遺產將會納入各級文物保護范圍。#p#分頁標題#e#   如果僅從單體建筑保護與重要性的角度來考察，我們應該看到其中不少遺產目前確實不夠條件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這些文化遺產孱弱而孤立，如果理所當然的任其廢棄，必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如果從文化線路的高度來看待萬里茶路，這些級別較低的文化遺產便能鮮活起來，猶如散亂的珍珠被這條文化線路串聯起來，成了萬里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從而具有了一種整體的意義。而且越是這種低級別的文化遺產，就越是接近當時晉商貿易的生活現狀，從而越能夠喚起人們的共鳴。   我國正準備申報世界遺產文化線路的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這些文化線路的開辟大都是封建朝廷的政府行為；而茶葉之路則是為民商開辟，代表著明清之際民族商業資本的崛起。特別是晉商以儒家倫理道德為塑造企業的文化依據，形成了“誠信為本，信譽第一”的職業道德和經商宗旨，追求質量第一，重視“和氣生財”，注重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對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均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保護茶葉之路這條文化線路，刻不容緩！萬里茶路上留下的不僅僅是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同時也鑄就了萬千鮮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家知道，茶文化本身，早已超越了物質層面的意義，帶有濃厚的文化精神。湖北的采茶調、茶歌、茶戲、茶道等將茶鄉的田園精神深深植入了荊楚文化中。特別是茶葉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四大發明以外的又一重大發現，對世界貢獻巨大。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曾說過：“茶是中國繼火藥、造紙、印刷、指南針四大發明之后，對人類的第五大貢獻”。在全球公認的茶葉、咖啡、可可三大飲品中，茶葉名列為首位，中國是茶葉的發源地，可以說全世界的飲茶習慣和文化都是來自中國。在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歲月中，漢民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不少是因為封建王朝關閉邊關，阻止茶葉貿易和外運而引發的。   另外，茶葉之路對社會安定，對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清代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自湖北以北地區，基本沒有相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茶葉之路在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對社會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特別作用。晉商推崇的忠義、誠信為本的文化和“關公崇拜”等，也說明茶文化中非物資文化遺產在精神層面的作用。茶路上的建筑在體現各民族風情的同時，也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建筑藝術。凡此種種，只有以文化線路來統領萬里茶路，才能使茶文化得到更為深刻的挖掘；也只有和茶路上的建筑遺產結合起來，才能使茶葉之路獲得整體上的意義。長達萬里的茶葉之路，縱貫戈壁大漠，連結東亞西歐，輸送了華夏特產，弘揚了神州赤子和諧友善、勤勞勇敢的民族精神。   茶葉之路是晉商外貿活動的大手筆，是在封建王朝時代難能可貴的民間長途商貿，是突破統治者禁錮的卓有成效的市場運作，是儒商義利兼顧的商業文化的真實展示。晉商在兩個多世紀內，運往俄國的茶葉至少在300萬噸以上，是中國運輸史、茶葉史、東方文明史和國際貿易史重要的歷史篇章。   4茶葉之路的意義   文化線路的研究是當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領域出現的最重要的新動態。2003年3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召開會議，要求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對《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實施文件《行動指南》的新一輪修訂中加入有關文化線路的內容。2008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16屆大會上通過了《關于文化線路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憲章》，文化線路被正式列為《世界遺產名錄》的范疇。   文化線路成為一個國家文明的象征和對世界文化貢獻的標志。由此，世界各國紛紛將文化線路作為本國遺產保護的重點。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責任去保護那些具有價值的文化線路；同時中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加強文物保護也刻不容緩；特別是中國是東方文明的代表，博大而厚重的文化遺產中包含著許許多多線性文化遺產。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文化線路都應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高度重視。從湖北到莫斯科的茶葉之路作為一條線性文化遺產，歷時約250多年，廣泛而深刻影響著沿線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代表了人們通過貿易活動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中國、蒙古和俄國之間，漢、蒙、俄羅斯等民族之間的交往；代表了茶葉之路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和相互滋養。中國境內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恢宏氣度，蘊涵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和諧相處的理念。必須把它們保護下來，這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和文化自覺。