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席在黨的五中全會中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這是我國出版行業的機遇，也是挑戰，因此，科技期刊的改革和轉型勢在必行。本文從科技論文大量外流的現象著手，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導致的后果，梳理了近兩年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意圖分析政策導向的改變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科技期刊應對深化改革時采取的措施。

關鍵詞：科技期刊；論文外流；政策導向；期刊改革

2016年，主席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1]這使得我們將目光聚焦到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上來，更有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科技論文外流現象的原因。如，劉麗英等認為我國110個學科論文外流造成的文獻經濟總損失量為7.33億元，其中農業工程領域論文外流導致文獻經濟損失總計為667萬元[2]。董建軍對我國學術論文的流失現狀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優質稿源流失問題的根源，并提出了對策[3]。王澤蘅研究發現中國論文外流數量比日本多、兩國間數量差異逐年增大[4]。劉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國科研論文外流的數量、質量和學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簡要分析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導向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影響。

一、科技論文外流現象及損失

截至2019年底，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為4958種，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但是，中國SCI收錄期刊僅占全球SCI論文總數的1.72%。2010—2019年間，中國作者發表了SCI論文275.5萬余篇，其中只有2.2萬余篇發表在中國SCI收錄期刊上，僅占8.10%[6]。科技論文的外流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論文質量也都較高。中國作者發表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2.83，同期全球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4.11[6]。其中被SCI收錄論文數量最多的學科分類為：基礎學科、應用科學等，而這些學科大多數涉及我國的高尖端技術領域，國家在這些領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經費，這不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問題，還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國有資源外流。

二、科技論文外流的原因

國內大量優質論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兩點。

據《2016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和《2017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公告的數據可知，我國出版的自然科學、技術類等科技期刊已達5014種，國際論文被引用頻次、高被引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指標都有所提升，我國科技期刊進入到了學科覆蓋面齊全、學術水平和影響力不斷提升、期刊各項事業不斷進步的新時期。雖然我國科技期刊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和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還不是期刊強國，在出版質量、時效性、學術水平及刊網融合等方面與國際商業期刊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對我國科技期刊現階段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提高學術水平的途徑，以期為我國科技期刊發展提供參考。

1我國科技期刊發展存在的問題

1.1學術評價單一，學術導向有待完善

2006—2016年我國作者作為第一作者發表的SCI論文統計,可見我國作者在SCI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把在SCI、EI等上增加了我國科研成果的國際顯示度和影響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國科學技術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在目前的學術評價中，存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學術機構唯SCI、EI馬首是瞻的局面，把是否在SCI、EI上發表過論文作為績效考核、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甚至“一刀切”式的對發表SCI、EI論文做硬性要求，這就造成大量優秀論文流失和科研經費浪費，威脅中文期刊的生存。在國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過分依賴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指標，以影響因子論英雄，評價體系單一，忽略期刊自身學科屬性和社會效益，導致大量辦刊人忘記辦刊初心，把提高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等指標作為辦刊指南，被學術評價機制牽著鼻子走。

1.2大而不強，辦刊水平有待提高

截至2017年，我國出版的科技期刊已達5000余種，期刊規模在不斷擴大，已是名副其實的期刊大國，但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我國2008種科技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平均值為0.628；在2007—2017發表國際論文累計超過20萬篇以上的國家（地區）共有21個，按平均每篇論文被引次數排序，中國僅排在第15位，面臨數量多，但學術水平和整體實力與世界水平有較大差距的問題。而且，我國科技期刊多附屬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多處于本系統中的邊緣地位，在資金扶持、人才培養、隊伍建設和發展規劃上不夠重視，分散、弱小、實力不強、集群化發展和規模化經營程度不夠是當前的現狀。

1.3刊網融合不深入，轉型升級有待提升

據《2016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和《2017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2]公告的數據可知，我國出版的自然科學、技術類等科技期刊已達5014種，國際論文被引用頻次、高被引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指標都有所提升，我國科技期刊進入到了學科覆蓋面齊全、學術水平和影響力不斷提升、期刊各項事業不斷進步的新時期。雖然我國科技期刊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和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還不是期刊強國，在出版質量、時效性、學術水平及刊網融合等方面與國際商業期刊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對我國科技期刊現階段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提高學術水平的途徑，以期為我國科技期刊發展提供參考。

