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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4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五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15個文件,其中《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就如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里面的句子:“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春天到來了”,科技期刊同樣迎來了自己的春天。會議強調了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科學編制重點建設期刊目錄,做精做強一批基礎和傳統優勢領域期刊。文件的出臺,開啟了中國科技期刊的新紀元[1]。《Light:Science&Applications》(以下簡稱《Light》)從2012年3月創刊至2019年3月將滿7年,《Light》用7年的時間,成為在國際光學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主要期刊,說明其從創刊之初確定的工作方向是正確的,努力的目標是可行的。但與《Nature》(創刊150年)、《Science》(創刊139年)、《Cell》(創刊45年)等老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相比,《Light》和這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本文將重點討論差距主要在哪里?對于一流期刊的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不作定義。但如果遵循以下6個一流方向而努力,筆者認為有機會成為世界一流期刊。
1作者成果一流
如何確定一流作者?2018年10月24日出版的《Nature》,刊載了蘇州大學功能納米與軟物質研究院一名碩士生為第一作者的論文[2]。該文的研究內容是二維材料中各向異性極化激元,通俗的說法就是把光關在籠子里。該文的第一署名單位為蘇州大學(這也是蘇州大學歷史上在《Nature》上發表的第一篇一作論文)。一名碩士實現了許多科研工作者一輩子至少在《Nature》上發表一篇論文的夢想。反思一下,碩士生寫的論文在國內的很多中文核心期刊上通常是不允許做第一作者的,很多中文期刊規定必須是博士及以上學位或者副教授及以上職稱才可以做第一作者,如果是碩士生寫的論文有的要求導師署名第一作者。筆者作為執行主編的一本中文刊就是這樣規定的,是時候改正這種不以成果唯論的教條主義了。我們往往以為名氣大、資歷深、名譽多的就是一流作者,但事實上人在二十幾歲時創造力應該是最強的,現在我國的90后不比歐美國家的90后差,智商和創新甚至比歐美90后更高,而且很努力,能做出這樣的成績也不奇怪。歐美得諾獎的專家學者一般也都是在30歲左右時做出的成果,比如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DonnaStrickland,就是當年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光學所讀博士期間,在導師GerardMourou的指導下,在實驗室實現了“啁啾脈沖放大”技術,后來在《光學通信》上。因為這篇文章,師徒兩人共同獲得了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很多人說DonnaStrickland除了這件事,就沒有更多的成就了,“一篇文章吃了一輩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也恰恰說明其創作高峰是在讀博士期間。因此,培育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培育發表一流成果的作者,而不是依據名氣和聲望認定一流作者,更不應該將名不見經傳的青年的研究成果不假思索就認定為不可能是一流成果或簡單粗暴地拒之門外。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國科學家在發表自己的頂尖科研成果時,時常遭受不公的待遇,致使我國的一些重要科研工作無法得到應有的曝光推廣,首發延遲,甚至首發權被搶占。由此,《Light》從創刊至今,一直秉承著“發出來自中國的光學之聲”與“為中國科學家搶占首發權”的理念,先后多次為我國科學家的重要科研工作開通快速處理通道,多次將在國際上未受到重視的我國科學家的重要工作發表并予以重點推廣。其中,代表之一即是東南大學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崔鐵軍教授團隊的數字編碼超材料研究。2014年,已在《Science》和《Nature》子刊上發表過多篇論文成果的國際太赫茲、超材料領域著名科學家、長江學者崔鐵軍教授,在發表其首創的“數字編碼超材料”的創新論文時受到阻礙,經由《Light》現任執行主編孫洪波教授的引薦,投稿至《Light》快速處理通道。該篇創新文章在《Light》上發表4年,就在WebofScience上被引超過250次,《Nature》《Science》子刊以及《AdvancedMaterials》等國際大刊紛紛跟進發表。此后,《Light》先后發表了崔鐵軍教授在數字編碼超材料領域的多篇重要進展論文。這一系列工作先后被美國光學學會和中國光學學會評為“年度重大光學進展”,被ESI評選為超熱文章(千分之一比例),并開創了國際數字編碼超材料的研究。
