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在《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一書中認為，現代工業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后工業階段。后工業社會是以服務為基礎的社會，最重要的因素并非體力勞動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國當代的文化生態正處于轉型時期，國內現代商業社會產生并流行的文化類型，以現代信息傳播和復制技術為手段，以工業化、模式化為生產方式，以大眾傳媒為主要載體，以都市消費大眾為對象，是一種娛樂性、休閑性的消費文化。   一、文化消費時代的特征   文化消費是指用文化產品或服務來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一種消費。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文化消費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文化消費呈現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眾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現代消費社會中，文化作為一種“產品”，它的生產已經不是單純為了文化本身，而是為了迎合、滿足社會對文化的消費欲望，消費成了生產的原動力。消費社會關注的是商品符號價值的消費，即如何賦予商品更新奇更豐富的符號與概念。“消費社會的理論展現了社會形態從生產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費為中心的模式轉變。”〔1〕伴隨這種變化的是人們消費邏輯和消費態度的變化，“個體越來越傾向于這樣理解幸福的感覺:主要根據他們的消費水平相對于高消費層次的距離”〔2〕41。當今，消費社會已經從以商品形式占主導地位進入符號形式為主的時代，消費不再是一種物質的、純粹的經濟行為，而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符號消費的文化行為。人們的購買行為、消費行為不單純是為了產品的實用，而是關注形式與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種經濟和聲望的象征。文化消費也日益成為一種標志和符號。   多樣化的后現代文化需求促進了文化生產的多樣性，生產力的發展也實現了文化的批量生產和目的性生產，文化被貼上商品的標簽并與身份、地位、品味等聯系在一起，這種“商品”的批量生產與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降低了自己的層次，這樣，所謂商品附加價值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隨之貶值，困境由此產生。“在消費社會里，消費的目的并非以商品為對象，而是消費商品中所蘊涵的符號價值。對商品的符號價值的消費構建了新的文化認同方式，引發了具有消費傾向的文化認同感。”〔3〕人們關注的不再是獲得物品，而是通過消費實現自我、文化認同以及社會關系的意義。換言之，“我們是通過我們購買的東西和我們賦予所獲得的商品與服務的意義來定義我們自身的”〔4〕456。“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5〕9。生產本身就是消費，文化的生產需要原料，而在后現代社會中，文化消費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種物質形態。這時，“文化”已不是特定階層或少數貴族成員所占有，而是社會各個階層都能獲得。“批量”的速度性與“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費的步伐，人們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質，卻又發現自己始終處于文化精神的邊緣。文化身份蛻變為消費價值，消費者不知不覺中成為商品消費的犧牲品。后現代社會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樣特征，而經濟全球化以及傳媒技術、立體音像的飛速發展又使文化面臨單一化的挑戰。   二、后現代消費時代的文化特征   消費社會是生活同質化與多元化并存的社會，也是信息社會和高科技社會。消費主體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現代文化消費體現為人們的追求和社會理想行為標準不再是工作或勞動本身，而是以消費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思想卻愈加平面化和淺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異化。后現代消費社會將文化商品化和市場化，文化不再依據其內在的精神價值為讀者所欣賞，而成為可供消費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樣，成為具有可銷售性和可展示性的眾多商品的一類。正如杰姆遜認為，“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距離正在消失。   商品化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在成為商品”〔6〕162。這意味著后現代主義文化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費品。金錢和消費的邏輯滲透到文化市場的各個角落，充滿誘惑的廣告就成為世界性的言說方式，主宰著人們的消費理念和消費動機，影視廣告在編織生活美好圖景的同時，也將人們帶入心甘情愿的消費時尚和承諾夢想生活的超真實中，整個社會引誘消費者成為“上帝”而順理成章使金錢和消費變作社會的統治力量，從而演繹了整個社會濃厚的功利主義氛圍和拜金邏輯。“消費社會導致了人的本質的歪曲、社會等級結構的變動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費和無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隸;在貨幣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條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嚴和價值方面的等級化。”〔7〕消費文化的拜金主義傾向掩蓋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消費文化使人產生錯覺，以為主體與客體、個人與其消費的物之間已經融合無間，這種認同表明個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費文化提供給異化現實中的人們一種文化認同的假象，以此掩蓋現實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與感官愉悅。商品拜物教和消費至上的原則導致了文化價值的混亂與匱乏。   當消費而不是精神成為社會的主流，金錢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號象征成為人們生活的惟一意義時，價值的混亂就不可避免。極度生產以及資源耗費，強大的消費主義不斷刺激消費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機，也使人類在當代物質過剩中處于精神的貧乏狀態。消費文化不僅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也使整個社會文化轉向享樂主義。各種娛樂節目、無厘頭影片蜂擁而至，張揚著感官的愉悅與欲望，空洞無意義的內容大行其道，層出不窮的是形式上的花樣翻新、搞噱頭、娛樂至上。當“玩”和“樂”成為社會的文化思潮時，也意味著整個社會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傳統文化價值的合法性危機。   再次，文化消費的一元話語。后現代社會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導綜合性、無主導的文化。在后現代文化消費語境中，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模糊，各類文化不斷走向融合，體現了文化一體化世俗化的傾向。“如今，休閑、娛樂與文化已交織在一起，文化活動與娛樂活動已不再被完全分離開，同時，商品消費和文化消費也融合在一起，業余時間被視為文化、消費與娛樂合而為一的時間。”〔8〕126傳媒的迅速發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權，文化消費的一元話語滲透于社會的各個方面，大眾文化不斷從價值層面馳入游戲層面，在虛無主義和低俗游戲中消費感性，并甘愿被傳媒的一元話語所支配。#p#分頁標題#e#   三、文化消費時代的文學理論話語轉型   后現代文化消費甚囂塵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斷化，精神領域的貧瘠化，文藝表現力的匱乏，視覺影像造成的沖擊都使文學理論的原有價值不斷遭遇解構和危機。文藝為了生存而淪為商品，逐漸喪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邊緣”話語的非體系性、反本質性也對文學理論提出新的挑戰。文化消費時代文學理論話語也經歷著選擇與變化，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文學理論的話語選擇。處于后現代文化消費時代的文學理論，其研究范式業已發生變革。   文學理論不僅滿足于基于當代文化發展的純理論建構，已深入到對文化消費的研究。國內學者運用文藝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從文藝消費的研究進入文化消費尤其是大眾文化的研究，運用后現論和文本批評方法對媚俗、身體化、視覺化等消費傾向進行文化解讀。文藝學視角的研究從某一角度進行深入分析，試圖挖掘文化消費表象之下的社會文化根源，并較多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精神，明顯地表現出對當今文化消費現狀的憂思與反省。關于消費時代人文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有學者提出實現知識分子精英立場的合法轉變，在意識形態層面消解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集權意識，打破經院文化獨尊局面。人文知識分子應該主動進入大眾傳媒，發掘大眾文化、民間文化的價值資源。   實現單一的精英話語向精英、公眾話語的滲透、融合、交流與互動〔7〕。這些對消費理論的研究和大眾文化的思考展現了文學理論的發展已走向自覺之路。   其次，文學理論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在反觀自身的體系建設的同時，也在密切關注文藝實踐的動向和問題。在消費主義和商品拜物教的沖擊下，原有的文藝體制運轉曾失效，純文學陷入尷尬的困境，文學理論批評界都在探索文學的出路問題。1993年開始的關于人文精神的論爭更將消費時代文學去向何方的討論推向高峰。