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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僅唐代的8000余卷藏書中，就有4000余卷與歷算、天文觀測、農業生產、醫學和工程技術相關。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的《任地》《審時》《辯土》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3篇論文，其中出現了一般論說文體的引經據典、提問題、擺現象、陳述觀點等寫法，甚至還出現了用“一曰”“二曰”“三曰”等漢語數字標識二級標題層次的最初形態［1］。然而，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期刊科學論文在清代中期的《吳醫匯講》中方才初見端倪。這之后，相繼有李善蘭(1811—1882)、徐壽(1818—1884)等中國科學家發表了有關素數以及律管研究等原創論文，從而表明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關于到18世紀中國科學除中醫學、農學外，“中國科學便和世界的科學匯成一體”，“已不易分辨出中國思想家和觀察家所作貢獻特殊風格”的說法［2］，有一定偏頗，起碼以李善蘭、徐壽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在接受和融通西學的能力與水平同樣處于世界前沿。這表明我國期刊科學論文體早在清代中期和晚期已形成了具有現代意義的論文樣式，并最早出現在中醫學、數學、聲學等領域。

1最早的期刊中醫學論文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清嘉慶六年(1801)的《吳醫匯講》，既是我國最早的醫學雜志，也是中華第一刊［3］。該刊相繼發表41位作者的94篇醫學文章。其中發表在《吳醫匯講》卷一王云林的《禱告藥皇誓疏》，葉天士的《溫證論治》，以及唐大烈的《張、劉、李、朱后當以薛、張、吳、喻配為八大家論》(圖1)已經具備了中醫科學論文的基本特征。該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發表的王云林(1645—1710)《禱告藥皇誓疏》是迄今所見中國繼承傳統醫德以來最早的醫者誓詞，亦即中國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傳承了孫思邈(541—682)《大醫精誠》的內容，也在“忍辱安貧”方面豐富了其內涵;但更重要的是它將其條理化、誓言化，標志著我國醫德作為一種準則、一種信條、一種規范的表述，開始萌芽和生發，是中醫業逐漸走上成熟的標志之一。“藥皇”，即藥王，《吳醫匯講》指韋慈藏、啟玄子、王冰，后世供奉的藥王也有唐代名醫和我國醫德的提出者孫思邈;“疏”，即分條陳述，祝告文。它在形式上，已有篇首刊眉(《吳醫匯講》卷一)、騎縫刊眉、按篇編碼(便于重新分類再版)、主編者(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審閱校對者署名(門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作者署名與簡介(王云林:“諱家瓚，號緘齋，?贈文林郎，徐州府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歿于康熙庚寅。此篇系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5］、論文篇名(《禱告藥皇誓疏》)、文末附載孫岱東、唐大烈的審稿意見和編輯評語等。在立論、舉例、分析、論證上，第1步，提出問題，依據文中注類型的參考文獻，如“竊聞《詩》云……《書》曰……又曰……此列圣所垂之明訓也”，引用了《詩經•大雅》和《尚書•大禹謨》有關善惡吉兇的論點，并由此提出是否會“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6］即是否行善即有百祥，作惡即有百殃，從于道德有福，違反常道就會有兇咎?第2步，分析問題，以作者自己命運多舛，一線單傳，6個兒女皆殤，到無論貧富，先懷悲憫，兢兢業業于中醫外科家傳而相繼得二子的例證，說明《詩經》《尚書》所言不謬。第3步，解決問題，提出結論性建議，即“王家瓚七誓”，要求兒子謹守此誓，并專門救濟“貧病無告，煙火不繼之家”和“每有不堪之慘”的患者。由此可見，其論證有理有據，論文的基本要素皆已具備。其選題也符合“發前人所未發”的求新原則。這篇《禱告藥皇誓疏》的宿命論或佛教因果報應說自然應予批判，但也有謀事在人、勸人向善、多做好事的積極成分，“謀事”就是要有醫德。郭月霞也認為“雖文字不免摻雜迷信，然本意在宣揚醫德”［7］。唐大烈門人顧景文在隨同溫病學奠基者葉天士游洞庭山時，在舟中口述筆錄其言談，并特約發表的《溫證論治》一文，最早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8］的認識，形成了察舌、驗齒、辨斑疹、辨白疹等診治方法，將其發展變化分為衛、氣、營、血4個階段，漸成外感溫病和辨證施治的金科玉律，從而與《內經》的熱論、張仲景的《傷寒論》一樣，均成為論述外感熱病證治的劃時代的代表作，也是溫病學說走向鼎盛的奠基之作。該文經唐大烈修改潤色后，首刊于《吳醫匯講》。此后，《臨證指南醫案》《醫門棒喝》《溫熱經緯》等醫著競相轉載，奉為圭臬。其弟子吳鞠通、章虛谷、王孟英等，以及兒子葉奕章、葉龍章等，也都傳承光大，成為著名醫家。《禱告藥皇誓疏》《溫證論治》與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的3篇農業栽培論文相比，在引經據典、推求本源、解釋疑難、論斷推理方面有許多共性;但不同的是其載體形態開始由圖書向連續出版的期刊過渡，出現了署名、作者簡介、連載、特約稿、編輯評語、同人評審、隨到隨鐫等新的形式，文體也有了口述筆錄、述評、短評、講稿、遺著再整理等多樣化體裁，除引用經典以外，也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特別是其“發前人所未發”“兩說并采”等做法，成為我國圖書論文體向期刊論文體轉化的一個標志。

