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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文學的“源”，它不光能提供給作家巨大的“養分”，也與作家審美品格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文化在文學中不僅僅是表現對象，更是一種“創造性的精神元素”。新時期以來，路遙和賈平凹是陜西赫赫有名的代表作家，都曾獲得茅盾文學獎，有著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在二人的文學創作中，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創作心理、創作主題、個人風格等方面，都有著顯在或隱在的影響。路遙的作品被譽為是陜北的“百科全書”，將陜北人民瑣碎的生活百態通過現實主義的方式表現得淋漓盡致，而賈平凹則深受巫楚文化等南國文化的影響，在記錄陜南商州的風俗民情時則更顯細膩。從美學的角度考察二人的創作，可以看到，路遙的個人風格與陜北的粗狂極為吻合，而賈平凹的文字中則流露出了山地的靈動。
關鍵詞:
不同的地域會衍生出不同的文化。作家總是在某一地域中生活，必然會受到這一地域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在文學創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滲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現出地域的特色。19世紀的法國作家、批評家史達爾夫人曾指出，文學創作存在地域風格的差別，地域文化影響地域風格;而晚清學者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更是從自然地理的角度將中國文學劃分為南北兩種不同審美風格的文學。路遙和賈平凹都是陜西文化所滋養的作家，故土的自然地理、氣候特征、民間風俗、衣食住行等都是他們文學創作中重要的內容，也成了文本中最獨特的標志。
一
陜西位于中國西北部，北山和秦嶺從不同的區域進入陜西，形成了南北高、中間低的地勢，從而將陜西劃分成三大板塊:北部是陜北高原，中部是關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區。單從地形上來看，陜北由黃土層組成，經過水流的切割和侵蝕而形成如今這般由梁、峁、溝、塬相互間隔的地形。陜中的平原地帶，較之于陜北來說，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加之是渭河平原，適合農耕生產，因此也被稱為“秦中自古帝王都”。陜南的商州是賈平凹的故鄉，是陜西、湖北、河南三省的交界，這里不再如陜中一馬平川的平原，而是山林拔地而起，溪流蜿蜒繞過，宛如一幅南方畫卷。霍夫斯坦德在談到民族文化時十分看重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從人類發展的過程來看，地理環境對于文化的形成與傳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陜西內部的三大自然區域衍生出了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陜北高原是以草原游牧文化輔以中原農耕文化共同形成的粗獷、野性、奔放而又不失細膩的獨特文化;關中平原則繼承了農耕文化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礎，講究重本輕末和以“躬行家教為本”的個性;陜南秦巴山區是典型的山地文化，這里的人們以漁獵為主要生存手段，信奉道義和萬物有靈的自然生態觀，有著“秦風楚韻”之稱。這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共同組建了一個文化多樣性、復雜性、融合性的秦地文化帶。環境決定論的擁護者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態，而不同的文化形態又直接影響著不同的文學創作。因此早在1984年，賈平凹就認為陜西的三大地理板塊“勢必產生以路遙為代表的陜北作家特色，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關中作家特色，以王蓬為代表的陜南作家特色。”①如今，我們以文學史的眼光來回看陜西當代文學，賈平凹的文學成就代表陜南作家似乎更具說服力，“鑒于他的地域意識之強和創作實踐之多，自然也應視他為陜南的代表作家之一”②。陜北和陜南位于陜西的兩極，各自的代表作家路遙與賈平凹之間有相同之處但更多的卻是差異。從宏觀的審美風格來看，韓魯華指出:“路遙的審美個性風格是粗獷狂放，浪漫抒情，野性原始，質樸淳厚，固守忍耐……賈平凹的風格是混沌蒼茫中透露著靈秀之氣，靈動詭秘中蘊含著渾厚蒼涼，超然曠達中幻化著浪漫神秘”③。