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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充當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空間、保護主體與交流中心三個角色，相應地發揮著非物質文化遺產記錄展示、教育傳習與傳播保護三個主要功能。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屬于一種獨特的非遺保護新模式，其作為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重要場域，或隱或現涉及學界、社會、政府與商界等多方主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社會變遷、文化表述與身份認同等多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保護主體；教育傳習

一、問題的提出

當傳統的傳承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遭遇到價值取向的沖擊時，學校教育就成了傳承和弘揚民族民間文化藝術最為有效的方式。如何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引入高等學校教學體系中，如今也引起了許多高校的關注與重視。［1］（P373）高校是國家制度化的法定高等國民教育陣地，更是民族文化傳承高地，它配置了知識教育與文化傳承所需最厚實的硬件基礎，匯聚了最專業的人才智識與學術研究軟件資源。此外，地方高校還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有地的區位優勢，以及豐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富礦，理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有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他所有類型的遺產不同，它是一種依托物質載體而主要以非物質形式傳承發展的活態文化。因此，必須以一種活化傳承的方式給予其全面保護。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種在地化活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業保護機構。1994年，田豐先生在云南省昆明市安寧創建了國內首創的民族文化傳習館———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2］后來由于資金、管理等原因，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難以運營，并最終以解散收場。2004年，劉曉津在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老藝人隊伍基礎上，組建了非營利性民間社團組織———云南源生民族樂坊。［3］此后，受人類學生態博物館理念及其實踐模式啟發，各類民族文化傳習館應運而生。高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要體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研究、咨詢評估與保護實踐三個方面，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集學術研究與保護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在傳習館擬情境化傳習空間以活態傳習為核心組織實施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前，有關民族文化傳習館的學術研究成果有：杜慶云最早介紹了田豐先生創建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的情形；［2］李建軍總結評介了田豐傳習館模式，提出民族文化保護與開發需采取多元模式的觀點；［4］張克競、崔榮榮對江南大學民間服飾傳習館建設做了學理規劃和傳習設想；［5］李北達對所有類型傳習館建設與多媒體等高科技手段采用結合給出了一個初步設想；［6］李金俠、張克競對江南大學民間服飾傳習館館藏服飾的紋樣與內涵進行了本體研究；［7］文蘋指出了民族文化教育中傳習館的邊緣地位及其核心作用間的矛盾及其化解思路；［8］黃龍光將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結合起來，從理論上總結了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模式的主要特點。［9］綜上，目前有關民族文化傳習館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傳習館歷史淵源、傳習館規劃建設與傳習館傳習研究三個方面，未有專門針對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故本文將主要探討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在非遺保護中的分工，學理性思考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在具體實施非遺保護中的角色與功能。

二、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保護的角色

（一）一個彈性的傳習空間

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由一定規模并具文化特色的物理空間建成，它首先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習空間。應該說，傳習館的文化傳習空間并不局限于其既定的有限的物理空間范圍，它應該是一個具有彈性的可伸縮文化空間，眼前既定的物理范圍是民族文化傳習館相對的主體空間，但其范圍既可延伸到以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體來源村寨所輻射的廣大鄉野，也可延伸到前方各種大大小小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的現代舞臺。所以，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作為一個相對固定的實體空間，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生空間的村寨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衍生空間的現代舞臺間強有力的過渡空間，其后方是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根莖，前方是五彩繽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花枝，而中間的民族文化傳習館便是打通這前后兩頭的樹干。當然，高校各種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日常傳習實踐活動，主要在民族文化傳習館內完成，同時也利用各種時機返回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生地進行現場體驗式傳習，以及組織師生前往各種現代空間參與各種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式傳習活動。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空間，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傳習館的開放性，一是體現在參與傳習的師生身份的多元性，二是體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方式的靈活性。高校是一個社會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播的中心，在民族文化傳習上高校再不能只作象牙塔，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的大門應向全社會開放，讓高校師生、非遺傳承人以及熱愛非遺的普通民眾，都有機會進入高校民族文化傳習空間參觀、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活動。參與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傳習的教師群體，既包括教育體制內社會學、管理學、民俗學、教育學、民族學、人類學、藝術學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等各相關學科的專業教師，也應包括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后者既要包括經各級相關部門認定的非遺傳承人、民間工藝師，也應包括未經認定但擁有并積極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類民間知識精英。高校內外專業教師和民間藝人群體在實際傳授中形成有效互補，專業教師在學科框架內講授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與開發等相關理論方法，非遺傳承人展示其從鄉間帶來的仍夾帶著泥土的鮮活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具體的傳習方式上，高校專業教師可以多些理論方法探討和個案講解分析，非遺傳承人則可以根據個人風格，在高校傳習館重設的擬態情境下，以個人為主體現身說法，進行遺產的現場化活態展演，讓師生獲得一種直觀的體驗。作為參與式非遺傳習最有效的方式，師生也可趁當地傳統民俗節日等時機共赴民間社區參與觀察非遺的真實發生與真正展演。因此，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中專業教師的理論知識和非遺傳承人的經驗文化，有助于給學生形構一個完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體系，同時，民族傳習館的非遺傳習不再局限于傳習館的有限內部，它將延伸到非遺所在鄉村、社區等非遺實際生發的具體生活場景，非遺理論的探討與非遺實踐的活態展演二合一，能全面激發青年學生非遺傳習的興趣，提高非遺傳習的效率，最后將非遺傳習與普世性知識學習結合起來，通過全面實現素質教育提高民族文化自信。