論爭的實質在于，如何面對和評價文化消費時代出現的新現象，以及知識分子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進行自我定位與身份認同。錢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學論”，旨在弘揚人文精神、倡導人文關懷的初衷。這一文論始終立足于重建文學藝術的價值和精神，他說:“新理性精神是一種以現代性為指導，以新人文精神為內涵與核心，以交往對話精神確立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建立新的思維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這是以我為主導的、一種對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實施兼容并包的、開放的實踐理性，是一種文化、文學藝術的價值觀。”〔9〕13學者們還對消費社會中傳統文學與美學的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進行了批判，對消費和消費主義進行了激烈抨擊，認為“它們‘不斷地引發自然、社會和文化上的各種生態災難’，造成了文學的‘單向性化’。在此情況下，文學應當有對于消費時代的‘切實的生態關懷’，應當實踐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結合統一，為人類營造一個‘綠色的精神家園’”〔10〕。這些爭鳴都展現了文學理論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義的情懷與努力，以及試圖重塑社會啟蒙者的身份追求與理論嘗試。   再次，文學理論的話語轉型。9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理論界出現了諸多復雜的變化，處于后現代文化消費的文化生態語境中，文學理論界切實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費的主導地位，在傳媒的迅速發展下，傳統的文化構成發生了重大的變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逐漸消泯界限。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導致消費主義理念滲透各個方面，表現為文化間的沖突與融合不斷加劇。文學理論在此階段做出了各種理論話語探索，擺脫被邊緣化的身份，以融入社會現實的發展以及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文學理論界開始廣泛關注大眾文化的崛起及其對當代文化的影響。學者們比較客觀地評價大眾文化，從單純地批判大眾文化的媚俗性和商業性轉向探討大眾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導和提升大眾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種文藝思潮、流派不斷引進的同時，如何擺脫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話語，“文論失語癥”一度成為理論界討論的熱點，由此引出當代文論體系的建設、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及全球化時代如何建構有中國文化特質的文學理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討論都表現了文學理論的話語轉型，以及學者們對文學理論現狀的反思，也顯示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體用等方面的文化沖突。隨著90年代后期社會重大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文學理論界進入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學者們走出文學文本，文化批評成為展示他們積極應對現實問題的重要方式，體現了文學理論話語的實踐化與當代性以及批評功能的增強。   四、文化消費時代的文學理論前景   后現代消費時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價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無深度的文化生態語境中，文學理論何為?文學理論話語如何發揮其積極的批判價值與意義?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當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構?如何進行文化精神的啟蒙與重建?在后現代文化消費時代，消費活動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義的創造性的活動，而成為被異化了的活動。消費主義正在迅速地改變和塑造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費的同時，也掉進了消費制造的迷陣。因此，民族的身份與文化認同逐漸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導的消費主義理念所占據。文化消費以欲望滿足為特征，本身具有虛幻性，導致人們生存意義迷失，從而瓦解了文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使社會個體陷入認同虛無的文化焦慮。“當每個個體在靈肉瀕臨崩潰、身份焦慮的同時，只能在文明內部沖突的現實壓力下尋求妥協的身份。因此，文化尋根就成為現代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意識和生存方式，個體就變成時刻追問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謂“身份焦慮”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確定，即主體與他所歸屬的社會文化傳統失去了聯系，失去了社會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當代文化生態語境中，文學理論界也同樣面臨著身份焦慮與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焦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某種困境，但也表現出文論界渴望突破難關、建構起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文論話語的迫切與熱情。時勝勛從身份的角度探索了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思想史意義，認為文藝學學科反思具體圍繞歷史路線和學理路線展開，文藝學學科理論反思否認有一成不變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對文學理論的自主性也加以質疑，學科建設經驗表現出流動性特征，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引發了文論身份的重組與重構，并為文論身份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問題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現代文論新傳統”、“借鑒和吸收中西文論資源”、“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相結合”的文藝學建設與發展方向〔12〕，陶東風提出重建“文藝社會學”，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藝學構想，曹衛東提出“跨文化維度”的重建文藝學的構想，高小康提出“從文化批判回到學術研究”的文藝學構想，陳曉明提出“理論無國界”即“歷史化與批評化相結合”的文藝學構想，杜書瀛提出“發展多形態的文藝學”構想等。#p#分頁標題#e#   理論工作者們應審時度勢，一方面不因消費時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沖擊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則應深入分析文化消費背后的運作模式，展開當代文藝思潮與文化理論批判，進行真誠地反思、分析與批判，指出當代文學面臨的困境與危機，從而拓展文學理論的話語，發揚理論工作者見識敏銳，與時俱進的一貫風格，將頹廢、充滿欲望、無深度的文藝狀況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承擔起建構時代精神價值的重任。文學理論工作者應考慮如何建構更加活躍、富有人性和創造性的文學理論，從而改變文學理論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   近20多年來。文學理論不斷拓展邊界，逾越文學的領域，和人類學、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相交叉。甚至文學批評的對象，也涵蓋了各種形式的文化產品，包括文學與非文學。如今，文學理論界對西化和蘇化的歷史進行了反思，開始注重文學理論的本土思想資源，從而開始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化文論。從根本上說，文化認同是當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動，這種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動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義的深度模式。當前文學理論如能融合或吸收優秀的西方理論，努力尋找并闡釋本土理論的文化價值與意義，運用充沛的理論資源，以歷史、實踐和當代為基礎，成功地建構起自己的理論話語時，主體、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實現重建與新生。   如果文學理論僅是泛化的評介國外的理論，缺失自己的聲音，還是會如走馬觀花，匆匆而過。如果一種理論術語架構比較完善的理論，沒有在學術批評或教學實踐中發揮真實有效的作用，那還是如紙上談兵一樣，與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論一樣將會成為歷史的過去。因此，文學理論研究應實現其實踐的品格和科學的精神，積極介入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領域，結合批評主體的自我反思、生存或體驗，從而促使接受主體發生轉變，這樣，理論批評的積極效果才會產生，理論界的現狀才能真正得到改變。   同時，文學批評理論的價值也應得以發揮，引導接受主體去思考、體驗、相遇，從而創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話語。而且，在后現代文化生態語境中，理論存在狀態是多元共生、眾聲喧嘩，文學理論批評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與時俱進，立足本國文化資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質，從而發揮文學理論特有的審美價值與魅力。

