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作者：張紅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拉倫茨先生在偉大的著作———《論作為科學的法學的不可或缺性》中認為:“法學有三重任務:解釋法律，按照內在的法律制度的價值標準和思想盡可能發展法律，以及不斷尋求用統一的視角詮釋大量的法律資料，不僅為了外部的整齊劃一和條理清晰，也為了盡量實現各種規則的內部統一和客觀的協調。簡而言之，法學的任務就是解釋法律、發展法律以及———或許可以這樣說———整合法律資料。”［1］要實現這三項任務，需要法律人不斷訓練自己的法律思維，提高解釋、發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為法學研究生，欲達致此三項任務，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釋與法釋義學的研究路徑。

何為法律史、法解釋和法釋義學?

我這里所說的法律史，確切地講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關于某一歷史階段法律、法律思想等發展特點的板塊式概述，也不是一種全面的法律史解讀，而是一個個具體制度的歷史縱向發展線索的梳理，如不當得利制度從羅馬法———普通法———德國民法(BGB)以及現在的歷史發展。此種意義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譽為“法律胚胎學”，其研究的動力在于為現行法解釋提供歷史線索，為現行立法的構建提供歷史證據。法律史主要不關注當下的法律問題，它是解構的學問，雖然其為當下服務，但其梳理過程本身對法律制度發展流變過程的完整展示(再現)才是其最終歸屬。還歷史于本來面目，具體制度的解構及其功過得失析出，都使其與歷史研究本質無異。法律史并不對當下的法律問題直接發表對策性意見。

法律史在統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學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礦藏，《德國民法典》之前的19世紀法學———歷史法學派以研究羅馬法為主要任務，從古代法中發現和提煉裁判規則，來構建法律體系和法律原則。在那樣的時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國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為唯一法源，法律實證主義取代法學實證主義，法學研究的主要任務轉向對《德國民法典》本身的注釋，對《德國民法典》具體條文的解釋和應用是司法實踐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從此不再成為主流。與此相應地，法學院課程設置中的羅馬法課程也大為縮減，因為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在于培養學生依據《德國民法典》來處理案件，在于教會學生法律職業的技術———法律解釋和法釋義學，而不是培養學生如何去處理史料和已經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釋與法釋義學是不同的。法解釋是解釋法律的技術概稱，如薩維尼所言的三大解釋方法:文義、歷史和體系解釋。此外，還有目的、擴展、縮減等解釋方法。法律不經解釋無法運用，解釋法律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條文與案件事實不斷來回穿梭的過程，解釋者的眼光不斷在此二者之間來回徘徊，進而依據法律得出裁判結果。一定法解釋方法是科學判決結果得出的基礎。法解釋是一個法律應用的過程，也是一種法律應用的方法。

司法參與者必須掌握良好的法解釋能力，方能科學裁判。法學院的教學主要的任務在于法解釋的傳授與演練。共同的法解釋技術掌握也是法律職業共同體構建的一個基礎和對話的平臺。專門的法解釋技術使得法律適用是一門科學，大眾感覺并不宜成為裁判依據，司法應在這項技術的基礎上保持獨立。正是因為這樣，耶林在《法律是一門科學嗎?》這篇著名的文章結尾寫道:“如果要將我已經說過的事情，做一個總結，那么可以這么說:法學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學意識。這種意識，必須往法哲學的面向發展，以便探求現實世界法律之起源與效力所賴以成立之最終基礎;它必須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經走過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從一個階段邁向下個階段，以臻于更高之圓滿;它也必須在釋義學的面向上，將所有我們借著對法律之認識與掌握，而獲致之暫時性的高點與終點，匯集于經驗與事實，并且基于實際使用之目的安排這些素材，進行科學的闡釋。”［2］Rechtsdogmatik、法釋義學、法教義學，是指從同類的眾多有既判力的判決(判例)中總結相對更加具體的規則或裁判標準，精心類型化、體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條文更加細致、更具接近性的實踐規則，然后再應用于實踐。法釋義學的結果是形成體系的規則群，法釋義學的過程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如果學者僅僅解釋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種結論，或者從歷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種結論，那僅僅是Auslegung(學說)，沒有案例基礎的學說或者解釋不是法釋義學，不是以實踐為目的的學說或解釋也不是法釋義學。在德國民法中，典型的法釋義學結果比如關于§242BGB誠實信用、§134BGB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侵權行為、§138BGB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等等類型化的總結，這些可以從權威學者的教科書及法典評釋書(Kommentar)中找到。法釋義學結論的得出需要運用法解釋學的各種方法，二者的關系某種層面可以說是手段與目的、方法與結果的關系。當然，法釋義學的結果不是法解釋學的唯一目的。

[摘要]

近些年以來，理論界爭論經濟法與民法的聲音越來越大。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法，而經濟法又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二者構成了一種互補的法律體系，這種理論更易被學者們接受。將兩者所處的體系地位與關系整理清楚，有利于完善經濟法的基礎理論。在此對經濟法與民法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分析，分別從民法相關研究、民法與經濟法的差異性、民法與經濟法的分界點、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四個部分進行闡述。

[關鍵詞]

