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古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楚辭》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得知祝克懿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作為“文藝風云書系”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頗為高興。這不僅因為作者的這部由“話題敏感”而已“擱置”多年的書稿終于能夠問世了,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氣息,這就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因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個坐冷板凳的研究項目”的“文學”[1]也已開始被放在了一個其應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學界所審視和重視。作為曾經的導師,對該書稿的內容和其整個撰著過程中作者的種種艱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確有些話可說。   《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修改增訂而成的。書稿的實際寫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雖不敢斷言這是我國“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至少是這類研究中最早的專著之一;而在“文學”語言和文學的交叉結合研究上則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文學”是一種產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學藝術樣式,“”“樣板戲”是“文學”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著種種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學”中又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因此對“樣板戲”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一段特殊歷史,在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實際上起著上勾下連的作用,現當代文學研究要有一個完整的面貌,“文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當事者的阻力,年輕人的隔閡和冷漠,自“”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是少人問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學批評家發出了“‘’時期的文學研究幾乎還可以說是沒有展開”的感嘆,并對“這種狀況已引起文學界的深深憂慮”[1]。對“文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不少學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發出了研究“文學”的呼吁,希望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給“文學”以科學的評價成了不少學者的共識之后才開始起步的。本書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語言學博士生,正是出于對“文學”研究上“斷層”現象的擔憂,同時又深感“”“樣板戲”在語言上有著種種值得研究的獨特性,從而選擇了將“文學”中的“樣板戲”的語言風格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雖說僅僅是對“”“樣板戲”的并且只是從語言風格所進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學”研究剛起步,在總體上還十分薄弱的整個大背景上來看,那么應該說是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實際上這類研究由于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在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準備,而且確實也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因為就作者而言,實際上還面臨著一個博士論文能否通過評審和答辯的現實問題。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現在這早已不成什么問題,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和認真、踏實、嚴謹的作風而完成了這一課題。現在書稿能正式面世,能為“文學”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想在為之高興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倡導這種在科學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艱險的精神。   至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本身,也是有著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顯的特點的。   第一,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從語言形式切入,以語言事實為依據來研究“”“樣板戲”,從而對之做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也是其主要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自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開始起步,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本書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以語言運用,主要是以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為主線對“”“樣板戲”進行研究這一課題的。采取的是“從語言事實出發,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結論說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角度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正確地得出結論,對科學地評價“樣板戲”是頗為有利的。事實上從整部書稿來看,作者確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想法,其審視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語言形式特別是語言風格的本身,對其成敗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判。而這種分析、評判又決非是簡單化地對“樣板戲”語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論析。如,其中既有從“話語的審美價值”的角度出發對“樣板戲”話語的肯定,也有對“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對“樣板戲”話語“雄渾豪邁”、“壯麗肅穆”、“繁富豐厚”、“奇崛獨特”風格的肯定,同時又有對“豪放壯美有余,而柔婉優美不足”以及表現為對傳統戲曲話語“偏離”的種種“僵化雷同的模式話語”的深刻批評。這類對“樣板戲”話語的褒和貶、成和敗的評論、剖析可謂是貫穿于論著的全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評判和所下的結論,確實都是建立在充實的語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規律來說話”,務求言之有據。可以說,從整體上看,《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語言形式特別是整體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解釋和評價是準確、科學的,而透過語言問題所涉及的對“樣板戲”的評論也是辯證和實事求是的。   第二,通過對“樣板戲”話語的多角度的剖析,還了“樣板戲”的歷史真實面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所進行的研究是一種多側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注意將研究對象和思考的立場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歷史、文化條件中來進行的。論著通過考察歷史上后起的某些戲劇樣式對之前戲劇的傳承或取代的史實從而為“樣板戲”以現代戲面目的出現提供了理據性的解釋;對“樣板戲”話語賴以生成的特定話語環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對“樣板戲”形成的社會、思想基礎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對作為戲劇樣式有機組成的曲牌體和板腔體結構體式的探討則是種鋪墊,目的是為了證明“樣板戲”在結構體式上的繼承和創新。如果說上述的這些探討論述還只是語言風格研究的外圍準備的話,那么,對“樣板戲”的語言運用及其風格特點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論析則是“樣板戲”語言研究的正體部分,而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是多角度、多側面的:其中有對“樣板戲”話語運用的總體原則的揭示,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形式完全服從于內容的需要。又有對“樣板戲”各種表現風格的描寫和評論:其中既對“樣板戲”的“雄渾豪放”、“壯麗肅穆”、“繁富豐厚”的話語風格做了描寫和肯定,同時又對其中過度強化鏗鏘有力、雄渾豪放風格而違背和破壞了音律的和諧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評。