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聞評論節目特質對主持人語言的要求

（1）新聞評論節目特質要求主持人的語言更加靈活。

電視新聞評論集圖像、聲音、文字于一體，有時還運用多種表意符號來傳遞思想。在節目中，經常會插入現場再現、嘉賓訪談、現場采訪連線等，其內容十分的豐富，形式多樣。這就要求新聞評論節目主持人，除了具有傳達信息的能力外，還能夠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維，跳出自己已備好的語言模板，用自己更加靈活的語言，去串聯各方，確保節目的正確方向和順利進行。

（2）新聞評論節目特質要求主持人的語言更加親和。

傳統的評論總喜歡擺出一副講大道理、教訓人的姿態。而電視新聞評論則不然，無論是主持人、嘉賓、記者、事件當事人，上了鏡頭，就是面對面的交流。新聞評論節目主持人，作為各方的銜接者，要使節目參與各方都能夠以最佳狀態投入節目，順暢地傳遞信息，首先在語言上要做到有親和力。

（3）新聞評論節目特質要求主持人的語言更具分寸。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性的回歸，新聞評論節目對主持人自我語言特點和人性化表達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主持人要顧忌人性，該高要高、該低要低、該怒要怒、該喜要喜、該傷要傷，這樣才能拉近受眾、吸引受眾。同時，在評論中要特別注意分寸，應兼顧大多數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語氣、節奏，使自己的評論能夠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認可。

本文選取《編輯學報》《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科技與出版》《中國圖書評論》《中國編輯》《編輯學刊》《出版參考》《現代出版》《出版廣角》等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其中，《編輯學報》《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科技與出版》《現代出版》等8種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習稱北大核心）收錄，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習稱南大核心，英文縮寫CSSCI）來源期刊；《中國編輯》《編輯學刊》《出版廣角》等3種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收錄，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擴展版”來源期刊；《中國圖書評論》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擴展版”來源期刊；《出版參考》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開設理論探討、海外市場等學術欄目，具有前瞻性。這13種期刊在我國編輯出版類期刊中具備代表性。筆者于2018年4月13日利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以“JN=出版科學ORJN=中國出版ORJN=現代出版ORJN=編輯學報ORJN=中國科技期刊研究ORJN=編輯之友ORJN=出版發行研究ORJN=科技與出版ORJN=中國編輯ORJN=編輯學刊ORJN=出版參考ORJN=出版廣角”為檢索式進行檢索，共得到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的107610條論文數據。

一、期刊載文量和作者發文數量

將這13種期刊按照CNKI數據庫2017版復合影響因子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學報》《科技與出版》《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中國編輯》《編輯學刊》《現代出版》《出版廣角》《中國圖書評論》《出版參考》。首先，統計這13種期刊自創刊以來的載文量。期刊載文量是指期刊在一定時間內所刊載文章的數量。[1]載文量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傳遞科學信息的能力，也往往被作為遴選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標之一。[2]根據這13種期刊創刊以來總載文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為：《出版參考》（23445篇）、《中國出版》（16930篇）、《出版廣角》（12353篇）、《中國圖書評論》（10891篇）、《編輯之友》（9415篇）、《出版發行研究》（8826篇）、《科技與出版》（8218篇）、《中國科技期刊研究》（6978篇）、《編輯學報》（6276篇）、《編輯學刊》（5078篇）、《出版科學》（3896篇）、《現代出版》（3238篇）、《中國編輯》（2866篇）。再統計在這13種期刊中發文較多的作者。根據作者發文數量排序依次為：中華醫學會雜志社游蘇寧（159篇）、南京大學張志強（117篇）、武漢大學徐麗芳（114篇）、華中師范大學范軍（112篇）、《防護工程》編輯部朱大明（80篇）、美國佩斯大學練小川（79篇）、新鄉醫學院劉雪立（78篇）、武漢大學黃先蓉（77篇）、原新聞出版總署柳斌杰（69篇）、北京大學肖東發（60篇）、武漢大學方卿（60篇）、西北大學姚遠（58篇）、人民出版社林穗芳（58篇）、北京印刷學院葉新（53篇）、百花文藝出版社徐柏容（48篇）、西安交通大學趙大良（48篇）、中國人民大學周蔚華（45篇）、第三軍醫大學冷懷明（44篇）、北京印刷學院嚴晨（43篇）、中國藥科大學鄭曉南（42篇）、武漢大學羅紫初（42篇）、長安大學趙文義（42篇）、中國青年出版社闕道隆（41篇）、上海大學鮑國海（41篇）、中華醫學會雜志社石朝云（41篇）、蘇州大學吳培華（40篇）、湖北警官學院陶范（40篇）、中國編輯學會邵益文（39篇）、北京師范大學陳浩元（38篇）、東北大學米戎（38篇）等。

