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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黨文化是一個復合型政治概念。在我黨的正式文獻中雖然并未直接使用這一概念，但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建設實踐過程中，已經明確體現出了政黨文化建設的不同側面并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深入研究政黨文化建設，是適應新形勢需要，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完成歷史使命的迫切需要。本文以西柏坡時期的政黨文化建設作為典型樣本，從政黨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政黨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政黨文化建設的當代啟示三個方面進行了梳理，意在揭示政黨文化建設的規律以及對當代政黨文化建設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

西柏坡；政黨文化；建設規律

[基金項目]

2015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建設》（HB15DD002）階段性成果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至今一直重視黨的文化建設，但“政黨文化”這個概念卻從未在黨的正式文獻中出現。所謂“政黨文化”，是指政黨為全體成員所認同的意識形態（或說政治思想）、組織心理、制度規范、行為作風以及由此決定的政黨形象。[1]（P13）西柏坡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發生重大歷史性轉折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文化，繼承了延安時期政黨文化的精華，開啟了新中國建設時期政黨文化的新篇章，形成和鑄就了體現時代要求的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新形態。從政黨文化建設的視角系統研究、深入剖析西柏坡時期政黨文化這一重要成果和典型樣本，對于把握政黨文化建設的規律，建設中國共產黨人的共有精神家園，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實現偉大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西柏坡時期政黨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

西柏坡時期與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一樣，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時期，更是中國革命進入最后勝利階段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我黨面臨著四個轉變，即黨的工作中心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黨的任務由領導革命向領導國家建設的轉變，黨在國家中的地位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革命性質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正因為如此，1973年2月26日，曾評價說：“西柏坡是和黨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此。”1988年11月26日，黃震將軍為西柏坡題詞：“新中國從這里走來”。這里的“最后”和“走來”，都表明了西柏坡時期的歷史性轉折。在這里，我黨科學分析了面臨的形勢，明確了黨的歷史使命，謀劃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然而，從黨的自身建設狀況來看，還面臨著許多不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問題，其主要表現：

（一）思想和作風不純問題

抗戰勝利后，隨著根據地的不斷擴大，黨的組織也不斷壯大，黨員人數從1945年的120萬人驟增至1947年的270萬人，由于黨員數量的快速增長，新黨員的人數占了全體黨員的一半以上。伴隨黨員數量的快速增加，在一些黨組織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中，由于組織不純帶來的思想、作風不純問題也明顯地暴露出來。“可以這樣說，黨內不純的情況不改變，即使政策徹底也不行，不只是完不成任務，也不能進行戰爭，還會使黨走向滅亡。”[2]（P386）也指出：“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編黨的隊伍，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個方向，并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和支援長期戰爭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3]（P1253）

（二）紀律松弛、組織渙散問題

自從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軍隊那天起，就一直被視為“逆匪”，多次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即使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仍然采取分割政策，不斷對我解放區進行封鎖。這種因長期處于游擊戰爭而使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的狀態，一直持續到解放戰爭初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黨“曾經允許各地方黨的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這一種情況，曾經使得各地方的黨組織和軍隊發揮了他們的自動性和積極性，渡過了長期的嚴重的困難局面，但在同時，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損害了革命事業”。[3]（P1346）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不良風氣如果不能掃除，必將嚴重影響解放戰爭的進程。

（三）滋生“四種情緒”問題

西柏坡時期，隨著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在一些黨員干部中逐漸出現了貪圖安逸、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緒。因此，1949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全黨“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尖銳地指出：“勝利沖昏頭腦，今天更有可能，勝利越大，包袱越大，緊張困難時易團結。這必須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級干部懂得，戰爭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開始，屆時很可能感覺打仗還容易些。”[4]（P536）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更加明確地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赡苡羞@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3]（P1438）對全體黨員干部的告誡，正是基于對當時干部隊伍現狀的準確判斷，而這種擔憂，則來自于在延安時期關于“周期律”問題的思考，這也成為我黨提出“進京趕考”的根源所在。針對上述問題，黨在西柏坡時期力圖通過加強政黨文化建設，強化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政權意識，保持共產黨人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從而完成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

