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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其學術功能和社會角色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它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發表、知識交流和知識產權確認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由點到面的學術社會生產網絡，是匯聚學術共同體和引導知識生產方向的關鍵性要素。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領域要建構科學合理、公正權威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發揮學術期刊的學術引領、學術共同體凝聚、科研誠信監督的作用，激發學術創新力、引領學術風氣。在評價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1]；2018年2—7月，中辦和國辦相繼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這些文件對期刊評價提出新要求，著力解決評價標準一刀切問題，實行差別化的分類評價，體現“破四唯、分類評價、關注差異、鼓勵特色發展”的精神。這些指導性文件指出開展期刊評價要充分發揮同行評議的作用，論文引用榜單和影響因子排名等僅作為各類評價的參考。期刊評價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評價、同行評議、量化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2]。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量化指標不斷生成，并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自然指數、H指數等[3]。期刊的定性評價法主要是同行評議，即同一學科研究領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專家，按照一定的學術標準，對學術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員和機構進行評價[4]。一些學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評價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政策手段面臨的困境，“以刊評文、過度量化、行政主導、功利性、同質化、忽視差異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等”[5-7]，認為合理的評價應以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同行評議為主，輔之定量和定性數據作為支撐。而所謂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的綜合評價法，是將同行評議引向一種定量化和技術性的維度，由專家對評價對象進行打分，將打分結果進行統計，并進一步提出同行評議質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等[8-9]。這種量化傾向往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文化環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評議在期刊評價中處在輔助和邊緣地位，還需建構完善的定性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評價研究進展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學術期刊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決定著期刊特點與發展方向，這也決定了學術期刊評價的復雜性。期刊評價是對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優劣、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水平、編輯部的管理運營能力、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等進行的綜合評價，如利用影響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級，確定核心期刊分布；通過同行評議來識別優秀成果形式[10]。期刊評價是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導向作用是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體現了質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現階段，對期刊評價兩種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同行評議法是主要依賴專家問卷的定性評價法，科學計量主要是影響因子類指標法，它主要是依賴于論文高被引的定量評價法。對期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論脈絡。第一，沿著科學計量中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框架，文獻計量學家側重于期刊評價的量化方法和具體技術的研究，不斷細化和推進期刊量化評價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論路徑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響因子類指標的設計，從影響因子到H指數、G指數、Z指數和HC指數的推進[11-12]。以及開始探索一種基于大數據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將模糊綜合評價法將文獻計量法應用于內容評價，建構矩陣檢驗、權重分析和綜合判斷[13]。在定性評價的同行評議法方面，文獻計量專家采用專家問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級量表等對評價結果進行層次分析，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和一致性檢驗。對科技類期刊的同行評議則將其引向一種量化方法技術路線，研究質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時間、成本、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處理[9]。也有一些文獻計量學者關注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的關系，并集中討論同行評議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從純技術手段對比兩種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14-16]。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法僅是量化評價的一個的維度，它更側重對評價的技術方法層面的探討，現階段，期刊的量化評價僅停留在簡單量化階段，純粹的技術主義路線不能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它忽視了中國學術發展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環境。第二，一些人文學者開始從方法論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評價的弊端和問題，他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了人文學術”[18]，它是一種功利性的評價，不是一種學術批評和評判[19]，期刊評價的分裂和異化在于評價主體的分裂、評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對立，特別是評價主體歸于評價機構后，以文獻計量學家為主的定量評價盛行，這致使學術共同體喪失了評價主體的資格[20-21]。人文學者還指出評價機構評價人員大多是文獻計量學家，他們缺乏學科專業背景，不了解數據的價值和數據背后的社會意涵[6]，他們設計的通用性、純量化的指標抹殺了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掩蓋了個性化的數據，扭曲了定量評價。一些研究站在學術評價的視角審視期刊評價，認為定量和定性評價方法應相互補充，合理、科學的評估應該使用多種工具組合，圍繞研究目的實現定量與定性的結合。科學計量學在學術評價中雖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以及數據的提供具有其意義，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指標的價值和內涵，以及評價工具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困境體現為兩種方法存在內在的張力，沒有完美的方案，應堅持定性為主、定量評價為輔的方法[3]。這些研究從哲學方法論層面，對現今以文獻計量為主的期刊量化評價法進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是，一方面，探討評價方法大多停留在對期刊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上，而對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內涵討論并不充分，因為文獻計量為主的簡單量化評價僅是定量評價的一個維度。另一方面，這些討論集中在哲學思辨層面，在評價方法上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可謂“只破不立”。雖然他們提出期刊評價要回歸學術共同體，采用同行評議法，但缺乏對其方法論和具體操作方法的探討。一些文獻計量學家針對人文學者的批判開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特殊性，提出定量與定性評價兩種方法要結合[22]，他們漸漸認識到文獻計量法不能進行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不能處理個體和歷史經驗層面數據，他們也開始探索優化的科學計量方法，將學科差異和社會屬性納入量化分析，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解決評價同質化標準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周期、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5]。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關注同行評議過程，它從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切入，關注期刊評價在整個知識系統中的角色，這對期刊評價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評價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層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傳播的特點關注期刊評價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別是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從評議體制角度研究學術生產體系和學科文化對評價的作用，關注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認知建構性和反思性[26]。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進而建構知識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綜上所述，現階段期刊評價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純技術和哲學思辨層面，文獻學派注重于評價方法的技術路線，側重在技術層面探討兩種方法的優缺點、考慮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種技術主義路線缺乏從方法論層面關注兩種期刊評價方法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涵。在期刊評價方法體系上，這種對評價方法的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觸及期刊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文化。人文學者的哲學思辨層面的批判，缺乏對方法論和評價方法的具體研究，總體來說，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相對比較滯后，期刊評價研究需建構一種中觀層面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評價方面需要探索質化研究體系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建構期刊評價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