2職業編輯一流
科技以人為本,科技期刊更是以人為本。國際一流科技期刊主要有兩種辦刊模式:一類為《Nature》模式,由專業科學編輯獨立全職負責稿件處理;另一類為學會期刊/商業期刊模式,諸如《Science》等,這些期刊的稿件由不同領域的科學家擔任副主編與專職編輯相配合處理稿件。中國的科技期刊大多數屬于后者模式,但也有極少部分選擇前者模式,兩種模式各有優缺點,采用哪種模式關鍵是看期刊的需要。前者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稿件處理流程,便于提供專業高效的服務,同時也便于控制整個期刊的學術水平,但需要專職科學編輯,運作成本較高;后者的優勢在于編輯部人員成本較低,副主編本身就是一線科學家,對于自身領域非常熟悉,但也正是這個原因,其稿件的最后錄用與否有時很難做到完全客觀公正,同時不同副主編之間也較難統一標準。總體上來說,中國一流的專業科學編輯鳳毛麟角[19]。筆者在這里區分一下專業科學編輯與職業編輯的主要差別。專業科學編輯,比如《Nature》系列期刊的科學編輯:第一,完全獨立決定所有稿件的錄用與否,審稿人的意見僅供參考;第二,不設編委會,所有學科編輯都是全時的專業編輯,沒有兼職的科學家編輯;第三,專業學科編輯獨立完成社論、述評、報道、新聞等稿件的撰寫,具有科學記者的素質;第四,編輯專業分工非常明確,學術編輯管學術、美術編輯管美學、技術編輯管生產、語言編輯管潤色等等;第五,在一流的國際重要學術大會上,受邀請作大會報告而不是分會場報告;第六,一流的科學家與一流的專業學科編輯,可以在一起討論學科熱點、難點問題,并誠懇地向專業學科編輯匯報團隊的近期研究進展以及未來長遠研究愿景。大多數中國科技期刊的編輯目前屬于職業編輯,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全時全職的工作是編輯,但不能完全獨立決定所有稿件的錄用與否;第二,無論是英文刊還是中文刊,大都設有龐大的編委會,職業編輯的主要工作是與編委溝通,努力求助編委做一些事情,特別是在學術上向編委學習并請教,是職業編輯但專業化程度不高;第三,中國的職業編輯很少有人能做到獨立完成社論、述評、報道、新聞等稿件的撰寫,具有科學記者素質并能寫出完整科學前沿原創資訊的人更少;第四,中國的職業編輯專業分工不明確,很多期刊的職業編輯是十項全能型選手,很多期刊只有一個編輯,這就導致一個編輯幾乎承擔了一本期刊學術編輯、美術編輯、技術編輯、語言編輯等所有職責。客觀地說,大多數中國科技期刊編輯承載的工作量與國際一流期刊學科編輯相比是超負荷的,但大量的重復性工作使其沒有時間靜下來思考和學習,從而使得職業編輯像生產線上的工人一樣成為將主要時間用在編輯加工上的白領;第五,在一流的國際重要學術大會上,受邀請作大會報告而不是分會場報告的中國職業編輯幾乎沒有,如果有也至多是萬分之一;第六,一流的科學家還沒有特別重視與中國的職業編輯一起討論學科熱點、難點問題。更有甚者,一些中國主辦英文學術期刊的職業編輯在期刊印本的版權頁上連署名權都沒有,這就導致無人知道是哪些職業編輯在為此學科的科學傳播與交流做出貢獻。
3編委會一流
《Science》一直控制出版系列子刊的節奏,面對《NatureCommunication》,出版了與之相對應的《ScienceAdvances》,但是目標很高,創刊伊始就嚴格按照一流期刊的標準組建了一個由來自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的163名科學家組成的編委會,僅是在生命科學領域就分別由6名副主編帶領由54人細分的8個小組分工協作,其他學科雖沒有生命學科龐大,但也是分工明確,目標清晰。其在2015年創刊出版,2017年下半年被SCIE收錄,2018年第一個影響因子11.511。再看一下發文量:2015年283篇,2016年501篇,2017年987篇,2018年954篇。關于一流期刊,科睿唯安(SCI)的專家寧筆有一個說法叫“又強又大”,即發文量與影響因子雙雙占本學科前10%,按照這個標準,新創期刊《ScienceAdvances》可以認為已經是一流科技期刊了。雖然《Light》于2012年創刊,2013年即被SCIE收錄,2014年第一個影響因子8.476,自2015年以來保持影響因子13以上,在光學學科保持前3名,但是其仍然不能稱為一流科技期刊,原因是發文量不足。雖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發文量,怎奈基數太小,2018年全年也不過發了150篇。編委是期刊的靈魂與代表,是期刊品牌形成的有力保障。一流的編委會專家群體對期刊發展起著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21]。以《Light》為例,依靠長春光機所多年開展國際合作積累的國際專家資源,《Light》編輯部在創刊初期便組建了一支國際化編委會。由原科技部副部長、光學專家曹健林擔任主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崔天宏教授和德國漢諾威激光加工中心StefanKaieler主任擔任首任執行主編。最近兩年,由于期刊來稿量激增,為降低主編們的勞動強度,在2018年的編委會上,新增了3位執行主編。