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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迫切需要理論和指導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主政浙江期間，同志從落實中央對浙江提出的“走在前列”總體要求出發，擔負起了為中國先進文化建設先行探索的重大責任，在率領全省干部群眾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實踐過程中，對于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戰略思考。同志不僅深刻地闡述了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功能和地位，而且深刻地闡述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分類發展的戰略思想，為加快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

；公益性文化事業；文化產業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曾經全部或幾乎全部被納入到傳統“文化事業”發展模式之中，以政府“大包大攬”的方式提供，文化服務職能主要由“文化事業”單位來實現，不區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改革開放以來，像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浙江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體制轉換。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必然對傳統“大包大攬”的文化發展模式產生沖擊。作為一個市場經濟先發的省份，浙江不僅先于全國多數省份遇到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發展模式的重構問題，而且也面臨著不少先于全國其他多數省份打破傳統“大包大攬”文化發展模式的特殊機遇。在世紀之交，隨著建設文化大省戰略的實施，浙江率先于全國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從傳統“文化事業”發展模式中剝離出來，并實行分類指導、分類發展的原則。然而，這僅僅意味著文化發展模式的創新開始破題。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文化發展模式實踐上的重構，迫切需要理論和指導思想上有更進一步的重大突破。在主政浙江期間，同志從落實中央對浙江提出的“走在前列”總體要求出發，擔負起了為中國先進文化建設先行探索的重大責任，在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實踐過程中，對于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戰略思考。

一、關于完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體制的戰略思想

加快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首先必須破除體制機制障礙。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主政浙江期間，同志從浙江的實踐出發，以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為契機，站在黨和國家全局的高度，對文化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系統的文化體制改革理論，率領全省干部群眾在破除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體制障礙的實踐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同志主政浙江的第二年，即2003年上半年，浙江和廣東一起，被確定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省。綜合試點省的確立，標志著浙江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意義更加突顯。正如同志在2004年全省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貫徹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省委十一屆五次全會《決定》的重要內容，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當務之急。”自綜合試點省確立以來，同志高度重視，將之作為一項戰略性、全局性工作，親自主持調研，精心組織，周密部署，狠抓落實。響應省委省政府的號召，全省11個市及各縣（市、區）主要領導，也廣泛開展了本地區文化體制改革調研，制定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推進落實。2003年7月，時任省委書記同志親自主持擬定了《浙江省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總體方案》，全方位、多層次地闡述了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方案》將宏觀文化體制改革目標定位為：“積極探索形成新形勢下保證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格局，初步建立調控適度、運行有序、促進發展的宏觀管理體制。”《方案》明確微觀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培育一批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文化需求、具有較強實力、活力和競爭力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主體，初步建立保證正確導向、富有經營活力的微觀運行機制。”《方案》提出的文化體制改革目標，還包括“制定和完善促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以及地方性文化法規，初步建立體現宣傳文化特點，適應法制建設總體要求的政策法規體系”；“形成適應文化市場需求的現代流通組織和營銷體系，初步建立傳播健康精神文化產品，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形成以若干大型文化集團為龍頭、中小型文化企業為主體、文化市場為紐帶的文化產業組織體系，初步建立國有文化企業為主導、多種所有制文化企業共同發展的開放格局”。《方案》的出臺，意味著浙江省對文化體制改革目標和任務的一次比較完整的定位。

2003年8月，《浙江省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總體方案》上報中央審批，得到中央批復同意后，浙江省文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迅速批復了省文化廳、省新聞出版局、省廣播電視局、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浙江廣播電視集團6個省級試點部門和杭州、寧波兩市的試點方案，浙江省的試點工作開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全面啟動。2005年浙江文化體制改革由省本級和杭州、寧波兩市擴大到全省11個市，省級試點從30個單位擴大到80至100個重點單位。在主政浙江期間，尤其是在領導全省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同志肩負著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行探索的重大責任，以一種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立足浙江、站在黨和國家全局的高度，從宏觀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和微觀文化主體改革兩個層面，系統地提出了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構想，為完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指明了方向。