1我國科技期刊發展存在的問題

1.1學術評價單一，學術導向有待完善

2006—2016年我國作者作為第一作者發表的SCI論文統計（見圖1）[2],可見我國作者在SCI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把在SCI、EI等上增加了我國科研成果的國際顯示度和影響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國科學技術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在目前的學術評價中，存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學術機構唯SCI、EI馬首是瞻的局面，把是否在SCI、EI上發表過論文作為績效考核、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甚至“一刀切”式的對發表SCI、EI論文做硬性要求，這就造成大量優秀論文流失和科研經費浪費，威脅中文期刊的生存。在國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過分依賴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指標，以影響因子論英雄，評價體系單一，忽略期刊自身學科屬性和社會效益，導致大量辦刊人忘記辦刊初心，把提高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等指標作為辦刊指南，被學術評價機制牽著鼻子走。

1.2大而不強，辦刊水平有待提高

截至2017年，我國出版的科技期刊已達5000余種，期刊規模在不斷擴大，已是名副其實的期刊大國，但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我國2008種科技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平均值為0.628；在2007—2017發表國際論文累計超過20萬篇以上的國家（地區）共有21個，按平均每篇論文被引次數排序，中國僅排在第15位，面臨數量多，但學術水平和整體實力與世界水平有較大差距的問題。而且，我國科技期刊多附屬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多處于本系統中的邊緣地位，在資金扶持、人才培養、隊伍建設和發展規劃上不夠重視，分散、弱小、實力不強、集群化發展和規模化經營程度不夠是當前的現狀。

1.3刊網融合不深入，轉型升級有待提升

當今時代，隨著電子信息產業的迅速崛起，人們的閱讀習慣和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傳統期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樣也在面對著更新一輪的機遇。為提升期刊的國際影響力，眾多期刊進入SCI等國際知名索引，其英文題目、英文摘要及關鍵詞作為檢索的重要環節，也直接影響了期刊被檢索的準確度和被引用率。作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重要環節，英文水平的高低從側面顯示了文章的質量，也反應了整本刊物的水平。文章從期刊編輯的角度，對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提升科技期刊質量提供可行的參考途徑。

一、影響因素

(一)作者。作為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最根本因素，作者的教育程度、科研水平及寫作能力都是不容忽視的。良好的教育程度是影響科技論文英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這也與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寫作能力息息相關。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所提供的是基礎，寫作能力則是濃縮、提煉、表述和總結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優秀的寫作能力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有些作者有著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自身學術水平較高。但受個人寫作能力限制，或者英文水平限制，無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地用文字表述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章的質量。而一些作者的寫作能力雖然不錯，但受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制約，或者不通曉科技論文的寫作規則，寫出的文章沒有科技論文的語感，影響了文章的整體水平。應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把自己的經驗和研究成果用簡練的語句總結出來，提煉精進，避免贅余和口語化表述，使文章更符合科技論文的要求。有了良好的寫作能力，也仍需英文寫作能力的支撐。英文不是簡單的從中文到英文的轉換，而是要根據語境和科技論文的要求進行轉譯，切不可生硬直譯。應注意第三人稱、科技論文常用的詞匯和時態的使用，保持行文通暢，語法準確。注意中英文差異，從行文差異、語法結構等方面考慮英文的行文和句式，以表達清晰、流暢為主。英文的參考文獻也是影響文章質量的重要因素，應引用得當，盡量選取可信的一手資料，以提升文章的研究價值和參考價值。英文的原版資料更具有參考價值，在引用時應盡量選用原文，而不是只看轉譯或轉引的資料。