二、高被引論文研究

為進一步評價這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筆者對這13種期刊中引用20次及以上論文進行了統計，發現這13種期刊在CNKI數據庫中被引用20次以上的論文有1563篇。

1.高被引論文期刊分布

將這13種期刊按照高被引論文數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為：《編輯學報》（604篇）、《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97篇）、《編輯之友》（137篇）、《出版發行研究》（130篇）、《中國出版》（103篇）、《出版科學》（72篇）、《科技與出版》（72篇）、《中國圖書評論》（36篇）、《中國編輯》（35篇）、《編輯學刊》（26篇）、《出版參考》（22篇）、《現代出版》（21篇）、《出版廣角》（8篇）。其中，《編輯學報》的高被引論文數量遙遙領先，說明其刊發的論文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若從高被引論文出版年份來看，刊發高被引論文較多的年份均在2000年后。（見圖1）其中，2007年發表高被引論文數量最多，為115篇，2011年發表114篇，2010年發表113篇，2005年發表110篇，2006年發表107篇，2002年發表105篇，2003年發表101篇，2009年發表100篇。2000年以后發表的高被引論文數量較多，一方面說明2000年后我國編輯出版學研究水平進一步提升，論文質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編輯出版類期刊更加注重學術規范，刊發論文的引文增多。

學術期刊是服務于知識推廣，知識創新，知識應用的媒體。作為媒體，就要研究傳播效果、傳播力。國內最早界定傳播力概念的是劉建明于2003年提出的，傳播力是媒介傳播力的簡稱，指媒介的實力及其搜集信息、報道新聞、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能力[1]。他認為，從外在層次上看，傳播力包括媒體規模、人員素質、傳播的信息量、速度、覆蓋率及社會效果，其中傳播效果是媒介傳播力的主要表征[2]。傳媒雜志社常務副社長周志懿認為，傳播力包括傳播的信息量、傳播速度與精度、信息的覆蓋面以及影響效果，可以用傳播的速度、強度、寬度與精度四個指標去考察[3]。因此，加強學術期刊傳播力的建設路徑要以經營的思維，圍繞傳播的內容、方式、規模、人員素養、營銷策劃等方面來進行。

1大數據理念賦予“內容為王”新含義

傳播力的大小歸根結底取決于傳播內容的好壞。學術期刊是內容產業，有一流的內容，才有一流的效益。要確保好內容，就要建立一支好的作者、編輯、專家隊伍。然而在大數據理念下，“內容為王”在傳統內容之外又有了新含義：一是以“全產業鏈”的模式，對內容資源進行整體的集約整合，將內容、作者群、讀者群、網絡出版平臺、數據庫、OA處理系統等整體推出，形成學術期刊內容傳播的整體效應、規模效應、平臺效應。二是深度挖掘科技信息內容，開發衍生信息。在大數據時代，用戶的需求呈現定制式、多層次、差異化的特征，學術期刊不能再局限于傳統的僅提供論文的目錄、摘要、正文，還要提供與論文相關的作者信息、科研信息、點評信息、行業信息等擴展內容。針對這些衍生信息，可在網站增設讀者交流社區、專家在線咨詢、文獻計量統計分析模塊等，也可靈活辦刊，欄目設置多樣化，出增刊、副刊，設立科研動態報道信息。《英國醫學雜志(BMJ)》的“新聞”欄目、《NEJM》設置的“視點”欄目，主要報道醫藥領域的政策、事件、科研成果等動態新聞信息，便于讀者了解比較全面的信息。《中華醫學雜志》設有《醫學動態》，向讀者介紹國內外的醫學科技新聞。《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志》每年出版一期增刊，介紹科普知識[8]。這些個性化的辦刊方式，加深了信息的傳播強度和深度，滿足了一些用戶的個性化、邊緣性需求，提高了服務的互動性、高容量性、實用性、時效性。三是學術期刊編輯對內容的主動引領，即在編輯過程中，在不改變原稿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根據學術期刊傳播的需要，適當加工，賦予新角度、新含義，既引導稿件的內容方向，體現辦刊的定位、理念和策劃要求，又讓讀者接受到更加權威、明確、全面的信息。

