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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
所謂定量評價也稱量化評價，是采用數學的方法收集和處理數據資料，對被評對象做出定量結果的價值判斷。定量方法雖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由于它忽略學術評價中某些對象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不易對評價結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定性評價則是利用同行專家的知識、經驗和判斷進行評審和比較的評價方法。該方法著重從質的方面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的屬性，容易受個人價值觀、知識結構等主觀因素影響。講到同行專家定性評價時，以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周發源為主持人的湖南省“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認為:“同行評議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評價方法，亦有其主觀性、易受人為因素影響等局限。”“同行評議往往可能受到專家學識、見解以及評估過程中態度、感情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當評審專家職業操守出現問題時，同行評議就難以保證評審的公平和公正。”［2］以上關于定性評價局限性的分析，十分準確。正因此，凡是科學的、合理的、公正的學術評價，必然采用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事實表明:定量評價大都滲透著定性評價的結果，甚至以定性評價為基礎，而定性評價則大多以定量評價為前提、為參考。考察近年來學術評價的實踐，量化評價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純客觀數據的簡單綜合，其實在這些客觀數據的背后幾乎都程度不同地隱藏著同行專家的主觀評價，從未脫離定性評價。如果稍作分析，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定量評價中最受人們重視的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除極個別負引之外，大多都是反映了同行專家、學者在閱讀期刊過程中，對有價值、有水平的文章及其觀點、材料、分析論證的一種肯定。而論文的被轉、被摘，也大都是經過了文摘報刊編輯、負責審稿的編委等同行專家認真審閱、精挑細選，具有較高水平、較大價值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同行專家的認可。而論文獲獎、期刊獲獎，雖近年來在實踐中也出現過某些不公正問題，但總體而言，各級各類的評獎無不是由學科同行專家參與評審完成的，更是直接體現著學術共同體對被評對象質量和價值的判斷。另外，點擊率、下載率的多少更反映著同行學人對某一期刊關注、閱讀及認可的程度。實事求是地說，對期刊量化評價的結果，應當說是對編輯出版原刊的編者、文摘期刊的編輯、閱讀期刊的讀者以及期刊評優的專家等學術共同體評價意見一次次累加綜合而成的產物，而并非只是與專家、學者無關的冰冷的數字。由此可見，一般化地將量化評價排除在學術期刊評價之外，從而將量化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定性評價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關于定量評價，指標的選擇十分關鍵。目前，我國在核心期刊評價中，有多指標評價與單指標評價兩種體系。［3］兩種體系各有優劣，但相較而言，我比較贊同多指標體系。雖然引文法能比較客觀地呈現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但摘轉率、獲獎率等同樣也是反映學術期刊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這也是大家公認的。有鑒于此，量化評價應盡量采用多指標體系。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始終比較贊同學術評價研究專家、南京大學葉繼元教授所主張的“對學術期刊的評價，應當堅持國內外通行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他曾講到:“常用的載文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讀者利用率等等文獻計量法與專家意見法，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國內也有十多年的經驗，可以說已比較穩定，成為必備的方法。在期刊評價中，定量評價具體明確，但單純依靠數據，則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評價宏觀、全面，但單純的定性評價，則有相當的隨意性、主觀性。”［4］由此看來，惟有將定量評價與定性結合起來，才是評價學術期刊可以互為補充、科學合理的優化的方法。
二、學術質量標準與期刊影響力標準
