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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程

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無疑是一種引進型的形式。在謀求富強的功利意識的指導下難免出現許多偏差，從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來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強勢的態度對中國文化進行排擠，最終的傳統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篩選的地步，而這一切都是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進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滲入到了當時社會形態的各個領域，包括西方體育與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體育直接的接觸、紛爭與融合。在這段時期武術出現了兩種形態表現：一種是以孫氏武學體系為代表的民間武術的自身整合與發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強勢壓迫下，傳統文化以頑強的生命力展現自己精華一面的結果，是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另一種便是以中央國術館的國術體系為代表的近代武術的轉型，它是本土體育與西方體育交流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體育形態，可以說是武術的現代化轉型，它是具有西方體育形式的本土體育。兩種武術形態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價值及指導意義。

2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拳與道合

清末民初，外強凌入，叛亂四起，內憂外患的動蕩社會為武術的興起與傳播提供了土壤，民間秘密組織的發展，村社民團的成立，對武術發展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西方火器的傳入，漸漸弱化了武術在軍事戰場的實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變”標志了在熱兵器時代武術徹底的從戰爭被淘汰。此時盛行于民間的武術，擺脫了縱向秘密發展的束縛，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發展，各門各派開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許多優秀的拳師“各家拳法兼而習之”形成了自己的武術體系，而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孫祿堂的孫氏武學體系。孫祿堂先生自幼習武，天賦異稟，在深得太極、形意、八卦三拳的奧妙之后，深參諸子思想，繼承前人的武學研究下，合三家為一家，曰：內家拳。結合自己一生的武術實踐創立了武、道結合的武學體系，孫氏武學體系以《周易》《丹經》為理論依據，參以儒、釋、道三家學說對武術進行了系統的闡述，把武術與傳統哲學中的道相結合：萬勢起于“無極”而終于“一”，提出了武學的“三層道理”“，三層功夫”“，三層練法”。其中最高層次的“煉神還虛”，“洗髓”，“化勁”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復還先天”，養一身之正氣，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氣”。通過意識和形體的練習，以完善人的品格，達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這種術與儒家修身哲學的融合確實能從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學》自序中孫祿堂先生說到“然富強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義在精神，若無精神則弱矣。人民弱，國何強？欲圖國強，須使人民勿論何界，以體操之不可缺之一科。”這一段話中民強則國強的觀點，來源于19世紀初的“國民主義”的思潮，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許多的先進份子已經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即國民是一個國家的有機構成分子，國民的強弱承載著國家的強弱。而以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來增強國民精神又是當時“國學”“、國粹”在武術中的展現。庚子事變以后，頑固守舊派徹底瓦解，一度出現了“無人敢談中學”的情景“，全盤西化”的論調猛然興起，正如起初頑固派們提及的“變夏為夷”的憂慮一樣，許多懷揣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感到了中國文化生存的危機，他們在西方思維的影響下，不再是像頑固派那樣固守傳統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認為中西文化均有優劣，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們反對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對人民進行的奴隸教育的“偽儒”知識，而先秦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學都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特別是一戰后西方各國出現的經濟危機，讓更多信奉西學的人都冷靜了下來，正如梁啟超所說，他們為了資源和利益野蠻的進行爭奪，絲毫沒有文明可言。嚴復也尖銳地批評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而此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重情義、重和諧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質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國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倫哲學推向了高潮。孫祿堂先生飽讀各家之經典，深得諸家之思想，而最終把術與道合的道歸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傳統修身文化頑強展現自己的外在表現，也是熱衷與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為求傳統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近代武術的轉型

雖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與磨合時期充滿了坎坷，一度出現文化復古和全盤西化的極端現象，但文化的交流還是產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創造出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兼顧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卻更適合時代的發展，這個過程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轉型階段，而以武術為主的傳統體育也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走向轉型，其結果便是運用西方體育來構建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中國體育”。近代武術出現了三次次序性的轉型嘗試，第一次嘗試是1911年左右，馬良創立的中華新武術，它的主要貢獻是把門派眾多，拳術繁雜的傳統武術簡化為拳腳術、棍術、劍術等幾個科目，又把摔跤納入新武術，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體操，在當時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學校教育系統中開展。其次是具有民間性質的武術組織———精武會。其宗旨是“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它對武術的傳播以套路演練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樂和西方體育及音樂等多元化文化形態。最后便是興盛一時的中國國術館的國術體系。1928年3月中央國術館在南京成立，由東北軍高級將領張之江發起并擔任館長，以“發揚武術國粹，增進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訓練師資，統一教學，研究改進，務求普及，以達明恥教戰，強種救國之使命”為宗旨，成功總結并推行了包括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的成功經驗，對民間武術進行整理改良，編排成統一教材，出版武術書籍及刊物，極大地促進了武術的習練與傳播。在西方競技體育的標桿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長兵等最初的競賽武術，并在1928年與1933年舉行了兩次國術考試，編排和實踐了最早的武術競賽規則，開設教授般、師范班、練習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學博通、文武兼修“為教學原則，教授了一大批技術全面的武術人才，其中大多都成為了近現代武術發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國柏林奧運會，中國武術代表團以精湛的武藝震撼了西方世界，從而把武術推向了世界。中央國術館國術體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滲透到體育范圍中的杰出成果，與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相比，它是武術現代化轉型相當成功的案例。馬廉禎教授對國術體系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它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具有現代體育特征的民族體育體系”。雖然國術體系在民國開展的聲勢浩大，確實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民族危機讓每個稍有民族意識的人都感到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富國強兵，保家衛國是指導國術開展的重要原因，而這是完全與西方的體育相違背的。國術體系雖以體育的標準來改造，卻不是以體育的形式來開展。

4對兩種武術形態的評價

以孫氏武學體系為代表的傳統武術，是民國時期武術大發展一個代表，它是傳統文化延續的產物，也是武術與傳統文化交流的結果，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在1968年的“”時期，全然不顧安危，上書力陳保留孫祿堂先生的《拳意述真》等武學著作，可見它濃厚的文化價值。對孫氏武學把實用性的武術歸于修身的一種形式，許多人仍持質疑的態度，武術的實用性到底如何從庚子拳變已經體現出來，而且實用性的武術中并不能明確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重倫理，重道德的農業社會中，武術與傳統思維，傳統哲學的結合已成必然，從早期的萇氏武技中以初見端倪，只是這種結合要經過像萇乃周和孫祿堂這樣的文人才能完成。從一種民間的“俗文化”到士大夫們趨之若鶩的“雅文化”，孫氏武技穿越了這條鴻溝，但這仍然只是個開始。以中央國術館國術體系為代表的近代武術的轉型，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它是一種新的體育文化形式，它借助了西方體育模式來組建本土體育結構，雖然這只是一次嘗試，而且或多或少的出現一些問題，但依然對未來武術的發展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5小結

目前武術的發展艱難而又坎坷，而民族復興的根本任務便是文化的復興。清末至民國，一個復雜多變的時及與推廣，而對該問題的研究是武術研究與武術教育首要解決的問題。由此來論，該研究視角的重要性就可以想象了。因此，鑒于教育在武術研究與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武術本質論爭中教育視角也將愈來愈受重視。

作者：王校中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體育與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