經濟法；民法；獨立部門；聯系

一、民法相關研究

（一）民法概述

民法起源于古羅馬產物，后來漸漸出現在商品交換中。民法功能類型各不相同，很大一部分與民法典對國家與社會的想象迥異，其價值體系與民法典亦多有抵牾。我國未來民法典與特別民法關系的構建必須考慮到以下問題：民法典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被賦予了極高的法治期望。事實上，民法是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的總稱，重點是對財產關系的調整。我國沒有民法典，從而也沒有補充型特別民法。在消費者保護領域沒有關于消費者特權的一般性規定，我國民法發展道路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則是西方經歷的是解除管制—管制—再管制的過程，我國還未完成這一過程。當前，我國部分企業中存在公法與私法雜糅現象。要解決這一現狀，必須將其歸類，民法歸民法、行政法歸行政法。為實現技術中立，我國可以通過強化用益物權、淡化所有權來對債權內容進行切割與組合。按財產法邏輯建構的家庭法是實現民法典技術中立的最大挑戰，家庭法是文化的堅固堡壘，也是改變道德觀念與社會文化的主要利器。現代民法對傳統民法基本原則的限制正是體現了民法的個體利益本位之本質。民法還是以維護個體利益為中心任務的，只不過為了兼顧其他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而做出某些限制而已。

摘要：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已是當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我國將需要大量的適應生態文明社會的新型法律人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的發展有很大上升空間。文章以生態文明社會新型法律人才需求為導向，以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為載體，以“參與式教學”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模式、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為核心，立足于民辦高校教學實踐進行研究。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

一、人格尊嚴權獨立性之爭   人格尊嚴是指生存的尊貴莊嚴，不容侵犯的身份、地位、資格。人格尊嚴作為一種人格利益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已成為共識，但對其采取何種方式保護？民法學界存在爭議，經概括基本上有以下三種觀點。   其一是一般人格權說。認為：“人格尊嚴已涵蓋了人格權的全部內容，應作為一般人格權對待”；[1]“人格尊嚴權是一般人格權的代名詞”；[2]梁慧星教授也在《民法總論》中認為“:人格權有一般人格權與特別人格權之分。一般人格權，指關于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之權利，其標的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姓名、貞操、肖像、隱私等全部人格利益。因此，一般人格權是以主體全部人格利益為標的總括性權利。……特別人格權，指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規定的權利。[3]   其二是名譽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1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相當長的司法實踐也是將人格尊嚴權納入名譽權中保護的。   其三是獨立的具體人格權說。認為：“人格尊嚴的內容不能完全為其它人格權所分化，更不能為哪一種具體人格權所包容，它具有自己的獨有內容，應當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予以規定和保護。”[4]謝懷栻先生認為，在今天，人格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以權利人的人身為客體的，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一類是以權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上、心理上、作為獨立人格者而存在的利益）為客體的，包括姓名權、自由權、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個人秘密權）、個人尊嚴權、個人情報知悉權等；[5]   羅玉中、萬其剛和劉松山也曾論述到：“《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對于這一規定，有的學者將其認定為‘公民的一般人格權’。我們在這里把它作為‘個別人格權’看待。”[6]以上三種觀點可以看出，將人格尊嚴權等同于一般人格權來保護，基本是以我國著名民法學者如王利明、楊立新等為代表，大多數學者關于此的學術論文都追隨這一觀點。但這種觀點沒詮釋人格尊嚴權、一般人格權與人格權三者之間的關系。名譽權說主要原因在于《民法通則》把人格尊嚴權內容規定在名譽權中，實質上人格尊嚴與名譽人格利益有許多不同。基于人格尊嚴權立法歷程以及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人格尊嚴權成為一項獨立的具體人格權更具必然性。   二、人格尊嚴權走向獨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一）獨立的人格尊嚴權是和諧社會應有的內容   從權利產生來看，任何一項權利都根源于社會主體的某種生活需求，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用實驗的方式舉例說明了人的基本需求的范圍和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對認識和理解的欲望、對美的需要等等。   現代心理學關于人的需要理論成為了現代人格權的立法基礎。隨著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對人格利益的需求不斷豐富，作為人格權客體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表現出多層次性：最低層次的生物形態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和身體部分機能的安全利益需求，它以權利主體的人身為核心；較高層次的社會形態人格利益，它是公民與他人或社會發生聯系的需求，主要包括歸屬與愛的需求（婚姻自主權、信仰自由等），尊重的需求（姓名權、名譽權、個人隱私權等）等；最高層次的心理形態人格利益，主要包括自我實現的需求和對美的需求等，它以人的精神活動為核心。