摘要：消費文化下，舞蹈藝術走向市場化與消費化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舞蹈藝術不僅應在經濟層面注重活化產品，提高影響力、收益和價值，還應在文化層面更看重長遠的傳播效益和作品符號背后的文化內涵。舞蹈藝術向觀眾傳遞和傳播的是編創者對生活的認知、思考及表達，舞蹈創作不應只是“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也不應是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只有打破傳統的創作方式，關注更多文藝工作者的生存狀態，貼近生活，汲取廣袤的素材，才能將舞蹈藝術創作反饋到民間，為百姓帶來更多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

一、消費主義簡述

費瑟斯通在《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中提到，真正的消費文化是工業化的產物。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人類逐漸生產出豐富的產品，促進消費。工業化的發展使得物資逐漸豐沃，催生出商品化的市場環境，并通過多樣化的形式刺激消費。同樣，市場也會采用商業性廣告和宣傳引導消費，以此形成大眾較為成熟的消費觀，對民眾生活起到引導作用，從而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消費文化，這是屬于費瑟斯通的后現代主義消費文化的大眾傳媒觀。費瑟斯通借用作家布爾迪爾的重要觀點指出，當前大眾傳媒蓬勃發展，呈現繁榮之勢，使得消費主義得到發展；而消費主義的盛行則促使人們對商品的態度發生轉變，即人們從注重商品的使用價值轉變為關注商品的符號價值，從重視商品的唯一實用性轉變為回歸日常生活中審美化。這些變化得到了商家、媒體、廣告主的積極響應，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他們不斷革新變化，創造新的代表性符號意義，使人們陷入消費文明中，消費欲望不斷擴大，消費產品市場也不斷擴大。地域文化催生品牌，現代媒體有助于品牌的宣傳與傳播，也有助于引導消費。同時，品牌催生無形的資產，拓展品牌的衍生品，有助于刺激循環消費。舞蹈藝術正是需要循環消費以不斷吸引更多的觀眾觀看，并逐漸被大眾所接受，在刺激大眾審美心理的同時提高大眾的審美認知。

二、舞蹈藝術“市場化”創作

“市場化創作”已成為當今舞蹈藝術創作體系中的重要表現，決定著當代舞蹈藝術的基本特征，舞蹈藝術的市場化、消費化趨勢日益引人注目。

1-舞蹈創作中心由“作品”轉向“觀眾”

