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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活躍了經濟、豐富了生活、解決了物質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帶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管理模式、觀念文化。技術化、工業化和消費主義文化語境下,一方面傳統的精英文化、士紳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沒落,與傳統文化相適應的價值觀瀕臨崩潰。另一方面,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錢為主導的功利性價值觀正在形成。在媒體與網絡時代,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主體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則成為娛樂甚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今中國文化正發生著“從審美的文化到消費的文化,從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從批判的文化到娛樂的文化、從靈性的文化到技術的文化、從有根的文化到時尚的文化”的轉變。大學生站在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對新生事物好奇、標榜個性、緊跟時尚,他們的價值追求與行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影響,其價值認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覺的跟隨時尚潮流,形成了與大眾文化總體方向一致,與科學的高校校園主導文化錯位、偏差,但又與自己的年齡階段、心理發展相適應的特定的朋輩文化。莊子認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滿足是卑微的,人不應當“為物所累”。德國哲學家康德則說“鑒賞是憑借完全無利害觀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對某一對象或其表現方法的一種判斷力。”可見中西方思想家都將無功利性的愉悅感當作真正“美”的判斷標準與向度,追求不為物質所綁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現實中,當大學生遇到物質的誘惑與脅迫時會怎么做呢?部分大學生身上所呈現的精神危機、精神貧困告訴我們:精神文化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物質發展。問題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會的大學生何以會形成這樣的文化認同與價值認同?大學生朋輩文化在大學生的心理模式、行為選擇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場,也要求把人們的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釋放到極致。以消費主義文化為特征的大眾文化通過品牌效應、符號標識詮釋成功、地位與能力,大學生所使用的物品、參與的活動與部分人際關系的建構無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開口說話———人們傾向于認為“成功就是掌握財富,財富賦予你所有期望的東西”。受這種文化影響,大學生對成功、能力的理解與物質、消費能力掛鉤,崇拜商人(金錢)、政客(權力),對科學、藝術、人文研究缺乏熱情。媒體面向市場之后,以報刊、雜志、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競爭壓力加大。為了占有市場、提高收視率與點擊率、獲取經濟效益,媒體推出的節目、欄目刻意迎合大眾,宣傳中的金錢色彩濃厚。身處信息時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學生跟著媒體走,自覺將金錢的光環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還有一些大學校園則被部分大學生通過各種活動將大學儼然演繹成了名利場、生意圈、社交圈,大學生之間的關系除了親密的朋友關系之外往往還混雜有功利的色彩,以圖建立一個以后為我所用的關系圈。高校的主導文化如“修德、博學”成為了懸掛在學校宣傳欄里的標語,成為遠離學生現實生活的目標,抄襲之風、逃課之風悄然盛行。大學生年輕有活力,關心國家與政治,關心社會發展走向。他們深知國家的發展變化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期待體制改革與完善、期待國家進步與發展。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所不同的是,他們關心政治卻又以娛樂的心態談論政治、評價政治,對國家政策、學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錢化。一部分大學生將自我確立為價值評估的中心,評價指標以有形的物質為基準,以可估的、確定的報酬返還為目的,人際關系網絡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態度娛樂化、審美情趣庸俗化、休閑消費時尚化,學習態度技術化。激烈的競爭、不可預知的風險、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大學生壓力倍增、焦慮、短視,為了在就業市場上能夠有主動權與比較優勢,他們不得不去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術、考取各種資格證。