第一，同志深刻地闡述了關于抓好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戰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明確地指出，文化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因此，“文化體制改革，必須充分考慮我國國情，著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機制，管出效益，管好質量。”他強調，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會管理和市場監管上，管導向、管原則，管規劃、管布局，管市場、管秩序，重點做好規劃、協調、服務、監督和優化發展環境等方面工作。他要求，文化主管部門要切實轉變職能，正確處理“有為”和“無為”的關系，不斷改進、完善領導方法和管理方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調動積極因素、調節利益關系、調整行為規范上來，“逐步實現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由管微觀向管宏觀轉變，由主要面向直屬單位轉為面向全社會，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要綜合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手段，發揮經濟政策杠桿作用，改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建立黨委領導、調控適度、運行有序、促進發展的宏觀管理體制。”①這就明確了宏觀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基本思路和目標，即構建“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行”的新模式，也明確了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市場能做的，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市場失靈的領域，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二，同志深入全面地闡述了關于抓好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圍繞“不斷增強活力”這一目標，從“增加投入”、“轉換機制”、“改善服務”三個方面闡述了公益性文化事業改革的重點。增加投入，就是以各級政府為主導，鼓勵社會捐助，增加對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美術館等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對社區和居民小區配套設施建設的投入，增加對鄉鎮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等農村文化陣地建設的投入。同時要重視重大文化設施建設的布局規劃，注意不要過度超前、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轉換機制，就是通過深化文化單位內部干部、人事和分配三項制度改革，抓緊形成人員能進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企業化管理模式，增強發展活力。改善服務，就是要引導和鼓勵文化事業單位采取多種形式面向群眾、面向市場，充分運用市場機制提高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水平。②這就為公益性文化事業改革明確了方向、任務和途徑。

第三，同志深入全面地闡述了關于抓好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從“加快培育文化市場主體”和“文化市場體系”兩方面明確了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改革目標。同志強調，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具有一種辯證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中互為依存，不可分割。沒有數量眾多、發育充分的市場主體，市場體系難以為體系；沒有健全、完善的市場體系，市場主體也就難以在市場中生存。”③因此，兩者在改革中同等重要。同志把培育文化市場主體歸納為三個方面，即，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重塑一批國有或國有控股的文化企業；發揮浙江民營經濟優勢，發展一批民營文化企業；充分利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有利條件，引進一批外資或合資文化企業，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同志還從浙江省的實際情況出發，分析了培育文化市場主體的難點和突破點以及亮點，指出“難點和突破點在于國有文化單位改革，亮點在于民營文化企業的發展”①。關于培育和規范文化市場體系，同志指出，關鍵是要打破文化產業發展的行業壟斷和條塊分割。必須把文化體制改革與世貿組織的貿易規則銜接起來，與國家現行法律銜接起來，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他還明確了培育和規范文化市場體系的目標任務，即“加快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發展現代流通方式，促進文化商品和生產要素在統一市場中合理流動”②。2005年7月底，浙江省委第十一屆八次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在關于文化體制改革思路的敘述上顯得更加嚴密、深刻和全面。《決定》把“文化體制改革”作為加快建設文化大省三個著力點之一，即“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主要內容，提出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文化理念創新、內容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堅決沖破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堅決改變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決革除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文化工作者積極性，營造文化發展的良好環境。”要通過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事業發展，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促進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支柱產業。”不僅如此，《決定》還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作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以及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重要保障措施來強調，并指出，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積極發揮傳統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區域文化的優勢，為增強中華文化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作貢獻。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為契機，在全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演藝領域，擴大改革范圍，增加改革試點，拓展改革內容，由點到面、分期分批全面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深化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調控適度、運行有序、促進發展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初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格局。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逐步實現政企、政事分開，管辦分離。深化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健全法規體系，依法加強文化市場的建設和管理。堅持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相結合，建立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新制度。積極發展文化行業組織。深化微觀運行機制改革，加快培育市場主體，建立保證正確導向、適應市場經濟、富有活力的微觀運行機制。改革和創新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管理和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積極推進經營性國有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集團化建設。規范市場準入，完善扶持政策，優化發展環境，充分調動多種所有制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大力發展民營文化企業。”