2注重利用新型傳播方式

2.1優質論文優先出版

傳播的速度決定了學術期刊信息的時效性和價值。信息傳播越快，時間越早，其價值就越大。學術期刊要克服紙質期刊發行周期長、容量有限等不足，實現優秀論文和熱點論文的快速傳播是吸引讀者，擴大傳播效果的可行做法。快速傳播的做法有：①利用自建網絡、合作網絡或新媒體在線發表。將學術論文先進行信息化處理，然后在第一時間，實現期刊的預出版。國際上一些知名的學術刊物都開設了這樣的平臺，如Science的“Express”、《Nature》的“AOP”等。②在第一時間將科技期刊論文交給中國知網等優先出版數字平臺，可以出版單篇優先、整期優先。排版格式可不同于印刷出版，根據各種數字出版傳播載體的特點與優勢靈活設定。現在國內通過此數字平臺實現優先數字出版的期刊已有一千多種。③推薦到有影響力的網站或微信平臺上，擴大關注范圍。例如《煤炭科學技術》就用此方法作為加快傳播速度的手段。

2.2發揮新媒體靈活多樣的特點

一、50年代中期，《新聞學譯叢》對“大眾傳播學”的最早引進

“傳播”一詞淵源甚早，據新聞傳播史家考證，“傳播”一詞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歷史。據《北史•突厥傳》云：“以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這當是中文“傳播”一詞最早之語源。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新聞學者卻把“mass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譯為“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把“大眾傳播媒介”翻譯成“群眾交通機構”，或“群眾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國新聞業界及學界曾經開展過短期的新聞改革活動。在此期間，復旦大學新聞系在王中的領導下，走在新聞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新聞學譯叢》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該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兩期，前后共出五期。《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載《編者的說明》云：“《新聞學譯叢》是以介紹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和進步報刊的工作經驗為目的的一個期刊，它可以作為各兄弟學校新聞系的教師和學生，以及新聞工作者、宣傳鼓動干部進行研究與工作的參考讀物。”因此，第一期的內容，譯載了蘇聯聯共（布）中央有關報刊的文件。《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繼續譯載蘇聯報刊社論、聯共（布）中央關于報刊工作的文件、蘇聯新聞事業概況等資料外，還增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的內容，包括《美國報刊簡史》、《美國報紙的組織機構》、《美國報紙和報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等譯文。

《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開始引進“大眾傳播學”的概念。該期刊登的由劉同舜翻譯的《拆穿自由、獨立報紙的西洋鏡》一文中，他首次將“大眾傳媒”及“大眾傳播工具”譯成“群眾交通機構”云：“（美國的）群眾交通機構是一種大企業，他們的老板就是大企業家。戰前，美國消費者在四萬家群眾交通機構方面花了25億美元，相當于該年總消費數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單是廣告費這一項，‘消費者’向‘群眾交通’企業的支出已年達65億元之巨。”［1］61－67《新聞學譯叢》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載的由鄭北渭翻譯的《美國報紙的職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語MassCom?munications譯作“群眾思想交通”。他還在該譯文中云：“報紙是‘群眾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眾思想交通’工具有：雜志、廣播、電影等。這些工具有一種到三種的職能，他們可以傳播消息和知識，可以用言論來影響群眾，最后是一種娛人的作用。要做到企業化，他們最起碼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種（功能）之一”。

幾乎在同一時期，王中在其《新聞學原理大綱》（寫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將MassCommunication譯為“大眾傳播”。他說：“美、日將報紙、廣播、電視等總稱為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見《王中文集》第38頁）。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新聞學原理大綱》被當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圖書資料組編的《新聞界反右派斗爭資料匯編》第二輯（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趙凱主編的《王中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國新聞事業資料》及《世界新聞事業》對引進“公眾傳播”及“傳播學”、“大眾傳播學”的貢獻

1957年6月《新聞學譯叢》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繼承《新聞學譯叢》的傳統，又創刊了《外國新聞事業資料》。該刊第一期首載《編者的話》云：“本刊將有重點的譯載和介紹反映外國新聞事業情況和動向的材料、新聞學論文和新聞教育方面的文章等，為本系師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資料。這些資料較大部分譯自資本主義和蘇修集團的書刊，政治觀點和新聞觀點是反動的，有些事例和數字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只能供讀者參考，請勿公開引用。”該刊初為不定期出版，后為季刊，小32開本。刊物裝幀簡陋，而內容豐富充實，每期100頁左右。1979年第4期達180頁。該刊到1978年12月出了兩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編舒宗僑，后由鄭北渭繼任主編。

1979年12月，《外國新聞事業資料》改名為《世界新聞事業》，出版1980年第1期（總第7期）。該刊也是季刊，每三個月出版一期，內部發行。1980年9月，《世界新聞事業》出版第三期（總第九期）后停刊。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特點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與同時期各種戲劇運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民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成都的戲劇期刊承擔了不同的角色任務、與各種戲劇運動結合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與規律。