學習實用的技術原本無可厚非,它能促進社會的技術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大學生過度重視技術而輕視人文素質、科學素養的培養。他們中一部分人將人文科學與“忽悠”、“吹水”劃等號,把綜合素質等于證件、成績單、參加社團活動、人際關系的簡單相加。這種朋輩文化一方面強化了大學生的技術意識與學習精神,提高了大學生的動手能力、觀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視、過于功利化、個人主義化弱化了大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不利于大學生、高校、社會、國家與民族的長遠發展。消費主義文化讓他們在物質的狂歡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慮的大學生身上少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社會擔當,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眼光。
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朋輩文化的錯位
校園文化和朋輩文化同屬于社會亞文化,不同的是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群體而言是校園主導文化,而朋輩文化是在校園文化的影響下自主自發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級文化、社團文化、學院文化等。校園文化作為校園“應然文化”是“表達社會主體意志、國家意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進社會與人健康向上發展的精神動力。”是貫徹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成果為指導的文化,校園制度與管理更是與大學生的日常行為、學習生活緊密相聯的文化,這二者之間應該是緊密相聯、良性互動的關系。校園文化集中展現學校師生員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風、價值取向、行為選擇,是大學生及教師心理文化、行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設承載著國家、社會、教育主管部門的辦學理念、教育理想、社會期望,在文化選擇上具有穩定性、系統性、傳承性與高層次性。然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的大學生朋輩文化之間卻表現出了脫節與錯位,他們之間的互動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現如下:
(一)大學行政化傾向將大學生引向權力崇拜,科學的吸引力不足
大學是一個小社會,沒有行政事務、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學校健康發展的方向。大學的行政組織與管理應當服從于真正的大學精神,也就是“純粹為了研究對象而研究的精神”。各個大學更應該根據自己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國家需要培育自己獨立的大學精神,教師當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事實卻是中國的公立大學都被賦予官級,管理人員的職級、教職人員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與政府官員級別一一對應,級別不同則話語權不同、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同,學術受到行政的左右。科層制管理模式在政府內是一種相對比較科學、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對學術教育則具有一定的弊端。相當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學本位讓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為行政事務纏身,偏離科學研究的道路,學術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當一個學校的教授們爭當官員,為了行政職務、職稱的晉級而學術造假、上課敷衍學生時,學生們將準確無誤地收到信號———做科學研究是沒有地位的,科學研究得服從于行政權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競爭的科研環境被破壞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喪失了,國家的科研發展受到阻滯,大學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學生看到這些又當如何?他們將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對大學、對教師、對社會予以評價,也重新建構自己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他們也將選擇遠離科學而深究權術,將權力與金錢奉為宗教。如此,學生便會重視關系圈的建立與官員素質的培養,而輕視人文素養、科學知識的學習。
(二)考試制度不科學致學風懶散,社團活動組織過多、管理欠科學致學生于活動中迷失求學方向