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間，尤其是被確定為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省以來，浙江省緊緊圍繞以改革促發展這一主題，按照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的要求，積極穩妥、扎實有序地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浙江文化體制改革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逐步打破了束縛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宏觀層面，“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宏觀管理體制日益完善，政府職能由微觀管理向宏觀管理轉變步伐進一步加快。在微觀層面，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進一步深化，用人、分配、社會保障等內部體制不斷健全，機構活力、服務水平明顯提高；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穩步推進；對新聞媒體、出版單位進行制播分離、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兩分開等改革；對文體場館實行企業化運作、轉企改制、委托管理等改革。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不僅解放和發展了我省的文化生產力，釋放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發展的活力，而且也為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的全面鋪開，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寶貴的智慧。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標志著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從“目標和道路的探索階段”進入到了“深化和拓展的階段”，從“試點階段”進入到了“全面‘攻堅戰’階段”。《意見》不僅全面地闡述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和目標任務，而且也對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尤其是對推進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深化文化企業改革，加快文化領域結構調整，作了全面的布局和部署。這其中當然離不開同志主政的浙江這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省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貢獻。

二、關于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的新理念和新方式

實施“八八戰略”以來，浙江經濟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2004年浙江成為全國第4個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元的省份。2005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16294元和6660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5倍和2倍。同年，浙江成為全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省區，以這一指標衡量，浙江經濟發展進程大約比全國超前10年或更長一點時間。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浙江省先于全國加快形成城鄉區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一體化格局，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投入和管理模式，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和方式，加強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供給，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全面改善城鄉“文化民生”，實現“文化惠民”。加快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迫切需要理論和指導思想上有更重大的突破。在領導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工作過程中，時任省委書記的同志深入全面地闡述了關于加快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的戰略思想，為市場經濟大背景下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了重要的行動指南。首先，明確了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的根本目的。同志指出，“我們的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滿足群眾文化需求，實現好人民群眾文化權利。在打造文化精品的同時，要更加重視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和傳播服務，努力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業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真正落到實處。”①人民群眾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受者。文化創造和發展最深刻的根源，蘊藏于人民群眾之中。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主人，作為創造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主體，理所當然地應當享用這種創造的成果和利益。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當然也包括為人民群眾謀精神文化的利益。因此，加快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必須著力于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豐富的精神文化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人民群眾享受充分的文化權利和文化利益，即參與文化創造、享受文化成果、表達文化主張、其文化創造成果得到應有保護等方面的權利，實現文化惠民。正是從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這一體現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的高度出發，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間，公益性文化事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被提升到了關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全局的地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屆八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建設的決定》，第一次明確地用“社會公共服務”、“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新的關鍵詞，來建構有關“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敘述框架“，提高社會公共服務能力”與“增強先進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一起，被作為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三個著力點之一。在《決定》有關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八項工程”中，除了“文化產業促進工程”外，其他七項工程，即“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都可以被歸入“公益性文化事業”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范疇。在這個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綱領性文件中，浙江省“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藍圖首次得到了比較清晰的呈現。其次，明確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的重點和著力點。同志指出：“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著力點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上，放在基層特別是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上。”