當前，舞蹈藝術創作正從以“作品”為中心逐漸轉向以“觀眾”為中心。近年來，舞蹈藝術作品的“質量”意識和“思想”意識不斷提高，實質上是市場消費意識強化的結果，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觀眾”滿意并為此買單。在消費文化影響下，舞蹈藝術創作者必然會更加關注“市場”和“產業”，舞蹈藝術走向市場化與消費化是一種必然。大型民族舞蹈展演喚起的是消費大眾在文化語境中對“民族記憶”“生存記憶”等久違的文化聯想和審美滿足，這一展演超越了消費社會中純粹滿足娛樂的大眾文化產品，成為既有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如楊麗萍的《云南映象》匯集了彝族、佤族、傣族、藏族、苗族、瑤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諾族、景頗族、納西族等12個少數民族及其眾多支系的民族歌舞。符號的拼貼使云南各民族絢麗多彩的舞蹈形象生動直觀地展現出來，這種拼貼將不同藝術類型的符號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串符號意義”。民族舞蹈藝術展演作為符號表征，提供給消費大眾的是符號消費，通常運用現代媒體的傳播方式，將對民族傳統文化符號用于消費大眾欣賞的拼貼和組合，使民族舞蹈藝術展演的符號敘事有更豐富的后現代意義。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內在審美邏輯進行了剖析，他認為，“符號的意義通過某種機制被組合在一起，能夠像魔術師一般不可思議地制造出意義鏈條，滿足人們無限的需求。”因此，在消費文化語境中，“觀眾”成為舞蹈藝術創作的中心。中國著名編導周莉亞和韓真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從歷史生產和生活中尋找創作素材和元素，借助想象以及再現歷史文化題材突出中華文化精神，彰顯高度的文化自信。從《唐宮夜宴》《洛神水賦》到《只此青綠》，不斷的“破圈”使其成為現象級作品，這說明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被當代觀眾所認可的，滿足了觀眾的消費期待，更引領著觀眾的觀賞習慣和審美方向。除此之外，還有英國舞蹈編導馬修?伯恩的男版《天鵝湖》，對眾所周知的經典舞劇進行創新，打破了以往芭蕾舞劇以女性為中心的范式，拓寬了人性命題，激發了觀眾的“期待視閾”，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舞蹈藝術不僅應在經濟層面上注重活化產品，提高影響力、收益和價值，還應在文化層面上更看重長遠的傳播效益和作品符號背后的文化內涵，它向觀眾傳播的是時代之聲，而不是一時的名聲大噪，這對大眾而言是接受、理解和包容。

摘要：網絡文化產業催生了一種全新的文化經濟形態，那便是網絡文化經濟，這一形態的出現極大轉變了文化生產與消費方式。在網絡文化經濟中，文化消費參與重構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生產，表現出了在線消費、分眾化消費等新趨勢，同時還給網絡文化經濟范式的更迭，帶來了很大的助力。基于此，本文主要針對網絡文化經濟與新文化消費趨勢，進行了詳細分析，希望能夠對相關人員有所幫助。

關鍵詞：網絡文化經濟；新文化；消費趨勢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極大轉變了文化傳承模式，同時還促進了新的文化信息秩序的構建。網絡文化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并且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不斷改變著文化發展形態與傳統文化建設。具體來說，網絡文化形成的產業經濟，已然成為當前社會經濟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對于國家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在此過程中，新文化消費也迎來了很大的挑戰與機遇，所以需要積極進行改進與創新。就這方面來說，加強網絡文化經濟與新文化消費趨勢，探究意義重大，具體分析如下。

一、網絡文化經濟的界定

網絡文化經濟就是以網絡做主要載體，以虛擬資本價值實現當作重要目標，相對脫離物質生產過程的運行方式，完成價值實現的一種文化經濟形式。就文化經濟而言，其也是虛擬經濟中的一部分，主要產生的是快感與意義。在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下，網絡文化經濟逐漸表現出一種全新的形態。網絡文化經濟涵蓋面較廣，不僅包括傳統文化產業門類，同時還有完全以網絡技術為支撐的門類。就前者來說，主要就是指將傳統文化產品借助網絡進行銷售，有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而后者則有著很大的差異，其并沒有實際性的產品，如網絡直播、網絡游戲以及短視頻等。就其中的短視頻來說，不僅在我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同時在海外市場也嶄露頭角。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最受歡迎的5個APP中，抖音海外版Tik-Tok高居第二，全年下載量超過了7.38億次。網絡文化經濟存在很強的虛擬性，而這種虛擬性的背后主要就是意義與各種符號。其實，網絡文化自身就是一種符號，流動空間、無時間便是這種符號的物質基礎所在。卡西爾覺得：人就是一種符號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是借助符號進行創造的一種動物。在網絡時代背景下，人們生產與消費虛擬性的網絡文化，而這一行為很好印證了卡西爾的理論。網絡文化經濟的重要特點是“創意”，并借助此來吸引廣大消費者的注意力，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不過，網絡共享性，使得“創意”很容易被他人粘貼復制，這樣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人們的創新積極性，同時還加大了網絡文化產業版權保護難度。在網絡時代背景下，每個人都能參與創造，并在他人創作基礎上進行一定的創新。如果盲目地強調版權，那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互聯網功能的體現。不過網絡文化產業的核心所在是版權經濟，所以怎樣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便成為重中之重，需要各方面加強重視，并且深入進行研究。