既對“樣板戲”在詞語選擇、辭式運用上的某些創新之處予以好評,同時又對由于思想和語境的制約而造成的用詞、擇句、辭式上的缺少創新提出了批評。論著還在對“樣板戲”話語“偏離”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話語討論的基礎上分離出了其中的一種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并對其實質和危害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區分和批評是敏銳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正是通過上述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論析,使“樣板戲”以其真實的歷史面貌顯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書中有關“”“‘樣板戲’是打上時代烙印,負載了政治理念的現代戲,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一定審美品質的現代戲”的結論也因此而顯得立論有據,十分可信。#p#分頁標題#e#   第三,對“”“樣板戲”的基本語言風格特征做了準確、細致的描寫,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之前,在我國語言風格研究的歷史上,“”“樣板戲”語言風格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書作者在對全部“”“樣板戲”所做的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有關“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系統。在這個話語語言風格研究系統中,既包含有“樣板戲”話語的各類表現風格,也有“樣板戲”所體現的話語的特定的時代風格;既有對表現在“樣板戲”話語中的不同語體的交叉滲透的語體風格現象的關注,又有對因政論語體過度滲透所造成的不良語言風格問題的剖析;既有對“樣板戲”的整體風格的宏觀研究,也有對風格構成要素運用上成敗好壞論析的微觀研討;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論著在描寫揭示“樣板戲”的整個話語風格體系的同時,還對之做了深入的解釋,從而使得對“”“樣板戲”話語的風格體系的把握,是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對“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學的交叉性研究,因此這一研究在實際上不僅填補了“樣板戲”話語言風格研究的空白,同時也成了“樣板戲”乃至“文學”文學語言研究的先聲。   除上所說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樣板戲”話語的語言風格的研究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出版,還有著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這一研究不僅為“”“樣板戲”的,同時進一步也為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幫助。雖然《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僅是從語言運用和所具的風格特點切入對“”“樣板戲”進行了研究,但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辯證的統一。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2](P232)實際上“樣板戲”的語言表現形式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而“樣板戲”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又必須通過其語言形式才能體現出來,正由于內容形式上的這種辯證關系,使得對“樣板戲”的語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義之外,又可延伸開去,為更加全面、辯證地看待“樣板戲”并最終對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語言運用的亦即是物質性的依據,有助于對其做出科學的評價。   其次,為語言學和文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由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從事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并且這一研究在整體上看,其難度是較大的,就以“樣板戲”話語研究來說,不僅必須有著深厚的語言學的基礎和積累,同時又必須具有除語言學知識之外的對作為戲曲樣式結構體式的其他各種構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也和大多數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樣,個別章節還有進一步充實、完善的余地。   體現著探索精神的論著終于面世了,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對一個探索者來說,這應該又是新的探索和更為切實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發點,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在深入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此次印發的是調整后的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關兒童文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發展，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動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國內外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一些經驗，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學科設置問題做一番探討。   首先，從國內外設置兒童文學學科的狀況和發展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是關系到民族閱讀能力提升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   在我國國家標準GB/T13745—19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中國兒童文學”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在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中，“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下的二級學科。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也都會有若干兒童文學研究的項目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例如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分別是“中國兒歌的審美藝術與現代演進”、“現當代美國少年小說類型研究”、“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西方兒童文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等。   在美國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中，兒童與青少年文學(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編號為23．1405)是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學科門類下，文學(Literature)一級學科中，與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美國文學［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學［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國及其他英語文學［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級學科。它的宗旨在于“關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學術研究，以促進教師、圖書館員、出版者、圖書經營者和寫作者的專業工作，也包括對某個時代、某種體裁的文學研究，作家論，文學批評，以及對各種文學文本、對書籍裝幀設計者、對兒童電影的研究”。同時，還在圖書館科學(LibraryScience)門類，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級學科 下專門設置了兒童與青少年文學服務(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編號為25．0102)的二級學科。這一國家行為，足以彰顯美國對兒童文學發展、對兒童閱讀的高度重視，也顯示出了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在我國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童文學學科的存在。因此，長期以來，在實際兒童文學研究生培養中較為通行的辦法是掛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之下進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都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師范大學自主設置兒童文學二級學科、下設兒童文學研究和科幻文學研究兩個方向外，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蘭州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下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浙江師范大學還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招收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就是在現行學科制度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方衛平認為，“這一安排既為兒童文學學科在主流學術制度設計中爭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在事實上也維系了當代兒童文學學科在各項學術指標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最基本的學術體面”，但是“從兒童文學研究的內部知識構成和學科組合上看，它同樣包括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等分支領域”［1］。