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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標準，是培養高素質高校教師隊伍的重要內容。一般而言，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標準，關鍵在于的數量與質量、課題、專利、課時等。而最為重要，莫過于的數量與質量問題。目前，我國一些學術期刊逐漸走向商業化運作模式，無不因為高校職稱評定標準。本文從學術期刊與高校教師職稱的互動關系入手，詳細闡述時下學術期刊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提出改革學術與完善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標準的若干意見，以為學界同仁賜教。

一、學術期刊是高校教師職稱評定的硬指標

我國絕大多數高校的教師職稱評定將論文的發表數量作為硬指標。盡管這種評定模式備受詬病，但其確實在短時間內讓我國的學術共同體迅速形成。我國學人的聲音亦在這些參差不齊的論文中得到了回應。我們業已告別如民國般不以論文論“大師”的年代，現今教師的學術水平主要就體現于其所著論文數量及質量之中。然而，教師的學術水平并非只靠論文來體現，何況論文的質量有時與學術水平存在脫節的可能。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更為科學、合理的模式來取代以論文為核心的評價模式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全盤借鑒民國的模式，大師的水平都是通過幾篇大作，或者幾場演講來認定，難免有點兒戲。特別是時下“任人唯親”現象凸出，沒有一些指標，特別是一些較為明確的指標，高校的教師職稱只會淪為權力高層的游戲———一種能夠獲取“金幣”的游戲。論文，或者只有論文，才能降低此類“游戲”的風險。無可否認，“游戲”仍然存在，只是我們的硬性指標將這些游戲不能在公開場合隨時浮現罷了。可以說，論文指標如同高考，新晉教師如同貧窮學子。大家都沒有其他更好的路徑走，唯獨在論文指標、高考面前，人人顯得相對公平。因此，這也就是為何多年來盡管論文指標一直飽受批評，依舊屹立不倒之原因。一些制度，特別是涉及面較大的，都會將公平放在第一位，甚至為了公平犧牲效率。科學的制度，必須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任務型的論文指標必然帶來了學術期刊市場的繁榮。縱觀我國現有的學術期刊，任何等級、任何水平的期刊均有；要版面費的，不要版面費的均有；有通過內部途徑錄用的，也有通過公平途徑錄用的。不同于高水平大學必須要求于核心期刊，甚至是CSSCI期刊，大多數普通高校只要求發表在省級以上期刊即可。在這種硬性條件下，就形成了一種畸形的學術生態———各位教師或學子的著作權不但沒有得到尊重，而且需要排著隊向學術期刊送錢來；很多期刊似也不再以學術標準來論高低，僅僅金錢足額即可發表。而這種畸形商業鏈的根源就在于高校不合理論文指標的設置。目前看來，各高校論文指標的設置不僅不合理，甚至是不現實的，對我國學術生態是貽害無窮的。厘清學術期刊科學化發展模式，設置合理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定制度，協調兩者的互動關系，將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學術期刊普遍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有的學術期刊存在諸多問題，此處深入探討若干個，以供讀者明辨：第一，版面費問題。近年來，編輯成本不斷加大，而國家在期刊投入的經費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多數學術期刊日益走上商業化道路。以文科期刊為例，能夠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期刊多為各大學科的頂尖期刊且數量極少，2012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分兩批各評選出100種，共200種優秀社科類學術期刊，至今這個資助數量波動不大。