（一）從分布時段上來看，抗戰時期成都涌現出的戲劇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戲劇期刊則較少。從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計24種戲劇期刊中，抗戰之前為5種，抗戰之后為4種，分布時段以抗戰時期最為鼎盛，共15種之多，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戲劇發展的鼎盛階段和黃金時代。對此，耿祥偉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他說：“與以上城市不同，四川與重慶的期刊發展呈現橄欖型的特點，從分布上來看，該時期正好覆蓋整個抗戰階段。其主要原因在于，這兩個地區一直處于后方，沒有淪陷，也相對較為穩定，同時，該地區一直又是抗戰爆發后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地帶，為戲劇期刊的發展提供了溫潤的土壤。因此，將成都和重慶說成是整個抗戰階段中國戲劇期刊發展的“雙塔”，亦不為過。”

（二）從編輯和作者群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的編輯和作者人數眾多，和分布時段一樣，也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趨勢（即抗戰時期編輯和作者人數最多），其中不乏翹楚之才。從編輯群來看，先后有劉念渠、劉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龔圣俞、劉明揚、費文兆等人，他們大多熱愛戲劇或直接進行戲劇創作。劉念渠曾是山東省立劇院的教師，撰寫有《一九三五年國內劇壇》，1943年4月《戲劇月報》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論歷史劇》一文，重慶圖書館現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劇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煙》。劉振美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投身抗日反蔣愛國斗爭，被反動當局無理逮捕。1936年回川，從事進步文化宣傳活動，寫了不少充滿愛國熱情和革命精神的詩歌、小說、戲劇、文藝評論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不久，又創辦《戲劇教育》月刊，任編委主任委員。1945年到江安，任國立戲劇學校講師和省立江安中學教員。徐昌霖被認為是中國影視導演、評論家。生于杭州，就讀于杭州三江大學（1937）、成都劇校（1940）。歷任重慶中國電影制片廠編輯（1940），上海中電三廠編劇導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藝探勝求寶》、《電影的蒙太奇與詩的賦比興》、《電影民族形式探勝》、《論早期中國電影的民族風格》。龔圣俞是四川大學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稱，亦是文藝界名人。劉明揚民國六年（1917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民國九年（1920年），學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學教務主任，歷史教員。民國廿七年（1938年），在重慶籌建抗戰建國協進會。其中最有名者當推熊佛西，他是中國話劇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后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后，擔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主任、兼燕京大學教授，后進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任戲劇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縣主持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農村戲劇實驗，并舉辦了戲劇學習班，成立了數十個農民劇團。“盧溝橋”事變之后，他率領師生奔赴長沙成立了抗戰劇團，進行抗戰宣傳，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創辦了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并出任校長，為抗戰戲劇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作者群來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蕭紅、曹禺、陳白塵、夏衍、吳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漢、宋之的等大家的參與。以《戲劇新聞》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間，洪深就寫有《戲劇的突擊》和《導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見》兩文、田漢發有《第三期抗戰與戲劇》、老舍寫有《照樣兒辦吧》、宋之的寫有《懷鄉曲》和《關于“全民總動員”》。抗戰爆發后，正是由于大批劇作家來到成都，他們不僅帶來了早期創作的優秀劇目，而且在成都期間也創作了許多好的戲劇作品，使當時成都的劇作家隊伍的面貌得到改觀，使這期間成都的戲劇作品質量、樣式、品種等許多方面都獲得了飛躍，成都戲劇舞臺也出現了一派繁榮的景象。