因此在總體定位上，筆者認為，包含兒童文學研究與兒童閱讀推廣研究等內容的兒童文學學科，應該成為“中國語言文學”(0501)或“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1205)等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   這樣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雖然不能排除兒童閱讀成人書籍和成人喜愛兒童文學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在藝術上沒有相通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現代兒童文學的預設讀者首先是兒童。在學科設置中沒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實際也就是對人生旅程中十幾年的閱讀生命的漠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IP)中，要在文學(Literature)、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兩個一級學科之下設置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二級學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美國從國家總體戰略的層面對兒童閱讀的重視程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提出的戰略目標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體系”這樣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為職業發展需要參加成人教育和培訓，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功利性目的。而學習和閱讀作為一種享受審美愉悅的過程，一種人生的姿態，當然也是一個國民素質培養、造就和提高的過程。《綱要》指出“加強美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養合格、健全的國民素質中的重要作用。   而閱讀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時美育、閱讀也是與“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等命題息息相關的。兒童閱讀能力的提升對兒童的成長，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所面臨的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從這個方面講，從與世界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兒童閱讀整體上還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屆21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鄭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在世界的景象中，屬于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學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開始了，進行著，而更多的地方，還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舊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捧在手里的，是經得起撫摸、珍惜的，書頁中飄出的味道是純正的真快樂、真智慧、真詩意的，仍舊很稀少，很零零落落。這照樣還是貧窮。所以，請注意，我們要認識‘貧窮’這個詞，我們要很真實地看著它，要繼續行動。要熱情持續，行走持續，大聲疾呼持續，大聲朗讀持續，娓娓講述持續”。事實上，閱讀習慣的養成，更多的依賴于童年時期的閱讀習慣和體驗，也仰仗于兒童文學學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閱讀而已，其實它是一門學科，應當從學科的角度認識它的作用，給兒童文學以學科的地位，對于兒童閱讀的推廣具有深遠的意義。［2］#p#分頁標題#e#   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探討兒童文學學科設置問題，有些杞人憂天，好像現有的狀況，對兒童文學的發展來講，產生的也許并不都是負面影響，就像韋勒克所說的比較文學學科中“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完全可以彌補缺少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3］。但是，從中國教育事業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學科設置和目錄常常是各個學科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對國家發展全局在教育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頂層設計”。我們在看到兒童文學學科現有的發展水平的時候，還是需要想一想，這是在兒童文學學科多么被忽視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全局來看，兒童文學學科在極少數高校取得的長足發展的同時，在絕大多數高校中，對這個第2期齊童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研究11預設讀者的年齡跨度達十幾年、對培養一生的閱讀習慣和人生姿態十分重要的學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視。這不能不說是學科設置中的一個缺憾。《綱要》指出:“加強教育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促進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實際上，兒童文學學科發展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和提升國民素質的“頂層設計”。有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名目，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學術土壤中得到良性發展，也能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環境。因此，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來，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實際發展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已形成若干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在現行的學科體制中，因勢而為，在不同高校已經取得了不同情況的長足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的學科知識系統，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出現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當代兒童文學思潮、圖畫書研究等領域眾多的研究成果。［1］   從學科知識體系建設來看，“兒童文學是具有自己獨立學科體系的，它包括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文體學、中國兒童文學、外國兒童文學、民間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學等”［4］。而學科知識的積累、學科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學術建設在視野、話題、方法、知識生產、學科推進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學位論文中也有體現，如《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1999年)、《“訓誡”到“交談”———中國新時期童話創作發展論》(2003年)、《兒童文學的童年想象》(2004年)、《兒童的發現與中國現代文學》(2004年)、《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的兒童視野》(2004年)、《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系》(2004年)、《植物與兒童文學研究》(2005年)、《中西童話的本體論比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與兒童主體的生成》(2005年)、《中國發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2006年)、《輕逸之美———對兒童文學藝術品質的一種思考》(2006年)、《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2006年)、《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研究》(2006年)、《荊棘路上的光榮———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2006年)、《成長之性———中國當代成長主題小說的文化闡釋》(2006年)、《論中國當代兒童電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視野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以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為個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與兒童文學》(2007年)、《女性創作與童話模式》(2007年)、《馬克•吐溫青少年題材小說的多主題透視》(2007年)、《格林童話的產生及其版本演變研究》(2008年)、《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2008年)、《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來影響———以安徒生童話為個案》(2008年)、《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2008年)、《中韓現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國的圖畫書》(2009年)、《當代兒童文學的十年———1966—1976年兒童文學史研究》(2009年)、《類型視野中的兒童幻想電影研究》(2009年)、《偽滿時期的蒙古族兒童文學研究———以偽滿洲國蒙古文機關報為中心》(2009年)、《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2010年)、《中國現當代幻想文學研究》(2010年)、《另一種現代性訴求———兒童文學中的圖像敘事》(2011年)、《日本兒童文學中的傳統妖怪》(2011年)、《論安徒生童話里的“東方形象”》(2011年)等。