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期刊評價方法的歷史與轉向，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期刊評價的歷史演進與量化轉向
學術期刊評價初始是文獻計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的初衷是為圖書館采購學科重要期刊和引文數據庫遴選來源期刊服務，為優化學術期刊的使用提供參考。其評價結果漸漸應用于科研管理、學者成果評價、學術獎勵、學術資源分配等方面。文獻計量學派主要通過量化方法研究期刊發展規律、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其中，引文分析法是通過學術期刊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進行期刊分級量化評價。作為學術期刊定量評價法，文獻計量法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早期階段，主要研究文獻集中與分散分布規律，關注發文量指標；第二，引文分析法階段，通過引文量測算平均被引率和影響因子，進行量化分級，以及設計發文和引文量結合、數量和質量結合的H指數，進行復雜評價；第三，在模糊評價階段，將定性數據進行量化統計，進行綜合混合評價[4]。現階段，國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基本都采用文獻計量學的量化評價法，公布定量指標和權重，根據指標算法、數據結果排序對期刊進行等級分類，擬定“核心期刊”[21]。一些評價機構聲稱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但在評價過程中定性指標和權重并未提及，定性評價僅僅作為參考和補充。定量評價法為什么會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流方法呢？我們知道，早期的學術評價主要采用的是依托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機制。“同行評議”的概念則最早出現在17世紀中期，在英國皇家學會期刊《哲學會刊》的論文評審中，通過同行專家評議對論文內容進行評價，判斷作品的有效性、重要性和原創性，為學術期刊選稿提供參考。同行評議被譽為“匯聚專家智慧、識別重要思想、更正研究錯誤，確保研究團隊獲得更大支持的學術評價方法”[27]。同行評議是一種依托學術共同體的重要評價方法，評議人體系的制度化深刻體現了期刊發展的社會屬性，作為一種精英化的學術交流和評價活動，同行評議主要存在于學術精英的小圈子中。在現實中，同行評議易受到人緣、師承、權力利益關系的影響，如學術人情關系、行政權力干預、圈子文化、學術評價標準喪失和評價不公開、不公正的問題[28]。學術系統內部的等級結構下，少數精英可能會主宰學術認可和資源分配過程。成熟的同行評議體系需要依托強大的學會和自律的學術共同體，遵循學科同行性、學術民主性、學術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原則，在學術爭鳴和交鋒中建構學術共同體[27]。量化評價替代同行評議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術生產模式的改變，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知識生產在不斷地去神圣化、日常化、公共性，日益成為科研生活的日常[29]，隨著學術GDP競爭的加劇，科研勞動分工更加細化和復雜化，科研管理需要以量化評價去迅速識別成果的價值。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和交流形式從一種精英化的學術活動變成一種高度職業化、專門化的科研活動。科研成果從在傳統無形的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傳播，并獲得學術同行內部認可，發展到成為一種特殊的公共和社會屬性的私人產品。隨著學科的體系逐漸成熟，門類逐漸繁多，出現了一些跨學科的小眾研究領域。學科差異的分化和復雜性，造成彼此之間難以進行公正的度量和評價[3，30]。方法轉向的現實動力主要來自量化評價為科研管理帶來的便利，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治理模式的改變，技術治理邏輯更偏重績效和問責。量化評價可操作性強，標準明確，而同行評議的交易費用過高，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量化評價利于政府確定科研成果的知識價值與社會貢獻價值，進行科研管理和學術資源分配。在期刊評價領域，文獻計量學的評價方法適應了知識生產、傳播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的變化，在期刊評價領域獲得發展的土壤。文獻計量提供的數據具有簡便、經濟、易操作，少生是非，效率偏好，研究結果可測量、計算和比較。文獻計量方法可以提供學科領域組織性、結構性較強的描述數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體現評價的科學性、權威性和準確性[22]。
（二）期刊評價中的定量與定性研究
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法主要體現為文獻計量法和同行評議法，這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兩種評價方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論取向，定量與定性研究在理論假設、資料收集、論證邏輯和結果應用等方面存在差異[31]。謝立中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從研究范式上有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之分，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32-33]。