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中，期刊的學術水平與期刊影響力混搭在一起，統稱為學術質量標準或業務標準。其實，仔細分析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應是兩個既有密切關系但又有很大不同的標準:首先，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學術質量是期刊自身固有的質性，而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則是期刊學術水平、學術質量以及政治質量、編輯出版質量的延伸表現，是由期刊各項質量因素綜合而成的整體質量所衍生出來的一種客觀效果。某一學術期刊，可能水平很高，但由于其學科屬冷門問題、偏門專業，就不易產生較大影響力。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學報》原主編蘇志中教授曾在一次會議上講到，《北京大學學報》曾發表過一篇蒙古學研究的論文，他估計當時國內對該文有興趣的人可能非常之少，然而就是這篇國內少有人關注的文章，卻引起了日本學界有關專家的重視。據說，當年某日本學者訪華團到訪中國，首先打聽并提出要拜訪的是該篇論文的作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論文，就常遇到校內外某些學人質疑，認為此類文章不會有人讀，大多數人也讀不懂。可見，由于學科專業性質的不同，常會影響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大小。另外，某一學術期刊可能學術水平很高，但因其主辦單位名頭不大、出版地域較偏等種種外在原因，也常常限制其難以產生較大影響力。此外，學術期刊的外在形式(包括論文題目的醒目與否、刊物裝幀設計、印裝質量等因素)以及傳播渠道、發行方式、宣傳力度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期刊的影響力。可見，期刊的影響力雖然在一般情況下與期刊的學術水平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但同時它還要受到多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并非一個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其影響力就必然大;一個水平不高的學術期刊影響力就必然小。由此，設計評價學術期刊質量的標準及指標，應將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分開作為兩大標準。期刊的學術質量主要體現期刊所刊載的論文的學術水平———包括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五年影響因子，論文被重要文摘報刊的轉摘率，論文的獲獎情況，等等。關于期刊影響力，1996年新聞出版署評價標準中只列舉了產生重大社會實踐反響的論文，而未提到產生重大學術反響的論文，［5］有失偏頗。其實，期刊影響力既包括發表后引起國家或地區黨政機關重視、被有關領導批示采納其觀點、結論，產生較大經濟社會效益者;同時還應包括發表后被引頻次高、影響因子位居本學科專業前列，或同時被幾家權威文摘報刊全文轉載，或獲國家、地方政府高層次、高等級獎項者。評價學術期刊，應增設期刊影響力標準，使之與期刊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出版質量一起作為評價學術期刊的四大一級標準。關于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的指標，我認為主要有3個:其一為期刊的社會信譽度，評價指標包括期刊獲國家、省部以上政府期刊獎、出版獎，被國內外重要核心期刊庫收錄，被國內外重要媒體、著名專家公開評價等。其二為學術及社會實踐影響力，評價指標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了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如年度被引頻次排名本學科專業前列，或一篇論文同時被多家重要文摘報刊轉載，或獲省部級以上高等級優秀成果獎、“五個一工程”等大獎。二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重大社會反響，如有關論文引起黨和國家及地區黨委、政府重視，論文的觀點、結論被省部以上領導批示，黨委、政府采納，產生突出經濟社會效益。前者如上世紀50年代《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評論《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所產生的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光明日報》70年代末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巨大影響力。后者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發表后受到時任陜西省長批示，省市政府成立專門機構落實其關于恢復秦嶺北麓生態植被、以從根本上解決西安供水困難的建議;著名唐史專家牛致功先生《論西安建都的朝代問題》從長期流行的8朝、9朝、11朝、17朝說等眾多觀點的分析考辨中提出13朝說，被陜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納作為對外宣傳的標準說法。惟有如此強調對具有突破性價值的代表性論作的評價，才可能準確把握期刊的學術及社會影響力。其三為讀者認可度。評價某一期刊，讀者歡迎不歡迎應是根本的標準。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及評價實踐中，對讀者、市場的認可程度多有忽視，這是重要失誤。評價讀者認可度，其指標主要包括對期刊印刷版的國內外訂閱量、發行量，讀者網上的點擊率、下載量，以及中國知網等海內外傳播情況等的考量。
三、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
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包括學術期刊評價。學術期刊評價是以考量學術期刊質量與學術期刊編輯者辦刊水平為對象的評價活動。評價的目的在于考察期刊質量與期刊社(編輯部)辦刊水平，總結辦刊經驗，找出辦刊中存在的問題，以促進學術期刊社不斷改進工作，提高辦刊水平。學術期刊的評價按被評對象與評價目的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評價期刊的質量，二是評價期刊社的辦刊水平。前者如學術期刊評優等，后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期刊評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遴選等。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以往多以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四個方面為質量標準，從內容到形式對期刊進行全面的質量衡判。