(二)編輯。除作者外，一篇好的文章也離不開編輯的貢獻，好的編輯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雖然不直接參與文章的創作，但編輯在編排和文字處理上可以依靠編輯專業知識和文字處理技巧，幫助作者對英文部分進行加工整理。作為編輯，拿到一篇文章，首先要對其進行整體判定，根據具體情況設計編修方案，以確保文章的英文質量。部分作者不重視英文摘要，會選擇用翻譯軟件一鍵轉換，也會出現一些詞不達意的現象。翻譯軟件雖然在專業詞匯上有一定優勢，但不了解中英文的語句結構的不同，翻譯較為生硬、機械。翻譯軟件容易因為程序化斷句，把不相關的詞語拼湊在一起，翻譯出來的文字也就與原文相去甚遠了，這就需要編輯對英文質量進行整體的把關。其次，科技論文對詞匯和語法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編校時需幫助作者進行核對。由于科技論文專業詞匯較多，涉及的專業性較強，所以進行修正的時候要保持與作者的溝通，避免發生偏差。編輯科技論文需要較高的科學素養，對一篇文章的內容應有清晰的判斷。英文編輯的英文水平雖然較高，但科技論文的專業詞匯偏多，專業科技英語的應用并不一定熟練，需要在關注英文的基礎上，注意科技論文的特殊性，表述應簡潔客觀。再次，英文參考文獻也需遵從國家規定的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不可缺失必要的著錄項目。編輯需認真進行核對，填補缺漏，同時要確保參考文獻的真實性和合理性。

(三)溝通和交流。文章的成功與否與作者和編輯的溝通也是密不可分的。適當的溝通交流有利于理清文章的脈絡，使文字通順，也可以提高專業性和準確性。對于編輯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對文章的準確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與作者的交流，避免誤改、誤譯英文摘要。編輯的工作依附于作者及其作品，工作的創新性也離不開作者及作者本身[1]，因此更應注意與作者的溝通交流。

二、結論與建議

(一)堅定文化自信，做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做好一本期刊，尤其是一本英文科技期刊，就要首先有自己的“底氣”，樹立良好的辦刊信念，從精神的層面先做好“走出去”的準備。打好思想基礎，明確目標和方向，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出版方向，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在堅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綜合學習中外辦刊理念的精華，遵循國際編輯出版的要求和規范的同時，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辦刊道路，建設符合新時代新需求的英文科技期刊，為推進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做出貢獻，努力向通往出版強國的道路奮進。

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這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7］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8］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可以說，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期刊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在論文的撰寫以及發表方面本來屬于近水樓臺的人，但其結果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學術人生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困境，期刊編輯能否突圍?又應該怎樣突圍?

一、引言

作者自稱語作為學術語篇互動元話語的一個重要子項，是作者表達研究立場和態度時高頻使用的元話語資源，關系到作者主體性身份的顯現程度。作者自稱語之中的第一人稱代詞得到語言學界的高度關注，諸多研究探討了其在中外學術語篇中的使用情況，如彭芹［1］等對比了中外巖土類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稱代詞，發現國內期刊鮮見使用第一人稱，提醒相關學科的學者和編輯予以重視。李民［2］等考察了中國學者與英語本族語者在學術論文中對第一人稱代詞使用的異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稱代詞的復數形式凸顯團體屬性、后者多用單數形式強調研究獨特性和新穎性的結論。高霞［3］基于可比語料庫研究發現中外學者間第一人稱代詞的使用差異顯著，但差異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稱語作為一個整體得到的關注則少得多。不同的學術團體會以其獨特的方式進行交流和互動，跨學科語言差異正逐漸成為學術英語研究的新熱點［4］。經濟學學科論文摘要是否呈現相似的特點？這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有鑒于此，本研究嘗試考察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稱語的使用情況，探索并闡釋其共性與差異。基于語料庫的定量統計和對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1．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別使用哪些自稱語？頻數是否有差異？2．所體現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異？有何差異？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語料采集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自建兩個小型英文語料庫：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語料庫（簡稱CNC）和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語料庫（簡稱USC）。前者語料選自國內經濟學頂級期刊《中國工業經濟》，后者語料摘自美國經濟學頂級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為了保證較好的可比性，兩個語料庫只收錄上述兩個期刊同一時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隨機抽樣的50篇英文摘要組成。語料庫的庫容方面，CNC為15092詞，USC是6502詞，可見平均篇幅上，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遠超美國，高達2．3倍之多。有鑒于此，統計節點詞頻數的時候，本研究不但報告其觀察頻數，也列出每萬詞中出現比率的標準化頻數，以保證可比性。使用Antconc軟件，分別在兩個語料庫中檢索各類作者自稱語：第一人稱復數詞“we、us、our”、第一人稱單數詞“I、me、my”、第三人稱詞“theauthor（s）”、物稱詞“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對于作者自稱語缺省的情況，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則表達式檢索被動語態，其次通過人工方式識別語義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類自稱語的頻次數據繪制成表，進行橫向、縱向比較，并通過觀察索引行進行分析、解讀。