定性研究強調情境性和文化性，在理論與經驗之間，理解理論的歷史主義取向，對人類心智固有屬性的準確描述，這是一種更深層的整體結構，不能夠通過運算得到。定量研究通常是以定性的結果為基礎，對社會現象變化過程，社會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數據的分析和結論的驗證，總結出具有規律性的結論。比如研究社會現象之間的變異，根據大數定律和中心極限定理，設定理論假設，驗證理論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果命題等。首先，文獻計量法作為一種期刊量化評價方法，其應用于評價的研究假設和價值論在于一切外在的物態表現可以反映內容和度量分級，并通過指標化的統計分析，建立數學模型獲得直觀結果。在具體操作中，評價對象的內在的質量和價值都可以轉化為外在的表現形式，是可測量、可記分和進行橫向比較的。它通過數據的“精確化、客觀性”量化評價，從一個方面展示了期刊發展的規律和特點，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同行評議的“不穩定性、模糊性和權力博弈”的問題，這無疑說是一種進步。以此，文獻計量學的期刊引文分析評價建構了“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布拉德福從文獻的集中和分散規律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繼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從引文分布角度證實核心期刊的存在，并開發了SCI、SSCI、A&HCI等數據庫，期刊引證報告（JCR）[10]。歸根結底，文獻計量法是從整體宏觀層面把握數據的趨勢性和呈現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如強調影響因子、轉載率等。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體系往往會抹殺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忽視評價對象的差異和個性。其在定量研究方面，缺乏數據背后的理論假設和對數據的分析解讀。期刊量化評價應按照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原則，具有自由、開放、公正、分散和隨機的特點[30]，而對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追捧卻是量化數據使用的異化和功能錯位。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優化期刊量化評價，避免簡單量化評價的弊端。在此認識基礎上，一些文獻計量學家則針對人文學者對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開始探索將學科差異性和社會屬性納入文獻計量的量化分析中，比如分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醫學工程學專業不同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著手解決評價的同質化和一般化標準中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開始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張琳等人對科學家個人成果的文獻計量評價方法的研究，重點解決的如何在個體層面更準確地反映成果信息，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4]。另一方面，同行評議作為定性評價法，則更強調發揮學術共同體評價主體作用，學術同行評價可以理解量化數據背后的含義、關注指標的價值和內涵，理解它所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建構評價的理論假設和價值原則。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載體，并不是一個天然純凈的領域，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公共性、政治性和情感性。評價要認識到學術領域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才能建立公正、權威、科學的評價體系。一些研究指出，期刊評價要關注科研管理體制和學術評價的關系，將期刊評價放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空間下，審視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社會性和情感性，認識學術生態、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復雜性[29]。科學的學術評價和期刊評價機制應該發揮學術共同體的評價主體地位，評價權力回歸學術同行，認清“學術江湖”、重建學術民主[6]。培育富含創造力和凝聚力的學術共同體，推動中國學術常態發展，但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學思辨層面，他們指出了文獻計量下簡單量化評價的問題，卻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定性評價方案。
二、期刊評價定性研究體系的構建：對同行評議的質化研究
（一）知識社會學視野下的同行評議