[2]而據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報刊司有關負責人透露，截至2017年，中國現有期刊10084種，其中學術期刊6400種，占比超過期刊總量的60%。據萬維書刊網統計，目前，我國共有1743種期刊實行免版面費政策。[4]由于精力有限，筆者隨機抽出50多種期刊并對該期刊的征稿啟事進行閱讀，最終證實了該網站上所列舉的無版面費期刊屬實。可見，有關部門對學術期刊的資助數量可謂杯水車薪。因此，大多數學術期刊走上商業化道路自不待言。諸多“省級以上期刊”一般需要收取作者一定的版面費才能刊登。除了文章質量過硬或者教授級（含副教授）的文章不需要版面費外，許多學報亦要求作者繳納一定的審稿費和版面費才能刊登文章。據筆者調查，這種現象在醫學類、管理類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尤為嚴重，多數收取投稿者1500到3500不等的版面費，而一些C刊擴展版亦大致收取1000到5000元不等的版面費。2017年初，原C刊來源刊的《同濟大學學報》（哲社版）被評為C刊擴展版，爾后該刊就想劃出一定的版面專門供愿意付版面費的人刊登學術論文。這種畸形的學術生態正日益充斥著整個神州大地。理工醫學類期刊或者需要通過實驗等路徑來驗證論文是否造假、質量是否符合期刊要求等，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收取一定的版面費亦無可厚非。何況，理工醫學類期刊收取版面費，是世界學術圈的通例。這里姑且不探討理工醫學類期刊收取版面費是否恰當，但文科類期刊收取版面費卻讓人匪夷所思。一些所謂的省級期刊，往往只要給了版面費，無論論文質量如何，甚至有些還一稿多投，均可發表于期刊上，與此同時，雜志社還提供論文的服務。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勢必導致學術圈泥沙俱下，論文良莠不齊，對我國文科的長期發展具有負面影響。曾幾何時，許多刊物千金買馬，通過高額的稿費來吸引一批有志于發表大作的學者投稿。而作者只需憂心如何寫出高質量的文章，從不為寫出文章后如何發表或囊中羞澀而感到擔憂。這種學術生態的轉變始于何時，難以深究，但唯一確定的是，我國學術界再不扭轉這種以貧富論英雄的局面，將難以讓我國學者響亮的聲音傳得更遠，不利于我國在世界學術圈的可持續發展。盡管關于版面費問題，有關部門已經三令五申不能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費等費用，但監督不到位，甚至連監督主體都是“閉只眼，睜只眼”，那所謂的監督規定就只能是被束之高閣。第二，審稿時間長問題。上文探討的是普通期刊的版面費問題，接下來要闡述的是一些核心期刊審稿問題。毋庸諱言，高校引進一個新教師，或許說培養這個教師需要耗費的成本也是極其巨大的。一般而言，新晉教師往往雄心壯志，渴望在高校大展拳腳，干一番大事業。這個事業包含在學術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將之量化而言，即是評上更高的職稱，這不僅是新教師實現學術理想的需要，也是其生活所需。而評上一定的職稱需要新晉教師能夠完成職稱評定的相關要求，亦即論文的數量要符合要求。無論哪所高校，發表一定數量的核心期刊論文是必須的。而現實中，許多核心期刊的審稿周期非常長。三個月內是最低限度的，從作者投稿至論文出刊，往往需要耗費作者八個月以上的時間，有的期刊甚至更長。在這個拖沓的過程中，很可能青年教師的“新”觀點由于和發表在普通期刊的論文所重合而失去新穎性，降低了論文本應具有的價值。因此，一種違反學術道德的行為———一稿多投就頻頻出現，甚至看起來是應該被理解、原諒的。與審稿周期長相關的是學術期刊的默認退稿問題。按新的《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作者自搞件發出30日內未收到用搞通知的，可以改投他刊，但多數期刊在征稿啟事中仍規定“若投稿者自投稿之日起三個月內沒有收到編輯部回信的，可自行解決投稿”。而現實往往一些編輯次日看完某一投稿者的文章后認為該文章不適宜在其期刊上發表，心安理得地不對投稿者發出拒稿信。一些嚴格遵循學術道德的投稿者或者會等到三個月后才另投他刊，另外一些投稿者則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就“一稿多投他刊”。這種默認退稿的規定，容易導致審稿期限過長，而喪失了向其他合適期刊上再次投稿的良機。