①從理論上分析，公益性文化事業或公共文化服務必須惠及全民，即全體居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有機會、有權利、有能力享有與公民基本權利有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其因收入差距無機會支付或付不起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使用費的情形大體上得以消除，無論對象為何人，均有權享受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然而，從現實需求分析，公益性文化事業服務的重點對象是困難社會群體或弱勢社會群體。同志強調，基層和農村仍然是浙江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的“短板”，“我省城鄉文化發展還不平衡，多數文化活動場所集中在縣級以上城市，不少農村文化陣地存在缺設施、缺經費、缺人才、缺內容的情況，一些偏遠農村至今無法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文化產品供給的有效性不高，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還比較貧乏。”②因此“，我們要充分體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要求，更多地考慮城鄉協調發展，無論是在文化設施布局、文化經費投向，還是文化生活安排、文化產品生產等方面，都要更多地向農村傾斜，努力使農村的文化環境有較大改善。”③基層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提升了，全社會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也提升了。基層和農村社會群體享受公共文化服務的狀況，既是衡量全社會公共文化服務和全社會文化福利整體水平的重要標尺，也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務公平正義和權益保障程度的重要尺度。再次，明確了必須加大政府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改革開放以來相當一段時期，一些地方和部門曾不加區分地把所有文化單位推向市場，通過“以文補文”“多業助文”等途徑，開展“生產自救”。這些做法雖然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也為那些具有經營性質的國有文化機構面向市場、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機遇，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尤其是，由于不加區分地鼓勵所有文化機構實行有償服務，使像圖書館、博物館這樣的許多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雖然體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務機構管理，所提供的產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公益和公共性質，從而難以有效地保障“公民文化權利”，“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真正落到實處”。針對這些現象，同志在2003年7月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離不開國家的財政投入。文化體制改革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文化，絕不是簡單地理解為政府‘卸包袱’和經濟上‘斷奶’。總的原則是，政府要繼續加大投入力度。”④2005年11月在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同志進一步強調，“要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①這就明確了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不能把公益性文化機構推向市場，一推了之，政府承擔必須責任，加大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浙江省各級財政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從2001年的5.93億元、2002年的8.48億元，到2003年的8.92億元、2004年的12.4億元、2005年的14.88億元，到2006年的17.26億元，平均每年以23.82%的速度增長。“十五”期間，全省各級財政投入農村文化建設11.23億元，居全國各省區第二位，人均文化經費7.8元，居全國各省區首位。進入“十一五”時期以來，浙江對農村文化建設投入的力度進一步加大，2006年省級專項資金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達到8200萬元，比“十五”期間每年投入的1500萬元增加了4.5倍。從2007年起，省級專項資金對全省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增加到每年10900萬元，其投入之大，增長速度之快，可謂前所未有。其中農村文化設施建設即“兩館一站”建設專項資金達到了每年3800萬元，主要用于全省欠發達地區農村文化設施建設。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大力度的投入，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浙江全省逐步地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省、市、縣三級（公益性）文化設施網絡體系。至2006年年底，全省建有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92個，建筑面積45.3萬平方米；群藝館12個、縣級文化館87個，建筑面積26.6萬平方米。縣級文化館和圖書館覆蓋率分別達97%和87%。全省1525個鄉鎮中，有文化站建制的達1493個，覆蓋率為97.9%；其中837個建有站舍，占有文化站建制的56%，439個鄉鎮（街道）創建了省級“浙江東海文化明珠”，占全部鄉鎮（街道）的29.34%。全省35061個行政村，建有村文化活動室的有19072個，覆蓋率達到56%。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形成一種鮮明的對照，浙江城鄉的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水平，無疑已經名列全國前茅。最后，深刻地闡述了創新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從傳統“文化事業”模式中剝離出來，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在采取區分不同文化類型并實行分類指導原則以后，許多人尤其是一些領導干部仍然存在著一種錯覺，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發展任務應由企業和市場承擔，而計劃經濟模式會在某些文化領域保留下來，公益性文化事業仍然應當一如既往地由政府“大包大攬”，直接由政府生產并提供。然而，實踐已經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文化領域那種“甩包袱”的做法，會導致公共文化服務生產的萎縮和供給的不足，而且即使由政府部門直接生產和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也同樣無法解決“效率”問題。因此，在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從傳統的、政府“大包大攬”的“文化事業”中剝離出來以后，還需要實施進一步的“剝離”，即需要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從仍然帶有計劃經濟剩余的內涵中“剝離”出來，并充入市場經濟的內涵。顯然，經過進一步“剝離”和“充入”以后，將更加突出在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過程中，加強政府和民間合作，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伙伴關系。在主政浙江期間，作為一個全國市場經濟先發省份、民營經濟大省的省委書記，同志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今天的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不能背離市場經濟大背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模式必然不同于計劃經濟下政府大包大攬的“文化事業”模式，在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過程中，必須引入市場機制、社會力量，盡量借助一些被實踐證明是靈驗的市場手段，實現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互動互補，以提高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效率。同志指出，在公益性文化事業投入上，雖然政府必須加大投入力度，但“要用改革的思路和辦法，運用市場機制，強化資本運作，充分發揮財政投入的導向和帶動作用，推行扶持文化項目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文化產品、服務的政府采購制度，逐步從對文化單位及其從業人員的一般性投入轉為對文化項目的投入，實現由‘養人頭’向‘干事業’轉變。”