一些學者從知識社會學視角下對同行評議進行研究，這對我們建構期刊定性評價方法體系給予很多啟發。20世紀60到70年代，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默頓學派開始關注科學知識、科學共同體和評議人體制的社會建構，通過實證研究法研究知識場域的評估活動認知文化的形成[26]，并關注學術評估中科學精神的普遍和特殊評價。受默頓的影響，21世紀初，學者們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分別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34]。其中，美國的米歇爾•拉蒙特的《教授們怎么想——在神秘的學術評判體系內》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研究同行評議的“學科與評價文化”，雖然研究對象是國家獎助金的同行專家的評審活動，但是與學術期刊的同行評議相似，在評價過程中，關注專家如何在“一流”和“多樣”標準、學派差異和跨學科平衡下如何形成統一的意見，以及專家的社會背景、政治立場、學科文化、價值判斷、情感因素如何介入評價過程的。評價文化體現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價值理念和標準的多元性和不穩定性、知識生產、認知建構和社會間的互動過程。《教授們怎么想》是直接從同行評議的社會性機制和過程入手，揭示神秘的學術評判體系內教授的評價標準和評價過程[35]。事實上，知識社會學探究的是知識的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以及科學家群體的學術社會生活，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在這方面，更進一步的研究是托尼•比徹和保羅.特羅勒爾的《學術部落及其領地——知識探索與學科文化》，它從知識本體論和認知論入手，探究不同學科的知識特性與學科文化關聯、學術共同體（學術部落）社會特征的多樣性、知識認識論的社會性、詮釋性和建構性特征，將學術領域的認知特征和社會特征結合。他的學科分類體系參照科爾布和比格蘭的框架，分為硬科學和軟科學、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不同知識類型特征決定其社會關聯程度的強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發展具有重復性、累進的非線性特點，學科關聯結構較弱，即注重特殊性、性質和復雜性，具有個人色彩，價值觀影響明顯，知識標準存在爭議，缺乏共識，受到外部社會環境影響大，成果表現為理解和闡釋。方法上重視定性和特殊性分析，需要大量的資料鋪墊。所以，評價的限制條件主要是知識類型和學科范式，如學術共同體成員的習俗、規范和認知結構，具體表現為學術部落的學術風格、學科的成熟度和社會化程度、學科的交叉性與專攻領域、學術交流和研究模式、學科內部的習俗與文化、內部的權力利益關系、學術的科層組織網絡等因素[36]。布迪厄的“科學場域理論”也體現的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視角，他認為，科學事實是被建構的，科學場具有相對自主性。科學場域是一個競爭性的場所，科學生產過程中的各個利益相關人的客觀關系決定著科學場域的結構，核心是科學權威的壟斷問題。其中，知識人獲得同行評議的認可是其掌握知識生產技能，進入科學場域競爭，獲得科學權威的過程。所以，一切知識生產和評價活動既是科學的又是社會的[37]。在期刊同行評議中，社會性和文化性的因素一直影響著評價活動，研究者通過實證研究還原期刊同行評議的社會性的認知文化，可以展現五光十色的學術評價世界，揭示評價活動背后的學科文化和學科知識的社會構建過程。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的研究進路是一種跳出同行評議技術方法層面來去看同行評議的社會和公共屬性，分析其在學術評價中的作用。對期刊評價而言，評議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學術性、公共性和社會性的活動。加拿大文獻計量學學者LariviereV從知識生產、科研體制、學術期刊評價的關系，指出學術期刊在建構知識結構、形成不同學派，以及理解學術發展與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的作用[38]。因此，優化期刊評價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體系需要關注期刊的社會和公共屬性，以及期刊發展與學術共同體成長的關聯，在方法層面拓展同行評議的深度和廣度。
（二）期刊評價中的質化研究：同行評議法的拓展
期刊評價具有社會性、公共性和價值意涵，評價活動是社會互動、認知形成和社會建構的過程。沿著知識社會學的框架，期刊評價的定性法主要在于將質化研究方法體系引入期刊同行評議的過程。質化研究可以理解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倫理，研究期刊同行專家評判的社會過程，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境、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宏觀因素對其價值判斷和評價決策的影響。
1.評價中的質化研究方法體系
社會科學的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對應，陳向明于1996年最早在《定性研究方法評介》中，提出質性研究的定義、理論基礎、方法體系和使用范圍。她認為在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可以建立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論框架。質化研究是將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研究現象進行深入的整體性探究，從原始材料中形成結論、建構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理解闡釋其行為和意義[39-40]。質化研究的理論主要來源于闡釋主義、建構主義和批判理論，它不是哲學思辨層面的空對空，知識的建構不是理論到理論的邏輯推演，而是以建構主義為前提，以文字敘述為材料歸納的邏輯。謝立中在總結國內對質化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從四個維度定義了質化研究的類型，他認為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是一種研究范式，他們可以都采用量化或質化的研究模式，根據他們結合的方式，可以分成四類：人文主義的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33]。