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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從文化視角對武術“非遺”傳承人的保護與發展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當前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有關傳承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且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主要形式;武術文化的“活態”傳承特點客觀上彰顯了武術傳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統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對于武術傳承人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和實踐參考.

關鍵詞:武術;武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武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因其特殊的文化價值與內隱的民族精神愈發受到重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武術無論是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還是區別于西方的人類身體文化和藝術,對于國人而言都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201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件,明確提出了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價值、目標和要求.在這種歷史的新時代背景下,中華武術的傳承與保護顯得更為迫切.如果說在某種程度上,武術與中醫、書法等能夠反映或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武術傳承人群體文化的理念與信仰、精神與追求或可看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或中華民族精神的縮影.正因為如此,武術作為一種活態傳承,文化保護的意義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價值.而其中,作為活態傳承的主體———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值得廣大研究者高度關注和重視.

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研究進展

1．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關注

200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標志著全球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始.從2003年我國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項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顯示出國家對于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的高度重視.為進一步落實黨中央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以及«體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關于“重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保護和利用”的相關要求,2013年,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推廣管理辦法»,并于當年公布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目錄”,其中有110余武術拳種入選目錄.作為我國較早從非物質文化視角關注傳統武術的學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確提出了傳統武術作為寶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盡快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此后,更專家學者針對如何保護傳統武術,從不同層面和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使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范疇內得到更好的保護與發展,如邱丕相、王崗、呂韶鈞、周偉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國家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中,已有60余項武術拳種入選.近年來,非遺視角或背景下和武術保護、傳承與發展相關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文化學和社會學視角進行的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武術文化當展的梳理與分析,力求從文化層面上對當前武術的發展與保護提供學理層面的貢獻,該領域研究成果豐碩,代表者如王崗(2013)、陳青(2006)等.二是運用地域學理論,對我國不同區域的地域武術文化進行研究,該領域研究學者有郭志禹(2000)、韓雪(2002)等.三是對民間武術發展進行理論層面研究,提出發展相關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龔茂富(2013)等.四是運用跨學科理論對武術的保護與發展進行相關研究,如戴國斌(2004)、喬鳳杰(2005)、吉燦忠(2000)等.近年來,還出現了一批較為年輕的武術學者開始關注武術文化及傳承人相關的研究,如劉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處,關于武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態學、民俗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不再進行贅述.

1．2武術“非遺”保護學術研究問題的思考

不難看出,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武術傳承雖成為熱點,但是對于“武術傳承人”的研究關注度不高,研究成果相對薄弱.通過中國知網對“武術傳承人”進行關鍵詞的搜索,僅發現了30余篇以“武術傳承人”為篇名的學術文章.其中,2008年牛愛軍在«武漢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對“傳統武術傳承人”保護問題的探討»成為較早關注“武術傳承人”的學術文章.2010年河南大學胡繼云的«傳統武術拳種傳承人保護機制研究»成為國內較早以“武術傳承人”為研究內容的碩士學位論文.自此后,相繼有«陜西關中紅拳傳承人調查分析及傳承對策研究»(張志成,2011)、«陳家溝陳式太極拳傳承人的生存狀態影響研究»(郭建菊,2013)、«甘肅天水通備武學傳承人調查分析及對策研究»(張含亮,2013)、«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峨眉武術傳承人現狀調查及傳承對策研究»(林霞,2014)、«西寧市八門拳傳承人研究»(武少洋,2016)、«武術傳承人現實困境的三重視域解讀———基于對雷家村梅花拳的考察»(宋領兵,2017)等碩士學位論文對“武術傳承人”進行了相關研究.從整體上看,當前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拳種傳承人的個案研究,其中不乏有較好的學術研究啟示與學術成果展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宏觀背景下的微觀傳承人層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學術參考與實踐推進價值,但總體來講,可能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學理困惑和學術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內容方面,理論與實踐聯系不夠密切,基于文化學思考的學術研究多趨向宏觀和表層,多局限于單項技術層面或者歷史文化因素的歸因分析,以及局部特征的文化“模式”探討,故研究內容點多線少,系統的、整體性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的主題與內容相對單一,尤其表現在對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內容相對匱乏和缺失.在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拓展性不夠,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度不夠深入,對研究對象的共性與個性研究不夠,主要表現在對民間武術傳承群體社會空間特征研究的相對不足.在研究方法上,與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橫向聯系相對較少,跨學科應用的真正成果不多,同時也存在理論性的闡述較多,而微觀的田野實證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的現象.在研究創新上,過多集中在“文化影響技術,技術反映文化”的傳統立論,對于民間武術社會傳承存在的核心深層問題與運行機制缺乏新穎立論和理論融合、創新.

