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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我與《江海學刊》的結緣

我是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學習的。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年代，由于荒廢了十幾年時間，我進入大學后，讀書的欲望十分強烈，總是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的書來讀，所以每個星期都會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書店里淘書。我在上海上學7年，那種淘書之樂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現在，到書店淘書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個時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經濟能力也是無書可買。所以，要滿足自己讀書的欲望，只好到學校的圖書館尋找。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在那個找不到書的年代能夠在華東師范大學上學。因為華東師范大學具有久遠的歷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幾所老牌大學合并組成，包括上海的圣約翰大學、華夏大學等。當時，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的圖書收藏量是非常豐富的。所以，在上海讀書7年的時間里，泡在圖書館里是我最幸福的時光。那時候，我只要不上課，圖書館開門，就會坐在圖書館固定的位子上。后來去多了，我也與圖書館的管理員結下友誼，他們有什么事情，我都會幫著做，成了當時圖書館的編外管理員。就當時來說，對此我也感覺到非常自豪。也正是這樣，我與《江海學刊》結緣了。我最早是在圖書館期刊的過刊書架上看到《江海學刊》的，翻閱之后就覺得是一本可讀的雜志，很有學術品位。所以，在上海讀書的7年里，幾乎每一期都會借來閱讀，從中獲得了許多知識。在此，我還得向《江海學刊》說一聲感謝，感謝我在那個時代遇見了你。離開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學習十幾年，后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學術研究，論文寫好之后投稿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學期間讀過的幾本雜志，《江海學刊》自然是我的心愛之選。有一年單位年終總結，單位的領導就問我，你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這幾本雜志去，我說我喜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江海學刊》結下了不解的情緣，我與《江海學刊》的友誼也沒有間斷過。2018年6月初，戰炤磊編輯告訴我，《江海學刊》要搞一個出版發行60周年的紀念活動，要我寫一篇與《江海學刊》建立友誼的文章，我欣然答應。但是，接到任務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寫什么好，拿著這本雜志翻來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終于找到本文的聚集點。《江海學刊》作為一本“關注學術前沿，倡導標新立異、引領學術爭鳴”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它是如何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的？《江海學刊》作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如果沒有特別的功夫，要在眾多的期刊中脫穎而出并非易事。而這也許就是《江海學刊》60年來點點滴滴升華的結果。本文先是簡單地從知網所統計的三本同類型學術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論文來做一個比較分析，據此洞察《江海學刊》的實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礎上討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及內在價值；最后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礎上討論保證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得以發展與繁榮的條件及環境。

