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青年亞文化研究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異常分子”：越軌行為是對問題的解決
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失業人口的增加、過度都市化、工作條件惡化和各種各樣的犯罪問題的出現和加劇。這些問題引起了芝加哥學派的高度重視，并將“異常行為”和犯罪問題納入到其主要研究課題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圖運用社會解組理論對檀香山的越軌行為進行研究，但是他發現將這一理論運用到由種族集團組成的社區中時，卻是困難重重、漏洞百出。社會解組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群體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其違法犯罪行為就會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卻并非如此。在高度組織起來的種族集團中，如日本人集團，違法行為的發生率反而高得驚人。林德認為，社會內部存在著能夠瓦解同質社會的亞群體。芝加哥學派曾經做過大量調查，他們發現許多越軌者們都曾聲稱自己并未違反社會準則，只是他們所遵從的社會準則或者信奉的價值觀念不一樣而已。研究者們開始擺脫當時道德絕對論的觀念，認為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念和主流社會或法律不一致時，就會產生越軌行為。阿爾伯特•科恩就是異常行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軌男孩：團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對異常分子和“男性幫派”的“越軌”行為做了全新的闡釋。他以一個心理假設作為分析的起點：包括青年亞文化在內的一切行動都是一系列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行動者面臨的“參照系”和“處境”是影響所有問題產生和解決的主要因素。異常行為產生于結構與文化之間的沖突，為了解決這一沖突，青年往往選擇的是采用越軌或者犯罪的方式來抵抗與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資產階級文化。科恩認為，團伙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舉止是對中產階級正統和體面象征的一種夸張的抵制。加入幫派的青年受到中產階級的社會化教育，他們被要求按照中產階級的主導價值觀念和評判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但是這一評判標準會將青年置于一種地位挫敗的境地。伯明翰學派的菲爾•科恩（PhilCohen）直接繼承了“問題解決”理論，并將這一理論挪用到英國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社區的青年亞文化研究中。但是，菲爾•科恩的觀點與阿爾伯特•科恩的觀點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并不贊同犯罪幫派的形成是亞文化造成的。他認為，亞文化群體的形成，恰恰是為了解決犯罪幫派的問題。
（二）被貼上標簽的“局外人”
貝克爾是芝加哥學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書中運用“標簽理論”來分析越軌者，其研究重心是貼標簽本身。貝克爾被認為是“與標簽一詞聯系最為密切的人”。20世紀30年代產生、60年代盛行一時的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標簽理論的直接理論來源，甚至可以說標簽理論是符號互動理論的演變與具體應用。標簽理論在解釋越軌者對標簽內容的認同和內化時，直接運用了符號互動理論中的自我實現預言理論和“鏡中我”理論的邏輯。標簽理論對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是有著重要影響的。霍爾在《通過儀式抵抗》中曾明確表示伯明翰學派是以貝克爾的《局外人：越軌的社會學研究》作為研究起點的，標簽理論的影響可見一斑。貝克爾認為當一個規則通過社會群體定義并得到執行，那么偏離這一群體共識規則的人會被認為是“越軌”的特殊群體，也即“局外人”。他認為，正是先有了“標簽”，然后才有越軌行為及亞文化群體的產生。在被貼上越軌者標簽的人看來，規則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國禁酒時期，意大利移民認為他們繼續釀酒并未違反規則，而只是違反了新國家的法律。貝克爾把規則制定者稱為“衛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們可以通過制定新的規則以創造新的越軌者，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社會創造了越軌”。所謂越軌，就是對規則的侵犯。社會群體通過對規則的制定并運用到某一特定人群，從而創造了越軌行為。越軌行為是規則制定者實施制裁的結果，并非由越軌者行為性質本身決定的，即貝克爾所說的“他人反應”。越軌行為本身并不具有越軌的特性，而是他者與越軌當事人之間的互動結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應之前，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確定其是否屬于越軌行為。只有屬于同一實際群體的成員才會有興趣來制定和執行規則，如果群體成員認為特定群體的遵守某一特定規則與否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利益，他們也會干涉。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權力分化決定著其對他人制定規則的能力。貝克爾的“標簽理論”在當時道德絕對論占主導的時期，無疑是一種極端的表述，但它從側面為我們揭示了越軌亞文化群體偏差行為的社會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間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華德•貝克爾的影響，他深化并擴展了貝克爾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軌亞文化群體偏差行為的解釋，也不是探尋越軌亞文化的價值和本質。