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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弒父情節”到“弒父情結”
我們先來看看情結原型：古希臘忒拜神話中有這樣一個預言，底比斯王在某日醉酒后與伊俄卡斯忒的一夜交合，導致了一個新生兒的降生，剛出生的嬰兒被拋到喀泰戎的荒山中。牧羊人發現了這位雙腳受傷腫脹的嬰兒，管他叫他俄狄浦斯，把他送給沒有子嗣的鄰國國王波里玻斯做養子。長大后，俄狄浦斯因破解斯芬克斯之謎而受到擁戴，被推選為國王，并娶得伊俄卡斯忒女王為妻。多年后他才發現：在特爾斐神廟爭斗中殺掉的那個狹路相逢者，正是他的親生父親，而所娶之妻則是自己的母親，由于在不知不覺間犯下了“弒父娶母”的大罪，瘟疫和饑荒降臨人間。俄狄浦斯詛咒自己的眼睛竟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便用胸針刺瞎雙眼，放棄王位和家庭，萬念俱灰，浪跡天涯……公元前431年，雅典悲劇大師索福克勒斯根據這一神話傳說，創作了古希臘經典悲劇《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成為西方深入人心的悲劇英雄。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將俄狄浦斯為代表的古希臘英雄神話中許多弒父情節加以提煉并轉化，他試圖從意識、前意識、潛意識三個層次，揭示人性中最接近獸性的一些本能性的沖動，將文學現象歸結為心理學現象。弗洛伊德認為，兒童通過父母呵護自己的過程中，而得到滿足，戀父情結和戀母情結正是在這一階段產生的。在此情形之下，男孩早就對他的母親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柔情，視母親為自己的所有物，而把父親看成是爭得此所有物的敵人，并想取代父親在父母關系中的地位；同理，女孩也以為母親干擾了自己對父親的柔情，侵占了她應占的地位。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語境下，“弒父情節”演變成“弒父情結”，文學人物形象轉換成心理學圖像。但弗洛伊德僅僅完成了從病理心理學角度分析“弒父情結”的起源，并將其定位于人類童年時期的創傷性經驗。“把心靈作為心理學研究對象”的19世紀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繼承并發展了弗洛伊德的觀點，他認為，心靈或人格結構是由意識（自我）、個體潛意識（情結）和集體潛意識（原型）等三個層面所構成。而“俄狄浦斯情結”起源于人性中某種比童年時期經驗更為深邃的東西，他把這種更為深邃的東西稱作“集體無意識”，例如，人類從祖先那里獲得一些先天傾向或潛在的可能性，便采取和自己祖先同樣的方式來把握世界并作出反應，如：人類對于黑暗的恐懼。從索福克勒斯到弗洛伊德，再到榮格，“俄狄浦斯情結”完成了它一步一步從神話傳說到經典悲劇，再到精神分析方法，再到社會文化觀的升華和發展，成為西方家族文學中的一個經典母題和西方作家進行敘事和營造悲劇氣氛的主要手段，影響了一代甚至幾代西方文學創作。
二、“弒父情結”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人類社會由母系氏族進入父系氏族以后,男性主宰社會，父親往往成了權力的象征。古希臘神話里的烏拉諾斯、克洛諾斯、宙斯等一代代父親，都是至高無上的天帝，邦國如此，家庭亦如此，享有至上權威的父親直接象征著秩序，他們居于一個絕對的位置上，對子輩行使統治和宰割的權利。古希臘神話、史詩、戲劇,都有對父權崇高與尊嚴的表現，我們還可以從西方文學的源流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李爾王》，莫里哀的《慳吝人》，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失蹤者》《致父親的信》等不少西方作品中看到父子沖突、骨肉親情的異化,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文學中有許多惡父形象,代表著陳腐守舊的力量,,對父權的反抗,就是對權力意志的反抗，父子沖突蘊含著新舊力量的沖突較量。西方文學對壞父親形象的刻畫及弒父情結,實際上表現的是西方人強烈的反抗精神和抗爭意識，反映了西方年輕人反叛傳統的精神。從維持還是推翻父權勢力,是保守還是創新的體現。實際上反映了舊勢力對新生力量的阻撓、扼殺，往往最終結局幾乎都是年輕激情戰勝保守陳腐。近現代以來，弒父情結不同程度地影響中國文學，中國藝術家們以此來洞察、剖析自己所處的社會、時代、家庭、人性以及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典型的代表是現代作家巴金、曹禺、臺灣導演李安、當代作家余華等。然而，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在海洋文明國度奉為經典的弒父情結，受到來自于傳統黃土文明的消融、碰撞和改良。受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為了維護家庭的穩定,建立一個安寧的社會秩序,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思想,中國的家庭倫理強調父為子綱,父權至上,父子間本無平等可言，尊父，天經地義。巴金和曹禺應該是中國現代作家中與家族制度與封建禮教抗爭最為激烈的，然而其作品中仍蘊含著濃重的尊父情結。