這里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個年份授予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博士論文，而沒有列舉出所有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積累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近年來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教育等各個研究方向上的廣泛而深入的掘進，已使得兒童文學研究呈現出日漸豐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趨勢與面貌。   第三，社會對兒童文學學科有很大規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這些年，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飛速發展，其碼洋在整個出版業中所占的比率越來越高，成為出版業中增速最快的業務。“中國少兒出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環比高速發展后，2010年繼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領漲’中國出版業”［5］。行業的高速發展，也對兒童文學專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兒童文學專業“畢業生大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還有用人單位已經向明年畢業的兒童文學研究生‘訂貨’了”，因為“全社會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長的相關用人單位，學校、少兒出版社、報刊雜志、影視傳媒動漫等，都急需懂得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兒童心理的專業人才”［6］。另外，《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將“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列入了語文課程的學段目標之中，并在“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中列出了“童話，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葉圣陶《稻草人》、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謠、兒童詩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爾納的系列科幻小說”等等。［7］#p#分頁標題#e#   這對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師資培養中，重視兒童文學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兒童文學和那些預設讀者并非兒童的文學是血脈相通的。兒童閱讀習慣和興趣的培養，對整個語文教學都有著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認為現在沒有把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作品來教是一個突出問題，其根源與兒童時期缺少人文性的閱讀有關。［2］   第四，經過6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開始于1979年。   方衛平指出:“1979年，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在中國當代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中首次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強在東北師范大學以學位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第一位以兒童文學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先后招收并培養了多名兒童文學博士研究生，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高端人才的培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2008年開始，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又創新地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培養兒童文學研究生。這些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也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壯大、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課程體系建設方面，2009年9月“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取得顯著成果的集體和個人，在總體上代表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   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進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顯示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積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依據《關于做好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工作的通知》(學位辦〔2011〕12號)，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學科作為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自主設置交叉學科，在教育部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信息平臺”進行了公示。根據該論證方案，我們看到該校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將進一步細化為中國兒童文學、比較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三個方面。這也是二級學科設置自主權交給高校的新形勢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2011年工作要點》指出，2011年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工作包括“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編寫一級學科簡介，編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目錄》”。但是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教研廳〔2010〕1號)，今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的二級學科目錄將不再是體現國家權力的指令性目錄，而是根據各個高校設置的二級學科進行統計匯編而成，是指導各個高校設置二級學科的參考性目錄。［8］   這既意味著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自主設置的兒童文學二級學科有可能進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但同時也表明今后我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主要還是依靠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高校的自主意識，依靠社會對于兒童文學學科的自覺、主動意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由于發展歷史等原因，在我國主要還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當中，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但兒童文學學科卻成為了這些學校的特色學科。《綱要》指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兒童文學學科的現狀其實正符合這樣的辦學要求。因此，當前，兒童文學學科既可以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9］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所面臨的重要機遇。