2武術“非遺”傳承人的文化研究關注

2．1武術文化研究更應關注“人”的文化活動

“文化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觀念之間關系的意義系統.”[1]武術文化的研究,其實質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過武術形式的載體實現自身的傳承與發展,因此,“文化的流動”始終是武術文化研究給予關注的學術思維脈絡.尤其是伴隨著近年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宏大背景,民間武術文化保護的研究,已經逐漸成為熱點和焦點.民間武術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關注更傾向于民間底層、大眾草根文化,與傳統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視角有較大的區別.其研究中的文化主體更關注于“人”進行的各類文化活動現象,如人際關系、婚姻家庭、傳承法則、習武信仰、生存狀態等問題將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這與學院派的競技武術文化研究有著較大的區別,這也就是民間武術文化研究的起點和意義所在.民間武術研究不僅僅要看傳統的文化,更要涉及武術在當地社會變遷中文化的變化,因為只有真正意義上厘清了武術文化脈絡中的“變”與“不變”,才能更好地去保護文化.因為文化保護并不僅僅在講傳統,民間武術的保護也不是“博物館”意義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為沒有人能拒絕現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靜止與流動,因此,須從實踐理論反觀、詮釋和重構民間武術文化,學術洞察武術活動的主體傳承人的社會實踐、文化空間與文化創造,以及通過文化寫實來思考武術存在于當前社會發展的文化動力,以及深入了解和詮釋傳承人的社會生存意義和學術啟示等相關問題.

2．2構建武術“非遺”傳承人“民族志”的整體系統研究方法與視角

從當前跨學科的視角看,社會學與人類學在武術文化傳承發展的應用相對較為廣泛.因此,無論是以注重社會結構的社會學還是以文化為研究主體的人類學,在關注結構的同時,都無法回避對人的社會活動意義的深層學理探究.在一定意義上,結構與行動、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成為社會學和人類學共同關注的學理問題.正因為如此,早期以關注和研究“異文化”而起源的人類學,自費孝通“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的研究模式就開啟了后期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廣泛融合,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的學科交叉發展.因此,在某種層面上,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自覺融合發展都表現了其學術研究視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拓新,都表明了兩者在研究時無法回避或者忽略研究對象的整體系統性觀察.如人類學的“民族志”就是較為典型的一種.“民族志”既是最主要學術成果的展現形式,也是人類學整體性研究方法的體現.民族志主要從經濟生活、政治制度、親屬制度和宗教信仰四個方面來全面考察人類的文化活動.以民族志的形式從整體文化脈絡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民間武術文化,去勾勒和描繪出更加原生態的民間武術文化圖景.而作為人類學較為新興發展起來的影視人類學,其民族志電影作為人類學的影視表現形式,是通過鏡頭所建構的圖像尋求對文化的表現,詮釋圖像背后所隱含的意義,尋求對人與文化更本質的了解,除了記錄、保存的功能,也是建構文化事實的一種展示.因此,可以設想,對武術傳承人的研究是否可以采用此類方法,即運用影視人類學新興手段和跨學科方法,以“武術民族志”人類學影片的成果形式,在學術文本和視覺文化兩個層面,較為全面地反映武術文化社會現象存在的真實和傳承人社會活動的文化空間,突破民間武術傳統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武術研究的跨學科視野和研究空間,或許也具有一定的學術理論價值.但總而言之,全面系統性地把握“傳承人”的文化空間已是一個很好的切入視角和方法.