因為執行主編的工作是在送審前直接退掉70%的來稿,所以其工作十分繁重、對其學術要求也非常高。目前,《Light》擁有來自中國、美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士、荷蘭、奧地利等13個國家的62位國際一流光學專家作為期刊編委,國際編委占72%,編委中院士占22%。編委不僅為期刊審稿、組稿或直接供稿,還在世界范圍內對《Light》進行有力的宣傳。現在看來,因為所有的國際編委都是知名科學家兼職在做,如果想發表更多論文,只能擴大編委會人數,否則每名編委所承擔的任務量過大,既無法調動編委的積極性也無法保證質量。對于編委會中的院士,其固然是所在領域的頂尖科學家,但他們工作繁忙,作為編委實在很難抽出大量的時間認真思考期刊的發展并對稿件進行評估。因此,有院士的支持和加入固然是極好的,但更應該腳踏實地去尋找那些可以直接參與稿件處理的科學家,真正做到與國際接軌。
4審稿人一流
在世界范圍內尋找一流審稿人,已成為所有一流期刊的難題。同行評議是國際主流科學家的義務工作,科學家基本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做同行評議,而且這是一份完全奉獻型的工作。因此如何打動審稿人,讓他們愿意花時間幫助作者是每一本期刊努力的方向。很多科學家反映:如果答應所有邀請他們審稿的請求,他們不僅沒有時間作科學研究,甚至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當然,也有很多期刊,同行評議基于信任原則大量采用作者推薦的專家,有時被第三方中介機構鉆了空子。比如2017年4月,107篇中國學者論文因同行評審造假被國際學術出版巨頭斯普林格一次性撤稿,創下了正規學術期刊單次撤稿數量之最。而這次事件距離2016年12月底的同類事件才僅僅過去4個月。有一種聲音認為出版集團和期刊存在“內控機制不完善、審核把關不嚴格”等問題,“理應對此承擔責任”。學術期刊撤稿是科研領域的常見現象,原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錯誤”,一類是“造假”。此次斯普林格從期刊《腫瘤生物學》(《TumorBiology》)大規模撤稿,原因就是造假,更具體點說是同行評審造假。2016年同類事件出現后,《科技日報》采訪了斯普林格醫學及生物醫學出版執行副總裁威廉•柯蒂斯,專門詢問同行評審程序上是否有漏洞,柯蒂斯是如此回應的:“同行評議制度本身不存在漏洞。同行評議過程是以信任為基礎,只不過有時遺憾地被人操縱了。”這一說法值得深思[22]。《Light》從創刊之初,就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一流審稿人,2012—2013年間,最多的時候一篇文章送過30多人都沒有人接受審稿,因為這是一本光學學術圈內完全陌生的新期刊,盡管我們在審稿邀請信中態度誠懇,對期刊的定位描述清晰,但大多數科學家采取的態度仍然是不予理睬。我們沒有因此而放棄高標準,以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堅持在世界一流科學家范圍內尋找知音,熬過創刊初期的兩年之后,特別是2014年第一個影響因子8.476出來之后,再找審稿人時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科學家通過已發表文章的作者和期刊的作品認識到這本期刊的價值,逐漸有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參與同行評議。到了2018年,受邀請為《Light》審稿已經被很多人視為一種榮譽。越來越多的人主動給編輯部寫郵件,希望能成為《Light》的審稿人。
5出版平臺一流
一流期刊同時孕育一流平臺,比如《Nature》《Science》的期刊平臺,域名是超越期刊更寶貴的資源。在平臺上基本可以找到一切和學術資源相關的內容,出版內容是流媒體碎片化的,在學術論文之外,還有學術會議、培訓通知、廣告甚至招聘信息。目前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較大的期刊,基本都在與國際一流出版商合作,主要利用其一流出版平臺。在《Light》的成功因素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同《Nature》合作。這也是《Light》一經問世就被許多科學家看好的原因之一。事實證明,《Nature》非常給力,除了助力《Light》專業性的起步,還在《Nature》及其子刊中對《Light》的文章進行推薦,使《Light》能夠快速擴大影響力。中國期刊走向國際,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還是借助外力?對此,《Light》主編曹健林認為,中國的出版集團本身也在走向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要想快速攀升,不能僅僅依靠內力。任勝利博士的看法是,我國的出版業發展沒有跟上學術水平的提升,出版集團普遍偏小,依靠現有模式很難趕上國際水平,必須采用其他模式才能爆發式增長。楊衛院士的提議則是“無問西東”,以開放的原則,學習全球頂級期刊的先進辦刊理念和出版平臺解決方案,辦好基于中國的頂級期刊和期刊平臺。