因此人格權制度的立法基礎經歷了從純粹把人作為生物發展到作為社會關系的載體，又發展到對人的精神存在賦予了法律意義的過程。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提倡和保證人的基本人格的要求，重視人的社會化和精神健康。人格尊嚴，是一個人作為人最起碼的社會地位和應受到他人或社會最起碼的尊重，是人的一種基本需求，當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就會產生精神痛苦和疾病，就會破壞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目前我國正處于大量社會形態人格利益法律確認和保護階段，許多社會性權利要求在未來制定的民法典中被確認為獨立權利，如隱私權、婚姻自主權、聲音權、信用權等。人格尊嚴在人格利益的三種形態上屬于社會形態上的人格利益，是社會性權利，對人格尊嚴權保護能使民事主體的自身完善和發展得到了保障,推動社會文明與和諧發展，在現代法律權利本位的思想下,法律賦予它獨立地位是社會走向和諧的必然之路。   （二）獨立的人格尊嚴權是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   中國古代法律傳統中，重刑輕民的特征非常明顯，刑法體系非常發達完善，在汗牛充棟的法典中，卻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質的法典，尤其漠視民法中人身權的保護。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開始重視人格權的保護，人格權利益中的人格尊嚴利益的保護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1982年我國通過的《憲法》第一次從法律高度宣示人格尊嚴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1986年的《民法通則》第一次確認了人身權制度，是我國人權保護的一個巨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在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脹過程中，必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激化，如消費歧視、就業歧視、性騷擾等還大量存在，將人格尊嚴權包含在名譽權中已達不到保護民事主體人格利益的目的。民法對人格權的保護類型少、范圍窄弊病充分暴露出來，尤其是把人格尊嚴權包含在名譽權保護之中，將不能滿足人們對價格利益保護的需求。后來頒布的《殘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人格尊嚴權與名譽權分離并加大對人格尊嚴權保護力度，人格尊嚴權漸漸形成了一項獨立具體的權利，但它適用范圍有很大局限性，如今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法律意識的增強，人們對物質的需求越來越強調內涵和質量,越來越重視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實現，渴望地位平等和人格被尊重已成為迫切愿望，人們需求更多的權利和權利類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文規定人格尊嚴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加以保護，使人格尊嚴權在司法實踐中得以確立，適用到普遍領域。人格尊嚴權從無到有，從包含在其它權利中到分離，逐漸獨立成為一種具體人格權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的，是和諧社會的客觀需求。#p#分頁標題#e#   三、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完善人格尊嚴權的民法保護   加強和完善人格尊嚴權民法保護制度，有利于發展個人之間的和睦關系、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   首先，在今后的民法立法中應明確規定人格尊嚴權。現今的《民法通則》對人格尊嚴權沒有進行直接保護，而是將人格尊嚴規定在名譽權中，對人格尊嚴權保護的客體界定不清，常會導致司法實踐中不能確定哪些類型的人格利益可被歸結到人格尊嚴權范圍來保護。因此在民事立法中應彰顯其獨立的地位，將人格尊嚴權同名譽權、肖像權、姓名權、名稱權等一樣在民法典直接規定，在全部列舉具體人格權后確定“其它權利”對其它人格利益的保護，使人格尊嚴權與所謂的一般人格權區別開來，真正發揮作用，使人格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護。   其次要明確界定人格尊嚴權的內容和范圍。只有先明確人格尊嚴權的內容和范圍，才能對人格尊嚴權實施全面的保護。最好采用列舉與概括式方法明確人格尊嚴權保護的范圍。一方面對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發生的侵害人格尊嚴的行為明確列舉；另一方面對于不確定的或將來可能發生的人格尊嚴侵權行為采取概括式的形式規定為“其它侵害人格權的行為”，單列一項。使人格尊嚴權的保護有明確的內容。同時對已經具備獨立地位和條件的隱私權、貞操權、信用權、法人秘密權、人身自由權規定為獨立的具體人格權，將不屬于人格尊嚴權保護的內容從人格尊嚴保護制度中分離出來，使人格尊嚴權的制度內容得到提純，得以系統化。   最后要完善人格尊嚴權的損害賠償制度。侵害人格尊嚴權屬于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對人格尊嚴權侵害主要是造成心靈創傷，承擔主要是精神損害賠償，民法在規定受害人可以提起人格尊嚴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同時，應明確界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和方法，以緩和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平復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此外，對于侵害人格尊嚴權的免責條款也應加以明確規定。

