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青海民族文化的歷史及其現實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青海民族文化的共生空間青海地區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地理人文環境，構成了該地區民族文化賴以產生發展的生態和土壤。青海地處黃河、長江的源頭，在我國西北、青藏高原的東北部，分別與甘肅、四川、西藏、新疆四省區接壤，是祖國內地連結西藏、新疆和甘川藏區的紐帶，在地理上占有特殊位置。從青海民族文化的共生空間來看，大致可以分成兩大自然區域：第一，西部和南部牧區：這一區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這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氣溫較低，空氣稀薄，干燥少云；草場寬廣，牧草豐茂，是青海游牧文化的搖籃。第二，東部河湟（日月山以東）地區：這一區域是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的過渡地帶，是中原農業文化和草原牧業文化的結合部。這里海拔在1000米-2500米之間，水源豐富，黃河及其支流湟水貫穿其間，氣候相對溫潤，宜耕宜牧，歷史上一直是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逐鹿之地。青海地區地貌類型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使其文化生態隨之呈現出典型的多樣化特征，既有以畜牧業為主的草原文化生態（以藏族和蒙古族藏傳佛教文化為載體，統稱“藏文化”），又有以旱作農業為主的農業文化生態（以漢族儒道文化、回族和撒拉族伊斯蘭文化為載體，統稱為“漢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同時還有介于農業文化和牧業文化之間的商業文化生態（以“伊斯蘭商業文化”為載體），并表現為與其地理生態相適應的民族、文化和生計方式的立體分布格局。這三大文化生態反映了它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環境的迥異和它們彼此的相對獨立性，但其總體上又呈現相互滲透與融合的態勢。特別是藏漢兩種文化，因其主體在信仰和習俗方面的諸多共同點和一致性，呈現出的互動尤為凸顯。伊斯蘭商業文化也以其極大的包容性和頑強的生存能力，始終與其他文化保持了密切聯系。
（二）青海民族文化的經濟共生態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經濟的核心是社會成員和利益主體對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即對經濟利益的占有和分割問題。各個民族在自身長期發展過程中，建構的與大自然的溝通方式，成為其占有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稟賦的有效通衢。由于青海東、西、南、北地理生態的迥異，自歷史時期以來就形成了在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結構及文化諸方面各具特征的不同區域，進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生態•經濟•文化區域，即:青南牧業經濟文化區、環湖半農半牧經濟文化區、河湟農耕經濟文化區。河湟地區是由湟水和黃河兩條河流沖積而成的谷地組成的。河谷間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為先民們從事農耕生產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羌人于漢代以前便在此墾殖，漢將趙充國首創的"屯田戍邊"政策，逐步由湟水兩岸擴及黃河兩岸，東部農業區得以開發。以后歷代皇朝都將屯田實邊作為鞏固擴大西陲之策。內地漢族兵民得以將其先進生產技術傳入此地。傳承了中原儒釋道思想的中原文化從此根植河湟，成為漢文化的主流價值。同時由其所處的獨特的地理人文生態，促成了河湟地區多民族及其文化交匯帶的文化功能區地位，即：河湟地區正好是青藏高原與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的交錯地帶，從地理、氣候、資源等條件看，有著三大高原的共同特質，適合來自三大高原的遷徙民族生存發展，故北方蒙古草原的吐谷渾民族、蒙古民族，黃土高原的漢民族，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等都曾在這里走進遷出。加之此地為中原政權的邊緣地帶，有暇顧及則納入管轄范圍，無暇顧及則實行彈性管理，客觀上給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青南地區位于昆侖山以南，是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它以高亢的海拔、巨大的山體，寒冷的氣候被譽為地球“第三極”。其間如馬可西里山、布爾汗布達山、巴顏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瑪卿山等諸多高大山之間遍布高原草原，為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之地。同時，由于地處高原腹地，使得外來文化影響較小，藏族和蒙古族分別集中聚居，相對封閉保守的宗教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傳統民族文化保持著高度內聚性和排他性。