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說，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4．傳統傳播秩序危機

在紙本時代，學術傳播主要是通過書、報、刊出版發行完成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渠道，各有受眾。圖書以編輯出版學術著作為主，期刊以編輯發表學術論文為主，報紙以撰寫學術信息為主，各司其職，按照相應體制的規章制度或業界的約定俗成規則獨立地運行，從而形成了編輯校對、裝幀設計、出版發行、質量檢查等一系列學術傳播的基本秩序。17世紀60年代，學術期刊誕生于歐洲。“學術期刊出現以后，隨著其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作為發表平臺，其展示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功能。與彼此交流相比，學者更注重如何展示他們的學術發現。”［17］學術期刊得到了學術共同體普遍的認可，因此逐漸成為學術展示、學術傳播、學術交流的基本單元，扮演了比書、報更為重要的角色。近些年由于我國科研管理評價機制出現弊端，需求過旺，導致紙本學術期刊買賣版面、平庸之作泛濫現象的出現。為了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優化學術期刊出版環境，提高學術期刊出版質量，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于2014年4月下發《關于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并先后開展了學術期刊清理和學術期刊資質認定工作。這份通知對學術期刊網絡出版服務機構做出明確規定，要求其嚴格審核委托單位期刊出版許可證和學術出版資質，不得收錄非學術期刊、內部資料性出版物、以書號形式出版的“學術期刊”、利用境外刊號出版的“學術期刊”及其他非法學術期刊，自覺維護學術期刊出版秩序。新媒體時代所需的技術基因，幾乎是所有學術期刊的先天不足。所以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過程中，必須突破軟件、硬件、網絡等方面的技術障礙，無論是引進技術人才自建期刊網站，還是合理搭載技術服務商構建的技術平臺，都是學術期刊必須補齊的短板。然而在與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合作過程中，學術期刊編排那么豐富的專業語言完全被肢解了，編輯、策劃、主持人語等被活生生地閹割了。學術期刊不僅把數字出版權交給合作方，而且還失去了主導地位，這種技術突變導致了傳統傳播秩序的危機。一是從線下到線上的挑戰。學術期刊內容的傳輸已經從線下轉到線上，轉到了互聯網、手機和新媒體領域。數字技術和移動互聯網幾乎克服了傳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礙，包括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的距離障礙，甚至文化傳播意義上的語言障礙。新媒體依托在傳播廣度和傳播速度方面的優勢，徹底改變了傳統以紙本期刊傳播學術的基本路徑。面對這樣的強勁對手，紙本學術期刊不堪一擊，必然深陷四面楚歌的危境。二是從訂戶到用戶的挑戰。互聯網與新媒體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主要表現在從讀紙本期刊到讀數據庫、論文內容表現形式與傳播形式的多元化、閱讀終端的多屏化與閱讀時間的碎片化等方面。讀者從訂戶到用戶的轉變，迫使期刊人必須強化用戶意識和服務意識，以滿足用戶的需求和選擇。三是從期刊到論文的挑戰。在紙本時代，學術傳播的中心是學術期刊，其刊物風格、欄目特色、專題策劃、編輯思想、專家主持等是確立名刊與權威的重要維度。在新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的基本結構和整體形象在數據庫平臺消失了，新媒體反規則、碎片化、去中心解構式的傳播方式，把學術傳播的中心轉移到單篇論文。檢索題名、關鍵詞、被引量、下載量、高被引問題、高被引作者……很多網絡詞匯漸漸成為人們的口頭語，甚至成為文化現象。我們曾經引以為自豪的高大上的專業學術期刊，在波濤洶涌的網絡空間，猶如一條拼命掙扎的小船，令人生出情何以堪、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學術期刊何時才能逃出苦海、到達彼岸？恐怕留給業界的時間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