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抗戰文學期刊的特征，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期刊》一書及本文所指抗戰文學期刊，即在抗戰十四年當中宣傳抗戰、弘揚救亡的文學期刊，由日偽政權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戰十四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時期。一方面，這一時期戰亂頻仍，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與對敵戰爭，構成了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是中國現代期刊出版業的高潮期，期間經歷了被稱之為“雜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學期刊在這一階段的文化產業史當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筆者認為，從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視域出發，抗戰文學期刊有如下幾點特征。首先，抗戰文學期刊并非純粹的文學期刊，它的文學性由政治性所表達、彰顯，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的政治價值要大于文學價值。要談抗戰文學期刊，則必須要談其母集———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眾所周知，中國的文學期刊發端于1872年創刊的《瀛寰瑣記》，文學期刊是中國期刊的鼻祖，但這也為中國文學期刊奠定了一個總基調：作為時代的產物，它將成為中國社會思想主潮的鏡像。近代中國的文學期刊盡管冠以“文學”二字，但隨著以啟蒙、革命等不同社會政治主旋律的交替變更，以及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文以載道”觀念，使得文學期刊始終難以真正地“為文學而文學”。如果說，這種對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紀20年代還是一個可作選擇的問題的話，那么到了抗戰時期，這一問題幾乎已經變得無可選擇。個人寫作可以在抵抗與投降之間走出所謂“逃逸”的第三條路，但是作為公共文學場域重要組成的文學期刊卻很難“逃逸”，它不但要面臨嚴苛的出版審查制度，而且還要在當時比較成熟的出版產業市場中求得生存。這在客觀上決定了抗戰文學期刊必須與當時社會的思想主潮、發展大勢與總體基調相契合。抗戰文學期刊種類繁多，當中既有“第三黨”主辦的《絜茜》，也有“左聯”主辦的《夜鶯》，當然還有受到中國共產黨支持、由人道主義作家們主辦的《吶喊》與受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與江浙財閥支持的《越風》及愛國知識分子們在香港編輯主筆的《筆談》等，這些刊物集中了魯迅、柳亞子、茅盾、巴金等優秀作家的作品，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但與此同時，它們又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宣傳抗戰、弘揚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會、政治力量（甚至黨派）作為支撐，它們用文學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觀需求與歷史主張，從這個角度看，它們更多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權力場而不只是文學場域內的權力關系。其次，相當多的抗戰文學期刊屬于市場化期刊，其本質仍是文化產品。但事實上，在全民族抗戰救亡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戰的文學期刊，銷量則越好，這與同時代其他文化產品有著相當的一致性。文化產業理論有一個基本判斷：任何文化產業，其本質都是大眾文化[1]。因此，大眾的喜好決定了文化產業所表現的內容，而大眾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當時全社會的共同關注的事務所決定[2]，而這個共同關注的事務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辯，其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這個事務對于大眾個體利益的影響。抗戰軍興之時，不只是民族、國家的存亡，甚至每一個中國人的個體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殺的威脅，這是一種基于個體的求生欲，抗日救亡顯而易見地成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傳抗戰救亡的文化產品，越是有著較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兩者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產業領域達到了一種幾乎重合的景象，這當然全拜抗戰軍興所賜。顯而易見的是，抗戰文學期刊在宣傳抗戰救亡的程度上，實際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時期創辦的刊物對于抗戰的宣傳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由“第三黨”創辦、張資平主編的《絜茜》雜志，雖然可稱抗戰文學期刊之鼻祖，但仍然無法超越自身的階級性，在宣傳抗戰上并不徹底，更談不上賣力，其銷量與影響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滬抗戰之時,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義知識分子創辦的《吶喊》（烽火）雜志，號召全民族、全人類同仇敵愾，高揚人道主義的反法西斯大旗，雖然極其艱難地輾轉出刊，但仍在艱難困苦中不斷壯大，成為抗戰中期銷量最好的文學期刊之一，以至于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結合文化產品的基本屬性分析，文化產品在大眾消費動機層面是有著共通性的[3]，“市民性”與“消費性”是文化產業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單是文學期刊如此，戲劇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蘭芳主演的京劇《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臺首演三場，場場爆滿。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來借古喻今，號召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此劇剛剛上演時，因此便遭到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的不滿并橫加干預，梅蘭芳只好轉移至南京大華戲院又演三場，結果更加火爆，觀眾甚至擠碎了劇院的玻璃門。《生死恨》成為抗戰時期最具影響力、票房最高的古裝劇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特別是舞臺文化產業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抗戰結束之后，電影導演費穆看中此劇當時的影響力，遂將其改編成電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盡管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但反響卻非常慘淡。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已經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戰不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產品的消費者的大眾們不再對抗戰有興趣，因此事關抗日救亡的電影，當然不會還重演抗戰時的盛況①。這一現象，與當時抗日文學期刊的出版、發行的總體狀況有著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戰文學期刊的主辦者由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階級、各黨派與各社會力量所共同組成，因此綜合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力量的分布與政治選擇。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來的文人結社之風與“達則兼濟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積極地效仿西方政黨政治，及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極。文人利用辦報辦刊、著書立說的方式論政、參政在當時成為普遍現象，關于國家發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問題的討論可謂五花八門。而由他們辦的報刊如《申報•自由談》《努力周報》《觀察》等，均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緊密融合②。文學期刊及其辦刊者當然無法僭越這樣的大環境。因此，文學期刊在相當程度上與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有著“詩史互證”的關系。