筆者認為，造成二者創作風格迥異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很長時間內對作家的人格形成、性格塑造以及之后文學創作的心理提供了必要的基因支持，從而表現出了與地域文化相匹配的文學風格。例如，路遙生于陜北，長于陜北，黃土高原的廣袤遼闊內化為他文學創作的胸懷，而由于支離破碎、干旱少雨而造成的生活艱苦則成了他一再書寫的苦難意識;賈平凹生活過的陜南商州則屬于南北文化交界帶，商州人較之于陜北人的粗狂、質樸，更多的是一種陰柔之氣和灑脫之氣，這些地域性折射進了賈平凹的性格里，所以他的文學創作不是路遙的“客觀再現型”，而是帶有浪漫主義氣質的“主觀表現型”。
二
“藝術上是要有地方色彩的”，這是魯迅對鄉土文學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所謂的“地方色彩”，筆者認為魯迅指的其實就是地域文化。對地域文化的理解不能簡單地停留在自然環境的層面上，而是應該將自然環境推進到深層的社會環境中，比如長期形成的歷史遺存、社會習俗、生產生活方式、心理結構等，這也是地域文化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所應該表達的重要內涵。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繩結區域”，代表著漢文化的農耕文明與代表著少數民族的游牧文明在這里碰撞、交融，經過歲月的沉淀，慢慢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形態。路遙從小就對這種文化形態耳濡目染，加之陜北本身的文化結構處于較封閉的狀態，所以路遙的創作總是離不開他所熱愛的故土，那么也就會不自覺地將陜北的獨特文化形態在文本中表現出來，形成最鮮明的“地方色彩”，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對民俗文化的描寫，簡單地說就是對衣食住行的關注。首先在衣著方面，俗語有云“服飾是穿在身上的歷史”，陜北歷來是冬冷夏熱，人們為了從事農耕、游牧等生計活動的需要，總會頭扎白羊肚巾而很少選擇戴帽，這是因為這種稱做攏手巾的東西，夏可遮陽冬可御寒，既可擦汗也可洗臉，一舉三得。另外，陜北冬季很長很冷，農民或牧民總喜歡穿山羊皮或綿羊皮皮襖來御寒，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陜北人身著老羊皮襖、腳穿氈靴的形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就將陜北人的穿著打扮如實地記錄下來:人們戴著包裹頭發的白羊肚巾穿梭于風沙中;在冬日里，又會換上抵御嚴寒的羊皮襖度過寒冷的冬季;陜北人對于衣著頭飾偏愛白色，白色的羊肚巾、光板的羊皮襖，這種衣著尚白的風俗與關中人喜黑衣服有著明顯的差異。據考證，這種風習與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戎狄人流傳下來的習俗有關，而陜北自古也是白狄之地，就連路遙也經常自稱是“北狄后人”。在食的方面，由于陜北土地偏堿性，常年缺水且沙化嚴重，無法種植較多的蔬菜果物，而只能以高粱、小麥、玉米為農作物，陜北人將它們做成一種叫做“饃”的主食。在《平凡的世界》里，陜北人一天不吃饃就如同一天不吃飯一樣，無精打采。吃饃就如同南方人吃米飯一樣，不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更多的是一種飲食習慣、一種心理滿足。孫少平就經常吃黑面饃，而孫少平的丈母娘“心疼女婿，又在飯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幾個早上吃剩的黑面饃和幾筷子酸白菜①”。除此之外，陜北人經常吃的食物還有面條、炸油糕、錢錢稀飯等，這些都是陜北民間最常見也最獨特的飲食文化。由于陜北人天生粗狂的性格，他們對食物的要求并不如南方人那么精細，所以山珍海味極少出現在陜北人的飯桌上，他們也更習慣于吃一些熬煮的食物。這自然也是和這塊土地上曾經長期飄忽不定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四處的飄零不可能讓他們去考究如何吃得更精細、更藝術，只能是以熬、煮、烤的方式最快最直接地處理食物，以填飽肚子。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我”就不愛吃口感更好的白米白面，而是更喜歡吃高粱面和土豆絲煮成的糊糊，這就是典型的陜北飲食文化的濃縮。在住的方面，由于黃土疏松和長期的水土流失致使溝壑縱橫、植被稀缺，木材極度缺乏，所以很少能看到用木材搭建的房子，更不可能有江南地帶那種別有洞天的園林式房屋，因此，在土山的山崖下挖成的山洞就成了陜北人的棲息之所，俗稱窯洞。