二、新文化消費趨勢

（一）文化消費形式不斷更迭。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就文化消費定義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爭議，比較突出的有兩種理論：一是批判性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大眾文化存在很強的標準性特點，他們在文化產品消費上存在很強的被動性。而對于標準化的文化生產來說，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消費者的文化需求，同時還會阻礙消費者文化素養的提升；二是以霍爾為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這一理論與上面的批判性理論正好相反，他們覺得文化產品的意義并不是在產品自身，而是表現在受眾和產品的互動過程中。同時，霍爾還將信息的生產流通，合理劃分了幾個階段（見表1），分別是編碼、成品與解碼這三種。后工業時代，文化消費逐漸帶有很強的網絡色彩，這一環節中的消費者不僅處于解碼階段，同時還能在編碼階段積極參與至文化生產中。因此說，消費者并不是文化被動、主動接受者。在網絡文化消費過程中，并不存在實質性的文化產品，甚至在此過程中還可能創造文化。

1太極文化產業概述

目前太極文化產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以技術為主的產業，通常體現在太極拳、太極劍、太極扇、太極養生功等技術的傳授，通過技術可以達到愉悅身心、健康長壽的目的，也可以促成交流的平臺;其二，以太極為主的相關服裝產業，這個產業更接近市場營銷;其三，與太極文化有關的交流比賽，比如在焦作每年舉行的太極拳年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太極拳愛好者齊聚焦作進行太極拳交流，并且舉行相關的比賽和表演，這可以看出太極拳文化產業的市場有很大的潛力;其四，與太極相關的影視動漫等產業，太極在影片中展現的往往是一種高深莫測的武功境界，影視的引導對太極文化產業的發展有著壓倒性的作用。另外還有與太極產業相關的商標注冊等等，太極文化產業可謂開發潛力巨大。

2市場營銷相關理論概述

現代市場營銷的定義為:致力于交換過程中，滿足需求和欲望的人類活動。美國市場營銷協會下的定義:市場營銷是創造、溝通與傳送價值給顧客，及經營顧客關系以便讓組織與其利益關系人受益的一種組織功能與程序。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傳送給顧客價值，二是自身或與自身相關的組織或個人獲利。總而言之，雙方獲利，各需所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消費觀念的改變，市場營銷的策略和營銷方式以及概念也隨之變化。比如，美國營銷學家杰羅姆提出的4P組合，市場經濟背景下產生的“4V”營銷理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4V”指差異化(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價值(Value)、共鳴(Vibration)，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采用品牌營銷、體驗營銷、“4V”營銷、關系營銷，并滲入了現代互聯網營銷理念。通過太極文化產業推廣讓更多的人獲益，同時獲益者向組織者或參與組織者支付一定的報酬。

3市場營銷角度下太極文化產業發展策略

3．1“4V”營銷在太極文化創意產業中的應用

“4V”是指差異化(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價值(Value)、共鳴(Vibration)的營銷理論。“4V”營銷理論首先強調企業要具有差異化，從而樹立自己獨有的形象;其次，“4V”營銷理論要求自己的產品具有柔性需求，針對不同的消費者有不同的對待和針對性的組合;最后，“4V”營銷理論強調產品自身的悟性要素，即能夠滿足消費者的情感訴求。

一、民族文化與營銷策略

在企業不斷經營發展中，不管是企業內部還是外部，都講究的是一種策略。在實際經營過程中，民族文化特色會顯得尤為重要。文化是一個社會中意識形態和物質相適應產生的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制度或者組織，是各個民族或是國家由于歷史因素、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等的差異，所形成的各自獨有的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不僅僅是包括在語言交流方面，還有宗教信仰、美學、各民族風俗習慣和信念等。比如中國人認為紅色代表喜慶、熱烈、莊嚴，但是法國人認為紅色是危險的象征，是警告；龍是中國的意義，代表尊貴，是王者的象征，而在西方文明中，龍是惡魔的象征；這些差異都體現各民族、各區域的文化特征由于歷史和環境的影響表現出的顯著差異性。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努力爭取消費者，擴大市場份額，從而使得企業得到長久發展。要想實現這一目標，企業就應該把產品營銷策略與民族文化相結合，在產品策略文化塑造方面更為注重，賦予產品策略一定的文化價值，追求產品文化價值的實現。市場是企業營銷策略開始的地方，也是營銷策略工作的終點。企業應該以市場為中心，依據對市場的研究和調查，針對市場的變化，及時調整并改變原有的營銷策略和經營方式。企業的營銷策略的做出是依據特定的環境下進行的，然而市場環境是千變萬化的，企業只有主動積極地研究所處的環境，及時采取適當的決策，才能采用最有效的營銷策略。

二、企業營銷策略的選擇

市場營銷策略是企業把消費者的需求作為出發點，根據企業以往獲得的消費者的需求量和購買力等的信息，有計劃對企業各項經營活動進行安排管理。企業經常采用的營銷策略是4Ps營銷策略、4Cs營銷策略、4Rs營銷策略以及4Vs營銷策略。

1．4Ps營銷策略

營銷組合理論是在1953年尼爾•博登美國市場營銷學會的就職演講中提出的，這一理論提出后，4Ps營銷策略隨之出現。4Ps營銷策略理論在企業市場營銷策略理論界被廣為接受，它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杰羅姆•麥卡錫在他的《基礎營銷》一書中提出，將營銷過程各要素概括為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四類，就是著名的4Ps。4Ps營銷策略理論構建了市場營銷基礎理論的框架，4Ps理論是分析的單個企業，認為影響企業營銷結果的因素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比如國家政治、法律法規、經濟水平、種族文化特征等環境因素；另一種是企業可控因素，企業可以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控制，比如產品價格、銷售渠道、促銷方式等因素。企業市場營銷策略選擇的實質就是利用企業內部可以控制的因素來適應企業面臨的外部不可控制的過程，即通過事前對產品價格、銷售渠道、促銷方式的計劃和選擇，針對變化的外部因素積極做出反應，采取動態的策略，從而促成產品交易的完成和實現企業的目標。