在當時諸刊物當中，宣揚抗戰的抗戰文學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個相對與之適應的政治背景作為依托，在當時中國，主張抗戰的不同政治力量在關系上相當復雜，當中既有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也有共產黨、第三黨等在野黨派，在層次上，既有各黨派的中央委員會，也有地方黨部、支部。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不少抗戰文學期刊的“贊助者”。以“第三黨”主辦的《絜茜》雜志為例，近代史界對于“第三黨”抗戰活動一直認識不夠，在《絜茜》雜志被系統研究之前，對該刊的評價總體水平不高，《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曾一度將其定義為國民政府“文化圍剿”的刊物①，但隨著《絜茜》雜志系統研究的推進，對“第三黨”的抗日活動以及它與國民黨、共產黨的關系乃至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②，學界對于《絜茜》雜志的評價也日趨客觀。因此，作為一種文化產品，抗戰文學期刊當然具備文化產品的基本屬性，即將意識形態衍變為一種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過程當中，實際上完成的是一種精神消費的滿足感與意識形態的傳播[5]。綜上所述，抗戰文學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學性，而且政治性（對抗戰的宣傳）決定了其作為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更重要在于，通過對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與解讀，可以管窺當時中國政治的權力格局，這些都是抗戰文學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視。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與所指
前文所述為抗戰文學期刊諸特征問題。在本節，筆者欲結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詞的能指與所指，從如下兩個層面來闡釋抗戰文學期刊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的意義。首先，抗戰文學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獻性意義，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顯得較為特別。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獻”的含義，從符號學與翻譯學的雙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學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學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獻性期刊”這層含義。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盡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任何要素———無論是電影還是書籍都具備文獻性，但縱觀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門類，抗戰文學期刊在文獻性這個層面上顯然比其他文化產業要素要更具有意義，理由如下。其一，抗戰文學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觀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歷史時期的不同中國社會、政治力量的消長關系，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無出其右，尤其在抗戰時期，文學期刊幾乎成為當時文化產業的“頂梁柱”。我們知道，不同的黨派、政治社團乃至文學社團，最擅長也最常見表達自己政見、觀點的形式就是辦刊，而非拍電影、寫劇本或是出版專著，及至抗戰時期這一現象達到頂點。無論是被稱之為“大后方”的重慶、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區，還是香港、晉察冀、陜甘寧邊區，甚至包括淪陷區，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學期刊可謂上千種，當中既包括《越風》《筆談》《文藝新哨》等抗戰文學期刊，也包括《古今》《滿洲文藝》等附逆文學期刊———即使是“文藝單行本不出，學術研究專著更是絕無”的孤島上海，最后“掌握這出版界門面的還是只有若干種雜志。”[6]在當中，抗戰文學期刊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影響力及歷史地位上來講，當然都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當然地具有無可取代的文獻性意義。其二，文獻性意義除了能還原歷史現場、提供一手的歷史證據之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完成歷史信息的傳遞。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各個門類要素中，能夠完整、系統、全面地傳遞歷史信息，特別是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格局與權力關系的，只有報紙雜志，而抗戰文學期刊則是抗戰期間報紙雜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學史證明：近代中國通過技術轉移的形式獲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因戰亂頻仍、時世艱難，技術的應用、轉換能力仍處于一個較低的層面，這一點在文化產業領域尤其突出。盡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門類較為全面，但無論是技術水平，還是對文獻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實均相當有限。特別在抗戰期間，當時既無先進的錄像技術，更無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雖然當時拍攝電影眾多，但留下的影片卻屈指可數，至于話劇、戲曲等舞臺文化產業更不必說，盡管書籍可以獲得較好的保留，但在共時性地闡釋并反映中國社會、政治總體格局與社會思潮關系這個層面上，依然遜色于報紙雜志。在抗戰十四年期間，因為不同黨派之間的政治抗爭，特別是全國民族救亡戰爭的爆發與持續，使得期間中國文化產業體系門類在整體上都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因為戰爭與各種政治原因，相當一部分具有鮮明政治立場的報刊資料都被查禁、焚毀，反而文學期刊在當中獲得了存活（當然在淪陷區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學刊物被查禁），相較于其他文化產業門類要素而言，抗戰文學期刊的還原歷史現場的文獻性意義，顯然具有無可取代性。其次，抗戰文學期刊將文學作為手段，而非單純申明文學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詞中的兩個名詞是并列關系，猶如“文學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與“科幻小說”（sciencefiction），從英語語法理論來看，名詞作定語表明闡釋事物的職能或屬性，而非對事物本身進行限定。而這與“抗戰文學期刊”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從“抗戰文學期刊”的所指來說，它并非是“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戰文學”的期刊———盡管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當中大多數是抗戰文學期刊，但這兩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語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這一造詞法并不罕見，但前面一般會有限定語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經文學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國文學期刊）等，事實上，這與“抗戰文學期刊”的造詞法如出一轍，但“抗戰”與作為定語的圣經、美國等詞不同，它是一個極其冗長的專有名詞，顯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這樣有違基本語法的詞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們現在談的文學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蓋是因為此處所言的文學期刊是“文學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為傳播、弘揚文學性而服務的，譬如中國大陸的《收獲》《花城》或中國臺灣的《幼獅文藝》及中國香港的《香港文學》，莫不如是。但抗戰文學期刊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為文學服務，另一方面又不只為文學服務———它不但要承擔政治使命，而且還要在當時的文化產業市場中求得生存，可謂是一刊兼顧三者，文學是符號層面的能指———即將文學作為一種技術性的手段而已。簡而言之，就抗戰文學期刊的存在情狀而言，可以說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學當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屬性，但絕不是唯一屬性，它只是將文學作為一種傳播自身立場并在文化產業市場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學”本身，而包括了更為寬泛的范疇———這皆因抗戰文學期刊所處的特殊境遇所決定。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抗戰“文學期刊”的英文譯法選擇“literaturejour-nals”是較為合適的。