窯洞是黃土高坡的獨特產物，是陜北黃土文化的象征。孫玉厚一家三代都擠在一個窯洞中，就連孫少安與秀蓮的婚事也都沒有一個像樣的窯洞作為婚房，而他們最想做的就是賺一筆錢“硬箍幾孔石窯洞”。窯洞對于陜北人來說，不僅象征著家給人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它更是蘊含著當地少數民族的穴居遺風。在《人生》中就有一段描述:“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價標準很高的窯洞。其余五孔窯洞是本縣最高級的‘賓館’，只有省上和地委領導偶爾來一次，住幾天。”這里的窯洞被賦予了現代意義，它的好壞體現著居住者的政治身份和財富。孫少平經常給縣城里的人箍石窯，因為他們比農村人有錢，所以都不住土窯洞而更愛住石窯洞。在行的方面，由于曾經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以牲口作為陜北人出行的交通工具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在路遙的筆下，我們也能經常看到用毛驢、騾子等牲口來作為運輸物資的動力。比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的媳婦要生孩子了，他連忙讓少平弄了一輛架子車，用大青騾子將媳婦送去了醫院，這種現象在其他地區是很難見到的。此后，孫少安也利用這兩樣交通工具為自己賺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這里，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可以做生計工具。路遙的寫作被譽為陜北地域文化的“百科全書”，他也試著將這些保留著原汁原味的傳統地域性文化融入現代性的寫作中。無論是用陜北民歌來表達現代的“出走”與“回歸”的問題，還是以信天游的兩大主題———“生之艱難”和“愛之痛苦”的方式貫穿到自己的小說情節中，或是將陜北方言間接性地用于文本的語言或對白中，都能看到路遙對地域文化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現代延伸。特別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城市文化以極快的速度吞噬著鄉土的田園美夢，在現代性進程中，文學也越來越走向了同一性，而路遙能將傳統的地域文化巧妙地糅合進現代性意義的文本肌質中，確實彰顯了他獨特的文學意義。此外，路遙還非常擅于記錄陜北的各種民間風俗，無論是“鬧秧歌”“打棗節”的節日儀式，還是對婚喪嫁娶中熱鬧的喜宴、下葬的描寫，他都是以一個“東道主”的姿態，準確細微地把握了陜北文化的細枝末節，從日常細碎的生活透視這片貧瘠而又充滿著“情誼”的黃土地上勞動人民的喜怒哀樂。路遙常說:“離開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會成功。”①因此筆者認為，地域文化是他文學創作的生命線，也是他突破地域的限制，抵達現代性意義的方式，俗話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話放在路遙身上可以稍作修改為“地域的也是現代的”。
三
相較于路遙筆下粗狂、醇厚的黃土大地，賈平凹的商州則更顯神秘和世情。陜西作家自柳青始，大約是有了自成一派的風格和味道，那就是一種厚重的寫實。可以說，陜西作家群的創作大都屬于現實型文學，注重對外在客觀現實狀況作出如實刻畫或者模擬。當然，他們絕不是一種逼真性的、禁止主觀情感的寫作，而是將作家的主觀情感態度融合到客觀的再現當中，滲透在情節、對白、人物形象的描繪里。這種審美風格的傳承也導致了陜西作家極少能掙脫生活經驗的束縛而走向浪漫的想象中。賈平凹反倒是個特例，他曾指出:“我是山地人，大多寫的是商州山地里的人事，因為我太熟悉那塊地方，作品里自然就有了民俗的成分吧。”②以商州的特性來說，地形多為山地，亞熱帶季風氣候，雨量充沛，不似陜北干旱缺水，所以當地的民俗文化相較于陜北多了一份水的靈動和山的秀麗，少了一份遼遠和質樸。商州境內山脈拔地而起，清流星羅棋布，山水的靈秀造就了賈平凹獨特的文學領悟力和想象力。因此，他的寫作相較路遙，多了一份細膩的世情體驗和欲望釋放。賈平凹的世情寫作并不是一直從一而終的。早期的《雞窩洼人家》《滿月兒》關注的是閉塞的鄉土生活，以描寫人民的淳樸善良、生活安逸，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相依相偎來表現一種自在自為的民間文化形態。20世紀80年代末全國文化思潮風靡一時，賈平凹的文化視角發生偏移，于是一個蠻荒之地的商州便在“尋根文學”的浪潮中應運而生。民風古樸卻又人性彪悍的狂妄之態在《商州》《美穴地》《五魁》《佛光》等小說中內化為一種浪漫的氣韻和野性的生命氣質。