在整個法學課程體系當中，民法學的基礎性地位是其他法學課程無以比擬的。在理論層面，民法學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足以構成支撐整個法學專業的理論根基，法理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法律行為、法律關系、權利理論皆發軔于民法學。民法學的思維方式對于其他部門法學而言具有極強的借鑒和指導意義。在實踐層面，整個社會法律糾紛的構成中，民事案件所占比例最大，而且民事糾紛也遠比其他種類的法律糾紛復雜，民事案件的正確審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良好的民法學理論素養和靈活的民法學方法論的運用。以上兩個方面決定了民法學教學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整個法學教育的成敗。民法學“不僅是學好其他專業課的基礎課程，也是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邏輯思辨能力以及綜合能力的核心課程。”[1]作為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兼具的法學課程，為了彰顯其在法學課程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并發揮其在法學課程體系中應有的功能，民法學應該擁有區別于其他法學課程的獨特的思維模式以及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本文將結合筆者多年來從事民法學教學的經驗和體會，反思傳統民法學思維模式和教學方法，并就如何構建與現代民法理念相適應的民法學思維模式和教學方法表己淺見，謹充磚材。   一、民法學思維模式及其特征   民法學思維模式是指運用民法學理論進行學術研究，或者按照民法學的邏輯觀察、分析和解決民事實踐問題的方法，簡而言之，民法學思維模式即民法方法論。民法學和其他學科一樣，都會采取一定的思維模式。近代民法發展至德國法時期，民法學逐步走向科學化和技術化。我們在承受了德國民法學理論和民事立法的同時，也繼受了德國法的思維模式。通過比較近代以來大陸法系的兩部標志性民法典———《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內容可以看出，德民并沒能如法民一樣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換言之，在實質精神方面，德民要遠遠遜色于法民，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德民是一部守舊的法典。那是什么讓德民取得與法民相媲美的歷史地位，并成為后世諸多大陸法系國家紛紛仿效的模板呢？筆者認為，德民最大的貢獻莫過于其立法技術的考究、概念用語的嚴謹以及所采用的民法學思維模式的精致。從而“使得民法學成為一個高度技術化的產物，使得民法可以通過一系列具有邏輯層次的概念去表達和把握，民法的思維走向了理性。”[2]從這個意義上講，德民其實也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民事立法體例和民法學思維模式的新時代。   由德國法孕育和倡導的傳統民法學思維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極盡抽象化之能事正好契合了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思維方式，[3]在高度抽象的思維模式的影響下，民法學逐漸走向概念化，一系列抽象的民法學概念和術語，例如，法律行為，行為能力，民事法律關系，民事主體、客體等，成為民法制度和民法理論學說的基本構成要素，這就要求民法研習者和實務人員必須具備高度抽象思維能力，才能準確把握民法概念和術語的真正內涵，才能深刻把握民法制度的價值訴求，進而構建以民法基本理念為指導的民法價值觀和民法方法論。   （二）嚴密的邏輯性   德民在立法體例上的貢獻莫過于首創了總則分則的立法模式，正是這一前無古人的創舉，改變了自1804年法民頒布以后一直居于支配地位長達近一個世紀的“三編式”體例。①德民采用了“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和“繼承”的五編模式，相應地，民法學研究和教學也采用了總論和分論的邏輯編排，其中，總論是對分論中的概念和制度的抽象和總結，同時又構成分論中各項具體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基礎。   典型的如，總論中有“法律行為”制度，相應地在各分論中則有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婚姻行為、遺囑行為等各種具體的法律行為。在總論中有民事權利制度，各分論則對各種具體的民事權利（債權、物權、親屬權和繼承權）進行了介紹。因此，總論與分論之間存在一種一般與具體，共性與個性的邏輯聯系。各分論中的具體內容在編排上也并非雜亂無章，同樣保持其內在的邏輯性，“這種邏輯關系可以概括成權利的概念、一般性特征、權利的成立要件、權利的內容、權利的保護等。”[2](72)事實上，潘德克頓法學者非常相信邏輯之無所不能的力量，他們比較成功地推導出“有主體必有其相對應的客體”、“有自然人必有其相對應的法人”、“有權利必有其相對應的義務”、“有義務必有其相對應的責任”、“有絕對效力必有其相對應的相對效力”、“有物權請求權必有其相對應的債權請求權”以及“又無因行為必有其相對應的有因行為”。[4]概言之，不論是民事法律體系還是民法學體系，都以追求邏輯上自足為基本價值取向，縝密的邏輯性是民法學思維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三）以民法理念為指導   民法學思維模式的構建離不開民法理念的指導，如果說現代民法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特征之生成應歸功于德國潘德克頓法學并使其成為現代民法思維與以法民為母體孕育而成的近代民法思維相區分的外部標志，那么民法思維（不區分近代與現代）在內在精神方面受熏染于民法理念而成就其區別于其他部門法思維模式的特質，可謂是近代以來民法思維的本質屬性。“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價值與終極宗旨之謂也。它是以純文化、純精神的角度為對事物(制度)本質所作的高度抽象與概括。”[5]民法理念，是指在市民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根本性的價值目標和私法精神，是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守法活動應遵循的基本準則，對民事法律關系的構建和私法生活具有全局性的指導意義。在民法產生和演變的幾百年歷史中，經過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傳承，形成了其自身濃醇的精神底蘊，孕育出人格平等、私權神圣、私法自治、保護交易安全等民法基本理念。這些理念是民法學思維過程中應當遵循的根本指導思想，民法學思維能力的培養，就是要通過教學使學生能夠習慣性地在以上理念的指導下觀察、思考和解決民法問題。#p#分頁標題#e#   二、民法思維能力培養在民法教學中的地位分析   法學教育的關鍵，其實就是法學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升，“法學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在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6]法學本科教育的目標是為社會培養具有法學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人才，換言之，法學本科教育就是為了培養具有較強法律職業能力的專業人才。何為法律職業能力？如前文所述，民法學在法學課程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因此，可以說法律職業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民法學素養的高低，在構成民法學素養的諸要素②中，民法學思維能力居于核心地位，民法學思維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民法學理論知識掌握程度和運用能力的高低。因此，民法學教學的核心就是注重對學生民法學思維能力的培養，這比純粹的知識傳授和理論灌輸更顯重要。   