（三）從刊物的審美傾向、內容、性質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在其演進過程中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從審美傾向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識，其俗野之氣更濃，對川劇的關注更多一些。像《戲劇周刊》主要登載影劇雜談類作品；《戲劇新聞》主要刊戲劇消息與評論；《陽春小報》主要刊戲劇電影研討與評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劇消息（有演員藝聞、演員軼聞，演員小傳、新編及修改的川劇劇本或唱段等欄目）；《蓉風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劇新聞。這些總是同蜀地的生活、習俗、語言、審美趣味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表現著川人的意識和情感。抗戰爆發后成都的戲劇期刊趨于文雅。如《戰時戲劇》刊載戲劇理論文章占主要篇幅，劇本較少；《戲劇戰線》則“主要發表短小劇本，兼及戲劇動態報道、評論及演出知識，共發表各種形式的劇本近50個，從各個不同側面反映抗戰主題．代表作有《飛》、《未死的人》、《牧師之家》、《戰時婚姻》(契訶夫著)等。該刊以戲劇為武器，以抗日為目的，以鼓勵人們投入抗日洪流為己任，具有鮮明的進步性。”[8]從刊物的內容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較為輕松活潑，有的專發愉悅性的劇本，有的登軼聞掌故；抗戰后的戲劇期刊偏重于戲曲理論的探討，更多地關注各地的抗戰劇運，承擔了更多的抗戰宣傳任務。從刊物的性質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中純戲曲刊物居多，像《陽春小報》和《蓉風三日刊》更多地關注于川劇；抗戰后的戲劇期刊更傾向于辦綜合性的文藝期刊，常常將電影、戲劇、文學、娛樂融于一體。像《戲劇精英》雜志研究戲劇理論、探討戲劇各流派的藝術手法，介紹戲劇舞臺百科知識，報道戲劇界動態消息和藝人的生活，刊載劇本并發表分析評論。以川劇為主，也涉及平劇、昆劇等其他劇種。欄目有劇藝知識、特寫雜述、劇本等。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貢獻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是當時四川乃至全國的戲劇創作和戲劇批評的主要陣地，是當時戲劇文化傳承、戲劇藝術積淀和戲劇信息傳播的有效載體，在抗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作者：宦曉渝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一、研究緣起：風險社會與危機傳播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克•貝克（Ul-richBeck）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他認為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由于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導致全球性風險開始出現，使人類逐漸“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①美國著名學者烏里爾•羅森塔爾在1989年指出，“危機”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架產生重要威脅，并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②。從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簡稱“非典”）開始，危機傳播逐漸進入我國政治話語體系之中，媒體特別是黨報黨刊如何進行危機傳播，往往反映出政府對危機事件所采取的態度。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甲型H1N1病毒（以下簡稱“甲流”）同為危及公眾的公共衛生事件，且均具有一定典型性，本文要探討媒體在危機傳播中是否更加成熟，更加公開透明，報道手段更加多樣化。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危機事件發生后紙質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報道內容上所采取的措施為研究重點，以《人民日報》作為研究對象，將該報2003年對“非典”事件和2009年對“甲流”事件的報道作為對比，用內容分析的方法進行定量研究，同時結合定性研究得出結論。

