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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肇始于秦漢的羈縻政策，并演變形成于宋元、完善于明清、終結于民國的中國土司制度，成為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主要政治制度，延續兩千余年，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深遠。在各土司區內，也存在著不同民族和復雜的民族關系。各土司區的民族關系怎樣，土司又是如何處理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對制定民族政策、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遺產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云南臨滄傣族罕氏土司為案例，對相關問題進行初步研究。
［關鍵詞］
云南臨滄；罕氏土司；民族關系；文化
本文所稱的云南臨滄傣族罕氏土司，主要指1397年耿馬建城到1950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期間，先后在今臨滄地區存在的罕氏家族統治的幾個傣族封建領主制政權，主要為孟定土司、耿馬土司和勐角董土司、勐勐土司。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史學大師方國瑜、民族學家江應樑、人類學家芮逸夫等曾實地考察過，留下了《擺夷地瑣記》等珍貴的圖片和文字記錄。此后，一些學者對罕氏土司作了實地考察和研究，整理出版了與罕氏土司相關的一批書籍，發表了一些論文，推動了有關研究的進展。本文在查閱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和開展田野調查工作的基礎上，對罕氏土司區的民族關系和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初步的研究和梳理，旨在拋磚引玉，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民族關系
罕氏土司的歷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繁榮進步的歷史。由于歷史的局限，存在著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各民族之間也有矛盾沖突，但形成沖突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企圖利用一方削弱另一方、或使雙方相互削弱的反動政策所致。20世紀初，英帝國主義頻繁在阿佤山區開展情報收集、收買、顛覆活動，英國傳教士在阿佤山區進行傳教、收集情報等活動，使這種矛盾沖突又摻雜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成分。盡管如此，回顧幾百年罕氏土司史，各民族之間交流學習、幫助支持、和睦共處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喪共悲，喜同樂”①，政治上共命運，經濟上互為依存，文化上相互交流和促進，交往密切。各兄弟民族在祖國西南這塊土地上，共同抒寫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歷史，體現了高度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意識。罕氏土司轄區“境內男耕女織，鮮習文字。九種雜居”［1］。傣、佤、漢、拉祜、布朗、德昂、景頗、傈僳、彝、回等各民族交錯雜居，關系復雜。1938年，耿馬地區人口1萬余戶、4萬余人，傣族僅占十分之二。傣族人民把自己和佤、漢、拉祜等各民族之間的關系視為兄弟關系，這種親密關系不僅有許多傳說故事，還寫在傣文史籍中。自古以來，耿馬、孟定傣族民間有“尚過法，臘過勐”傳說，意為混尚神開辟天，佤族人民開辟地，即便傣族在占據統治地位后，仍然承認臘人（佤、布朗族）是當地的先民。傣族居住在壩區、河谷，稻作農業發達，谷物等農產品豐富；山區民族則自然條件較差，出產有限，糧食缺乏，各民族之間天然形成了互通有無的經濟聯系，互相交流生產經驗和技術。