然而，我國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是：高分通過司法考試，投身律師行業的法科畢業生不會辦案子，取得法律職業資格并順利通過公務員考試，當了法官后卻不會審理案件。   面對復雜疑難的民事糾紛，爛熟于心的民法法條卻難以發揮用武之地，這表明我國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從業要求相距甚遠，究其根源，還是因為目前多數法學院校的民法教學中對學生民法學思維能力的培養重視不夠，有鑒于此，必須強化學生民法學思維能力的訓練，在傳授民法學基礎理論知識的同時，培養其獨立思考和靈活運用能力，使其熟練掌握解決民法問題的方法，并最終達到脫離課堂授課也能自我學習、自我提高的境界。   總之，民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部門法學，民法思維能力是學生能在將來的法律職業中進行具有創造性的法律實踐活動，對所學民法學知識進行精確運用的基礎條件。民法教學應確立以民法思維能力的培養為重心的目標訴求。   三、民法學教學創新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民法思維能力的培養須以科學的教學方法和思維模式的適用為載體，傳統民法學教學方法在訓練和提升學生民法學思維能力方面難以發揮促進作用，民法學培養目標的轉向客觀上要求民法教學應走出一條創新之路，筆者認為，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倡導“回到原點”的民法學思維模式   民法學經過了幾百年的積淀，已經形成了結構嚴謹、內容豐富、邏輯縝密的理論體系，我國在繼受大陸法系民法學尤其是德國民法學理論時，很多是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時至今日，很多傳統民法理論被認為是“公理”，不容推翻。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用傳統民法理論去解釋一些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諸多新問題時，卻出現了令人尷尬的窘境，面對這一難題，學者們徘徊于現實的無奈和民法理論的局限之間，無所適從。舉例說明，按照傳統民法，財產權可劃分為物權和債權兩大類，自1896年《德國民法典》頒布以降，大陸法系國家，包括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立法莫不遵從物權、債權兩分財產權的模式，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型的財產權如股權。股權是何種性質的財產權，是債權還是物權？很多學者就此展開了爭論，或主張物權說，或主張債權說。   總之，在他們看來，非此即彼，并且不遺余力地列舉了支撐其觀點的理由若干，但實際上，其得出的結論甚至連其自己都無法說服。   至此似乎出現了理論上的困惑，一方面我們要肯定股權的財產權屬性，另一方面又難以在固有的財產權體系中給予其安身立命之地。之所以出現這種窘境，究其源還是我們的預設前提存在問題，財產權本應是個開放的體系，在德民頒布時期，還沒有出現債權和物權之外的其他類型的財產權，故財產權兩分為物權和債權在當時是合理的，然而時過境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既不屬于物權又不屬于債權的新型財產權，當我們無法在現有的理論體系內給其一個正當的名份時，我們就應該回到引發該問題的源頭，重新審視被我們視為萬古不變的“信條”的理論前提是否存在問題，按照這種思維模式，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股權是和債權、物權相并列的一種獨立的財產權類型。[7]筆者將這種思維方式稱之為“回到原點”，實乃對民法學理論批判和創新精神之推崇和期盼。   （二）引入“多主體”授課模式   目前我國的法學院校中的民法學授課主要由單一教師實施，但是由于民法學課程的思辨性特征，很多民法理論在學界并未達成共識，在這種情況下，某一個教師可能因為其固有的學術傾向，而不能對各種觀點進行詳細的闡述和客觀理性的評析，這就會影響學生理論視野的開拓，限制學生發散思維能力和批判思維能力的生成。再者，民法學是一門涉及眾多學科理論知識的法學課程，如倫理學、哲學、經濟學等，如果僅從法學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民法學問題，難免會失之膚淺，民法學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體系，應該在與其他學科的互動中彰顯其理論張力和博大寬廣的法文化魅力。單一教師授課模式往往受限于授課主體知識面而不能在課堂上形成“科際互動”效應，從而使民法學授課氛圍沉悶，甚至枯燥無味，不利于學生形成復合性和多視角民法思維能力。為了克服這種傳統授課模式之弊端，引入“多主體”授課模式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多主體”授課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由兩個或多個教師共同講授一堂課，而125重在強調授課過程的思辨性，引入辯論機制，倡導辯論式教學方式，而且還要發揮學生的能動作用，調動學生參與課堂討論的積極性，形成富有論辯色彩的民法學課堂氛圍。“多主體”與“辯論”相結合的教學模式，不僅克服了單一主體授課的弊端，也“改變了教師是知識的灌輸者，學生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的傳統教學模式，對于培養學生思維的敏捷性、批判性、邏輯性、創造性、心理素質的穩定性及語言的組織與表達能力都會有積極的作用，也是展示學生多方面能力、素質的重要途徑。”[2](73)#p#分頁標題#e#   “多主體”授課模式不是在任何場合都宜于實施的，也就是說，這種授課模式須以具備一定的條件為前提。首先，必須存在適用“多主體”授課的必要性。由于這種授課方式需要兩名以上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教師才能實施，其運作成本要遠比單一授課方式要高，在當前很多院校專業師資不足的情況下，實施起來尚有難度。如前文所述，單一教師授課的弊端主要見之于授課主體難以單方講授存在學理爭議或者橫跨多學科的民法學理論知識之時，因此，只有存在著兩種情形時，才可考慮引入“多主體”授課方式。   例如，在講述物權行為理論時，由于該理論在學界存在很大爭議，“多主體”授課方式無疑會增進學生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再如，在講述民法基本原則時，可以由民法學教師與擁有哲學專業背景的教師共同講授，形成互動。   其次，必須具備符合要求的師資條件。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多主體”授課的實施須以數量充足、質量優秀的教師資源為支撐。這一點對于師資陣容和教研能力較強的法學院校而言不成問題，而對于那些新建的和師資力量較弱的院校而言，實施起來頗有難度。為了解決此問題，一方面要加強法學師資隊伍建設，引進一批既具有深厚的民法學理論功底又擁有其他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充實教師隊伍；另一方面，整合和合理利用現有教師資源，打破不同學校和不同院系之間的師資流動壁壘，采用柔性方式，如“客串”方式邀請其他學校、其他院系的相關教師或者社會人士，如經驗豐富的律師參與授課。   （三）完善考核方式，豐富考試題型   民法學在各個院校一般都是考試課程，閉卷考試是各院校普遍采取的考核方式，然而，這種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學生識記能力的考察，考試成績并不能真實反映學生對民法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水平。   實踐中經常發生的情形是：從未上過民法學課的識記能力強的學生，經過考前短時間突擊亦能獲得高分，這種失之片面的考核結果，實際上禁錮了學生民法學思維能力的塑造和提升。   為了改變這一現象，筆者認為，應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在保留閉卷考試考核方式的基礎上，增加科研考核，即以學期民法學論文撰寫質量為依據，評定期末成績，還應適當參考學生在平時上課，尤其是辯論式教學中的表現等因素進行綜合評定。   另外，為了加強對學生批判性民法思維能力的考核，應對傳統的考試題型進行改革，增加考核綜合分析能力題型的種類和分值比例。筆者認為，應加大案例分析題的分值比例，另外還可以引入一種全新的題型———法條分析題，加強對學生法條解讀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考核。