（二）一個有效的保護主體

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個有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體。理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應主要是由文化遺產主體出于文化自覺而對自我文化遺產進行的一種內源式主位保護，最終目的是有效動員遺產主體成員群體全面活化傳承其文化遺產。但是，由于受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所制約，目前中國廣大非遺主體仍未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意識，因此，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是來自外部的一種客位保護。政府、社會、學界、商界以及各類民間組織，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主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實施過程中，這些保護主體內部既有合作又各有分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學界力量中，高校成為一支最重要的力量。高校不僅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教學機構，更是高級專門人才聚集的學術高地。高校各相關院系、科研院所、博物館等均不同程度地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其中，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個新興的有效保護主體。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的非遺保護，以地方肥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土壤為根基，依托高校各相關院、系、所、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人才隊伍，與地方民間社會以及相關非遺保護組織形成聯動，以教育傳習為核心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制度化保護。民族文化傳習館將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相結合，逐步推動高校非遺保護的教育傳習實踐。高校擁有豐富而專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學、研究資源，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保護不像政府易受政策影響，也不像商界易受市場導向，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化保護機制。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靜態保護，主要指傳習館優化組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團隊，積極爭取縱橫向各類科研項目經費，對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全面數字化調查、記錄、整理與保存，全面掌握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空間分布、傳承與保護等生存狀態。在獲取豐富的數字化非遺田野調查成果資料基礎上，一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學科框架內編寫各類地方性校本教材進入高校公共課程教學，二是編寫出版公民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知識讀本、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題策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能夠進入普世性主流知識體系，同時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作一種珍貴的民族文化財富供全民共享。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靜態保護，是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保護實踐的根本，也是其開展各類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動態保護的基石。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動態保護，主要指在傳習館內進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活動，以及在校內外組織開展的各類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動態展示、展演與保護。一方面，民族文化傳習館日常由非遺傳承人實施開展的各類具體非遺傳習活動，是傳習館非遺動態保護的常規方式，是提高青年學生對非遺的感性認知并導向理性回歸的重要途徑，同時，在非遺傳承人對非遺價值的再認識和再評估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還可通過有效整合校內外非遺資源，在公共民俗學視野下深入社會，組織各類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與展演，讓很多源于草根、原生民間小語境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走近更大語境下的社會空間，走進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文化生活之中。另外，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作為一種創新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可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和學術優勢，將研究型田野調查基地設立與具體非遺項目保護結合起來，與當地各類非遺保護民間自組織一道，共同維護和促進非遺項目的整體傳承和發展。

（三）一個開放的交流中心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地方高校在開發民族文化資源作為校本課程的過程中，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必須要避免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斷地走出去，并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得到認同才會煥發精神活力；也只有在別人的認同中才會產生共鳴，才會造就文化與文化之間共享的平臺和空間。［10］文化發展源于交流，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文化類型，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其傳承和發展都離不開交流的橋梁與紐帶。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個全面開放式專業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中心。當今日益發達的交通和通訊，使民族文化交流和信息交流更加頻繁迅捷，它完全打破了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小社區、小語境下族群內部那種自為而超穩定的傳承和發展，非遺在當今活躍的跨時空、跨族群文化交流中獲得一種逆向新生，這種境遇最終使原本源于某地某族群的非遺越來越成為全球共享的一種公共知識和公共文化。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憑借國家賦予的民族文化傳承教育法定地位，依靠強大的持續性學術智力支持，以及得益于人類現代知識譜系的普世性，恰好成為打通非物質文化遺產固有的地方性和可能的世界性之間區隔的重要交流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既是一個組織者，更是一個讓非物質文化遺產多方主體得以交流的文化協調者。以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為平臺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總體上包括內部交流和外部交流兩大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部交流包括組織相關專家與學生赴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生地與非遺傳承人群體進行交流，以及組織本土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赴外進行相關遺產展演與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部交流，包括組織本土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進校園進行區域性民俗生活節等非遺傳習展演，以及充分發揮高校高端學術資源優勢有效組織相關非遺論壇就非遺保護進行學術交流。組織專家學者赴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生地與非遺傳承人群體進行面對面交流，對處于客位的專家學者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在地化參與觀察式田野聆聽，對處于主位的傳承人來說是一種日常時空語境下生活化自然演述，兩者雙向交流的順利實現須基于一種平等、平視原則下良好田野關系的建立與展開。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赴外地進行相關非遺展演，屬于一種脫域化的衍生傳承模式，［11］主要基于一種公共民俗學視角下民俗文化的公共展演，它能有效促進非遺傳承人為代表的主體對自我文化傳統的一種回流式價值再認定，以此激發他們的文化自覺意識。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請進校園進行諸如民俗生活節等非遺交流活動，基于一種擬態傳承語境下非遺傳承的展示與演述，能夠相對真實地普及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非遺傳承人步入大學講堂被賦予較高文化地位，對傳承人而言亦具有較大激勵作用。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組織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學術論壇，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志、非遺研究理論與方法、非遺傳承與保護等相關專題展開深入的學術交流，對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與方法建設，以及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實踐，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保護的功能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錄展示