傣族使用的鐵制生產工具大多由保山、祥云等地的漢族供給或各族匠人打造，傣族婦女喜愛的各種金銀首飾的制作技術也是漢族工匠傳授給傣族工匠的。佛寺的龍獅鳥獸花木等雕刻多半是漢族工匠制作，鑄鐘、水碾、墓碑石刻碑文等均出自漢族匠人之手。傣族對白族“劍川木匠”非常歡迎。各民族還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和文化，佤、拉祜等民族會說傣語和漢語，傣族同胞也會說漢、佤等語言。傣族舞蹈深受當地各族人民喜愛。罕氏土司襲職，德宏、鎮康、孟連等地的土司和班洪、紹興等地的佤王也來慶賀，互贈禮物。形成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繁榮進步、友好相處的局面，與罕氏土司采取的一些措施密切相關。
1．跨族聯姻。跨族聯姻是加強各民族之間聯系、促進友好關系的有效方式，也是罕氏族人進入阿佤山區并獲得居留權、進而取得統治權的有效手段。通過聯姻，有效避免了民族之間的流血沖突，消除了各民族之間、各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和隔閡，穩定了土司的統治。其中，與佤族的聯姻較多，使傣佤關系尤為親密，如罕家公主嫁與佤族王子達芒鐘、班洪王胡忠華娶傣族上層女兒宋炳良等。雖然民族上層的聯姻主要是政治婚姻，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民族勞動者之間的非政治婚姻關系，對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增進民族團結和融合起到了積極作用。布擺精心養護罕氏孤幼的故事被廣為傳頌，是傣佤人民友誼的象征。耿馬土司罕真法執政時期（1452年—1472年），因司署內亂，印太罕妮攜幼子罕沾到佤族部落悉尼大寨避難，讓罕沾拜佤族首領布擺為養父，布擺將其撫養成人，并成了勤政愛民、百姓擁戴、有所作為的勐勐土司罕廷法。罕廷法臨終前給子孫遺言：“對待別種人（別的民族），也要把人家當成我們家庭中的成員那樣看待。否則家里一亂，外人就會來欺負你們了。”在他執政時期，勐勐地方安定繁榮，民族團結，成為順寧府屬三勐之中最強盛的地方。歷代耿馬土司都把大寨佤族視為親戚，世代友好，相互尊重，使悉尼大寨佤族頭人享有見到土司可以不下馬、可在司署中掛刀自由出入的“特權”，被奉為上賓，大寨佤族也忠誠于土司，衙署親兵衛隊多由大寨佤族男子組成，成為智勇雙全的忠義之士。傣佤民族之間血濃于水的親情，使兩個民族緊密團結，共同建設邊疆，保衛祖國。①
2．授予各族村寨頭人以圈官、伙頭職位，使其成為統治集團成員，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為土司征派賦役。
3．尊奉和祭祀臣服的各民族崇拜的領袖和英雄人物為勐神，使被統治民族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4．積極調解民族矛盾。在勐董芒弄佛寺舊址前，有一棵被當地人民稱為“民族團結樹”的菩提樹。1905年，佤族紹興部落的永莫寨與完冷部落的永冷寨因“獵頭”發生械斗，紹興王請耿馬土司罕華基和勐角董土司罕華相出面調解，罕華基鄭重邀請順寧府官員前往調解，把兩部落王和相關村寨頭目召集到勐董會議協商。在會上，罕華基說：“你們以后不要再互相砍頭了，更不要來我們傣族地方砍頭。你們來我們地方趕街，我們也不讓我們的百姓欺負你們。”會議一致通過封佤族頭目為“捧勐”（地方事務總管）官銜、紹興王由“過勐”晉升為“召足”（印官）。會后舉行殺雞問卜、剽牛敬酒儀式，歃血言和，使雙方親善如故。為紀念調解成功，紹興王、耿馬土司、勐角董土司、順寧府官員在會議地點植下3棵菩提樹，并勒石“化外葫蘆五王酋要世代和睦，友好相處，團結互助，對耿馬土司的調解亦惟命是從，永不敵視”等銘文。令人稱奇的是，天長日久，3棵菩提樹竟然互相靠攏，長成參天大樹，成為傣、佤、漢民族團結的象征。從此，耿馬土司威信和影響大增，邊地一帶流傳“佤王在紹興，傣王住耿馬”之說，罕華基墓志銘刻有“非則耿地人民心悅誠服，即化外葫蘆地之五酋亦惟命是從，咸聽驅使焉”［2］的記載。罕華基執政時期，“整個辛吐襪納塔地方是一片繁榮昌盛景象，五谷豐登，人丁興旺，沒有戰爭，與各勐各地方友好往來，聯姻親善。”①民族關系的融洽，為各民族建設家園、保衛邊疆發揮了巨大作用。在班洪抗英斗爭等反對外來侵略斗爭中，各民族兄弟堅定地站在一起，共同維護國家利益。勐角董土司轄地毗連班洪、塔亭等佤族部落王地，“四山皆倮黑佧佤，治理甚難”，民族關系尤為復雜。傣族約千余戶，主要居住在壩區。