2021年6月，青年學者周夏的新書《拯救與困惑——中國早期電影中的女性悲劇（1905-1949）》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周夏現為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一直在女性電影研究領域深耕，2006年在中國傳媒大學取得電影學博士學位，此專著就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歷經十五年修改錘煉而成。

此論著2015年被納入了中國電影出版社的“中國電影史工程”。為了紀念中國電影誕生110周年和世界電影誕生120周年，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中國文學藝術發展專項基金資助出版了20本電影史著作，由電影史專家饒曙光和丁亞平主編。這套叢書內容涉及非常廣泛，有電影家研究、電影導演研究、電影公司研究、電影刊物研究、電影院研究、電影觀眾研究、電影政策研究等等，包括周夏女士所作的中國早期女性電影研究。

21世紀初，學術界提出了“重寫電影史”的口號，饒曙光研究員認為我們應該建構“開放的電影史觀念”，從電影文化和電影綜合性角度出發，建構新的中國電影史，在借鑒西方電影理論的同時，貫穿著立足于中國電影實踐，從中國文化傳統、中華美學傳統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從當下的新業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思路的原則。周夏女士的這本專著就是用女性主義理論、方法去觀照、審視整個中國早期電影的發展狀況，從電影的源頭系統梳理出女性與電影的互動關系，從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誕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女性電影人與電影中女性形象的歷史發展脈絡，尤其是女性在電影業的表現情態，并深入解析這個雙重命題背后的復雜社會成因，可以說是一部顯現女性問題的中國電影斷代史論，具有一定的開拓性。顯然，這部著作為解讀“中國早期電影”開辟了一個新的視角，不乏多層次多方面的啟示意義。