環湖地區指日月山以西的青海湖盆地、柴達木盆地及周圍群山高原，歷史上為藏族與蒙古族相替居住之地。近代以來隨著漢族和其他民族相繼遷入，故形成多民族雜居、蒙藏回等民族各自集中聚居格局。宗教在環湖藏族中有深遠影響，但相對于青南地區要略顯薄弱。隨著大通河流域、柴達木盆地及共和盆地相繼被開墾為農田，環湖地區日益成為半農半牧經濟帶，同時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大。可見，人們選擇何種生產方式，并非為其主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依托的自然環境，而一定的生產方式又直接影響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故青海多元民族文化間的共存互動關系是與其所依托的經濟共生態相伴相生的。
（三）青海民族文化的政治共生態
青海地區南通西藏、東連河隴的歷史地理方位，使得這里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原封建政權西進、北上和西部、北部少數民族南下、東進的爭奪焦點。漢代修筑令居塞（今甘肅永登），為了“斷匈奴右臂”，在今西寧設立具有軍事和郵驛性質的西平亭，此后，又設立護羌校尉等。以趙充國為首的移民實邊為河湟等地的大規模的屯田樹立了榜樣，促進了當地發展的同時，也改變了民族構成和文化元素。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大分裂、又是大融合時期。包括后涼、南涼、前秦、后秦、吐谷渾等多個民族政權在青海大地角逐建政，隨之而來的是匈奴、鮮卑、羯、氐等大小民族及其文化被不同程度地融入到當地土著民族之中，青海民族文化的內容得以豐富。唐朝時期，吐蕃并吞吐谷渾，與唐王朝形成對峙局面。唐置隴右節度使，駐鄯州（今樂都），大量唐軍和漢族兵民進入青海。安史之亂后，吐蕃乘勢東進，原青藏高原的許多民族均納入其麾下，史稱“河湟之地遂悉為戎”。吐蕃推行強制同化政策，其部落制度和宗教文化由此在青海高原扎根，成為維系藏民族的重要精神紐帶。至宋代，吐蕃贊普后裔唃斯啰在青海建立地方政權，對青海民族文化注入了更多的藏文化的內涵。經過了宋、遼、夏、金的大動蕩之后，到了元明時期，青海的民族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和重組，最終形成了今天六個世居民族交錯雜居的穩定格局。特別是在明清，中央王朝對青海境內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政策，如對蒙古族實行蒙旗制度，對藏族實行千百戶制度，在土族和撒拉族中實行土司制度，在漢族和回族中則實行府縣制等。不同政權及不同政治制度的實行，盡管其初衷是通過分而治之，防止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地域上造成對封建王朝統治權威的威脅，但在客觀上阻止了各民族的完全融合與趨同，保持了各民族文化的“邊界”與個性，使青海民族多元文化才得以共聚共生。
（四）青海民族文化的人文共生態
青海民族文化的起源，應追溯到古羌和西羌文化。考古發掘所示，早在人類史前時期，這里就產生過相對發達的農耕經濟文化和畜牧經濟文化，這兩種經濟文化類型隨著先民們對自然地理環境的不斷適應和改造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互動和碰撞。青海地區最早見于文獻記載的民族是羌，在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羌人不間斷地向東、向南遷徙擴散，為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提供了重要的族源成分和文化元素。羌人之后，中原漢族軍民隨著漢開河西相繼進入河湟地區，漢文化與原始羌文化形成碰撞之勢。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青海為羌、漢、鮮卑等諸多民族爭奪、駐足之地，青海多民族文化初見端倪。以吐谷渾人為代表的鮮卑文化在青海草原和河湟谷地廣泛傳播，匈奴、漢、羌諸民族文化亦群雄逐鹿。最終鮮卑草原文化憑恃其附著的政權力量凌駕于青海文化舞臺之上。隨著北魏孝文帝改革，包括青海在內的羌、匈奴等民族體因民族大融合而逐漸告別了歷史舞臺。隋唐時期，突厥族系民族和吐蕃民族在甘寧青地區活躍起來。同屬突厥族系的沙陀人、粟特人、回鶻人也先后在青海地區留下了活動蹤跡。唐代，吐蕃人在西藏高原崛起并積極東擴，安史之亂后，整個隴右地區盡陷于吐蕃，吐蕃得以在此地統治近一個世紀。大量的吐谷渾人和羌人融入到了吐蕃民族中，吐蕃文化隨之傳播，它是在大量融匯了境內的西羌文化、鮮卑文化和漢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吐蕃的強制同化政策下，藏族的分布區域進一步擴大，藏族漸成為當地主要民族之一，吐蕃文化這一高原強勢文化，在此地繁榮達200年之久。宋代以降，憑借著唃斯啰藏族地方政權在河湟流域的建政，吐蕃文化仍據主流，但其發展不失民族傳統，宗教上信奉本教，與吐蕃原始宗教相承續，同時尊崇佛教。唃斯啰時期，青海東部成為藏傳佛教后弘期下路弘傳的發源地。這里的神話與鮮卑薩滿文化同羌藏本教文化相結合，逐漸發展成為特有的高原神佛文化，該文化籠罩下的民眾，長期生活在高寒環境中，精神上沐浴著人神兩界思想境界，一直延續到明清民國。元明時期，蒙古人在青海地區呈人口增長趨勢，大量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人也客居于此。最終分化、重組為六個世居民族共生、伊斯蘭教、藏傳佛教、道教、漢傳佛教及儒家倫理等多重思想、宗教共聚的多元鼎立的文化格局。這種格局，至明清、民國，再無大的變化。至此，青海地區匯聚了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兩大宗教、四個民族（漢、藏、回、蒙古），加之土生土長的特有民族土族、撒拉族，從而形成了今天青海文化的基本格局。