二、西柏坡時期政黨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歷史延續性。政黨文化也不例外。西柏坡時期的政黨文化建設，正是我黨對井岡山時期和延安時期所形成的政黨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眾所周知，中共自誕生之日起就深受蘇共和第三國際的影響，因而，其早期的政黨文化建設直接延續了蘇共模式。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由于受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全面抗戰的影響，中央通過整風運動等一系列舉措，徹底清除了“左”傾錯誤，排除了第三國際和蘇共的干擾，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問題一一作出了回答，從而確立了黨的意識形態，并從中共的領導體制、組織制度、生活方式、黨風黨紀等方面加大建設力度。尤其是七大新黨章的通過，直接促成了中共政黨文化在延安時期的成型。西柏坡時期，我黨繼承了延安時期政黨文化建設的經驗，極大地豐富了政黨文化的內容，深化了政黨文化的內涵，系統而又卓有成效地開展政黨文化建設，為取得新中國的最后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培育獨特的政黨精神

政黨精神是政黨的靈魂，是政黨文化的核心內容，是政黨建設的基礎和靈魂，是改造黨員主觀世界的必要途徑。政黨精神是一個歷史概念，政黨精神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不斷豐富的歷史過程。重視黨的精神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后，同志多次告誡全黨，革命成功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兒，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在領導中國革命的艱苦卓絕的偉大672016年8月（上）斗爭中，我黨先后培育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政黨的指導思想決定著政黨的精神追求及其行動。自黨的一大開始，我黨便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于井岡山時期培育了“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的井岡山精神；而以“信念堅定、不怕犧牲”為內核的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1945年，中共七大又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進黨章，這充分體現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執政前形勢最穩定、時間最長的時期，這一時期，包括政黨文化建設在內的政黨建設進入全面成熟階段，形成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的延安精神。西柏坡時期是民主革命時期黨的精神建設最輝煌的時期。較之井岡山時期和延安時期，西柏坡時期我黨的軍事力量及政治影響力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奪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偉大戰略轉移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其中心任務。因此，西柏坡時期黨的精神建設緊緊圍繞這一中心政治任務，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體現了時代特點的政黨精神——西柏坡精神，使黨的精神建設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時期，在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下，我黨秉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精心培育政黨精神，形成了以人民至上為價值追求、以敢打必勝為精神特質、以“兩個務必”為精神內核的西柏坡精神。正是靠著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坦途，完成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二）制定嚴密的組織制度

政黨的組織制度是政黨文化的重要體現和載體。早在延安時期，就曾向全黨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有紀律的、思想上純潔的、組織上純潔的黨，合乎統一的標準的黨”。[5]（P261）那么，怎樣才能使黨有紀律、思想和組織上都純潔？延安時期，我黨通過七大修改了黨章，完善了黨的組織體系和組織制度，明確規定了黨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為了預防革命勝利后再走李自成的老路，西柏坡時期的組織制度建設得到進一步強化，形成了一系列黨員干部必須共同遵守的規矩、制度，以調節黨內關系、強化執行力度。正如同志指出的：“這里是立規矩的地方。黨的規矩、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有力推動了黨的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西柏坡時期，黨的中心任務首先是軍事斗爭，即打倒國民黨，建立新中國。因此，為了糾正黨和軍隊中各級領導機關存在的自由主義、地方主義、游擊主義等傾向，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黨中央先后制定了黨內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立健全了請示報告制度和黨委制度，確立了黨委會工作方法，明確了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制度。與此同時，圍繞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和如何建設這個國家的問題，也進行了制度設計，提出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為建成這樣一個國家，要積極吸納各派進行合作。有了規矩、制度，如何保證其得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是政黨文化建設中必須要正視的問題。西柏坡時期，為提高各級黨組織的執行力，黨中央以學習教育為抓手，增強紀律意識，以監督問責為手段，狠抓落實，教育黨員干部要嚴守紀律底線，形成了人人敬畏制度、人人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圍。