商州的逸聞趣事、婚喪嫁娶、請客送禮、風土人情、倫理綱常、封建迷信，甚至是動蕩社會中的世事冷暖、市井百態，都盡收眼底，幾乎是一幅幅既有細節勾勒又有整體把控的醇厚民俗畫。在這一點上賈平凹與路遙類似，他們都擅于做民俗文化的記錄者，字里行間中能感受到他們對故土厚實的眷戀與深愛，以及對鄉土人民淳樸、善良的民風和品格的贊頌。從文化形態的異質性來說，賈平凹十分鐘愛秦腔這種獨特的戲曲藝術，他認為陜南故鄉的“地理構造竟與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致”。秦腔不同于陜北的“信天游”，它的每一個部分都由“苦音”和“歡音”兩種聲腔體系搭配而成。演唱哭腔時聲音必須悲壯、深沉，表達出人生悲慘、凄涼甚至是痛恨的感情，吶喊出生命的大苦大悲，而歡音則較為歡快和明朗，用于表現喜悅、快樂的感情和色調，類似于生命的大喜大悅，二者的相輔相成則構成了生命意志的張力。這在母題上與賈平凹文學創作想要表達的主題不謀而合，他無論是在潛意識還是意識層面上都受到了秦腔這種戲曲形式的影響，將八百里秦川大地上生命的狂放和靜穆、秀美和剛硬融入了這種老少皆宜的特殊文化形式中，內化為一種激昂的力度。特別是小說《秦腔》，直接以秦腔命名并貫穿始末，隱喻了秦地農民最原始的文化潛意識。秦腔代表著他們古老的價值觀、文化心態和思維方式，是前現代遺傳下來的心理定式。秦腔的衰落預示著前現代文化一步步地走向了它的窮途，文本中相對應的是白雪的困境，甚至是整個農耕文明的困境。白雪與夏風所生下的沒有屁眼的孩子，也隱喻著賈平凹對傳統文化的未來所持有的悲觀態度。一曲秦腔，大喜大悲，感人肺腑地流露出了商洛故鄉在現代性侵蝕下走向沒落的無盡悲涼。當然，賈平凹較之于路遙的“客觀描寫”，更多了一種來自巫楚文化的神秘氣息，這種神秘的力量也引領著賈平凹突破了陜西文學現實的局限，貼近現代主義。費秉勛在《賈平凹論》中指出:“賈平凹有著文秀溫雅的南國氣質。”①這里的“南國”指的應該是楚國，所謂的“南國氣質”則是楚文化的重神秘、信巫鬼的特色。神秘感是賈平凹寫作的文化雛形，他說:“我從小就聽見過和經歷過相當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風水、卜卦、驅鬼、祭神、出煞、通說、氣功、攘治、求雨、觀星，再生人呀等等，培養了我的膽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隨著創作歲月的衍進，在秦文化的基礎上時不時露出了小時候楚文化的影響。”②《浮躁》《高興》《懷念狼》《高老莊》《老生》等作品中，經常能讀到一些超現實的、怪力亂神的描寫:《高興》中客死異鄉的五福變成了在西京城中游蕩的孤魂野鬼，無牌無靈，無主無家;《懷念狼》中，狼能喬裝成人趕豬過橋，猴也能幻化成人形;《高老莊》中石頭的繪畫和飛碟的出現;《廢都》中有莊之蝶老岳母這樣的怪力亂神的人物，每天神神叨叨地鬼喊鬼叫將西京城訴說成是一座鬼魅般的城市，以及璜寺的老和尚整日神秘兮兮的言語;《浮躁》更是將流傳于民間的占卜、祭祀、巫術、鬼神等全部置于小說的情節中，比如韓文舉的銅錢占卜、平浪宮敬河神活動、和尚談論玄空等……與其說是賈平凹受到遙遠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不如說是巫楚文化的顯性遺傳，才讓作品增添了極強的鬼魅之氣。他也曾在某專訪中指出自己與其他陜西作家寫作手法的不同就是因為受了巫楚文化的影響，“風格靈秀了一些，巫的成分多一些，水的成分多”。在人物形象的設置上，賈平凹也將怪志貫徹到底，喜歡在作品中設立一個能互通陰陽兩界的神秘人物或者類似于《爸爸爸》的丙仔、《塵埃落定》的傻瓜兒子這樣“大智若愚”的怪人形象。他們在文本中往往作為一種特殊的“超現實”視角，一方面透露著神秘、不可言說的怪誕氣息，另一方面能夠作為一個“他者”的形象，旁觀這人世間的亂象叢生，或者以一種游戲人間的不自覺心態在偶然的瞬間說出或做出一些大智若愚的話或行為。從怪誕的角度來看，有學者堅持認為，賈平凹的文化根源不僅僅來自地域文化形態的滋養，也受到了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的熏陶，“在當代文學的‘新潮文學’中，賈平凹的魔幻之作具有十分特別的意義:不同于那些或多或少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手法的作品，賈平凹直接從民間文化中汲取素材，寫成極具神秘意味的當代志怪，堪稱‘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現代派文學’”③．如果說楚文化給予賈平凹的影響是一種來自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話，那么筆者想要補充的是楚文化的另一種自然觀也被賈平凹所接受。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思想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楚人對自然的無條件崇尚，“天道運行、四時成序、陰陽消長，其中自有生殺之機”意味著自然萬物皆有其宿命，作為人來說，應該尊重大自然的每一個生命，與之和諧相處。