三、個案分析

（一）報紙的選取

進入21世紀，北京聯合大學堅持“發展應用性教育，培養應用性人才，建設應用型大學”的辦學宗旨，努力實踐“辦學為民，應用為本”的辦學理念，統籌學科專業布局與發展，建設一流應用型大學[1]。面對北京市大眾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設國際大都市英語人才市場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提出了建設一個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以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應用性本科英語專業；堅持面向首都社會經濟建設，以教學為中心，以科研為基礎；培養具備扎實的英語語言基本功和較高的人文素養，掌握國際商務、文化交流、英語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嫻熟地用英語服務于首都社會、經濟、文化建設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   一、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   “應用型大學必須通過加強學科專業建設和科學研究來提升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學科要為專業建設提供支撐，專業發展要對學科提出明確的要求”[2]。學科以發展科學研究為目標，而專業以培養人才為己任；兩者側重點不同，因為兩者的構成要素、設立原則以及劃分方法不同[3]。北京聯合大學應該“以為地方區域和行業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原則，主動適應首都產業結構變化，建構應用性學科專業體系，大力發展新興專業和面向應用的專業。貫徹面向應用、依托學科的專業建設理念，以應用為向導、以學科為支撐，帶動專業發展”[4]。   英語語言文學是屬于“文學”學科門類中“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二級學科。在北京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滲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會市場對英語人才規格的要求已經從“崗位穩定型”向“崗位適應型”[5]過渡。英語專業過分單調、傳統和強調模仿記憶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極大地限制了學生創新意識和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既然北京聯合大學已經明確了“辦學為民，應用為本”的目標，那么我們就應該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為首都北京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原則，與時俱進地調整英語專業的人才培養計劃，建構一個融傳統學科優勢與應用性專業特色為一體的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最大限度地培養適應首都社會經濟建設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   二、應用性英語學科建設   應用性英語學科建設首先應該考慮如何建設一支具有應用性英語學科特色的師資隊伍，解決好應用性英語學科的研究方向與方法問題。2005年末，英語語言文學學科被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確立為院級重點建設學科。三年多的學科建設有效推動了外語系教學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師對高校教師教學與科研職責的認識。然而，我們的學科建設帶有較大的專業屬性，尚未形成自己的應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為英語專業建設提供基礎性支持，還談不上以學科建設拉動或者帶動專業建設。盡管如此，我們十分注重挖掘傳統學科建設中的創新意識，既與時俱進，又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優勢。“所謂特色就是人無我有，所謂優勢就是人有我強”[6]。   2008年，我們根據這一原則，對英語語言文學院級重點建設學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調，下設“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和“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兩個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   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屬于英語語言文學的基礎性學科研究方向。我們強調英美文學作品的文化解讀和影響研究，為建設一個應用性英語專業提供基礎性學科支撐。   我們首先強調認真研讀英美文學經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強化英語教學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從放棄中得到拯救”———讀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徹底的奉獻>》一文中，黃宗英用史實證實了這首詩歌不愧為“一部用十幾行無韻詩寫成的美國歷史”。當弗羅斯特在這首詩中說美國人“擁有著當時不被[他們]擁有的東西”時，他一方面指當時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所有權被英國所剝奪，而另外一方面他指當時的美國人并沒有真正愛上這塊土地。這種“軟弱”只有當美國人真正意識到他們必須像熱戀中的情人那樣熱愛自己的國家時才能夠被克服。   為了“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他們學會了“放棄”、學會了“奉獻”，因此“立刻從放棄中得到拯救”[7]。這一研究體現了文學文本文化釋讀的應用性文學研究價值。   由于英語專業學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讀能力，因此如何通過貌似簡單的文本語言外殼去解讀深邃的文化意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我國英語專業開設英美文學與文化類課程的目的所在。外語系近年有不少畢業論文得益于學生在“高級英語”和“英美文學”等課程上的文本釋讀。比如，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2002級英語專業徐文靜同學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復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贊歌》（2006）、2003級張睿靖的《〈瓦爾登湖〉中的樸素意義》（2007年）和2006級侯蕾的《心靈的旅行：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的象征意義解讀》（2010年）等校級優秀一等獎畢業論文，都是學生在認真研讀經典原著的基礎上，通過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異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給現代人生命意義所帶來的啟示。   其次，我們加強翻譯實踐研究，打造學術著作翻譯優勢。近年來，外語系連續翻譯出版了幾部學術譯著：《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三聯出版社，2006）、《圣經文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和《羅蒂自選集———哲學、文學和政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這些學術譯著起點高、難度大，頗有影響，為打造外語系英語學術著作翻譯的優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提高了外語系翻譯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深度和質量。  #p#分頁標題#e# 第三，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之前，黃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漢英北京2008年奧運會、殘奧會常用詞語手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外語系多位教師參與了這項任務。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先生認為它“必將成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一項重要文化遺產”[8]。以上這些科研成果都說明北京聯合大學在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英語學術著作翻譯等方面的進步和實力，為探索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性英語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   2.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研究   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研究方向屬于應用語言學二級學科之下的應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語言習得主要涉及對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過程的觀察、描寫和解釋，人們通常從語言學、社會、心理、認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對指導外語學習者的學習、外語教師的教學、外語能力的評價有直接而顯著的作用。專門用途英語是指在某一社會領域中使用的、用于實現某些特定交際功能的英語。   目前北京聯合大學開設的專門用途英語課程有旅游英語、秘書英語、商務技能（商貿英語）等。這些課程著重于培養學習者在特定社會語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語作為跨文化交際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編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改革與探索》，收錄了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教師撰寫的19篇論文，為應用型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黃宗英主編的《傳統與創新的契合———英語語言文學研究論文集》，收錄外語系教師教學與研究論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聯合大學在探索應用型大學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與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于2007、2008年兩次聯合舉辦“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之上。它將教學科研、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探索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的新路徑，既體現了繼承英語語言文學的學科傳統，又體現了外語系教師在教學科研方面的創新精神。   三、應用性英語專業建設   1.專業基礎教育   外語教育應該與時俱進，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目前，許多高校英語專業的培養計劃和課程設計已經從原來以培養語言技能為主要目標轉變為以培養語言技能和專業知識為主要目標。比如，根據北京工業大學外語學院網站介紹，該院英語專業商務方向主要培養能夠“適合在跨國公司從事商務管理實踐”的復合型英語人才；其辦學特點是實施“英語＋專業方向”的培養模式；其培養目標是通過四年的學習，學生將有較強的英語語言應用能力，扎實的商務理論基礎，較強的商務實踐能力，并能有效地實現兩種能力結合；在課程設置方面，除了聽、說、讀、寫、譯等專業基礎課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經濟、貿易、金融、會計、營銷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課程”，最重要的變化在于原來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語言學概論”等高年級核心課程被列入“相關專業知識課程”。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復合型人才比較受用人單位的歡迎。   然而，這種培養模式在學科和專業建設方面存在著一些矛盾。李賦寧教授在他的自傳中說“：我國的外語系首先要滿足國家對于各方面外語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點是打好聽、說、讀、寫、譯的基本功。這雖是老生常談，但一定要保證做到。課程設置應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為不可能使外語教師專業化”[9]。當然，許多綜合性大學可以通過整合多學科教育資源優勢來解決外語教師專業化問題，但是如何保證外語專業的教學質量問題卻經常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應用文理學院英語專業的學生入學總成績并不理想，且英語單科成績總體偏低。顯然，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教學質量，確保我們的學生能夠享受一個英語專業學生所應該享受的高等教育學習過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之后，我們尊重外語教育的規律，研究教學對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視英語專業的重要教學環節，想方設法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認真實施教學質量工程。2008年，應用文理學院英語專業2004級全體學生參加全國英語專業八級考試（TEM8）的一次性通過率達到了58.33%，超過全國一次性平均通過率13.05個百分點，超過其他同類院校一次性通過率16.84個百分點[10]。   2008年，外語系英語專業2006級全體學生參加全國英語專業四級考試（TEM4）的一次性通過率達到了72.22%，超過全國一次性平均通過率10.39個百分點，超過其他同類院校一次性通過率16.08個百分點，取得了優異成績。   2.理論聯系實踐   目前，應用文理學院在英語專業建設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第一，重課堂教學輕社會實踐。英語專業學生以課堂學習為主，接觸社會機會較少，理論與實踐基本脫節，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應變能力、實際操作能力比較弱，不能體現應用性教育的特點。第二，重語言能力輕素質培養。教學方法比較陳舊，以傳授語言知識為重點，忽視創新素質、文化意識的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不到足夠的鍛煉。第三，學習方法陳舊。在學習上主要還是被動地吸收知識，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環境資源，開拓第二課堂進行個性化自主式學習，學生的知識面不寬，難以適應北京建設國際大都市新形勢的要求。第四，專業特色不明顯。   大部分課程仍然以語言技能為主，雖然在高年級開設了商務文秘技能類課程，但沒有形成綜合的實踐教學體系。   針對以上不足，我們在專業建設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聯合大學“同聲傳譯實驗室”，加強了商務文秘技能類實踐教學環節和綜合實踐課程建設，初步構建了校內實踐教學體系。與此同時，拓展校外就業實習基地，增強學生接觸與服務社會的機會，提高其就業競爭力。第二，狠抓教學六個基本環節：朗讀、課外閱讀、備課、上課、課外作業、考試，保證英語專業課程的教學質量。第三，增強素質教育意識，強調專業基礎課教學中的文化意識培養，挖掘英語語言外殼之下的文化內涵，樹立正確的語言世界觀。第四，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改進學習方法，積極開展學生課外科技活動。第五，加強國際合作辦學，提高“出國率”，2010年英語專業共畢業51名學生，其中12人已經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瑞士攻讀碩士學位。#p#分頁標題#e#   3.英語專業課程體系   為了更好地體現應用性英語專業特色，英語專業已經在逐步實施一個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以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課程體系。主要課程分為三大模塊：英語基礎課、商務技能課、人文素質課。4.實踐教學隨著發展應用性教育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北京聯合大學英語專業積極挖掘社會資源潛力，同時充分利用校內良好的實踐教學硬件環境，切實有效地開展英語專業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2008年春季，應用文理學院與高等教育出版社簽署了協議，為英語專業學生提供就業實習基地。通過實踐教學，學生了解了國內外英語教材的發展態勢，外語教材編寫、編輯、出版的過程，編輯的職責與能力要求；通過調研全國高校英語專業、非英語專業、研究生公共英語所開設的課程及使用教材情況，學生更加明確了全國高校英語教學的基本情況、不同院校對英語教學的不同要求、所開設的課程及其教學效果等。這些實踐活動對于學生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明確專業核心能力培養、思考就業出路和充分認識英語語言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結合北京聯合大學“國家級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示范中心”的建設，英語專業利用同聲傳譯實驗室開發了“新聞聽譯”、“秘書英語”、“商務技能”等實踐教學課程，培養了英語專業學生綜合語言應用能力。比如，“英語新聞聽譯綜合實踐”教學項目的具體教學步驟包括以下六個環節：新聞聽寫、分組討論、代表發言、新聞口譯、新聞筆譯和評論寫作。教師首先將錄制的BBC/VOA/CNN/CRI等權威英語電臺新聞節目分句播放，學生進行聽寫；然后是“分組討論”和“代表發言”；接著進行“新聞口譯”，即每4人一批分別進入1~4號譯員間，對教師播放的新聞同時進行口譯訓練；之后，是“新聞筆譯”，即用新聞體中文將所聽寫的新聞譯成中文并進行小組討論和代表發言；最后是“評論寫作”課外作業環節，即根據所聽寫的新聞內容，自擬題目并進行調研，然后用英文寫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評論性文章。這項練習融聽力、閱讀、翻譯、作文為一體，不僅能夠提高同學們的聽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學生對英語新聞文體的認識、口譯能力、筆譯能力和寫作能力。   四、結束語   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我們提出了建設“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應用性英語本科專業的設想，并且在課程設置、教材建設、科學研究、教學改革等諸多方面做了許多扎實工作。目前，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教師不但能夠注意在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化意識，而且能夠自覺地將文化意識融入應用性英語學科和專業建設，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們的教學改革，進一步解放思想，為創建一個適應培養首都社會經濟建設急需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奮斗！