1972年斯坦利•科恩發表了題為《民間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論文，對道德恐慌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他對1964年到1966年間英國海濱城市“摩登青年和搖滾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這部專著起著溝通美國社會學和亞文化研究對異常行為的關注與正在出現的英國方法之間的一種重要橋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認為，道德恐慌的罪魁禍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搖滾樂迷，相反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發起者是媒體及社會控制。媒體夸大性的報道和曲解，為摩登青年和搖滾樂迷貼上了“異常分子”的標簽，并進行“妖魔化”的描繪，從而引起了社會公眾的關注。受標簽理論影響，斯坦利•科恩把社會控制文化的“反應”作為其闡述的一個重要部分。他認為，公眾對“異常行為”做出的各種反應都是為最終的社會控制手段作準備的。青少年所處的結構處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產生了地位挫折問題，而青少年的最初解決的辦法就是采用異常行為和風格來表達自我。社會公眾對異常行為的反應受到媒體、社會控制的機構的歪曲和誤讀，從而導致了社會控制文化的擴散和逐步升級，進而產生了兩極分化，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異常行為。科恩的這一研究結論對后來的亞文化研究有著巨大的影響。芝加哥學派從社會學的犯罪和越軌著手，運用經驗主義和民族志方法對越軌人群和越軌行為的多方位研究為青年亞文化提供了方法論支持，并注入了生動而具體的社會生活內容。但是，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缺陷也是明顯的。芝加哥學派的亞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犯罪學領域，缺乏階級和權力的視角。他們更多的是關心社會環境對個體的塑造，卻忽略了個體的主動反抗和反抗的多樣化。伯明翰學派將意識形態分析引入到青年亞文化研究，并將其研究的重心從社區和區域性論題轉移到對階級的宏觀透視。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生活方式及其風格、符號的意義，主要是通過性別、年齡、階級、種族等方面被揭示出來的。亞文化的研究始終是圍繞著文化與權力、意識形態與霸權的關系來展開的。
二、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理論范式轉換
亞文化群體的研究是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但是為何光怪陸離的亞文化研究在英國這樣一個素以保守、“紳士風度”著稱的國家達到空前繁榮呢？“無賴青年”（TeddyBoys）這樣一個來自底層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群體是如何被解讀為一種權力政治表達的？面對英國工人階級傳統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實，摩登族、足球流氓、光頭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色色、離經叛道的青年亞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亞文化的興起，標志著戰后社會共識的破滅。盡管大眾媒介已經對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與評論，但是在霍爾等人看來，大眾媒介對青年文化連篇累牘的討論并未真正解釋青年文化現象。相反，這些討論多數都是混淆視聽、遮蔽問題的。伯明翰學派的任務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觀地揭示青年文化現象及其在戰后的征兆。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對英國傳統文學的決裂，同時也是對戰后英國的社會狀況的積極反應。戰后英國社會經濟和階層的重構、“冷戰”的國際緊張局勢和軍備競賽的困擾、保守主義的眾生喧嘩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斷地尋求替代性視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傳統、文化主義的興起都為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按照特里•伊格爾頓的說法，馬修•阿諾德、艾略特、利維斯等人開創的英國的“文化—文明”傳統的核心特征就是對工業化以前的英國社會的“有機”的“共同文化”的“不確定的懷舊”。如果說利維斯等人為大眾文化打開了空間，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領了這一空間。威廉斯脫離了威利斯主義的精英文化，轉而走向了英國工人階級文化傳統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期，結構主義思潮的涌入，英國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范式危機”的階段。結構主義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亞文化研究有了重大進展，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亞文化研究專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領導權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納到青年亞文化研究中，出現了亞文化的抵抗與收編等理論。到1970年代末，霍爾的學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麥克羅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長為亞文化研究的生力軍，他們的研究從多個方位拓展了亞文化研究的空間，將權力關系拓展到性別、代際、種族等維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聲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視角，他認為亞文化并非是直接對霸權文化進行挑戰的，而是通過更為復雜的符號層面——“風格”來表達。而麥克羅比則更是從女性視角來研究青年亞文化，彌補了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對女性的忽視。自1980年代開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青年風格日益顯現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亞文化從階級抵抗到多義愉悅發展。英國文化研究不斷受到來自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思想、理論資源的充實，從此亞文化研究便走向國際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變
