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馬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p#分頁標題#e#

進入19世紀以后，相關研究逐漸豐富。英國著名漢學家亨利•玉爾(SirHenryYule)首先發表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書分上下兩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交流遺留下的所有關于東方國家的史料。該著還對西方社會尋找契丹的動機、到達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會進行了詳細的注解分析。但該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國。用契丹作題目而內容卻是寫中國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馬丁(W．A．P．Martin)《契丹傳說:或稱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萊頓(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熱》(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還有《拉伯雷與地理發現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徑》(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進入19世紀20年代后，專業性的契丹研究開始呈現。1925年，波蘭學者科特威約茲《契丹和契丹字》，重點論述了契丹民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學者李蓋提的《契丹及其語言》(《匈牙利語》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屬問題、消亡經歷和語言文字的專題性文章。1922年法國神父閔宣化(一譯牟里，Mullie，Jo-sephL．)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中王墳溝中挖掘遼慶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神父凱爾溫雇人盜掘了慶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冊4方。隨后不久，閔宣化發表《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該文詳細記述了法國牧師閔宣化在中國西部及北部的遼代古城遺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經歷，共包括有潢河石橋、饒州古城、祖州舊城、上京、懷州、慶陵等二十余處遺址和陵墓。1933年，閔宣化還發表了《遼慶陵考》(《通報》30卷第1、2期，1933年)，進一步考證了遼慶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冊的含義。凱爾溫則發表了《道宗皇帝陵———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北京天主教會公報》第十年第118號，1923年)。這些論著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國際學術界對遼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利用二手資料進行間接性研究轉向以實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開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礎研究第二章:遼式磚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對遼代石塔建筑的構造、含義及現存狀況進行介紹和分析的論文。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

摘要：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我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在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開放后，國外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開始影響中國，這促使國內學術界從科學、理性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古老的文化。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當代學者從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文化、美學等不同領域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該文對此進行梳理回眸，為進一步的研究做基礎。

關鍵詞：建筑；風水；文化；學術史

風水是依據向陽、風向、交通等條件探求建筑的選址、擇地、方位、布局從而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統一的學問。其范圍涵蓋天文學、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哲學和美學等諸多方面，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建筑規劃設計理論。風水文化是人們通過對自然規律進行總結的同時又按某種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現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風水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環境能更好地滿足人們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與建筑的關系最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環境的最理想狀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對中國乃至漢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深深植根于社會民俗之中。

1當代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概覽

自近代列強叩關以降，隨著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加之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對各種傳統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學全盤替代本土學術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界大多把風水乃至中醫等傳統文化視為“迷信”“巫術”，完全無視風水在中國傳統建筑學、景觀學和規劃學中特有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后，工業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漸明顯，環境污染、生態惡化引起了發達國家有識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隨著量子物理、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的發展，西方科學開始由近代的機械宇宙觀向強調宇宙整體性、聯系性的有機自然觀轉變，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科學觀的相通之處引起了物理學家玻爾、卡普拉等學者的重視[1]。中國傳統風水文化追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文化也開始被一些歐美學者所關注，尹弘基的《韓國堪輿研究———風水的文化與自然之關系》（1976）[2]、利蒲的《中國地理學》（1979）、米切爾的《大地精神》（1975）、羅斯貝奇的《風水：中國的布置藝術》（1984）、斯肯爾的《風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國建筑風水文化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現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國內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了“文化熱”，歐美日韓等國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也開始影響中國，這些國內外因素促使我國學者重新審視風水在傳統建筑文化中的價值。天津大學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學的于希賢教授、東南大學的研究生何曉欣等學者首開先河，他們從建筑、歷史、地理、生態環保等不同側面對風水文化進行了初步探索。進入上世紀90年代，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漸趨成熟，分學科的細致研究和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同時展開。1990年于希賢先生從地理學視角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科學的探究[2]。1994年韓增祿先生從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東華門特殊門釘數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時出于風水學擇吉避兇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編的論文集《風水理論研究》出版，其學術成果幾乎遍及了后來風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學科。1995年何曉欣、羅雋的《風水史》也從歷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個維度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綜合性研究。本世紀的頭十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后迎來了將近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與之相伴的房地產開發熱潮也一波勝過一波，由此引發了全民的“風水熱”，與建筑風水文化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這一時期的風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學科研究方面進一步深化細化外，還出現了比早期探索更為系統的綜合性研究，甚至出現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相結合的趨勢。于希賢先生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和《現代住宅風水》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時期由于風水學的“過熱”，一些完全從市場功利出發迎合民眾迷信心理的作品將風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加大，炒房熱日趨降溫，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回歸科學和理性的學術性探索的趨勢也在逐漸增強。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學和風水的著名專家響應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除肯定建筑風水文化的經濟價值外，又從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不同領域對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學術探討。于希賢先生在《風水的核心價值觀》（2016）一文中認為傳承城市文脈，建設有中國個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風水的核心價值觀，而《周易》則是風水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5]。唐明邦教授在《風水文化的久遠魅力和當今價值》（2016）一文中指出風水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不但可以發揮經濟效益，更能產生促進社區安定、工作順利、人際和諧的社會效益[6]。易學專家胡焱照在其論文《易學風水文化與生態文明》（2016）中，從“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動作為這三個易學風水文化視角，分別闡發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7]。我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包羅萬象，涉及到當今諸多學科領域，以下試從哲學內涵、科學原理、歷史文化、建筑美學四個不同維度對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的當代學術史作一番梳理和總結。