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側重電影史，梳理了早期電影中的女性形象模式，分為默片時代、30年代和戰爭時期三個階段，重新發現被歷史淹沒的女性先鋒電影人，并分析了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新思想和民間大眾的傳統文化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下篇側重女性悲劇論，主要分析了女性在社會歷史中的悲劇命運及其背后運作的男權法則，從生活悲劇和藝術悲劇這兩個層面闡發男性所建構的女性悲劇的審美意義及其實質。對女性從自然屬性到社會角色到女性悲劇傳統和審美效應的深刻剖析，把一種電影史、電影文化研究擴展到了哲學社會學的領域，挖掘了女性悲劇背后的社會原因，“女性苦情戲”的歷史傳統和美學表現形態，以及不同性別的接受心理。

這本學術專著把研究視野聚焦在20世紀上半葉早期電影中的女性形象，這一時期的女性形象具有特定的復雜性，1905-1949年正是中國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也是中國女性第一次解放時期，出現了一大批集中反映女性主題的電影。作者通過電影學的歷史維度、社會學的性別維度以及美學的批評維度三個研究維度，多種面向地對早期女性電影做了擴大化和開放化的研究。研究對象不僅包括攝影機前后的女性：女演員、女編劇、女導演、女制片人的研究，還包括銀幕上下的女性：女性角色和女性觀眾研究。這么全面深入地早期女性電影研究應該說是第一部。

因為作者本身也是女性，所以也構成了女性作為話語主體對電影史的一種書寫和表達，從而使這本書成為真正的女性電影史。她認為，男權社會里的女性悲劇是男權政治的產物，這也是本書所要揭示的核心要義，她在書中明確表達了探討電影藝術中的女性悲劇，最終是為了給予現實生活以觀照和反思，希望能在對中國女性電影史論有所豐富和建構的同時，也能對當代電影的女性塑造和當代社會先進的性別文化建設產生一定的啟發意義和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也是書寫“女性電影史”的最終目的。

當然，這只是“中國女性電影”研究的部分成果。自1949年至今，中國電影隨著社會不同階段的更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面對著全球化的競爭，經歷了新媒體技術的革命，逐漸走向產業化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多樣化、類型化的發展格局，而“女性命題”在這一階段的電影中也變得異常復雜，期待她早一日完成她所規劃的完整的《中國女性電影史》。

作者：趙葉珠 陳志偉 李月華 單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廈門演藝職業學院

女性學(women’sstudies)作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性解放運動,是婦女運動在學術上的集中體現,并在美國高校最先出現,迄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美國女性學的誕生與機制化過程既是美國婦女運動在學術界的滲透和延續,也是學術界對女性主義的吸納、繼承與發展。美國女性學學科機制化過程經歷了三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發展階段,即以機構建設推動人才培養、以人才培養推動課程建設和以“機構設置—人才培養—課程建設”的互動推動學科發展。本論文將探討這一過程發生的路徑、特點及其對中國女性學學科發展的啟示。

一、以機構建設推動人才培養

美國女性學研究機構的設置主要有院校和國家兩個層面。在人才培養方面以院校層面的組織和機構為主,國家層面的組織則對女性學研究起著重要的協調和信息溝通的作用,兩者都為女性學科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高校女性學系所、女性學中心的建立

1960年,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院長由瑪麗•邦廷擔任,這是戰后拉德克利夫學院的第一位女院長。瑪麗•邦廷曾任魯特格斯大學道格拉斯學院院長,是一位科學家。她常常譴責不尊重女性、忽視女性成就的社會現象和行為。為此,她到任后不久便在學院里成立了美國第一個由女學者組成的女性研究中心———邦廷研究所[1]。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1970年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學院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女性學系(Women’sStudiesProgram———女性學項目)。該系首次開設了獨立的女性學專業,設置了獨立的女性學課程,擁有獨立的一套教學班子、專門的課程設置和運行經費,并建立了由19人組成的女性研究委員會來管理這一項目。女性學系的建立標志女性學作為實體進入高校教學體系,高校開始將女性學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來進行教學和研究。隨后,美國高校如康奈爾大學、馬里蘭大學、杜克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紛紛建立起女性學研究機構。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在美國以高校為基礎的女性學(包括社會性別學)機構至少有400所左右[2]。多數以女性學項目,或女性研究中心或女性學中心(Women’sStudiesCenter),或性別研究中心命名;有些高校則成立女性學系(Women’sStud-iesDepartment)。1995年,美國高校以女性學系(department)冠名的大約有20個,許多女性學項目隨后轉為系。因為“在大部分大學,資源(特別是教師名額)、獎勵和報酬都是按‘系’劃分的,提供資金的機構只知道‘系’和‘系’所擁有的決策權,‘系’是學科最合理的建制”[3]。高校女性學項目和女性學系是以教學為主的機構,主要負責女性學課程設置,并進行學位教育。此外,許多高校還建立了女性學研究機構,主要提供教學以外的服務和活動,如開展與女性相關的性別、社會、文化課題研究,并組織相關會議和講座等學術性工作。如斯坦福大學培養女性學專業人才的項目叫“女性主義研究項目”,也建有女性與性別研究機構,名為“米歇爾R•克雷蒙性別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研究機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機分校也設有女性學項目和女性研究中心;亞利桑那大學除了建立女性學系外,還建有西南女性研究所等等。表1為美國若干著名大學的女性研究機構設置的基本情況,這些機構均成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機構均由少量核心成員與數十名相關學科的人員構成,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層次的教育教學服務。