一、問題的提出   時代的今天，中國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如何定位，這是每個有歷史責任感的人必須予以回應的一個重大問題。學界基本上贊同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以重點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己任，但對于什么是應用型人才以及如何培養應用型人才等課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較為混亂，從而嚴重阻滯了中國地方高等教育的正常或應有的發展。對此，懷化學院以胡建書記為核心的領導階層在指出當前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模式存在應用型人才概念模糊、應用型人才培養難以落實、應用型人才培養缺乏核心以及應用型人才培養過于功利等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即“三位一體”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在人才培養過程中，以市場為導向，以學校特色文化為依托，以‘應用’為特點，以專業能力素質培養為核心，確保知識、能力、素質的協調統一，確保公共能力、專業基礎能力、專業發展能力的協調統一，確保課堂教學、實驗實訓、校園文化活動三大人才培養平臺的協調統一。”［1］   毋庸置疑，“三位一體”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是對以往人才培養模式的超越與發展，是當下中國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最理性的選擇。其中后一個協調統一是前兩個協調統一的前提與基礎，而在課堂教學、實驗實訓、校園文化活動三大人才培養平臺的協調統一中，課堂教學又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因此，“三位一體”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實施首先應以改革課堂教學平臺為突破口。改革課堂教學平臺的理想路徑在于：其一，課堂教學模式的設計應從“知識本位”轉向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基礎上的“能力本位”，并遵循能力素質靠學生主體自身內化形成的基本規律，改傳統的注入式教學為啟發式、探究式教學；其二，教學內容應立足于“基礎與實用”，學科的系統性應讓位于知識與技能的基礎性與實用性，減少學術性內容，強化實用性內容；其三，教學方法和手段注重知識的自我建構，理論課向實踐課學習以加強“體驗”，實踐課向理論課學習以加強“提煉”；其四，教學效果的測評標準應由傳統的以知識技能達標（會什么）轉向以能力素質綜合發展程度（能干什么）為依據［1］。   顯然，課堂教學平臺改革的核心乃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兩個問題，前者所要解決的是教什么的問題；后者所要解決的是怎么教的問題。“教什么的問題”乃“怎么教的問題”的前提，故而，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必然又以各專業具體課程教學內容的相應改革為出發點。目前，法學專業中的行政法學課程相對于民法學、刑法學課程而言，在教學內容方面存在諸多缺憾，實在難以適應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旨趣，但學界與教育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視，已有的關于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極少且過于淺陋，因此，為了真正有效貫徹與實現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精神與理念，必須認真對待與彰顯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改革。筆者認為，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改革涉足教學內容之量與質的兩個向度。　   二、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量的改革   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課程教學內容方面要求教師能嫻熟地駕馭教材、學生能融會貫通所學的理論知識，從而使學生學以致用，實現理論聯系實際、服務地方的目的。但我國當下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設置存在嚴重缺失：一方面我們認可行政法是憲法之下的三大部門法之一，是現代法治國家最重要的部門法，因為依法治國的核心與關鍵乃依法行政，而且與其他部門法相比，行政法律規范賴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數量最多，行政法學乃教育部所確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學專業核心課程中十四門主干課程之一，也是最難教學的一門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對行政法學內容的設置則持歧視態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融為一體，在教材選取方面，大部分高校選擇姜明安教授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使用該書時，學生的強烈反應是書太厚，教師講授時也覺得內容過于龐雜、實在難以駕馭［2］。   就筆者所處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政法系的法學專業課從總體上分為專業主干課與專業方向課兩大版塊，從刑法學、民法學以及行政法學三者課程數量的比較視角看，其中刑法學方面的主干課程包括刑法學（一）與刑法學（二），方向課程包括犯罪學、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民法學方面的主干課程包括民法學（一）與民法學（二）以及知識產權法學，方向課程包括物權法、合同法以及婚姻家庭繼承法；而行政法學僅一門主干課程并包含行政訴訟法學在內，且一個學期必須學完，每周4學時，由一個老師擔任。如此，在我系導致的后果是，行政法專業的老師不想擔任行政法課，即使擔任也深感力不從心；至于學生，更是苦不堪言：畏懼寫行政法方面的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擔憂從事行政法方面的實踐工作。誠如Sidney　A•Shapiro教授所言，法科學生對行政法學只能存在一個不完整的印象，因為行政法學內容過于廣泛，老師們不可能講授所有的內容［3］。PeterStrauss教授講得更為生動、貼切：我們的盤里所堆放的食物過多以至于教授們難以消化食物，更不用說學生能消化多少了［4］。據此，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量的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改革的理想對策在于：一是獨立行政訴訟法學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學主干課程；二是增設相關方向課程以保障行政法學主干課程的有效實施。   （一）獨立行政訴訟法學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學主干課程   相對于刑法學、民法學而言，行政法學是一門發展較晚的課程，因此課程內容建設方面十分滯后。   但隨著中國行政國時代的到來，依法行政乃依法治國的關鍵，從而要求不斷培養合格的從事行政實務的應用型人才。因此，我們首先應對行政法學課程進行“瘦身”運動，即把行政訴訟法學從行政法學中分離出來，還行政法學的本來面目，使刑法學、民法學及行政法學三大實體法學與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及行政訴訟法學三大訴訟法學一一對應、相得益彰。這樣，行政法學這門主干課程的教學內容僅包括行政法本論（講授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歷史、行政法律關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以及行政法的理論基礎等問題）、行政法主體論（講授行政機關、其他行政主體、公務員、行政相對人以及行政法制監督主體等問題）、行政行為論（講授行政行為的概念、分類以及行政程序等問題）以及行政復議論（講授行政復議的概念、主體范圍以及程序等問題）四大板塊，至于行政賠償，因與行政訴訟聯系較為密切可納入到行政訴訟法學內容中去。