從國內已有的文獻來看，對于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啟者仍存在較大的爭議。王寧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認為，文化研究的理論創始人當推弗蘭克•雷蒙德•利維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維斯以《細繹》（scrutiny）雜志作為其主要陣地，形成了一個群體，被稱為“利維斯派”。其表面上擺出左翼鼓吹獨立批評的姿態，實際上是右翼保守主義。他們大力倡導精英文化，堅信文化始終是少數人的專利，同時極力貶斥大眾文化。利維斯派登上歷史舞臺就是為了與大眾文化展開斗爭。盡管以利維斯為代表的精英主義從保守的立場上思考語言屬性問題，試圖確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個人先鋒意識，并且對大眾文化持批判和鄙視的態度，但是他卻從另一個角度擴大了以往相對專業化的、狹窄的文學研究的話語和范圍，對英國的大眾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利維斯等人開創的“文化—文明”傳統鋪墊下，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經典著作相繼問世。這兩部著作的問世，就像兩顆投向英國中產階級思想陣地的重磅炸彈，推動了英國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霍爾曾高度贊譽威廉斯和霍加特的這兩本著作，認為它們都屬于重新發現的工作。誠如約翰•斯道雷所說，威廉斯對文化研究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威廉斯強調了文化的社會性，他認為文化是“普通的”，是“對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觀念與整個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這就無疑擊碎了文化精英主義向后看的，對“有機社會”無休止的幻想，擴大了文化分析的對象范圍，突破了英國一貫追求高雅文化的傳統，從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的著名論斷。工人階級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為工人階級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樸素的歷史主義的力量來挽救工人階級文化，也就是所謂的“用利維斯的方法來反對利維斯主義”，使得人們對日常生活方面的關注顯得更加正當。威廉斯曾在《漫長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達了他的遺憾：“我所感興趣的那些問題無法被安置在現有的任何一個學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擁有一個自己的學科”這一段文字發表三年后，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擔任主任一職。他的《識字的用途》，被視為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霍爾曾經感嘆道“沒有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就沒有文化研究”。他將焦點聚集在深受美國大眾文化影響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傳統的宏大敘事的方式，而是個人趣味的文化觀察。但是，新事物的誕生總會面臨諸多的阻力，該書從出版前就充滿著爭議，它大膽挑戰了社會學、文學和政治學的學科壁壘，借用伊格爾頓的一句話來說，它是“圖書管理員的冤家與噩夢”。霍加特受利維斯主義影響，運用利維斯文學實踐批評的文本細讀方法來研究工人階級文化，包括流行音樂、流行雜志、拳擊、暴力小說等。這與利維斯局限于文學作品的分析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這種方法被稱為“左派利維斯主義”。在書中，霍加特對工人階級文化的態度難免被人認為是一種文化悲觀主義，他低估了工人階級青年的主觀能動性和文化的解讀能力，對青年文化的復雜性認識不足。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不僅僅被認為是文化研究的起點，同時也被視為是英國青年亞文化研究的最初嘗試。盡管霍加特與利維斯精英主義仍然有著藕斷絲連的關系，但是他率先關注工人階級的“文化”體驗，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對青年亞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描述，其進步意義遠遠超過了他所分析的內容，這也標志著霍加特與精英主義的分道揚鑣。霍加特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是美國大眾文化對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的“侵蝕”，工人階級逐漸被大眾文化整合成為“大眾”，從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態的積極因素，他對這種青年亞文化是采取一種嚴厲批判的態度的，最為典型的就是“點唱機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認為這些工人階級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對這些來自底層的青年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態度都表達了一種不滿，這些青年亞文化現象既是墮落、令人擔憂的，又是光彩奪目、充滿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對工人階級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擊工人階級文化“道德嚴肅性”的衰落。