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若要有效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與展演，必須依靠前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全面深入、扎實專業的調查、記錄與整理。因此，民族文化傳習館建設有形的物理場館空間固然重要，但是聯合館內外組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團隊更重要，他們是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真正組織者、推動者與實踐者，如果離開了這支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管理學、藝術學、非遺學等相關學科聯合攻關的跨學科研究隊伍，民族文化傳習館只能是徒有虛名的空館一座，它將連那些具有專業學術理念與長期實踐經驗的傳統博物館都不如。民族文化傳習館研究團隊在全面掌握區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總體情況的基礎上，優先對那些具有重大文化價值、傳承瀕危的非遺項目進行深入的專題調查和全面記錄，在人類學文化整體觀視野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然環境、社會情境、非遺本體（含工藝）、非遺傳承人等要素進行專業化調查記錄，整理并建立一個系統化的全息數字化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數據庫。同時積極征集、采買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民俗實物構件，包括材料、工具、道具、服飾、配件以及作品，它們是全面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物質載體和核心能指符號，并且因處于一定程度的瀕危狀態而具有一定的文物收藏價值。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具有部分傳統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展覽的功能，但民族文化傳習館更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展示和動態展演。基于歷史視角的傳統博物館文物靜態展覽，主要是由博物館內部獨立策展的一種（文）物的無聲言說和靜態敘事，而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展示，是民族傳習館與地方非遺社區一道聯合策展，并由傳習館有形的物質載體（場館空間與非遺實物）與來自社區的非遺傳承人共同協作來動態完成的。因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傳承人及其親身參與顯然是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活態展示的關鍵。因此，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類特殊的開放式文化傳習機構，它不能自我閉鎖在高處不勝寒的象牙塔內，它需要制定一個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及其非遺傳承人緊密合作的聯動機制。有了展示時空、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物與傳承人等資源，如何具體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布展，需要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者的專業理念與技術。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學者在全面調查記錄的基礎上，按照一定的文化邏輯將所要展示的非遺項目知識化和體系化，同時，更多的是就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展示與動態展演的特征、目的和方法與非遺傳承人們深入交流并達成一致，這方面可借鑒美國公共民俗學者作為文化中介遵循價值無涉的協調做法，［12］輔助先進的聲、光、電等先進的多媒介技術，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為中心立體活態地全面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展演，還可通過與地方民俗生活節等大型活動相結合來進行。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習