針對當前茶葉之路上古跡遺址分布零散，保護層次不統一等現狀，論文探討用文化路線這一特殊的形式，研究古跡遺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對湖北境內的建筑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問題，提出以尊重多樣性和線路連貫性為主的保護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指導意義。   歷史上“茶葉之路”所經過的城市與農村環境風貌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從城市整體特色的保護，歷史老街區的保護，以及歷史建筑及其環境的保護等方面，探討歷史文化保護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強調保護和利用相結合，保存即將湮滅的建筑，并把它們帶回生活，用歷史的眼光審視它，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它，為保留歷史城市與村鎮的特色，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的支持,從而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茶葉之路建筑文化遺產研究也為現代旅游業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茶路本身的歷史、文化韻味、沿途的村寨、民俗風光和數不清道不完的纏綿悱惻的故事，以及在這條文化線路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鮮活的生命演繹了歷史的悲喜劇，形成了發掘不盡的文化寶藏和旅游資源。約4000km的路程，無數建筑與廢墟，印證了茶葉之路的雄偉與壯闊，并深深植于人的靈魂。其自身的博物館作用，可以向旅游者充分展示傳統建筑所帶來的歷史文化和藝術魅力。   文化遺產是文化進步、文化創新的母體，而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是文化發展的先聲。茶葉之路是中國近代國際貿易的先聲和童年。隨著它賴以產生的社會條件的改變而消失，但它卻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獲得了審美意義上的新生。廣泛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遺產是茶文化的真實載體，不僅具有歷史與考古價值，而且具有一種精神象征。#p#分頁標題#e#   5茶葉之路建筑遺產的保護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歷史責任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正式通過了《文化線路憲章》，并使之成為國際文化線路保護的基礎性文件。   中國的茶葉之路就是憲章中強調的文化線路。它將陸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線路用一種有歷史聯系和文化關聯的動態方式集中起來，呈現出多邊的、更完整和準確的歷史圖景，構成跨地域、跨學科的共享構架。茶道線路遺產包括水陸運輸，商貿、宗教、遷徙等特定功能的線路主體及其附屬設施，以及相關歷史環境和景觀、可移動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其所體現的重要歷史時期中民族、國家、地區間進行的多維、持續和互惠的茶葉貿易和思想、知識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交流，不僅加深了世界民族間的了解和溝通，而且加強了國際間和地域間貿易合作。   茶葉之路是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圍繞磚茶的生產、長途運輸和營銷，形成了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俄羅斯與歐洲之間長達上幾百年的經濟交流。在這條路上產生了影響深遠的“以茶治邊”政治局面，造就了享譽海內外的“茶葉之路”文化。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磚茶所承載的政治和文化意義超出任何一種普通茶葉，它已不是一種普通的物品，它的歷史也絕不是一部的茶葉貿易史，它是中國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蒙古與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記錄和見證了中國、蒙古以及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一部磚茶史就是內地與西北少數民族以及中蒙、中俄和中歐的交往史。   茶葉之路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富于代表性的載體，其遺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獨特的藝術造詣和時代特征被視為一段歷史的縮影，為研究我國的對外貿易，建筑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體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是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創造力的非凡展現。   今天，當我們置身于茶葉之路時，撲面而來的是中華民族祖先遺留至今的光彩華章，作為震動歷史的茶葉之路以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征服了世界。當我們在回味茶葉之路帶來無與倫比的審美享受和心靈震撼的同時，我們深深的感到必須盡快將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遺產保護起來，保護這段歷史，就是保護我們的根基。特別是當前迅猛興起的城市化進程，使我國許多城鎮“舊貌換新顏”，原來的地形地貌、鄉土特征、文化特色被淹沒了，換來的是“千城一面”的無個性的城鎮空間，斬斷了自己的文化血脈。   人類社會在進步，居住環境必然與時俱進，如何使我們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理論問題。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會對這兩者關系有一個更清晰的認知。歷史精神的本質在于與現時生命的思維性溝通。重溫歷史、牢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拓未來。這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自身承擔的刻不容緩的歷史責任。我們深信：一個國家一旦擁有偉大而悠久的歷史，就一定會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