“高校學生社團是由志趣或愛好相同的學生自愿組織并經學校有關部門批準的群眾性業余團體,是高校校園文化和隱性課程的重要載體,是高校人才培育的有效手段,是實現高校人才培養目標不可或缺的途徑。”大學生通過參加社團活動確實提升了自己的綜合素質,使他們的溝通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動手能力、就業能力增強,知識面拓寬。然而,社團活動必須處理好與高校專業知識學習、人文素養培養的關系,二者相得益彰,學生才能夠獲得全面的發展,校園文化、社團文化、朋輩文化才能得以貫通,反之,過度重視課堂知識的傳授,只會讓學生讀死書、死讀書,社團活動過多則導致學生浮躁的學習心態、功利的價值取向。當前,部分高校社團活動組織過多,學生為參加活動而向任課老師請假,無心深入專業學習、提高人文哲學修養,將“為了社團活動而逃課”演繹成時尚。相關管理部門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豐富校園文化生活為目標,問題出在管理與引導上。很多學校在對大學生進行綜合測評時,學生考試成績占70%,社團活動占10%,體育活動10%,思想品德占10%,具體到各個學院與學校的操作則可能是考試成績50%,其它50%,分數總值的高低與學生的獎學金、出國交流等掛鉤。表面上看,這個設置非常合理,以學習為主導,兼顧學生德育、體育、社會活動。然而嚴進寬出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學生一個學期的學習可以通過最后一個月甚至是半個月突擊考試就可以得到高分,體現不出創造性、反思性與綜合運用能力,不能培養學生端正的學習態度。但是,社團活動的多樣性、豐富性卻既能體現學生工作的成績,又能豐富大學生的課余生活。相關管理部門的“成績觀”決定了社團活動的數量,這跟中國官員曾經的“GDP政績觀”、“形像工程”是一致的。這種激勵機制、管理模式終將導致大學里學者意識、精英意識日趨消亡,功利意識、官宦意識興起,也就有了相應的“逃課文化”、“社團亞文化”、“抄襲文化”。在這種文化主導下,很多大學生不是感嘆“書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無知”,而是感嘆“大學是社會大學、活動大學”,認為教師考試不劃重點不劃范圍是不正常的,學生不逃課、論文不抄襲是非主流的。
(三)校園文化建設未能體現對學生的人文關懷,不能想學生之所想,急學生之所急
校園文化歸根到底是由學生、教師共同來建設的,學生作為建設主體之一其價值訴求應該體現在學生的日常學習與生活中。當下的校園文化建設多側重于道德培養、知識傳承、科學精神、治學態度。但是,能否真正的關心到學生的成長卻是關系到大學生德育、智育、美育教育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關鍵。當下的大學教育模式使得教師與學生的關系疏離、學生不能完全信任政治輔導員、心理咨詢教師與學生交流不夠,特別是專業課教師、公共課老師、心理咨詢老師與政治輔導員的交集有限、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完全脫鉤都導致我們無法全面真實的了解大學生的生活狀態、學習狀況及思想動態。學校把大學生定位為能夠理性思考、自我管理的“成年人”,事實并非如此。當學校把大學生定義為理性思考、自我管理的成年人時,大學生們茫然、焦慮,需要有長者勉勵、點醒、規勸,因為他們心理意義上的獨立成長還不夠。低年級的大學生在適應大學松散的管理模式、專業知識的接納、自我的認知、情感的處理等方面都需要有人引導。高校教師,無論是從事什么專業的教師,都應當成為大學生可傾訴的對象;不僅要認真的聽他們說,而且要設身處地的為他們考慮,以朋友的身份、師長的身份提出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意見與建議。然而,我們欠缺的恰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溝通和及時、貼心的關懷。
三、校園文化與朋輩文化良性銜接互動機制的建立
若要使校園文化與大學生朋輩文化形成良性銜接互動,則必須針對校園文化與朋輩文化的錯位與脫節做出相應的完善,可以從社會文化環境、大學自身的制度建設及大學生個體三方面入手,保證校園文化與大學生朋輩文化良性銜接互動機制的建立。
(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穩步推進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積極引導商業文化發展的同時
有選擇的吸收引進西方文化,實現傳統文化與校園文化的對接的同時抵制低俗文化現實的校園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化與庸俗文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激蕩碰撞的結果。以消費主義文化、后現代主義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消極影響凸顯,校園文化中體現出來的功利性、去中心化及大學生價值觀的偏差歸根到底是因為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出現斷裂,傳統文化特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缺失使大學師生價值觀中的“博學”色彩弱化,“金錢”立場前移。要解決這一問題,實現傳統文化、當前社會文化、校園文化、朋輩文化的對接是必然選擇。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還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站在文化輿論、潮流時尚最前端的媒體不可過度逐利,當有中華兒女的身份認同、傳播優良傳統文化的文化自覺、抵制低俗文化的道德自覺,為國人創造潔凈的文化市場、健康的文化氛圍。新聞、廣播、影視作品在合理吸收與借鑒西方文化元素的同時,應把文化產品的立足點著眼于本民族,作品中的人物刻畫應當尊重歷史、尊重本民族文化傳統,把人物的精神升華到中華民族對真善美的追求上,而不是讓自己的作品充滿金錢、暴力、欺騙、權術。鑒于中國傳統文化在網絡的影響力低下而網民眾多的狀況,國家應注意借助網絡技術提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共享性、滲透性、擴散性與整合性,增強傳統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示范力、外交力,還要加快傳統文化資源的數據庫建設與應用。當優良的傳統文化滲入現代文化,社會文化環境便得以優化。此時,金錢受到道德的規范,權力受到法律的制約,文化與人性之美的契合度增強,校園文化、朋輩文化便也隨之更加科學、合理和富有人情味。
