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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默頓等提出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社會生活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社會找到了一種手段（結構）去滿足人類的需要（功能），他們主張用功能分析方法認識和說明整個社會體系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12]。鑒于其類似性，本文采用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

1.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誕生于17世紀科學體制化開端的歐洲。當時的科學家通過信件發給同行和相關學會來擴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亨利•奧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費了大量時間從事這種通信抄寫再分發給學會會員的活動[19]。正是由于交流系統的低效，奧登伯格于1665年創辦了《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將學會會員的通信集中起來，通過運用印刷技術大規模的復制，并且連續定期出版。在《哲學匯刊》的創刊號上，奧爾登伯格撰文指出，“促進哲學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過于將他人已發現或已付之實踐的東西公諸于在同一領域內進行研究或努力的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這一最合適的途徑，以滿足從事同類課題、樂于促進學術研究、推廣有用的新發明，因而有權了解本王國及世界其他各地情況的人，使之時時了解科學的進展、了解博學好問的那些人的勞動和嘗試及其全部發現和實踐。”[13]科技期刊的出現將個人交流模式拓寬為組織交流和大眾傳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學術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決了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問題，因此科技期刊成為科學共同體有效運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隨著科學體制化和科學職業化進程的深化，科學也逐漸形成了其特有的獎勵體系和運行機制。在默頓看來，科學建制的目標是增加知識，這樣就把科學發現的獨創性推到了獨一無二的地位，而科學的規范要求科學家為了科學—也就是為了貢獻出有獨創性的知識—而做研究，要科學家公開他的發現，接受科學共同體之成員的有條理的懷疑，當然在懷疑考究的過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則。這樣，做出獨創性發現的科學家把知識貢獻給了整個科學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學財產”是獲得科學同行的承認。承認是對科學家“角色履行”的認可，是科學家繼續承擔科學家角色的保證，因而是科學這種社會建制運轉的“能源”[14]。作為科學能力和科學貢獻大小的標識，“承認”的積累不僅意味著科學家獲得了“名譽性獎勵”，更重要的是使科學家可以在科學知識生產的職業體系中獲得合適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納入到社會分配體系之中，并獲得社會的“物質性”回報[15]。盡管許多科學知識理所當然是為了雇主、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公眾的消費和運用而創造的，但受到最高評價的知識還是那些為正處于創新過程中的同事們自己消費和應用的知識，通過交流和出版系統加以評價和承認。換句話說，科學家為同行生產知識，并依賴于同行生產的知識進行知識生產，依賴于處于優勢地位的研究群體以獲取資源，使用被認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為同行所重視的問題，而且必須說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這種交流和出版系統通過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職業等級化的形式實施的，在控制了知識生產質量的同時形成了科學家個體的職業聲譽系統。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形成與成熟發展，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智力活動，其組織方式逐步與外部環境的變遷相適應，出現了科學與經濟、社會在結構和運行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調適、漸趨對應的趨勢。拉圖爾等的研究發現，實驗室科學家經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學知識生產的總體模式，而不是默頓學派所偏愛的“承認”或“獎勵”。他認為“事實上，獲得的獎勵僅僅是信用度投資大循環中的一個小部分。這一循環的基本特點是獲得使再投資得以進行而獲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沒有任何科學投資的終極目標，而只有持續不斷的資源積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科學家的信用度，比作資本投資的循環。”[17]從承認到信用的聲譽管理的變化，固然可以看作對科學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應了科學發展擺脫了獨立于社會的科學家個人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模式，而被納入到科層組織內的現象[16]。無論如何，“信用”的核心還是在于基于科學共同體的評價。在這方面，科技期刊發揮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業態演化及其商業模式