高校豐富而專業的教育教學資源，是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習的強力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習是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的核心功能。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習，與高校在全球視野下的普世性知識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一種形象的而非抽象的參與式傳習，所傳習的知識和技能直接源自本土社區的地方性知識。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個基于區域民族文化源頭活水的傳習空間，雖不可能完全達到民族文化自身實際生存、呈現的真實態，但可設計一種擬自然的情境，使進入大學接受主流普世知識的區域民族文化主體，擁有一個在文化知識繼承和創新之間緩沖和過渡的鏈接當口。因此，不論大學師生還是普通市民，通過親身參與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活動，可以補全和完善長期以來形成的以主流知識、文化為唯一圭臬的文化觀，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重建一種文化多元的知識結構和文化價值觀。非物質文化遺產像顆顆珍珠般散落在廣袤的田野，它隨社會生活流淌在創造和傳承它的人們的口耳、手腳上，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高校民族文化傳承的內涵，首先必須對其進行系統而專業的知識生產，接著在遵循文化傳習和教育認知普遍規律的前提下，組織非遺專家和非遺傳承人分工合作，認真編寫、建設相關非遺傳習系列校本教材。民族文化傳習館體系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系列校本教材，經過教育主管部門審核認定后，與高校其他學科的專業教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將其視作凸顯地方性辦學的一種符號象征而成為陪襯。同時，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日常表征的鮮活性及其傳習模式的應用性，不宜要求非遺傳習系列校本教材具備多深的理論性，但須完整呈現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或藝術流程，在圖文形式表達上宜靈活多樣，可讀性強。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主要依靠“非遺傳承人進校園”面對面傳授，高校學院可派非遺專家作為合作教師協助傳承人組織實施非遺傳習活動。由傳承人參與編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校本教材是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傳習的參照，主要作為一個科學編訂的文本以幫助學生自我結構性認知和反復研習，對于傳承人來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早已了然于心，他們在傳授過程中擁有足夠的自主性，往往不需要拘泥于教材的限制，可適時借助相關實物展示、肢體輔助以及技藝（流程）展演來完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呈現與動態展演。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傳習是一種參與式實踐教學模式，要求學生們跟隨非遺傳承人的身體性演述，進入民族文化傳習館擬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時空場域，并作為普通傳承人的一分子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體驗。觀察、討論、參與等一系列文化對話及其實踐的特點，使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充滿生機和活力，在良好的師生互動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理念潛移默化地植入青年學生頭腦中。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原本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當今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加劇，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由地方的上升為國家的、甚至全球的文化資源，是各民族國家夯實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基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這種公共性和共享性，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日益掙脫既有的地方區隔，突破其族內縱向自然傳遞的原有路徑，正在逐步向跨地域、跨族際的大眾化傳播方向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具體保護手段，但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及其保護具有重要的宣傳和動員作用，對提高社會成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增強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具有重要推動作用。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立足于地方，定位更寬廣范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如果說民族文化傳習館的非遺展示與傳習基本上以本地人為主要受眾，那么非遺傳播則主要面向非本土廣大的域外受眾。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與目前流行的非遺的商業化傳播不同，它明顯帶有公開性與公益性，因此能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原真性與專業性。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遺傳播以整體傳播與分類傳播相結合并靈活進行。本地傳播是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主要方式，它以傳習館為傳播中心開展多種途徑的傳播活動。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內容來看，包括民族文化傳習館各類非遺相關傳習活動，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學術研究成果。在傳播媒介的應用上，除了傳統紙媒類報刊書籍與無線廣播電視等外，要充分應用移動互聯網及微信公眾平臺等新興媒體，由于通信技術的全面普及，后者在傳播受眾規模與傳播實效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當前快捷而高效的傳媒手段固然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提供了先進的技術保障，但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研究及其傳播文本的制作環節是首要的前提，因此及時建立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全息數據庫是必要的。無論采取哪一種形式，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地傳播，均要“以人為本”，調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全面與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源自的民間社區協作，盡力凸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活態性與動態性。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地傳播，是以傳習館為中心輻射校內外的一種地方性固定傳播，它具有較強的本土便利性和組織可控性。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異地傳播，是一種非定期、不定向的移動傳播，其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可參考美國公共民俗學及其民俗公共展示模式。［13］非物質文化遺產異地傳播的價值，主要是以一種“反觀”的效果逆向激發非遺主體的文化自信。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的異地傳播主要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和展演為主，因異地傳播要求相當的經費投入，目前民族文化傳習館主要依靠高校內部相關文藝展演活動進行非遺傳播。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自身配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學術團隊，其背后依托的是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及其傳承人群體，加上未來國內外各類相關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商業展演機會將越來越多，因此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異地傳播在未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可加大與政府相關文化旅游部門、文化創意實體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異地傳播，以跨地域、跨族群播撒“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理念。

四、結語

高校作為民族文化教育傳承的高地，承擔著非物質文化保護的重要任務，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習，是一種全新的非遺保護理念與實踐模式，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化保護的重要意義。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空間、保護主體與交流中心角色于一身，能動地發揮著非物質文化遺產記錄展示、教育傳習與傳播保護的重要功能。在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建設及其非遺記錄展示、教育傳習和傳播保護等一系列實踐中，高校跨學科組建的非遺保護專家團隊具有重要的專業指導作用，他們不僅要深入拓展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術研究，而且要客觀、審慎地站在文化協調者的角色位置上，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在社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緊密協作，以高校民族文化傳習館為中心，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習為核心，合作開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非遺保護實踐。在當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正逐步全面推進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作為一種獨特的創新模式，在實踐層面上民間社會、學校與行政機構正紛紛或獨立或聯合地創建各類民族文化傳習館，民族文化傳習館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重要場域，或隱或現地涉及學界、社會、政府、商界等多方主體，在遺產保護、社會變遷、文化表述與身份認同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未來民族文化傳習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研究，不僅需要繼續深入觀察和闡釋傳習館非遺保護模式實踐本體，而且可能更需要關注在民族文化傳習館場域空間流動的遺產保護相關主體，以及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遺產主體之間圍繞遺產與權力、資源與惠益展開的各種協調、競爭與博弈。

作者:黃龍光 楊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