（三）塑造良好的政黨形象

政黨形象是政黨的重要文化符號，是政黨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對黨內而言，良好的政黨形象能大大增強黨內的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對外而言，良好的政黨形象能贏得民心，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從而激發人民群眾的歸屬感，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因此，黨的形象就是黨的生命，黨的形象關乎黨的事業的成敗，更重要的是，黨的形象還關系著黨能否執政（執政的合法性）以及長期執政的問題。西柏坡時期正處于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的前夜，能否塑造并維護良好的政黨形象便成為政黨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為增強黨內的認同感，黨中央著眼于黨的建設特別是作風建設，在繼承和發揚延安時期形成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大膽實踐，從時代要求出發，以“兩個務必”作為作風建設的重點，極大地豐富了作風建設的內容。西柏坡時期，經過結合開展的整黨運動，基本上解決了黨內思想不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但黨中央并沒有因此而盲目樂觀，而是居安思危，從長遠考慮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提出了“兩個務必”的告誡：“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3]（P1438-1439）即使在即將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之際，仍然保持著高度警惕，提出了“進京趕考”的命題：“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6]（P155）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黨自身作風建設的高度重視。為了讓各派深入了解和認識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全面落實統戰政策，不斷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于1948年發出“五一”口號，正式提出各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從而樹立起了良好形象，贏得了他們的信任與支持。為了贏得更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西柏坡時期我黨積極做好宣傳工作，把黨的政治主張及時傳遞到千家萬戶，在人民心中樹立起一面光輝的旗幟，使廣大老百姓了解黨的主張，響應黨的號召，最終贏得人民群眾的愛戴和擁護?？傊?，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的作風建設，凸顯了共產黨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一心向民、立黨為公的嶄新形象和黨領導下的新型軍隊“人民子弟兵”的光輝形象，從而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三、西柏坡時期政黨文化建設的當代啟示

政黨文化是政黨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體現著政黨的精神追求以及為實現這一追求而采取的行動。西柏坡時期的政黨文化建設緊緊圍繞解放全中國、實現民族復興這一中心任務，全方位開展政黨文化建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既保障了革命事業的勝利，又為建設時期的政黨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借鑒和重要啟示。

（一）牢記宗旨，培育政黨精神

一個政黨要想取得政權、執掌好政權并長期執政，首要的就是要加強政黨精神的培育。政黨精神是黨的價值取向的集中體現，是為實現理想、宗旨而努力奮斗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60多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雖然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發生了變化，但我們的根本宗旨并沒有變。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加需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政黨精神是強大的思想武器，有了它，就能在黨內形成科學的價值理想和正確的價值追求，就能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并以此引領人民群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牢記黨的宗旨，堅定理想信念，時刻走在時代的前列，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二）狠抓落實，強化制度執行

政黨的制度文化包括各種成文的規章和日常的行為規范與行為模式，是一個政黨精神文化的產物，體現著政黨的價值觀念。西柏坡時期所形成的黨的制度文化，是基于自黨成立以來的經驗和當時所面臨的任務而逐步完善的。這其中，既包括黨的領導制度和黨內生活制度這些“有形”的制度，也包括一些“無形”的規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同志曾提議：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并列。這六條建議，雖然在當時并沒有形成文字，但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3年7月11日，同志面對寫有這六條規定的展板說：“不做壽，這條做到了；不送禮，這個還有問題，所以反‘四風’要解決這個問題；少敬酒，現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關鍵是要堅持下去；少拍掌，我們也提倡；不以人名作地名，這一條堅持下來了；第六條，我們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這段話語重心長，切中要害：制度文化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制度，而是要嚴格按照制度執行，即要提倡并提高執行能力。西柏坡時期，我黨不僅完善了制度，更重要的是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傊?，西柏坡時期的制度文化建設，一方面有了相對完善的有形與無形的制度，另一方面，還著力抓好制度的貫徹落實，由此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政黨文化建設的內容，為今天的政黨文化建設提供了很好的借鑒——黨的制度文化建設必須圍繞中心工作展開，必須著眼于黨的建設來推動制度的落實。

（三）多措并舉，維護政黨形象

西柏坡時期，我黨十分注重黨的形象建設，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著力維護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為了讓人民群眾真正了解黨的宗旨、光大黨的形象，扎實開展“開門”整黨運動，公開黨支部，把黨的會議同群眾大會相結合，吸收非黨群眾參加黨的會議，讓整黨在群眾的監督下進行；整合新聞傳播機構，豐富宣傳方法，采取正確、及時、有效的措施，加大思想政治宣傳工作力度，全方位加強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宣傳引導；堅持領導率先垂范，以忘我的工作干勁、廉潔自律的承諾和民主團結的作風，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宣傳英模事跡，樹立革命典型，倡導艱苦奮斗、開拓創新、為革命勝利而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這一系列的舉措，極大地提升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激發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堅定了人民群眾立志跟黨走的決心和信心，為爭取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在革命時期，形象就是旗幟，形象就是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同樣需要人民群眾與我們一道，共同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共同奮斗。這就需要我們與時俱進，針對人民群眾的疑惑，針對黨內出現的問題，針對黨的形象受損的現實，通過創新舉措，改善黨的形象，筑牢我們的群眾基礎。

作者：李彥青 單位：中共河北省委黨?？萍嘉幕萄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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