(二)大學管理去行政化,回歸“學本位”;改革考試制度,體現學以致用;科學地組織與管理社團活動
大學管理去行政化,回歸“學本位”。“教育行政化所滋生的功利潮流引發了教育領域中極其嚴重的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在這種庸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學生能夠期望他們成為純潔、高尚、自強、誠實的人嗎?”缺乏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態度決定了大學中浮躁、功利、虛偽、淺薄的風氣。所謂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而是將行政權力支配下的“以權力為主”的科層制管理模式轉變為“以教學、科研為本位與中心”、教授治校的管理體制,實現學術自由、學術自治。具體地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第一.設立高等學校教師委員會,實現教授治校,各專業和學科都應當有自己的代表,禁止跨專業的直接管理。當選為委員期間,如果出現謀私、不公、學術腐敗等問題經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人數聯名可罷免相關責任人。第二.從事教務、財務、后勤等工作的行政人員職稱評審條件按照其工作范圍與對象單列細化,避免教學與行政人員所謂的科研交叉,為教師與專職科研人員提供公平的學術環境。第三.辦學以學生為中心,整頓學風教風,科研以研究成果為中心,去課題中心化。改革考試制度,體現學以致用。一方面要改革現行的考試制度,各專業應當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點制定考試規則,側重于大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與運用而不是死記硬背。如法學院的學生可以分組以模擬法庭的形式進行考試,這其中既有辯護律師又有法官,既涉及到法律的運用,又涉及到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食品質量與安全學院的學生則可以抽樣調查市場食品的質量,寫出調查性報告等。另一方面應當建立末位淘汰機制,在原則性、靈活性、專業性、實踐性相結合的考試制度的基礎上實行末位淘汰,對未達到合格水平的學生將其分流至下一個年級。科學地組織與管理社團活動,擺正社團活動隱性課程的地位,保證大學各類課程的開設時間與顯性課程地位。學生工作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尤其是輔導員老師應當把學院、班級的學風建設放在第一位,端正大學生對待科學、對待知識的態度;組織活動以不影響正常的教學活動為原則,社團活動既要是德育載體又要是知識載體,反對社團活動多而濫,提倡適量而精致。大學生綜合測評中要切實保障知識學習70%的比例,合理確定參加社團活動的具體小項分值,避免大學生為了“加分”而將學習下移、疲于參加各類活動與社團的行為。
(三)積極介入引導大學生的價值觀,培育健康的朋輩文化
介入與引導大學生價值觀是政治輔導員、心理咨詢老師、各門課程老師、班主任共同的責任。朋輩輔導員、朋輩助理班主任可以與大學生“零距離”接觸,真切的了解到大學生思想的各個方面,但我們更要關注朋輩輔導的內容。如果朋輩輔導員與班主任對學生的引導是功利色彩的活動指引、以不掛科為指向的學習指引,那么這種朋輩輔導起的是負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對朋輩輔導員與班主任的挑選當以積極向上、富有愛心、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科學素養和對本專業有比較強的知識遷移能力為準。只有這樣的朋輩輔導員與班主任,才能做好大學生的班風建設、學風建設,才能帶領大學生營造出積極、健康的社團文化、班級文化與宿舍文化。心理咨詢師、政治輔導員與各任課教師可建立聯動工作機制,對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予以全面評估。可以為每一個學生建立一份德育電子檔案,檔案號由輔導員根據學生課程安排通知相關教師,由教師根據對學生在課堂、課下的觀察具體填寫,學期結束再由各學院各級綜合測評小組匯總平均。除此之外,還要對部分學生輔以個別談話、集體談話、小組談心,鼓勵、幫助大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大學生活“導師負責制”,鼓勵年輕的專業課教師、通識課教師接受基本的心理知識培訓,然后以“生活導師”的身份深入學生,做大學生的聽眾、教師與朋友。“導師”要關心學生的生活現狀、學習現狀,既要了解自己所帶學生的興趣、愛好,也要了解學生的困難,處理問題時力爭全面周到,鼓勵教師與學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理想、學習態度、工作體悟,教人以愛、授人以智、育人以德。
作者:李若衡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