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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是英國文學期刊從產生到成型的時期，也是英國期刊文學從政治評論文學回歸現實生活文學的重要階段。本文將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期刊視為“早期文學期刊”，將該時期的期刊文學視為“早期期刊文學”。英國早期的期刊文學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遷、文學發展及期刊演進的珍貴史料。

一、英國早期文學期刊的類型

1．評論類刊物

18、19世紀，一批英國文學家為宣傳啟蒙思想，創辦了《閑談者》《旁觀者》《考察者》《批評評論》《愛丁堡評論》等刊物。這類期刊多以政治評論為主，為政治宣傳、思想爭鳴、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輿論陣地。評論類刊物多流行于英國上層社會，最初刊發其上的評論文往往依托英法諸國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張，抨擊政治對手的政見，進而影響社會大眾。例如，《批評評論》《每月評論》就是兩本針鋒相對的評論類刊物，二者立場、觀點鮮明，均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煽動性。進入19世紀后，評論類期刊更加規范，往往能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對時政、思潮展開述評，如《愛丁堡評論》通過對評論對象的選擇，評論內容已不如早期評論類刊物那么激進。當然，該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雖然其最初只是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想穿插其中，但后來也逐漸成為輝格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2．純文學雜志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社會生產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萊克伍德雜志》創辦后，純文學雜志開始興起，并迅速成為滿足中產階級文化娛樂需求的重要讀本。《布萊克伍德雜志》力推精英主義的詩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將精英文化廣泛傳播。隨后出現的《倫敦雜志》則從社會現狀出發，推出了眾多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也使得蘭姆、濟慈、亨特等文學大家廣為人知。《布萊克伍德雜志》《倫敦雜志》是19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由于兩本雜志存在文學理念上的差異，二者還開啟了激烈的論戰，其中，濟慈的詩歌成為爭論的焦點。《布萊克伍德雜志》編者團隊認為濟慈的詩歌粗俗、下流，在語句語法上存在諸多缺漏，敘事亦不完整，情節描寫混亂；《倫敦雜志》的主創們卻認為濟慈的詩歌細膩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內涵。

3．文學月報、周報、日報

19世紀開始，文學月報、周報、日報等定期報刊成為推動文學市場發展的規范化主體，如《檢測者》《每周政治紀錄》《每月報》（亦稱《每月雜志》）《紀事晚報》《家常話》等。這種定期報刊加速了文學作品的傳播，促進了期刊文學的廣泛發展。其中，1808年亨特創辦的周刊《檢測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傳激進自由主義思想為主要目的，是托利黨的核心政治刊物，發行范圍非常廣泛，辦刊時間長達14年之久，是當時英國文學與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學周刊、日報等定期出版的讀物，為工業化進程中的英國社會提供了文化滋養，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和無產階級的壯大起到了促進作用，是英國社會轉型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二、英國期刊文學的早期發展

1．18世紀：文人辦報辦刊，推動了期刊文學的興起

18世紀初，英國文學家、政治家開始辦報辦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爾創辦的《閑談者》就是英國首份文學刊物，該刊一經出版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這之后，斯梯爾又與好友一同創辦了另一份上層階級讀物《旁觀者》，同樣風靡上流社會。1710年，被高爾基譽為“世界偉大文學創造者”的英國著名文學家斯威夫特擔任了托利黨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編，在18世紀初發表了眾多抨擊輝格黨的文章，為托利黨在英國政治中積累了聲望。1731年，《紳士雜志》成為英國首個正式采用“雜志”字樣的刊物，著名評論家、詩人塞繆爾•約翰遜就曾經多次為該刊撰稿。文人是英國中上層階級，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工業革命進程中較能接受新潮思想。當時許多的英國文人不僅是文學家，還是政治家、藝術家。雖然當時文人群體辦報辦刊的初衷更多的是為推廣自身的文藝與政治主張，但客觀上也推動了英國期刊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到18世紀下半葉，英國期刊文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并成為影響社會主流輿論的重要文化因子。在這一時期，文學作品選題多樣，既有政治類新聞、評論，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學體裁豐富，既有詩歌、小說、散文，也有紀實、評論文［2］。政黨擁躉們雖開始通過期刊進行輿論造勢，但是爭論并不激烈。

