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在推進城鄉均衡的發展、建成小康社會從而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而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推行鄉村人才振興，但鄉村人才振興戰略因鄉村的種種條件限制而面臨諸多發展難題，在分析發展鄉村人才振興困境原因的基礎之上，探索其實踐路徑對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人才振興；實踐路徑

新時代，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在新的發展矛盾背景之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尤為突出，并急待解決。鄉村振興戰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農村的發展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國現實發展中最困難和最艱巨的問題。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解決新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發展思路。

1鄉村振興戰略的相關概念界定

1.1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

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要把握住農業產業、鄉村生態環境、鄉村文化、鄉村治理，以及農民的生活質量這些方面，全面建設新農村，不斷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另外，還需著重理解“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即要推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這五個振興目標互相聯結，一脈相承，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推進鄉村振興的全面發展。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學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有些學者提出由于農業農村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改變，要求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鄉村振興戰略應時而生[1]。第二，還有學者根據調查發現，在鄉村普遍出現了勞動力老年化以及農村空心化的問題，農村基礎設施、鄉村治理、生態環境等方面與城市有差距，而我國目前區域全面發展的需要，也促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2]。鄉村振興戰略是在以消除貧困和建設共同富裕的社會為發展目標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對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和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成果具有重要意義。

1.2鄉村人才振興的內涵

摘要：“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實現離不開農村地區交通、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人居環境等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鄉村振興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存在天然的聯系，因此兩者之間的有效融合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鄉村振興內涵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作用的基礎上，研究鄉村振興發展目標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融合的動力機制，即從提高鄉村振興人員素質帶動鄉村發展、形成便利的互聯互通推動鄉村發展、提供良好的鄉村治理條件引導鄉村治理三方面開展，最后就鄉村振興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融合的動力機制更有效發揮作用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融合;動力機制

“三農”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特別是以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為重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系列補短板政策的實施，使廣大農村地區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根本性的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在“十四五”時期開始全面實施，意味著農村地區從全面小康向現代化征程的全面推進。實際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與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的一系列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鄉村振興的全面發展與農村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有著天然且緊密的聯系，只有做好鄉村振興各項政策的實施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有效融合，一系列鄉村振興的政策措施才會產生應有的效能。

一、文獻綜述

長久以來，因城鄉二元制度安排或發展方式，我國農村地區與城鎮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直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發展，中國的“三農”事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并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與城鎮一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這一系列推動“三農”事業發展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安排不難看出，“公共服務”或者是“基本公共服務”是鄉村振興提出之前最重要的關鍵詞，即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成為推動農村發展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安排的重要目標，也可以認為鄉村振興提出之前，中國“三農”事業的發展更多是通過提高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對中國“三農”事業發展規劃、政策布局的大提升，也是著眼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中對“三農”事業“管全面”“管長遠”的重大部署，實際上也是將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進一步向農村延伸覆蓋，以促進農村、農業、農民的全面升級、進步和發展，全面推動鄉村振興發展。可見，鄉村振興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有著天然的、千絲萬縷的關系，那么，鄉村振興與公共服務的關系如何，相互的作用機制又怎樣？學者們就這一問題做了多方面討論。首先，在公共服務的供給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方面，普遍認為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鄉村公共服務是否完善是檢驗鄉村振興的重要標準，同時，毫無疑問，交通基礎設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人居環境、教育和醫療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次，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鄉村振興融合的動力機制方面，從內生經濟增長機制、經濟結構調整等視角來看，無形資本投入、創新激勵對鄉村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也為人力資本視角提升鄉村內生動力提供了理論基礎。也有文獻從縮小城鄉差距、減貧效應視角研究交通基礎設施在促進資源要素流動和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最終促進鄉村振興。最后，大量文獻從制度效率的視角進行研究，認為鄉村的制度體系和政府管理效率是鄉村發展的基礎，制度對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有正向作用；崔凌瑜和祝志勇；也有文獻對同一制度框架下的政府管理效率差異進行研究，管理效率的差異會明顯影響制度實施效果和農民對政府能力的主觀評價。由此，鄉村振興的相關制度和政府管理服務水平對于鄉村振興的推進既是動力又是關鍵影響因素。有關鄉村振興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研究，除了研究兩者的關系外，更多集中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如何推動鄉村振興發展，即使在推動方面的研究也是偏向分領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推動鄉村振興某方面的發展，鮮有鄉村振興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融合以及推動融合的系統研究。基于此，本文在深入剖析鄉村振興內涵及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作用的基礎上，就鄉村振興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融合從內生動力、外生動力、制度環境三個方面進行系統性分析，也試圖在當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節點，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提供有益參考。