依此可見，質化研究分為人文主義和實證主義兩種取向，早期的質化研究并沒有準確的理解各種范式之間的關系。實證性量化研究具有數量化、客觀化和普適性的特點，但是卻無法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闡釋性的質化研究可以提供良好的因果解釋，卻具有主觀化、非量化、個案特點。而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為兩者結合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因果分析模式。質化研究方法主要的理論來源是韋伯的理解社會學，他強調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去理解和闡釋特定人群的社會行動的意義，并采用歸納邏輯推斷因果機制。他認為主觀意義、行動動機和行動后果是相互聯系的。行動者主觀意義或動機的內在性內在于行動者的內心世界，具有模糊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不能通過實證量化研究的方法獲取，只能通過質化的研究方法探究。所以，闡釋性的質化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揭示社會現實產生變化的原因和機制。通過個案研究或者深度訪談，研究者可以深入到行動者的意義世界，揭示社會現象之間的真實因果關系。質化研究通過社會調研的觀察和歸納邏輯，可以看到數據變量的承載者和研究數據背后活生生的人，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結構化。考慮社會現象背后的無盡的索引性，立體式、情境式地呈現社會現實。熊秉純（2001）在反思中國社會性別研究視角中，認為量化研究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不一定能揭示出制度所隱含的價值取向，關切到問題的核心，清晰地呈現出結構性的問題和個體在社會建構中的困境和掙扎。很多量表沒有準確反映社會現象和人生經驗，并忽視了社會情境性、社會互動場景和事件過程的社會屬性。在對社會性別的研究中，他建構了比較完善的質化研究方法體系，主要包含實證研究、建構主義的歸納邏輯、個案研究和研究者的先見與反思[41]。借鑒前人對質化理論和方法研究的成果，筆者認為，建構期刊評價中質化研究方法體系可以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第一，評價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過程是一個涉及情感、主體間交互影響的過程，評價人的社會身份，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的評價過程。專家在頭腦風暴的過程中，建構多元化的評價知識，形成情境化的認知結構，面對面的各類型的專家的對話展示了學科文化和評價標準，以及在其中蘊含的權威關系。評價中蘊含價值判斷，理解評價背后的理念和標準需要考察同行評議的社會建構過程，評價場域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構了評價的多元性和不穩定性，評議過程的社會限制性因素讓同行專家在差異中產生共識，并做出決策成為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么，專家同行評議的意見為什么不一致，他們堅持的價值理念是什么？探究評價的理念和背后的意義需要理解和闡釋同行評議的社會情境性，它包括不同學術共同體所處學術場域和學科文化的特點，也包含學術生產體制和科研管理制度。它是學科文化和評價的社會屬性，包含限定條件下的學科范式、學術生產交流和研究的模式、學術風格和風俗、學術合作與社交、學術生涯、學科地位和權力關系、學術競爭與合作、學術管理的科層體制，以及跨學科發展模式、學科成熟度和社會化組織結構等。社會情境和情感對評價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有一些無法預測的現象，評價者需要了解不同學科的評價文化，深入理解和闡釋學科文化和專家共同體的特點，記錄事件和行為發生的過程，探求因果關系，尋找結構性的關鍵問題和社會機制。第二，建構主義的實證研究。期刊同行評議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我們要以一種社會建構的視角看待同行評議的過程。中國同行評議制度主要是移植西方比較成熟的制度體系，它在中國本土化的關鍵在于中國的學術生產體系和科研管理體制的特點，以及中國學術發展脈絡和學科文化。在西方，同行評議是一種主流的學術評價方法，計量方法僅僅是同行評議結果的參考和補充，計量方法之所以在中國風靡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建構成熟的同行評議制度和合理的評價文化。所以，我們首先應該通過實證研究了解中國學術生產的現狀，采用歸納法的研究論證步驟，關注評價者和參與者的話語立場，尋找當事人的價值觀念，根據這些關鍵話語、尋找主題思想、歸納學術評價的核心問題。質化研究要實現知識建構的意義，通過闡釋社會學的方法理解事件、情境、經驗行為和研究對象以及賦予它的意義。采用質化研究的歸納邏輯，由資料出發，找出關鍵詞和概念，再由關鍵詞和概念歸納解釋社會現象的原理和原則。如扎根理論的歸納邏輯、建構主義的訪談、探索性的去尋找研究問題。同行評議的過程是一個對話機制（社會互動），通過專家學術爭論建構共識。評價的社會情境性建構了同行評議人之間的共享知識體系，評價活動不是個人性的行為，而成為一種社會行為。評議人要進行專業化的訓練，將自己置于情境化的場域中，正確對待學科立場和社會性認知文化的影響，在普遍評價價值觀和自我的學科立場之間平衡。第三，評價者的先見與參與者的反思。在質化研究體系中，研究者進入研究過程本身具有價值預設，雖然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倡導價值中立和無涉，但研究者的價值預設都會以一定的渠道進入到知識建構的過程。陳向明認為，知識真理都受到價值觀和理論的制約，比如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以及社會歷史的發展[39]。