罕氏土司規定的門戶賦稅各項，僅由傣族負擔，對轄區范圍的拉祜、佤等民族還由土司“隨時予犒賞，以資聯絡”［3］。20世紀初，英國牧師永偉里父子在阿佤山區開展傳教活動，積極為英國殖民者收集情報、籠絡人心。“英國教會在卡瓦山、祼黑山，以巖帥入教最久，受毒最深，為基督教勢力中心，凡入教者皆為土匪，平時以劫掠威脅其他寨民入教，不從則殺人放火之禍至，附近數百里莫可誰何。”［4］佤族和拉祜族地區，“人民信奉甚多，幾占全人戶四分之二”，②形成以巖帥為中心的一方勢力，佤族教民只聽教會而不聽土司頭人管理，甚至到了“永偉里行止所在，護衛如云，儼然一南面王也”［5］的程度。在經濟上，“入教之人每次須交米一口、雞蛋一個，否則交銀兩毫，月終復做大黨一次，每人須交一元以上之現金。綜計耿馬區域附近野人山一帶全年被吸去之金錢至少約在十萬以上，民間財力枯竭。”③傳教士還借機制造和擴大民族矛盾，向教民提供軍火。教會活動已成為罕氏土司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1935年5～8月，永文生煽動指使巖帥佤族教民與勐角董土司作戰，勐角董土司戰敗，罕華相逃到孟定，教民沿路燒殺，很多佤族、傣族村寨遭殃，勐角、勐董3個規模宏大的緬寺被焚毀，勐角、勐董市鎮一片焦土。經過此次燒殺，勐角董傣族同胞由1000多戶減少到100多戶，勐角董土司與巖帥佤族矛盾空前激化，罕富民曾發出“有你（指巖帥）無我了”的感嘆［6］。1940年3月13日，在教會的操縱下，滄源設治局長陳汝珍及其隨從在巖帥查禁鴉片時被教民砍殺。滄源解放后，隨著黨的民族工作的開展，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勐角董傣族與巖帥佤族的仇恨才逐漸消解。
傣族文化博大精深，主要融合了百越文化、中原漢文化、印緬佛教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臨滄罕氏土司區為多民族聚居區，毗鄰緬甸，特殊的地理環境使這里成為多元民族文化的交匯地。南傳上座部佛教、緬甸撣族、傣族、漢族、佤族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別具特色，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民信佛的社會，佛教文化已滲透到禮俗、節慶、文學藝術、建筑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罕氏土司區域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佛寺既是傳教場所，也是傣族人民學習傳統文化的學校。建于清道光年間的滄源縣勐董鎮廣允緬寺，是我國南傳上座部佛教現存建筑中保存較為完整、歷史悠久、藝術價值較高、多元民族文化特色顯著的建筑，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斗拱、飛檐等構件是漢文化建筑，而干欄式樓房、廳堂又是傣族建筑風格。大殿門外木柱上雕有兩條巨龍，穿過木柱伸出頭頸，張牙舞爪作搶寶狀，制作技藝精湛。殿內繪有10幅具有傳統中國畫風格的珍貴壁畫，內容有佛傳故事《逾城上走》《黑他瑪成佛》和清政府冊封當地土司的場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風土人情、禮俗制度、階級關系、建筑藝術等豐富的內容，成為邊疆各族人民文化交流歷史的見證。其中保存的滄源木鼓是紹興佤族贈送給勐角董土司的，是有上百年歷史的珍貴文物。多元文化特色還體現在建筑方面。司署衙門的宮廷式布局、對聯牌匾等，顯示出深厚的漢文化內涵。民國初期的勐董城市沒有城墻，周圍有傣家竹林環繞。城中有4座金碧輝煌的佛寺，司署建筑宏麗，居民多住瓦房。城中有溪流經過，街道大路以石塊鋪就。
“邊區有此美麗之城，乃漢族文化之表現，土民咸贊美之。”［7］傣族具有兼容開放的民族特性，不僅豐富了本民族文化，也成為受漢文化影響最大的民族。“今滇邊民族中，以擺夷文化程度為最高，知慧不讓漢人。”［8］《明史》卷三百十載：“土司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以格冥頑，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9］民國時期，開辦有“裕卿小學”等，設立漢語、漢文課程。罕氏土司子弟如罕貴德、罕富民等通常送入昆明南菁中學就讀。學習漢文化，既是中央政府對土司承襲資格的要求，也是土司為了提高統治能力，加強與內地文化交流的需要。