摘要：生產和再生產的快速化在促使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誘發出諸多問題，導致消費者購買欲望降低，進而制約了地域文化的傳承與傳播。針對這一現狀，本文對文化創意領域的原型進行詳細闡述，并提出“原型驅動”的創意機制，期望能為創意設計領域注入新思路和新方法。

關鍵詞：原型驅動；文化創意；過程模型

1原型概念解析

原型，英文原作“Archetype”，意為原始方式、原始模型。兩千多年前由心理學家最先開始對原型理論研究，現在文學、人類學、語言學、藝術等眾多領域已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因受時代背景和學科特征的影響，設計領域的原型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本文在現存原型理論基礎上對文化創意原型細化與擴展。

1.1文化創意原型

文化創意領域的原型是指對設計活動具有啟發作用的靈感來源，最先由湖南大學易軍副教授（2014年）提出，主要參照認知心理學和榮格心理學的原型概念，并結合文學、藝術和建筑等應用研究進行闡述[1]，本研究以此為根本并借鑒文學評論原型概念，對其內容作具體說明。從榮格心理學角度來說，文化創意原型是傳統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被遺傳下的經驗范式無形中影響著后輩們的生活，基于傳統文化的原型設計較容易激起特定人群的集體潛意識，繼而激發人們深層次的情感產生。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原型作為區域文化的典范，擁有此區域文化的絕大部分特征，是人們被問及該地域文化時，最先聯想到的事物。在對某區域文化創意設計時，圍繞其文化原型的創意較容易被認同。基于文學領域的原型研究認為，器具、建筑、服裝服飾、平面藝術、民風民俗、工藝技法等均屬于原型的表現形式；文化創意原型的研究不僅限于事物本身，還包括背景信息、工藝流程、創作主題、形式規律、操作方式等，以上內容都可成為創意來源。由此可見，基于傳統文化的創意來源較以前更為豐富。

1.2文化創意原型特征

摘要：中國傳統節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中職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養成時期，中職語文教師可以利用中國傳統節日所滲透出的情感對學生進行人文情懷的教育，使其陶冶情操，增強文化自信。并且通過多樣的語文綜合實踐活動，讓學生了解、傳播、弘揚中國傳統節日文化，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其文化素養，努力把學生培養成有文化底蘊的現代文明人。

關鍵詞：中國傳統節日教育；中職語文教學；滲透與應用

一、中國傳統節日教育在中職語文教學中的意義

中國傳統節日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縮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生活行為層面上的真實體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保留至今的有除夕、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臘八、小年。這些傳統節日都有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顯示出其強大的文化生命力。指出，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1］。中職學生正處于少年向青年過渡的時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世界變成了“地球村”，越來越多的中職生熱衷于過“洋”節日，對于本民族傳統節日卻知之甚少。據筆者在任教的5個班級的調查統計，220名學生中知道4個以上中國傳統節日的只有28名學生，占比12.73%。有些學生倒是知道傳統節日，比如端午賽龍舟吃粽子，中秋賞月吃月餅，但對節日的來源及內涵一無所知。中職語文教學大綱也明確指出語文教學任務是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和科學文化素養，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為培養高素質勞動者服務［2］。語文學科不僅僅是一門工具學科，它更是一門人文學科。因此，對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語文教師是責無旁貸的。