在期刊評價中，評價活動是一種價值判斷，它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并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在同行評議過程中，評價者不可避免會有價值介入，文獻計量學家從專業的角度很難處理同行評議中專家意見的分歧，所以，他們對專家意見匯總停留在簡單打分階段，同行評議往往成為科學計量的補充和驗證過程。這種研究視角對同行評議中的質化資料的浪費，不得不說實在是甚為可惜。其實，專家評議并不是追求形成一致意見，而是呈現出分歧的原因和社會機制。專家在評判過程中，雖有相對一致的學術評判標準，但是他們不免常常將自己置于所屬學科的立場，維護評審專家的合法性。總有一流標準的多元性和不穩定性，以及在多元的價值標準下的取舍和平衡，比如是支持“一流”還是保持“標準多樣性”的平衡[26]。對于參與者而言，他們可以從個體的經驗出發，抽絲剝繭的呈現社會和社會結構對研究對象的影響。評價對象在質化研究下可以參與評價過程，他們從個體的經驗出發，可以呈現完整的社會結構對個體和群體的影響、束縛和限制。通過社會調研和公眾參與，評價者增強了對評價對象的了解，并站在評價對象和利益相關人的位置思考問題，反思評價者之前的個人立場地位和身份所產生的偏見和偏好。評價者的反思精神是從評價對象的當事人的經驗出發，了解他們的世界，建立嶄新的視角，建構知識體系。破除定量研究所堅持的價值中立的迷思，擺脫評價者的成見和偏見。第四，個案研究下的特色化評價。質化研究中個案研究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通過多個個案的深度分析（扎根理論）總結歸納結構性的問題，以此來了解社會運作的機制和人與人與社會的關系。個案研究本身，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并不強調普遍性和代表性，而是要揭示出制度所隱含的價值取向，直指問題的核心，清晰的呈現結構性的問題和個體的能動性，揭示出個案背后的權力結構和社會關系。在期刊評價中，對同行評議宏觀制度分析往往需要通過個案研究了解同行評議的外部的制度環境，以及內部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和權力結構。比如每種類型的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軌跡和成長規律充滿著共性和個性的平衡，在評價過程，通用型的標準往往只能了解淺層次的發展規律，個性的特征需要在學科文化的背景下，通過個案研究了解評價文化，并建構特色化的評價體系。英國在國家層面開展的大學研究水平評估設計中，也經歷了類似的方法轉向，1986年早期的研究評估考核到2007年為了降低成本采用科學計量方法。但是他們發現這種科學計量方法根本無法代替同行評議，所以，在2014年推出了“研究卓越框架”，在研究產出和社會影響力方面對理論和應用型成果采用描述性材料評價，數據庫檢索和引用指標僅作為專家評議的參考信息，重視敘述性案例的證據支撐，強調信息的全面性和綜合性[3]。這種評價非簡單量化評價，它關注科學價值和內涵，以文字敘述為材料的歸納法，以建構主義為前提，重視案例在內的多樣化證據，建構個案為基礎的定性評估框架。
2.同行評議方法的質化拓展
同行評議的中國化和本土化要求研究中國的學術生產體制和學科文化，關注同行專家的學術社會背景和評議行為。它是一個面對面的對話和爭論的共識建構過程，學科文化和專家的社會屬性是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評價的過程包含了身份認同、政治立場、感情交涉等因素，每個學者都具有自己的學科立場，以確定自己的身份的合法性，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標準和外部環境發揮作用，它淋漓盡致地體現出同行評議一流標準的多元性和不穩定性，以及跨學科評價的多樣化。同行評議制度下的屈從、抵制、保守和反動，比如結盟和策略性投票也體現了評價交易成本信息的不對稱性和評議人的社會性特征。那么，如何看待同行評議從差異中產生共識并作出決策呢？首先，他們的統一性在哪里？專家形成統一意見非常困難，但評價有一些通識性的價值理念，它和學術理念的價值規范標準相一致，專家會共享一套相對統一的學術價值觀，如對學術的神圣性的尊重。其次，他們的差異性和多元化在哪里？不同專家的學科立場不同、學科范式無法兼容、學科所處社會情境的場域不同、學術發展階段和學科成熟度不同、民主商討和平臺溝通的程度不同。這樣，他們會建構不同的評價認知和文化。再次，作為評價者和研究者如何處理？通過社會調研法進行實證研究，分析學科文化和不同差異產生的原因。建立成功有效的對話、對評議人進行專業性訓練、建立制度保障和有效的行政干預，建立自律學術共同體、倡導學術誠信，維護學術評價的神圣性。最終，建構評議人之間的共享知識體系。質性研究方法在同行評議中應用的核心是通過實證研究解決了同行評議中價值層面的問題。期刊評價的質性研究方法是將質性研究框架貫穿于整個期刊評價過程中，完善同行評議的社會調研法，通過社會田野方法研究同行評議的過程和限制性條件。從評價當事人日常經驗出發，尊重參與者的經驗和主體性，從具體到抽象的歸納法論證步驟，可以對整個知識內涵進行再造。專家所處的社會情境性、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宏觀因素會對價值判斷和評價決策產生影響。他們如何建立標準、組織評價、是支持一流還是尊重差別和多樣性？專家如何確定學術資源分配平衡的原則等。通過實證研究收集和分析收集到的質性材料，記錄和分析評議過程，理解和闡釋評價背后的價值理念和多元標準的社會屬性，這體現了評價者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從評價角度對學術生產和評價體系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學術場域的現狀、學科文化和評議人的特點。質化研究有利于建立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形成信任、尊重、寬容的價值理念，維護學術評價的神圣性和權威性；建構合理的評價制度，進行有效的行政干預，建立溝通交流平臺，讓各利益主體進行成功有效的學術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