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讓繪畫走進語文課堂

學生喜歡畫，就要鼓勵他們大膽去描繪，讓他們描繪自己眼中的、心中的美景：學過《秋天到》之后，美麗的秋景圖隨之誕生了；學過《春到梅花山》，一簇簇火紅的梅花便躍然紙上；學過《草原的早晨》后，一幅幅藍天白云、馬壯羊肥、碧草如茵的畫面的確令人神往；學了《三個小伙伴》，三個憨態可掬的小伙伴會成為你的知心朋友。由此，教學內容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延伸與鞏固。

2讓音樂走進語文課堂

音樂是世界性的語言，它是心靈交匯和情感共鳴撞擊出的美妙音符。愛好音樂的教師應將音樂帶進語文課堂，用音樂裝點文學殿堂。講到《海底世界》一課，可以配著理查德的鋼琴曲《水邊的阿狄麗娜》，伴著優美的旋律進行有聲有色的朗讀，使他們綺麗的海底世界充滿了神往和好奇；講到《升國旗》，教師可以先用《國歌》導入課程，營造出莊嚴的氣氛，使學生愛國之情情油然而生。

3讓表演走進語文課堂

學生先天都具有較強的表現欲望和表演天分，規規矩矩地坐著聽課，壓制了學生潛能，十分不利于學生身心健康，也會使課堂氣氛枯燥，不能夠調動學生主觀參與意識。同時我認為肢體語言的表達更能幫助學生加強對事物的理解和情感的表達。講到《小河與青草》這課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模仿真誠的“小草”和善良的“小河”進行真誠的交流；講到《小白兔和小黑兔》，同學把兔媽媽和藹可親以及小兔的不服和神氣表演地惟妙惟肖；講到《2008，北京!》同學手拿鮮花和彩旗將申奧成功之夜欣喜若狂的沸騰場景展現的淋漓盡致。在這由同學們盡情展示才華的舞臺，若干個優秀的小演員誕生了，語文課文的內涵也隨之得到了深刻的理解。

4結語

一、綜述意識

在本科畢業論文設計及平時研究小論文的撰寫中，對古代文學選題的文獻綜述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應該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培養大學生的綜述意識，這其中就應該包括針對某一問題下的知識點，可以有選擇地輔以代表性話題，羅列并闡述學界對該內容及問題的研究現狀，引導學生如何查引學術論文，如何把握論證主旨及要點，從而讓學生知道關于這個話題，已有哪些人做過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種程度？是否還有研究的空間？培養綜述意識，還可把視野投向港臺地區，以及海外，這樣，在做文獻綜述時就能達到較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階段就培養起綜述意識，那么深入學習及研究時會大有裨益。

二、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與綜述意識是有連帶關系的，綜述意識強，往往更能發現問題，引出問題，從而做細致研討。問題意識應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全過程，教與學中應抱著探問的態度，這樣才能獲益更多。鼓勵學生本著求同、求異的思路讀書，從中尋找問題點，往往這個問題就是需要去研究的東西。數年教學實踐證明，問題意識的培養就是在這種有意無意的過程中萌發、成長的。如循著這樣的思路，學生在課堂中針對所教學內容，提出“難道真正詩死于宋、詞死于明”、“為何元曲四大家沒有王實甫”諸如此類問題，教師會倍感到欣慰。這就促使學生在掌握基本知識前提下，進行更細致的閱讀、研究，刺激創新欲望。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胡適所謂：“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前賢妙論，實際闡述的核心是要有問題意識及懷疑態度，對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是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的。問題意識的探索與培養取決于教師與學生兩方面的因素，教師是教學的主導，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教學的組織者就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有目的地往問題探索方面靠攏，采取舉一反三的方式訓練，這樣，整個課堂教學中就會彌漫著問題氣氛；同時，學生要發揮主動性作用，“業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當“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觀眾”。鼓勵學生在閱讀中做筆記，將所思所想書之于卷冊或筆記中，這樣就能把有時靈光一閃的想法記錄下來，累積下來，長此以往，就會是一篇論文，甚至是一部論稿的基礎。在教師和學生合力作用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問題意識氛圍就會越發濃厚。

三、前沿意識

前沿意識是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培養不可忽視的環節。只有關注學術動態、發展，站在學術前沿，才能對學科中某一領域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應適當涉及知識點的前沿情況，讓學生心中有數；向學生推薦相關刊物或研究文章閱讀，以及邀請相關學者做學術講座，增強大學生學科意識。本科導師制對培養學生前沿意識是一個有創意的探索，可以讓學生自主選擇，在雙向選擇的基礎上，組成“教師—學生”團隊，將研究型學習切實推廣，導師更能依據學生興趣、特長，因材引導，將創新意識培養落到實處。比如我班一學生對岳飛詞頗感興趣，我建議其閱讀有關詞集與論文，該生擬寫的《岳飛〈滿江紅〉的傳播與接受》就是一個較好的選題，既有問題意識，又緊扣當下學術前沿。學生前沿意識的培養，對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師有前沿意識和前沿視野，才能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總覽全局，對學生做出積極有效的導引，否則只會是空談。