三、結果與討論

（一）作者自稱語的種類與分布

表1統計了兩個語料庫中作者自稱語的種類與頻數。從中可以看出，就自稱語總數而言，CNC語料庫的觀察頻數高于USC，但是標準化頻數呈現迥異的結果，中國經濟學期刊中的作者自稱語總數顯著少于美國（153．1：259．9）。作者自稱語是構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國作者缺乏對其充分的利用。另外，從表1亦可直觀發現三個基本特點：1．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稱型作者自稱語（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則主要采用第一人稱代詞（如We／I等）；2．第三人稱代詞（如“筆者／theauthor（s）”）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未出現；3．在作者自稱語“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異顯著，標準化頻次比為29．8：4．6，中國遠高于美國（近6．5倍）。中國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這種物稱型自稱語，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物稱符合學術語篇要求的公正、客觀和嚴謹，也符合國內期刊論文摘要寫作規范。美國同行廣泛使用第一人稱自稱語，則源于第一人稱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暢的優勢，有助于簡明扼要地闡述原作的內容。另外，中國學界傾向于認為第一人稱顯得主觀，影響學術結論的客觀性，而美國學者相信第一人稱不僅不妨礙學術語篇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銷自己的成果和觀點，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編輯、同行和讀者的認可，增加自己論文被同行檢索、下載和引用的機會。此外，美國作者將論文視為辯論性語篇，需要雙向的互動、參與和介入，因而在眾多作者自稱語中，第一人稱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稱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稱語，既無第一人稱的“高調”也無物稱的“低調”，理論上比較符合中國學者的心理，而語料庫數據證實第三人稱不僅被美國作者遺棄，也未得到中國作者的青睞。作者自稱語的缺省是依靠被動語義結構來實現的，如例1。被動結構的優點是簡潔明了，豐富句式，結構緊湊，信息密集，便于體現學術語篇的客觀性。但是，過度使用會造成摘要行文單一，句子變得冗長且缺乏活力，影響文字經濟性和可閱讀性，如例2，為了缺省作者隱藏身份而強行使用被動語態，反而造成句子頭重腳輕，傷害了摘要的可讀性。而且，頻繁地以“去人稱化”的方式隱匿作者會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導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響論文在學術話語社區的宣傳和推銷。中國學者表現出的對被動語義結構的濫用和誤用，非但不會增強學術語篇的客觀性和嚴謹度，反而違背了在學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稱語以物稱為主（占57．1％），輔以第一人稱復數自稱語（占23．4％）和缺省自稱語（占19．5％）；在美國方面，作者自稱語中，第一人稱占絕對統治地位（89．9％），其中以復數為主，亦不乏單數。特別指出的是，第一人稱雖然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有使用，但是頻次差異顯著（248：21．5），美國遠高于中國。此外，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未出現第一人稱單數自稱語，而在美國方面，第一人稱單數的頻次甚至高于物稱（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稱語在學術語篇中具有相異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稱自稱語體現作者敢于彰顯自己的權威和自信，勇于凸顯自身學術貢獻，不回避自身的學術責任；其中，第一人稱復數能體現較強的作者參與度和貢獻度，第一人稱單數更是展示作者權威和信度最強有力的標志語。在凸顯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稱效果稍遜于第一人稱。物稱即非人稱或以抽象實體指稱，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質是隱藏作者身份，意在強調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借助被動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稱語缺省情況，其實質是使作者回避，讓作者徹底隱身，以期獲得研究客觀性的認同。也就是說，表1數據揭示了一個道理：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隱藏，甚至徹底隱身，但是通過少量的第一人稱復數得到一定的“曝光”，卻未曾通過第一人稱單數得到強烈的凸顯；而在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強烈地凸顯。這種巨大差異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和中庸之道，個人不喜歡出頭、冒尖，慣于隱藏身份，一般不高調宣示個人貢獻，而西方文化奉行個體主義，認為個體身份高于群體身份，強調個體，重視個體獨立性、個體責任。因而，相比中國，西方學者在學術語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稱表明自身立場、態度、自信和權威，強調自己的學術貢獻和學術責任。這一點在中美第一人稱單數的使用頻次差異上得到充分的印證。表1顯示，第一人稱復數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有出現，起到了凸顯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體現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異？本研究繼而進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