①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的“全新理念”，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間制定的《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中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這份指導全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綱領性文件指出，要“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支撐作用，探索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公共事業發展新格局。”同志的論述深刻地表明，當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經濟制度時，不僅經營性文化產業必須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得以發展并圍繞市場經濟的優勢和缺陷發揮自身的功能，而且公益性公共文化事業也必須借助市場經濟手段以提高自身的效率并圍繞市場經濟的優勢和缺陷發揮自身的功能。與此同時，伴隨著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政府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繼續統包統攬公共文化服務發展事務，公共文化事業也必須圍繞政府的優勢和缺陷發揮自身的功能。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政府職能轉變要求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是要改變公共文化服務公益性質以及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權益這一根本宗旨，而是要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優化公共文化服務的微觀主體，彌補政府與市場的不足或功能缺陷，把政府權威與市場交換的功能優勢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實現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從傳統的單中心提供模式向多中心、多層次、協同合作的提供模式轉變，以解決政府在公共文化領域投入不足、管理不善、資源浪費、效益低下等問題，形成更優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模式，加快發展步伐，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當時，浙江不僅普遍地加大了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而且在優化公共文化服務治理結構，尤其是在促進公共文化發展過程中借助市場機制、引入社會力量，實現政府與市場、社會的多元合作、互動互補等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積累了不少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政府轉換職能要求的轉變公共文化領域投入方式、創新公共文化設施和服務管理和運作機制的經驗。同時，一些地方還從整合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完善服務網絡、創新服務機制、增加服務手段、豐富活動形式等方面入手，積極嘗試創新公共文化服務內容和方式，建立以公眾需求為導向、優質高效、普遍均等的新型城鄉公共文化服務機制，形成城鄉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超市式”供給、“菜單化”服務的模式，滿足公眾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公眾基本文化權益。這些做法和經驗，預示了市場經濟大背景下中國公共文化發展方向，對于浙江全省乃至全國探索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律，破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文化發展難題，形成“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社會力量參與”的更優公共文化服務治理結構和公共文化發展模式，提高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供給效率，更有效地保障公眾基本文化權利、滿足公眾基本文化需求，具有普遍的意義和價值。