四、理論意識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尤其是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是與整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眼花繚亂的轉型一脈相承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和建設的“泥濘的坦途”中，董學文先生是一位頗具特色、頗不尋常的學者。他充滿著獨特的理論個性，其理論其思想寂寞而精彩，與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時代脈搏共振，卻又始終存在觀察的距離和批判的張力。他用心血與生命去書寫他的這個時代，他又用他的赤誠、單純、質樸和熱烈的信仰，執著得近乎偏執地去守護那個美好的“麥田”，那份越是遠離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學術生命中，在他的理論耕耘中，始終“表現出一種了不起的理論勇氣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帶著清醒的學派意識和學科建設意識，以一種始終如一的理論定力和鮮明的理論指向，實踐著對理想形態的文學理論的追求”[1]。   一、“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與思想解放   學界在回望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歷史變遷時，常常會強調文學“主體性”問題以及文學“審美”問題等對于突破之前“文藝—政治”理論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義。這固然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理論突破卻并不是由此開始的，甚至可以說，這些理論的出現本身就是前期文學理論變革的一個繼承或者變種。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結束之后，人們面對社會和人的內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問題成為當時時代的最大課題。更進一步說，如何認識“”中人性的泯滅與集體的瘋狂，認識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認識人的多樣性需要和欲望的正當性等問題，也逐漸被學界所關注。   但是“，”的理論遺產顯然已經沒有話語力量來闡述這些復雜問題，而當時的社會現實也并沒有一種寬松的環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討論。因此，學界主要從“回歸馬克思”、“重讀馬克思”，通過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的思想精髓來達到對現實歷史的批判，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溫故知新中去比較和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與失誤，而不是從外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批判，因而出現新一輪“馬克思熱”。通過這種新的解讀，來解放被窒息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闡釋效力，而西方的“主體性”理論、“審美”理論，顯然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   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和現實要求中，董學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學人，走上了理論的舞臺。他們在與時代的互動下，開啟了關于中國新時代文學理論和美學的反思與建構。以“重讀馬克思”的方式來反對僵化的文論格局，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理論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的理論選擇。這種選擇是針對之前現實社會與文化中存在著的某種“離開”馬克思（這里指離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精神與方法）的現象而提出，它試圖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時期伊始，文學創作與理論相互發現、相互應和。文學打著“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重新起步，以《傷痕》、《班主任》為開端的“傷痕文學”，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開始恢復。與文學創作并行的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從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謬論，轉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一文學觀念x，恢復現實主義真實性文學觀，使文學自身特征和規律得到重視。在這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文藝的“形象思維”問題，便不只是兩個簡單的理論命題，而是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論抓手，承擔的是文藝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這里的思想資源自然是來自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新解讀與闡釋，雖然這一過程并不長，但其中蘊含著老中青學者在那樣一個歷史破冰過程的所有艱辛與激動。   作為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董學文先生，敏銳地感受到時代大潮的涌動，早在1978年他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深入闡發來考察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發表了論文《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現實》（《解放軍報》，1978），隨后又相繼發表了《恩格斯怎樣看待文藝的真實性》（《中國社會科學》，1981）、《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文學知識》，1981）等重要論文，并不斷從多個角度，諸如悲劇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形象思維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等方面，繼續深挖經典作家的這些重要思想，陸續發表《也談形象思維》（《北京大學學報》，1979）、《談談馬克思恩格斯的悲劇觀》（《光明日報》，1979）、《論悲劇沖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學學報》，1981）、《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問題》（《美學向導》，1982）等一系列文章，為長期僵化的“左”的文論話語注入了新鮮的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成分。   “撥亂反正”總歸要回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   因之“，重讀馬克思”和“回到馬克思”當然不能單單是回到書本，也不能是簡單地復述馬克思的原話，而是要有當代性，要背負時代一切優秀的思想成果，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視界歷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讀馬克思”，是要找尋更切實的理論起點、入口和方法，糾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誤，以新的科學和實踐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境界；“回到馬克思”，則是要像馬克思那樣超越“材料的堆積”階段，循著科學的方向，提出“自己的問題”和表述這一問題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創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論。這是所謂“回到”和“重讀”馬克思的本義所在。因此，正是遵循這種發展邏輯，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很快就打開了一片新的理論天地。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說，他被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學者之一。#p#分頁標題#e#   在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深入細讀過程中，董先生獲得了許多新的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創意味的觀念、范疇和命題。這突出體現在他的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形態、方法的描述中，體現在他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社會政治經濟為邏輯起點的研究范式的變革中，體現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討并在國內形成重要影響的“藝術生產論”、“馬克思考察藝術規律的方法論”、“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關系”等具體范疇和命題中。這些文章，后來于1983年結集成《馬克思與美學問題》一書。這是中國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論命題并沒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生根發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闡釋到今日也并沒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學文先生的理論探索隨著中國社會新的歷史發展而不斷前行，卻又始終擁有自己的“問題式”。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追求創新和突破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焦慮，追求新變和拓展成了時代的一個文化癥候。諸如，學界常說的所謂“文學觀念年”、“文藝方法論年”等，似乎一年一個主題，各種思潮和方法，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但對我國學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無論是科學的還是人文的，無論是來自發達資本主義的還是來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擁而至，令人目不暇給。董學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這一焦慮并且同樣在這樣的時代中努力參與翻譯、傳播、消化、吸收、創造的文化生產過程，他先后翻譯和編寫了多部西方美學、文論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x。仔細考察他所編譯的西方著作就會發現，他這里不是“饑不擇食”地隨意展開，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論建構的宗旨，這也就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為實現新的理論建構做準備。因此，在這一譯介國外理論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終比較集中于世界各國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的理解和建設上，無論其是來自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還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其是科學主義的還是人文主義的，有了一個基本的主旨和紅線，所有的思想的營養都是可以也是應該加以吸收的。   而這一主旨和邏輯紅線，恰恰是那樣一個“嗜新成癥”的時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來”的態度。   二、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建構   “回歸馬克思”也好，譯介國外的理論也罷，其本身都是在積蓄力量，本身還不構成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董學文先生的目的，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是為了闡釋不斷變化的文藝現實和時代提出的理論命題。也就是說，隨著時代的進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科學地尋求和選擇自身發展的生長點和突破口，這是根本的東西。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建構“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開始成為理論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這個風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學文先生。   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積極地對“當代形態”文藝理論建構本身進行呼吁和理論探求的學者之一；其二，他通過切實的學術研究大大地推進了這一進程的真正展開。進行符合中國當代現實文藝與社會需要的新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建設，這是董先生文藝思想發展的自然邏輯，也是這個時代向廣大文藝理論學者提出的時代命題。董先生是其中認真從理論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諸理論實踐的人。1987年，他較早提出要“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形態”[2]，希望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要從“經典形態”走向“當代形態”。隨后，這一命題在學術界引發廣泛的討論和爭鳴，時至今日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理論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董先生不斷地在豐富和深化自己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思考y。隨后這些思考被進一步地系統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論著作《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該書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進行歷史反思和“當代形態”的具體建設。在這部書中，他初步探討了“當代形態的宏觀設定”、“當代形態的理論依據”，以及包括“主旨論”、“生產論”、“直覺論”、“文本論”等在內的七個“當代形態的微觀展現”。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本著作的作者，把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高度”[3]。這部書，成為第一部直接探討這一具有時代挑戰性命題的重要著述，成為此后很多關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理論著述的重要思想資源。當然，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它關于“當代形態”文藝學的理論思考方面，至于“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的基本的體系框架、邏輯起點與方法論選擇、基本命題及其表達、核心概念與范疇等重要問題，在這里還沒有全面地展開。   “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把它落實在真正的理論實踐中又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董學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時隔十年，他從文學理論的暢想與豐富積累中進行了切實的理論實踐，并在實踐中日益明確自己的理想的文學理論形態，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藝學當代形態論》。這部著作，基于我國百年文藝理論發展的現實，深入揭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展成就、性質特征、價值與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嚴峻挑戰和現實難題，細密梳理、深入辨析了當今世界各種文藝和社會思潮及其影響，清晰闡釋了“當代形態”文藝學產生的邏輯和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明確提出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綜合”的時代，認為這個“綜合”也是一種創造，是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可以說，這個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綜合創新”的實驗與結晶。#p#分頁標題#e#   該書主要從以下幾條線索“綜合”各種思想資源，實現了新的理論的創生：一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構“當代形態”文藝學為明確目標，實現對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學和文藝學資源，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四是全面的文藝思潮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藝發展的歷史過程，尋找建構的思想資源以及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借鑒；五是展開對文藝學學科本身的理論反思，為創立科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在此前提下，作者通過對文藝本體論、審美的能動反映與主體建構、文學的價值生成與價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藝學基本問題的系統論述和對未來文學理論的發展、21世紀文學走向的展望，具體化了關于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藍圖，終于使得學界的理論暢想變為一次實實在在的理論實踐。