二、從三本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看學術刊物的公共理性

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目前國內有各種各樣的評價體系、評價機構及評價標準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評價指標有20種以上，其中影響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標最為重要。黃頌杰教授也認為，學術期刊發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轉載量或轉載率這兩個量化指標是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主要評判標準，特別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觀性，最為重要。《江海學刊》之所以能夠在1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脫穎而出，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肯定有其過人實力。本文從知網上簡單地選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類型的學術期刊：《江海學刊》《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每一種期刊選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論文，并列出這12篇論文的下載量和下載量排序。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簡單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現象，并對此進行簡要地分析解釋，由此一葉知秋。首先，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1178，最低引用量為242；《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676，最低引用量為17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從這些數據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學刊》第12篇論文的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盡管這種量化比較受采集數據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樣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導出，在整體上《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兩本雜志，如果以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為衡量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那么《江海學刊》當然優于另外兩本雜志。其次，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下載量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7533(1)（括號中的數字是三本雜志下載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載量是1499（174）；《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8292（2），最低下載量是692（116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1206（1），最低下載量是835（726）。也就是說，《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學刊》的前12篇論文中的最低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1.42倍和1.51倍。論文下載量可以反映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程度。上述比較意味著《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所討論的話題的社會關注程度遠遠高于《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第三，對于三本學術期刊的質量比較，為何不選擇通行的所刊出論文的被轉載量或轉載率，而是選擇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及下載量呢？因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比論文的轉載量更具客觀性，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是直接面向讀者。只不過，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所面臨的讀者有所不同。論文引用量對應的讀者更多的為專業性讀者，由此顯示出所刊論文的專業性，而論文下載量對應的讀者是專業性讀者與一般性讀者之和，兩者都是讀者行為的直接結果，更具有客觀性。而轉載量往往會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如轉載期刊篇幅、編輯人員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評價客觀性可能會降低。所以，黃頌杰教授認為，以轉載量為評價標準，意味著凡是被轉載的就是優，而未被轉載的則是非優，這是一個未被驗證的似是而非的虛假命題。本文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第四，從上面所選擇的36篇論文的主題來看，除了幾位學術大家（如譚其驤、鄧廣銘、顧頡剛等）所討論的論題較為小眾化之外，所涉及的論題基本上都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課題（或既重大又熱點），如城市化、農村、農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機、產業鏈、法治建設等，而這些論題又都是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公共問題。正如韓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識主體進行多元化異識整合的一個平臺或者說學術交流的公域，同時也可以說是催生與促進公共理性的搖籃與溫床。可以說，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把當代最具學術性的論文匯集到這個平臺上，同時通過這個平臺把這些學術思想、知識和信息傳播給社會。正是從這意義上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個時代的公共理性。當然，這里所指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僅是指它在消費上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特征，更是指學術思想的創造或生產只能通過公共的方式來實現。與這類公共品所產生的效益相比，學術期刊出版發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讀者購買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計。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質量高低，既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來衡量，也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下載量來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學術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對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與熱點問題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論回應。在這個意義上，上述的三本學術期刊相比較，《江海學刊》同樣略勝一籌。而下一節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的討論，則是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進一步展現與深化。