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金大勇亦認為,將最優秀的在祖國的大地上還需要過程,辦優秀刊物要從“拿來主義”開始,以開放的思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渠道、學習其先進經驗,只有以一流出版平臺為起點,才能將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祖國的大地上,在此基礎上,建設中國的一流出版平臺。與傳統出版模式相比,數字化出版實現了內容的多渠道傳播,擴大了內容的受眾面,提升了內容的使用價值[24]。《Light》由國際知名的專業排版公司(印度MPS公司)承擔排版工作,文章以網頁版(XML格式)和PDF版本同時上線,可實現內容的一次制作,多次使用和。期刊官網在SpringerNature平臺上,與Nature系列期刊具有相同的風格。網站采用流媒體技術,展示了文章的Altmetric數據,同時具有移動端自適應功能。在新媒體時代數字化出版趨勢下,科技期刊作為載體的傳播和推廣作用顯得尤為重要,新媒體對于提升期刊的顯示度和影響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集約化協同創新機制下,《Light》編輯部通過建立期刊新媒體部,打造“互聯網+”環境下科技期刊融合新媒體的優勢,加強新媒體技術在科技期刊和學術交流中的全面應用。利用期刊中英文網站、光視界網站、《LightWorld》雜志、微信公眾號、微信群、微博主頁、Twitter主頁、Facebook主頁、人人公共主頁、易企秀等多種形式的宣傳載體對《Light》刊載文章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傳播。基于SpringerNature出版平臺的《Light》英文網站,利用其先進的國際化數字出版技術,實現了文章結構化和增強出版等功能。《Light》中文網站、微博主頁與微信公眾號中文版文章概要以及《Light》最新動態。Facebook與Twitter由海外及區域辦公室運營,光學相關領域專家采訪及研究概要。光學之家資源共享App旨在為從事光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學生以及行業人員提供光學類課程、視頻、科普信息以及資源共享的平臺。目前,《Light》新媒體平臺閱讀量已經超過了20萬人次,超過30%的關注者為光學領域杰青、優青等優秀科學家。但是,如果《Light》要成為真正的一流期刊,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有自己獨具特色的全媒體平臺。
6出版量一流
2007—2016年十年間,我國在SCI收錄科技期刊中總發文量為2533591篇,在SCI收錄的中國科技期刊中總發文量為216318篇,比例僅為9%。而我國科研人員發表在中國SCI期刊上的論文總被引頻次與我國論文的總被引頻次比為0.04∶1[25]。這說明近十年間,中國有超過90%的優質論文外流,同時外流論文的篇均被引頻次是我國科技期刊發文篇均被引頻次的2.25倍,也就是說,優質論文更傾向于在非本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期刊中。荷蘭、英國和美國主辦科技期刊發表的文章數量大于其本國的論文產量,而德國、日本、巴西等國家主辦科技期刊發表的文章數量小于其本國的論文產量,但是鮮有國家的論文流出情況要比我國更糟糕。我國大部分的優秀科技論文流入到他國主辦的科技期刊,為他國的學術出版商繳納版面費,版權或者屬于開放獲取,或者屬于他國的出版社,最后由世界主要的數據機構向他國出版社購買版權,我國科技人員在訂閱這些科技論文時,仍須由我國單位或個人支付高昂的費用。這一惡性循環的源頭在于我國承載一流科技論文的科技期刊的質量與體量嚴重不足。近年來,我國被SCI收錄本就不多的科技期刊,個別為追求高影響因子,減少數量,即縮小影響因子計算中的分母,從而迅速提高影響因子,這種做法短期內也許有效但不利于長期提高影響力。在國際上通行的提法是,一本期刊的高影響力,即在某一學科領域被所有科學家認可的程度,有一些期刊有很高的影響因子但很多科學家甚至從來沒有聽說過,因為一年只發表8~10篇論文,科學家們開玩笑地說,只能影響十幾個人的期刊,影響因子再高又有什么影響力呢?沒有科學共同體的認可,再高的影響因子都是沒有意義的。這里引用寧筆的一篇博文:什么是世界一流期刊?用兩個通俗的字或許可以說明:強+大。強,可以用影響因子這樣的指標來測度。大,不妨可以用CitableItems數量這樣的指標來測度。又強又大的,綜合性期刊中的《Nature》和《Science》,專業性期刊中的《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和《PhysicalReviewLetters》,通常是影響因子比較高(本學科10%左右),且發文量不少(CitableItems數量也在本學科10%左右)。
7結語
近年來,我國先后啟動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中國科技期刊登峰行動計劃等,投入重金支持學術期刊發展。中國現在居于Q1區的期刊,很多十年前都不存在。十年前,沒有人想到,中國科技期刊能夠發展得如此迅猛!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人群,具備了辦好國際一流期刊的基本條件,在政策支持下,十年后產生一批國際一流期刊并不是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