正如有評論者所言，該著作“在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4]。   當我們今天重新回顧該著作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傾向，它不但是董學文先生文藝理論的一個未來發展維度，也是中國新世紀文學理論學科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就是該著作的清醒的科學意識和對科學形態文藝學的追求。或者說，這其中所呈現出的“當代形態”與“科學形態”之間的內在邏輯，這一點確乎明顯地有別于“過去形態”的中國文藝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極富科學精神和理論反思意識，譬如對于“當代形態”和“中國特色”關系的辨析，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概念作為“當代形態文藝學”邏輯起點的理論闡釋，對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原理基礎上以“綜合創新”作為方法論的判斷，都是在歷史與邏輯的結合處產生的思想風暴的產物。作者不是在一種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論思考、系統的邏輯安排，更是有著異常清醒的反思意識，力圖使所建構起來的“當代形態文藝學”能夠達到科學的高度，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作為文藝科學的本來面目。這也直接開啟了董學文先生在新世紀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科學性的反思和科學學派文學理論建設的努力。   三、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科學學派的建構   “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是一項沒有止境的宏偉事業。它沒有完成時，一切都處于正在進行時。   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設迎來了又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新時期以后的二十幾年時間，西方近兩個世紀的各種哲學與文藝思想一股腦地被引入中國；本土的古典文藝理論以及現代文藝理論傳統，也獲得深入研究與拓展，這些都為新世紀文藝理論的“綜合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與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進一步催生了我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迫切心態。更為重要的是，一批與新時期文學理論一同成長，作為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建設者和參與者的學者更加成熟，進入學術研究的高峰期。我覺得，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是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可以與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黃金時期。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新的階段，取得了更為豐碩的成果。   新世紀伊始，國內學界關于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開始初露端倪。董學文先生別開生面的《文學原理》教材的問世，進一步引發國內廣泛的討論。討論的內容，除了傳統的關于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文學本質、文學價值等問題外，還包括文學理論教材書寫與教材結構、文學理論的方法與文學知識的關系、文學理論的學科特點和性質、文學理論的學科定位、文學理論與文學現實的關系、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等等。《文學原理》一書，是作者基于對當前文學現實和理論現狀的問題意識和推進性研究態度，針對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新的闡釋，是一部呈現出理論“當代性”的著作。著者貫穿于全書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就是“接著說”，即不拘于陳說，不把研究變成他人理論的大拼盤，而是帶著問題意識，質疑、清除那些陳詞濫調，分析研究創作與理論現實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實現對難題的深入開掘，講求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對真問題的發見與闡釋，乃是理論的創造與生長點。該《文學原理》對許多文學基本問題，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討，抽絲剝繭式逐層追問“為什么”、“怎么樣”，著重分析這些基本觀點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中的闡釋效力，實現宏觀與微觀互動式研究，從而使一些糾纏不清的理論難題獲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終認為，理論研究需要個性和風格，有“屬我”的創造，方能有生命力。這部《原理》處處透射出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光輝，它以開放的心態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藝思想，在理解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話語的表述。這種表述不止于簡單轉述界說，而是針對新現實新問題的創造性運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機的轉化和科學的提升。這種融合之后的創新，根本上改變了學界研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為他人話語“跑馬場”、“觀點加例子”、缺乏主體性的弊病。我曾經講過“：可以說，這是一部站在現代學術前沿，密切結合文學現實，創造性吸收前人理論成果，具有‘自己說’與‘說自己’特色、原創性很強的‘綜合創新’之著，是我國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5]十一年過去了，現在反觀這部書，它確乎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的代表作，同時它所引發的關于文學理論學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隨后取得了豐富的果實，開拓出一個新的文學理論的生長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文學理論遭遇到的時代難題與現實挑戰來看，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急劇轉型，尤其是各種視覺圖像藝術的迅速普及和無所不在，以及互聯網等新興傳媒的迅速擴張，極大地沖擊并深刻地型塑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整個文化領域尤其是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 #p#分頁標題#e#   文學的未來命運如何？文學研究還有必要嗎？文學研究如果還能存在下去，那應探討些什么問題？文學或文學理論是否需要“擴容”、“越界”？“擴”些什么？“越”向哪里？學界關于這一討論十分熱烈。但是從總體上看，或者過于糾纏于大時代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強調文學理論應該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戰略轉移”為目標，提出各種各樣的“轉向論”。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來為文學理論的困境解圍。可是，誠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所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淪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的空疏淺薄。精神一旦為這些空疏淺薄的意見所占據，理性便不能追尋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沒有活動的余地。”[6]從這樣的哲學或理論的精神實質來看，文學理論學科在新世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固然可以從文學的邊緣化中找到根據，但是，學科內部知識的斷裂和整合應當還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時代的現實與審美文化語境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理論反思，對文學理論學科性質、功能、對象、研究方法和發展規律作本體性考察，研究解決“文學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何為”，如何看待這門學科的性質等根本問題，就成了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健康發展的前提性難題。   董學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銳地感受到這一時代問題，世紀之交前后就已經開始對這些問題做具有“元理論”性質的系統思考，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對文學理論遭遇的現實挑戰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學哲學意義上的關于文學理論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這也是董先生關于“當代形態文藝理論”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必然會有的邏輯發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學科開創意義的《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所謂的“文學理論學”，也就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理論”“，它不是企圖對文學作品做出另一種解釋，而是要促使我們對文學理論話語模式的規則和運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學理論學”這一概念表明，它是對文學理論的一種反思性認識，是以思想本身作為反思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從哲學上講，就是一種“元理論”，即以理論為研究對象，研究理論的性質、特征、形成與發展規律。這里，作為具有“元理論”性質的“文學理論學”，是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對文學理論學科危機的一種科學的探究與內在性反思。   《文學理論學導論》所討論的內容，是新穎獨特而富有理論穿透力的。譬如，對“科學”概念的新解以及對文學理論科學性的闡釋，對“文學理論”命名以及學科位置的解答，對“文學理論主體”范疇的引入以及文學理論的價值主觀性與知識客觀性關系的辯證分析，以及在文學理論的“生成動力”、“理論引力”和“亞理論”等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理論的生成與轉化”內在機制的深入討論，都是別開生面，高屋建瓴，遠不是熱鬧的就事論事，或者茫然失措、四處“轉向”的研究所能比擬的。   從而，學界評價該書是“移動思維，別有洞天”。可以這樣說“，在文學理論研究面臨轉型，理論資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論生態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導論》的問世是理論研究思維方式的轉型。它形成的是一種關于解釋的解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理論探索的勇氣和有氣魄的真正的理論超越性。在‘文學理論學’這一新學科內，文學理論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都可以找到較為徹底的解決途徑”[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響下，一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理論“科學學派”，在最近十年逐漸形成了。“科學學派”的形成，反過來又將以更大的力量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良性發展x。   從思考的結果處看“，文學理論學”學科是董先生關于文學理論的“元理論”性質的反思，呈現的是一種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但實際上，董先生并非只是進行形而上的玄虛的思考，他始終將自己的思考不斷地與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相呼應，在二者的互動中把握理論實質。同時，他還努力將這種“元理論”性質的思考真正轉化為一種面對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和中國復雜文學理論現實的一種闡釋、反思與判斷能力，一種在“破”與“立”的辯證張力中實現對理想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新的建構力量。   換言之，他以構建起的“文學理論學”去檢查、辨析、判斷、審思中西方各種文學理論的歷史發展變化，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歷史財富。譬如，他據此形成了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的新思路新理解，從根本上改變常見的哲學、美學、社會學、思想史等無所不包的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模式，強調應該寫出“文學理論”的歷史，應該突出其理論性質，挖掘其中對當代文學理論建設有價值的“細胞核”y。在《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中，他也嘗試以這種“元理論”的思想成果去解讀和評判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等具體的外國文學理論主張及其得失。再如，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始終強調其立場、觀點、方法的三位統一，強調其作為思想和行動指南的意義，強調以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對歷史和現實材料z。   既然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的建設為其理論研究之鵠，董學文先生格外強調對于百年現代中國所形成的文學理論傳統和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現實實踐的經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貫穿其中的理論判斷力同樣源自他的“文學理論學”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紀初中國現代大學誕生以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轉型和現代文學理論的發生、成長、變化的歷史語境中，深化自己關于文學基本問題和文學理論自身存在的本體性反思，尤其是從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課程與教材建設的歷史圖景中，在邏輯與歷史的融合視野下，把握文學理論學科的性質、特點以及演化規律。同時，他以“文學理論學”的思考來反觀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教材對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構的真正意義{。此后，他集中力量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和價值傾向進行分析、研究和評判。在我看來，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學文先生對于“文學理論學”研究的具體運用和相關思考的進一步深化。#p#分頁標題#e#   這里，董先生對于在當前學界影響較大的一些理論主張和傾向做了重點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反思與批評，進而深入討論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審美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文學與審美的關系，以及“文學作為可以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審美意識形式”問題|；其二是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反思與批評x，牽涉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對“本體”、“實踐”的理解問題，也有關于海德格爾存在論的評價問題；既有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有將馬克思的“實踐論”與海德格爾“存在論”兩種理論嫁接形成的“實踐存在論”作為美學范式是否可能的問題；既有對中國當代美學演化路徑的分析問題，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判斷問題。總體來看，這些論爭對中國美學、文藝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這些論爭對于爭論雙方來說，都在不斷地打開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更加深入和精準。并且，這些爭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界常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非科學態度，把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拉到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來，在科學性的維度上思考各種理論和思想的價值、意義和局限性。這也是我們超越這些爭論本身所能看到的學科發展的方法論意義。   文學理論不是不可衡量的純粹主觀的東西，不是私產，它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回聲。因而，它具有相對客觀性的衡量標準，而且只有在“理論家共同體”中，各種理論與思想的真理性也才會得到敞亮，否則，所有的思考都只不過是一些瑣碎的意見而已。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希望在學術上真正實行“百家爭鳴”，這是美學和文藝學健康發展的必需的理論生態。