（二）兩種范式的“折中”：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結合的亞文化
自CCCS成立以來，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范式轉換。霍爾在1981年曾發表題為《文化研究：兩種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對英國文化研究進行了回顧，他將英國文化研究分為兩種范式，即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化主義即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湯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領軍人物開創的文化研究路徑，他們運用傳統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來闡釋工人階級文化，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這是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利維斯精英主義斗爭的產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國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強調人的實踐的最終決定因素是文化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特征。伯明翰學派引入結構主義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對文化主義的一種挑戰，同時也是一種彌補。但是，結構主義不可能替代文化主義，二者互為補充，更像是一種“折中主義”。文化研究能夠從一種傳統轉化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領域，并走向國際化，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霍爾是關鍵性人物。但是，霍爾并非一開始就接納了結構主義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運用“文化主義”范式來進行研究的，其中最能體現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藝術》（ThePopularArts）。該書并未系統地使用權力概念，但是它在處理高雅藝術與流行藝術時，強調差別問題，而非等級問題，這對理解權力這一概念有著重要影響。他們認為不應該將通俗藝術至于高雅藝術的對立面，而是應該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使二者不再處于對立的狀態。隨著霍爾執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點和理論傾向轉向了與文化主義對立的結構主義，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開始登上英國的歷史舞臺，意識形態等也越來越受到青年亞文化研究者的重視，青年群體也被賦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融通是困難的，兩種理論范式天然存在著矛盾與分歧，結構主義簡單化批判的傾向日漸明顯，已經不能適應政治文化復雜化的趨勢了。
（三）“葛蘭西”轉向：文化霸權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理論困境和范式危機困擾的伯明翰學派，開始表現出對葛蘭西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理論的傾向，并逐漸形成了一種重視霸權、斗爭和權力關系的新的研究范式，這就是所謂的“葛蘭西轉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眾文化與“葛蘭西轉向”》一文中指出，霍爾等人把大眾文化作為一個權力與抵抗（“反權力”）的動態的斗爭過程，這就為亞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面對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兩難，霍爾選擇了轉向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尋求“妥協的均勢”，以擺脫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間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對青年亞文化研究進行系統的批判與反思，他認為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經從傳統的功能主義轉向了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強調歷史時空的重要性。亞文化的這種雜交性使研究者們開始反思早期的經驗主義式的通俗文化觀的局限性所在，霍爾富有創建性地提出新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結合，認為亞文化表征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他曾指出，葛蘭西霸權理論為建構和抗拒權力提供了諸多便利。“霸權”是主導階級統治的權力贏得它所征服的從屬階級人們贊同其統治的方式，這種文化霸權是通過一種內在于社會思想中的經驗和意識動態協商而獲得共識的一個過程。葛蘭西擴展了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整體效應的觀點，他認為個人和群體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從而對強加的外來文化進行挑戰。霍爾認為，“是葛蘭西第一次把文化問題，尤其是大眾文化，放在權力實踐的核心”這里所涉及的權力，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權力。《儀式抵抗：戰后英國青年亞文化研究》這部論文集是CCCS成員從事亞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體亮相，并為伯明翰學派提供了一種理論模式，是最能代表霍爾等人“葛蘭西”轉向的著作。霍爾等人在開篇的《亞文化、文化和階級》一文中對亞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資產階級反文化和工人階級亞文化之間的區別加以闡述，強調亞文化鮮明的階級屬性。按照該書的分析，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國則被描述為階級兩極分化、霸權受到多方挑戰的時期。伯明翰學派認為亞文化不總公開與主導文化發生對抗與沖突的，二者時而共存，時而又發生斗爭。《儀式抵抗》就是從占據統治地位的主導文化與從屬文化之間的協商中對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進行探討的，這顯然是受到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的影響。