2．4Cs營銷策略

我們知道，西方馬克思主義延續了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思想，從科技、消費、文化等各個維度切入來批判現實，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社會批判理論，這其中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尤其值得重視，因為，大眾文化批判不僅僅是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而且成為當前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當務之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筆者認為只有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前提，審視當今的文化建設，才能在文化問題上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一、大眾文化特點的透視和分析   大眾文化已經成為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文化形態。就如同中世紀的宗教、十九世紀初德國的哲學和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自然科學一樣，它以其自己的方式得到確立并深入人心。正如伊格爾頓所言“：高雅與后現代文化日益融合，成為西方社會的文化‘主導’”〔1〕81。因此，我們要深入探討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和價值取向，從而對大眾文化進行整體的透視和分析。   （一）大眾文化使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在傳統社會里，文化的力量非常強大，伊格爾頓就指出，在宗教正在失去它對勞動大眾的控制時，文化曾經是作為一個代用品在場的。我們可想而知文化力量的強大。而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文化已經由原先作為高雅、追求真、善、美和激發人們欲望的精神物品轉變為受市場所主導、被消費所控制的商品，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東西。在傳統社會里，文化意味著教養，肩負著教育的作用，起著引導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作用。伊格爾頓認為“，國家要繁榮，它就必須向其國民灌輸適當類型的精神傾向；而這正是文化或教育的觀念根據一種從席勒到馬修•阿諾德的古老傳統所預示的”〔1〕7。到了后現代社會，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受到身份政治、市場文化和后現代的意識形態懷疑主義的攻擊，文化從精英階層走向普通大眾，從貴族式的“文明生活”變成了普通民眾的“文化生活”，文化成為了人人都可以有的東西，文化曾經意味著巴赫和巴爾扎克，現在它已經擴展到海濱文化、警署文化、天空穿越文化等。文化也不僅限于少數的工藝作品，而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二）大眾文化成為一種商品。在后現代社會，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文化和工業、貿易、金錢緊密相聯，大眾文化就像生產汽車一樣被制造出來。它的生產主要是關心什么可以出售，而不是什么有價值，更不管使用價值，只追求交換價值。更為可怕的是，商品化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大眾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消費品，文化成為商品生產的一部分。對此，伊格爾頓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宣稱，如果藝術品是商品，那么商品也總是藝術品。‘藝術’和‘生活’的確近親繁殖，即在一個密封的循環里，藝術向已經披上美學魅力外衣的商品形式看齊”〔2〕。過去，殖民政策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本質，而現在文化成了資本主義擴張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它像產品生產剝削剩余價值、軍事侵略直接掠奪資源一樣是為了獲取市場和利潤，與以往相比手段更加隱蔽。   （三）大眾文化顛覆了傳統價值觀。大眾文化將西方社會弄得分不清方向。這種商業性、有組織的大眾文化的出現，對文明價值觀的繼續存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大眾文化并非僅僅是對高雅文化的公然挑戰，而使得文化從高雅走向世俗，而且它破壞了整個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過去文化與經濟屬于兩個過程，是互不影響的，而現在文化與經濟緊密地融為一體。“文化的高雅目標與價值屈從于生產過程與市場的邏輯，交換價值主宰人們對文化的接受”〔3〕。因此，大眾文化的反叛力量是高雅文化無法匹敵的，遠遠超過高雅文化對社會的引導作用。伊格爾頓指出，“高雅文化很難作為一種物質力量與文化工業的誘惑、一種宗教的偶像或一面國旗相匹敵。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作為崇高的文化很難與作為力比多的滿足的文化抗衡”〔1〕83。這樣它就消解了傳統一體化、標準化的終極價值、唯一價值，使文化在價值觀上處于無政府狀態，表面上看是民主的、沒有拘束的，社會大眾更是處在無約束的狂歡中，在當下的享樂中舍棄了對社會應有的批判，拋開了對意義的思考，放棄了對價值的追求，這是一種沒有底線、沒有思考的吸毒式的文化享受，使人們從精神的禁忌與壓抑滑到了宣泄與放縱的一端。   （四）文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的組成部分。大眾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文化風格，它隱藏著政治的意蘊。在后現代社會，文化問題不再是純粹的文化問題，也成為政治問題的組成部分，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犬儒主義的全面投降。后現代主義和政治糾結在一起，文化已經不是純粹的文化，是一種孤芳自賞的產品了。伊格爾頓指出“，我們這個時代所出現的情況是，文化好歹都已經再次———而且是自六十年代后期以來第一次———成了政治斗爭的一個領域”。文化已經由解決辦法的組成部分一躍而成為問題的組成部分，“一般文化與具體文化之間的沖突，不再僅僅是一場有關定義的戰斗，而且是一種全球性的斗爭。它是個現實政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它是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組成部分”〔1〕60。那么文化問題為什么會成為政治問題呢？伊格爾頓認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后現代主義是政治失敗的后果，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的政治騷動中悄然浮出，“無論后現代主義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業社會’、對現代性的最終懷疑、先鋒派的重新發現、文化的商品化、生機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現，關于社會的某些經典思想體系和主體的崩潰———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場政治失敗的后果”〔4〕28。   二、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分析   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攫取剩余價值為目標。