摘要：中學語文教師承擔著重要的育人使命，其所教授的教材內容，從廣義的角度看都屬于文學范疇。分析鑒賞文學作品離不開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最具客觀性、科學性，它既是文學作品創作的指南針，也是文學作品教學的方向盤。中學語文教師應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根植心中，并用以指導教學和實踐，這樣才能更好地幫助學生準確分析理解和評價文學作品和文藝現象，才能更好地發揮文學涵養正氣、升華境界的功能。中學語文教師還要帶領學生開展多樣的教學實踐活動，通過實踐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植于學生心中。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學語文教學；學養儲備；責任擔當；師道情懷；政治站位；文學作品；文學涵養；教學實踐

中學語文教師承擔著重要的育人使命，與其他學科教師相比較，更需要獲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滋養，其教學實踐也更需要得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強大的理論體系和高遠的思想內涵深刻地影響著人類關于文學和藝術美的判斷，指導著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分析判斷〔1〕。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文學作品才能深刻掌握作品的歷史意義、思想內涵以及藝術特征，才能使教材中的精美選文更好地實現其價值導向功能、品德塑造功能、情操陶冶功能，其審美功能和藝術魅力也才會更好的彰顯。

一、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博大精深，而以下幾點尤其重要，可視作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精髓，這也是中學語文教師尤其要掌握領會的。