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反對的是封建家長專制，而絕無心取父權而代之；他重視親情,揭露禮教,呼喚建立在平等、友愛、信賴的新型家庭關系，甚至表現出對專制家長、墮落子弟的憐憫，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倫理的首肯以及封建孝道的理解式認同。曹禺的《雷雨》中，三個兒子都有仇父心理，作為子輩的他們都因為軟弱而最終選擇了放棄，最后兒子們為了滿足父親的權欲，懾于父親的淫威，違背自己的本性，犧牲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正如同梁山好漢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中國的父子情仇，遠不像西方作品中那么決絕、激烈和徹底，而束縛在幾千年來形成的倫理綱常之中。中國式的俄狄浦斯情結，矛盾焦點在于如何經過斗爭、叛逆或是妥協，建立一種平等的新型關系,而不是完全割斷或者顛覆這種血緣紐帶。
弒父與尊父，代表著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道德標準、思維模式和家庭觀念。希臘神話認為人類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神是人性化的，人神之間共享理智與情感、優點與缺陷，而中國神話中則是天帝給予了神絕對的權威，講究倫常秩序；希臘神話中的權力傳承依賴破壞與重建，中國朝代更替則是無道昏君和有道明君之間的循環更迭。以此觀照中西文化，是耐人尋味的。可從如下幾個方面比較分析其差異：
（一）價值取向
價值觀是人對人、事、物的價值認識與排列，決定你的立場、觀點、取舍及行為。西方人認為個人是生存的基本單位，個人高于社會整體，崇尚個人奮斗，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在共同制定的規則下，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來決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質量，獲取自己的利益，從而實現個人的價值。而中國儒家文化強調隱忍、謙讓和秩序，注重整體與和諧，不張揚個性，不突出“小我”，個人利益服從群體或者社會利益；道家則提倡“無為、不爭、若水、爭雌”，“修身”為上，然后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價值取向，無疑頗具東方道德美感，但對人的個性發展以及整個社會文明進步而言，又似乎少了點對規則與公平競爭的尊重和向往。
（二）道德標準
作為判斷事物與行為對錯、善惡、美丑的價值尺度，不同的自然、宗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道德評判。西方社會的道德標準是建立在契約精神基礎上的，包括民主、自由、權利、法律等等；西方奉行“個體本位”，鼓勵在規則范圍內標新立異，大膽創新；而中國的道德標準以“三綱六紀”為文化精華，“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內心訴求，以“禮義廉恥、忠信孝悌”為行為準則，欲以此來闡明和規范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的關系，教化人們恪守倫常，潔身自好，隨遇而安，“中庸”無虞。
（三）思維模式
從思維方式上看，西方人重抽象思維，運用概念、判斷、推理，透過事物的表象而提取其本質，歸納推理，演繹推導，條分縷析，分析實證，甚至建立數學模型，來揭示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規律。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是西方人作為認識世界，把握事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這種思維方式，推動著西方現代科學的發展；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則是更習慣于以從“體驗”出發，以具體形象為基礎，以“古人”的經驗為參照，從客觀世界獲取材料并且展開想象來認識世界，把握規律，探求真理，感知萬物和自己的心靈。中國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體知”而不是“認知”。
（四）家庭觀念
在西方家庭觀念中，長輩與晚輩間多以朋友相處，地位平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成人后的子女必須自立，依賴父母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重視家庭、家族、家鄉及其文化，在傳統社會體系中，以血緣為紐帶、以譜序為框架、以家訓家規為規范的家庭構成承擔著社會基石的作用。中國人歷來就有“尊老敬老”和“聽老人言”的傳統，長者不僅是威望的象征，也是智慧的化身，最幸福家庭的是“幾世同堂”“合家團圓”。盡管在現代社會；家庭結構的扁平化；獨立、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多元價值觀對家庭內部價值體系形成不小沖擊，但是，“家”作為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其聯結個體與社會、歷史，凝聚傳統文化認同的精神紐帶作用，在中國是一時難以改變的。
作者：李拜天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