#p#分頁標題#e#   （二）增設相關方向課程以精簡行政法學主干課程內容   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的法科生為什么喜愛刑法學、民法學并樂于學以致用、服務于地方法律實務工作，而對行政法學則敬而遠之，這不外乎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刑法學、民法學課程與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相互獨立皆為法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但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融為一體、極為龐雜；其二，法學專業還設置了與刑法學、民法學密切相關的方向課程，如犯罪學、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物權法學、合同法學以及婚姻家庭繼承法學等。顯然，這些方向課程基本上是刑法學與民法學主干課程中的一些主要組成部分，這樣，即使任課老師對主干課程講授得不太理想，但能進一步經由方向課程的講授予以彌補，從而使學生最終能心領神會。相反，行政法學本身極其繁雜，加之無適當的方向課程對其分解，只能導致學生囫圇吞棗、有苦難言。據此，我們既要敢于堅持獨立行政訴訟法學還行政法學的廬山真面目，又要大膽增設與行政法學密切相關的方向課程以精簡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對上述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的四大板塊中的行政主體論與行政行為論予以精簡，因為這兩大板塊的內容較為繁多，學生難以吸收與消化。對于行政主體論可以把公務員、行政相對人增設為公務員法學與行政相對人法學兩門方向課程；對于行政行為論可以把行政程序增設為行政程序法學方向課程。如此，則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中的公務員、行政相對人以及行政程序問題的設置必然較為宏觀簡潔，而公務員法學、行政相對人法學以及行政程序法學方向課程對這些問題會進一步予以闡釋，從而使學生最終能輕松地理解與把握這些問題。　　   三、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質的改革   我國法學高等教育主要分為法學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法學碩士、法律碩士、法學博士）教育兩個層次，研究生教育根本上是一種法學理論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必須已經具備掌握了法學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的前提條件，是在大學本科教育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專門化、理論化學習和研究，所培養的是法律學術型人才，而法學本科則應要求受教育者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門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具備從事法律職業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質，所培養的是法律應用型人才，即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應該重點定位于為法律實務領域輸送專門人才的角度，將律師業、司法機關、警察機關以及其他一些行政執法機關作為人才輸送的主渠道，因此，應充分考慮這種職業性質，要按照這些法律職業部門的人才引進要求和標準制定培養方案，有針對性地設置課程體系［5］。具體到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的設置，一方面必須精簡，使教學內容保持適當的量，因為如果內容過于繁雜，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內無法正常吸收與消化，則談不上運用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內容總量恒定的基礎上削弱內容的理論深度（減少學術性知識），增強實用性知識內容，使內容的質符合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   （一）內容的理論深度須削弱   目前，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所開設的行政法學課程的內容設置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太注重理論的深度，即學術性內容偏多，結果所培養的人才既不像學術型人才，也不像應用型人才，從而使地方性法律人才的合理需求陷入嚴重的困境之中。因此，削弱行政法學課程的學術性內容乃培養真正的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條件之一。行政法學這門主干課程的教學內容的量包括行政法本論、行政法主體論、行政行為論以及行政復議論四大板塊，那么減弱其學術性內容的方案體現在：在行政法本論板塊中，行政、國家行政與公行政、行政與公權力、行政與行政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以及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歷史發展應當簡單介紹，不要廣征博引，尤其是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及各國行政法學的主要流派內容可以刪掉，因為這純屬于學術性的內容；在行政法主體論板塊中，對于行政法主體的概念以及行政法主體與行政組織法的關系應當僅作簡單說明；在行政行為論板塊中，對于抽象行政行為、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價值應當僅作簡要說明，尤其是行政行為的模式完全可以刪除，因為其理論性太強，缺乏實際操作性，適用于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在行政復議論板塊中，對于行政復議的概念、性質及特征無需作過多闡述。   （二）內容的實用性知識須增強   削弱行政法學課程的學術性內容為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基礎，但只有同時增強實用性知識內容才能真正落實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因為應用型法律人才必須在法律實務能力方面有所彰顯，而大量或豐富的法律實用性知識的理解與把握之于法律實務能力的培育不可或缺。據此，首先，我們應在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即行政法本論、行政法主體論、行政行為論以及行政復議論四大板塊中增強行政機關的職責、職權與管理手段、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條件和范圍、受委托組織的條件與范圍、行政許可條件與程序、行政給付的條件與程序、行政征收條件與程序、行政處罰的條件與程序、行政強制條件與程序以及行政聽證的條件與程序等實用性知識；其次，我們還應在上述諸實用性知識內容中穿插適當的案例，這是對行政法學課程實用性知識內容的進一步強化，因為在行政法課程教學內容中先設置法律典則、法律制度、法律原理這樣的大前提，再用經過篩選的典型行政案件說明這些法律典則、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的法定性和合理性，從而使學生能更好地掌握法律典則和制度［6］。譬如，在設置行政主體中的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內容時，可以先著重說明其條件和范圍，然后設置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訴訟案來詮釋高校的行政主體資格問題，如此，通過以案說法，使受教育者能進一步地理解與掌握相關實用性知識，以使法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最終得以達成。