（一）重視文學的政治化方向和現實意義

文學作品的作用就是它對改造現實、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也就是說，要高度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我看來，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于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現存秩序的永世長存的懷疑。”〔1〕恩格斯認為，首先，文學要承擔傳播意識形態的責任，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比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文學作品更具有正義性，因為它要解放勞動者腦力、體力的重擔，曾經的任何社會形態都具有階級的對立和壓迫，只有社會主義的文學是消除剝削階級、消除壓迫的，因此，這樣的文學作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其次，文學作品要揭示社會本質，站在歷史的角度、人類解放的角度講述現實的狀況。即便在文學作品中，作者沒有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但只要在作品中傳達了政治化的取向、揭露了社會的實質，那這部作品也已經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命題，受近年文藝學研究中“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研究路向啟示，這方面代表性的文獻如殷國明《20世紀中西文藝理論交流史論》，張進《中國20世紀翻譯文論史綱》，羅鋼《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學理論》，陳厚誠、王寧《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等。這類研究表明，百年來我國學者對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不同流派的不斷譯介、引進，并非如習見認為是移植照搬、“拿來”，而是依據本土文化資源與現實狀況，在具體的思想文化、理論實踐中，往往存在著諸多的選擇與變形處理。

如羅鋼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藝思想與西方浪漫主義的關系，指出其泛神論思想等與康德、斯賓諾莎思想的聯系及區別，從而說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義影響時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與變形。羅鋼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就是認識把握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問題。“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命題，實際上是一種“元命題”。而“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即指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20世紀初經由日本進入我國，百多年來經歷民國、新中國的不同歷史階段，在傳統文論、馬列文論、西方文論三者組成的矛盾運動過程中，幾代中國學者走出了一條進行文論體系建構的探索之路。本文擬在“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視域下，討論、考察2002年以來國內陸續出版的幾本探索性的文學理論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學理論新讀本》、陶東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王一川的《文學理論》等。這些教程，有學者概括為“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學理論教材”（方克強“后現代語境下的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文藝理論研究》）。

在進入本文論題之前，對現代文學理論教程的發生、發展，做一番簡要的歷史回顧與梳理，是殊為必要的。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實際上是中國自先秦兩漢以來兩千多年的傳統文藝理論教育，在晚清民國之際“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大背景下，和社會文化諸多領域一樣，發生現代轉型的結果。中國的文藝理論原本沒有教程，依托于經史子集諸多著作，靠士人舉子、官宦等，以之指導、評價當時的文藝現象和文藝活動。20世紀初廢八股、廢科舉后，經史著作不為所重，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宮、庠、序、學校和后來的書院、私塾中，承傳數千年的自《尚書》《周易》《周禮》《詩經》《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論教育傳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型與嬗變。要言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傳承，是通過特殊的、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教育的傳遞方式。中國古代有文藝理論教育，但不是獨立的專門的文藝理論課程的教育，而是附麗于其他的社會文化活動方式。中國古代有文藝理論著作，但不是作為講授的教程，不是作為教程編撰的。

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開端、形成，應與西方現代文藝學、中國現代文藝學的起源、發生做一定的辨析區分，以進一步明晰認識。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發生，則與現代學科教育制度在中國的扎根與建立直接相關。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進一步逼使當時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與朝廷共同發動了，最終歸于失敗，但變法期間建立的京師大學堂等保留下來。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現代教育的確立，施行現代學科教育，當時還兼有國家的教育管理職能。以此為開端，1905年廢除科舉后，現代所謂“新學堂”的大量中學、大學，便首先在我國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漢以及江浙等先進地區，如雨后春筍般的先后建立起來了。這些學校，不同于傳統的書院私塾，教授現代教育要求的各門學科課程，這直接催生了編撰現代學科教程（包括文學理論教程）的需要。民國前后現代教育制度、新學堂的建立情況，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葉文心在其研究專書中有周詳的介紹與探討。自1914年姚永樸在北京大學編撰《文學研究法》以來，隨著新式教育的發展，大批的西方文論教程開始被翻譯介紹進來，本土文學理論教程的編撰也逐漸興盛起來。在民國時期，主要有三類。最早受“中體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響，出現了一些以中國傳統文論為內容，適當借鑒西方現代文論體系的體例框架的教程，嘗試建立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此后，一些學者奉西方文學觀念如情感論等為圭臬，移植理論體系、范疇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學”興盛影響，出現無產階級模式的教程，倡揚無產階級政治功利的文學觀，開始以意識形態、現實主義、典型等為核心范疇。民國時期的文論教程，政府沒有統一的規劃要求，故總體體現了個人著述、民間話語的特點。

新中國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應大一統意識形態的要求，教育部編寫全國高校統編教材的精神，模仿蘇式文論，一些學者嘗試編撰新中國的文學理論教程。1958年中蘇交惡“，”運動開始，新民歌運動興起，文學理論也強調要自力更生。當時極“左”思潮日益擴大，隨著學生編教材的熱潮，的《講話》被直接作為教程內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了兩本文學理論教程，即以群《文學的基本原理》、蔡儀《文學概論》“。”時期，百業荒廢、文苑凋零，文學理論教程也少有進展。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使文化領域展現了豐富活躍的發展形勢，文學理論教程的編撰日益多元活躍。

以“審美論”為發展契機，出現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紀90年代，童慶炳以“審美意識形態論”為文藝學第一原理的《文學理論教程》，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前面對“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作了一番簡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日益深入，消費主義、大眾文化興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思潮日益占領潮頭，強烈影響著文學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來陸續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礎、理論面貌與前迥異的文學理論教程。指導思想，是一定理論體系的根本基礎。歷史地看，有什么樣的思想基礎，就有什么樣的體系構成、問題域、體例框架等。這方面，近年來有研究者作了專門的“文學理論的提問方式研究”博士論文，很富于啟發性。新世紀出版的幾本新著，是新中國文學理論知識體系建構的突出重圍之作。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童著《文學理論教程》，雖然有很多突破與創新之處，但其基本文學觀念終究未脫“意識形態”的框架，雖然童先生曾強調他的觀念核心是審美，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學理論教程》本質論的體系與各分論來源駁雜背景相異的理論內容之間，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與矛盾，難以形成理想的通約性與整體性。這些現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學理論教程》的過渡性。#p#分頁標題#e#