3武術“非遺”傳承人保護發展的思考

3．1“田野中”尋找傳統武術傳承人文化脈絡的中國邏輯

在2016年«人類學視野中的地域武術文化研究»一文中,我曾經提出:“微觀式的田野調查將成為地域武術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2]“事實上,田野工作之于作為一個學科的人類學來說已經遠遠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論的意義”[3].田野工作的學術貢獻在于注重實踐,為廣大武術科研工作者重新強化和梳理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讓研究者更加尊重事實,做到有理有據,而非斷章取義或者坐而論道式的“空談”.武術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歷史.正因為如此,武術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在注重社會田野調查中橫向存在現象分析的同時,也不應忽略縱向的文化歷史“慣習”(布迪厄)分析.正是在這種縱橫交錯的文化網絡中,我們或許才能發現、找尋其文化的脈絡和傳統的邏輯.或許,這也正是印證了人類學家郭于華提出的“實現學術研究宏觀與微觀的自由穿梭”.此外,田野中尋找武術傳承人的真實,并不僅僅局限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正如格爾茲所說:“人類學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鎮、鄰里),他們只是在村落里研究”[4].因此,所謂文化脈絡的中國邏輯,是期望在武術傳承人群體的調查中,能夠發現武術對于中國人的意義以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等系列問題,并以此圍繞而展開深層次的理解.正如在«農村代際沖突中老人行動方式變遷研究»一書中,作者對安徽省某村的38位老人進行了深度訪談,重點“討論了老人在代際沖突中的行動方式,并從中揭示了當前我國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中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的變動過程和實踐特征問題”[5].從我個人的理解,此類田野式的操作與實踐正是武術傳承人相關問題研究可以借鑒參考的學術視角與研究方法.當然,近年來有關武術傳承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似的探索和思考.

3．2“活態中”實施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工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工程的開展對于民間武術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眾所周知,“重申報,輕保護”的老問題依舊存在并延續至今.國家非遺認定的國家級、省級、市級等各類級別的武術傳承人,這些特殊的群體(包括民間大量未入選成為傳承人的武術拳師)在支撐著中國傳統武術的“過去”與“未來”,在現代社會中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來進行傳承與傳播的,如何在活態文化語境中去推動民間武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做到利益與實效有機結合,則是今后中國武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傳統武術是中國現代武術發展的根”,這句話好像已經“余音繞梁”了很多年,然而,在競技武術對現代武術的推廣方面,尤其是國際推廣做出卓越貢獻同時卻帶來了諸多發展問題的當下,傳統武術的保護似乎更是一種超越技術層面的民族文化保護工作.從2006年國家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至今已經過去了12年,然而,傳統武術的保護與發展工作現狀卻依然嚴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正因如此,中國傳統武術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在“非遺”有利背景下推動民間武術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傳承人的保護、技術傳承的規范與體系化、經濟收入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相關書籍、音像資料的整理等內容.特別是在民間經濟收入較低、沒有穩定工作卻依然常年堅守武術傳承的那部分群體,或許是更應該值得關注和保護的研究對象.2017年,一部紀錄片«尋找手藝»感動和震撼了諸多有著或多或少傳統文化情懷的國人,這種感動不僅僅是為了紀錄片中拍攝者的無私奉獻和守望傳統的執著精神,通過鏡頭尋找的中國199名民間藝人平凡的生活空間,更讓我們感受到了何謂中國文化、何謂中國傳統、何謂中國精神和文化自信.“當時我不懂,現在我懂了”[6](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文化的記錄與研究在于對民族文化的頓悟、尊重與自信,武術傳承人的研究也亦當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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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喬超．農村代際沖突中老人行動方式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

[6]徐浩峰．逝去的武林[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432.

作者:陳振勇 單位:成都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