2．19世紀初期：以評論文為主的期刊文學蓬勃發展

進入19世紀后，工業革命的推動使得英國政黨之間的斗爭日趨激烈，評論文成為19世紀初期期刊文學的主流文體，文學與政治相結合成為當時期刊文學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務于輝格黨政論宣傳的《愛丁堡評論》是英國第一份明確以“評論”為文體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論文的形式給出論點、論據和參考文獻，通過宣教式的語言傳播政見主張。在《愛丁堡評論》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托利黨也被迫創辦了《評論季刊》，其以同樣的方式傳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對濟慈、拜倫等自由主義的文學創作者進行抨擊，公開與《愛丁堡評論》開展論戰，以期增強政黨的影響力。除《評論季刊》外，《布萊克伍德雜志》也是保守派攻擊輝格黨的重要輿論陣地，其通過帶有諷刺性、批判性的語言，細數自由主義思想和浪漫主義文學的諸多弊端，并為傳統的貴族政治辯護，大量的文學家、政治家成為該刊調侃、譏諷的對象。在社會變革的背景下，對名人的評論能夠吸引大批讀者，這也使得《布萊克伍德雜志》在英國廣為流行。1820年，與《布萊克伍德雜志》針鋒相對的《倫敦雜志》誕生，其公開反對保守派的頑固思想，鼓吹自由開放，將托利黨與輝格黨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兩黨爭論使得評論文在英國風靡開來，期刊文學進入政治與文學融合發展的新時代。1829年，《倫敦雜志》停刊，一個評論文發展的黃金時代逐漸消失在歷史的車輪中，政治的斗爭逐漸進入到經濟、軍事等領域，期刊文學逐漸從政治評論走向多元化領域，題材亦開始回歸現實生活，變革下的時代也正孕育著全新的文體和格式。

3．19世紀20年代前后：隨筆異軍突起，逐漸成為主流

隨筆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是在議論文、書信等文體的基礎上衍生出的一種雜論式文體，能夠凸顯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語言個性。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掀起了英國社會的政治變革，一時間，浪漫主義運動席卷英國，大量的現代化、純文學性期刊開始出現，到19世紀20年代前后，隨筆逐漸成為異軍突起的主流文體。隨筆多描寫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夠將作家的思考、體驗和主張融合其中，是表達個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貼近現實的特征亦容易與讀者產生共鳴。赫茲里特是英國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僅是一位文學評論家，更是一位隨筆大師。《圓桌集》《閑談集》就是他在期刊上發表的隨筆作品合集。赫茲里特的作品有著簡潔樸實的文風，且能夠對形容詞加以靈活運用，因而在民間廣泛傳播。德•昆西是一位輾轉于兩個黨派的隨筆作家，最開始擔任《布萊克伍德雜志》的職員，但是由于文藝理念的不同，其離開了雜志社，并轉而向《倫敦雜志》投稿。《癮君子自白》就是他發表于《倫敦雜志》上的一篇著名隨筆，以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實記錄了鴉片成癮之后所經歷的幻想和夢境，“猴子”“鸚鵡”“寶塔”等意象均與作家發生虛擬的關聯，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動而富于張力——讀者從德•昆西的隨筆中，能夠讀到一個現實的、普通的社會人物，從而能夠與之產生情感與體驗共鳴［3］。擅長描寫倫敦城市情調的隨筆大師蘭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爭，而是側重于刻畫城市生活，商人、店鋪、咖啡屋等均成為其筆下的城市景象，乞討者、公司職員、兒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畫得具體而生動。在蘭姆的作品中，對過去時光的感懷，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深深憐憫，對社會發展狀態的無奈與憧憬均成為感動人心的震撼力量。隨筆的異軍突起，其根源在于社會變革對普通人的關注。19世紀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學家脫離政治的束縛，期刊文學亦開始向生活回歸。隨筆的自由性，釋放了文學對于社會發展的無形力量。

三、英國早期期刊文學的特點

1．語言樸實卻極富洞察力

英國早期期刊文學以極富洞察力的語言風格，將社會、生活、政治等融為一體，并通過故事和人物形象與讀者交流。以《拜特爾太太談打牌》為例，該文是蘭姆的一篇隨筆，刻畫了一個喜歡打牌的拜特爾太太，這位太太在打牌的過程中絕不吸煙，也絕不呼喚奴仆，其口頭禪是“打牌就是打牌”——體現了一種尊重競爭、樂于競爭的自由主義精神。在打牌的結果上，她對于輸贏并不過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過程中的娛樂和滿足，她喜歡與堂姐去打“只為了開心”的牌局，在自己悲傷的時候會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蘭姆塑造的拜特爾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義主張，間接批判了政治評論文學的爭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爾太太對打牌結果并不太在意，則恰好從側面反映了社會普通民眾對于政治斗爭的漠視，也是作家對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爭的一種譏諷。文學家們通過經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寫以及極富洞察力的語言，推出了眾多來源于生活，卻給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語言風格雖然樸實，但語言犀利、富有洞察力，體現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和社會觀察能力。