2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學者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索。王復昆認為“道”、“氣”、陰陽、五行、八卦等傳統哲學范疇構成了風水理論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聯系這一風水理論的積極因素；同時也指出了傳統風水學難以徹底排除迷信的思維局限性[8]89-105。韓增祿先生在1996年發表的《中國建筑的文化內涵》一文中把傳統建筑風水文化的哲學內涵歸納為天人合一、師法自然、崇尚和諧、趨吉避兇、唯變所適五個方面，并列舉了不少典型實例予以佐證[9]。于希賢在其2010年出版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中，從中西學術系統比較的視域，指出風水的理論基礎包括易經、五行生克、天人感應、建筑規劃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統有機循環觀”等多方面的傳統哲學思想，與西方建筑文化分屬于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體系[10]。中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也如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形勢派”還是“理氣派”皆是如此。風水中的陰陽觀念包含著對立統一思想的萌芽，五行與天人合一觀念體現了一種用聯系的整體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樸素辯證思維。與局限于傳統話語和思維范式的古代學者議論風水不同，我國當代學者已深受唯物辯證法的熏陶，他們敏銳地發現了傳統風水文化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因素，并以現代哲學話語予以新的闡釋和充分肯定。同時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在生產力水平、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客觀差距，以及在歷史傳承中流派演變帶來的牽強附會，使得傳統風水文化在蘊含合理性內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層迷信的外衣。

摘要：自20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各個領域都體現了追隨美麗的潮流，建筑設計領域也不例外，很多設計師開始萌生復蘇傳統文化的概念。然而，想要真正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建筑設計上的效益，不僅要在現代建筑上進行繼承，還要接受傳統元素注入的寶貴血液，只有這樣才能持續的發展。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設計上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構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傳統一詞。中國傳統元素是極其繁多的，而且范圍相對較廣，其定義可以分為很多項來列舉。在中國元素的設計領域中，建筑有著傳奇且悠久的發展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受文化、地域、氣候、史實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本文經研究后闡述了文化思想對建筑設計的影響及應用。

1研究目的及意義

在中國，傳統一詞是各個因素和各個民族之間相互磨合產生的結果，之后雖受印度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但并未影響中國根基性的東西，傳統文化依舊流傳，也表現出了中國的偉大之處。元素可稱之為要素，是由一個一個的事物組成的形態，是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下逐漸保留和繼承下來的。同時，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國傳統保留的成果。從古到今，從實用性到藝術性的發展趨勢，傳統元素得以保留并繼承，固有其存留的意義與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揚文化，使其可以在現代人們的心中上升一個高度，以便運用到今后的工作與生活當中。

2文化思想對建筑設計的影響及應用

摘要:以第四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對中國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發展情況進行梳理。基于對文獻內容的分析，建構了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的論述框架，并簡述其發展概況。在此基礎上對口述史在兩種不同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發展情況、各自的特點及整體方法應用上的注意事項進行歸納總結，旨在為后續該方法在建筑學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啟發和參考依據。