這幾本新著，在思想基礎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現論，主要理論來源包括福柯、德里達的后結構主義，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意識形態理論，喬•卡勒的后結構主義文學思想等。幾本新著標舉歷史主義、反本質主義，強調文學理論的歷史化、地方化、批評化。英美的文學理論教學，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在新歷史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下，就結束了韋勒克等為代表的本質主義理論傳統，開始了多元開放的理論追求，日益走向批評化、流派化的理論介紹。一直持續至今，陸續出版了大批該類型的文學理論著作。試參看2007年美國耶魯大學PaulH.Fry教授的“文學理論導論（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課程內容：前言；走進和走出循環解釋的方法；文本結構的閱讀；藝術作品內在自主結構的觀念；新批評主義和其他西方形式主義；俄國的形式主義；符號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文學；解構主義；弗洛伊德和虛構型小說；關于雅克•拉康的理論；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理論；后現代精神；社會性的滲透在讀者和文本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理論；政治無意識；新歷史主義；經典的女性主義傳統；非裔黑人批評主義；后殖民批評主義；酷兒理論與性別操演；文學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設；理論的終結；新實用主義；深思：現在誰不憎恨理論？此課程內容與拉曼•塞爾登的新文論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國文論教程發生這方面的變化，則到了新世紀，幾本新著的出現。