耿馬第21世土司罕華基不僅精通傣文，還能用漢文賦詩作對。年方50即傳位長子罕富國承襲，宣布退位，一面扶幼攝政，一面致力于傣族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他還聚集社會賢達和傣族知識分子，將《三國演義》《西游記》等漢文名著和民間故事傳說翻譯成傣文敘事長詩，促進與內地的文化交流。至今，耿馬地區傣族民間仍然流傳著他的《桃園三結義》《石猴》《唐王李世民》《姜太公釣魚》等敘事長詩譯作。孟定弄閣太爺罕定國“頗知中國史事，能以擺夷語述三國演義”［10］。在耿馬地區，傣族人民也同漢族一樣過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期間，殺豬宰雞，相互拜年，請客喝酒，年輕人穿新衣、放鞭炮、向老年人磕頭拜年，開展蕩秋千、打陀螺、吟詩等活動。潑水節是傣族人民最隆重和熱鬧的節日，布朗、佤族也有同樣的節日。在傣族和其他民族雜居地，其他民族也參加或應邀參加潑水節活動，被待如上賓。傣族人民勤勞智慧，能歌善舞，文化燦爛，尤以傣歷、傣文、文學藝術著名。文學作品如《朗金步》（又譯為朗京布、朗鯨布）系列的“少女吃螃蟹”“少女吃青蛙”“一百零一棵接花樹”；滄源縣班洪、勐董地區的敘事長詩“婻金波”“娥并與桑洛”等故事，思想性、藝術性都達到很高的水平。傣族民間諺語豐富，其中不乏格言警句，凝聚著很多生產生活智慧，發人深省。傣文佛教經典是傣族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傣族人民能歌善舞，樂器有象腳鼓、铓鑼、笛、三弦等，舞蹈有跳擺、孔雀舞、馬鹿舞、麒麟舞、白象舞、蝴蝶舞、手巾舞、花舞等。傣族的竹編、刺繡、剪紙、繪畫、雕刻、制陶等技藝，是傣族人民長期實踐世代相傳的智慧結晶，也是寶貴的民族藝術珍品。手工技藝孟定芒團白棉紙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對于一些山地民族而言，傣族擁有先進的文化和生產力，在與各民族相互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占有很大的經濟和文化優勢。一些山地民族認為傣族物產豐富是因為信佛，因此也積極引進南傳上座部佛教和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積極引進傣族先進的農耕技術，學習傣族的禮儀、語言和清潔等生活方式，使原有的一些粗鄙的民族性情也變得溫和友好和細膩。芒洪、翁達等地的“山傣”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化融合、通婚的必然產物。佤、拉祜、崩龍等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也創造了各自獨特的民族文化。佤族的木鼓舞、刀舞、蘆笙舞、臼棒舞、拉祜族的葫蘆笙舞、景頗族的集體舞等舞蹈，彝、傈僳族打歌等，生動地表現了各族人民勤勞、勇敢的性格和生產生活情景。佤族的《司崗里的傳說》在中華民族文學中占有一定地位，有重要的民族學價值。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對納入版圖的少數民族地區大多采取“以夷治（或制）夷”“以夷攻夷”等歧視和反動政策，封建統治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收取更多的貢賦，滿足統治欲望。規定土司區有“納貢”和“供征調”的義務，卻很少或從未想到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教育文化事業，阻礙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的正常發展，客觀上造成了罕氏土司社會發展緩慢的狀況，但在歲月的磨蝕中，依然給世人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土司文化遺產。乾隆六年（1741年）土司罕信忠執政時期修建的滄源縣勐董鎮廣允緬寺，以其保存較為完整的典型的南傳上座部建筑風格、具有很高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的壁畫，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耿馬景戈白塔，至今仍然是當地僧侶和信眾開展佛事活動的重要場所，成為耿馬縣的標志性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年間的耿馬總佛寺（官佛寺），建筑飛檐斗拱、雕龍彩繪，宏偉壯觀，至今仍是全縣佛教活動中心。位于勐永鎮東南2公里的炳允山上的罕氏土司墓群，為耿馬歷代罕氏土司安葬地。其中以第21世宣撫司罕華基墓最為壯觀。墓高5米，寬10米，長6．8米，雕有龍、鳳、獅、象、鹿，置有高103厘米、寬54厘米、厚6厘米的大理石碑文，用西傣文（經文）記述罕華基執政功績和21代土司名錄。