關鍵詞:中國建筑史;口述史;綜述;方法應用

中國建筑歷史研究視野，由改革開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發見”的內省，進而從內需出發對建筑歷史與理論進行思考重構，構成了近期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學術前沿[1]。2018年是中國當代學人從口述史視角重構城市史、建筑史、園林史的重要時間節點——第一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在沈陽建筑大學召開。至2021年已是第四屆，眾多學者借助這一交流平臺“把握學術‘要津’，進而不斷開辟新的工作‘大場’”①。第四屆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圓桌會議上，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口述者記憶的可靠性與真實性；群體訪談所展現出的更好的約束機制；訪談前及過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項。現代口述史自1948年創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開始，經過七十余年的發展，已應用于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在建筑學領域，雖然國內近年來口述史研究碩果累累，但缺少系統的綜述將豐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屆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筆者梳理了21世紀以來中國建筑口述史的論文研究情況和發展脈絡，以期為后續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啟發和參考依據。

1建筑口述史文獻整理與研究框架

在知網、萬方和維普圍繞“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種關鍵詞組合為語法限定進行論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發表）檢索，共檢索出285篇研究論文，整合篩選后共提取出與主題緊密相關的110篇文獻。結合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四輯（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論文，通過文獻內容分析，將研究方向總體分為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三類。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史關注中心層面的近現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師歷史及建筑項目或機構歷史；鄉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對象為符合帶有“本土建筑”“民間建筑”“自發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為此方向，其下細分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遺產保護與村落保護、營造技藝與保護傳承，以及社區營造。口述史方法應用包含理論探索和應用實踐兩方面。綜述層面聚焦于其方法應用的研究（圖1）。

2建筑口述史發展情況綜述

2.1研究情況及發展趨勢

摘 要: 傳統風水理論經過歷年取精去粕的過程，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體系，并大量融入古建筑設計中，為規范建筑設計、提升文化內涵、營造宜居環境等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建筑設計語言的創新與應用。以傳統風水理論為研究視闕，重點分析了建筑設計、選址、規劃、色彩等方面的應用研究。

關鍵詞: 建筑設計; 居住建筑; 傳統風水理論

1 研究背景與意義傳統

風水理論文化起源于中國，已有 3000 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傳統風水理論文化就被運用到建筑環境的選址和規劃設計中，也被稱為“地理堪輿學”。在中國古代，雖然建筑成就舉世矚目，但在建筑美學、設計思想等系統理論方面還缺乏研究和總結。在古人推崇的風水學說中，對建筑、規劃、設計的理論和方法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國古建筑與規劃領域的理論體系。然而，“風水”二字一直被大眾視為迷信的代名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被學術界視為糟粕［1］。張金秋院士曾說過，建筑應該遵循“虛實、時空融合、情景交融”的三維融合。它在建筑設計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天津大學王其亨教授從建筑文化、生態規劃、綠色環境等方面編寫了《風水理論研究》一書，該書收錄了23 篇關于傳統風水文化的論文，系統地提出了傳統風水理論的客觀科學部分［2］。21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學術思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形勢下人們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許多西方國家也開始通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運用現代科學理論和專業技術手段，去除封建迷信的不良方面，并將其應用到實踐中，開始得到國內外生態學研究者的肯定。傳統風水理論是中國哲學思想，強調整體性、自發性和協調性。它包含了重要的審美元素和深刻的哲學思想。傳統風水理論與文化研究將人、建筑、自然環境完美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對以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目前，傳統風水理論和文化在城市住宅小區設計中的應用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關注，并認為傳統風水理論是古代哲學體系的一部分。將傳統風水理論引入現代住宅小區設計具有現實意義和可行性價值。中國傳統風水理論對居住區環境景觀的規劃，是指依據自然生態的實際情況，建立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科學分析了傳統風水理論的正確含義，以科學嚴謹的態度查驗使用，與現代要求相結合，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賦予其現代含義，使之更好在住宅小區環境景觀規劃中運用傳統風水理論文化，使其發揮應有的科學的效果，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

2 居住建筑設計中傳統風水理論的應用

與城市功能性修建相比，居住區建筑設計的位置相對自由，其修建規劃的適應性相對較強。反之，這也是一個特殊的約束，由于需依據前期規劃設計方案，創造性地規劃設計與使用其土地利用等方面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傳統風水理論為基礎，側重特殊地域條件下的基礎環境為住宅修建規劃提供參考。在發展中的后工業地球村的前史回顧上，前史與其經歷和奇妙功能如出一轍。傳統風水理論與建筑規劃設計聯系緊密，并且是一種互補存在關系與建筑規劃本身的相似性解讀。面對各種客觀環境因素的約束，居住區建筑規劃設計需秉承因地制宜原則，科學客觀地結合傳統風水理論尋找天然的“寶地”，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2． 1 建筑外形設計的應用