科技期刊自誕生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不具備盈利能力，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參與科學共同體的內部管理。當時，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學會或大會出版。盡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訂閱費或作者的文章處理費，但一般需要學會或大學的補貼才能生存。這種狀況直到二戰之后才發生了根本改變，并且表現出規模化和數字化的兩種階段性變化，科技期刊也從科學共同體中相對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多方參與的、具有高技術特征的新興產業。二戰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戰時科學研究與開發取得了空前成就。人們也從“曼哈頓計劃”中看到了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的社會重要性以及科學社會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學開始與國家緊密結合，進入了大科學時代[18]。大科學時代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世界各國紛紛加大研發投入，大量資金涌入科學研究領域，科學從業人員逐漸增加，新興學科不斷出現，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數量也隨之大幅度增長。在此同時，學術交流與合作的范圍從單一學會、單一組織和單一國家擴大到全球范圍，學術交流的全球化也帶來了科技期刊的國際化，讀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網絡中，科研成果不但為科學家積累相應職業聲譽，也為科技期刊積累聲譽。換句話說，科學家通過職業聲譽系統進行了社會分層，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應的聲譽系統進行了分層（區）。因此，優質稿源的競爭是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的永恒命題。盡管科學本身和科學家的期刊對出版需求不斷增大，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間，政府對圖書館系統的投入增加也保證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潤增長，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滿足集約化、規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創辦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發行等方面提供專業化的運作，而一些中小型學會和大學出版機構卻很難有大的作為。許多商業出版機構看到了科技期刊業所蘊含的商機和學會出版能力的不足，憑借自己強大的資本和專業化的運營能力，逐漸接管了學會和大學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學編輯之外的出版、發行等多方面的服務。另外，商業出版機構通過和學會會員、科學家的合作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而科學家由于傳統的學會期刊體系難于滿足自己的需求也積極尋求與出版商的合作，成為了出版商的主編、編委和作者。巨大利潤帶來的是巨型商業出版集團的出現，通過兼并和重組，一些小的商業出版社逐漸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業出版集團帶來的壟斷效應更進一步擴大了科技信息數據庫的規模和質量，提高了訂閱費和利潤空間，成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時，一些較有實力的學會、大學出版機構也同樣看到了科技信息這種爆發趨勢，適應了市場需求，形成了實力較強的出版實體[19]。例如美國化學會將信息供應商和會員的互惠性組織作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應商的信息源和消費者來自于會員或潛在會員，通過高質量、快速反應的信息服務促進化學領域的健康發展和學會的影響力，達成“運用化學的力量來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的組織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產業形態，具體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出版主體多樣化，形成了以巨型商業出版機構為主，學會、大學等科學共同體出版為輔的多種出版主體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務對象全球化，對新興市場的拓展加快，對新興市場本土出版機構的成長具有很強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業模式是建立在規模化基礎之上，主要以向圖書館系統提供數據庫的形式呈現；第四，盡管科技期刊中的論文作者、評議人都屬于科學共同體，并且產品最終服務于科學共同體，但科技期刊從社會建制來說開始脫離科學共同體而相對獨立。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數字化進一步形塑著科技期刊的產業形態。巨型商業出版機構通過資本并購實現規模化及多元化發展、打造數字化信息服務平臺并持續創新、全球性網絡化銷售、建立戰略投資體系等發展路徑打造了擴張型商業模式，形成了運營集群化、質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場細分化、競爭全球化的期刊群和產業鏈[20]。在數字化技術和資本的推動下，科技期刊產業的技術依賴度和專業化服務能力更高，產業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現出以下兩個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務平臺成為出版機構運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這既是順應數字化用戶處理海量信息時檢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業務發展和創新運營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多媒體等多種新興技術，建立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社區，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業從業者和專業人員等持續提供增值信息服務。在科技期刊的業態發展中，商業出版機構成為科學共同體、圖書館系統三方博弈中最強勢的一方。2002年，《布達佩斯開放獲取計劃》正式確認了開放獲取（OA，OpenAccess）的概念，從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圖書館界成為了廣泛關注的話題，但OA對科技期刊業態發展的影響有待進一步關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與管理體制

2019年3−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與發展思考及對策建議”咨詢項目組通過網絡問卷的形式對科研人員和科技期刊從業人員開展的廣泛調查。調查顯示，盡管65.24%的受訪科研人員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國內同行中傳播，但分別有46.06%和42.01%的受訪者表示是出于學生畢業要求和項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訪者表示選擇發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語）論文的原因是評價導向；63.57%和61.5%的受訪者認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礙是學術影響力不夠和績效評價不管用（見圖1−3）。科技期刊的出現源于學術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學共同體的聲譽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科研人員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績效管理，服從于科研管理的需要。這種科技期刊和論文的功能異化與近年來媒體熱議的“以論文論英雄的評價體系”、“垃圾論文”、“論文質量問題”等相關主題討論的內涵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國英文期刊是類似的，只是前者表現出的問題更迫切，并且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相關問題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經費過度競爭、終身教職變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論文被發表[22]等全球科研環境惡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國當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學共同體交流不充分、學術自治功能沒有發揮作用等問題。換句話說，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義上是為中國科學共同體自身建設的不足背書。科技期刊功能異化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密切相關。中國科技期刊出版實行主管、主辦單位制度和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單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單位出版，出版單位必須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須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審批制度則明確出版資源由國家配置，創辦期刊和設置期刊出版單位須經國家出版行政部門批準。在主管、主辦、地域等專屬性很強的管理體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為是主辦單位的一個組織單元而不免形成了鮮明的單位意識和服務對象區隔化，也正是因為將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學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強化了其學術屬性弱化了運營主體功能，在行政和學術的雙重制約下，實際運營主體的經營運作空間有限。當前科技期刊管理體制與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證關系。科技期刊為眾多因提職稱、學生畢業等引發的巨大刊發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給，這種局面強化了相關單位將科技期刊作為一種工具資源的需求。此外，在數字化的背景下，現行出版管理體制上發揮著對于傳統出版業的保護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維護了我國紙質科技期刊出版的壟斷地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我國科技期刊的紙質出版同新興媒體出版人為區隔開，這雖然對于眾多科技期刊編輯從業人員具有保護意義，但事實上這是一種“托底”式的保護，只能提供被保護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傳統紙質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轉化[23]。眾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發揮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喪失其原本應有的功能，在國際化競爭不力時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環及難以解脫的發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