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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荷蘭心理學家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價值維度為理論依托，以校園文化視角為切入點，將中韓兩國的校園文化置于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權力距離、陰性社會與陽性社會、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等五個維度中加以比較；并結合作者在韓國高校進行中文教學的親身經歷，對文化價值量表的異同之處予以解釋和說明，梳理中韓校園文化特點，以期對在國內進行整班制韓國班教學，或赴韓漢語教師進行跨文化交際時有所參考和啟發。

關鍵詞：

霍夫斯泰德；文化價值維度；中韓；校園文化

一、引言

中韓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近年來，隨著兩國交往的深入，在韓或來華學習中文的韓國留學生數量日益增加，我們得以透過豐富的交流形式，獲悉兩國極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然而，受歷史、地緣和民族性格的影響，當具體到校園文化這一范疇涵蓋的特定群體時，二者在同源不同流的文化背景下異同并存，相應地增加了對外漢語教師在組織和開展教學活動中的難度。綜觀國內現有研究成果，關于中韓跨文化比較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列舉文化差異的表象；二是從歷史、社會環境、民族心理等角度歸納兩國文化的總體特點。研究方法多基于文獻材料的思辨，缺乏成熟的理論框架支持。因此，筆者出于上述考慮，擬結合在韓國高校進行中文教學的親身經歷，將中韓校園文化置于荷蘭心理學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價值維度理論中加以比較，對文化價值量表的異同之處予以解釋和說明，以期清晰把握二者特點，對在國內進行整班制韓國班教學或赴韓進行中文教學的老師有所參考和啟發。

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價值維度論

1980年，荷蘭文化協會研究所所長吉爾特•霍夫斯泰德，對分布于66個國家的10余萬名IBM員工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進行調查，總結出一套廣為引用的文化價值取向模式。該模式最早包括四個維度，即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權力距離、陰性社會與陽性社會①。后來，加拿大心理學家邁克爾•哈里斯•邦德集中遠東地區的研究成果，又發展并補充了第五個文化價值維度———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或稱之為儒學動力。其中，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表示個人與群體間的關聯程度；不確定性規避表示當社會成員遇到混亂不清、難以預測的事件，或處于非常規環境時感到的不安程度；權力距離即在一個社會或組織當中權利的集中程度，以及地位較低成員對于權力在社會或組織中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陰性社會與陽性社會維度表示人們對男性和女性社會角色如何分配的認識；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維度，則以東方文化構面為基礎，內容包括社會地位關系、節儉、容忍、“面子”文化、尊重傳統、禮尚往來等子維度。

三、中韓校園文化異同比較

根據霍氏的研究成果，雖然中韓兩國在上述五維度中的差異并非東西方文化間那般顯著，但程度上仍有高低之分，若簡單地以偏概全，必然會造成跨文化交際中的隔閡甚至誤解。下面筆者將以五個文化價值維度為理論依托，結合實例對中韓校園文化加以比較和闡述。

（一）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

中韓兩國同屬集體主義文化且程度接近。該文化將合作、和睦、服從等精神視為價值所在，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人們期望得到集體的照顧和保護，有明顯的圈內（in-groups）和圈外（out-groups）之分。雖然整體屬性相近，但筆者認為中韓校園文化在個體意識和個人發展方面仍存在差異。韓語中常用“我們（●●）”表達“我”的概念，如韓國學生用中文表述時會說“我們國家”、“我們大學”、“我們家”，甚至在表達“我丈夫”時也會用“我們丈夫（●●●●）”，可見韓文化中強烈的合群意識和集體意識已在語言中得到體現。同樣在課堂中，面對較容易的問題，即使漢語水平再好的學生，也不會在其他同學保持沉默時主動舉手，更希望老師用點名提問的方式，盡可能避免在群體中凸顯自己。此外，他們會受到韓國眼色文化的影響，在群體中察言觀色的能力較強。中國人雖然性格內斂、含蓄，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但比起韓國學生的集體意識，中國學生的個體意識更加突出。尤其近年來，中國校園內競爭氛圍日益濃厚，大家越來越注重抓住一切機會提高和培養自己各方面的技能，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敢于在集體場合表達觀點、表現自我，在穩定中謀求個人發展。

（二）不確定性規避

根據霍氏的文化價值取向量表結果，韓國社會的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高，且遠遠高于中國社會。該文化中的人們往往依賴有形的、明確的社會規范和計劃以指導行為，重視準確性，也會盡力避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如第一節課，教師就需要明確告知學生該課程的考核方式和評價標準；如果要進行聽寫或隨堂測試，教師就必須提前向學生說明，若心血來潮臨時安排，則可能會遭到韓國學生集體反對，教師的威信也會受到影響。反之，若師生間對教學計劃達成一致，只要按計劃進行，學生就會欣然配合，因此無論師生普遍都有一種緊迫感和進取心，傾向于有計劃、有規律的生活工作節奏。中國學生較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對非常規事件的容忍度高。如大部分學校雖有校歷，但很少制定月歷或周歷，因為我們無法預知短時間內的活動安排，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再如每門課程的教學計劃，教師也會視教學進度和授課團隊的日程安排調整，大部分中國學生對此習以為常。雖然中國學生的低不確定性規避在處事時具備較強的靈活性，但我們在主動性、冒險精神等特點上表現不明顯，還是依賴于一定的規則約束，以保證工作、生活的穩定和秩序。