而學術期刊辦刊水平的評價，除了對期刊本身質量做出評判外，還要對期刊的辦刊條件(如主辦單位重視與支持的程度，經費與辦公條件及人員配備情況等)、編輯部建設與管理水平(如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思想與業務素質、規章制度建設、工作考核與管理狀況等)、期刊社經營效果等做出綜合評估，以評價其辦刊能力、辦刊水平與績效。正是基于上述任務的特殊性，評價學術期刊的主體應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相關學科專家，二是學術期刊編輯專家，三是期刊出版管理專家。由此三方面專家組成的評價組織，應就是學術期刊評價的學術共同體。學術評價是以學術標準為尺度，對學術活動做出水平與價值判斷的過程。學術評價包括不同的類型，主要有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含學術成果評獎、學術出版稿件的評選)、學術研究人員的評價(包括教學科研人員職稱評審、各層次優秀人才選拔、專業技術人員崗位聘任及業績考核)、學科評估、學術機構評估以及研究課題立項的評審與結項驗收等。學術成果的評價主要是評判成果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及其理論與實踐價值;學術人才的評價主要評判教學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及學術貢獻;學科評估主要評判某一學科團隊科研水平、對學科建設的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學術機構評估主要評判學術研究組織整體科研水平、學術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各種類型的學術評價，其評價對象、評價內容及所要達到的目的不盡相同，但所有學術評價的基本依據還都是學術研究成果。由此特點決定，學術評價的主體應是相關學科專業造詣精深的專家。深入認識、理解學術期刊評價與一般學術評價的異同及特點，對于研制科學、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學術期刊評價方案、辦法和標準，深入開展學術評價理論、實踐問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關于學術評價主體，近年學界十分強調學術共同體評價，這無疑對摒棄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行政主導為主的學術評價制度，將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是重要改進。但是，對于學術期刊評價來說，雖評價的主體主要應為學科專家，但絕不能排斥期刊編輯專家及期刊出版管理專家;多年來各省區市舉辦的各種期刊評優，教育部名刊名欄評選以及國家出版獎的評選實踐也充分證明，期刊評價離不開期刊編輯專家和出版管理專家。
四、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與可操作性
關于學術期刊評價乃至所有學術評價活動究竟如何開展，從理論假設或作邏輯推演，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從實踐操作層面看，尚有不少問題值得探討。多年來，筆者本人曾主持過數屆陜西省高校學術期刊的評獎，也參與過數屆全國高校社科期刊的評優、第二屆教育部高校名刊入選期刊的通訊評審及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核心期刊的通訊評審等學術期刊評價工作，也參與過陜西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陜西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等的通訊評審及學科組、大評委會。筆者曾反復思考過，如何改進完善學術期刊及所有學術評價工作，但思考的結果都是，包括學術期刊評價在內的各種學術評價在實踐上都是一個相當復雜且繁難的工作。僅以陜西省高校學術期刊評獎說，每屆社科類期刊申報參評者大約50多家，如按每家選一年出版的期刊作評優的樣本，平均以雙月刊計即多達300余冊。面對如此浩大數量的被評對象，參與評審專家如以10多人計，每人的評審量仍達30多冊。拋開是否有專家愿意承擔如此繁重的評閱任務，以及專家勞務費用花費等不說，我們可以設想有無能夠對一本綜合性大學學報或其他學術期刊所涉學科專業論文的水平和價值做出科學公正評判的全能專家?為解決此一難題，我們在評刊實踐中也曾采用過分組辦法(每組2—3人)，對每份刊物選抽若干頁碼(如1—50頁等)，從觀點內容到編校質量進行細讀細評，而后由小組討論后拿出評審意見。但由于評審小組各個專家學科專業背景所限，故此辦法不僅費時費力，評審結論的真正準確、科學也很難說一定能夠達到。在學術期刊評價中如果沒有量化評價，丟掉了前人、他人已經做過的評價成果，就可能會遇到以下諸多方面的困難和問題:一是評閱刊物的任務太過繁重、艱巨，需要花費時間精力太大、太多，愿意承擔評審工作的同行學科專家不易找到;二是如果沒有量化結果作為基礎，僅憑專家個人審讀材料、做出評價結論，主觀性、隨意性在所難免，而且專家組中各人看法往往分歧，評價意見、結論難以統一的情況也會出現;三是要求專家全部審讀申報材料原件確實很難做到，而僅作抽查、選擇性審讀，評價結論的準確性、科學性和可信度就可能要大打折扣。據我的經歷，目前各省區市的學術期刊評估、評獎乃至學術成果評獎，面對眾多被評材料時，不少專家都有一種無從下手的感覺。由于通訊評審時間緊、任務重，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少人只能匆匆翻閱材料，最終不得不參照相關反響證明材料再加以個人的印象評審打分，決定取舍，真正下功夫認真閱讀、研究材料尤其是細讀專著論文者人數十分有限。《湖南社會科學》雜志社劉峰先生在講到學術評價存在的問題時，曾指出:“在學術評獎過程中，不少評委是學術帶頭人，平時工作繁忙，難以有足夠的時間仔細閱讀被評人的作品，僅浮光掠影地簡單瀏覽后即進行評定，這樣評出的獎，其判斷的準確性值得疑慮。”［7］此種現象，無論科研成果評獎或是期刊評獎皆大體如此。