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

學術期刊是刊登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這是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從1665年法國的《學者雜志》問世開始，這一宗旨或本質特征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否則就不是學術期刊了。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就是其學術性，其本質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成果，離開了這種本質特征就不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了。現在的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性是什么？其學術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識別和評價其學術性及學術研究成果？一般來說，學術通常是指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是指知識的累積和系統專門化的學問。英文通常用Academia這個詞來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學術是進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學與文化群體，即學術界或學術機構。就此而言，學術的內涵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學術研究機構，二是學術，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臘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種地名，是一種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榮譽會籍的機構，它是對專門化知識進行討論與研究的場所。此涵義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的重點在于學術與思想的兩個層面。在中國古代，學術的含義有分而治之，有合而為一。如有人把學術看作是治國之術，也有人把學術理解為影響人們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不同時期，有專注考據的漢代公羊學及專注義理的宋明理學。但實際上，學術與思想兩者既相互聯系，又可區分為不同的觀念形態。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學術側重于實然性，專注研究對象的事實性，即實際上如何，又以什么樣的方式出現與存在。比如，表現為文獻考證的學術形態，它所關注的是相關文獻中文字中的文本含義和它的演變，文獻自身的本來形態和它的變遷沿革等；而表現為社會現實的學術形態，更關注研究對象的現實狀況，通過何種實證性的工具來把握等。所以，學術活動或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實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則無法形成專門化和科學化的知識，以此來幫助人類認識與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實性。一般來說，思想就是學術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它強調的是價值取向與價值選擇。它所關注的是世界為何如此，這種事件或這種現象為何會出現，其前后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因果關系，未來又會發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關注理論的分析和理論的解釋，強調對事實所蘊含的因果關系的追溯與把握，強調理論上的自洽，追求觀念形態上的系統性。所以，如果我們進入了某門學科的研究，就得遵照這門學科的范式來進行推理與演算，來尋找答案、解決問題或處理事情。也就是說，思想更強調研究對象的價值與意義，強調這些價值與意義對人類生存的影響等，并由此累積成系統性的知識或學科。不過，盡管學術與思想有觀念形態上的分野，但學術所涉及的事實層面和思想所涉及的價值層面，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學術與思想可以在觀念形態分開解釋，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為，對于學術研究來說，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考據還是實證，如果沒有思想作為其內在的靈魂，那么史料與文獻僅是一堆故紙，現實的數據與信息也只能是毫無關聯、冰冷冷的數字。只有站在新的視角、用新的觀念和新的范式，才能顯示出這些材料和數據的內在邏輯及生命力。同時，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礎上的，都與一定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有關，都與現實生活的事實性有關，這些是思想創造的根基與前提。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學術與思想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可是，在中國現實的學術研究中，把學術與思想兩者分離開、對立起來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從而使得不少學術研究成了相關從業者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比如，當前經濟學的不少研究，把整個現實世界都數學化，從而使得現在經濟學所面臨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維所發現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靈構造的秩序或世界。當人類把自然和世界作為自己構造與控制的對象時，他實際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確切地說，人類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為思考對象的世界”，從而讓世界也離人而去。所以，學術期刊有責任引導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讓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回歸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功能。俞伯靈研究員認為，一個國家或學術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學術研究的水平，不同時期學術期刊的狀況大體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時期學術研究的狀況。也就是說，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學術期刊既是一種篩選機制，也是一種評價機制和引導機制。這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現代社會，學術研究成果不僅是個人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大學、學術機構甚至各種事業單位，職稱晉升、獲得學位、學術成果考核、各種項目申報、獎項評價等的評判標準和依據。在這種過強激勵機制的推動下，各種所謂的學術研究成果或學術論文蜂擁而出，泥沙齊下。所以，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或有價值的學術期刊，它就是一種篩選機制，把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篩選出來，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論文剔除出去。而學術論文良好的篩選機制不僅在于編輯知識的專業性、廣泛性，還需要給予編輯一個好的環境。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法律與經濟學》雜志，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初問世不久就能夠刊出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后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論文，就能夠成為有學術影響力的名刊，就是與這樣的學術論文篩選機制有關。其次，學術期刊也是一種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機制。學術期刊對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功能在當下的主流表現在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好壞、質量高低、能夠獲得多少獎勵完全取決于學術論文所刊出的學術期刊的級別。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學》等全球頂級雜志的學術研究成果一般都會被科研管理機構認定為頂級學術論文，而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論文一般都會被認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盡管這樣的認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為，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一種比這更好、更科學的學術科研成果評價方式。所以，在這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學、客觀、有效的學術研究成果的篩選機制和優秀學術期刊的評價機制。這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引導機制，并不單單是指宣傳引導、輿論引導、意識形態引導，還包括更重要的學術規范或學術范式的引導。也就是說，優秀的學術論文，必須建立在嚴密的學理及嚴格的學術規范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讓中國的學術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漸地走向國際化。

四、絕對保證期刊的公共品性質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繁榮與發展的根本所在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學術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學術研究的水平，不同時期學術期刊的狀況大體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時期學術研究的狀況。那么，提升一個國家學術期刊的水平，就是提升一個國家的學術水平，保證各種創新涌現的關鍵所在。而提升一個國家期刊的學術水平的關鍵就得從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及內在價值入手。而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就是它的學術性，就是這種學術期刊的公共品的性質。學術期刊的公共品的性質也就意味著，優秀的學術期刊是無法單純通過成本收益比較的市場法則而形成。所以，提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發展水平，必須以政府財政絕對保證學術期刊的公共理性。這是學術期刊得以發展的前提條件。如果還是如早幾年那樣強調學術期刊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肯定會把學術期刊發展帶入歧途。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水平就得建立起一套學術期刊之間有效優勝劣汰的篩選機制，讓優秀學術期刊得到國家更多的資助和獎勵，采取末位淘汰制的方式把那些沒有長進的學術期刊逐漸淘汰。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建立起一套更為科學客觀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減少或排除一些非學術因素對學術評價的干擾。而這一點是目前中國學術期刊提升和發展的最大障礙。總之，問世60周年的《江海學刊》已經邁上了一個新的發展臺階，國家應加大力度支持這類優秀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發展，絕對保證學術期刊的公共理性。這是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水平、提升整個國家的學術水平、鼓勵國人創新發明的最好方式與途徑。但愿《江海學刊》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繁榮發展，為我們社會篩選出更多更好的學術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