二、鄉村振興內涵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作用雖然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三農”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城鄉發展差距仍然存在，特別是當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農村地區的表現尤為突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相輔相成，兩者之間有效融合，在前期以改善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為主的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鄉統籌發展取得良好效果的情況下，一系列關于產業、生態、鄉風、治理、生活等方面的政策落地實施，全面推動鄉村升級發展，有利于解決農村地區當下的主要矛盾，也將農村建設成為與現代化國家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摘要: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將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的“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新時代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面對平涼市鄉村治理中出現的村民公共參與有限、鄉村治理主體單一化、鄉村治理法治缺位和鄉村傳統文化嚴重缺失等問題，應以自治固本、法治為綱、德治潤心，并將三者有機融合，相輔相成，構建鄉村治理新模式。

關鍵詞:鄉村治理;“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

黨的報告中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鄉村社區是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最基本的單元，是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既有諸多有利條件，也面臨著不少急需破解的難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是浙江省桐鄉市于2013年在全國率先探索推進地將法治、德治、自治在鄉村治理中相結合的治理模式。“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又為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必然要求。目前平涼市轄102個鄉鎮，現有常住人口210．31萬人，其中農村人口130．81萬，占常住人口的62．2%。近年來，我市在鄉村治理體系中大力推進村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建立村規民約，并實施農村萬名“普法帶頭人”培養培訓工程、“法律八進”等一系列舉措，初步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但進入新時代，農村社會結構日益分化，農民思想觀念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難以解決新問題。黨的報告中“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提出，為我市鄉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的升級找到了路徑。因此，必須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著力構建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以村民自治組織為主體，以信法守法為準繩，以崇德向善為基礎的鄉村治理體系，探索鄉村治理新模式和治理新辦法，為平涼市102個鄉鎮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堅實支撐，為建設綠色開放幸福美好新平涼做出貢獻。

一、構建“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的重大意義

隨著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面對鄉村治理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的提出具有豐富的時代意義，它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質要求。

(一)“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中國政治未來的發展方向，對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乃至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事業都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2］。鄉村社區是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最基本的單元，同時鄉村事務的復雜性對鄉村治理能力有著更高的要求，因此，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離不開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對于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衡量標準，學術界普遍認同俞可平教授的觀點，他提出可以通過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和協調這五個標準來衡量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3］。而“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提出要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通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內民主治理水平，通過完善鄉村治理的法律體系提高鄉村治理法治化水平，通過加強道德教育，提升鄉村社會文化水平，這一系列要求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指標具有高度耦合性。因此可以說“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

一、農村社區教育

社區教育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充分利用各類教育資源，旨在提高社區全體成員整體素質和生活質量，促進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教育活動。社區教育的對象為全體社區居民。囊括所有年齡、階層、種族等的人。社區教育具備大眾性、地域性、服務性、非營利性等特征。農村社區教育，是以農村社區所有居民為對象，充分利用區域內外的教育資源，以提高社區居民的素質為目的，最終促進農村社區經濟、文化全面良好發展的各類社會學習活動。