2最早的期刊數學論文

清同治十一年(1872)，同文館在北京創刊的《中西聞見錄》相繼發表了中國數學家的一批數理天文學論文，在我國期刊科學論文演化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其中，以1872年第2、3、4期連載發表的中國數學家李善蘭的《考數根法》(圖2)［9］一文最為重要。它標志著中國人對素數問題，即費瑪定理最早的研究。李善蘭在翻譯《幾何原本》后9卷時，開始沿用《數理精蘊》的譯法將素數譯為“數根”。偉烈亞力從李善蘭處得到一個判定素數的方法，將其譯成英文，并于1869年5月10日給香港的一家英文雜志《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札記和答問》(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寫信，附上李善蘭所得的這個定理，當月，便被冠以“中國定理”(ChineseTheorem)發表于該雜志，即若2p－2≡0(modp)，則p為素數，亦即費爾瑪(PierreFermat)定理的逆定理。當然已知其定理不真，但它引發了許多討論和爭論。李善蘭采納歐洲人對“中國定理”的意見，發表了《考數根法》，從而成為我國素數研究第一人［10］。在該文中，李善蘭并未列入“中國定理”，想必已知費爾瑪定理的逆定理不真，故給出了自己的素數判定定理，又給出了4種判斷素數的方法，得到了相當于費爾瑪小定理的理論。他在全然不知西人素數論的情況下，獨立地獲得了近似結果，雖說晚于歐洲，但亦首開我國數論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沒。1897年，《湘學報》轉載該文，同年又被收入《西學新政叢書》之《算學名義釋例》《中西算學九種》之四、《湘學報類編》本和《湘學報大全集》本等。此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國數學家戴煦(1805—1860)的《求表捷法》，涉及冪級數、對數和三角函數造法，運用級數計算對數和常用對數，得到了與牛頓相同的結果，遂由傳教士艾約瑟(EdkinsJoseph，1823—1905)譯成英文，在倫敦刊行，也堪稱19世紀中期我國數學家的重要成就之一。傳教士所辦期刊科學論文體的特點是科學消息報道、科學問答、科學論文翻譯、科學論文編譯等體裁的大量使用，甚至是百科全書、教科書上科學知識的選擇性連續介紹，很少有純粹的科學論文體，即便有，也是以社論、評述等形式出現的一些有關科學與社會問題的論述。因此，在此背景下李善蘭發表的《考數根法》等原創性科學論文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它雖然在科學論文的論證方式、符號體系使用、公理化概念的建立等方面還是落后于西方，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學者促使科學論文體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進步，特別是在號稱“科學之母”的數學領域獲得突破，就更顯得彌足珍貴。