（三）權力距離

中國總體屬于高權力距離社會，韓國社會的權力距離雖在中上水平但仍明顯低于中國。該文化往往認為“上級擁有的特權是理所應當的”。因此，無論在中韓校園我們都會按對方的職務以姓相稱，如“董校長”、“高教授”、“李會長”等，以此表達對社會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尊重和禮貌。處理工作時，下級雖然可以提建議，但仍以維護上級的主導思想為主。然而校園文化中的權力距離內涵豐富，不僅包括師生關系，還包括師師關系和生生關系。筆者認為上述三種關系并非完全符合文化價值量表呈現的結果。首先，關于師師交往，中國校園的上、下級之間通常保持一定距離，上級享有絕對權威；在韓國，尤其一些德高望重的校長或教授，他們會經常組織下屬外出聚餐、登山、看球賽，或來自己家做客，上下級間地位更平等，關系更融洽。其二，中韓兩國雖然都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但近年來，韓國高校的師生權力距離要遠高于中國。韓國學生對老師的尊重體現在方方面面，如任何時候都必須對老師使用敬語和謙稱；見面時要鞠躬禮讓，否則會被視為無禮。而在中國，高中以前教師更具權威感，經常批評、約束學生；進入大學后師生關系則更為民主，教師受尊敬的程度和名氣、成就、人格魅力成正比。其三，生生間的權力距離亦是韓國高于中國。在韓國校園，前輩和后輩間有鮮明的等級，在說話方式、餐桌禮儀上都有所體現；而在中國，我們除了以“學長”、“學姐”相稱外，往往仍以對待同齡人的方式進行交往，關系親密時無論年齡差距多大都可以結為朋友。盡管有所差異，但筆者認為，隨著微信、微博、kakaotalk、band等現代社交媒介的出現，評論、點贊、朋友圈等功能在拓寬著大家的交流渠道，有助于我們發展共同興趣愛好，進行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因此權力距離在未來或許會逐漸縮小。

（四）陰性社會與陽性社會

中韓兩國并非典型的陰性或陽性社會文化，但中國相對于韓國更偏向陽性社會。具體表現為對性別角色往往有明確的劃分，我們更贊揚競爭、雄心、成就、權力，重物質上的成功；而陰性社會中的性別角色會有所重疊，男女都應謙遜、溫柔、關心他人，強調生活質量和對后代的撫育。在韓國校園中，女生無論長相如何都會化妝，衣服每天不重樣，在校園里辨識度較高；男生同樣重視自己的儀表，穿著打扮十分精致，追求時尚。而在中國校園，高中階段以前都要求穿寬松的校服，男生和女生的打扮相對樸素，即使到大學階段女生也多素顏上課，人們對外表的要求并不高。另外，在對男生和女生的教育方面，雖然兩國都已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思想仍在當今社會占主導地位。中韓社會“男主外，女主內”和“男強女弱”的心理依然普遍存在，尤其在一些工作繁重的部門和學生組織中，仍希望由男性擔任會長或主席等主要職務。

（五）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

中國作為大陸文化的代表和儒家思想的發源地，屬于典型的長期取向文化，人們追求穩定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建立長期生活目標。而韓國雖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但半島文化的半封閉、半開放特點明顯，吸收外來文化速度快，近代以后更多受到美國和日本的影響②，以實現需求的快速滿足為目標，傾向于短期取向文化。例如，韓國學生常說的一句口頭禪即“●●●●●?。禳c快點）”，他們對于人際關系缺乏忍耐力，容易急躁，因重視結果導致對過程的疏忽。所以每當考試結束后，學生會急于向老師求證答案，如果發現自己做錯了，就會撓著頭十分夸張地表現自己的懊惱。而大多數中國學生常會說“沒事兒，慢慢來”或“不急不急”，做事重視過程講究節奏，對待結果往往順其自然、坦然接受。更多的儒學動力因素還體現在對學生的家庭教育上。大多數中國父母把子女當做家庭重心，提早為孩子的未來做各種打算，在經濟和生活上給予扶持直至兒女成家立業。而在韓國，大部分學生成年后就不再接受父母接濟，假期里會通過打工自己賺取學費，以盡早實現經濟獨立和生活獨立。

四、關于教學的跨文化思考

作為對外漢語教師，無論在國內進行整班制韓國班教學，抑或赴韓進行中文教學；無論面對韓國學生，抑或來自韓國的上級和同事，我們似乎都無法回避交際中的跨文化現象，而跨文化交際的實質即是文化移情的過程?；羰侠碚摰奶岢鼍嘟褚延?6年，通過實例分析不難發現，有時理論并非能解釋或指導當今實踐教學中的所有問題。其實，交際障礙大多源于我們內心無緣由的偏見，而偏見的根源往往是因為不夠了解。因此，交際中我們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義”，打破本土文化背景的約束，從自身培養“文化移情”，方能感知文化差異，尊重文化差異，克服文化偏見，最終發展文化認同。

作者：韓文慧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漢語文化學院

注釋：

②金燕玲.中韓日文化對比：從社會交往行為角度［J］.上海商學院學報，2007（07）.

參考文獻：

［1］崔景明.“儒家文化圈”中的中日韓［J］.齊魯文化研究，2005（04）.

［2］金燕玲.中韓日文化對比：從社會交往行為角度［J］.上海商學院學報，2007（07）.

［3］李海英.談中韓文化差異［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與教學），2011，（03）.

［4］李衡.中韓跨文化交際中等級觀念對比探析［D］.蘇州大學，2012.

［5］張海燕.中韓跨文化交際中文化因素異同點分析［D］.蘇州大學，2013.

［6］張書霞.儒家文化在韓國現代家庭的傳承及啟示［J］.中州大學學報，2015（02）.

［7］卓勤.中韓跨文化交際的心理認知［J］.考試周刊，20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