二、結合教材，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

筆者所在中職學校學制三年，作為公共基礎課，語文學時被嚴重壓縮，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容在教材內所占比重也很少，僅有一些古詩詞及一小節語文綜合實踐活動中的“對聯覓趣”。即便如此，作為語文教師，筆者在授課過程中還是努力對學生進行傳統節日知識的滲透，抓住一切機會點燃學生對傳統節日的興趣。中國古典詩詞中常以傳統節日作為題材，節日是作品的背景，往往是誘發作者情感抒發的線索。一年級新生入學后不久即逢中秋，假期之前筆者適時調整教學計劃，先行講解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帶領學生一起感受蘇東坡是如何過中秋的。中職生對中秋節吃月餅，團圓很是熟悉。教學中筆者先通過師生互動暢談各自家鄉的中秋習俗，引出問題。如中秋節與哪種意象最為相關？詞中是否出現了該意象？詞作者又是如何描摹該意象？諸如此類問題的拋出，立即引發學生的興趣，他們會談及各自家鄉的賞月習俗，甚至各自家鄉不同風味的月餅。最后一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由月及人。中秋望月飲酒、吟詩懷人，這就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秋所特有的韻味。至此，筆者較為成功地把“月圓、人圓、事圓”的中秋愿景傳遞給學生。同樣，第二學期開學初抓住元宵節剛過這個契機，筆者即講解《青玉案·元夕》，通過講述詞中描述的元宵“東風夜放花千樹”“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的場景及“寶馬雕車香滿路”“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看花燈、鬧元宵的習俗，來豐富學生對于傳統節日的認識。清明前夕，筆者會和學生一起回顧小學學過的杜牧的《清明》，介紹清明節的來歷、習俗，讓學生“慎終追遠”，更為深切感受這個節日的內涵。

三、將中國傳統節日引入綜合實踐，加深學生對節日的感受每個傳統節日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和厚重的內涵，讓傳統節日進入語文課堂，是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提高學生文化素養的一個重要途徑。第一，在傳統節日到來之前，筆者會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設計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活動主題。比如，在第一學期末寒假前，筆者會圍繞教材里的“語文綜合實踐活動——對聯覓趣”講解對聯的起源、發展演變等相關知識。根據學生的現有實際水平，搜集一些景區名勝、老字號商店古今著名對聯，品味欣賞這些對聯語言運用的技巧；分析上下聯是如何相對的，其精巧之處在什么地方；同時結合這些對聯的出處、作者等情況，領悟對聯與建筑物的特點、功能以及主人身份、情趣等之間的關系。春節假期要求學生回家收集左鄰右舍的春聯，開學初班級內交流。筆者把傳統節日教育貫穿于第一學年始終，隨著季節更替適時讓他們了解中秋賞月、重陽孝親的厚重內涵，清楚春節貼福、貼春聯、給“壓歲錢”的傳統習俗。第二，在“誦讀經典古詩，弘揚傳統文化”的語文實踐活動中，開展節日詩詞朗誦會主題活動。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吟誦傳統佳節的詩詞歌賦，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筆者要求學生在節日詩詞朗誦會上所選的詩詞歌賦都必須與中國傳統節日有關，比如，王安石的《元日》（春節），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元宵），杜牧的《清明》（清明），文秀的《端午》（端午），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七夕），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秋）［3］，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李清照的《醉花陰·重陽》，等等。要求在朗誦會上誰選得多，背得多，加以獎勵。學生通過收集背誦學到了很多詩詞歌賦，不僅滋潤了他們的心田，陶冶了他們的情操，提高了他們的文學素養，而且通過詩詞朗誦，他們能更深切地感悟到傳統節日的厚重內涵及更好地進行文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