留存至今的耿馬土司府建筑，主要為議事廳和小洋樓，目前已成為臨滄市第一家民族博物館———耿馬傣族佤自治縣民族博物館和民族研究所辦公場所，展示耿馬地區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土司時代人們生產生活的照片、實物，開展民族文化研究，對弘揚民族文化、促進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推動耿馬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罕氏土司印鑒如“耿馬宣撫司印”“孟定府印”“干城后將軍篆”等，成為重要的文物，見證了罕氏土司區歸屬中國的歷史。至今，耿馬官佛寺仍保留有227部745卷傣文經書，滄源各佛寺藏經6666冊，與《召伍定》《伍定滿佐》等傣文珍貴史籍一起成為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具有很高的研究利用價值。近年來，以雙江縣勐庫冰島古樹茶為原料加工而成的“茶王冰島”已成為國內外普洱茶愛好者公認的好茶。該茶葉品種即為中國名優茶葉有性系品種———雙江縣勐庫大葉茶，具有條索肥碩，多葺毛，顯毫，芽尖紅，鮮爽回甜等特點，其內含物質豐富，茶多酚和兒茶素較高，適合制成綠茶、紅茶和普洱茶。溯其源流，即始于罕氏土司對茶樹的成功引種。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勐勐土司罕廷法得知西雙版納農民種茶情況，即派李三、巖信、巖莊、散琶、尼泊5人到西雙版納的勐海等“六大茶山”地區帶回茶籽200多粒，在冰島培育試種成功150多株。之后，勐庫的各村寨多有種植，源自西雙版納的茶葉品種找到了特殊的生長環境，逐漸形成有名的“勐庫大葉茶”這一著名的有性系茶葉品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勐勐土司罕駝法與順寧土司聯姻，作為罕氏土司公主的陪嫁，送去勐庫大葉茶種籽數百斤；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秋，順寧知府琦璘與縣紳陳維寅各捐銀50兩，引進勐庫茶籽，開辟鳳山茶園，推廣種茶，使這一優良茶種傳到鳳慶，演化為著名的“鳳慶大葉種”，促進了鳳慶成為中國著名的茶區。土司統治時期，茶葉已成為土司向農民派捐的重要物資之一。民國初年，雙江縣茶葉種植擴大到壩卡、懂過、公弄、邦改、邦木、邦協、勐庫、勐勐等地，勐庫和四排山成為全省著名茶葉產區，一度年產萬擔，收益在稻谷、棉等農產品之上，是茶區農民的經濟命脈。茶葉銷往下關、昆明、四川、西藏等地及鄰國緬甸、東南亞國家，成為順寧茶廠的主要原料產地。1923年，保山人封維德集資數萬元，到勐庫購茶種百馱，運至騰沖縣竄龍、蒲窩兩鄉種植，這一優良茶葉品種逐漸在保山地區推廣種植。優良茶樹資源由西雙版納向臨滄、思茅、保山等地傳播，是以民族遷徙、民族間的婚嫁作為媒介，茶樹找到了海拔較高、云霧更大、生態條件更加優越的環境，它們和當地原有的茶樹品種進行了天然的或人工的有性雜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優良新品種茶樹，豐富了云南西南部地區大葉茶品種資源，以茶為媒，品茗交流，使茶在民族文化和農藝交流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云南各兄弟民族形成親密和睦的民族關系。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大白牛經》的故事曾經廣泛流傳在土司和民間。曾經是孟定土司宮廷里的道具舞蹈《蝴蝶舞》，現已成為特色鮮明的傣族傳統歌舞。
作者：罕燕 單位：云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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