（四）“后起之秀”：亞文化研究轉向的“先鋒”
CCCS的成立標志著文化研究進入學院體制化階段。作為“后學科”文化研究的發源地，CCCS并未滿足于在教育機構中從事知識生產，而是將其與社會緊密聯系起來，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研討小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學模式。研討小組通常是6～8人為一小組，小組在成立前需要針對其關注的問題進行選題的論證和研究規劃，提出具體的研究方法，通過論證之后才可以進行具體的研究。如關注女權的“婦女研究小組”（Women’sStudiesGroup），關注黑人搶劫傷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搶劫傷人研究小組”（MuggingGroup）都是在這種工作坊的模式下運行的。正是這種自主、開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羅•威利斯、安吉拉•麥克羅比、吉爾羅伊等。他們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嚴格學術訓練，同時發揮其自身的主動性，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了霍爾等前輩的成就。這些昔日的CCCS學生逐漸成長為伯明翰學派的中堅力量，在亞文化研究的轉向中發揮著先鋒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將之一。他成長于一個英國工人階級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學跟隨霍爾攻讀碩士學位。1974年，他的碩士論文《摩登的風格》（TheStyleoftheMods）對摩登族的亞文化風格進行考察，此后他持續地保持著對亞文化的關注。于1978年出版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亞文化研究中的地位，這部著作也成為亞文化研究的經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斷重印發行。在書中，赫伯迪格在亞文化研究方面的創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來。他將霍爾所倡導的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結構主義的符號學方法相結合，把青年亞文化置于文化霸權的場域中加以闡釋，他認為亞文化是青年為了抵抗主導階級的一種象征性文化符號。赫伯迪格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充分地顯示出了結構主義對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影響。如果說赫伯迪格的亞文化研究體現的是結構主義的影響，那么保羅•威利斯的亞文化研究則更多地是體現了文化主義的影響。威利斯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他1972年在CCCS獲得博士學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該中心從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稱，是《民族志》期刊的創始人兼高級編輯，現在仍然從事著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是對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青年群體“混小子”進行民族志的調查。在《學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爾等人的階級分析模式，更加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在階級分析中的作用。他繼承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注重階級意識的分析以及“工人階級的異質性”。詹姆遜曾對該書給予了極高的贊譽，他指出《學做工》是“新文化社會學領域里的經典著作，……（它）把傳統的人類學領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領域貫穿起來”。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漸模糊了階級之間的區別，而更多的是將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費領域的符號性分析上。這一研究方向的轉變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同時他在書中提出了“類群美學”（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麥克羅比是伯明翰學派“性別”轉向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她因不滿伯明翰學派內部男權為主導的話語模式，力圖為女性爭取話語權。麥克羅比等人發起成立了“婦女研究小組”，但是她們的研究工作并沒有受到以男性為主要組成部分的CCCS的重視，這些男性研究者多數采取的是不合作態度，同時小組內部也因為成員之間的意見分歧、女性亞文化研究的相關資料缺乏、沒有現成的理論可以借鑒等問題進展一度非常緩慢。但是，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婦女研究小組逐漸從阿爾都塞的“社會型構”（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論支撐，女性亞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們認識到，婦女研究不僅僅是從政治上認識其被“拋棄”，更應該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研究。