默認退稿規定的存在，亦表明當下學術期刊對待學術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加劇了投稿者的負擔，致使一稿多投在學術界習以為常，對我國學術界的規范化、科學化、國際化發展十分不利。第三，關系稿問題。首先，約稿問題。我國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似乎重于學術品德，在“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學術圈，在學術上相互幫忙尤為頻繁。由此，在我國學術陣地———核心期刊，人情氣味顯得更加濃厚。諸如一些學界前輩擔任某一核心期刊的主編后，約稿自然成為了保障核心期刊權威地位的重要路徑。而約稿普遍是一些與主編學術水平相媲美的學術前輩的專利，作為后輩的年輕學者往往只能望洋興嘆。如果某一個核心期刊的約稿數量過多，投稿錄用的概率就自然變得更低，從而擾亂了正常投稿的秩序。其次，人情稿問題。人情稿與約稿有時交融，但作為關系稿的范疇，前者公正性更加失衡，故此處獨立論述。人情稿作為關系稿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一直受到學界的諸多批評。約稿，從理論上而言，是合乎學術道德的。不同于約稿，人情稿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學術秩序，違反了學術道德。諸如某一個核心期刊的主編或者其他編輯將自己的于自己主辦的刊物上，或者通過人情的關系，發表于其他刊物上的現象尤為普遍。姑且不論文章的水平是否符合該核心刊物的發表要求，人情稿的出現，往往會損害正常投稿者的權益，以至于許多投稿者“白等了”三個月，原本可能屬于這位投稿者的發表名額，最終卻讓位于人情稿。最后，匿名審稿制度。毋庸置疑，在學界，匿名審稿制度的實行效果一直備受詬病。由于關系稿的存在，匿名審稿制度一直實行得不夠徹底。許多核心期刊并非不看重投稿者的文章質量，而是往往先看投稿者的單位、學歷、職稱、戶籍等與文章水平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素。我國的學術圈總是存在論資排輩的現象，學術話語權往往集中于一些學界前輩手中，而他們的觀點總能得到學界的認可，其論文引用率遠遠高于一些初出茅廬的“小年輕”。在這種情況下，核心期刊為了保障引用率，往往杜絕一些年輕學者的稿件，諸如碩士研究生便很難像十多年前作為第一作者或者獨立作者發表于核心期刊，更不用說本科生。一些頂級期刊在選用博士研究生的稿件亦是十分慎重的。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許多核心期刊的匿名審稿制變得名存實亡。

三、高校教師職稱改革的方向與學術期刊的發展

第一，限制純商業化學術期刊，降低版面費在期刊資金來源的比重。首先得限制那些“給錢就”或者“給錢后審稿不嚴格”的純商業化學術期刊。在一般論者看來，限制這些純商業化學術期刊是否顯得有點激進，畢竟純商業化學術期刊在國民GDP、高校教師評定職稱方面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國現有的學術生態而言，這些純商業化學術期刊，就像“毒樹之果”。雖然果實沒有毒，但這顆樹帶有嚴重的毒性，甚至危害到其他樹木的生存。在法學學者看來，毒樹生長出來的果實是無辜的，畢竟他們并沒有對社會造成較大的危害。然而，果實的產生之源確實是犧牲公平，侵犯他人權益而來的，這就越過權利的邊界了。長此以往，由于毒樹太多，結出的果實太多，妨礙了其他健康之樹的果實，毒樹之果還有基因變異的潛在風險。毋庸置疑，我國現在的學術生態，處于毒樹之果基因變異的前期，雖然不太嚴重，但破壞力甚強。“烏煙瘴氣”，便是非學人經常批判學界的響亮之聲。回歸至學術研究應有的局面，就必須限制，甚至限制純商業化學術期刊。純商業化學術期刊的限制路徑，可先拿文科類學術期刊開刀。正如上文所言，文科類文章較理工類文章來得容易，邏輯清晰之余，審稿人只須斟酌理論深度。而理工類文章則不一樣，除了初審需要校對好數據之間是否存在邏輯毛病，還得驗證數據是否偽造。在這種情況下，理工類文章的審稿成本遠高于文科類文章。適當收取版面費亦是無可厚非的。限制純商業化學術期刊的關鍵，在于肅清學術的污風，使有法可依。以往“給錢就能發”的現象一度破壞了學術的權威性、嚴肅性。因此，教育部門應當聯同新聞出版部門制定一系列關于整頓學術期刊的相關規定，使之變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部門規章。