摘要：

文化習俗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現象，已經滲入到社會各行業的發展中，尤其是建筑行業。建筑設計人員在進行建筑設計的過程中會廣泛的應用到文化習俗，能夠極大的增加建筑設計的藝術氛圍，同時還能夠體現建筑設計中蘊含的文化內涵，對提升建筑工程的藝術氣息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現本文就文化習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進行探究，僅供交流借鑒。

關鍵詞：

文化習俗；建筑工程；藝術設計；影響

文化習俗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活動，是一個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具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在建筑行業飛速發展的今天，為了增加建筑工程的人文氣息和文化內涵，設計人員在設計建筑工程的過程中，普遍的應用文化習俗這一元素，從而有效的提高了建筑工程的藝術設計的品味，滿足現代社會和人們對建筑工程的要求，從而促使建筑企業能夠獲取較多的社會經濟利益。

1文化習俗和建筑設計之間有著密切聯系

首先，在生活中產生藝術。對于建筑物而言，它除了能給人們一個遮風擋雨的住所以外，同時還具備文化價值以及審美價值，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僅限于人們生存的環境，它可以直觀的反映出人們的文化習俗。建筑物中無論是外觀還是形式，都是人們對生活的切實反映，只有真正經歷過、感受過才可以將這種精神以及文化習俗反應在建筑藝術設計中，它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文化。其次，文化習俗可以為建筑藝術帶來可觀的經濟來源。不同的建筑藝術可以體現出不同的文化習俗，它是人們對藝術的欣賞，同時也是精神文明方面的享受。所以，具有不同特色的建筑可以呈現出不同的地域色彩，地方政府可以作為一種旅游資源，不僅能夠提升建筑設計的藝術風格，同時還可以增加建筑工程的社會經濟效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文化習俗的應用，對建筑藝術設計的發展和進步得到有效的促進，在建筑藝術設計過程中可以充分的體現地方的文化習俗，兩者之間是存在密切的聯系，是不能夠分離的。

摘要：

高鐵站作為一個城市的“門戶”，是人們來到一個陌生城市見到的最初物象，同時也是離開一座城市，留在腦海中的最后一個影像。它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彰顯了一個城市的經濟和文化，高鐵站建筑幾乎是最高等級的大型公共建筑，對高鐵站的景觀設計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的設計不僅是在綠化、鋪裝和燈光上滿足旅客的流動、輸送和集散等功能要求，更重要的是如何體現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而非千篇一律的機械化模式。

關鍵詞：

高鐵站；普通鐵路客運站；地域文化；景觀

0緒論

第一，研究背景。高速鐵路的發展最早起源于日本，2008年我國第一條京津城際鐵路的建成和運營預示著我國從此進入了高鐵時代。中國確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發達，但是最令人欽佩的是我們的發展的速度。針對高鐵站，在植入地域文化與融入周邊環境方面的效果差強人意。第二，課題研究的目的及意義。本文從地域文化角度重新審視景觀設計，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更多地結合當地的文化和社會。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的高鐵站與高鐵站景觀，不是一味追逐快捷而機械化的產物，把中華傳統建筑文化與造園學丟棄，世界一想到榫卯結構與古樸之美的庭院，可能更多想到日本。如何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本文從高鐵站——城市的門面出發進行了簡要研究。第三，研究方法及框架。理論研究、實地調研與項目實踐這三者相結合是研究論文采用的主要方法。一是收集、整理和分析文獻資料研究高鐵站與高鐵站景觀相關的理論，收集相關圖文資料并對其進行分析。二是實地調研。選取大、中城市具有代表意義的高速鐵路的建筑風格與景觀進行研究，比較其功能構成、景觀基本形態和交通流線組織與周邊設施的完善情況等方面。三是對比研究。采用對比的研究方法，對國內高鐵站景觀與傳統火車站景觀設計進行比較分析。四是歸納總結。通過大量論據論證，歸納完成論題的論點，并提出自己的觀點。

1高鐵站的規劃與現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