2011年6月20日，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建構”國際學術會議在四川大學召開。會議由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聯合主辦，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承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馬克思主義文學與文化理論研究中心協辦。來自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臺灣大學、臺灣南華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研究所、雜志社近250名學者參加了這次學術盛會。大會在主題“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統領下，就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中國當代文論建構、中西文論比較研究、現代傳媒、網絡文學與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等論題進行深入討論與對話，對當前我國文藝理論建設將起到推動作用。   一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討論   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依然是當前文藝學研究的重點，參會學者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關注熱度不減。高建平就消費社會和電子媒介沖擊下的藝術如何尋找新的意義進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藝術思想盡管因社會背景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卻有著自身的連續性和共同性，應該堅持一種介入的藝術觀，使美學回歸到批判的立場。金雅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民族文化建設問題的精神和論斷在當代依然具有啟示意義，應該以世界視野發展民族文化，以辯證揚棄的胸懷建設民族文化，高度重視以藝術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獨特屬性及其價值。馮憲光指出中國學界的流行觀點是只有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因而“西馬非馬”的問題一直沒有充分討論。他梳理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代表人物、主要觀點，指出西馬理論家從資本掌控著現實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現實出發來研究不斷演變的文化與文學，堅持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全面異化進行不懈批判，他們的思考和探索始終未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線。趙毅衡從符號學出發，提出一般敘述學的幾個可能的出發性課題，如虛構性/事實性敘述區分，記錄性/演示性/意動性的基本分類，敘述的復合媒介之間的互動方式等，并提出合一敘述者的基本形態，及其各種可能的變形。張永清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形態的建構做出了深入分析。譚好哲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邊界、問題與方法，對當代學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陸建德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文學修養的問題。支宇以實證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知識的合法性與象征資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過比較的方法探討了表現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共識與分歧，澄清了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   二對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討論   西方文論對中國當代文論建構影響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的爭論及其發展現狀，分析了實踐美學的主要局限，說明了在當代語境中實踐存在論美學提出的現實背景及實踐論美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朱先生認為中國當代美學走向實踐美學只是拓展實踐美學、建設和推進當代美學的諸多嘗試和努力的一種。美國學者張英進回顧了近年來有關空間、地點的社會理論并思考了全球化對國家、地區與地方等概念的影響，提出面對全球———本土流動的變化多端的風景，重新定位當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規模與不同領域內所采用的多種立場與策略。姚文放重新闡釋了文化政治的概念，從后階級政治/階級政治、微觀政治/宏觀政治、審美政治/實踐政治三個維度對其進行探討，在每一個維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內涵都可以在與社會政治概念的相互參照中得到揭示。許明指出在消費至上、GDP主義愈演愈烈的現狀下，我們的國民精神正遭受著物欲的消磨和資本的腐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千年文化需要現代化的路徑重新開啟，西方現代性的東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正面臨著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這個時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設一種新的理性立場。這種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種文化價值，是當代中國應該有的而不是已經有了的一種人文理想。陶東風論述了現代性反思之神學維度和后學維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諧共處，而是有著張力，進而全面介紹了余虹的為人為學，對余虹進行了悼念與追思。張榮翼從幾個方面對文學知識的合法性進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學知識的普適性和歷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區、民族乃至歷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則表明文學知識產生于一定歷史階段，并且在歷史的特定階段才有意義。其次，文學知識具有超越個人的學科性，同時它需要研究者的個人感受而不是純粹實驗性質的。再次，文學知識的對象是文學，可是在對文學的關注和言說中，貫穿著對于話語權力的爭奪。通過以上幾方面的分析，論者最后在文學知識的效用合法性與體制合法性的關系上進行了總結，前者是文學知識的目標，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學知識建構的基礎。靳大成以劉師培和章太炎為例論述兩人既繼承了中國學術傳統又受到西方現代學術的洗禮，追述了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歷史狀態。彭修銀論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結構張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哲學基礎的支撐張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的實踐性張力、包容吸納張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馬克思主義的差異，說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實踐論基點。劉方喜從馬克思經濟哲學的角度研究當代“符號經濟”及其中的文藝、文化，以“符號經濟”為理論焦點，揭示“符號經濟”無度擴張帶來的政治后果與生態后果。閻嘉認為在今天文學思想和理論極為混亂的語境之中，急需強調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和體制性的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及中國當代文論的母體，在全球化的今天理應繼續關注和進行深入探討。李天道認為中國古代美學的意境說注重言說的心靈性、游移性、模糊性和點悟性，傾向于意境營構的詩意性和開放性，以意境構筑的姿態強調意境構筑的張力和彈性，追求意在言外。吳興明指出在上古時期“興”主要是一種以《詩》進言的活動，其后的種種變遷系由此活動演化而來，因此，把“興”作為一個言語行為的類型來分析是一種新的研究方向。單正平認為現在的文藝學需要拋棄三個東西:體系意識，真理信仰，權威幻覺。他認為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應在五個大的領域進行:其一，中國新文學開始于梁啟超提倡的新民說與小說界革命。其二，新小說來自西方，翻譯西方小說實際是中國新小說的開端，因此，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譯交流成為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其三，與翻譯密切相關，白話文也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重大理論問題，文言與白話之爭未能受到文學理論家的重視。其四，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現代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把建構中國歷史作為自己的重大使命，現代早期小說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其五，文學批評的方法問題。#p#分頁標題#e#   三對中西文論比較及跨學科研究的討論   與會學者就中外文論的交流與共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討論，曹順慶教授的論文《中外文論比較新視野》指出了中西文學、詩學比較的學科理論合法性的問題，指出當前學界忽視了中西文論比較的另一重要維度，即:異。曹教授在發言中指出，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韋斯坦因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學文化不具備可比性。而在當前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無論是注重實證的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還是注重類同性的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二者都是從同出發，法國學派影響研究強調同源性，美國學派平行研究注重類同性。同樣，國內學者錢鐘書也非常注重“同”，用錢先生的話來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顯然，中西文論之間是有共通性的，不同文明之間具有可比性，但僅僅強調同是不夠的。曹教授指出，關于當代西方文論與我國文論之間有無可通約性的問題，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通約還是不通約?錢鐘書先生認為是可以通約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張隆溪寫了一本書《道與邏各斯》就是建立在可通約性的基礎上的。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不可通約，余虹寫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說的就是中西方文論不可通約。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對錢鐘書先生首次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錢先生只講同不講異，忽略了異是一個重大失誤。于連對錢先生的批評有無道理，這是需要我們反思的。我們應當將差異性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納入可比性內涵當中，惟此，才能為中西比較文學與文論在學科理論的高度建立合法性。我們提出變異學這樣一個概念，為中西比較詩學建立學科理論的合法性。   曹順慶教授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外文論研究如何深化，這是一個建設性的問題。其一是研究領域的更新。原來的中西詩學主要是古代的和古代的比，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做得較少。其二是中外文論影響關系的梳理及當代有關學者的理論的重要突破。其三是中國與世界學術前沿的問題。曹教授講了以下三點，一從影響研究看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的建構，指出以往學界很少將目光關注到中外文論有影響關系。如兩個大哲學家笛卡爾、萊布尼茨曾指出中國思想對西方的影響，促使了西方多種學術的方方面面的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傳統思想本來就是西方現代思想的搖籃之一，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跟中國文化是一樣的，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東西。曹教授提出，跟中國文化有影響關系的西方哲學家思想及思潮，將成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中國古代文論受西方文論的影響，這個方面案例很多。中國古代文論有論、有批、有評，但是批評兩個字放到一起是從西方學來的，我們整個從名稱到體系都是從西方來的，所以中國文學批評這門學科是建立在西方影響的基礎上的。包括從王國維到劉若愚用西方文論來批評中國文論，我們當代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來定義我們的文學，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文論作為一個普適性的東西來應用，但是，這個西方也是一個有影響關系的西方。綜上所述，當代西方文論光怪陸離，但其中不乏中國文論與中國文化的因素，探討這樣一個關系，加強對話意識，進一步清理他們之間的淵源關系加以比較，一定會有非常好的收獲。中西方的文論要求交流與對話，其中一條就是西方文論中國化。二從平行研究看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對話的意義，曹教授認為不要局限于為比較而比較，為對話而對話，而是通過對話解決世界學術前沿的問題。另外，中國文論還有影響變異，隨著影視傳媒的發展，圖像化存在逐漸取代語言文化藝術，西方學者曾說隨著圖像化時代的到來，文學即將死亡，這是希利斯•米勒說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嗎?中國古代文論并不過分地依賴語言文字，道可道，非常道的最有效方法是立象盡意，也就是通過圖像來解決語言問題。這將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直接立象，另一個通過語言描繪出來的形象，立象盡意的圖像化方法走上了一條詩性化的道路。莊子講哲學是形象化地講，中國文論走向圖像化的道路。二十四詩品更如此，通過這種比較或許可以發現圖像化時代文學起死回生的新路徑。諸如此類，皆可以打開我們進行中外文論比較研究的視野，為當代文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一種新思路。   香港學者丁爾蘇的發言《中西符號理論之溝通》指出了符號學理論在中西皆源遠流長，但在20世紀之前雙方的互動不多，20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為中西符號理論之間的對話及互動提供了可能，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的理論就可以借來研究中國文字，而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修辭學理論則可以運用于在西方正在走紅的認知科學。這種跨文化的雙向闡釋與互動正在給中西文論帶來新的機遇與啟示，對中西當代文論建設起到推動作用。鄧軍海認為我國學界許多關于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或中國美學的探討是建立在中西對立的理論預設上的，而中西對立的理論框架只是近代歷史的特定產物，現在正是對這一思維方式進行反思和質疑的時候。黃念然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人文關懷的融通與差異，指出厘清其同與異對于建構當代中國文論有重要意義。   朱志榮指出了鄧以蟄所受的西方影響及其將西方影響運用于中國傳統美學的研究，如鄧借鑒克羅齊的直覺表現來解釋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的氣韻和性靈等，并在克羅齊歷史“復活”論思想的影響下提出“境遇”論思想，激活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其目的在于最終回歸中國學術傳統，達到中西詩學相互觀照。   四對現代傳媒、網絡文學與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的討論   隨著技術對文學領域的滲透及傳媒網絡的發展，網絡小說近年來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臺灣學者侯作珍在大會上作了《宅男白日夢，都市恐怖病:論九把刀網絡小說中的戀尸癖人格》的報告，指出繼痞子蔡之后九把刀創作的恐怖小說再領創作風潮，九把刀小說中出現的暴力病態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破壞性人格。歐陽友權指出網絡文學用新的技術邏輯解構傳統的價值理念，網絡的草根情懷介入“新民間文學”的大眾狂歡，以開放的話語權解放了文學生產力，但其所導致的平庸崇拜可能顛覆傳統文學的價值、崇高與經典性，這種狀況讓人喜憂參半。文學如何在網絡時代重塑自己新的意義模式，是當代學者亟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網絡文學對價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們認識和調適網絡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單小曦從文藝學的角度對數字文學的生產類型、文本觀照、意義生產、審美向度等問題進行了初步論述，拓展了文藝學研究的疆域。陳定家指出，20世紀以來的文學發展史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文學與媒介之間存在著一種極為復雜的多重互動關系，對于作家來說，媒介絕不只是文學創作的工具和手段;對于作品及傳播來說，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貯存的載體與流布的通道;對于讀者來說，媒介也不僅僅是認識理解文學的門徑與渠道。在一定意義上說，媒介作為文學跨時空傳播的物質載體，它們既是文學生存發展的重要歷史條件，也是文學實現社會價值的主要依托，而且還是藝術理念與審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與文學長期相互依存的互動過程中，已日漸深入地由形式因素轉化為文學的內容與本質因素。此外，江偉嬌從社會意義的角度對網絡文學進行了探討，李金來則從生態學的視角對網絡文學進行批判，進而使我們充分地認識網絡文學的產生、發展與現狀及其未來走向。李明潔提出網絡寫作的發展促使文學的言語行為變異，導致了社會性言語行為廣泛而深刻的變異，“網話文”異軍突起，網絡文學引起的文學轉型已經呈現出新的“語言轉向”的征兆。#p#分頁標題#e#   本次會議立足現實，放眼全球，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既關注世界學術前沿又具極強的本土性和現實性。與會學者就以上重要論題展開充分的交流與對話，從不同角度發表各自的深刻見解，顯示了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的活力與熱情。會議所取得的豐碩學術成果將對我國當代文藝理論的建構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通常意義下，文本細讀被視作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文本細讀是語義學對文本進行解讀的重要方法和顯著特征。”文本細讀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精神”。所謂“精神”一般有三種含義:“哲學范疇;表現出來的活力;內容實質。”本文取二、三種含義，即“文本細讀”能呈現出研究對象的“內容實質”，并顯示一種“生命的活力”。“細讀”即為“表示任何以詳細研究文學作品的語義、方法、韻律、格律等方面之內，以結構為主要任務的批評分析方法”。文本細讀之方法理所當然地為現代文學教學研究者所運用，并結出了碩果。然而，綜觀現代文學的諸多研究成果，許多研究者雖然秉持了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但似乎并未遵循文本細讀的“精神”。即沒有如實地呈現出研究對象的“內容實質”，從而也就放逐了文學研究的“生命活力”，于是滑入“感性”的文本細讀層面。