從青海民族文化形成發展的軌跡來看，該地區民族文化逐漸生成了三個文化圈，即藏傳佛教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和漢文化圈。藏傳佛教文化圈的主體民族為藏族、土族和蒙古族，自歷史時期以，他們就以青海東部宗喀地區為核心區向周緣鄰地傳播擴散，逐步形成了以共同信仰藏傳佛教為紐帶的文化圈。這一文化圈所覆蓋的還有羌人、吐蕃、鮮卑及北方蒙古人等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圈將西部、北部草原游牧文化與藏傳佛教文化緊密結合，對其所屬民族的生活、生產乃至心理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伊斯蘭文化圈的主體民族為回族、撒拉族，他們都是世界伊斯蘭民族“東進”的產物，其文化也是世界伊斯蘭文化體系的“東漸”部分。他們以河湟地區為核心區向北、向西、向南輻射，形成了以信仰伊斯蘭教為標志的文化圈。穆斯林民族典型的"小聚居"居住方式，使其表現出強烈的內聚力和排他性。但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與蒙藏文化從文化內核至外在表現都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甚至在伊斯蘭教本土化過程中，通過“以儒釋經”等方式，吸收了商業文化和農耕文化的精髓，使得該體系與農耕經濟文化、游牧經濟文化有著極強的互補性和吸附作用。因此，伊斯蘭文化、藏傳佛教文化、漢文化得以在青海高原共聚共生，是與各民族生產、生活及適應心理的相互依賴與密切互動作用分不開的。漢文化圈，主體民族為漢族。漢文化是中原文化的“西延”部分，傳承了中原的儒釋道文化，傳播到青海高原，更是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各世居少數民族的獨有文化內涵，因此漢文化具有相當的延 展性和擴張力。歷史上在青海形成了中原漢文化西進的三個高潮，即：兩漢時期、隋初至唐天寶末年、明朝時期。漢族文化又不得不適應其與少數民族文化交替過渡的這塊特殊生態和土壤，包括吸收、融入一些土著居民的文化以適應新的環境，從而形成了濃郁的地方性傳統文化，這正是青海漢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的區別所在。伴隨著各民族互動及經濟社會變遷，這三個文化圈也日益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重合性和互補性。
二、青海民族文化在共聚共生中所呈現的特質
青海民族文化的發展，在共聚共生的歷史形態中呈現出自身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質。
（一）共聚共生，多元涵溶據文獻記載，自戰國至清代，青海地區先后有20余個民族先后生活角逐于這塊土地上。有許多古代民族曾在青海歷史舞臺上顯赫一時，后來融合于漢族和其他民族。各民族文化就在此過程中，相互碰撞、相互涵化，共同構筑了青海多民族文化共聚共生的歷史。民族遷徙、人口流動、政權更迭往往導致文化從一個地區擴散和傳播到另一個地區。［3］歷史時期青海地區民族構成的多元化，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行為。共同根植于青海高原獨特人文環境和土壤的各種文化，既有各自獨特的個性，也有許許多多的共性，各民族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既自成體系又相互滲透，多種文化風俗與宗教共存于青海大地。有些民族的文化融入漢文化之中，有些漢文化融入少數民族文化之中，顯示出了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共存、各民族文化共存、各宗教文化共存、各地域文化共存的多元民族文化互補共融的特點，成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之園的一朵奇葩。
（二）鮮明特色，終極關懷青海民族文化的鮮明特色主要體現為其濃厚的地域特色和宗教色彩。青海地區既是高寒、嚴酷的青藏高原的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又是“東接秦隴、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護甘涼”的要塞，因此，青海民族和地方文化中民生色彩比較突出。除此，作為歷史上有名的“河湟民族走廊”與絲綢之路的重要輔道“青海道”，這一地區在歷史上始終扮演著為歷代各民族與中央王朝間的納貢與回賜、茶馬貿易等提供舞臺的角色，從而為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歷史內容融入了更多的青海地域色彩。青海歷來又是多宗教匯聚之地，從而為青海民族文化賦予了鮮明的宗教色彩。從族際間宗教和習俗文化的互動情況看，可分為兩個緊密的互動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漢族之間的互動圈，其中，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藏傳佛教，土族吸收了一些漢族“宗法宗教”的成分，漢族也同樣受藏、土兩族宗教的影響；二是回族和撒拉族之間的互動圈，伊斯蘭教是他們的共同信仰。由各自的宗教認同，進而上升為高度一致的民族認同。