以往的監督文件僅為規范性文件，既不能有效制約有償服務的期刊，亦不能有效引導學術期刊規范化發展。有關部門在規制學術期刊的同時，亦應通過加大財政預算、募集社會資助等進路，提高對學術期刊的資助力度，尤其是加大理工類學術期刊的資助力度，鼓勵理工類學術期刊收取較低版面費，甚至不收取版面費，以凈化學術生態。“新人新辦法，舊人舊規定”。除了純商業化學術期刊需要退出市場外，現有的其他涉嫌商業化學術期刊應通過完善自我發展路徑、市場整合、退出市場等方式進行改革，有序地降低版面費在學術期刊資金來源上的比重。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以下徑稱《意見》）。《意見》要求建立健全確保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在這個《意見》出臺前后，許多學術期刊社已經轉企，實行市場化運作。而對于高校學報類學術期刊是否走市場化運作還沒定論。那么，如何理解本文“企業化”“市場化”同“商業化”的區別？對于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如何實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完美統一”？“在保障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實現經濟效益”？正確解讀《意見》的基本精神事關學術期刊的去向問題。學術期刊可以走“企業化”“市場化”，甚至是“商業化”。實際上，三種行為本質上沒有區別，均強調營利性行為，即能否賺錢的行為。但賺誰的錢成為判斷學術期刊是否把社會效應放在首位的分水嶺。不可否認，學術期刊必然存在人員支出、日常經費，亟需融資，但大多數期刊卻忽視了社會效益而助長經濟效益。試問學術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費符合社會效益嗎？顯然，只符合經濟效益卻把社會效益嚴重踐踏。作者將耗費大量精力、嘔心瀝血而鑄成的大作投稿到學術期刊，學術期刊竟然還收取作者的費用，請問這種行為是正常的嗎？這起碼不符合著作權的基本精神，更不用說所謂的社會效益了。實際上，學術期刊轉為企業后，可通過多種渠道獲得經濟效益，而非榨取作者的血汗錢，這不僅不符合以社會效益為首位的原則，更加不符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完美統一。所以，《意見》才強調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通訊社、時政類報刊等新聞單位，可以依法依規開展有關經營活動，但必須做到事業與企業分開、采編與經營分開，禁止采編播人員與經營人員混崗。可見，學術期刊社卻未正式被納入可以開展經營活動的文化企業。此外，新聞出版廣電部門應嚴格審核新申請刊號的學術期刊，強調申請者必須以非商業化運作為宗旨，如申請者未能提供承諾或者運作過程中違反承諾的，新聞出版廣電部門應及時吊銷該學術期刊的出版許可證。第二，拓寬學術期刊資金募集渠道。一些權威性期刊由于國家資金投入不足，而審稿人物力成本又不斷上升，矛盾形成之后往往是變相收取版面費。正如上文所言，降低版面費在期刊資金來源的比重，有助于凈化我國學術生態。因而，學術期刊除了不再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費外，應自覺拓寬資金募集渠道。學術期刊除了獲得國家的資助金、科研機構補貼外，還可以非盈利目的在期刊上設置一定的廣告板塊，以收取廣告費用作為資金來源的保障。廣告板塊的招攬應以學術會議、科研機構介紹、學術成果介紹等涉及學術內容的優先刊登，盡可能避免與商業化的廣告掛鉤。為了避免權威性期刊過度招攬廣告而有損學術生態，每一期刊所須的日常經費支出、廣告收入等事項均應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若期刊的廣告收入遠超日常經費支出，影響學術生態的，由上級部門責令該期刊更正。在限期內，期刊仍不更正的，由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吊銷該期刊的出版許可證。第三，邁向學術期刊科學化發展路徑。