三、權力在青年亞文化研究中的滲透及運作方式
社會意義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是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這就使得它與權力、身份和表征等社會問題的關系難分難解。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共同締造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各種“后學”的興起，特別是福柯的權力話語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成就了伯明翰中心盛世景象。霍爾在1983年發表《意識形態問題：沒有擔保的馬克思主義》，他主張一切都是在過程與斗爭中建構起來的，反對經典馬克思主張的經濟還原論和結構決定論等僵化的思想。他將文化研究的過程看作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是通過各種斗爭形成的一個復雜序列，是無法擔保的。鮑爾德溫（ElaineBaldwin）認為“文化是由一個在社會世界中運作的有意義的力量線（linesofforce）所形成的”。在亞文化研究中，這些有意義的力量線包括階級問題、性別問題、種族問題、年齡問題、性取向問題，等等。在青年亞文化研究中權力概念是按照某一種邏輯逐漸清晰起來的。年齡、階級、性別、種族這些維度都是在不斷地強化權力觀念，這對文化研究的發展都是起著推動作用的。早期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的，他們將亞文化現象納入到以“階級”為軸心的權力關系之中來。然而，這種研究模式被伯明翰中心內部的女權主義者打破，并將亞文化研究關注的焦點從階級向性別遷移。但這種遷移并非終結，而是引出了與權力相關的一些列問題，亞文化研究的視角被無限的延展。這種遷移，最終使文化研究轉向大眾傳媒、通俗文化和消費領域。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oasKellner）指出，盡管霍爾等人有意避而不談法蘭克福學派，但是在CCCS初創期的許多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許多經典觀點是一致的，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會理論和方法論模式、政治觀點和策略。凱爾納的這一觀點仍有待商榷。誠然，伯明翰學派的成員在1980年代以前的確直接受到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影響，而且與法蘭克福學派類似，兩個學派都關注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互滲透。英國文化研究主要是通過“葛蘭西轉向”才得以實現理論范式的轉變的，它促使伯明翰學派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以及文化與社會權力的組合上來。但是，伯明翰學派對現代派和高雅藝術是整體忽視的，他們轉向了對青年亞文化的關注，特別是關注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群體的反抗潛質。亞文化不可避免地與權力發生著關系，亞文化風格是通過權力的斗爭與抵抗來實現的。階級、性別和種族作為文化不平等的重要變量，在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文化與權力的合謀是通過不平等的生產和再生產實現的。鮑爾德溫對權力的運作解釋時指出，“權力在形式上經常顯得在我們周圍無處不在，它寄居在階級結構、種族等級或男女之間制度的安排之中”。但是，他也提醒我們，要警惕將權力固定在結構上理解的僵化思想，應該把權力、文化和不平等運作放在具體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但是，將階級、性別、種族等因素聯系起來，不同的因素相互重疊，會產生出不利地位。如一個黑人婦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處于下層階級的劣勢。早期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工人階級的生活經驗與生活方式的立場上的，他們的“共同的文化理想是追尋工人階級與大眾在文化上與生活方式上的平等要求”。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特質決定著其研究是開放性的，伯明翰學派的研究模式從來都沒有固定在某一種理論模式上，而是時刻保持著敏銳的理論嗅覺。霍爾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論遺產》中提到：文化研究有著多重話語，也有著許多不同的歷史。它是一整套的形構（formation），自身也經歷過種種不同的危機和契機，它包含了許多不同種類的工作。我想強調：它始終是一套不穩定的形構。它只是一種帶符號的“中心化”。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形構促使伯明翰學派創造了持續的理論影響。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極強的政治性，他們主要關注的對象是工人階級的青年，將青年與作為“階級”的一部分進行政治身份的建構。到1970年代末，性別和種族等全新視角紛紛對亞文化研究加以闡釋，促使亞文化研究在不斷地拓寬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亞文化研究理論也出現數次轉向。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霍爾為代表的伯明翰學派開始了新的全面轉向。受后結構主義的影響，福柯的權力與話語理論被伯明翰學派引入到亞文化研究當中，以修正“葛蘭西轉向”后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成分。而至20世紀90年代，霍爾向后殖民理論靠攏，從現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視角提出以文化差異政治、文化對話和轉換為核心的族裔散居理論。這在批判精神上無疑與薩義德的價值取向產生共鳴。在學理甚至基本的理論觀點上與霍米•巴巴有共同之處。亞文化研究乃至于整個文化研究就是運作于這種不斷擴展的文化概念之中。
作者：盧鵬 韓昀 單位：華僑大學華文學院 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