摘要：成人學歷教育從創辦之初即帶有強烈的普教化、理論化的教學烙印，發展至今既與當前國家教育政策導向不一致，又與培養對象的在職特征、學習模式相沖突，辦學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間首鼠兩端，特色匱乏，社會好評度急劇下降，生存空間極度萎縮，教學改革刻不容緩。根據四川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法律事務專業的職業定位，專科層次人才應以復合化、交叉型初級人才為培養目標，課程教學內容應進一步實務化，在教學資源設計、考試方式、考題內容上要針對成人學習者學習特點分別進行小微化、便捷化、應用化的調整。盡管法律事務專科職業化教學改革也暴露出實踐環節薄弱、教學質量保障體系脆弱等問題，但仍可以為下一步法學本科的教學改革探索在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參考，如堅持培養目標的實用性與理論知識并重、課程內容建構如何進一步職業化、綜合實踐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職業化與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關鍵詞：成人學歷教育；法律專業；職業化；教學改革；路徑

一、成人學歷教育法學專業職業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特征

有論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職業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滿足、面向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為導向，以促進服務對象就業、轉崗為主要價值取向，通過校內校外兩個課堂為服務對象提供學習產品，從而使服務對象在取得學歷的同時，獲得一技之長。”[1]有必要說明的是，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化并不是將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職業教育，因為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類依據不同，屬于性質、定位不同的教育門類，那種“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教育又屬于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職業教育內容的重要補充、職業教育實踐的主要陣地。成人教育的職業化和職業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重要交叉點”[2]的觀點并不妥適。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的目標是滿足成人學生的實際需求，著眼于提升其職業技能或職場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論化，即去除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中過于理念化、理論性的內容以及脫離成人學習者實際情況的教學要求，回歸成人學歷教育應用化、技能型、職業性的初心。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成人學歷教育對象的職業特征。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學歷教育最顯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對象是在職在崗的已就業者，多數在24—29歲這個年齡段，對依靠記憶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學習手段充滿抵觸，對記憶中的中學階段的填鴨式教學更是天然排斥，這些學習特點決定了他們對純理論知識的學習興趣不高。成人學習者已經就職于某一行業，和普通高校學生相比具有鮮明的職業背景，不管其求學目的是補償學歷，還是職場充電，或是重新擇業，進行職業技能訓練、著眼于提升職業能力都不違反其求學目的和職業需求。因此，對教學內容、教學模式進行職業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對象的特征的。“認清成人教育對象的職業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區別，這是制定教育目標和教學計劃的基礎。”[3]（2）培養目標的職業化。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盡管尚肩負著學歷補償教育任務，但培養目標已趨多元化，不少學生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學習目標或雖以獲得學歷為目的但并不拒絕職業能力的提升（見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學歷獲得為目的，但學歷就排斥職業技能嗎？因此，培養目標的職業化既符合經濟社會對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對象，是雙贏之舉。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1997），教育級別被劃分為0-6級6個層次，其中ISCED5B類大致等同于我國的專科教育層次。ISCED5B類定位為“實際的/技術的/職業的特殊專業課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養目標為使求學者獲得某一特定職業或職業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識等實際能力，其教學計劃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學本科教育）的計劃“更面向實際，更與具體的職業掛鉤”。可見，雖不能據此將成人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劃等號，但根據ISCED1997，成人學歷專科教育從教學計劃伊始就應該呈現出其相應的職業特征。（3）教育政策的調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職業學校、高等專科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教學管理要點》（教高【2000】2號），其第5條規定，該要點供高等專科學校、高等職業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參照實施，說明在教學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學歷教育與高職高專適用同一標準。其次，在專科專業目錄上，“法學”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門認可的專業名稱，而代之以“法律事務”為代表的法律實務類專業。從“法學”二字到“法律事務”的調整揭示了專業定位從重理論學習到重實務操作的政策導向。鑒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職學院還開設專科專業，這一定位轉換再次證明了成人學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上的職業化特征。

2.成人學歷教育嚴重的理論化現狀

然而，與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特征形成嚴重反差的是其嚴重的理論化現狀，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課程設置、教學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齊。成人學歷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動型的，上級政令一出，各地全面開花，要多快好省上規模，采取“拿來主義”，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現成的計劃、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標準是最簡單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學歷教育興辦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55%，[4]客觀上還擔負有幫助大量優秀在職人員一圓大學夢的學歷補償任務，因此盡管也存在前期理論論證不足、頂層設計過于粗放、缺乏對成人教育特殊性進行系統研究、普教化嚴重等弊病，但鑒于當時主要教學目標就是彌補文化理論知識，矛盾尚不尖銳。而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學生生源構成、學習目的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文化知識不再感興趣，對系統化的理論學習產生抵觸甚至厭倦情緒，而且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基本素質也無法與20世紀相提并論，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與學生現狀發生了根本對立，再加之個別社會教學點視辦學為生財之道，教學環節虛無、考風考紀差，口碑急劇下滑。（2）大量使用與普通高校高度同質化的教材。當前國家開放大學（電大）系統使用的教材編者不乏大家，在編寫、印刷、出版質量等方面也沒有任何問題，但偏重理論、內容枯燥、版式設計單調，與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質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擁有與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視頻講解曾經是開放教育引以為傲的特色教材，但觀看這類音像資料后，會發現多數授課專家一本正經地把概念的“定義—特征—比較辨析”從頭說到尾，講得多，互動少，在拍攝時長時間保持同一個鏡頭，畫面呆板，課堂實錄化嚴重，嚴肅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發學生觀看興趣，實踐中利用率極低，更別提對教學的輔助功能了。（3）考試題量上死記硬背題“一家獨大”。僅以開放教育民法學課程考試為例來說明。在2019年X月期末試卷100分的總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個3分的單選題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術語、法律理論進行考核，學生必須在大量的背誦記憶基礎上方能作答。（4）實踐環節考核以論文等理論化成果為唯一方式。就法律專業而言，實踐環節是為數不多的將抽象的法律原理應用到具體生活現象的從理論到事實的思維訓練過程。實踐環節是將書本理論知識轉化為活知識的橋梁，是將法律條文實用化的過程。然而囿于在業余學習模式下組織集中實習幾乎不可能、實踐環節考核標準的高度主觀化等現實問題，實踐環節在教學過程中能省則省、能簡則簡，或干脆睜只眼閉只眼，其重要性僅停留在教學計劃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論價值”。實際操作中，多以論文寫作作為實踐環節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論文寫作本身就是理論化的，用一種理論化的成果來評價實踐環節的教學效果，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