我國目前的學術期刊的發展，正處于瘋狂的商業化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必然不利于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因而亟需調整其發展路徑，以科學化發展路徑為核心的方向成為其獲得生命力的法寶。其一，縮短審稿周期。期刊的審稿期限，直接制約著各種科研成果能否在適當的時機面世。過長和過短的審稿周期均不利于學術期刊的科學化發展。現有多數的學報、核心期刊等，多以三個月為審稿周期，甚至有的季刊、半年刊長達四個月乃至半年的審稿周期。這對于具有時效性的成果而言，實在有點偏長。本文建議所有的期刊，不論期刊是否權威，最長應在投稿者投稿之日起30日內必須告知投稿者文章審稿進程。同時規定，這30日內無論文章是否被錄用，編輯部均必須回信告知投稿者文章的審稿情況。鼓勵編輯部在拒絕某一個投稿者的文章時，及時回復投稿者，并建議投稿者另投他刊，而非沒有任何消息；其二，杜絕關系稿。無論是約稿還關系稿，均在抑制年輕學者從事科研的熱情。時下，許多期刊都要求投稿者在投稿時，與稿件一同注明單位、職稱、學歷、籍貫、年齡等事項。許多期刊未采取刪減匿名，影響了匿名審稿的推行。徹底而公平的匿名審稿制，應當是投稿者與人員在文章定稿前均互不知曉個人信息，亦即，應當是禁止學術期刊強制要求投稿者注明其單位、職稱、學歷、籍貫等個人信息。當文章已經完成了三審后，編輯部負責排版的人員才允許詢問投稿者的有關信息。編輯部不能因為投稿者的學歷而拒絕刊登稿件。較為遺憾的是，目前，無論我國，抑或國（境）外，徹底而公平的匿名審稿制，仍未徹底推行。唯一欣喜的是，在國（境）外許多權威性期刊的編輯部，負責初審的人員不會因為投稿者的學歷等緣故，而忽視了文章的質量。故而，在一些權威期刊上，屢次傳來某本科生、碩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者獨立作者的名義發表了論文的聲音。而這些現象，在我國許多學術期刊上，尤其是文科類核心期刊上，是一件難以抵達的事情。當然，我國在某一個時間段亦曾有過這樣的嘗試，僅是時下學術生態作怪而難以普遍出現這種良好的現象。若我國實施徹底而公平的匿名審稿制，必然能夠激發廣大年輕學者以及其他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從事科研的熱情，必將極大地推動我國學術的現代化發展。當然，為避免出現買賣權威論文的情況，當某一文章在二審通過時，編輯部成員應在咨詢投稿者的個人信息后，再將文章進入終審階段。若文章終審不通過的，則需要闡述詳細的理由，并告知投稿者。如此一來，既保證了投稿者的合法權益，亦維護了學術期刊的正常運作秩序，更限制了學術期刊因投稿者的學歷低而遭拒稿的情況，畢竟當文章二審過后，學術期刊也會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其三，合理調整年度出版期數。造成時下我國論文泛濫的原因，除了商業性期刊“遍地開花”外，還有部分權威性期刊設置不合理的年度出版期數問題。毋庸置疑，一些權威性期刊的論文亦存在“炒冷飯”的情況。科研成果本應不斷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約稿、關系稿的出現，人情的介入，導致這些“冷飯式”的論文在我國學術生態中滋生蔓延。因此，學術期刊有必要重新審視把關論文質量的方法，按照國家有關期刊出版管理辦法，適時調整年度出版期數。若論文質量實在難以“登上大雅之堂”，則應將期刊的期數減少。若一些頂尖期刊收到諸多質量過高的論文，則應將期刊的期數擴大。能縮能擴，科學辦刊，使每一種學術期刊都能獲得自主辦刊權益。然而，學術期刊不能隨意縮小或者擴大期數，故由有關部門建立監督機制是必然的結果。例如，有關部門建立一定的評價指標來評判某一個學術期刊是否應該調整期數，諸如轉載率、引用率高的期刊，可申請調整期數，而一些轉載率、引用率常年不高的期刊，則需嚴格審查其論文的質量以便作出是否允許調整期數的決定。第四，建構多元化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機制。教育部門作為我國學術生態的主導力量，理應對時下諸多不合理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定制度進行引導，督促高校依法建構多元化高校職稱評定機制，避免僵硬的職稱評定機制流失科研人才。其一，破格制度的系統化。時下各高校的教師職稱評定多依賴于所謂的論文與課題。在一般情況下，論文與課題成為了眾多教師上升的唯一指標。