公民科學素質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2015年，我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眾比例達到6.2%，而美國在2000年時，公眾達到基本科學素養水平的比例已經高達17%①，因此我國必須大力推進科學普及事業，穩步提高公眾的科學素質。作為重要的學術傳播園地，學術期刊肩負著促進科學傳播的使命。學術論文的發表并不是科研的終結，惠澤于民才是科研的目的[1]，科普是學術期刊不可忽視的責任。目前，我國的學術期刊主要以紙媒和電子期刊數據庫的形態發行，受文風、版面、數據庫購買單位等方面的限制，讀者面較窄，科研成果的傳播范圍有限，在科普方面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中國網民數量激增，學術交流模式向社會化、網絡化、社交化轉變，學術期刊應積極實現與社交媒體的合作，推進學術研究與成果普及的融合，履行科普責任。作為自媒體時代公眾獲得信息的一個重要渠道，微信是學術期刊從“陽春白雪”轉向“下里巴人”的一個新工具，它可以讓學術期刊以最快的速度向社會大眾傳播最新的研究成果，增強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力，提高學術交流的速度和效率，促進成果的快速轉化。然而，在“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②背景下，我國的學術期刊在借助微信開展科學傳播方面做得還不夠，因此，學術期刊迫切需要在微信傳播平臺中強化科普元素。