三、關于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和戰略思路的新思想

在領導全省干部群眾加快建設文化大省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綜合綜合試點工作過程中，同志從黨和國家大局出發，對加快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而且從時展的主線和主題、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提出了關于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戰略思路的嶄新思想。首先，同志從軟實力、文化力、文化競爭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高度，對發展文化產業的意義進行了深刻的論述。2005年6月在省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指出：“發展文化產業，首先是文化本身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代文化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產業的競爭，軟實力、文化力必然通過文化產業的競爭力來加以體現。”文化產業“既然是一個產業，就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發展，也就是說，只有把文化產品變成商品，變為廣大群眾的消費，才能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文化的宣傳教育功能，強化它的意識形態屬性，達到以優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①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重要規律：在當代社會，伴隨著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興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文化產業發展程度以及文化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流通率。美國文化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文化藝術產品占領世界文化市場而得以實現的。好萊塢不僅為美國贏得了豐厚的利潤，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全球傳遞了美國的文化、美國的意識形態。可以說，好萊塢、迪士尼等文化產業集團是美國文化軟實力向全球滲透最重要的渠道。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指出，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曲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要講好中國故事、闡發好中國精神、展現好中國風貌，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動文化產業發展，通過產業化市場化的途徑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推動中國優秀文化藝術產品源源不斷地占領世界文化市場，讓國外民眾在文化消費過程中感受中國文化魅力，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從而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增進對中國的了解。其次，同志從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高度，深刻地闡述了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2005年6月在省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指出，發展文化產業，“具有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他強調，文化產業既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門類，也是體現先進制造業水平的一個重要窗口。我們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最終的目的一個是為了更多地賺錢，如產業高端化等；一個是為了更少地消耗，建設節約型社會。“而文化產業就是高附加值的產業，就是極少消耗的綠色產業。因此，必須把文化產業作為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使文化產業成為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支撐，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②這就把發展文化產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同志主政浙江時期的這一重要思想，是從一個走在全國前列省份的實踐中提煉的，對于全國具有普遍的意義。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在黨代會和全會歷史上首次將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上升到了我國發展戰略的“主線”和“主題”，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的高度。再次，同志從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時展趨勢的高度，提出了推動文化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的戰略思想。文化產業要真正成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其本身就必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在主政浙江期間，同志高度重視文化產業創新。2005年6月在省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志強調：“要適應市場的需求，不斷推進文化產業的創新。特別是面向高新技術，積極推動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不斷提高技術含量，促進文化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從粗放型向質量型轉變。”①同志從多方面角度闡述了發展高新技術文化產業的意義。他認為，高新技術文化產業“首先具有文化意義，它提供文化產品；第二具有科技意義，它是高新技術；第三具有經濟意義，它能產生經濟效益；第四具有政治意義，它能適應對廣大群眾特別是未成年人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需要。”

②同志指出，從浙江省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出發，必須重點扶持現代文化流通業、動漫游戲業、數字電視業等高新文化產業發展。他希望通過幾年努力，使浙江省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和層次有明顯提升，成為全國文化產品的重要制造基地。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對浙江省發展文化產業作了更全面、更周密的部署和布局。《決定》將對浙江發展文化產業的意義和作用的認識上升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的高度。并提出“要充分發揮地域文化資源和非公有制經濟優勢，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實力和競爭力的文化產業主體，形成產品豐富、要素完備、管理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形成以國有文化企業為主導、多種所有制文化企業共同發展的開放格局。”《決定》根據實施建設文化大省戰略以來浙江文化產業發展的新特點和新優勢，把未來浙江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調整為出版業、廣播影視業、文化藝術服務業、會展業、動漫業、藝術品經營業、旅游文化服務業、文體用品設備制造業等八個行業，并強調，要“積極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文化產業，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快文化產業創新，培育一批民營龍頭文化企業和特色文化企業，培育一批高新技術文化企業，積極培育文化產品專業市場和文化產業要素市場”。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正是由于理論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浙江文化產業呈加速發展的趨勢。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表明，2006年，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幾個主要統計指標上，如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數、年營業收入、實現增加值和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浙江位次都名列全國前茅。在從業人員超過50萬人的6個省市中，浙江位于廣東之后，名列第2位；在年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元的6個省市中，浙江位于廣東、上海、北京、山東、江蘇之后，名列第6位；在實現增加值超過100億元的9省市中，浙江位于廣東、北京和山東之后，名列第4位。2007年，浙江全省文化產業總產出2123.44億元，實現增加值595.93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8.5％和18.8％，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6.2和5.4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這就為“十一五”和“十二五”時期浙江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作者：陳立旭 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