為了突破以往陳舊的評價機制，雖然破格升職等情況仍不時會出現于公眾面前，但僅是偶然現象。現有的破格往往帶有高校領導的主觀意識，無章可循之情況甚多。例如，中南大學破格將22歲的大四學生劉路聘為研究員便是良證。[8]我們在鼓勵破格的同時，亦應將破格的申請條件、審批程序、審批人員等制度公開，接受社會監督。現有各高校僵化的職稱評定制度，對于高校教師晉升限制較多，尤其是高校教師須有教學年限、指導人數等要求。因為在僵化的職稱評定制度里，教師除了量化科研成果指標外，還須經過長時間的磨煉才具備上升的條件。在破格制度里，只要受聘者具有國內外公認的科研水平，即可跨越普通教師需要數十年才能評上正高職稱的階段，職稱評定壓力的虛化后，受聘者的任務僅為達到一定的科研成就，這將有力地保障科研成果能夠盡快誕生，經得起考驗。大力推動破格制度的系統化，有助于吸引海內外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進入高校、科研機構，促進良好我國學術生態的形成。其二，量化科研成果指標。由于多數高校屬于事業單位，職稱的評定與編制掛鉤。高校的職稱名額往往受限于上級部門下達編制的數額。許多年輕教師除了滿足職稱評定制度的基本要求外，還須與其他符合條件的教師進行競爭。副高、正高等職稱名額有限的條件下，自然催生了負責評定教師職稱的相關人員的私心。在我國“任人唯親”色彩相對較濃的國度里，人情是連接高校教師情感交流最有力的保障工具。同等條件下，評定人員自然在人情思想的指導下，作出一些違反制度的決定———將上升職稱的名額自然交托給與自己熟悉的教師。這種非理性的因素往往過于隱蔽，監督者自然無蹤可尋。高校教師人數的膨脹，編制名額又不見增長的情況下，有實力的年輕教師只能繼續等待良機。時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正如火如荼，編制問題不再成為高校教師發展的“緊箍咒”。在雙一流高校建設的形勢下，各高校可通過聘任合同的形式，推動高校教師來去自如，吸取更加高水平的科研人員，助推我國現代化建設。量化科研成果指標成為這種趨勢的產品。在這種評定指標下，只要教師符合評定職稱的基本條件，評定人員只作形式審查，申請職稱的教師的相關科研成果和其他條件符合評定條件的，該教師即可獲得申請的職稱，既不再受限于上級部門或者學校內調整的編制指標，又有效杜絕“任人唯親”“權錢交易”等行為。其三，科研成果國際化。時下學術國際交流日益頻繁，我國學人的話語權有所增強。以往受限于外語水平，諸多學人不能有效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如今，我國學子經過多年的外語培訓，相關的外語水平足以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因此，高校應鼓勵新晉教師多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具體方法包括投稿到權威國際學術會議、國外學術期刊、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相關領導職務等。在同等條件下，高校評職稱時優先考慮有國際學術交流經驗的申請者。只有對現有的商業化學術期刊的運作模式進行改造，才能從源頭上促進高校職稱評定制度走向科學化、合理化道路，兩者的和諧互動下，亦就營造我國學術生態的良好土壤。毋庸置疑，科學而合理的職稱評定制度有助于激發高校教師從事科研工作的積極性，推動我國學術走向世界。時下諸多不合理的職稱評定制度，孕育了商業化學術期刊的生存土壤。權威性理工科期刊由于審稿的人物力成本過高，向投稿者收取適當版面費無可厚非，但諸多文科類期刊審稿成本與收取版面費之間未能形成公開透明且合理的機制。商業化學術期刊的運作模式一直備受詬病。期間，學術期刊審稿周期長、關系稿等問題亦一直限制年輕學者的上升空間。職稱評定制度，造就了商業化學術期刊運作模式，商業化學術期刊又反作用于職稱評定制度。相互惡性循環的過程中，最終受害的是我國的學術生態，進而影響我國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教育部門作為我國學術生態的主導者，有責任在火燒眉頭的學術惡化狀態下力挽狂瀾，依法推動高校教師職稱評定制度走向科學化道路，同時，教育部門亦應加大對學術期刊的資助力度，聯合新聞出版廣電部門整治各種商業化學術期刊問題，還我國學術生態一片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