二、鄉村振興戰略

黨的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偉大決策，與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比，鄉村振興戰略更具新視野、新高度、新境界。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是實現我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具體的建設目標體現為報告中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二十字”方針，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產業興旺是重點，生態宜居是關鍵，鄉風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礎，生活富裕是根本。與2005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的“生產發展、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管理民主、生活寬裕”相比，鄉村振興戰略的“二十字”方針在內涵的深度與廣度、建設的目標與要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的意涵和指向，最終目的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因此，必須科學把握鄉村振興戰略這“二十字”方針，使相關政策和舉措產生真正的效率，并且切合當地鄉村發展的實際。

三、社區教育助力鄉村振興的實踐探索

（一）鄉村振興與社區教育的關系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是黨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布局在農村發展的具體體現，是統籌城鄉發展、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戰略。其有效實施的根本在于人及人的現代化，在于農民主體的生產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轉變，在于職業技能和文明素質的提升。而社區教育面向社區居民，是以促進人的發展和社區發展為目的的教育活動。國際國內社區教育的相關文獻梳理和實踐經驗表明，兩者邏輯關系的原始點，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通過滿足人的不同的教育需求和解決各類社會問題，從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由于社區教育的對象為全體社區居民，加之具有大眾性、地域性、服務性等特征，因此，社區教育在助力鄉村振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要：鄉村治理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抓手。針對當前鄉村治理面臨著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鄉村文化異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諸多困境這一現狀，應該從增強村民主人翁意識、理順鄉鎮與村委的關系、完善鄉村文化繁榮機制、提升村干部鄉村自治能力四個方面入手，推動鄉村振興視域下的鄉村治理工作。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治理；困境與對策

前言

報告正式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引擎。報告指出，在大力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要秉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原則，依據生活富裕、生態宜居、產業興旺、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的總要求，逐步促進農村農業現代化，早日實現鄉村振興。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從各個層面各個領域逐步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穩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穩步實施，會推動我國農村地區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促進農村高質量發展，也是破解長期存在的“三農”短板的主要措施之一。眾所周知，鄉村有效治理是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和根基。因此要立足于鄉村治理實踐，總結和分析鄉村治理所面臨的困境。

一、鄉村治理概述

學者近年來聚焦于“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頗受學術界普遍關注。治理的本意和“掌控”基本等同，即操縱、控制之意。治理概念的提出者羅西瑙指出：“治理是基于共同目標支持下的一種活動，治理主體可以不是政府，同樣也不一定要借助國家強制力量來完成。”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報告中這樣界定治理：“它是各類私人或公共機構在管理共同事務過程中采用的各種方式之和，是協調諸多利益矛盾或者社會沖突時開展聯合行動的一個持續性過程。它涵蓋了四大特征：首先，治理體現為一個過程，并非某種活動或者一整套規則，治理過程以協調為基礎，而并非控制；治理牽涉到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治理亦非正式化的制度，它體現在持續性的互動過程中。它很充分地概括了治理的深層次內涵，受到了西方理論界的普遍好評。國內學者也紛紛探討了治理理論的相關內容，比如著名學者俞可平這樣界定治理的概念：它指的是民間或官方的公共管理組織在特定范圍內借助公共權威滿足民眾需要、維持秩序。治理旨在通過各種制度關系中，以權力來規范、控制、引導公民的行為和活動，以充分地增進公益。結合上述分析，筆者對治理的特征做如下概括：首先是治理主體多元化，如政府、公關部門、社會組織、公民、私人部門等，主體間可以主動參與合作、分工、協調相關活動，并共享收益。其次是治理方式，多元主體按照非正式制度，或者規范化、科學化的正式制度，在協商溝通中平等參加各種活動。最后是主要的治理目標在于達成治理的公平性、法治性、參與性、效率性、責任感，從而達到“善治”的目標。1998年徐勇教授在國內首提鄉村治理的概念，牽涉到權利配置舉措、鄉村治理涉及的主體、鄉村治理的目標和針對性的具體過程。指出鄉村治理是治理理論的有效延伸，同樣體現出了治理活動的相關特征。賀雪峰指出，鄉村治理的核心在于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管理鄉村，或是鄉村采取哪些手段實現自主管理，以促進鄉村社會的協調發展和持續進步。結合以上學者對鄉村治理內涵的具體闡述，鄉村治理指的是村委會、鄉鎮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村黨組織、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體，在非正式制度或者規范化科學化的正式制度的引領下，平等主動地參加鄉村社會管理的共建共商共享過程，切實推動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實現鄉村善治的目標。