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罪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有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文化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也起到根本性作用。在后現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大眾文化的關系，伊格爾頓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第一，資本的本性，市場機制是促使文化商業化的動力。伊格爾頓說：“市場是保證社會既高度解放又深深反動的最好的機制。”〔1〕82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擴大市場的需求是為大眾文化泛濫奠定條件。“對于社會主義思潮而言，資本主義，這第一個真正全球性的生產方式，已經為一種更加積極的普遍性奠定了條件”〔1〕89。第三，后發國家對現代性的渴望與追求，客觀上促使了大眾文化的全球化，這與后殖民主義也是緊密聯系的。“有些國家，在這個古怪的時間變形中，必須拼命地跑著追上現代性，是因為其他的國家認為他們在它的前面”〔1〕97。第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庇護的意識形態為大眾文化作了辯護。“資本主義的掠奪行徑通過自衛反應的方式培養了大量的封閉文化，而資本主義的多元論意識形態然后又可以將他們當作豐富多彩的生活形態加以贊賞”〔1〕151。#p#分頁標題#e#   （二）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價值觀以追求異化消費為首要目的，追求文化的快感。資本主義生產追求最大的利潤，必然要求盡快將所生產的產品讓渡出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分析了資本周轉對價值增值的影響。這種建立在消費主義基礎之上的文化消費，是一種建立在異化需要基礎上的文化消費。鮑德里亞提出系統消費的社會理論，指出當今資本主義已經從由生產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以消費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他認為，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消費的不是物，而是符號，符號價值已經超越了使用價值。對于消費主義主導的后現代社會中的文化消費，伊格爾頓認為，存在著西方主導的“文化優越論”，西方文化優越并通過文化工業制造大眾文化，向全球輸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特殊的生活方式意義上的文化被殖民主義戲劇性地凸現出來，這既肯定了西方生活的優越，也正好在它們需要對其感到確信的時候將殖民主義權力的同一性視為相對物。”〔1〕150   （三）科技的非理性應用導致大眾文化的泛濫。隨著現代化的進展，尤其工業革命之后，社會發展等同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同于科技進步，技術理性被推崇到極端，技術理性凸顯了人的主體性和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服務于資本增值，技術被用來控制社會成員的文化消費，服務于資產階級統治，這樣使技術的理性應用走向了反面，導致生產、傳播文化的科技成為服務于企業追求無限利潤的手段。詹明信認為，大眾文化的基本創作手法是拼貼和復制，拼貼是一種不同于現代主義的別有用意的“戲仿”“，戲仿”原是指對所模仿的原作有一種隱秘的感應，但已經不是純粹的“仿品”，而是摻入個人的理解和特征，但是拼貼卻已經沒有個人的理解。除了拼貼，還有復制，科技的發展使文藝作品可以被復制、傳播，只要我們愿意，就可以復制出無數完全相同的藝術品，并且復制的作品與原作一模一樣，這種情況致使藝術成為一種“類象”。這樣就使曾經給人們帶來美好理想的藝術作品的神秘色彩消失，人們似乎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現實。   三、大眾文化批判的審視   作為一門學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發展軌跡最主要的還是沿著經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路徑運行。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社會的理論形態之一，我們可以從其理論思維中總結出其基本特點，對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有一些啟示。   （一）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堅持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科技非理性批判三個維度的結合。其中生產方式批判是理論基礎，要建立科學形態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首先，必須要找到大眾文化泛濫的根本性原因，揭示大眾文化出現的本質，不能在純粹文化范圍內討論文化。其次必須將其納入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的視野中。堅持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反對把大眾文化的出現看作是文化發展的新形態，看作是文化危機，而要從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入手，指認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非正義性，是資本對于利潤的追求的無止境性導致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是以大眾文化批判為切入口，是關于資本現代性批判的當代社會批判理論。對此，大眾文化批判學者自己也認為自己是在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有效性，伊格爾頓就坦言：“如果某些尼安德特人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社會改造只有一個人（工人階級），那是一個錯誤，如果新近流行的后現代主義者設想‘新政治運動’現在已經使這個人變成過時的了，那同樣是一個錯誤。因為這將或者意味著否定經濟剝削的存在，或者意味著帶著‘精英主義的’武斷去設想，在向資本的權力挑戰的時候，不屬于勞動階級組成部分的婦女、同性戀者或者種族群體自己可以代替工人階級。”〔4〕72   （二）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回應了后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質疑。后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在理論上也批判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同屬后現代社會中批判大眾文化的理論形態，具有后現代主義性質，我們知道后現代主義是當前學術研究領域中很流行的詞匯，已經滲透到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它具有反基礎主義、反主客二元論、反總體性、偏愛差異性、多元性、碎片化、不確定性等特征，所以，后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具有反科學技術性，認為科學技術是導致文化危機的根源和特征，而作為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是反對科學技術的非理性應用，而不是反對科學技術本身，他對科學技術的非理性應用的追問是追問到資本主義制度，認為是制度導致大眾文化泛濫，而非科技本身。