3最早的期刊聲學論文

中國科學家徐壽發表于《格致匯編》第3年第7卷(1880年8月)的《考證律呂說》一文，亦為我國有重大影響的科學論文之一。《格致匯編》的主編者傅蘭雅，本來把此稿寄到英國，請一位聲學家評審，但這位聲學家對中國科學家的研究頗為贊賞，結果被推薦到英國《Natuer》雜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聲學在中國》為題發表。徐壽對樂律學有獨特的愛好，青年時代即曾復制古樂器，晚年熱衷于律管的管口校正實驗，研究律管的半黃鐘與正黃鐘不相應的問題，得出“兩支相差八度的同徑管，其管長比為4/9”的最新結論，推翻了黃鐘律管與長為其一半的半黃鐘管應該剛好相差八度音的傳統說法，從而攻克了困擾人們上千年的一大難題。晉代的茍勖(?—289)和明代的朱載?(1536—1611)都曾對此有所研究。徐壽在朱載?“理雖近似”，但“尚未密合”結果［11］的基礎上，縮小管長，用九寸長(1市寸=3．3•cm)的開口銅管實驗，發現按傳統做法截去其一半并不能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長一點，則能準確地得到八度音。他反復截取不同管徑的銅管進行驗證，所得數據均完全一致，從而否定了弦管同律論。然而，這與英國物理學家丁鐸爾(J．Tyndall，1820—1893)《聲學》(徐建寅，傅蘭雅譯)1874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有關論述不符。清光緒六年(1880)十月，徐壽讓傅蘭雅將此結果譯成英文，向丁氏求教。同時，他們將信件也寄給了《Nature》雜志。最終，徐壽的研究結果雖然使用的實驗材料最簡單、最原始，但卻得到了與英國物理學家瑞利(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勛爵在《聲學理論》(《TheoryofSound》)中發表的理論推算公式相同的結果。1881年3月10日，徐壽的實驗結果以《聲學在中國》為題在《Na-ture》雜志發表，并以“編者按語”宣布“一個古老定律的現代科學的修正已由中國人獨立地解決了”［12］。徐壽用中文在《格致匯編》發表的《考證律呂說》和《格致匯編》主編者傅蘭雅在英國尋找專家評審，并推薦到《Natuer》發表一事，加之傅蘭雅要將《格致匯編》打造成“中國的《科學美國人》”的辦刊抱負，使《格致匯編》漸成19世紀中國文明進程的標志，不僅發表了諸如關于巴斯德細菌學說的科學家演講體、傅蘭雅考察英國工業的考察報告體等一批新的科學論文體裁，而且論文所涉內容也越來越廣泛，遍布于數學、熱學、光學、電學、力學、化學、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工程技術，甚至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自然科學史等各個領域，大大豐富了我國期刊科學論文的題材體裁。

4結論

清代中期至晚清，我國期刊科學論文體的逐漸成熟，具有積極意義。中醫學期刊在形式上，已有篇首刊眉、騎縫刊眉、按篇編碼、主編者、審閱校對者署名、作者署名與簡介、論文篇名、文末編輯評語等。在立論、舉例、分析、論證上，出現了文中注類型的參考文獻，以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出結論性建議等論證方法。李善蘭、戴煦、徐壽在外國傳教士的協助下以英文發表科學研究成果的做法，更是將近現代中國期刊科學論文體推向了中西融匯的新階段，在推進中國期刊進化、科學論文體進化、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融匯等方面均具有積極意義。我國最早的期刊和最早的科學論文之所以首先出現在中醫學、數學、音律學等領域，既有其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也有與世界前沿科學融通交匯的適宜機緣與條件，值得深入思考。溫病奠基者葉天士《溫證論治》一文首發于中國最早期刊《吳醫匯講》，而后才被《臨證指南醫案》《醫門棒喝》《溫熱經緯》轉載，以及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的《考數根法》首發于《中西聞見錄》，而后被《湘學報》《西學新政叢書》《中西算學九種》《湘學報類編》和《湘學報大全集》轉載，均為重要事件。它表明我國早在清代中期，即18世紀末，期刊已經領先于圖書載體成為發表最新科學研究成果最權威和最及時的載體。它比英國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所說這種現象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說法顯然要早68～148年。雖說因其樣本較少，并不能就據此說明出現了歷史性轉折，但這種現象畢竟已經發生，還是應該引起注意，特別是前后國人自辦期刊一舉扭轉由傳教士越俎代庖的局面，出現《農學報》《算學報》《亞泉雜志》《科學世界》等專門科技期刊并集中發表國人科學論文等現象之后，這種由期刊取代圖書成為科學成果主媒介的現象就必須進入科學社會學家的觀察視野了。中國數學家李善蘭在全然不知西方素數論研究的情況下，獨立地獲得與費爾瑪小定理近似的研究結果;戴煦用級數計算對數和常用對數，與牛頓在1676年的定理不謀而合;中國科學家徐壽運用粗疏簡陋的科學實驗方法與英國物理學家瑞利勛爵得到同樣的計算結果，一舉解決了中國律學史上困擾人們上千年的一個古老難題。同時，他們都有以中、英文發表研究成果的經歷。中英文期刊發表其研究成果，一方面表明他們已經開始熟練地使用一種比圖書更為快捷的出版方式和文體發表其成果，另一方面表明外國期刊也接受了他們的科學研究與科學寫作的基本范式，并通過科學論文體的不斷完善和中西融匯，逐漸促使中國科學植根本土，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