二、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治理面臨的困境

摘要：黨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將其作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來實施。近年來，鄉村旅游發展勢頭良好，發展鄉村旅游不僅能夠有效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就業增收、改善生態環境，還能有效引導更多資源要素由城市向鄉村流動，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選擇四川戰旗村和貴州花茂村這兩個典型的鄉村旅游目的地作為研究案例，分析、總結成功的發展經驗，以期為我國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鄉村發展旅游業提供思路。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旅游；戰旗村；花茂村

1研究背景

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黨的強調“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將其作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來實施。鄉村振興具有豐富的內涵，其核心要義包括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個方面。近年來，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節奏加快，加之城市污染加重，城市居民承受了生活和環境上的雙重壓力。越來越多的人渴望回歸自然，感受清新的田園風光和濃郁的鄉土氣息來放松身心。鄉村旅游因其獨特的鄉土風情和靜謐的自然環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截至2017年，我國鄉村旅游達25億人次，鄉村旅游收入超過國內旅游總收入的30％。鄉村旅游最早起源于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在我國發展。經過多年發展，國內外對鄉村旅游的概念界定尚未統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鄉村旅游定義為發生在鄉村的旅游活動，認為其核心和特點是“鄉村性”[1]。蘇飛（2017）[2]認為鄉村旅游是借助鄉村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農事活動和民俗文化等材料，形成集度假娛樂、觀光學習、休閑健身于一體的旅游體驗活動。鄉村旅游和鄉村振興存在發展方向的協調一致性[3]，鄉村旅游能夠實現鄉村價值再造，彌補因生產要素組合差異而產生的城鄉差距，促進“三農”整體和城鄉融合發展，從而實現鄉村振興[4]。大量實踐表明，發展鄉村旅游不僅能夠拉動當地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還能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有效引導更多的資源要素由城市流向農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基于此，選擇鄉村旅游發展較為成功的戰旗村和花茂村作為案例，分析總結成功經驗，對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鄉村發展旅游業、實現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案例分析

2.1貴州遵義花茂村的成功經驗。花茂村位于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東北部，以前是一個典型貧困村，村里交通不便、村民收入微薄，就連最基本的飲水問題都不能解決，全村將近一半的村民都靠外出務工維持生計，一度成為“空殼村”。花茂村以美麗鄉村建設為契機，通過推進精準扶貧引領傳統產業提質增效，發展特色鄉村旅游，推動農旅文一體化發展，吸引了大批外出務工的村民返鄉參與家鄉建設。如今的花茂村不僅是一個山清水秀、瓜果飄香的旅游勝地，還是一個基本實現了百姓富、生態美、文化興、產業旺、民風淳樸的美麗鄉村，人均年收入從2012年的6478元增加到2017年16000元，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98％。花茂村之所以能夠從以前貧困蕭條的“荒茅田”變為如今枝繁葉茂的花茂村，主要是以下方面的原因。第一，通過鄉村環境治理來保護生態環境。堅持一個規劃引領，打造“四在農家·美麗鄉村”。全面改善路、電、水、氣、訊等基礎設施，推行“四改”（改廁、改灶、改水、改圈）和“三進戶”（健康知識進戶、衛生習慣進戶、清潔環境進戶），建設生活垃圾和污水處理系統，清理河道，硬化道路，引進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倡導村民栽種綠植，并通過制訂村寨衛生管理公約督促村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第二，注重地域文化的保存。花茂村求變，但沒有大拆大建，堅持黔北民居特色元素建設農村住宅，打好“鄉愁旅游牌”，注重保存鄉土風貌、鄉土味道，把村莊作為景區來打造，把鄉愁作為文化來經營，做到山水需可依、鄉愁有可寄，并充分利用當地的紅色文化、農耕文化、陶藝文化打造富有深厚文化內涵的鄉村旅游目的地。第三，發展蔬菜種植業。以蔬菜種植業為基礎，發展蔬菜深加工和觀光農業，通過招商引資，推動綠色蔬菜、精品水果、花卉苗木、林下種養等一系列產業發展，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第四，注重推進教育培訓常態化。充分整合公共服務資源，配套建設村級圖書室，積極開展“農民夜校”等活動，大力開展廚藝技能、酒店管理、網絡銷售、產業技能等培訓，大力提升農村群眾勞動技能和文化素質。