楚人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可以稱之為最樸素的生態主義論。在賈平凹的創作中，也涉及了人與自然的生態問題。早期作品《金洞》講述了板橋村人因為對狼群的肆意捕殺從而破壞了生態平衡，最終自食惡果。這部作品只是單純地涉及生態平衡，而作品《懷念狼》則是第一次將文化反思提升到整個人類生存的高度上，他不僅僅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失衡狀態，更是對人類信仰缺失后人類命運的憂思。狼與人的斗爭，最終無論是狼戰勝人還是人戰勝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象征著生命的依靠的消失，也會毀掉另一方的生命意義。賈平凹借助這樣一個荒誕的悲劇表達了對生命本位的思考。
四
陜北的粗狂與陜南的靈動，分別造就了既相同又相異的路遙與賈平凹。同為陜西作家，他們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深受地域文化的影響立足于本土書寫，都曾在文本中承擔了民俗文化記錄者的身份，并引領陜西文學走向了新的高峰。而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各自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彼此的審美風格、創作主題、寫作技法相去甚遠。一方面，這說明風格迥異的兩位作家背后所繼承的陜西地域文化具有明顯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特征，它作為一種多元的文化資源折射在不同的個體身上和文本中也會呈現出不同的表征，其中還會涉及作家個體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對地域文化的重視和凸顯也是對當下文壇同一化的一個警醒。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多種文化并存的時代也正在加速遠去，民族文化、異域文化、方言寫作、神性寫作等，逐漸被消費、都市、私人、身體等代替，當70后、80后這一代作家逐漸崛起，我們竟驚奇地發現他們之間無論是生活經驗還是創作視野已經越來越狹窄并趨向于雷同，這絕不是讓人滿意的現象。當文學被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和網絡文化所裹挾而步入一種“無根”和“失重”的懸浮狀態時，相信“文學已死”的年代也就為期不遠了。韓少功曾在80年文呼吁:“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①因此，重拾地域文化在文學創作中的意義也就尤為重要，它是一種彰顯文學個性的重要手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不斷地重申地域文化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時，也應該對地域文化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與作家之間的關系持一種懷疑態度。現代性一直是評判文學的基本標尺，現代意識的高揚代表著一種理性精神對現實的審判，這種精神是作家們不可或缺的創作底限。當現代意識進入地域文化的領域，作者的敘述立場也就尤為重要。通常情況下，當作家在面對地域文化時，會以一個“考察者”或“訪問者”的文化身份進行整體的審視和細節的考察，因此地域文化中“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問題也就能在現代性觀照下無處遁形。在這一方面，路遙和賈平凹的文化寫作卻暴露出了他們的問題。他們以“文化在場者”的身份守護著自己的文化領域，如《人生》中高加林對傳統鄉土倫理道德的皈依的結局，就暗示了路遙較為偏執的地域文化守護者的身份;《秦腔》中賈平凹也是用一種挽歌的手法表達了對西北古老戲曲文化的衰落的惋惜之情……從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來自現代意識的理性精神對地域文化的審視和批判，更多的卻是一種個人情感的過度認同，表現為一種“反現代”意識，這是值得警惕的，也是充滿危險的。因此，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談文學創作，適度的冷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江濤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