一、自媒體時代微信科普的傳播特點

隨著自媒體時代的來臨，信源、信息、傳播渠道、受眾等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微信為媒介的科普成為一種廣泛的科普形式，效果日益顯著。過去，中國的科普推動力主要來自公共部門，體現為“政府主導型”的科普方式，公眾被動地接受科普內容；當前，中國的科普正向“民間協同型”和“公眾參與型”轉變，科研工作者參與科普的積極性不斷提高，公眾接受、傳播科普內容的積極性也不斷提高。隨著我國公民科學素質的整體提高，公眾也能夠成為科普內容的生產者，而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微信具有高覆蓋率、高到達率、高精準度和高便利性等特點，強大的功能、龐大的活躍用戶群和極高的用戶黏性，使微信成為當前科普內容傳播擴散的主要園地。

（一）專業而權威的微信公眾號受青睞

2016年的移動互聯網網民科普獲取和傳播行為的在線調查結果表明，在各種科普信息的主體中，研究機構的權威地位越明顯，其的內容越具有無可爭辯的專業性，所的科普信息也越受用戶信賴。①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發生爆炸，國家級公眾氣象服務部門立刻請氣象專家分析天津地區的風速、風向，及時破解了“爆炸產生的有害氣體將擴散至北京”的謠言。學術期刊由于其專業性和權威性，在科學內容傳播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但由于受到紙質媒介的限制，傳播時效性較差。因此，學術期刊借助微信開展科普工作，更易為廣大用戶所青睞，是時展的趨勢。

（二）內容趣味化，時效性強

微信的使用者、傳播者多元化，微信科普內容也是五花八門，不僅有轉引自互聯網的科普內容，也有公眾號創作團隊撰寫的原創性科普內容，內容的多樣化程度大幅提高。微信科普內容關注的話題緊跟當下熱點問題或焦點領域，不再是冷冰冰的枯燥的知識，而是以通俗、幽默的表達形式對生活進行有意思的科學性解讀；放棄晦澀難懂的科學術語及公式，將科學知識以輕松、時尚的方式呈現出來，降低用戶的閱讀門檻。用科學知識破解網絡流言，也可以對公眾的科學普及起到積極的作用。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溝發生了7級地震，一時間“地震云”成為朋友圈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果殼網迅速了《讓你失望了，地震云并不存在》②，用詼諧的語言指出并沒有有效的科學證據表明云可以預測地震，短時間內，該文閱讀量突破10萬人次，有效反駁了“地震云”這一偽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