2.2四川成都戰旗村的成功經驗。戰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在20世紀70年代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當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全縣辦起了集體企業，2018年底，戰旗村村集體資產達到5700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4萬元，被農業農村部評為“中國美麗休閑鄉村”。2019年6月，戰旗村“黨建引領社會組織協同治理”的做法入選首批20個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為各地解決鄉村治理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實用性、可操作性的借鑒和參考，其發展的成功經驗主要為以下方面。第一，以供給側改革為主導，發展集體經濟。戰旗村以成都市統籌城鄉發展為契機，率先開展清產核算，采取以資源換資金的方法，實施土地統一規劃管理，這一舉措為戰旗村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居民集中居住提供了基礎條件。此外，戰旗村還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以村委會作為集體資產的所有權者，以家庭為單位頒發股權證書，村民不僅可以作為公司股東得到分紅，還可以作為員工參與到具體的經營活動中。第二，堅持生態綠色發展理念。關閉對戰旗村發展具有重要貢獻的污染企業，發展以花卉、草木、蔬菜瓜果為主的觀光農業，打造規模化的生態景觀，借機發展休閑觀光旅游業，打造A級旅游景區，將原生態農業、種植業、加工業的過程景觀化，強調體驗式的旅游產品設計，例如讓游客體驗插秧、抓魚等農業活動。第三，開展大學生進村入戶活動，形成淳樸民風。2006年成都4所高校360名大學生走進戰旗村，為全村帶來了一次全方面的“大掃除”，戰旗村的環境得到了質的提升，給村民帶來了好習慣和新觀念。除此之外，戰旗村還開展了一系列國學誦讀、文藝表演等活動，培育形成愛國、淳樸、尊老愛幼等文明新風尚，整個村子呈現出一種幸福祥和、積極樂觀的文化氛圍。第四，發展特色產業，解決村民的就業難題。如今很多農村成為“空心村”的原因主要是從事傳統農耕種植帶來的收入無法滿足人們生活需要，導致大量村民外出務工就業。戰旗村引進榕珍菌業、非遺郫縣豆瓣制作基地等，解決了當地村民近80％的就業問題，以高收入留住人才，真正實現產業興旺。

摘要：本文通過研究德慶縣鄉村治理工程的整體狀況、其在治理的工作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問題出現的原因，以參與式治理層面為基礎進行整體分析，讓最終制定的對策和建議更有針對性、科學性和實用性，推動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機銜接，有效推動了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和健康發展。

關鍵詞：參與式治理；鄉村治理；參與度

一、參與式治理理論

（一）治理理論

CGG全球治理委員會觀點認為，治理是不同主體針對共同事務各種管理方式的總和，包括各種私人機構、公共管理機構，針對不同利益和相互沖突進行有效調和，采取行動上的持續聯合。

（二）參與理論

“參與”簡單地說就是置身其中，也就是農民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但農民參與的程度和作用會受到諸多因子影響，例如農民的素質、認知度和參與度等。