2．具有批評與反批評精神

批評與反批評精神是英國早期期刊文學的典型特征。“倫敦佬派”和“布萊克伍德派”之間的爭論將政治批評推向高潮，濟慈、蘭姆、亨特等文學家均成為政治批評的“靶子”。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及純文學類期刊的發展，文學批評逐漸成為期刊文學的又一重要標識。1798年，《英國評論》指出，蘭姆的文學作品“不如他的朋友們，但是愛幻想，能夠取悅年輕朋友”，并認為“愛幻想是整個時代的通病”，這一“評論”被視為英國期刊文學批評的開端，之后大量的文學批評開始見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視的是，英國早期期刊文學批評仍帶有明顯的政治批評色彩。如1818年，《評論季刊》稱濟慈的《恩底彌翁》語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與激進派的激烈爭論，并將文學評論演變為一場政治批評。19世紀初期，英國期刊文學批評的政治化特征是相當明顯的，以至于在批評交鋒中，以蘭姆為主要代表的文學家，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反批評文學風格。在蘭姆的隨筆《往年的和如今的教書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闡述了自己的諸多缺點，直接對自己在讀書、算數、地理等方面的無知進行了自我批評，并聲明自己只是一個“小角色”，不應當引起社會的關注［5］。這種自嘲式的反批評手法與反批評精神，極具反諷意味——反批評文論將生活相關的嬉戲與玩笑當作主題，是對當時政治批評浪潮的有力回擊，更為重要的是，其實現了文學向生活的回歸，亦吹響了英國文藝形態變革的號角。

3．浪漫主義色彩漸濃

自18世紀末開始，英國浪漫主義運動蓬勃興起，期刊文學亦開始將生活與娛樂融入作品之中，實現了文學向生活的回歸，文化的價值逐漸被社會認可，文學家成為令人敬重的一類職業。尤其是到19世紀20年代前后，在文學意識上，大眾逐漸從政治輿論的圍墻中逃離出來，開始關注與生活相關的文學作品，文學創作者也傾向于關注社會生活。隨著隨筆文體的興起，文學創作的樣式更為靈活多變，作家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學的浪漫主義色彩漸濃。英國文學史上最負盛名的浪漫主義散文家查爾斯•蘭姆就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蘭姆的隨筆作品大多描寫城市生活，因為他對倫敦這個城市有著特殊的偏好——“斯特蘭德大街和艦隊大街那燈火通明的店鋪，數不清的買賣、商人和顧客……咖啡屋、廚房里飄出的湯的熱氣；倫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話劇，一場化裝舞會——所有這一切都自然而然進入我的腦中，對此我也樂此不疲。對于這些景象的留戀驅使我經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擁擠的街道上”。蘭姆將個人體驗融入文學創作之中，通過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積、情感的釋放，將這些事物賦予個體情感，詮釋了人類最本真的真善美，凸顯了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6］。19世紀初，《倫敦雜志》《布萊克伍德雜志》《檢測者》等許多期刊都刊載過蘭姆的隨筆。不可否認，文學期刊對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四、結語

英國期刊文學起源于文人辦刊，經歷了工業革命、歐洲大革命等變革，進而在政治評論文學中逐漸發展壯大，此后又回歸生活，成為大眾讀物。從文體來看，英國早期期刊文學以評論文、隨筆為主；從文化思潮發展來看，英國期刊文學的早期嬗變反映了當時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其發展脈絡也與政治革命、社會思潮的發展有直接關系。工業革命的推進，促使貿易和工業不斷發展，中產階級開始呼喚文化“消費品”，而期刊文學正是順應這一潮流的“佳肴”。此后，越來越多的文學家擺脫了政治束縛，文學亦逐漸向生活領域回歸，作家們通過一系列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表達個人情感、文藝主張，進而反思社會發展問題，傳播自由主義思想，激起了普通民眾的廣泛共鳴。可見，英國早期期刊文學雖然存在派別之爭及政治斗爭傾向，但其本質是近代文明思潮在文學領域的演進與體現。在這一發展進程中，英國誕生了眾多優秀的作品、偉大的文學家以及經典期刊讀物，皆成為今天探究英國近代文明演進、文學發展及期刊嬗變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