一、引注混亂:“文本細讀”中的臆想性

趙樹理于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農村題材小說受到較大關注，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評論文章，如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茅盾的《關于〈李有才板話〉》，以及荃麟、葛琴的《李家莊的變遷》等等。在這之后，關于趙樹理的研究著述也往往以茅盾等人的評論文章為參考依據。但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后來的這些研究著述在參考前人成果時，無論是引述還是標注都存在諸多錯誤。

首先，引述“原文”語段錯誤百出。例如，一本為中文系學生編撰的現代文學指導用書中有一段話說到趙樹理發表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等鄉土題材小說，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這段表述是存在問題的。茅盾當年評價趙樹理小說《李家莊的變遷》時認為，該小說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而不是評價《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的》這兩部小說的。竟然還有學者把茅盾的這句評語當作是20世紀60年代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觀點，著實令人不可思議。此外，有著述引用了郭沫若評價趙樹理鄉土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的一段話，所引用的話是“我(指郭沫若)”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意義”。這段話中所引用的郭沫若評語有著明顯錯誤，首先是搞錯了研究對象，其次是引文內容不準確。郭沫若于1946年8月16日在《文匯報》上刊發了一篇評論文章是《〈板話〉及其他》，不是評價《李家莊變遷的》，文中原話是“我(指郭沫若)”被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感情”。該編著在引用原文方面錯了三處，即誤用“簡樸”“和”“新的意義”三個詞語。

其次，標注“引文”混亂不堪。所謂標注，是指標出資料的來源出處。例如，一本研究趙樹理的專著中有個頁下標注是:茅盾《論趙樹理的創作》。這兒把文章名稱也標錯了，茅盾當時寫的評論文章是《論趙樹理的小說》。一本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漫談的書中，標注茅盾的評論文章《論趙樹理的小說》一文的出處是“《文萃》1947年第10期。”這里把發表年代搞錯了，茅盾是于1946年12月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發表《論趙樹理的小說》。另有兩本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中都有個頁下的引注:茅盾《談〈李家莊的變遷〉》，《文萃》第2卷，1946年第10期。查閱研究資料發現，茅盾從沒有寫過《談〈李家莊的變遷〉》這篇文章，而寫過《論趙樹理的小說》，就發表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窺一斑而見全豹，諸多錯誤和硬傷存在于趙樹理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者的惰性心理和捷徑習慣使然，研究者雖然也閱讀了文本資料，但不是真正的細讀，更不是對“原始資料”進行的文本細讀，于是在引注方面錯誤百出，混亂不堪。

二、妄加評論:“文本細讀”中的定勢性

長期以來，梁斌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紅旗譜》備受稱贊，被納入“三紅一創”經典之列，溢美之詞如《紅旗譜》的“作者是有著很強烈的史詩意識和史詩追求的，而作者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史詩的高度”。這種從思想內容層面的評價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內容往往是形式的內容，就文學作品而言，形式主要指向文體中的語言、修辭和結構等層面。于是，若從語言修辭層面來細讀《紅旗譜》，則會發現學界已有的評價不夠客觀，并且產生評價定勢傾向。然而，直到2010年6月，標題為《〈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一文刊登在《當代作家評論》上，沖擊了一直以來閱讀《紅旗譜》的定勢模式，如該評論文章標題所示，《紅旗譜》“每一頁都是拙劣的”。這雖有夸張之嫌，但小說《紅旗譜》中的語言表述確實存在諸多問題，值得商榷。例如，小說開端一章中有段話講到主人公朱老忠在候車地方看見一個男的背身站在售票窗口處，朱老忠乍看到這個男人的形象是“長身腰，長腦瓜門兒，挺實的腰膀”，朱老忠便嘀咕了一句:“嗬!好面熟的人!”這段話意思是說朱老忠在車站里認出了20多年不曾見過的童年伙伴嚴志和。可是，20多年不曾見過的一個人背對自己站著，怎么可能會一下子認出來呢，這個情節顯然不太符合生活邏輯。文學來源于生活，然而，《紅旗譜》中像這般“非生活化”的語言表述與情節安排比比皆是，但長期以來研究者賦予這部小說的溢美之詞則多而泛濫。究其原因，固然與注重作品內容而忽略藝術形式的社會歷史批評語境有關系，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文本細讀”中的定勢思維———人云亦云在作祟，這顯然背離了現代文學應有的研究精神。

作者：范永康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體位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