摘要：自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我國各地政府積極探索鄉村振興的多元模式和成功經驗，形成了一批可供借鑒的典型案例，其中利用新鄉賢文化助推鄉村振興就是值得借鑒的一個方面。新鄉賢文化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資源，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助推鄉村經濟轉型升級、鄉村產業興旺；同時還會為鄉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提高鄉村治理的效能和質量，促進鄉村加快發展。在此基礎上，如何順應時勢，引領新鄉賢隊伍投身鄉村振興，使其成為促進鄉村良性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還缺少系統的研究和明確的路徑。本文在深入實踐調研的基礎上，對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進行了積極探索，以期能夠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關鍵詞：新鄉賢文化；鄉村振興；實現路徑

新鄉賢文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即新鄉賢的文化，其二即新的鄉賢文化。新鄉賢源于傳統鄉賢又有別于傳統鄉賢，在中國古代社會，傳統的鄉賢即鄉紳，是指那些退休返鄉的官員或者當地的世族大家、社會賢達、名門望族的代表人物，他們有著傳統的家國情懷，有著反哺桑梓的濃厚鄉情，能主動參與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管理鄉里公共事務，為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而“新鄉賢”普遍被認為是中國鄉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他們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筆者更加認同后者對新鄉賢群體的這一定義。所以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新鄉賢群體不僅應該包括在外的有識之士、社會賢達，還應包括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以及以自己的專長、財富、資本、學識等來建設家鄉、回報家鄉的優秀人物。所謂新鄉賢的文化，即指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土的“新鄉賢”，以濃厚的“鄉情”為情感紐帶，主動參與鄉村社會建設、管理鄉里公共事務，在鄉民鄰里間享有很高的威望、良好的口碑，為鄉村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以此形成的一種新型的文化形態。新的鄉賢文化是相較于傳統鄉賢文化而言。傳統的鄉賢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榜樣文化，有著地域性、親和性的特點，主要集中在道德示范、文化治理方面，而新的鄉賢文化因為時代不同而被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以及創新性發展，最大的特質在于更加關注農村產業的發展，同時能夠參與鄉村治理和文明鄉風構建，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是一種新型的鄉村文化樣態。無論是新鄉賢的文化，還是新的鄉賢文化，這樣一種傳統與現代相融合，批判和繼承相統一，創造與創新相結合的新型的鄉土文化都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和人才支撐，有助于推動鄉村全面振興。

一、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振興的實踐成效提升

（一）平臺搭建初具規模

近年來由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推行，各地政府開始重新審視新鄉賢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而文化是無形的，必須依托某種載體來體現，故各地開始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新鄉賢文化載體。主要包括一些工作平臺和空間載體。平臺工作：包括鄉賢理事會、鄉賢工作室、鄉賢互助經濟合作社以及各種網站平臺等。目前全國各地已經成立了許多鄉賢理事會、鄉賢工作室、鄉賢互助經濟合作社等組織，雖然這些組織的數量目前我國沒有官方統計，但其規模已經十分龐大，有的地方甚至實現了全市行政村全覆蓋。比如福建省福清市實現了鄉賢促進會的全覆蓋；江蘇省徐州市豐縣梁寨鎮，其管轄的 20 個行政村，每個村都成立了“鄉賢工作室”。還有的地方為了擴大新鄉賢影響，吸納更多新鄉賢加入，創建了相關的網站，將網站作為展示新鄉賢文化的窗口，使之成為宣傳新鄉賢文化的主要陣地。比如浙江紹興的上虞區和寧波的慈溪市就建立了鄉賢研究會的網站，山西運城也成立了運城鄉賢網。空間載體：設立鄉賢館、鄉賢公園等。一些鄉賢資源豐富的地區通過對古今鄉賢資源進行梳理，以鄉賢館或者鄉賢公園的形式使新鄉賢文化潛移默化地在村民間落地生根，為他們崇德向善、諧和鄉風、報效家鄉埋下了一顆種子。

（二）活動形式豐富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