試想，如果沒有定量評價(其實也是此前專家學者定性評價的一種綜合的結果)作基礎，單憑幾個專家在有限的時間里靠個人的主觀印象評判某一被評價對象，不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科學性、公正性難以保證，其在實踐中如何操作也更是大成問題。近年，為減輕專家評審的工作量，解決目前期刊評價實踐中操作難的問題，已有有關期刊評價活動嘗試采用了加強被評對象自評總結環節的工作，如有關量化項目由期刊社(編輯部)自評自測賦分并提供相應的證明材料，部分項目由專家依據材料賦分，而專家評審組織主要負責復查審核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與賦分的準確性，如此節省了專家大量時間精力，以用于充分研閱被評材料，重點保證定性評價，從而提高了評價的效率和質量。筆者認為，這種方法上的改進，不僅為解決學術期刊評價難以操作的問題創出了一條有效的路徑，而且對于保障學術期刊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公正性也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五、評價制度與評價倫理
在近年的學術期刊評價研究中，關注評價制度建設的相關成果較多，而對評價倫理問題的關注相對較少。制度，按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的說法，“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的規范”［8］，而規則則是人類設計的制約人們相互行為的約束條件，也即制度具有約束、規范和引領人們行為的功能。學術制度是社會或學術共同體為保障知識創新而確立的引導學術活動的行為準則和規范。在各項學術制度中，學術評價制度處于核心地位。對于構建科學、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進行公平公正的評價活動來說，學術評估制度圖然是保障學術評價健康開展并達至公平公正的關鍵，但僅有好的評價制度還遠遠不夠。良好的學術評價倫理，亦是學術評價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倫理，是指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系時應遵循的準則，它蘊含著理性、科學、公共意志等屬性，具有普遍性。博耶認為，學術評價的第一原則是“學者的品質”“堅韌不拔、創造性、謙虛和正直等品質是學術生活的真諦”［9］。學術評價倫理的核心內涵是誠實、守信，它要求在學術評價活動中，作為被評對象要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總結、自我評價，以為評價主體提供能夠反映其真實面貌的評價材料;而作為評價主體，則要客觀、公正地對待被評對象，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對待評價工作，認真閱讀、研究相關材料，審慎分析判斷，以求做出準確、科學的結論。考察近年來我國學術評價活動，一方面學術評價制度建設的不完善及其實施的不力，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現，如:有的評價程序不夠完善，有的評價專家的遴選缺乏規則，輪換辦法不落實，回避及監管制度不嚴格，對出現的問題處罰不力;評價標準方面或偏重定量分析，輕視同行專家定性評價，或強調定性意見，忽視定量分析，總之，不能做到兩者的有機結合，影響著評價結論的科學性、合理性。另一方面，對學術倫理的建設從理論研究到評價實踐，都缺乏應有的重視。檢索中國知網有關文獻，涉及學術評價倫理的研究成果數量十分有限。而分析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問題，不少或直接就是評價倫理的問題，或與評價倫理密切相關。從被評者角度說，有的申報材料不真實，甚至弄虛作假，如有的期刊結對互相引用，或花錢買引用，以極不正當的手段提高本刊的引用率;有的千方百計找門路，跑關系，活動評委，等等。從評價主體角度看，有的評委責任心缺失，對工作粗枝大葉、馬虎應付;有的罔顧事實，一味照顧各種關系，以親疏論高下，等等。總之，上述學術倫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著學術期刊評價工作健康有序地開展及其結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在講到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時曾指出:“要大力弘揚優良學風，把軟約束和硬措施結合起來，推動形成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樹立良好的學術道德，自覺遵守學術規范……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1］所說的軟約束即指學術倫理道德的約束，硬措施即指評價制度規則的限制;他所要求的學者必須樹立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學術界必須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即為我們深刻地揭示出了學術評價倫理的核心內容。由此看來，要真正構建一個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不斷改進、完善學術期刊評價工作，提升評價工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必須既重視評價制度的改進、完善;同時，又著力深化評價倫理的研究，推進良好學術生態的建設，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學術期刊的評價，需要探討的問題還有很多，譬如如何分類進行評價、如何保證評價程序正義、如何落實評價的公示、申訴、投訴制度以及健全、完善對評價活動的公正監督的制度，尤其如何加強學術倫理教育，不斷提升學術界思想道德修養，創建一個良好的學術評價環境等，都還需要期刊界、學術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做出深入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