摘要：中學階段是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美術教育作為人文學科課程對學生的成長起到了重要的潤澤作用。在新時代“文化自信”語境下，教師通過傳統民間美術教學可增強學生的文化認同感，為學生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詞：文化自信;中學;美術教學;民間美術

“文化自信”是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創新化的現代社會中，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價值的肯定。

一、新時代新語境，民間美術彰顯文化自信

我國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當今多元文化發展的今天，亟須傳承、發展優秀的傳統文化。這種文化自信的培養，應在民族傳統與文化的土壤中挖掘資源，同時要在基礎教育的實施中傳播，才能發揮影響人的作用。中學階段是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美術教育作為人文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傳承文化的重要使命。民間美術是人類文化最早的載體之一，承載著人類情感思想的傳遞，彰顯著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與人們智慧的結晶。在文化不斷交融的今天，民間美術教學有助于學生積極參與文化傳承，并對文化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挖掘教學資源，提升民族文化認同感

民間美術是基礎教育階段美術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的民間美術課堂教學方式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參與度不高，導致部分學生傳統文化意識較為薄弱。同時，以往的美術課堂教學過于注重讓學生掌握相關的知識、技能，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不夠重視。一些民間美術未能結合時代特點融入新時代教育，導致部分學生對傳統民間美術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對其蘊含的歷史背景、文化深度、民族情感缺少深刻理解。中國民間美術種類繁多、寓意深刻，富有文化底蘊，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年畫、剪紙、泥塑、扎染等。民間美術最大的特點是地域性、民族性，同樣的表現形式處在不同的區域，所呈現出的造型各有特色。因此，它蘊含著豐富的教學資源。課程資源的挖掘與整合是民間美術教育的核心，教師在教學設計中應從教育目的、學生身心發展狀況、課程性質出發，選擇符合地域特點的教學資源，提高學生的審美素養，使學生感受文化傳承，從而潤物細無聲地加強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一、從學校出發

校園文化建設要“以學生為主體”。中職學校以“就業為目的”只注重學生技能能力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校的德育教育應與社會接軌。

⑴邀請各界專家、學者開展專題講座，如請煙大的教授講人的禮儀與事業；請企業成功人士講創業與自立自信等。通過講座讓學生提高思想意識，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樹立正確的職業生涯藍圖。

⑵根據不同的專業，定期開展各項學生技能比賽。讓學生真正的“忙起來”在比賽中調動學生增強學生的責任心、學會與他人交往、團結協作、集體榮譽感等。

⑶開展職業素養教育，模擬面試場景、工作場景等，讓學生了解什么是職業道德、什么是職業技能、什么是職業行為、什么是職業作風和職業意識等方面的內容。

二、從家庭出發

一個人性格的形成，與家庭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中職生年齡15—18歲，正處于青春關鍵期，心理年齡與實際年齡的不相符和對事物認知的片面性，使其判斷力很容易出現偏差。因此父母要在生活中給予正確的引導，父母是孩子德育教育的第一任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