三、現實啟示
今天，多元紛呈、共生互補的民族文化格局已經在青海大地上落地生根，這要得益于青海民族文化良好的歷史形態與人文基礎，但我們仍有必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它們，以便于更好地為今天服務。
（一）應明晰當前青海文化發展的主調———多元民族文化共聚共生、涵溶互補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勞動中創造出來的物質、精神文化的總和。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有其局限性。在現代化進程中，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帶來的往往是兩種結果：一是破壞它的特殊性，二是打破它的局限性。而依據、憑借自身的傳統和特點，采借外來文化形式，在相異文化的交流整合中弘揚各民族優秀文化，提升民族文化價值，也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之勢。從文化的角度看，現代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個文化形態的變遷過程，是多元文化交流和整合的過程。多年來，在國家相關政策的保護和各族人民的堅守下，青海各民族對現代文明、現代主流文化的認同感在逐日提升，但總體上，現代化進程中民族文化仍是面臨的危機大于其繁榮景象，主要危機就是邊緣化、趨同化、散失化。有人認為，現代化必將導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多元將歸于一元。但事實上現代化作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它更應該是各種文化交相輝映、共同繁榮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現代化并不意外著文化的同質化，也不是文化的同一化，它是多元文化的統一體。民族文化的現代化則應是在保持現有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利用現代科學所帶來的文明成果，最終體現的是一種現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體現的是一種有序、和諧的生存狀態。當前，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之爭、文化沖突盡管已成為民族矛盾的一種反映，但應看到的事實是，各族民眾間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進的趨勢也在不斷增強?；诖?，促進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流，在求同存異中體現各民族共生互補，最終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之花根植于民族文化，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二）應辯證看待每一民族文化的兩面性青海民族文化作為一定歷史的產物，有其鮮明的時代烙印，其發展速度相對于經濟社會而言，也呈現出緩慢性，甚至在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個別元素還日益凸顯出落后、消極的弊端。這就需要我們以揚棄的態度，辯證地、歷史地看待每一民族文化，對于民族文化中合乎發展、具有普啟遍價值的元素，如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厚德載物”的博大與寬容精神等等，應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有些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過去哺育了我們的祖先成長，也必將伴隨著他們的后代走向未來。青海長期以來囿于自然環境嚴酷、信息閉塞的不利條件，民族文化中有些優秀、積極的因子長期被塵封桎梏，今天，必須致力于文化體制改革，對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精華給予應有的尊重與保護，使之真正成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
（三）應立足歷史方位與現實坐標，切實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推進文化建設必須立足于現實的經濟社會條件。馬克思曾經指出，人類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推動青海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從青海實際出發，找準歷史的方位和坐標、青海文化發展的現狀與特征。豐富的原生態人文環境、多元的民族民間文化是青海文化發展的潛力所在，我們應充分認識青海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與青海長期文化建設投入不足、產能滯后并存的事實。如何以自信、開放、創新的青海意識，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資源和經濟資源，既是我們的共識，更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社會擔當。
作者：趙英 單位：青海省委黨校民族宗教教研部