三、回歸學術問題：論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將一個歷史（或文學史）問題異化為一個翻譯問題。跨語際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中的溝通與交流至為關鍵，核心就是信息的傳達。literaturejournals這個用法既非我首創，也不會讓英語母語的讀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語法規則、修辭策略與有關例證已經做了過多闡釋，后文不再贅述。在這里我想借鑒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礎范式（paradigm）理論，結合今后抗戰文藝期刊的研究路向，闡述兩個事關研究工作的具體問題：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研究抗戰文學期刊？二是今后開拓抗戰文學期刊研究的新局面應該建構一種什么樣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戰文學期刊必須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與經濟史的格局有著深刻且清醒的認識，這是研究抗戰文學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應當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所反映的是當時中國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社會力量，它們所共同構成的絕非只是文學版圖。因此，對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學史，但必須超越文學史。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并非是學界冷門課題，而在相當程度上理應算是熱門。隨著近年來“期刊研究熱”的興起，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中日漸成為顯學，并且發展成為了多元化的研究體系，如淪陷區文學期刊、邊區文學期刊、“孤島”文學期刊、大后方文學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學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問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學科限制，這類研究當中的大多數目前仍局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領域之內，所討論的問題也局限于文學史內部。如作品質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風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學史意義等，或是鉤沉史料、填補空白等。當然，我們必須肯定這類研究在正本清源、還原文學史現場意義上的無可取代，但同時也必須承認，高度具備文獻性意義的抗戰文學期刊決非只反映文學史問題或者只能用來探討文學問題———事實上，當下一些研究在總體上確實或多或少地放棄了對于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當然也包括文化產業史）等其他門類史問題的探討，這未免有遺珠之憾。須知抗戰文學期刊除卻文學史意義之外，在相當程度上還具有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其他歷史范疇的意義，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補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問題。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興起，這一問題目前已經逐漸受到學界重視。譬如對于抗戰文學期刊的討論，我們不只是討論“文學”，也討論“抗戰”———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與融合的梳理；且對“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廣告、發行量以及辦刊的模式的探究等，這充分反映了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即將可能到來的新局面。筆者竊以為，目前這一跨學科研究的體系并未展現的盡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人）能參與其中，進而推動抗戰文學期刊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高度。其次，抗戰文學期刊的出版、發行本身是一種文化產業經營行為，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必須要結合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格局體系來分析，進而建構一種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結合的研究范式。這既由抗戰文學期刊的特征所決定，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具體要求。前文所述內容是指今后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應當重視的一些問題，但就具體著手點而言，則必須要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商品，其出版、發行是一種文化產業經營行為，它本身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重要組成。在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任何可供交換的商品所攜帶的任何意義，都由其經濟狀況所反映。馬克思認為，判斷一個變革的時代必須要依據“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去解釋”[7]；恩格斯也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觀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這個格局體系來探討抗戰文學期刊，必然是不客觀且不全面的。與電影業、戲劇戲曲產業、唱片業等一樣，期刊出版產業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當中最重要的門類之一。它與其他文化產業門類一道，忠實地體現出了中國現代文化市場中的供需關系及意識形態的接受狀況，并構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思想主潮、權力格局的總體情況。在《期刊》一書中，筆者對于抗戰期刊的廣告狀況、發行量等產業屬性的問題都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給予其客觀的歷史評價，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是抗戰思想的發生、傳播與接受的具體反映，而這反映到文化產業當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產、消費與分配。但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歸根結底是歷史研究，必須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顯然應是今后抗戰文學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點。綜上所述，就抗戰文學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認識到其文獻性特征及其與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其他專門史之間的內在聯系，更要在抗戰文學期刊研究中培養跨學科的意識，超越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把握住抗戰文學期刊的文化產品屬性，并借助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視角與文化產業相關理論，對抗戰文學期刊進行宏觀的梳理與微觀的具體探討，從而將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推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