摘要：本文基于體驗式的理論與方法，對雷州蒲織進行分析，從外在、中間、內在三個層次思考雷州蒲織文化創意產品設計，探索體驗式雷州蒲織的發展。通過設計賦予文化創意產品更多的文化內涵，更好地展現雷州蒲織文化的生命力，引發消費者對內在精神消費的需求，促進雷州蒲織的發展，進而增加其文化創意產品的內在附加值，引發相關文化創意設計者的思考。

關鍵詞：體驗式理念；雷州蒲織；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雷州蒲織因其美觀大方、經濟實惠、實用性強等特點，符合當地人民的生活需求，深得氣候濕潤、夏熱多雨的雷瓊半島人民所喜愛，時至今日，雷州半島仍在使用著這傳統的技藝。其融入生活與習俗之中，成為雷州地區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雷瓊地區與周邊地區、國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上有著重要的地位〔1l。雷州蒲織作為一種民間手工藝品，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征，文中通過對雷州蒲織進行深入地了解研究，基于體驗式的設計理念，以文化創意設計方式去激活，賦予其產品更多的文化情感內涵，為消費提供更優質的情感與體驗服務。

1體驗式理念概述

體驗(Experience)一詞出自《朱子語類》，一指的是親身經歷所體驗，二是通過親身實踐所獲得的經驗。其中包含了體驗式學習、體驗式營銷、體驗式消費、體驗式經濟、情感體驗等方面的知識。1970年，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提出:”繼服務業發展之后，體驗也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支柱”[2]。體驗經濟的出現與發展，帶動了社會相關服務行業的崛起與發展。陸定邦老師在《正創造——鏡子理論》一書中指出：從體驗經濟的角度而論，任何一個商品的采用，都可被視為是一連串的體驗經驗[3]。自體驗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越來越多的行業將其概念應用到相應的設計之中，以增強產品的使用體驗感與服務，促進人與物的內在情感交流，從而激發人們的消費欲望。

2雷州蒲織現狀

雷州蒲織，又名雷州草織，是一種把蒲草編織成日常用品的傳統手工技藝，其工藝精巧獨特，獨具地方特色，有著較高的工藝研究與觀賞價值，是廣東省的一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4]。分布于整個雷瓊地區，并非獨屬雷州地區所特有。因其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島中部的雷州市，故而以此稱呼作為申請名。雷州蒲織技藝復雜，從開始的制作到完成，要經過割草（或買草）、曬草、壓草、去頭、舂草、選草、染草、清洗涼曬（素色的蒲織產品不需要這兩個環節）、起頭、織肉、織花、織角、穿邊、去邊整理等一系列的繁瑣復雜工藝。因整個制作環節跨越的時間長度較長，耗時耗力，蒲織品種單一，缺乏設計感等問題，雷州蒲織將面臨著嚴峻挑戰。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和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機器紡織、皮革、纖維紡織等工藝的興起與發展，市場可供人們選擇的產品越來越多，蒲織品的市場需求逐漸變少甚至開始滯銷。且蒲織業本身的收入就不高，從事蒲織技藝的多以老人婦孺為主，蒲織技藝的傳承后繼乏人，蒲織技藝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此外，傳統的蒲織工藝品因其產品單一、缺乏設計感、色彩單調等問題，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力，無法在市場的眾多的產品中吸引消費者，故而被市場所遺忘。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地快速發展，相關工藝制造者為了追求片面的經濟利益，一味加工式地追求產品的數量與速度，放棄了傳統的舂草技藝改用汽車碾壓的方式加工，致使蒲草表皮毛躁易斷，導致雷州蒲織產品的品質下降。再者，在市場競爭中，當遇到其他行業的沖擊之時，一味地靠打“價格戰”維持，使得蒲織的藝人的利潤變得越來越微薄，很多人慢慢放棄了草編，以往的蒲織規模產業也在逐漸消失。

摘要：新型城鎮化是現階段我國的改革突破口，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為此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反之，新型城鎮化是二者融合發展的重要空間與載體。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研究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理論，為其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包括融合經濟理論、特色經濟理論、文化消費理論、創新理論。

關鍵詞：旅游產業；文化產業；新型城鎮化；融合理論

一、引言

鄉村振興、城鄉融合是現階段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為其開辟了具有地方特色與差異化的途徑。同時，新型城鎮化的對象，即鄉村、城鎮等為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載體。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由于鄉村、城鎮處于不同的地區，導致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等元素的不同，為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創新發展加入了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創新元素。由此可見，新型城鎮化與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創新發展的理論基礎進行探討與研究，尤為重要。

二、研究綜述

對文獻檢索與搜集發現，以新型城鎮化為背景，對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理論基礎進行研究的文獻幾乎沒有。已有文獻關于新型城鎮化、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研究，以近年興起的鄉村文化旅游與新型城鎮化發展研究較多。Mullins（1991）是第一個提出鄉村旅游城鎮化觀點的學者，并被城市旅游研究引用至今。Saxena等（2008）以英國威爾士邊境地區鄉村為例，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認為根植于內生性的參與和創新，是綜合鄉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國內學者對鄉村文化旅游的研究是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提出而展開的，因此起步較晚。雷清（2011）、邱玉華等（2012），對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旅游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研究與探討，指出其協調發展的道路，并對其提出建議。劉津含（2013）、張媛（2013）認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鄉村旅游的強有力的帶動作用。李霞（2014）從空間理論及利益相關者的視角，對二者的互動發展進行了論證。盧杰、閆利娜（2017）以江西省11個地級市為實證研究的對象，通過構建耦合度評價模型，根據鄉村文化旅游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二者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得出兩者的耦合協調度，并分析其內部結構排序，從而得出政府應積極推動旅游業發展，走差異化道路，實現旅游扶貧和就地城鎮化，構建有效的利益機制，進一步加強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文化旅游的耦合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綜合文獻可見，對鄉村文化旅游與新型城鎮化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逐漸增多。早期學者主要從理論層面對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文化旅游兩者之間協調發展的關系進行探討，而且提出相關建議。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開始使用定量方法或實證研究對鄉村文化旅游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發展路徑等進行研究探討。但是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理論研究卻是空白，這又是發展的趨勢所在，因此，亟需學界對其理論基礎進行深入研究探討，填補理論基礎研究空缺，提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三、理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